探访疯人院——
一、面对面
二、受害者访谈
三、本月被精神病动态
四、精神病人权益
五、评论呼吁
六、民间行动与倡议
七、域外传真
英首席医疗官：须加强关注劳动者的心理健康问题
2014年9月号
主办：民生观察工作室
编辑：刘飞跃 晋贤
本期封面人物：宋再民
分类： 第二十七期
探访北京平谷精神病院 宋再民呼“我是被绑架来的”
“大姐，你们怎么来了？我是被绑架来的！”
这是本刊在北京市平谷区精神病医院暗访被关押的宋再民时，他见到我们后说的第一句话，至此，消失近两月后外界终于听到了他的声音。
宋再民，男，住北京市平谷区太和园小区4-1-2，早年参加过六四学运，这25年来从没有放弃过民主事业，通过各种渠道跟方式为上访者跟冤民声援，也是北京公盟的义工，为国内公民社会贡献颇多。曾经被”国保”多次威胁，恐吓。在全国新公民运动的公民同城聚餐受到当局大规模打压，多数参与同仁被抓、被判后，宋再民面对这恐怖的环境仍然号召公民聚餐，从未间断。
2014年8月份时，他突然与外界失去联系，经过朋友多方打听，于9月中旬才得知他被平谷区渔阳派出所送到了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院（俗称：釭窑精神病院）关押，该院坐落在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滑子村南村口（以前归韩庄管辖），10月8日本刊前往该院进行了实地探访。
本刊两名志愿者（以下简称本刊或我们）8日早晨7点从北京城出发，中午11点才到达平谷区汽车站，再打车行驶约16公里后，终于来到这座偏僻的精神病院，医院并不大，而且显得比较陈旧。到了村口已近中午11点40分，我们先选择在医院内转了一圈探探路，再去医院旁的唯一小饭店吃饭。12点半钟，再次进入医院住院部后，发觉饭前还热闹非凡的医院顷刻间寂静的听不到一点声音，挨着敲精神科的门，没有任何响应。就连二楼的护士台都是空空的，我们挨门寻找，一直找遍上下三楼所有的房间也没看到一个人影，后来才知道医院工作人员集体午休。
寻找完住院部整栋楼再来到门诊部楼搜索时，终于碰到一个打扫卫生的大姐，按着她的指点，我们拐了几个弯来到了门诊楼二楼楼梯口，终于看到了一张白纸上上写着“精神病房、有事敲门”八个大字的精神病住院部，我们敲响了紧闭的防盗铁门，门开后身穿白衣服的大夫问找谁，我们报出宋再民的名字后，开门的大夫貌似反映过什么似的说让明天再来，因为院里有规定只有礼拜四和礼拜日可以会见。
正在我们交涉时，忽然听见大夫后面有人喊”大姐”,抬头一看原来是宋再民！他在里面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走过来了，激动的我们都有些不知所措，还没等我们开口，他就喊”大姐，我是被绑架来的”。“在哪里绑架的？””在家，他们在家绑架了我”，门口的医生看到这个情况后用力的往回拉门，我们在门外用手吃力的扳着，我们的争吵又引来了三个医生，他们好像一堵墙一样挡在了我们和宋再民的中间，其中一个带眼镜、年龄偏长的中年男子再三表示，宋再民是派出所送来的，有事你们找派出所。
当笔者提出，你们医院是派出所开的吗？他们拒绝回答，只是三人用力的往回拉门，我们冲宋再民呐喊，他们有给你做鉴定吗？他的回答是”这次没有，以前有，但是那个鉴定是违背我及我家属意愿的，属于违法行为的鉴定”。
短短几分钟的见面话还没说完，沉重的防盗门在三位医生的努力下，终于“砰”的一声关上了！
宋再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名片上写了这样一段话——“扫射天下邪恶 创造人类文明 消灭独裁政府 创造民主中国。随着波波非暴力民主人士的纷纷挺身入狱，我已经更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文明和民主的召唤，每一位志在创造民主中国的民主革命炮灰、烈士、志愿兵都应该准备默默承担被贪官酷吏关押、致残、致疯、致死、株连等系列代价，为开人类的万世太平，我们甘洒最后一滴热血，无怨无悔慷慨赴义。请同志们参加每月第二和最后一个周六下午两点后的在京公民同城聚餐，地点：北京市慧新西街太熟悉家常菜。”
可以看得出他一直延续着新公民和平聚餐的理念，并在新公民群体被打压后身体力行的实践着，而新公民运动最早被抓的”十君子”之一的侯欣女士说”他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人，我很支持他敢去闯、敢去行动的个性，这也许就是当局打压他的缘由”。
“我们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今天罪恶深重天怒人怨，我们忍无可忍，法律不能再为这些特立独行的赃官酷吏们弯曲，光诚冤案，必须立即给予纠正，以避天罚”。这段话是宋再民围观陈光诚案件时写的。今日，再民冤案，我们还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吗……？
山东烈女子林秀丽被丈夫、政府5次关进精神病院
林秀丽，女，1969年2月26日生人，户籍地，山东省青岛市城阳2区古庙头村1306号，现住青岛市绍兴路95号6号楼2单元601室，身份证号；370727196902263061。
本刊在北京南站见到林秀丽时，听她讲述了她的辛酸经历，她，2001年夏天，那时 31岁，经同学牟珊介绍和职业医生刘根成一见倾心，2002年7月19日林秀丽生下了她的爱子林家欢，正当林秀丽怀抱幼子憧憬者美好未来的时候，无意中在诊所里发现刘根成和82年出生的孙晓燕的奸情，林秀丽和所有深爱自己男人的女人一样，对此无法容忍，指责刘根成忘恩负义，刘根成恼羞成怒，多次殴打林秀丽，并声称林家欢不是他的儿子。为了证明林家欢和他没有血缘关系，2003年8月刘根成给儿子林家欢做了亲子鉴定，鉴定结果让他非常失望，林家欢就是他的血亲之子。
名份，对于此时的林秀丽来说就像沙滩的露水，她要给儿子一个交代，她要让那个抢了她男人的女人知道，她才是他的妻子，他孩子的妈妈。
2003年8月27日8时许，刘根成窜入林秀丽位于青岛市绍兴路95号的家中，不容分说对林秀丽一阵拳打脚踢，还觉不解恨，掐住林秀丽的脖子至其昏迷后把她从6楼的窗户扔了出去。幸亏邻居发现，及时抢救才保住了一条命。经法医鉴定为六级伤残，还有多处轻伤。
案发后，刘根成仅被市北区公安分局关了两天就取保出来，为了掩盖故意杀人真相，多次到医院找林秀丽，以不拿钱看伤相威胁，强迫林秀丽在他写好的假的案发经过上签字，按手印，妄图逃脱法律制裁。为此辽源路派出所民警先后三次到医院调查，林秀丽前两次都说是刘根成威逼所致，第三次警方再次调查时，林秀丽怕真的把刘根成抓走无人在承担她的医疗费耽误治疗，造成终身瘫痪，更担心儿子没人照顾，违心的说是自己同意那样写的。2003年10月1日，刘根成强行把林秀丽从青岛401医院转到骨伤医院后不久，把孩子抢走，以此要挟林秀丽出院，最终因耽误治疗导致林秀丽右臂残疾，腰部畸形，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但刘根成并没就此罢手，害怕林秀丽到北京告他，就诬陷林秀丽有精神病，是自己跳楼自杀，并与2003年11月强行把林秀丽送进了山东省青岛市第七人民医院（精神病院）。在这期间大夫了解到林秀丽没有精神病，让刘根成接林秀丽出院，刘根成坚决不肯。事后，林秀丽借病人家属的电话通知家人，才在姐姐的营救下逃了出来，到此时林秀丽已在医院住了11天。
身心备受摧残的林秀丽出院后，找到辽源路派出所的办案民警索要案件结果，民警再次给她做了询问笔录，林秀丽如实陈述了案发过程，等待警方公正的处理。
2005年春节前，林秀丽实在难忍思念儿子的煎熬，又到刘根成的诊所要求见见儿子，被刘根成和孙晓燕打伤。2006年的正月十五再次被打，幸亏过路的人报警求助才避免了更大的伤害。2006年5月6日再次发生厮打后，刘根成、孙晓燕强制把林秀丽送到了精神病院，大夫了解情况后把林秀丽放走。
2006年9月3日刘根成、孙晓燕、刘超（刘根成的侄子）三人把林秀丽捆起来，打她、折磨她4个多小时，并强行给林秀丽打了5针不知名的药水。到此时林秀丽才对这个衣冠禽兽彻底寒了心。
2006年11月林秀丽到省公安厅反映情况时了解到，刘根成，这个自称离异的单身男人早有妻子。林秀丽这才明白，原来一开始刘根成就是在骗她，这更让她坚定了依法制裁他的决心。
2006年，青岛市市北区法院在检察院提起公诉一年后做出了枉法判决，判刘根成无罪，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也罔顾事实维持原判。再林秀丽不懈的努力，2008年中央政法委督办后，青岛市市北区法院承认错误撤销原判决，却又重罪轻叛，改判刘根成有期徒刑3年6个月。但在利益的驱使下，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很快就给他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刘根成，连监狱的门都没进就又获得了自由。而此时，全身六处伤残的被害人林秀丽，却因为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被警方查出上访材料，交给驻京办押送回原籍关押在青岛市淮阳路7号。
但这并不是第一次，林秀丽的材料中记载，从2007年始至2014年5月共因上访被非法关押了28次，其中3次被关在了精神病院。
林秀丽清楚的记得那是在2011年1月1日，因为案件久拖不决，还遭遇政府的迫害，林秀丽决定用生命换取司法的公正，她料理好了身后的事物，就到天安门广场毛像前自焚，幸亏警方及时发现制止，才避免了红颜早逝的悲惨结局。
地方政府按照天安门警方要求把她接回原籍，不但没给她解决问题，反而把她送进了麦岛市淮阳路7号，一个专门关押上访人的地方。在这被非法关押的7天里，林秀丽绝食抗议，第7天夜里，青岛市辽源路派出所的多名警察把林秀丽强制送到了青岛市麦岛精神病医院。在即没有家属到场，也没做相关检查的情况下把她收进了病房。
在精神病院里，林秀丽还成了重症监护“病人”，长期让她住在护士值班室对面的一间小屋子里，以方便看押，防止她逃走。医院的大夫明确告诉林秀丽，“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知道你没有病，我们也不愿让你住在这里，可这是政治任务，青岛市政府下的命令，我们只能执行，在这里你必须要吃药，不吃就会采取措施”。这并不是威胁，只要林秀丽不吃药就会被暴打一顿捆起来强制打针、灌药。医院的伙食也很差，大夫和护士还经常打病号， 2011年7月17日林秀丽趁其不备翻窗逃了出来。
林秀丽说，进去的第一天大夫告诫她让她遵守那的规矩。她没办法只好吃了他们给的半个白色的小药片，他们走后我就吐了，收藏好做证据。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大夫找事就给我换药了，两片或者四片，把药捣碎和水让我自己喝，把药水喝完还要看着我喝3杯白水，这还不放心，让我在他们跟前站一会才让我走。服药后，头疼，也不能思考，浑身说不出的难受，坐立不安，还几个月没来例假，出来后7天7夜没睡着觉，浑身都疼。
2011年7月27日林秀丽身体稍有好转，就到菜市场去买菜，回家时刚走到楼下就被青岛市市北区法院的人强制押送到辽源路派出所，和辽源路派出所的民警一起把林秀丽押送回精神病院。为了防止林秀丽再次逃脱，医院安装了监控，她多次寻找机会，直到2011年10月21日才在病友的帮助下再次逃出了精神病院。这次她担心在被抓回去，没敢回家，也不敢去车站、旅馆，躲在郊外的朋友家里休养了几天后便搭过路的货车赶到了北京。
2011年11月21日，林秀丽拖着病残之躯到国家信访局准备递交控告信，刚走到信访局大门口就被青岛市市北区法院的法官周桂玲带人截住拖到法院的车上押回青岛，全然不顾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草案)》中将正常人投入精神病院 要负法律责任的规定，再次把林秀丽送进了麦岛精神病院。因为林秀丽几次逃走，给负责看管她的护士们惹了不少麻烦，护士们强烈抗议把林秀丽留在医院，在护士们的抗议和网友的帮助下，11月30日青岛市市北区政法委和法院不得不把林秀丽接出来，至此林秀丽才结束了她被精神病的日子。
但是，把她关精神病院却是这些人预谋已久，林秀丽说，2007年，他们诱骗我姐姐说我在北京犯事了，如果你说她有精神病的话，可以从轻处理。幸好我姐姐没上当，他们的目的是想利用我家人的手，把我送进精神病院进一步迫害。并且还监视我的住所，联合中介机构不让把我的房子出租，以断绝我的经济来源，居委会还把我的楼梯上锁不让我回家。
林秀丽的上访材料中还详细的记录了她被非法关押的次数、过程和时间，在被非法关押的900多天里受尽了折磨与煎熬。
更让她不能释怀的是，2012年5月9日下午2点，林秀丽在北京南站2楼候车室见到了温家宝总理并递交了上访材料，请总理帮助伸冤。总理走后她被北京南站的警察交给驻京办，一安姓民警带一伙不明身份人员把她押回青岛关押在位于青岛市延安三路的金狮大一店330房间。
第二天下午（5月10日），青岛市市北区政法委的朴姓主任和市北区公安局的领导来找林秀丽要给她做精神病鉴定，被林秀丽严词拒绝，5月11日上午林秀丽的姐姐给她打电话说“去年来的警察又来了，让我签字给你做精神病鉴定，我不签字，他们正逼我呢”。在姐妹俩的坚持下，这次警方没有得逞。
2014年3月29日青岛市市北区信访局在北京把林秀丽带回关押青岛市辽源路爱尊客宾馆，第二天上午8时许，来了7、8个警察把她押到一个她不知名的地方，强制做了精神病鉴定。
2014年5月2日青岛市市北区信访局从马家楼强行把她押回青岛市辽源路拘禁与爱尊客宾馆，第二天（9月3日）辽源路办事处书记杜杰告诉林秀丽，等政法委书记给她接谈，并每天给她300元生活费。
5月6日林秀丽到办事处领生活费时，辽源路派出所警察把林秀丽带走拘留了7天，并逼迫她在精神病鉴定书上签字，林秀丽发现鉴定结果是，1、应激后人格改变；2、限制责任能力。林秀丽认为这是在陷害她，企图限制她上访伸冤和掩盖2011年非法把她关在精神病医院的犯罪行为。林秀丽，这个烈性女子怒斥警方的卑劣无耻行为，最终，这场闹剧在林秀丽的斥责声中收场。林秀丽说，她被非法关押在黑监狱的500多天里吃、喝、拉、撒、睡全在屋内，多次遭到男看守的殴打、还强制搜身，把她身上的财物全抢走，手机、照相机等物品至今没还给她，还经常不给饭吃。
听着林秀丽时而凄然时而悲愤的诉说，我不禁有些迷惘，那个让她留连时有恨，缱绻意难终的男人看到她的处境是否有过自责？那些不择手段迫害她的人，听着她的斥责，良知是否被撼动？多情自古空余恨 好梦由来最易醒，此时，林秀丽却在习总书记深情阐述的“中国梦”中惊醒。
一切一切所希望的美好都被现实无情的击碎了，如今，在她凄冷的内心深处，只能黙吟“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半生上访的辛酸与遥不可及的清白路——专访山东崔兰香
2014年8月6日，崔兰香因在北京上访，被带到户籍所在地齐都派出所讯问室传唤17个小时后，再被处罚行政拘留7天，接受完处罚的她再次来到北京上访，这种非法行政作为的迫害已经伴随了她持续23年的上访历程，10多次被关敬老院、一次劳教、两次精神病院、在加上拘留的话，她自己说这些被迫害的时间加起来的话已经在十多年了！！
崔兰香，女，53岁，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西古村村民。
笔者在北京见到了这个身体微胖的女士，说话铿锵有力、思路清晰的她介绍了这23年的上访路，尤其是在被关押精神病院期间，不仅失去的是自由，医院乱给人吃药导致的后遗症困扰及伤害，可能此生都无法完全恢复过来。
一起简单的民事案件，因法院判决不公，崔兰香91年开始上访，刚开始各级部门热情接待，态度还算可以，就是没有合理的处理结果。 到95年2月23日的时候，山东省公安系统厅、市等机构代表到淄博给崔兰香处理上访问题，当时交流的结果是在临淄区外给她找份稳定的工作，然而这个处理结果，最终因地方某些领导的不作为导致没有落实下来。
为了落实因某些领导干扰而没落实的工作，崔兰香于97年把材料递交到了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的手里，经过吴的批示转到了地方，崔以为看到了希望，然而等待她的不是问题的处理，而是被劳教两年。
2003年8月19日，崔兰香在北京中纪委正常上访，被截访到驻京办，20日被齐都镇政府接回关在本镇的敬老院里，由派出所警员看着。
8月22日，齐都镇政府拿着一张淄博市第五人民医院的诊断书，对崔兰香的父亲崔新民说她患有偏执性精神病障碍，由时任西古东村会计崔顺江起草了”同意入院治疗委托书” ，并由她父亲签字确认。该委托书说明作为崔兰香的父亲，同意委托齐都镇政府办理有关住院的手续。至此，齐都镇政府拿到了送她进精神病院的这扇大门的钥匙，24日被送入齐陵精神病医院，迫害至此开始。
崔兰香说” 在敬老院关押期间，我并未见任何精神病专家，也未有相关资质的医师给我做精神鉴定，村书记崔林江用车把我父亲拉到大队办公室，说我有偏执性精神障碍症，还对我父亲说你又没钱 给她治疗，你签个字、摁个手印，我们给她治疗，就这样在父亲未见到我的前提下被他们蒙骗签字，而村书记、村长、会计还做了证明人。”
8月24日下午，齐都镇政府、派出所及齐陵精神病院的医护人员联合把崔兰香送入医院，并给她注射一支镇定剂昏迷后，拿走了她身上的钱物及上访材料。由于药力过猛，第二天醒来后，自己吃饭的碗都颤抖的拿不稳！
入院后，每天要服用三次”加落定”(音)，早上中午各两片，晚上三片，后来又增加”奋乃净”等药物，由于副作用太大，她出现了记忆力减退、白血球缺少的症状，崔兰香多次向院领导反映希望停药，均没有得到回复。
崔来香说”2005年5月1日，我再三坚决要求停药，结果上瘾的加落定、奋乃净让我在停药后的前6天6夜没合眼睡觉，并就此导致了长期失眠。7月23日，医生又开出了”夜里轻”的安眠性药物，8月1日换了”甜梦”，24日变成”脑灵素”加”甜梦”，结果还是睡不着。9月12日，医生给用了脑复康，由于药不对症导致我19日晚吐了三口血，医生给我做了检查，诊断为慢性胆囊炎，当天就给我吃上”消炎立胆片”加”甜梦”。
由于病情加重，身体状况非常糟糕，2005年12月27日，由齐都镇党政办公室和崔父签署了一份监护协议书，在签字、按手印、并向政府集纳6000元保证金后，12月30日，崔兰香获得了自由，后来她才知道，父亲当时为了争取让她出来，在镇政府党政办公室整整坐了5天，这次关押达两年四个月之久。
出院时，崔兰香跟院方讨要一份病历，遭到对方拒绝，2006年2月4日，崔兰香前往淄博市第五人民医院医务科查询”精神病诊断书”出自何方，医务科表示根本没记录，并当时就给齐陵精神病院打电话，让他们出示该院的诊断证明，齐陵精神病院至今无下文。
由于有了此次关押的”前科”，2008年7月3日，北京奥运会前夕，北京城大力清理访民，在京上访的崔兰英被山东省信访办强行接回，次日上午先送到敬老院，下午在转到淄博市第五精神病院，并由该院的杜主任带人抢走她身上的400多元钱及所有上访材料，在入院后连续五天打针，打针的副作用让她近一个月看不清东西，因为要开奥运会，她一直被关押16个月22天之久。2009年11月25日医院通知政府接人，政府无人过问，医院才把她送回敬老院。而这一次连授权书都没人签署。
2013年6月17日晚，被齐都镇政府、派出所联合从马家楼接回，在派出所内限制自由13个小时，第二天下午4点，镇政府王主任带人把她转移到敬老院继续关押，并派出两名政府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看守。
崔兰香说”他们规定要管我敬老院100天，结果又因三中全会召开为由增加了50天，直到11月14日下午，王主任才勉强放我走，还威胁说我再去北京新华门等地上访，就不是关这么点时间了”。
2014年1月20日，由于对生活的无奈和上访的绝望，崔兰香跟镇政府签署了承诺书，双方均有签字，承诺书最后一条写明：我不在追究镇政府的任何责任，不再提出其他问题。而政府赔偿的只是每月少的不能再少的补助罢了。
如此简单的条件就能化解一个上访者23年的冤屈，政府最后还是没有履行下来，崔香兰还像以前一样重复着上访流程，继续申诉，当然迫害也会如影随形。类似8月的拘留一样可能会陪着她在以后的上访路上一直走下去~~!。
”23年已经走过来了，以后还得继续！越访越多的冤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获得清白，不管怎么样， 我会继续努力”！ 崔兰香说。
吉林通化崔美良为父伸冤被关精神病院
崔美良，居住于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东通化街新春委八组，出生于1945年11月3日。身份证号是220503194511030523。
1960年刚刚15岁的崔美良赶上了最为动荡不安的年代“文革”时期。较为富裕的崔美良家被定为“地主”成分，她已故的父亲崔兰松被定为国民党军官。崔美良的姐姐崔美光被区委派人抓去严刑逼供，至崔美光多次昏迷，用凉水浇醒后继续逼供。试图让其招认家庭财产状况和父亲的身世，崔美光坚称父亲是地下党员，曾和于振波将军同期工作（现在中央军委任职），被多次揪斗、暴打，被停止工作，停发工资。
年幼却颇有胆识的崔美良见状向省、市相关部门反映，要求停止迫害无果后，1969年5月开始到北京上访，但她的举动最终让政府迁怒于她的家人，她的母亲和姐姐再次被揪斗，她也因上访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2011年3月19日，崔美良在北京天安门东1路公交汽车站等车时被民警盘查身份证，她的户口本也被警察搜出来。核实完身份，警察把她带到天安门地区公安局做了笔录，之后把她单独关进一间小屋子里，一只手用绳子绑上和椅子拴在一起。当天晚上8点多，把她和5、6个上访人一起送进了北京市华一精神病院，医院没给她们做任何检查就把她们关进病房。第二天医院发现崔美良不大对劲，经检查发现她有心梗、脑梗才用药抢救。崔美良说，华一医院的大夫一直表态她没有精神病。
10几天后二道江区公安局、民政局、区委、街道来了6个人把她接回原籍送到了吉林省通化市精神病院，并告诉大夫“她没精神病，就是上访，你就把她关到死，省的她在上访”，崔美良因此也避免了被不良药物的摧残。直到2013年的腊月28日街道办事处和小区居委会来人让她签了息诉罢访协议才放崔美良出来。
崔美良回忆起在精神病院的经历时说，在通化市精神病院3天后，民政局就带她到四平市脑科医院做了检查，但没告诉她检查结果，也没给她用药。她是因为每天找大夫要求出来被绑住手脚，固定在床上动弹不得，她为此开始绝食，绝食时间最长的一次是9天，绝食7次，被鼻饲10余次，经常吐血，牙掉了5颗。2011年的12月份的一天她吃完食堂特意给她留的饭后突然就不会走了，也不会说话，还不由自主的咬牙，咬的咯咯响，现在嘴也不好，说话不清，出院后一直治疗身体才基本恢复正常。
崔美良虽经历了重重磨难，至今还奔走在维权伸冤的路上，而她的姐姐却没能熬过一次次人为的灾难，最终死于非命。
1970年7月10日早上9点多，街道主任指挥两人用管钳打崔美光的头，还用毛巾包住石头塞进崔美光的嘴里，她的三颗门牙被打掉。下午3点多区委又派10几人闯到家里把崔美光手脚用绳子捆上拴在马车后边往区委拖，这惨无人道的行为激发了群众压抑已久的愤慨之情，400多人联名为崔美光及家人伸冤，才保住了崔美光的命。7月13日区委召开全区家居大会，公布崔兰松是反革命，谁要在为崔家伸冤就把他全家遣返原籍管制劳动等方式威胁小区居民。姐妹俩从此双双逃到北京上访。
1989年崔美良在北京的正阳饭店捡剩饭时，一食客送给她一包饭，崔美良赶紧拿回去给了姐姐，谁料姐姐吃后一病不起，两天后死在了回乡的路上。崔美良推着姐姐的尸体木然的在走，被通化市公安局抢走了姐姐的尸体，强行火化，也未出具尸检鉴定，不久崔美良的妈妈也中毒身亡。
现在无亲无故的崔美良拖着老迈之躯坚持上访，她要求政府作出一份正确的政治结论，洗清他家的冤屈，查清姐姐和妈妈的死因，找出凶手，追究刑事责任，出具20多年前崔美光的尸检结论。这是她唯一的愿望，也是她最终的愿望。希望政府能正视历史，尊重事实早日给她一个圆满的答复。
湖南肖堂豪为给被警察吓疯的老婆讨公道被送精神病院
今年69岁的湖南访民肖堂豪一口地道的家乡话，个头虽矮，背也微驼，但嗓门洪亮，在制止上访人和公交车乘务人员发生的票款纠纷时，这洪亮的嗓门起到了震慑作用，车上顿时安静了下来，车上的人虽然听不清他在说啥，但都知道他在指责乘务员。
经过我不厌其烦的询问和同车人七嘴八舌的翻译，才弄懂了这个大叔也是访民，家境贫寒，为了省点吃饭的钱每次乘车都不买票，给乘务员打个招呼以示感谢，乘务员看他破衣烂衫也很少刁难。象今天这个访民被乘务员辱骂不休的情况他还没遇到过。他拿出他的上访材料向同车的乘客解释，他们不是不想买票，是因为多年上访使本不富裕的他们买不起票，他们吃饭的钱也经常没有。
我好奇的接过来他的上访材料，他的材料记载；他是湖南省洞口县黄桥镇石市村人，2004年县里在修黄桥至杨林的柏油路时，把他家出入的必经之路堵死了。他们夫妻找到工程指挥部，要求恢复他家出入的通道，被工程部门和黄桥镇派出所副所长潘厚武等人联手毒打后拘留7天。他的老婆没见过这个场面被吓疯，（经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失去了自制能力，把家中的物品全部毁掉，家禽、家畜也被她弄死，直接经济损失达几万元。他14岁的儿子看着家庭的巨变不得不辍学回家照看妈妈。
肖堂豪拘留期满回家后，看着破败不堪的家和疯癫的老婆痛不欲生。几天的时间他不仅又回到了原始社会，还要为老婆看病，花干他所有的积蓄后，他开始找派出所和政府要求给他老婆治病，因为这一切都是他们的违法行为造成的。但这并不过分的要求也被拒绝了。肖堂豪从此开始逐级上访。
上级部门也明确批示要妥善处理他的信访事项，但他每次上访回去后事情不但没处理，还遭到司法所所长谢杨彪毒打。
2008年9月2日黄桥镇党委副书记郑建军和谢杨彪从北京把他接回老家的路上两天不给他饭吃，也不给水喝，并关在黄桥镇派出所逼迫他写保证书不在上访。2008年6月黄桥镇党委书记刘谋军又派12人几次绑架他未成，还被多次威胁在上访就把他打死。
2009年8月21日，刚从北京上访回家的肖堂豪被镇政府6名工作人员强行推上车，押送到邵阳市精神病院。让大夫给他用药治疗，大夫遵守医疗规程，给他在医院的司法鉴定室做了精神病鉴定，并恪守医德，做出了无病结论。镇政府不得不把他放走。
2009年10月4日，镇政府一计不成又生一记，派两人又把他绑架至洞口中天宾馆对其色诱，承诺只要他不上访就给他找个16岁的小姑娘陪睡。肖堂豪惦记着家里该收打的谷子坚持要走，经过了4天4夜的考验后，自感无望的政府人员才把他放回家。
2009年12月14日在北京上访的肖堂豪被北京警方抓获交给邵阳市驻京办关押9天，送回地方后又被拘留10天，没给他任何法律手续。拘留期满又发给他一张劳动教养告知书，拟把他劳教一年。
而他的老婆因屡遭惊吓病情加重，肖堂豪带着老婆多处求医，身无分文，便带上老婆到县委办公室借钱，不但钱没借着还被镇政府来接他们的人打伤。
2011年10月14日，对政府部门绝望透顶的肖堂豪到天安门自杀，北京警方紧急把他送到医院抢救，邵阳市驻京办人员赶到后。不顾医生的嘱咐把他强行带出了医院。11月1日，黄桥镇政府和派出所来人说县里领导等着他们，要给他们解决问题，把他们夫妻骗上车后，直接开到派出所，把肖堂豪铐住，在既不告知处罚的事实理由也不给处罚决定书的情况下，宣布拘留他10天，立即送达拘留所执行。肖堂豪的老婆被送到医院检查，他的老婆气不过回家要喝农药自杀，幸亏村干部肖平及时发现，夺下药瓶才保住了他老婆的一条命。肖堂豪却被超期拘留了3天。
2011年11月14日上午，肖堂豪又被无缘无故的送到邵阳市劳教所，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和种种人身伤害，肖堂豪身体虚弱劳教所不肯收留，经过一天一夜的交涉，镇人大主席尹邦来和劳教所签订了责任状，发生一切意外，甚至死亡均有他承担责任，劳教所才把肖堂豪收下。肖堂豪却没有收到劳教决定书，也没告知他被劳教的事实理由，剥夺了他复议、诉讼的法定权利。
入所后肖堂豪受尽了折磨与虐待，用肖堂豪的话说，是非人的折磨。他对此作了3项总结，1、管教干部故意找茬关他的紧闭；饭也不给吃饱，有病不许请假，强迫他带病劳动。
有病不给治还提供假药欲治他与死地；由于连续关了三次紧闭，肖堂豪病情加重，经过多次交涉才带他外出就诊，出所就诊时所里取走了他443元钱，没给他做任何检查，只买了60元的药，服药后腹泻不止。
纵容指使劳教人员辱骂殴打他；管教队长训示学员要对他凶，说他不是上访的，是打女人偷东西被劳教的，他被无缘无故打后，打他的人从不被处罚，还不让别人给他说话。
在劳教所一年的时间他一共才有20元工资。他总结为，不曾想在建设法制社会的今天劳教所里竟如此暗无天日！
今年的7月17日早上6时许，黄桥镇党委书记许朝辉派政府的两个人和黄桥镇派出所的两人再次强制把他带到长沙市二院做了精神病鉴定，鉴定结果仍然证明肖堂豪是个正常人。
肖堂豪不仅因上访遭遇了两次险被精神病的厄运，还因上访被多次毒打，至腰部骨折，被非法拘禁，拘留、劳教。2011年肖堂豪被劳教期间，他的老婆无人照顾，政府不得已才把她送到精神病院。而肖堂豪这个正常人如果不是医生恪守职业道德，就会被政府花钱给他强制做精神病治疗。
2010年，肖堂豪无意间在医疗站公布的榜文上发现，他老婆没在黄桥中心医院住院治疗过，竟然有人冒名领取了他老婆的住院补偿金1482元。肖堂豪记得，他的身份证只有公安局没收过，户口本和医疗卡从未丢过，也没外借过，是谁冒领了补偿金？他贫困潦倒没人救助，是谁昧着良心骗国家的钱，他要求有关部门追回赃款，严惩犯罪！
辽宁抚顺回民沙同梅8年上访之路与被精神病之痛
沙同梅，女，57岁，回族，辽宁省抚顺市新屯莫地沟人。2005年7月，其身患肌无力的哥哥沙同浩去世后，因哥哥生前与工作单位抚顺矿业集团的房产债权问题没有得到公平的解决，这个不识字的东北农村妇女开始了为其哥哥维权的上访之路。
起因：集体工的“同工不同酬”
辽宁抚顺为东北老矿区，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抚矿集团公司）是由原百年企业抚顺矿务局改制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沙同梅一家和哥哥沙同浩一家之前都是这家大型国企（更名前）的老员工。沙同浩是抚矿集团19处的火焊工，多次被单位评为积极工人。
那时在国企工作分为全民合同工和集体工。尽管工作强度并无差别，但集体工多被认为不是企业的正式员工，没有办理正式招工录用手续，没有劳保。沙同浩就属这种集体工。
1998年，因工作劳累，沙同浩开始出现肌肉萎缩的症状，病情逐步恶化，直至无法进行正常工作。这一年，沙同浩没了工作，只能在家卧床休养。
妻子丁淑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儿子沙海年纪尚幼，再加上卧床在家的自己，沙同浩一家的基本经济来源就此断绝。于是，他和妻子多次向抚顺矿业集团提出申请，要求单位给出一定的赔偿与补贴，然而屡遭拒绝。连同此前沙同浩个人支付的人身保险4400元，也被对方以各种理由搪塞敷衍。
2005年7月，沙同浩病逝。沙家人向抚顺矿业集团索要安葬费和之前的楼房改建费，均遭拒绝。
经过：维权者的“被精神病”
2006年1月，沙同梅背着体弱多病的嫂子丁淑惠奔赴北京，到国家信访局反映自身遭遇与困境，无奈被抚顺驻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逮住”，期间丁淑惠被狠狠推倒在地。在围观百姓的指责与报警威胁之下，二人方得以逃脱。
沙同梅再度来到国家信访局，得到的是一张单薄的回复信和一句简单的“此事交由辽宁省信访单位负责”。
2006年1月10日，沙同梅心怀忐忑而激动地来到辽宁省政府，找到相关负责人刘恩力处长。结果大失所望——“趁着我上卫生间，他们找集体局的人把我嫂子抓走了。”
“他们为什么抓你嫂子？”记者问。
“威胁她说服我放弃上访，说不然不给我们好果子吃。”
1月11日，沙同梅夫妇来到集体局，要求把尚在病中的嫂子带回家。“不仅不放人，还抓住我对象就开打。我上前拉，连着把我一起打。”沙同梅说道，“后来打电话报了警。警察到了，他们才停手。”
可是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闻讯赶到的警察，强行将她塞进了一辆面包车，一直开到抚顺市矿业集团房晓精神病院。
“医生护士绑着我，封我的嘴，扎电针，胃药，打吊瓶。”沙同梅声音涩涩地说道，“觉得胸闷心慌，舌头僵硬，而且小便失禁。”
1月12日，这天是小年夜，沙家人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得知沙同梅的消息。其女哈影从北京连夜赶回，找到房晓精神病院要求放人。集体局在接到院方的电话后，派人赶到现场，逼迫哈影签下保证书——保证盯住其母沙同梅年前不再到北京上访，院方最终放人。
1月30日，丁淑惠因心脏病和败血病发作，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带着遗憾与不甘去世。
此后，沙同梅与抚顺市公安局、集体局开始了长年累月的“捉迷藏”游戏。
但凡两会、党代会等重要会议期间，公安局、集体局必定派人蹲在沙同梅家门口，不让她踏出家门一步。
2006年6月18日，抚顺市党代会期间，信访局的孟处长约沙同梅见面，谁知到了信访局没见到孟处长就被抓到房晓精神病院关了四天，信访局局长亲自下令，恐吓她只要她再敢上访；2007年3月两会前，沙同梅被矿务局的人强行从家中抓走，在房晓精神病院关了8天；沙同梅，这个倔强的回族女子，总是想方设法逃到北京，拿着一纸诉状书四处奔走，希望找到一个伸冤之所，一个能够“为民做主的大人物”。
然而每次都是被抚顺驻京办人员强行抓回，而抓回的结果通常只有两个：一是拳脚相加，写保证书；二是关进精神病院，被强制喂药。
“那里不是医院，是关押像我这样不听话的人的监狱。”她低声道。
2007年10月10日，沙同梅在精神病院上卫生间不慎滑倒，腰部撞上台阶。她大声呼救要求诊治，院方却态度冷淡，只是给出了几张风湿膏和止痛片。
“我是回民，不能吃汉族的菜（里面有猪肉）。我向院方提出尊重我的民族，但他们置之不理。”10月19日，沙同梅一怒之下将饭菜打翻在地。半小时后，突然冲进来六七个医生护士，“他们动手把我绑在床上，给我过电针。那种疼，撕心裂肺。”沙同梅哽咽道，“不仅非法关押我，还不给我治病，不尊重我的民族信仰，完全不给我做人的自由和权力。”
2008年3月两会期间，沙同梅上街买菜，被矿务局的人抓到房晓精神病院关了10天；
2009年3月两会期间，沙同梅在北京上访，在去国家信访局的路上被矿务局的人带回抚顺房晓精神病院，开完会才放人；
2010年3月，沙同梅在久敬庄被抚顺矿务局的人截访带回抚顺，关了10多天；
截至目前，沙同梅已经被关入房晓精神病院前后共8次。期间院方没有索要任何精神病鉴定书，且没有任何人提出负责或说明缘由。
结果：坚持上访进而连累了亲人
2007年6月1日，沙同梅又一次被带到房晓精神病院。此时距离侄子哈海高考，不到一周。“他们上学校骚扰我侄子，告诉他我被关在这里。我侄子知道后，精神压力过大，晕倒而且把腿摔伤了，考试没有发挥好。”说起这段故事，她至今仍感觉气愤，“那只是个孩子啊！”
2007年10月6日，患有心脏亏血，肾亏竭和神经性脱发的女儿哈影在北京打电话说身体不适，沙同梅连夜跳上了赶往北京的火车。“当时凌晨两点多，我女儿在火车站接的我。天下着大雨，我和女儿拿着给她带的换季衣服，食物和熬好的十三付中药。刚出车站，就被人一辆面包车挡住了。从车上突然就跳下10多个人，凶神恶煞地把我们包围，不由分说强行把我拖上车，混乱中女儿趁机逃了，扯我的衣服，连雨伞皮包都给拽坏了。”她又一次被带回了抚顺那个噩梦般的“监狱”——房晓精神病院，并且在11月份被送到开原精神鉴定中心做精神鉴定，300道题，沙同梅几乎都能答对，可鉴定中心最后不给鉴定结果报告不了了之，患病的哈影也流浪在外没人照顾。
2010年4月15日，李克强副总理视察新屯莫地沟。“我和老头正在楼下和邻居闲谈，突然从楼西过来一辆面包车，停在我们身边。下来十多个人，把我们团团围住。自称是省厅和市公安局的，问我是不是叫沙同梅。我老头让他们出示证件，他们按住我们的头不说话，直到把我们拖到一间狭窄的小楼。把我们关在屋里，有人用电棍看着我们。”沙同梅说道，自己和老伴心脏都不太好，期间有人帮他们量血压竟然达到160和200，但是“没有人管我们的死活”。
未来：坚持是种态度
“现在只要我一出家门，立马就会有人在后面盯着我；只要一往火车站的方向，马上就会有几个人冲上来把我押回去。衣服被扯烂，手机被摔坏，可是从来没有人负责或者赔偿。”沙同梅苦涩地说，“我只是想帮亲人争取应得的一点权益，为什么这些人要这样对我？”
“有些事情既然是对的，那就应该坚持去做。”挂断电话前，沙同梅同记者说了这么一句话。
平罗一教师“被精神病”82天
传道授业解惑近20年的平罗县教师张学良，被当地公安机关以患精神病为由，强行送进专治肇事、肇祸等危害社会治安精神病人的自治区公安厅安康医院，进行强制服药治疗82天。教师节前夕，张学良向新消息报反映了他的遭遇。
今年40岁的张学良于1993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平罗县任教。9月9日，记者在平罗县七中看到，讲台上的张学良声音洪亮、讲课流利、逻辑清晰。他说，2009年6月3日，平罗县公安局副局长马增贵给他打电话，请他到局里了解一些事情。不料，到了公安局后，他被几名民警带上警车，送到自治区公安厅安康医院。
在安康医院门厅的简介上，他才知道这竟然是一家精神病医院，工作人员询问他几个问题后，将他带到一间病房，并将其双手绑在床头上。张学良说，他没有精神病，但换来的却是被打了一针睡了过去。次日开始，该院每天强令他服用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利培酮。直到当年8日24日，他二哥将他接回家。
安康医院的病历记述，张学良“行为冲动，离奇，无故外走两年”“病前工作能力强，人际关系良好”。“精神检查”一栏描述：意识清晰、仪态服饰整洁；对于“一人时身边是否有声音、能看见什么？”等特定提问，张学良的回答一律是：不知道。医生在“初步诊断”栏写道：精神分裂症。张学良说，他认为那是针对精神病患者的问题，所以拒绝回答。平罗七中一些老师包括一名副校长认为，张学良对待工作有热情，未发现他有任何不正常的言行。
平罗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初将张学良送到安康医院，是因为他二哥等家人称其打了母亲。记者就此与其二哥核实时，对方未置可否，而其姐姐则对弟弟有颇多谴责；其母否认儿子打过她，并表示张学良对她一直很好。
张学良说，从安康医院出来后，他向多个部门反映自己“被精神病”的遭遇，均未果。后来，他将安康医院和哥哥告上法庭，要求赔偿10.5万元。今年4月17日，银川市金凤区法院以人格权纠纷立案，但在法院委托精神鉴定机构鉴定时，张学良的二哥却不愿以亲属身份出面签字，致使鉴定无法进行。“我现在也没法证实我不是精神病患者！”张学良无奈地说。
（来源：新民网http://news.xinmin.cn/shehui/2014/09/10/25330035.html2014-09-10 08:04）成都访民都玲一家三口被关精神病院释放难
成都访民都玲一家三口被关精神病院成都锦江区都玲一家三口因上访，多次被关精神病院。最近这次已关19个月了。7天前，成都维权律师李双德及维权人士陈云飞到成龙派出所报了案，希望警察解救她们一家于水火。
今天，陈云飞先生到锦江区成龙派出所去询问都玲一家是否解救出来，是否立案。如没解救出来，没有立案，那陈先生就想要领取报案后是否立案的“决定书”。
陈先生一大早从新都出发，赶到成龙派出所就已经11点了。陈先生一讯问所领导及办案民警有关情况，他们都爽快回答：没有。
陈先生赶紧又赶公交去锦江区政府，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11：48分陈先生赶到区法制办。递上行政复议申请书。工作人员阅读完，并电话讯问了分管接收复议书的工作人员后告诉我：它们不受理，让我找公安局。
陈先生听后不服，争辩道：“我复议的是成都市锦江公安分局的不作为，你又让我去找他们。这不是踢球吗？”尽管我反复解释，他作为工作人员最基本程序是：收了复议书申请，并给我回执，五天之类给我做出答复“是否受理”的决定书。然而接待人员坚持不受理，叫我不服去成都市政府复议去。那陈先生就讯问工作人员姓名，因为他叫陈先生去成都市政府法制办复议去，以便去市政府好联系工作，并要求见分管法制办领导。
接待人员既不说他姓名，也不告诉他们领导信息，那我坚持不走。随后他电话叫来保安要强制带我出门。见保卫要强制带我，我打110报警。接待人员见我报警，他才说出他的名字是“钟代航”。陈先生知道他名字后，也主动走出法制办，在保安的催促下出了区政府大门。
问门卫，谁是法制办分管领导，他们说“不知道”，让陈先生去信访办问。
陈先生到锦江区信访局接待大厅，向接待人员说明情况，希望他们告诉陈先生区分管法制办领导信息及纪委信息，一则与分管法制办领导交流请求接受陈先生递交的申请书，一则投诉法制办接待人员违规违纪。信访局接待人员说他们也不知道分管法制办领导信息，而锦江纪委又不在这里上班。
无奈何，陈先生只有在锦江区政府门口举牌子“找法制办分管领导”寻人。直到16：20过，110来询问情况后，让陈先生马上或明天去派出所分管刑事的所长给他解释。陈先生告诉他们，他已去过派出所了，从报案到现在已过七天，警方已经不作为了，他不用找你们了。随后他们问陈先生需不需要帮助。陈先生答不需要后，他们驾车离去。
17：00点陈先生准时下班。并发出【通知】：由于近期不是敏感时期，政府也没有什么大的敏感活动，所以国保同学也没有找我“喝茶”。今因都玲一家三口因上访被精神病一事，来找分管法制办区领导交心无果。鉴于此，本人从明天开始，9点背“找区长陈历章喝茶交心”的牌子在锦江区政府大门口外上班。请相互转告。谢谢！
如此看来，访民都玲一家三口被关精神病院释放真得很难！
（来源：维权网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4/09/blog-post_18.html2014年9月3日星期三）一位老教师的曲折人生
“政府管理”一词带给人们的通常是依法管理、有序管理的美好印象。但是在湖北省武汉市却发生了这样离奇的“政府管理”！2010年12月，一位年逾六旬、知书达理的退休老教师范净娟女士，因上访被武汉市公安局上海街派出所教导员杨玲芳要求接受“政府管理”，不可思议的是，在“政府管理”的名义下，未经依法鉴定，遵纪守法的退休老教师竟然被剥夺人身自由，被强制绑到武汉市精神病医院“被治疗”。
更为离奇的是，当家属接到医院通知，前往医院接老教师回家时，武汉市公安局上海街派出所教导员杨玲芳，未经依法鉴定，竟然以“政府管理”的名义，不允许家属接老教师回家，调动警力强行阻拦，声称老教师“被收治”，导致老教师被关押精神病医院一个多月，心力交瘁，最终坠楼身亡。可怜老教师一生呕心沥血，教人遵守“政府管理”，最后自己却因“政府管理”而被精神病，而直到临终去世，都没有见到一纸依法鉴定！“政府管理”之下，是否可以置法定规则于不顾？警方作为执法人员，拥有“收治权”，该如何执行“政府管理”？未经依法鉴定，该不该被限制人身自由？宪法赋予公民的人权如何得到保障？恳请社会给予老教师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维护“政府管理”的良好形象，避免更多的人们陷于“被精神病”！
（来源：南方法制网http://www.fz345.cn/f/2014/minshengpufa_0910/1215.html 2014-09-10 15:5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