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专题:两会期间的“被精神病们”
二、探访疯人院
四、精神病人权益
五、评论呼吁
六、民间行动与倡议
七、域外传真
2014年3月号
主办:民生观察工作室
编辑:刘飞跃 晋贤
本期封面人物:张海彦

张海彦,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市凤凰城丹凤委5组村民,1971年4月3日出生,焊工
2014年1月22日,张海彦在围观完许志永案庭审,24日到北京通知梨园看望基督教圣爱团体长老张文和时,被梨园派出所带走,以“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被羁押在北京第一看守所,在刑拘期限满38天之时,警方没有通过检察院的批捕令,才变更罪名为“寻衅滋事”,但情节轻微,释放了张海彦。当他走出北京一看时,等待他的并不是自由,而是冰冷的手铐,他被丹东市凤城市公安局铐走,连夜送回老家,关入精神病院12天。
2014年3月17日,张海彦走出关押他12天的凤城市精神病院,这已经是在《精神卫生法》实施后,他第二次被关在这里,2014年3月25日上午,《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记者在北京对张海彦进行了面对面的专访——
记者:他们为什么抓你,在里边是怎么提审的?
张海彦:他们就问怎么去梨园的,我就回答一个弟兄病了,我来看他。而他们主要问的是许志永庭审现场的事情,他们就问是谁组织的,怎么那么巧就在那里举牌?说我们有海外关系。
记者:您是关了38天出来后,直接被地方接走的吗?
张海彦:是的,1月24日抓走,3月5日放出,过年都是在牢里边过的,我一放出第一看守所大门,就被等候在外的凤城市公安局带上手铐,押上警车,直接送回老家,然后关进凤城市精神病院,一直到3月17日才放出来。
记者:把您关到精神病院是谁的行为?
张海彦:是我们老家辽宁省凤城市凤凰区公安分局,这次关押没有通知我们家人,这已经是第二次关了,上一次关押的时候,就给我做假鉴定,说我有精神病,其实我没有。
记者:有强迫吃药等迫害行为吗?
张海彦:强迫吃药,如果不吃他们就要把手脚全部绑在床上喂药,每天是早上7点和晚上7点左右两次吃药,每次一大一小两片,小片叫鹿丹平,大片是一个黄片,吃完全身乏力,想睡觉,并且会导致头脑反映异常迟钝,上次关押我就感觉到了。我有时候不吃,就偷偷把药藏在舌头底下,(他们)不仔细查看的话,我就吐出来。
记者:里边的吃饭住宿环境怎么样?
张海彦:医院在四楼,吃饭很不好,也不卫生,也没有自由。我有病,他们也不给治疗,一颗药也不给吃,
记者:您是在什么情况下才出来的?
张海彦:我患有肺结核病,在里边时间长根本受不了,在关押12天后,两会也结束了,他们对我的维稳也该取消了,我妹妹找到公安局要求放我出来,他们还让我家人拿着自己的医保卡来精神病院结账,才把我放出来。他们太过分了,把我关进去,还的我自己拿钱才能出来,
在跟张海彦交谈的时候,他说到自己现在反映很迟钝,主要是药物的作用所导致的,尤其在谈论这段遭遇的时候,会全身紧张、心跳加快、语无伦次,很怕回忆起这段痛苦的经历。
张海彦曾经是一名造船厂的电工,收入相当可观,因举报地方黑社会人物,被对方长时间跟踪、侮辱,报警后,警方不作为才导致他开始上访,2013年8月31日,全国运动会在辽宁省沈阳市奥体中心开幕。张海彦来到沈阳,打算到省信访局去反映下情况,顺便逛逛全运会,就在当天,凤城警方赶到了沈阳找到张海彦,在一顿拳打脚踢后,宣布对他实施刑事拘留,罪名是“扰乱公共秩序”,并与当天就被关进看守所。
一直刑拘到2013年10月11日,紧接着张海彦被送进了凤城第四精神病医院,这是他第一次被关押,在里面遭遇了布带子将手脚都绑在床上,强迫吃药,一日两次,一次两片。吃了药就昏昏迷迷睡觉,反映越来越迟钝。到10月28日才释放。也就是这次关押之前鉴定的“偏执型精神病”给他以后的迫害打开了方便之门。
在查看该鉴定时,用的最多的就是民警的口述和鉴定人的观察,并没有看到该所具体调查张海彦家属、朋友、单位同事等人士的信息,而据张海彦说,2013年9月26日,还在拘留期间的他,被警察送到丹东蛤蟆塘精神病院进行“鉴定”。“鉴定”时,医院先给做了脑电图,结果“没有明显异常”,接着让他在电脑上答题,答了二次,每次一百题,都正常回答了,没有精神病问题。
张海彦真的有精神病吗?想起了他第一次出精神病院时,警察让他写的保证书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 一、不准再在网上发布“反动言论”,二、不能再缠访、非正常上访,三、不准非法“串联”。还让张写以后保障不上访,遭到他的坚决拒绝。”
2014/3/26 《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佐真








由春博,家住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免渡河镇工人路1302号,生于1963年2月15日。
2014年3月6号,正值全国两会时期,居住在北京的由春博在东堂子胡同公安部信访接待处旁边,被户籍所在地牙克石驻京办事处政府和警方人员联合挷架拖入车内,拉出北京,交给牙克石建设派出所的警察李玉龙等人,被他们开着一辆写有北方药业字样的车,由5人押送,连夜直接送往呼伦贝尔市精神卫生中心。在此期间遭到他们大打出手,头发被拽掉几缕;脑袋上全是大包;左眼被打青;脸被打青肿,身上的电脑包、摄像机包、大小背包、现金、身份证等物品统统被抢走。送入医院时不用鉴定、不用检查、警察签字、民政出钱,直接收住入院,这套标准的流程已经陪伴者他第三次被关在这里。
3月6日由春博被强制送入呼伦贝尔市精神卫生中心,7日开始,护士康刘丽让她吃药,被她拒绝,后果就是被该护士拽着头发往下灌,由春博对他们说你们看我身上这些伤,你就知道我是冤假错案被拘禁在这里的,你为啥要给我这么拽头发、打针、灌药,这不是属于故意伤害吗,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当她说完后,她遭到了一次更为严重的殴打,在这样的情况下给她灌了两天药后,迫于殴打的伤痛,她合作了,开始自觉的吃药,他们也停止了暴力灌药,但是要看着她吃,就这样吃了十天精神病的药。短短十天的吃药效果,后遗症非常厉害,到她出来后好几天,身上还感觉像药物中毒,全身骚痒红肿。
3月15日晚上,由春博要上厕所,值班护士王艳(音)不让,并把她从走廊推回后,4个护士、2个患者,共计6个人将她挷在椅子上做电刺。这种折磨下,致使由春博大小便失禁,屎尿都拉在裤子里。由于齐臭难闻。护士找人把她推到一个角落不再管她。直到下一班护士接班,由春博说明情况,给她松绑后,当着60多患者和护士面脱下裤子。让大家看拉在裤子里屎尿后,才被允许上厕所梳洗。
由于在进入医院之前就遭到群殴,腰部被踹的伤比较严重,进入医院后又被他们暴打一顿,导致腰伤一直没有好起来。而被他们绑起来搜走所有的随身物品也出现损坏和短少,由春博说身上本来整整拿着16000元钱,结果经过护士清点,变成了14691.5元,当时她就提出要对数,遭到拒绝,并被他们强拉着手在扣押清单上按上了指纹。而且在出来的时候电脑、摄像机、麦克风、两部手机都被损坏,存折没给。
3月17日,她被免渡河派出所接放了出来,有好心的警察告诉她,你快走吧!活着出来不容易,《本刊》记者对她进行了电话采访时她说,现在吃药的副作用还没有完全消退,全身红肿,生活都快不能自理了,腰上一直美好,现在回忆起这个事情,晚上都能吓得哭醒。心里恍恍惚惚的。出来十多天没睡一个安稳的觉!这次短短的十天,竟遭遇了如此惨无人道的迫害,而这已经是在她呼伦贝尔精神卫生中心遭遇的第三次迫害了。
2009年3月5日,由春博去北京203医院看病,在西长安街取钱的时候,被北京警察024123、024160两位抓走,然后把她带到西长安街派出所,一直关押到晚上5点多,再把她转交给牙克石市负责信访的刘玉龙等人,后被他们带到牙克石住北京办事处的宾馆,由春博趁他们不在的时候,打电话报警,出警的警号为028988、029591的两位警官没做笔录,也没带走她,询问完毕就走了。
刘玉龙等发觉她报警后,在宾馆内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打完后,把身上的钥匙、手机、现金、医疗卡等物品全部收走,2009年3月9日,被他们四个人抬出宾馆,送上北京通往满洲里的火车上,到免渡河车站的时候,又上来四五个人,没有一个穿警服的,也不知道干啥的,把她抬出火车站,蒙住眼睛,打了一个出租车,直接送到呼伦贝尔市精神卫生中心,家属签字一栏由免渡河政府工作人员签字、免渡河民政局出钱,
由春博说“在送我进去的时候给我的左脚套上绳子拉,导致骨头变形,在精神病院里面一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一直疼痛着,精神病院在一次宣传时,他们说医院怎么怎么的好,对病人负责什么的,然后我就往镜头里面闯,让别人看到了告诉我女儿,我女儿知道后,就去争取把我放出来了,里面的情况很复杂,有很多都是冤假错案被关押的,我是6月5日被放出来的,这次关押了96天,在里面拽头灌药,打针,最重要的是左腿治疗不积极,等我出来找大夫看的时候,因为延误已经无法权益,造成终身残疾”。
出来后,由春博长时间治理身体,而院方出示的医疗材料显示,她还被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不能离开户籍市区的管辖范围,一直被控制在老家,直到2013年11月8日才返回北京。
院方的会诊资料同时也说明了由春博此次以偏执性人格障碍收入治疗,并说明在2007年由春博首次在该院治疗出院以后人不知去向,2009年3月9日在北京上访告状,被免渡河政府、司法所、民政局的工作人员送入医院,该院再度以偏执性人格障碍收入院。
那么2007年的首次入院治疗是在什么情况下造成的,又是如何鉴定出偏执型人格障碍的呢?又是如何开始这一切迫害的呢?由春博提供的资料说,2005年11月14日由春博夫妇去牙克石市委门口申诉被城建扎坏的买鱼车时,被牙克石市委保安杨金辉。郑晓凯等5人在市委大庭内打伤。其丈夫经医院诊断为脑委缩,入住呼伦贝尔市医院住院治疗,可中途还没治疗出院人却丢了,由春博向辖区建设派出所报案后一直没有任何调查结果,随后由春博到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内蒙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检查院等机构控诉。
迫于压力,2007年2月28日,牙克石市委辖区的居委会,找到由春博,说人找不到你也别告了,给你办个低保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吧!由春博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说人丢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又立不上案,你们就这样的给我处理,我不同意你们的条件,结果他们就连哄带骗的说,到建设派出所去,所长在等你,去了能办低保说不定还能立案,当她去的时候并没有人提出什么立案或者低保的事情,她就往回走,刚走到门口,建设派出所李华、陈春生、海香莲、孙喜娟、还有两位不知姓名者,共6人将她强制压倒,然后挷架上满州里通往北京火车。
由春博介绍到“上车以后,我就向列车长和乘警报警,说被牙克石办假案的人绑架,我丈夫丢了,要报警,他们抓我要灭口。乘警跟列车长把我叫到包间,询问事情经过,然后叫看押的我的人对质,这个李华竟然说是我丈夫,称另外两位是我家人,说我有病,要带我看病去,就这样火车警方没管,就这样被他们送到黑龙江齐齐哈尔车火车站,到车站后,他们三个连拖带拽的把我给拽下车,然后叫来在火车上就联系好的出租车,一脚把我踹进出租车内,因为这个点已经很晚了,我喊救命没人管,他们就把我押送到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昂昂溪精神病院,当大夫检查的时候,我就跟大夫说我的情况,说他们要灭口,请你们一定要救我,我被绑架,那个不知姓名的女警听到我说的,把我拉出来就打,骑到身上打,打完后拿绳子把我绑上,他们从一楼把我抬到三楼精神病院的病床上,他们什么手续都没有,把我身上的手机、现金、存折、钥匙等所有物品都收走”。
到第二天上午10点多,医院的院长、主治大夫、护士等七八个人查房,查房时把由春博叫到办公室给她单独会诊,发现她并没有病,在看她身上打的全是伤,昂昂溪精神病院负责人就把她放了,并说你快跑吧,你不跑没活路了,由春博告诉他们自己身无分文,半夜把她带到这里,荒山野岭的打不到车,跑不出去,医院的人说你自己想办法吧,我们只能帮到你这一步了。就这样她被放出来,而在那边,医院的人正在召集李华等人谈话拖延时间,等她跑出200米的时候,李华等人发现她被精神病院放了,就发疯似的找她,最终她还是让抓了回来,抓回来后,负责带队的李华拿出1000快钱给院长,说让他无论如何收下,院长没有收,而是让主任叫来一个出租车,带着李华跟由春博到齐齐哈尔是火车站附近,到电力宾馆跟前停下,让他们远离自己的责任区。就是碰到一个有责任心的医院领导,所以由春博躲过了这次迫害,而等待她的另一次迫害紧随其后。
由春博介绍到“出租车停下后李华上来就捂我嘴,我一激灵跳下车,跳下车就对着老百姓喊救命,这时候老百姓就把他们这些办假案的人围住了,我就近到这个辖区派出所报警,结果这个派出所没做笔录,还有他们抢我的东西没给我要,还把我又交给这些人,把我关到宾馆,我就拿宾馆的电话报警、告诉服务员我被绑架报警,结果他们就带着我到处转移,换了几家宾馆后,他们把我关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内,也没有电话,也不知道过了几天,在一个夜晚,他们用一个没有牌照的出租车,把我带出黑龙江齐齐哈尔,送往内蒙呼伦贝尔市精神卫生中心,终于把我拘禁在里面了”。
碰到了有责任心的昂昂溪精神病院,政府人员两次把她送进去都遭到该院的拒绝。碰到无责任的呼伦贝尔精神卫生中心,主要的诊断材料还是来自于政府工作人员的陈诉,就把她变成了“精神病”。同样的精神病医院、同样的诊断,前者守住了良知和道义,后者屈服于权力和贪婪。呼伦贝尔市精神卫生中心给出的住院病案上显示的时间是2007年2月28日晚10时(其实此时间把她被迫害的几日全部算在内了),关押至2007年4月9日下午16点30分放出,就是这次的关押,给她扣上了“偏执性人格障碍”的帽子,为她以后的两次再被关押打开了迫害的闸门。
2014/3/26 《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晋贤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网络月刊曾多次关注湖南省湘乡市辜湘红上访被精神病的情况,2014年3月,笔者一月内先后多次接到辜湘红和她妈妈徐美姣打来的电话,介绍辜湘红在精神病院内的情况。
辜湘红到现在还在湘乡市康宁精神病医院中,她是偷偷往外打的电话。辜湘红说,3月3日两会开幕的第一天,她和妈妈被北京警察抓住送往了久敬庄,当天母女二人所在的湘乡市龙洞镇政府的人员就出现在了久敬庄,其中有杨海湾(音)、周国江(音)等辜湘红母女认识的官员。随即,辜湘红母女就被这些人员带回到了湘乡市。到湘乡后,辜湘红没有被送回家,而是又进了她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湘乡市康宁精神病医院,辜湘红曾在这晨被关押过([组图]辜湘红又进精神病院了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68/201208/2013/0615/7661.html)。当时送她到医院的龙洞镇政府官员说:“给你治治病”。
3月29日,辜湘红再次给笔者打来电话。这次她情绪很激动,语带哭声。辜湘红说:“我被戴手铐十几天了”“还被打”。笔者忙问:“为什么会这样?”
辜湘红说:“3月19日那天中午11点左右,女护士谭丹过来说我往外给打电话了,我当时还正在睡觉”“谭丹说着就骂我娘,并抢走了我手机”“她还动手打我”。“后来,谭丹又叫来了医院的医生等许多人,他们当时就给我戴上了手铐,直到今天我妈妈来看我,我还被戴着手铐”。
辜湘红说,她这次被关进精神病院,不知又要关到什么时候才能重获自由。她妈妈向医院提出要求让她回家,可医院说只有龙洞镇政府同意后辜湘红才能离开。
辜湘红是湖南省湘乡市龙洞镇小田村人,1966生。1991年,已结婚生了二个小孩的辜湘红被人贩子卖到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一户人家,途中辜湘红遭人贩子多次强奸。到清丰后辜湘红又生下了一小孩,在买家辜湘红经常遭到买主的殴打虐待。
1995年不堪虐待的辜湘红逃回了老家湘乡和父母兄弟生活在一起。回湖南后,辜湘红要求公安惩处人贩子未果。同时,由于辜湘红生了多个小孩,她被指违反了计划生育遭到湘乡当局的惩处,辜湘红兄弟家饲养的多头猪因此被政府强行赶走。而在辜湘红被拐卖期间的1992年,辜湘红母亲徐美姣的房子也被政府“抢去了”。
为此,这些年来,辜湘红和母亲徐美姣一直走在上访路上。谁知上访是条不归路,辜湘红因此被关“黑监狱”,被殴打,而更令她没想到的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成为了精神病院的常客。民生观察曾派人到医院探访过辜湘红,医院的精神科主任明确说辜湘红没精神病(精神病院SOS:救援第九次被关“疯人院”的辜湘红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12/2013/0615/5338.html)。
这次辜湘红专门计算了下,她已是第十三次被送进精神病院了。
文风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网络月刊》 2014-3-31
瘦小的谢勋英显得胆小而羞怯,说起话来也有点扭捏。但是,这个其貌不扬、腿脚有些不便的女人,她的遭遇,却让听者大为动容。这是怎样的遭遇啊:92年因为一场车祸,造成些许残疾;在家养病期间,被同村人拐卖到内蒙古土木特左旗,一年后,扔下年幼的女儿逃出。谁知刚出虎口,又遭遇歹徒强奸。千辛万苦回到家中,又被再次拐卖至内蒙古察右中旗,这次直到99年才设法逃回。两次被拐,虽然悲惨,但命运似乎还在有意刁难,因对人贩子的从轻量刑判决不满,谢勋英开始了上访。2007年9月4日,又被住地黄丝派出所非法强行送入精神病院。——这是《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第一次采访谢勋英时留下的印象,然而悲剧的发生并没结束,2014年3月10日,她再次被地方政府送入了精神病院,维稳的需要、冷漠的人性、恐惧的阴影再次把她推向深渊……
出生于1963年4月20日的谢勋英这两年一直在北京流浪,来逃避地方的迫害,并寻求司法解决自己遭遇的途径,还结识了同样被关过精神病院的湖南何芳武,相同的遭遇让他们彼此惺惺相惜依靠着对方,对他们来说,北京虽然缺吃少穿,但比起生活在恐怖阴影的环境下也算是一个“天堂”享受。
2014年3月8日,谢勋英到北京火车东站的邮局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寄控告信,希望获得他们的关注,因此时正值两会期间,戒备森严的北京到处都是巡逻的警察,谢勋英不幸的遇到他们的盘查,搜查完她携带的上访资料后,警方通知了贵州福泉市的驻京办,随后她被遣送回户籍所在地贵州省福泉市黄丝镇鱼酉村。3月10日早晨,她被镇政府带走,关入贵州省黔南州安康精神病专科医院。
3月24日下午两点,谢勋英在北京的精神病难友何芳武,为了寻找失踪的她,依然在脖子上挂着寻人启事走上王府井街头,被稍后赶来的北京东方广场派出所抓走。湖南省驻京办在知道这个情况后,主动联系了何芳武,表示愿意协助寻找谢勋英,因为何芳武告诉负责人孟主任两个车牌号(分别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来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夫人要乘坐的车),他们知道,作为曾经拦截过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车的访民,何芳武有可能再次作出类似的或者他们无法控制的举动,就这样在湖南驻京办的“帮助”下,他和湖南驻京办工作人员踏上了探寻谢勋英的征途。
在经过联系位于北京纪家庙的贵州地方驻京办后,了解到谢勋英已经被送回,他们陪着何芳武来到了谢的户籍所在地黄丝镇政府,湖南省陪同何芳武来访的工作人员和该镇负责人进行了交流,在双方政府的协商下,黄丝镇开出了放人条件,何芳武介绍说“他们让谢81岁的老父亲签字,作为谢勋英不再上访的担保人,二是何芳武必须娶她作为释放条件”。这样做的理由无非就是给老人施加压力和把这个负担给“嫁”出去。
听到这样的条件,协同探访的湖南省工作人员不干了,他们陪同何芳武来此的目的是出于维稳的需要,现在却又要多嫁过来一个“负担”,及此,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谢勋英可以嫁给何芳武,但是何芳武必须签字递交保证书不再上访,否则对他将从重追究责任。于是何芳武户籍地的湖南江山县允山镇人民政府和谢勋英户籍地福泉市马场坪街道办事处共同起草了一份承诺保证书(保证书内容附后),何芳武签字完毕,在满足了“两省”政府的条件下,谢勋英走出了精神病院,这次总共关押22天。
本刊记者电话联系了在何芳武家养伤的谢勋英,她介绍到,进精神病院第一天就打毒针,打的头重脚轻,昏昏沉沉的,过了两天又给抽了大拇指那么粗、比中指还长的的三管血做化验,这对本来就身体非常虚弱的她更是雪上加霜。而持续性最强的是吃药,一天三次,一次6颗,有一种是长长的,其它是圆形的,在每天中午的时候要在原来药物的剂量上再加一片黄色的药片。
这样的日子,她以前已经生活过四年,所以明白其中的艰难,她说自己在内衣里面藏了一根针,如果这次超过三个月自己还不能自己的话,就打算把那根针吃下去!
因为一个寄信的举动,一个正常的公民,只因为随身携带了上访控告的材料,只因为她是个访民,在并没有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就能以“维稳”的名义,不顾国家法律规定;利用国家机器;不出示任何法律手续把她随意的带走,然后再关入精神病院。这严重背离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准则,也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及《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更致中国《宪法》规定的人生自由非经检察机关批准不能剥夺的条款形同虚设。
此时正值《精神卫生法》颁布近一年之际,然而,在没有专家鉴定、没有家属授权、没有法律凭证的情况下,一个无任何违法行为的公民就这样被关进疯人院!此时的《精神卫生法》像那乌托邦一样成为了一个摆设!没有任何实质的约束力。北京警方送走她,是出于两会的维稳需要,交给地方后,只要限制她在两会期间到北京即可,然而负责此事的领导,缺少了一颗人性的同情心,其实只要他不直接说关在精神病院的话,谢最多也就是被控制在家里的问题,由于一个人性的冷漠,她的命运再次面对生死存留之间。这让笔者想起她第一次精神病院的迫害经历,从2007年9月6日送进去,直到2011年11月18日才放出。她被送入精神病院后,医院按照程序对她作了检查,结果认定思绪正常,不属精神病人。由于住地公安机关已变成对她施害的工具,自然不认同。还与精神病院沟通,肆意对她施害,如:强迫服药、随意打电针。“治疗”的结果是:谢的乳房因此而消失,身患多种疾病,像灰指甲、手嘴不停地动、淋巴结结核、脖子长瘤、脑积水加重、子宫癌(需进一步观察),上一次精神病院的遭遇是4年之久!
法律缺失!监管不力!政府乱作为!这种情况下,我们唯一还能依靠的只有家庭,可本刊在谢勋英还没有释放之前采访谢的妹妹后(以下简称谢妹),了解到无力跟无奈成了她家人迈不过去的坎!!
记者:你好,谢勋英的妹妹吧,她现在怎么样?
谢妹:镇里边办事处的人把她抓走了,我听说她回来了,就回家去看她一眼,等回去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说政府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了,我就没见到她,我们也没有时间管她。
记者:您知道她在里边吃饭、睡觉等生活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吗?
谢妹:我只知道以前,现在的情况我没去过,不知道!就是政府派人去跟我爸爸妈妈说的,带她到精神病院去治病,
记者:有你们家里人的授权吗?你爸爸妈妈给他们签字了吗?
谢妹:没签,他们抓走后,就来打个招呼,没签字,我也没听说叫家人签字。
记者:有没有说要关她多久?
谢妹:没有,意思就是不想放她出来了,怕她老是去上访,麻烦。上次去上访就在精神病院关她四年。
记者:您的家人有没有找政府要人去?有想过给她请律师吗?
没有,给她请律师?就是我们家人没有谁管她,这些年就是她自己跑来跑去的,也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和公安局的人还打她呀,我们家里面没有人管她。
记者:为什么不管她呢?
谢妹:父母年龄大了管不过来,作为姐妹,我们有自己的家庭,我怎么管呀,老公也不允许我们去管,我们也没有哪个能力去管,你说是不是!
记者:其他的姐妹也无能为力管不了她吗?
谢妹:那个都有自己的家庭,那个都怕连累自己,所以那个也管不了她。以前抓她进精神病院四年,这次也不知道要多久,他们(指政府)就是怕她去上访。
在结束的交谈的时候,她的妹妹特意提到,说老公不在,才敢接电话,如果他回来,是不允许她参与这些事情。
我们需要关爱,在一个冷酷的世界里,有一个值得依靠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如果社会、行政机关、家人都像何芳武一样给受害者一份关怀,谢勋英这次的遭遇可能就会避免,如果医院、政府、司法机关能守住一份程序,谢勋英也不会沦落到如此悲惨境地。
2014/4/1《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佐真

刘新玲,女,1965年出生,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人。2009年9月,因遗产分配问题与大姐刘新香没有达成一致,44岁精神正常的刘新玲受刘新香的强迫,被送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荣复医院进行强制性住院治疗至今。期间,刘新玲曾在荣复医院绝食抗议两天,要求医院承认她没有精神病并放她回家,但院方不予理睬。
近日,笔者通过朋友的帮助设法进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荣复医院,看望被精神病人刘新玲。因为院方工作人员的无理阻拦,与刘新玲女士的对话只持续了几分钟,所获取的信息也很有限。
2009年,因考虑到二女儿刘新玲没有稳定工作而大女儿刘新香在人民医院工作,刘新玲的父母去世前把位于凤凰古城的商铺(华华粉店)留给了儿子刘新华和刘新玲(还有三女儿为聋哑人,住在疗养院)。因为地势原因,这家商铺一楼和二楼都可作为门面使用,根据父母的遗嘱,一楼门面留给了儿子刘新华,二楼门面留给了二女儿刘新玲,大女儿刘新香和三女儿则没有。没想到作为大姐的刘新香,为了霸占二楼门面,公开违背父母的遗愿,而且违背她人意志,在从刘新玲那获得商铺房产证后,竟不顾亲情和人道将她扭送至位于吉首市雅溪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荣复医院强行其接受住院治疗。至于刘新香通过何种手段将刘新玲送至荣复医院进行住院治疗,请待本刊的后续报道。
通过采访笔者了解到,从2009年9月到目前,刘新玲一直被当做精神病人困在州荣复医院接受住院治疗达四年半的时间,期间从未被允许离开。一次她曾绝食两天要求院方承认她精神正常并放她回家,院方没有答应。
因为长时间接受一种用来治疗精神病人的氯氮平的“药物治疗”,笔者见到刘新玲的时候,目光有些许呆滞,身体已经浮肿得很严重,但说话还比较正常清晰。在与她独自谈话的一开始,她激动地对我说:“你能带我出去吗?”当时,我的内心也是一阵心酸。不想,我们在房间角落的谈话引起了院方工作人员的警觉,对话刚一开始,我们就受到了院方工作人员的打扰和驱赶。后来笔者与她隔着走廊铁门又聊了两句,她告诉我,只要民政局停止给院方拨款给她治疗(州荣复医院属于民政局下属机构),州荣复医院就会让她离开。并说可以让我去找她弟弟和弟媳。话没说完,就有一位医生过来要求她去房间休息,谈话遂不得不结束,无奈离开。
据一位四年前曾见过刘新玲的“病友”说,刘新玲那时候虽然偏胖,但不至于胖到现在这种程度。而且,据了解,在精神病院如有病人反应强烈不肯服药,会有几个工作人员按住病人给病人灌药,严重的甚至会用电棍击晕病人再给病人服药或者打针。
因为此次谈话屡遭院方工作人员打扰与阻挠,导致采访没有按预想的那样顺利地进行,目前尚不确定刘新玲在荣复医院是否遭到暴力以及其他不公平不人道的对待。
根据2012年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并于2013年5月1日开始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的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将非精神障碍患者故意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治疗的,给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他公民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初步来看,笔者认为院方和刘新香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的可能。但在事情还没有完全水落石出前,笔者将继续跟踪了解,让事实说明一切。
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以精神健康状况为依据。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本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查。目前笔者尚不能确定刘新玲是否是被强迫做了精神障碍的诊断,敬请关注本刊的最新报道。
刘正良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2014-3-31




2014年3月6号,正值全国两会时期,居住在北京的由春博在东堂子胡同公安部信访接待处旁边,被户籍所在地牙克石驻京办事处政府和警方人员联合挷架拖入车内,拉出北京,交给牙克石建设派出所的警察李玉龙等人,被他们开着一辆写有北方药业字样的车,由5人押送,连夜直接送往呼伦贝尔市精神卫生中心。在此期间遭到他们大打出手,头发被拽掉几缕;脑袋上全是大包;左眼被打青;脸被打青肿,身上的电脑包、摄像机包、大小背包、现金、身份证等物品统统被抢走。送入医院时不用鉴定、不用检查、警察签字、民政出钱,直接收住入院,这套标准的流程已经陪伴者他第三次被关在这里。
3月6日由春博被强制送入呼伦贝尔市精神卫生中心,7日开始,护士康刘丽让她吃药,被她拒绝,后果就是被该护士拽着头发往下灌,由春博对他们说你们看我身上这些伤,你就知道我是冤假错案被拘禁在这里的,你为啥要给我这么拽头发、打针、灌药,这不是属于故意伤害吗,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当她说完后,她遭到了一次更为严重的殴打,在这样的情况下给她灌了两天药后,迫于殴打的伤痛,她合作了,开始自觉的吃药,他们也停止了暴力灌药,但是要看着她吃,就这样吃了十天精神病的药。短短十天的吃药效果,后遗症非常厉害,到她出来后好几天,身上还感觉像药物中毒,全身骚痒红肿。
3月15日晚上,由春博要上厕所,值班护士王艳(音)不让,并把她从走廊推回后,4个护士、2个患者,共计6个人将她挷在椅子上做电刺。这种折磨下,致使由春博大小便失禁,屎尿都拉在裤子里。由于齐臭难闻。护士找人把她推到一个角落不再管她。直到下一班护士接班,由春博说明情况,给她松绑后,当着60多患者和护士面脱下裤子。让大家看拉在裤子里屎尿后,才被允许上厕所梳洗。
由于在进入医院之前就遭到群殴,腰部被踹的伤比较严重,进入医院后又被他们暴打一顿,导致腰伤一直没有好起来。而被他们绑起来搜走所有的随身物品也出现损坏和短少,由春博说身上本来整整拿着16000元钱,结果经过护士清点,变成了14691.5元,当时她就提出要对数,遭到拒绝,并被他们强拉着手在扣押清单上按上了指纹。而且在出来的时候电脑、摄像机、麦克风、两部手机都被损坏,存折没给。
3月17日,她被免渡河派出所接放了出来,有好心的警察告诉她,你快走吧!活着出来不容易,《本刊》记者对她进行了电话采访时她说,现在吃药的副作用还没有完全消退,全身红肿,生活都快不能自理了,腰上一直美好,现在回忆起这个事情,晚上都能吓得哭醒。心里恍恍惚惚的。出来十多天没睡一个安稳的觉!这次短短的十天,竟遭遇了如此惨无人道的迫害,而这已经是在她呼伦贝尔精神卫生中心遭遇的第三次迫害了。





夫妻双方本应互相扶持。但家住市区的胡某,却在妻子董某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后,不仅对其拳脚相向,还在8年时间内,先后4次提出离婚诉讼。为维护自己的基本人权——生存权,董某不仅拒不同意离婚,还在扬州“剑之兰”女律团的帮助下,最终赢得了婚姻保卫战。而对4次提出离婚诉讼请求的胡某而言,是否意味着离婚的自由权利不受法律保护呢?
因婆媳关系不和,儿媳患上精神分裂症
18年前,年轻漂亮的董某,为追逐浪漫的爱情,偷偷与工友胡某领了结婚证。为了这事,她与家人的关系一度陷入了“冷战”。一年后,董某给丈夫胡某诞下一个男婴,这给家庭带来短暂的快乐。但没过多久,漂亮性感的董某,却遭到婆婆顾女士的“否定”。
顾女士认为,儿媳漂亮容易出轨。因受这种心理暗示,顾女士时常为了家庭琐事,与性格内向的董某发生冲突。扬州“剑之兰”女律团负责人张燕告诉记者,董某居住在婆婆家中,虽然多次受了委屈,但由于婚事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她只能默默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进而演变成一块“心病”。
2003年2月初的一个上午,因见妻子日益憔悴,整日精神恍惚,胡某将妻子送往医院诊断。经过医院的权威检查,董某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这让胡某痛苦不己。
丈夫暴力威胁妻子,法院下发“训诫书”
听说儿媳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顾女士接二连三地“命令”儿子离婚。为了维护母亲的尊严,同时减轻自己的负担,胡某从2006年7月开始,不断向法院递交离婚诉讼申请。
2006年7月,不堪生活拖累的胡某向我市基层法院递交了离婚诉讼申请。由于董某拒绝离婚,且生存权难以确保,为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法院在受理这起特殊的离婚案件后,判决双方不准离婚。
此时,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胡某不仅开始动手殴打和恐吓妻子,还在2007年、2011年两次诉讼申请离婚,这让董某的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考虑到被告人的特殊情况,为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我市基层妇联组织,接到董某家人的求助电话以后,随即委派扬州“剑之兰”女律团,免费帮助董某维权。
第3次诉讼离婚时,为确保董某不再遭受暴力侵袭,张燕要求法官对原告胡某进行“训诫”,并警告胡某不得再向被告施以暴力行为。原来,为迫使妻子同意离婚,胡某不仅联合家人,将患病妻子遗弃家中,还隔三岔五地前往家中,骚扰、殴打和恐吓董某。鉴于这种情况,法院采纳被告代理人提出的申请,即向原告胡某下发“训诫书”。据悉,胡某收到“训诫书”以后,再也不敢对妻子实施暴力了。
(来源: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fz/2014/03-18/5964355.shtml2014年03月18日 14:10 )
3月13日,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法院就海南区人民检察院申请对被申请人常某某强制医疗一案作出裁决,依法决定对常某某采取强制医疗措施。这是自去年新刑诉法修改实施以来,海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首份《强制医疗决定书》,也是乌海市首例。
海南区人民检察院认定,2013年2月24日11时30分许,常某某(女,27岁)在海南区租住的房屋内将自己8岁的女儿掐死,并用菜刀将自己的脖子及手腕划伤。事后经鉴定,常某某有被害妄想、情感反应倒错的症状,无原因杀死自己的孩子,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同时,根据其之前主治医生的证言,常某某病情最严重时可能杀人。在精神疾病治愈前,常某某有继续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可能。
今年3月11日,海南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法庭调查阶段,法庭就被申请人常某某是否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是否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逐一展开调查。海南区人民检察院当庭出示了相关证据,常某某的法定代理人郑某、诉讼代理人也依法进行了质证。
海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常某某实施暴力行为,致一人死亡,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常某某属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符合强制医疗条件,有必要对其予以强制医疗。遂依法作出决定对被申请人常某某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的裁决。
(来源:正北方网http://www.northnews.cn/2014/0320/1558457.shtml2014年03月20日 10:27 )
精神病患者刘显容失踪了。
1月23日,她被沙井120救护车送往专门治疗精神病患的罗湖区康宁医院,随同的除了丈夫肖建成,还有当地派出所民警。3月10日,肖建成找到康宁医院,得知妻子已被送往深圳市救助站。在救助站,他被告知妻子出院当晚就被送上了前往四川老家的火车。此后他再也没有找到妻子的下落。
这中间的一切源于入院之初一张“三无流浪人员”的证明,刘显容的身份变成流浪人员。但拥有监护人的妻子,为何变成“三无”人员?南都记者调查发现,只有“三无”身份才能获得民政部门的治疗资金,肖建成在和医院办理交接时,声称交不起费用,随后医院有人找到派出所开具了这份证明,妻子得以入住康宁医院接受治疗。
无钱医治的病人
1月23日凌晨,40岁的肖建成从睡梦中惊醒:妻子精神病发作了。
“她拿着刀和铁铲砍我,到处砸得咚咚响。”肖建成回忆,他跑到房子外面躲避,妻子也追到外面乱跑,折腾到凌晨,身材只有1.5米多高的肖建成再也无法控制住失控的妻子,上午9点左右他开始报警。
随后沙井医院120的救护车来到,肖建成和新桥派出所出警民警一起强制将刘显容送往了沙井医院,“医院登记了我和我老婆的身份证,下午4点又拉回新桥派出所,然后再坐120的车送去罗湖康宁医院。”
事发前,肖建成住在沙井新二村一处出租屋,靠电动车拉客为生。结婚证显示,他和妻子都是四川达州渠县人,渠县残疾人联合会盖章发放给刘显容的残疾人证显示:残疾类别为“精神”、残疾等级为贰级。
载着精神病人刘显容的救护车,从40公里外的沙井一直开到位于罗湖区的康宁医院,做了简单的交接后,来自沙井的救护人员和民警随车离开,留下肖建成在医院办理入院手续。但在交费处,肖建成并未缴费。“我去交费处问了一下,要200块,我身上没有钱,我说没钱怎么办,挂号处的负责人说没钱怎么行,你要去找派出所开个证明。”他称,医院保卫科好几个人紧紧跟着他不让他离开,并要求留下联系电话。
肖建成说,后来看实在无钱交费,保卫科一位工作人员答应他离开,“那个人说,我找派出所打个证明,可以免费治疗了,你可以回去了。”随后肖建成称自己签字后离开医院。事后他知道,派出所给医院开了一份“可以免费治疗的证明”。但他离开前尚未与派出所民警碰面,离开医院时约是晚上7点,天已经黑了,他估计在医院待了约一个小时。
救助站送上火车后消失
肖建成称,妻子住进康宁医院一周后,大年初二(2月1日),他带着儿子拿着妻子的衣物去康宁医院看望,不久,他和儿子离开。
3月10日,肖建成再度前往康宁医院,却得知妻子已经于3月6日出院,查询一番才知道是被深圳市救助站的人接走了。院方给了他一张写有编号的条子,让其根据编号去救助站寻找。
南都记者看到这张便签条上写着“3月6日,90006698,刘笑,市救助站。”肖建成从市救助站查询到“刘笑”在救助站留下的一张照片记录,确认是老婆。 救助站工作人员称,因为“刘笑”的身份是“三无流浪人员”,按救助规定由救助站接进站,并送回原籍。得知“刘笑”的户籍地是四川达州后,所以接出院当晚就买了火车票将其送上火车。车次为6日20:30发车的K 586列车,由深圳开往重庆北。
没有身份证的流浪人员如何能买到火车票上车?救助站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对南都记者称,只要弄清流浪人员的户籍地,就可以开证明办理售票。救护站人员负责买票并将人员送进站。事实上,国家相关的救助制度比较含糊,2003年第381号国务院令签发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对无家可归的,由其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妥善安置。”但具体如何衔接当地政府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南都记者检索发现,不少地方政府救助机构的做法均是买票将无家可归者送上车,下一步并未说明。
2004年广东省出台的类似规定明确要求“各级民政部门要密切配合,不得将流浪人员遗弃至交界地带不管,对需跨省交接的,由省民政部门和救助站按规定处理。”
但送进火车站后,“刘笑”去了哪里?从此再无踪迹可寻。南都记者近日与肖建成一起联系了达州地区以及渠县当地的救助站,却至今没有消息。
莫名失踪 谁之过?
康宁医院:不见家属探视,一直以为是流浪病人
妻子从此失踪,肖建成就成了康宁医院的“常客”,三番五次闹事,并威胁跳楼,要求医院“把我老婆找回来”。
该院健教部邵主任近日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颇感无奈,“我们已经把他老婆的病治好了,稳定了,也给了他编码到救助站去寻找,对于找人医院方面是没有责任的,医院只管治病救人。”
邵主任称,病人入院后丈夫肖建成一直没有前来探视,至于大年初二当日的探望说法院方也态度保留,因为医院正值春节放假,也无从核实。“我们也是他(肖)来闹,才知道他有个老婆在这边,但入院这么久,你作为丈夫都去了哪里?”
南都记者从院方查询到刘显容的入院记录,其中一份醒目的罗湖翠竹派出所证明称,1月23日下午接到群众报警,称医院门口翠竹路有一名女性精神病人,有攻击路人的可能,派出所出警后将其送往康宁医院救治,并证明其为“三无流浪人员”。
最初,刘显容被标明为“无名氏”,院方称,在治疗好转之后经过询问,刘自称自己姓名叫“刘笑”,因为没有身份证件,所以刘的身份以“刘笑”和编码“90006698”代替。
“对于精神病人的入院,我们首先要由监护人陪同办理手续,对于没有监护人的流浪人员,我们按规定必须要派出所和救助站开具证明才能接收。”康宁医院医务科杨科长亦表示。
现有的入院材料也显示翠竹派出所接警处理并送往医院。
翠竹派出所:联系不上家属,出具“三无人员”证明
又是如何开具这份证明?当日出警的康宁医院片区警长陈警官昨日对南都记者称,事发当日乃是接到医院保卫科的电话称有病人被遗弃在医院,民警随后赶到现场处理,处理中并未见到监护人在场,病人又没有身份资料,因此就当“三无人员”办理了相关证明,让病人入住医院。
“是医院保卫科姓胡的科长和我们联系的,印象中他是说有个病人被家属送过来丢在这里走了。”陈警官称,这个警区每个月都有三五宗精神病人被家属带来遗弃在医院不肯缴费处理的,“联系不上家属,没有身份证明,只能按三无人员处理。”
陈警官称,民政救助相关条例规定,“三无”精神病人可由民政部门给予资助治疗,费用由财政开支。或是因为这个政策,时而有病人被家属带至医院后一走了之。“他们也不能说是逃避监护责任,或许是贫困,或者是其它因素,这是个社会问题。”
刘显容失踪轨迹
1月23日
刘显容被沙井120救护车送往康宁医院,陪同者有丈夫肖建成、沙井医院的救护人员和翠竹派出所民警。
肖建成无钱交费,保卫科工作人员答应他离开,称“我找派出所打个证明,可以免费治疗了,你可以回去了”。
翠竹派出所民警接到医院保卫科的电话,称有病人被遗弃在医院,民警随后赶到现场未见到监护人在场,病人又没有身份资料,因此就当“三无人员”办理证明,让病人入住康宁医院。
3月6日
治疗一个多月后,康宁医院将自称“刘笑”无身份资料的刘显容按“三无人员”移送深圳市救助站。
深圳市救助站按“三无流浪人员”救助规定,当晚就买了火车票将“刘笑”送上20:30发往重庆的K586列车。
(来源:南都网http://epaper.oeeee.com/H/html/2014-03/20/content_2039322.htm2014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