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第二十一期

 精神病患者刘显容失踪了。
    1月23日，她被沙井120救护车送往专门治疗精神病患的罗湖区康宁医院，随同的除了丈夫肖建成，还有当地派出所民警。3月10日，肖建成找到康宁医院，得知妻子已被送往深圳市救助站。在救助站，他被告知妻子出院当晚就被送上了前往四川老家的火车。此后他再也没有找到妻子的下落。
    这中间的一切源于入院之初一张“三无流浪人员”的证明，刘显容的身份变成流浪人员。但拥有监护人的妻子，为何变成“三无”人员？南都记者调查发现，只有“三无”身份才能获得民政部门的治疗资金，肖建成在和医院办理交接时，声称交不起费用，随后医院有人找到派出所开具了这份证明，妻子得以入住康宁医院接受治疗。
    无钱医治的病人
    1月23日凌晨，40岁的肖建成从睡梦中惊醒：妻子精神病发作了。
   “她拿着刀和铁铲砍我，到处砸得咚咚响。”肖建成回忆，他跑到房子外面躲避，妻子也追到外面乱跑，折腾到凌晨，身材只有1.5米多高的肖建成再也无法控制住失控的妻子，上午9点左右他开始报警。
    随后沙井医院120的救护车来到，肖建成和新桥派出所出警民警一起强制将刘显容送往了沙井医院，“医院登记了我和我老婆的身份证，下午4点又拉回新桥派出所，然后再坐120的车送去罗湖康宁医院。”
    事发前，肖建成住在沙井新二村一处出租屋，靠电动车拉客为生。结婚证显示，他和妻子都是四川达州渠县人，渠县残疾人联合会盖章发放给刘显容的残疾人证显示：残疾类别为“精神”、残疾等级为贰级。
    载着精神病人刘显容的救护车，从40公里外的沙井一直开到位于罗湖区的康宁医院，做了简单的交接后，来自沙井的救护人员和民警随车离开，留下肖建成在医院办理入院手续。但在交费处，肖建成并未缴费。“我去交费处问了一下，要200块，我身上没有钱，我说没钱怎么办，挂号处的负责人说没钱怎么行，你要去找派出所开个证明。”他称，医院保卫科好几个人紧紧跟着他不让他离开，并要求留下联系电话。
    肖建成说，后来看实在无钱交费，保卫科一位工作人员答应他离开，“那个人说，我找派出所打个证明，可以免费治疗了，你可以回去了。”随后肖建成称自己签字后离开医院。事后他知道，派出所给医院开了一份“可以免费治疗的证明”。但他离开前尚未与派出所民警碰面，离开医院时约是晚上7点，天已经黑了，他估计在医院待了约一个小时。
救助站送上火车后消失
    肖建成称，妻子住进康宁医院一周后，大年初二(2月1日)，他带着儿子拿着妻子的衣物去康宁医院看望，不久，他和儿子离开。
    3月10日，肖建成再度前往康宁医院，却得知妻子已经于3月6日出院，查询一番才知道是被深圳市救助站的人接走了。院方给了他一张写有编号的条子，让其根据编号去救助站寻找。
    南都记者看到这张便签条上写着“3月6日，90006698，刘笑，市救助站。”肖建成从市救助站查询到“刘笑”在救助站留下的一张照片记录，确认是老婆。
    救助站工作人员称，因为“刘笑”的身份是“三无流浪人员”，按救助规定由救助站接进站，并送回原籍。得知“刘笑”的户籍地是四川达州后，所以接出院当晚就买了火车票将其送上火车。车次为6日20：30发车的K 586列车，由深圳开往重庆北。
    没有身份证的流浪人员如何能买到火车票上车？救助站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对南都记者称，只要弄清流浪人员的户籍地，就可以开证明办理售票。救护站人员负责买票并将人员送进站。
    事实上，国家相关的救助制度比较含糊，2003年第381号国务院令签发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对无家可归的，由其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妥善安置。”

 “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北大教授孙东东有言，“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我相信，他的观点代表了当局维稳官僚的普遍认识。
    以现今的医学水平，仍然无法对精神病进行生理指标上的客观精确鉴定。对躯体疾病，通过生理指标的检测，能够进行客观诊断，而对于精神、心理问题的诊断，全凭精神病医生的主观判断，依据就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在一个致力于培养顺民的极权社会中，那些不屈不挠地抗拒强权、捍卫自己权利的上访户，当然不符合顺民的“正常标准”，当然是“精神病”，是“偏执狂”。
  
  极权社会的“正常标准”
    精神的“正常”和“不正常”，具有时代性、社会性。所谓“正常”，乃以特定时代的社会常态和多数人的表现为参照系。譬如，大清朝男人留大辫子，是正常的，到晚清时期那些接受了现代文化的留学生和革命者，率先剪掉了辫子，在清政府和民众眼里，必定是“不正常”的，今天看来，却是“伟大光明正确”的，是开风气之先的超前者。
   
当今世界，日趋多元也日趋文明，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正常”或“不正常”的标准，常常大相径庭，乃至根本相反。宪政民主制度下，一个人在大街上讲演，公开批评政府，乃天赋人权，是社会常态，没人会认为“不正常”；而在官僚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则会被视为“不正常”，甚至被关进精神病院。
 
   可以说，在极权社会中，对“精神病”的判断并非单纯的个人身心健康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内涵。极权社会对“精神病”的认知本身，即反映出制度之恶、社会之病
    为什么极权社会中的少数官僚阶层能够长期统治和压迫大多数人？把答案仅仅归因于暴力的使用，过于简单化。试想，如果让官僚极权来统治美国人民，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就如同把一群自由的野生动物突然关进了笼子里，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必然会遭到普遍反抗，这种普遍反抗会使得专制统治所要付出的精力和成本如此高昂，以致一天都维持不下。
   
专制统治要维持运转，需要一整套的机制来持续不懈地大批量地制造“顺民”，制造出一个顺服统治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常态。中国数千年的专制制度都在致力于把民众驯化成“顺民”，只有“顺民”才是“良民”，那些不屈服于专制统治的人，则被归类为“刁民”，要受到毁灭性打击。今日官僚当局对维权者的“精神病”污蔑，正是旧日王朝对待“刁民”的版本翻新。
    极权统治就是在制造顺民的同时，把“逆民”制造成“精神病”，剥夺其一切权利，包括作为正常人的生存权。大量个案反映出，其“造病”机制主要有三种：“诬”、 “逼”、 “治”。
 
  “诬”——正常人“被精神病”
    所谓“诬”，是当局把不顺服专制统治或在原则问题上“较真”的正常人，诬为精神病，今天，“被精神病”成了当局维稳的流行方式。
    两种人最易成为受害者：一种是那些对自身权益遭到侵犯不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人，他们不肯向专制官僚低头妥协，不屈不挠地坚持抗争，最典型的就是孙教授口中的上访户；另一种是那些不遵从“潜规则”，对专制政权的表面文章信以为真，去跟专制权力的潜规则“较真”的人。
   
中共官僚政权的一个特点是，运用“潜规则”进行统治。如果只从某些政策宣传来观察官僚政权，你会误以为它颇为开明，殊不知这只是一种欺世愚民的表面文章。在现实中，权大于法，官僚权力主宰一切。有人将此归纳为“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但有些真诚的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和公职人员，却对官僚政权的欺骗宣传信以为真，真诚地按照表面文章办事，去跟官僚专制权力“较真”。在官僚们看来，他们就是一些不识时务的“傻子”，往往就会“被精神病”。

    一些披露出来的案例反映了这种情况，如陕西某国企的一名干部，不肯为上级官僚的营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而是按照原则进行抵制，结果遭到打击报复，他又坚持向政府部门举报，政府却把他关进了精神病院。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某派出所一名警官，不肯按照上级官僚的指令办案，去袒护违法者，而是按照原则为受害人伸张正义，结果被撤职审查，他不断上访，却被自己供职的公安局送进了精神病院，惨遭折磨。在重病几近死亡的情况下，精神病院不愿承担责任，才让他的家人把他接出精神病院。他的家人带他到天津去重新鉴定，结果是完全正常，根本没有精神病。诸如此类的案例举不胜举，在现行体制内部，一些真诚地按照当局宣传的原则行事的人，往往要为这些两张皮的“原则”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
  
“逼”——极权统治把正常人逼成精神病
    在专制统治下，人们的心理压力是十分巨大的，因为严酷的政治环境不允许人们自由表达，不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和良心行事，而是要把人的一切思想、言论和行为，都压抑在蛮横僵化的专制制度躯壳内，导致那些有很强的独立性和道德感的人，心理上产生很大的矛盾和冲突。如果他们既不愿让自己的人格扭曲，又不得不适应极权统治的社会环境，内心必然是天人交战、无止无休，当外在压力和内心冲突积累到极限，很容易造成心理崩溃，精神失常。
  
  所以，社会的精神病发病率，与政治环境存在极大相关性。每当政治环境黑暗、社会氛围严酷时，比如历次政治运动、文革时期，社会上发生精神病的人数就大大增多。良知本乎人心，自由乃是天赋，而专制制度恰恰要压抑人的良知，扼杀人的自由，这必然会在人的精神心理上造成巨大的压力和无处申诉、无从解脱的冲突。
  
“治”——正常人被“治疗”成精神病
    正常人“被精神病”后，在精神病院经受黑暗、残酷的“治疗”，而被“治”出精神病的几率是很大的。
    那些治疗精神病人的手段，对正常人来说就是酷刑。这种残酷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很容易就弄假成真，把一个正常人“治”成真正的精神病人。有一名中学教师，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因不满和批判当局镇压，被关进精神病院。结果，在精神病院的残酷“治疗”下，他的精神受到强烈刺激，以致失常，成了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虽然他后来被放出精神病院，但精神病的根子已经埋下，以致几年之后，他精神病发作，竟杀死了自己的亲人。
  
  通过“诬”、“逼”、“治”等种种方式，官僚极权统治大批量地把正常人变成“精神病人”，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中共曾经制作了一部政治戏剧，叫《白毛女》，主题是所谓“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但是，“白毛女”在现实压迫下还可以逃到山里去，还有“做鬼”的空间和自由，有朝一日还可以恢复正常人的生活。而中共官僚政权把正常人关进精神病院，让人生不如死，连“做鬼”的空间和自由都没有，它把正常人“治疗”成真正的精神病人，让人的精神永远失常，再也不能恢复正常人的生活。精神病人的生存，是最没有尊严的生存，只能给自己、给亲人带来无尽的痛苦。
   
极权政治之下，人不如鬼。
    六十年的中共官僚极权统治，造成病态的政治环境，对精神病的判断标准本身早已变得“不正常”。逆来顺受、甘当奴隶被视为“正常”，而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却成了“不正常”、不识时务，所以才有那些维稳官僚和“叫兽”们的奇谈怪论。苍生无辜，为政有病。在一个专制自闭、黑暗窒息的政治环境下，价值判断标准已经黑白颠倒。唯有以宪政民主制度，造就自由、开放、多元、包容的社会环境，价值判断标准才能恢复正常，健全理性的公民社会方能形成。
（来源：民主中国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93272014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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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日，我国首部《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新法的最大亮点是规定精神障碍患者住院、出院实行自愿原则，避免出现以前的“被精神病”情况。
    不过，新法实施近一年，颍州晚报记者发现，有精神病患者提出自愿出院且通过医院评估后，却遭到家属拒绝，面临着无家可归或无人接收的局面，让医院陷入两难境地。
   
精神清醒后，他羡慕外面自由的世界
    武城把身体倚在窗台上，双手紧紧地握住窗户上的铁栅栏，眼睛眺望着外面，窗外是来来往往的人群。
武城转过身说：“他们都有自由，我却没有。”
  
  武城在这个屋子里面呆了近一年，300多个日日夜夜。这一年来，他每天的活动范围仅限于病房内和外面的走廊，病房里的那张床是他唯一拥有的独立空间。武城被关的屋子，属于市三院。
    在这里，武城生活简单又极有规律，早上起床后吃药、吃饭、自由活动、午睡……在药物的作用下，武城在多数时间里保持静默。
    自由活动时，病友们一起打扑克，武城总是静静地看着电视，那是他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渠道。有时候，他还会帮护士打扫卫生。
   
病房的窗口处，又有人向里面张望，武城看到的一张张陌生的脸，他失望地低下了头。身边的病友们常有家人来探望，送钱，送水果，嘘寒问暖。武城有时也会听到病友对家属说，病好了，就把自己接走。看着身边的人来了又去，武城也常常说自己“病好了”，不过他只能说给病友和自己听，因为自从住进医院，从没有亲人来看过他。
    在最清醒的时候，武城的心里会产生愧疚，他很后悔杀死了母亲。
  
  他希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2013年以前，武城住在位于颍上县的一个小村庄，家里有妻子、3岁的儿子和母亲。但这一切都在当年年初被彻底改变。
    武城将手中的棍棒挥向了一直照顾他生活起居的母亲……
    经鉴定，武城为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发病期，无刑事责任能力，被送到市三院接受强制治疗。
   
此后，武城就开始了精神病院里的生活。刚进来时，他的暴力倾向不时出现，他对医生的问话常常前后不一，时常做出暴力行为，在按规律服用一些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后，武城渐渐清醒。
    如今的武城行为紊乱的症状已基本消失，他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与病友相处还算融。
  
  武城对医生说的最多的就是回家，他挂念刚刚4岁的孩子，希望过正常人的自由生活。医生跟当地政府联系后发现，武城的回家之路并不那么容易：村民们反对，家人不愿意接收，而他能否按时服药也成了医生最担心的问题。
   
村里人都不愿他回来    武城的回家之路到底有多难？
    近日，颍州晚报记者走进了武城所在的小村庄。武家低矮的瓦房，在周围楼房的映衬下特别显眼，院子里到处是枯草和废弃的塑料袋，房门上的春联已经褪去了字迹，门锁已经锈迹斑斑，厨房的角落里结满了蜘蛛网。
  
“武城的病情已经稳定，他想回家。”颍州晚报记者带来的这个消息，在村里炸开了锅
50多岁的武大娘原本从此路过，听到这个消息后，停下电瓶车，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武城回来。
  “他的病如果复发了怎么办，他是病人可以杀人，但是我们正常人怎么办。”武大娘说，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只剩下她这样的老人和孩子，安全没有保障。
    何梅（化名）与武城家相距不过50米，武城门前的小路是出村的必经之路。曾经每次经过那里，她总是小心翼翼，即使这样仍招来了武城的“不满”。
    有一次，何梅路过武城家门口，嗓子有些发痒，忍不住咳嗽一声，“咳什么咳，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咳什么咳，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坐在院中的武城随手拿起砖头就向她砸去。所幸的是，由于躲闪及时，何梅没有受伤。
    但是，与武城家只有一墙之隔的李海（化名）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那天，李海一家人坐在一起聊天，谁也没有想到，武城拿着长棍闯进了他家，把李海打得头破血流。  吴丽 （化名）多次看见武城将孩子放在水里，还动手打老婆。“他个子高，力气大，谁敢惹他？村里的人几乎都被他打过。”
  听说武城想回家，武城四婶陈芳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这一年来，武城的孩子一直由她照料着。照顾这个孩子已让陈芳力不从心，她说不可能再去照顾武城，而且如果他一旦病情复发伤了人，这样的责任谁都承担不起。
    村民们说，由于武城，这些年来村里就没有平静过，去年命案发生后，武城被警察带走，这个村子才逐渐安静下来。“谁都没想到他还会回来，谁也不愿意他回来。”
  
  市三院：精神病人回家路漫长
   “得了这个病，病人自己也很痛苦。如果因为他有病就将他与世隔绝，这对他不公平。只要按时服药，精神病人也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市三院副院长刘云说。
    但村民们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很多精神病人回家后由于不按时服药导致病情复发。目前，武城的治疗费用除一部分由新农合报销外，其他部分由当地政府承担。
    由于武城实施的是强制治疗，所以需要有人提出申请，经专家鉴定后，如果符合出院条件那么他就能回家了，但是从目前看，由于无人申请，也没有人接收和督促他服药，武城的回家之路仍然很漫长。
（来源：阜阳新闻http://www.fynews.net/article-76470-1.html2014-3-18 07: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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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姐姐的病还没看好，医生就以医保用完为由要我们转成自费治疗，不然就停药，停止治疗，我们没办法只好出院回家。”近日，开封市柳女士致电本报，向记者讲述了她被开封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病医院)六病区主治医生“劝说”让其姐姐出院的经历。对此，记者进行了多方采访。
    病人家属：医保还有限额？头一次听说！
    记者跟着柳女士来到其姐姐家时，患者一个人在家，她坐在墙角小矮凳子上低头不语，看上去神情恍惚。对于记者提出的诸如穿衣吃饭类的简单问题，她也是答非所问。柳女士说，姐姐今年52岁了，独居多年，常常一个人不愿意开口说话，这个还倒不要紧，关键是她还不吃不喝，厉害的时候，连路都不会走。
    2月4日，刚过完年，姐姐就被家人送进了开封市第五人民医院，医生经过诊断认为她患有“精神抑郁症”，需住院治疗。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病情也开始慢慢好转，身为家属的柳女士也感到了一些欣慰，但是没想到的是，从3月10日开始，她就被姐姐的主治医生贺玉岭叫去谈话了，要求她把其姐姐的医疗结算从医保转为自费，理由是医保结算已经到了限额了。柳女士很是不解，按照国家规定，姐姐是有权享用职工医保的，怎么病还没治好就不能用了呢?“医保还有限额?我们之前在其他医院看病时从没有听说过!”柳女士对记者说。
    医生：先出院，三天后再住进来，还能用医保结算！
对于柳女士的疑惑，其姐姐的主治医生贺玉岭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市医保中心给医院每个病人都是2900元的医保资金，如果在2900元以内，医保可以报销，但如果超出了这个限额，剩下的钱只能由医院自己垫付，医院是营利机构，不可能把每个人的医疗费都补贴，所以病人想要继续治疗，要么先出院要么转为自费。
    从柳女士提供的录音中记者能够清楚地听到这样的话语：“医保中心给我们医院每个病人只报销2900元，超出部分要我们医院承担，医院要挣钱，哪怕你们先出院，就算三天后再进来我们还可以继续用医保，不然的话，我们就只能停药了。”
    医院相关负责人：病人病没治好，你为何签字办理出院手续？
针对柳女士反映的问题，记者采访了该医院医保科科长庞国盛，他说：“医院从今年开始就已经不存在有2900元的限额问题，现在医院和医保中心所达成的协议是市医保中心每年给医院拨发固定款项，只要病人没有无故延长住院时间，都可以按照医保规定来结算医疗费。所谓的2900元是贺医生不懂政策，对病人家属解释有误。”
    面对记者和柳女士所关心的其姐姐病没好为何要求出院的疑问，庞国盛没有给予正面回答，而是反问柳女士：“病没好，你为何签字办理出院手续?”随后，他就以要开会为由匆匆离去。
    开封市医保中心：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定记者致电开封市医保中心，接电话的一位芦姓负责人听了开封市第五人民医院的做法时说：“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我们的政策是病人生病入院，直到病好出院，从来没有医保限额这一说法。不过病人的入院和出院的标准都是由医生诊断的。”
    开封市卫生局：该医院曾有此类情况发生
记者和柳女士随后来到了开封市卫生局，希望通过权威部门得到一个准确的说法。卫生局办公室主任李新民说：“曾经听说这个医院以前发生过此类的事情，但医保中心和医院是有专门协议的。医院可能出于自身利益出台自己的政策，这些政策我并不清楚。另外，医保报销问题并不归卫生局管。而对于医院违反规定强制未痊愈的病人出院这一行为，我等领导回来后会进行核实，核实之后再给你们答复。”
    截至发稿，记者尚未收到任何答复。
（来源：中国日报网http://hen.chinadaily.com.cn/n/2014-03-28/NEWS15937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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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0日，瑶海区法院审理了一起关于精神病持刀砍杀七旬老父亲的案件。近年来，精神病患者伤人案件已经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到底该如何去关心、照顾他们？如何让他们对社会的伤害减少到最低？专家指出，预防精神病患者危害社会，除了家庭监护人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的支持。

    案例
    儿子砍杀七旬老父
    2013年9月13日早7时许，40岁的刘某买一把菜刀，回到家中后朝着父亲头上砍去，随后又在其身体多处猛烈砍击。最终导致其70岁的老父身亡，而在砍父过程中，其母许某的身体也被砍伤。案发后，刘某主动向当地公安机关自首。
    经合肥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刘某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作案时无刑事责任能力，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但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父亲被砍身亡，母亲身受重伤，然而凶手却是自己的兄弟，面对如此情形，受害人儿子、嫌疑人哥哥在一旁默默流泪、泣不成声。
    据其介绍，弟弟刘某患精神病已经有十年之久，家中还有一个十来岁的儿子，“现在出了这样的状况，家也散了，孩子是最可怜的，这到底是谁的责任？”
    法院当庭宣判，刘某虽不负刑事责任，但其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遂判决对其强制医疗。据了解，近年来类似悲剧屡见不鲜。
   
反思
    家庭无法承受之重
    上演如此之多的悲剧，为何不送进医院治疗？钱，恐怕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原因。
    刘强（化名）的母亲程女士，一遍遍说起生活的苦。
    38岁的刘强有一个儿子，在大多数人眼里，他是幸福的。
    2001年，刘强丢掉了赖以生存的工作，经常一个人呆在家中闷不作声，心情极度压抑后又染上了酗酒。刚开始还算正常的刘强，渐渐地开始有精神病症状，爆发后甚至会跑到马路上打人。
    程女士得知儿子患上了这样的病后，专职伺候刘强。家境本就一般的程女士更是在治疗费上捉襟见肘。没办法，程女士又带着刘强返回到了家中。
    “其实病情稳定时刘强还是正常的，可一旦病情发作，就会闹得天翻地覆。”在程女士眼里，能看到正常情况下的刘强，感觉就像过年一样。不过，这样的日子并不多。
  
 建议
    社会多担一些责任
    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尹佃阳律师告诉记者，按照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患者因为在主观上不具有认识能力，在法律上被认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若其行为对社会造成损害，不负刑事责任。“严格来讲，精神病患者杀人不能称作犯罪，应该称为‘危害社会的行为’。”尹佃阳说。
    目前，中国有上千万例精神病患者。尹律师认为，精神病患者危害社会的问题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果没有社会的足够关注，这些问题有可能对社会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
    尹佃阳建议，预防精神病人危害社会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家庭，精神病患者的亲属、监护人要做好看护。很多精神病患者不发病时与常人无异，一旦发病则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另一方面是完善康复医院建设，使患者能够集中在医院疗养。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住院费用谁来承担？”尹佃阳担忧地表示。据相关统计，中国精神病患者六成都来自农村。大多数患者缺乏医疗保障，需要承担长期的治疗费用。很多患者因无法担负长期的费用而终止住院治疗。
尹佃阳说：“预防精神病患者危害，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全，社会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
（来源：新华网http://www.ah.xinhuanet.com/2014-03/23/c_119900234.htm201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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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张婕舒报道：香港医学会批评医院管理局联网大搞“山头主义”，不同区的非紧急精神科病人轮候时间参差，最长接近两年，期间无任何跟进，白白延误病情。此外，用以评估病情的问卷并不科学，不时出现错漏，即使病情加重亦不能再次评估。医管局回应指，精神病患者轮候期间若有恶化，可至急症室求诊，并要求再次接受评估，以判断是否需要提前诊期。
　　
精神科专科医生兼香港医学会会董黄以谦昨日引述医管局资料指，2012至2013年度不同区精神科非紧急病患的轮候时间相差颇大，其中九龙中联网最长，需时94周，接近两年；新界西联网则需时最短，仅为27周，这与该区有精神科专科的青山医院有关。他批评指，各联网资源分布不均，但病人不可跨区就诊，形成“山头主义”。
　　
黄以谦续指，现时用以评估病情的表格并不科学，仅有拿起武器想要伤人、或有自杀举动的病患才有望获评为“第一、第二优先类别”，在两个月内得到治疗；有此倾向但无实际行动者，只能被归为“非紧急”，进入轮候长队。且评估不设上诉机制，若患者轮候期间病情加重，亦无再次接受评估的机会。
　　
黄以谦忆述，曾有情绪不佳的病患，被评为“非紧急”，需轮候近两年，他转投私家医生，医生认为他的情况属“第一优先”，于是写转介信，希望医管局再次评估，但遭拒绝。三个月后，患者殴打妻子被控。黄以谦认为，应优化现时联网，将病人分流至轮候时间较短的区，并尝试额外支付薪水，让联网医生延长工时，尽快清除累积病例。

医管局昨日回应指，专科门诊处理新转介病人个案时会採取分流制度，首先由多年经验的资深精神科护士评核新症病人的临床病歷、主要症状和检验结果等各项因素，护士的评核会再经由精神科医生检视。由于精神病患者的病情经常受各方面影响，因此如等候诊症期间情况恶化，应立即到急症室求诊。病人亦可要求再次接受评估，以判断是否需要提前诊期。
（来源：大公报http://news.takungpao.com/paper/q/2014/0320/2365653.html 2014-03-20 02:0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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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张婕舒报道：香港医学会批评医院管理局联网大搞“山头主义”，不同区的非紧急精神科病人轮候时间参差，最长接近两年，期间无任何跟进，白白延误病情。此外，用以评估病情的问卷并不科学，不时出现错漏，即使病情加重亦不能再次评估。医管局回应指，精神病患者轮候期间若有恶化，可至急症室求诊，并要求再次接受评估，以判断是否需要提前诊期。
　　精神科专科医生兼香港医学会会董黄以谦昨日引述医管局资料指，2012至2013年度不同区精神科非紧急病患的轮候时间相差颇大，其中九龙中联网最长，需时94周，接近两年；新界西联网则需时最短，仅为27周，这与该区有精神科专科的青山医院有关。他批评指，各联网资源分布不均，但病人不可跨区就诊，形成“山头主义”。
　　黄以谦续指，现时用以评估病情的表格并不科学，仅有拿起武器想要伤人、或有自杀举动的病患才有望获评为“第一、第二优先类别”，在两个月内得到治疗；有此倾向但无实际行动者，只能被归为“非紧急”，进入轮候长队。且评估不设上诉机制，若患者轮候期间病情加重，亦无再次接受评估的机会。
　　黄以谦忆述，曾有情绪不佳的病患，被评为“非紧急”，需轮候近两年，他转投私家医生，医生认为他的情况属“第一优先”，于是写转介信，希望医管局再次评估，但遭拒绝。三个月后，患者殴打妻子被控。黄以谦认为，应优化现时联网，将病人分流至轮候时间较短的区，并尝试额外支付薪水，让联网医生延长工时，尽快清除累积病例。
医管局昨日回应指，专科门诊处理新转介病人个案时会採取分流制度，首先由多年经验的资深精神科护士评核新症病人的临床病歷、主要症状和检验结果等各项因素，护士的评核会再经由精神科医生检视。由于精神病患者的病情经常受各方面影响，因此如等候诊症期间情况恶化，应立即到急症室求诊。病人亦可要求再次接受评估，以判断是否需要提前诊期。
（来源：大公报http://news.takungpao.com/paper/q/2014/0320/2365653.html 2014-03-20 02:02:17 ）

  在上海莘庄镇青春村金家塘铁路边的某处，两道铁门和一堵高墙将里外隔离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这里有个听起来充满希望的名字：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但是，院内的病人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一日的重复“康复”中，大多都已青春不再。
　　今年48岁的徐为（化名），在这里已经待了十余年。其间，自认为无需再住院的他，曾尝试过以各种手段离开，但均以失败告终。
　　网络上，曾有一个未经证实、题为《你能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吗？》的故事非常流行。其中，主人公美国《探路者》杂志记者格雷·贝尔在采访完成功“逃出”精神病院的正常人后感慨：在一个不正常的环境里，一个正常人想证明自己的正常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只有不试图去证明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正常的人。
　　现实中，徐为，一个曾被鉴定为“患有精神分裂症，属于残留期”的精神病患者想要重获自由更是难上加难。他最终选择在2013年5月6日，《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的第六天，以侵犯人身自由权为由，将所在康复院和作为监护人的大哥告上法庭。
　　在给法院的信中，徐为这样写道：“我相信法律最后能让我堂堂正正地走出医院，希望法院让我有机会到神圣的法庭上表达我对自由的渴望，有机会回归社会上，去重新建立我的生活。”
　　7个多月后，上海闵行区法院通知其立案成功。这也成为全国第一起依据《精神卫生法》起诉的个案。
　　徐为的代理人、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的杨卫华律师表示：“这个人很简单，被关了十几年，希望法庭给他一个说理的机会，让大家听一听幽禁了十几年的心灵对自由的渴望。自由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对他来说太宝贵了。”

入院
　　3月11日上午10点刚过，徐为已守在康复院的大门口等待记者的到来。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女人站在他的身边，牢牢地挽着他的手臂。她就是小甘，徐为在住院期间结交的女友。
　　采访是在大门旁边的一个房间里进行。一张残破的单人沙发、一张大长桌，以及一把长板凳，就构成了所谓的“会客室”。
　　徐为招呼记者坐在沙发上，自己则搬来板凳相对而坐。小甘随后坐在徐为的身旁，仍然紧紧挽着他的手臂。
　　小甘说，她哥哥随时都可能来接自己出院，“但他出不去，我也不走”，两人相视一笑，他们早已约定要一起走出这座“无形的牢笼”。
　　“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了婚，家里四个兄弟跟父亲和继母一起生活。家里的经济条件算不上太好。到了1989年，正巧赶上当时的出国潮，我也就去了澳大利亚。说是去读语言，但说实在的，我不太在行，就在那里打工。”徐为将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娓娓道来。
　　但是，他的人生就此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在澳期间，徐为迷恋上了赌博。赌输没钱的时候，他就去慈善机构接受救济。他睡过图书馆，也睡过公园。
　　时间一天天过去，徐为终于挨到了可以办理永久居留证的日子。
　　“申请居留证前，要先经过体检。当时，我就跟医院说了，我现在没钱，住在慈善机构里面，检查身体的钱以后再付。他们叫我去看看精神科医生，或许他们认为住在慈善机构里的人都是有病的。”徐为回忆道，“后来，我问朋友借了钱交了体检费。但去拿报告的时候，我等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有拿到。于是，我当场发了脾气。”
　　结果，居留证被拒。徐为说，当时他想找律师帮自己申诉，但没有找到。一怒之下，他便跑到移民局，要求把自己遣送回国。“我在移民局的拘留所里，过满35天的申诉期，以非法居留理由被送回中国。”
　　2000年10月，34岁的徐为被送回广州。当时，身无分文的他打电话给大哥徐兴（化名），让其在深圳的朋友送来点钱，这才买了车票回到上海。
　　但徐为对澳大利亚移民局始终耿耿于怀。为此，在最初一段时间，他到上海外事部门、出入境管理处、澳大利亚领事馆等机构四处维权，甚至问父亲要钱跑到北京的大使馆申诉。按照他的说法，光每个月给澳大利亚那边打的国际长途电话费就高达好几千元。
　　“我爸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哥，他们就说我发精神病了。”徐为说，2001年他第一次被送到了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当时，我就把怀疑有人跟踪我的事情告诉了医生，他们认为我有病，让我住院了，还强迫我打针。我不愿意，被许多人围着打了一顿。”
　　一年之后，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让徐为出院了。徐为猜测：“可能是看我一切都挺正常的，也可能是因为没付医药费。”由于父亲不认路没来接，徐为借了钱坐公交车回了家。
　　回家后，徐为找到过一份工作，在一个沙特人手下干活，名义上的翻译和副厂长。不过，徐为很快就辞职了，理由是“整天没事干，工资又很低”。为此，他和父亲吵了起来，父亲坚持认为这份工作不错，争吵中，徐为伸手推了父亲，指甲划伤了父亲。
　　70岁的父亲将徐为的举动告诉了居委会。居委会打算将徐为再次送到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但被院方拒绝。徐为记得，有一天，一辆车开到家门口，在警察和居委会人员的监督下，他被送进了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
　　“这个康复院的院长以前就是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的护士，1985年出来开了这个康复院。当时普陀的一个医生和我哥是同学，大概是他介绍的吧。”这些依旧是徐为的猜测。
　　徐为没有想到，这一待，竟是十年光景。
　　
出逃
　　入院半年之后，徐为的病情没有反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已经“可以出院了”。但是当居委会代表来到康复院准备接他回家时，院长却将居委会的人叫到一边交谈了一番。谈话结束后，居委会代表没有接徐为出院，也没有再主动提出接他出院。“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反正没让我回家。”
　　徐为知道的情况是，入院之初没有安排任何精神病诊断，入院一周后，在他的再三催促下，一位副院长、一位医生和一名护士开始“会诊”。过程就是双方的问答，徐为用“简单”来形容这次“会诊”，但他至今还不知道这次“会诊”的结果。
　　在康复院的日子，每天都严格按照一套作息时间表生活：清晨6点半起床，早餐后要么进行音乐治疗，要么在院内自由活动；上午10点45分就吃午餐，然后是“午休”；下午1点半，音乐治疗和自由活动的人员互换；下午3点45分吃“晚饭”，接着4点便又回去睡觉，一天结束。
　　而所谓的自由活动，仅仅是在空地晒晒太阳。仅有的一台电视机，“太旧了，没法看”。
　　徐为反问：“一个正常人能忍受这样的生活吗？”
　　由于不堪忍受如此枯燥的生活，徐为曾经试图翻墙逃跑，结果被抓；他也曾攀越楼顶天窗，想到楼顶跳楼自杀，摔下来受伤在床上躺了几个月。
　　直到2005年，小甘入院。
　　当时的徐为在精神病院还颇有些“权力”，他是“大组长”。据他自己说，因为他的“病情”较为稳定，被医院指派管理其他病人。
　　趁着每天为病友派发点心的机会，徐为和小甘很快熟络了起来。“就是看对眼了呗！”
　　徐为再也没有轻生的念头。但有了爱情，想要出院的欲望却与日俱增。徐为知道，离开精神病院开始新生活需要一大笔钱。
　　据了解，徐为每个月有残疾金和政府对精神病患者的补助，分别是850元和700元，他每个月200元的住院费和450元的伙食费以及其他开支都是从上述收入里支出的。剩余的钱他有自己的银行卡，可以自由支配。
　　此外，那时只要经过允许，徐为还可以离开康复院，外出帮医院和病友买些东西，挣点跑腿费。加上每个月为病友理发，也有一定收入。
　　2011年，徐为的存款达到两三万元。那年春节刚过，他着手带着女朋友实施“逃离计划”。他选择凌晨4点动身，骗看门的阿姨说出去买点早饭。他们打车直奔上海南站，买票进站。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候车室里，两人又冷又饿，手里握着的是两张从上海到广州的火车票，徐为记得发车时间是早上8点，站票。“广州热，一来我怕冷，二来广州不需要冬装比较省钱，毕竟我们就这些钱，要省着点花。我们还打算租个房子，然后就各自找工作，开始新生活。”一切都经过徐为的深思熟虑。
　　但是，两人最终未能搭上南下的列车，早上7点，医院来人了。“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派药的，直接到我们的座位上把我们带了回去。”
　　徐为至今都不清楚到底是怎么“落网”的。
　　
监护
　　自此，徐为可以“自由”进出康复院的“权力”彻底失去了。
　　如今，徐为每天服用两次氯丙嗪。公开资料显示，氯丙嗪也叫冬眠灵，是第一种抗精神病药，开创了药物治疗精神疾病的历史，并在西方国家掀起了非住院化运动，使许多精神病患者不必被终身强迫关锁在医院里。
　　但在中国，要出院，必须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徐为的父亲2008年去世，徐为户籍所在地居委会为其指定了监护人，即其大哥徐兴。
　　按照徐为的说法，徐兴常年在广东工作。他出国之前，兄弟俩关系还算好，自从住进精神病院，往来就越来越少。
　　徐为形容，大哥和二哥的关系就像“穿一条裤子”，而四弟身患残疾也在长期住院，“他（徐兴）一年就来看我一次左右，跟二哥一起来。”
　　父亲去世后，其名下的公房目前由徐兴承租并转租出去。“也许我出院会影响到他的收益吧。”大哥屡次拒绝接其出院，徐为只能想到这个理由。
　　在一份徐为户籍所在地居委会出具的有关徐为情况的说明中，记者看到，“徐兴一直不同意徐为出院”，理由是：“没有时间照顾徐为，本人一直在广东打工，无法监护。承诺三年以后，退休后再接徐为出院回家。”说明的落款是2012年6月4日。
　　“徐兴后来说，如果我能找到新的监护人，他愿意放弃监护权。”于是，徐为辗转找到了住在江苏的生母，“但徐兴后来变卦了”。
　　2012年，徐为自己联系了一名律师，尝试通过变更监护人的方式出院，结果是败诉。
　　在这次变更监护人的庭审记录中，徐兴的陈述，仿佛是故事的另一个版本：2002年，徐为第一次被送进精神病院期间，是徐兴帮其办理医保和低保，徐为一直享有相关福利。徐兴还表示定期、经常去医院看望徐为，“经常督促居委会关心，经常与医院联系，经常寄钱、寄东西给徐为。”甚至“随叫随到，会从广东坐飞机到上海”处理徐为在精神病院的事。
　　而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徐兴曾表示：“你相信一个精神病人还是法院的判断？我是监护人，要对他负责，对社会负责。医院说他卡着别人的脖子让他逃出去。有司法鉴定，他就是不能出院。”
　　也就是在这次审理中，徐为看到了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份书面诊断结果：2012年11月上海普陀区法院委托进行司法鉴定，结论是：患有精神分裂症，属于残留期。
　　对于徐为而言，离开精神病院的希望落空了，原来攒下的那笔钱相当一部分也付给了律师，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起诉
　　不过，徐为没有绝望。
　　事实上，徐为身边藏有三部手机，其中一部是小甘的，还能上网。在网上，他联系到了律师黄雪涛创办的衡平机构，由此得到了杨卫华的法律援助。
　　杨卫华告诉记者，与徐为见面交谈，就可以发现他思维清楚、表达正常，与常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最让杨卫华惊讶的是，这样一个与社会隔绝十多年的人，却丝毫没有与时代脱离，还能了解许多当下的信息。
　　2013年5月1日，《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5月6日，徐为正式委托杨卫华律师，将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医院和哥哥徐兴起诉至上海闵行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侵犯其人身自由。
　　但这份诉状被上海闵行区法院当场拒绝立案，理由是：徐为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但根据《精神卫生法》第82条明确规定：“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认为行政机关、医疗机构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侵害患者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也就是说，不论精神病患者有无民事能力，其作为诉讼主体的资格是被法律明确赋予的。
　　为促使法院立案，7月29日，徐为开始每天写一封信给法官。终于，12月20日，法院通知其立案成功。
　　早前就有民间调查报告认为，《精神卫生法》存有过多过大依赖监护人制度等问题。
　　杨卫华也道出了徐为的困境:“康复院现在咬住我不是监护人指定的代理律师，拒绝向我提供徐为的病史记录。院长甚至说，你能保证他出去一定不会出事吗？你能给我写一个保证书，保证他出去一定不出事，我马上让你接走。”
　　杨卫华说，院长这样理解《精神卫生法》法律上讲的“危险性”，是完全错误的。“法律上讲的危险性应该是即时的，肯定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无限可能的可能性。如果是这种无限可能的可能性，那任何人都具有这种危险性。”
　　记者拨打康复院陶乃强院长的电话，对方始终坚持：“谁送来谁接走”，“监护人不来接，我们不能让他出院，万一出了事，医院负不了这个责任。再说他当初送来的时候，是有危险性，需要强制住院的。”
　　经过这么多年治疗，徐为目前的病情如何？陶乃强回答：“病情在电话里怎么说得清楚”，后又称“院长负责管理院内两百多病人，不可能清楚每个病人的病情。”
　　根据《精神卫生法》，徐为本人应该有权要求查看病史记录，陶乃强称：“那也要同监护人一起的情况下。现在既然已经起诉，就等法院的判决。”最后，陶院长以公事繁忙为由挂断了电话。
　
据了解，该案原本预定于2014年1月6日下午开庭，但不知何故，法院要求对徐为重新进行鉴定，将该案延后审理，具体开庭时间未定。
　　对于这次的诉讼，徐为非常乐观：“胜诉了之后，我就和小甘好好过日子。”
　　
然而，律师杨卫华却表示形势严峻。“鉴定结果可能还是老样子。但无论一个人是否有精神障碍，都有权获得司法保护，法院从质疑徐为的诉讼资格到允许立案，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也成为《精神卫生法》的现实适用中极有制度价值的先例。”
　　
“现实中最可怕的是，一个精神障碍患者一旦被‘戴帽’，便形成刻板印象，要想证明自己康复就更困难，这是一种更严重的‘被’精神病。”杨卫华表示，“出院只是第一步，一旦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更需要所在社区基层帮助让他们尽快融入社会。”
（来源：新民周刊http://www.xinminweekly.com.cn/News/Content/3456 2014/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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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莘庄镇青春村金家塘铁路边的某处，两道铁门和一堵高墙将里外隔离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这里有个听起来充满希望的名字：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但是，院内的病人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一日的重复“康复”中，大多都已青春不再。
　　今年48岁的徐为（化名），在这里已经待了十余年。其间，自认为无需再住院的他，曾尝试过以各种手段离开，但均以失败告终。
　　网络上，曾有一个未经证实、题为《你能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吗？》的故事非常流行。其中，主人公美国《探路者》杂志记者格雷·贝尔在采访完成功“逃出”精神病院的正常人后感慨：在一个不正常的环境里，一个正常人想证明自己的正常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只有不试图去证明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正常的人。
　　现实中，徐为，一个曾被鉴定为“患有精神分裂症，属于残留期”的精神病患者想要重获自由更是难上加难。他最终选择在2013年5月6日，《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的第六天，以侵犯人身自由权为由，将所在康复院和作为监护人的大哥告上法庭。
　　在给法院的信中，徐为这样写道：“我相信法律最后能让我堂堂正正地走出医院，希望法院让我有机会到神圣的法庭上表达我对自由的渴望，有机会回归社会上，去重新建立我的生活。”
　　7个多月后，上海闵行区法院通知其立案成功。这也成为全国第一起依据《精神卫生法》起诉的个案。
　　徐为的代理人、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的杨卫华律师表示：“这个人很简单，被关了十几年，希望法庭给他一个说理的机会，让大家听一听幽禁了十几年的心灵对自由的渴望。自由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对他来说太宝贵了。”
　　入院
　　3月11日上午10点刚过，徐为已守在康复院的大门口等待记者的到来。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女人站在他的身边，牢牢地挽着他的手臂。她就是小甘，徐为在住院期间结交的女友。
　　采访是在大门旁边的一个房间里进行。一张残破的单人沙发、一张大长桌，以及一把长板凳，就构成了所谓的“会客室”。
　　徐为招呼记者坐在沙发上，自己则搬来板凳相对而坐。小甘随后坐在徐为的身旁，仍然紧紧挽着他的手臂。
　　小甘说，她哥哥随时都可能来接自己出院，“但他出不去，我也不走”，两人相视一笑，他们早已约定要一起走出这座“无形的牢笼”。
　　“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了婚，家里四个兄弟跟父亲和继母一起生活。家里的经济条件算不上太好。到了1989年，正巧赶上当时的出国潮，我也就去了澳大利亚。说是去读语言，但说实在的，我不太在行，就在那里打工。”徐为将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娓娓道来。
　　但是，他的人生就此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在澳期间，徐为迷恋上了赌博。赌输没钱的时候，他就去慈善机构接受救济。他睡过图书馆，也睡过公园。
　　时间一天天过去，徐为终于挨到了可以办理永久居留证的日子。
　　“申请居留证前，要先经过体检。当时，我就跟医院说了，我现在没钱，住在慈善机构里面，检查身体的钱以后再付。他们叫我去看看精神科医生，或许他们认为住在慈善机构里的人都是有病的。”徐为回忆道，“后来，我问朋友借了钱交了体检费。但去拿报告的时候，我等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有拿到。于是，我当场发了脾气。”
　　结果，居留证被拒。徐为说，当时他想找律师帮自己申诉，但没有找到。一怒之下，他便跑到移民局，要求把自己遣送回国。“我在移民局的拘留所里，过满35天的申诉期，以非法居留理由被送回中国。”
　　2000年10月，34岁的徐为被送回广州。当时，身无分文的他打电话给大哥徐兴（化名），

 “我是‘被精神病’”
    阿莉（化名）在诉说自身遭遇时思路清晰，条理分明，让人很难想象她曾经是一位“精神病人”，也正如她反复强调的那样，“我是‘被精神病’。”
    来自江苏省镇江的阿莉曾在当地一家外资化工企业担任部门经理。阿莉说，2007年4月，因长期在新装修的办公大楼中工作，她出现一些疑似中毒的症状，整天头犯晕，有时甚至神志不清。
    父母感觉不对劲，将她送到镇江市一家医院看病，不料却被医生诊断为“精神病”。据阿莉称，医生没有过多询问病人情况，也没有例行检查，从确诊到被安排入院，历时仅一个多钟头。住院期间，阿莉自称完全不知情被服用了大剂量的精神药品，一直处于昏睡中，病情毫无起色。
    不久后，阿莉又被家人辗转送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但医生诊断为“急性脑功能障碍、苯中毒可能”，建议停止服用精神药品，之后确诊为“中毒性脑病”。一个月后，阿莉又到上海龙华医院就诊，被诊断为“急性中毒”。
    经过两家医院确诊，阿莉事后多次寻求镇江当地医院、卫生局协调解决无果，而她在昏迷期间也被公司以“精神病”为由解除了职务。阿莉便将镇江市这家医院和公司一并告上了法庭，但却接连遭遇败诉。
    像阿莉一样，近年各地“被精神病”案例屡被媒体曝出，不少因家庭矛盾、经济纠纷、与当地政府冲突等引发许多匪夷所思的个案。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高庄社区的访民吴春霞就被当地视作“维稳对象”先后被拘留、劳教，最后又被送进精神病院。大陆媒体近年出现的类似报道包括：武钢集团职工徐武因状告大型国企“同工不同酬”被送到医院接受精神治疗5年；河南农民徐林东因反映问题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关了六年半；湖北竹溪县建设局职工郭元荣因检举揭发腐败问题被当地警方送进精神病院近14年。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说，媒体不断曝光的“被精神病”事件，有单位和个人的纠纷，也有基层政府解决社会矛盾的非正常做法，从近期曝光的不少案例来看，根源则是公权力的滥用。
    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的数据显示，内地各类精神障碍患者人数已达1 亿人以上。民间公益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与深圳衡平机构2010年联合发布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称，目前精神疾病的定义越来越广泛，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一旦被标签为“精神障碍者”，维护自身权益就变得艰难。
   据精神疾病专家介绍，精神障碍指的是大脑机能活动发生紊乱，导致认知、情感、行为和意志等精神活动不同程度障碍的总称。精神病是指在各种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环境影响下，大脑功能活动发生紊乱，导致认识、情感、意识和行为等精神活动不同程度障碍的疾病。从概念上讲，精神障碍包含精神病，精神病是严重精神障碍的疾病。
    “你说自己没病，他们说你病得不轻。”阿莉倍感无奈，和她一样，目前越来越多的“被精神病者”试图通过诉讼来维护个人权利，但他们面临重重困境，要么在“有没有病”这个问题上进行拉锯战，陷入无休止的“医疗纠纷”；要么被否认诉讼行为能力，诉权被彻底剥夺。阿莉希望将来国家能够启动相关“被精神病”的纠错机制，摘掉他们头上那顶“精神病”的帽子。
   
自救互助之路
    深圳衡平机构每天都接到各地一些自称“被精神病人”的咨询电话，有人甚至在被送往精神病院的路上打来求助电话。该机构是一家在公共卫生和精神卫生领域开展健康知识教育普及、同时为疾病患者提供关怀及救助的非营利性机构，曾协助多起精神病患者依法维权。
    面对越来越多的求助者，该机构的创始人、地平线律师事务所律师黄雪涛感到力不从心，她尝试推动这些求助人群走上自救互助之路。
    2012年8月，衡平机构在深圳举办了一次“非自愿收治亲历者见面会”，吸引了不少“被精神病人”前往参加。阿莉在见面会上结识了十几位“被精神病”的经历者，他们的经历大多相似，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多年诉讼维权不成功。
    阿莉和他们分享这些年诉讼维权的感受和经验，很多人在现场流下了眼泪。当时大部分个案还没进入司法程序，他们建议草拟一份自救手册，普及一些医学和法律常识来帮助各自维权。
    这个想法很快引起与会者共鸣，他们构想成立“中国精神医学使用者与幸存者网络”（简称CNUSP），普及精神医学常识，搜罗法律法规，提供自救攻略，书写个案维权心声。
    “我们是精神医学的‘幸存者’。”阿莉解释道，他们将那些曾经历精神医疗的，并认同精神医疗有作用的人称为“使用者”；而认为不需要但曾经历非自愿精神医疗的人称为“幸存者”。
    除了幸存者和使用者，CNUSP还吸引了一批律师、社工、心理医生、护士、咨询师、引导师、媒体人等不同的支持者。
    这几年，阿莉忙着参加各种与精神医学有关的公益活动，亲和、向上的她很快成为幸存者的“知心姐姐”。原本孤立无援的一群“被精神病人”开始分享各自的经历，相互帮助维权，并积极为精神卫生法修改提建议。
    2012年8月30日，精神卫生法草案第二次审议，CNUSP10位“幸存者”联名呼吁防止监护权滥用，并向全国人大寄出自己的立法建议。2013年4月25日，《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前夕，他们又将《精神卫生法民间评分报告》分别寄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卫生部和残联，倡导立法过程应有利益相关者多方参与。
    让阿莉欣慰的是，他们的呼吁得到了官方回应。据称，2012年12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释义》一书附录中，便摘录了这些“幸存者”们的意见。
    为防止滥用精神医学侵犯公民权利，阿莉还撰写了一份《精神医学体验报告》，这份报告充分展示了经历过精神医疗的人们对精神医学的真实体验。
    报告还为可能遭遇精神疾病非自愿收治的人提供了“自救攻略”：如果被强制收治和误诊误治，在所有诊疗过程中注意录音、录像，并留存书面证据；由亲友陪同，凭当事人身份证向医院方要求复印并封存病历；必要时发微博曝光等。
    阿莉认为，公民接受精神医疗和自救的前提是充分了解相关医疗和法律知识，提高个人博弈能力，否则“被精神病”的危机还会蔓延。
   
诉讼权得不到保障
    两年前，李世杰在广东省乐昌市一家茶餐厅与工作人员发生纠纷，报警后他却被民警强行送到了精神病院长达96天。出院后，李世杰分别对该精神病院和公安机关提起民事和行政诉讼，控告其强制收治行为违法。
    “很多人羡慕我，至少还可以立案。”李世杰说。目前，相关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
    在参与衡平机构的公益活动中，李世杰发现许多“被精神病人”到法院起诉时，一些地方法院以“精神病”无民事行为能力为由，拒收诉状。
    不久前，CNUSP接到上海求助者徐为（化名）打来的电话，对方因家庭矛盾被送进精神病院长达10年。2013年5月，徐为委托律师以侵犯人身自由权为由，将精神病院和其兄长告上法庭，但法院拒绝立案。
    李世杰认为，徐曾经患有精神疾病但并不等于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即使原告存在民事行为方面的瑕疵，但其诉讼权利也不应该被剥夺。
    “‘被精神病人’的诉讼权利实际很难得到保障。”黄雪涛说，在非自愿治疗引发的侵权诉讼中，被告方的精神病医院往往以造成侵权的精神病诊断为由，企图否定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能力，这使得当事人事后救济的途径被阻断。
    事实上，根据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保护精神疾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以及中国《残疾人保障法》，精神病人有获得司法保护的权利。联合国《保护精神疾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明确，“患者有权选择和指定一名律师代表患者的利益，包括代表其申诉或上诉。若患者本人无法取得此种服务，应向其提供一名律师，并在其无力支付的范围内予以免费。”
   但在现实中，这种权利往往得不到有效落实。在法律上，一个人一旦被相关鉴定部门鉴定为精神病，就意味着他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或者无行为能力人，而法律会为这两种人确定监护人，代理其处理一切民事法律行为，包括财产代管。如果监护人被蒙蔽或不愿出头，“被精神病者”的诉讼权就成了泡影。
    在黄雪涛代理的案件中，部分当事人是因家庭财产纠纷被近亲送到精神病院。她建议对于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患者，他们应该有权委托监护人以外的代理人行使诉讼及异议权利。比如当事人所在的社区或单位以及公益组织。
    “上海徐为案中，监护人和徐为之间明显存在利益冲突,且监护人不可能代理徐为起诉监护人自己。”李世杰说。
    
 精神病鉴定落入怪圈
    “他究竟有没有精神病？”这些年，黄雪涛发现一些“被精神病”案件常常落入医疗纠纷的陷阱，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当事人究竟有没有精神病”。
    广州富商何锦荣案曾由黄雪涛代理，何是广州一位拥有千万资产的民企老板，名下有4家化工企业。2005年12月20日深夜，何锦荣突然被妻子送到精神病医院强行收治，来带走他的是广州市脑科医院的两名护工。
    他再三向医生解释自己没有精神病，是妻子在泄愤报复。但广州市脑科医院组织主治医生却认为他可能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随后，他被送入重症患者关押区，与其他精神病人关在一起。一个月后，何才被老母亲接出医院。
    事后，何锦荣向广州市荔湾区法院起诉广州脑科医院，法院判何锦荣败诉。何锦荣不服，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年2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发回重审。原审法院要求重新对何锦荣进行精神病鉴定。
    2010年3月，来自北京的精神科专家鉴定何锦荣精神正常。但广州脑科医院随即召开记者发布会，坚称何锦荣有精神障碍，要求对其重新鉴定。
    黄雪涛说，该案一直围绕着“被送治时何锦荣究竟有没有精神病”展开，拖延至今，仍未结案。
    2011年4月19日，湖北省武钢集团职工徐武从精神病院逃走，行前他也给黄雪涛打电话，希望帮他重新找医疗鉴定机构证明自己没病，他称自己遭到原单位的“迫害”，被非法收治在精神病院。事后，中国精神病鉴定的顶尖专家对徐武重新进行了医学鉴定，确认徐武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
  
“他们到底有没有精神病？”黄雪涛通过此案更理性地认识到，一个律师不应对此问题纠缠不休。她认为，这类非自愿收治案件涉及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争议的主要问题应是收治程序是否规范。
    黄雪涛代理的邹宜均案中，当事人是否有精神病就没有成为在法庭上辩论的焦点，“我们更多地强调收治的动机与程序，精神病人不是一个罪犯，法律应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黄雪涛说。
    在她看来，精神病是一种特殊疾病，就目前来说还没有精确的仪器可以进行指标性诊断，只能凭借病史和临床表现进行诊断，在“患者”与“正常人”之间根本无法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
    “精神病鉴定不要轻易去做。”阿莉对那些急于摘帽的“被精神病人”如此建议，“一旦得出精神病诊断，这个鉴定结论会直接影响到你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法律判断，‘精神病’的帽子就很难摘除了。”
  
  当前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不仅鉴定当事人是否存在精神障碍，还对其民事行为能力作出评定。然而，这种判定权完全交给医院的做法难免被公众质疑。很难想象，一个公民是否具有行为能力的裁决权由精神科医生诊断确定，这无异于由医生替代法官宣告限制自然人的行为能力。
    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呼吁，精神病鉴定机构得出的医学结论可作为司法机构参考，当事人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最终由司法机关裁决。
  
从国际通行的做法来看，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病，并判定其有无行为能力，应当经过独立公正的法庭进行公平听证。比如，美国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都是由法官来裁决，主要采取刑事交托监管、民事交托监管。
  
防止公民“被精神病”
    阿莉最近接到通知，她与公司的劳动争议案将于3月7日上午9点在上海黄浦区法院开庭。自2007年“被精神病”案发至今，该案从江苏打到上海，五审两次劳动仲裁，而医疗侵权案从一审到二审，前后开庭审理已十几次。
    维权多年无果，阿莉几近身心疲惫。实际上，这类案件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财力去打官司，当事人即便胜诉，最终也只能获得1万-3万元不等的赔偿，与其遭受的精神、物质损失不成比例。而近年媒体披露的“被精神”病案例中，也鲜有维权成功者。
    40岁的河南农妇吴春霞因家务和村务纠纷上访，被周口市川汇区小桥办事处送进河南省精神病院治疗百余天，事后，吴春霞将二者告上法庭。2012年6月，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吴春霞胜诉，并获赔15万元。
    吴春霞不甘心，2012年10月，她又将主要送治人周口市公安局第二分局告上法庭，但案件被受理到如今，迟迟未下判决。目前，吴春霞又跑到北京上访，之前获得的赔偿也快花光了。和她一样，很多因上访“被精神病”的人选择漂在北京，继续上访。
   
阿莉仍然奔波在诉讼维权的路上，7年来，她掏空了将近20万元的积蓄。因为“被精神病”，阿莉丢掉了工作，社保也被冻结，她只能依靠年迈的父母接济。
   “我的生活完全被毁掉了。”自打“被精神病”后，39岁的阿莉一直无法成家，“成天忙着打官司，而且还戴了这样一顶帽子，谁会找你？”一想到今后孤苦伶仃的生活，她就感到后怕。
    更让她担心的是精神病治疗遭受的多重伤害，大部分“被精神病人”被迫服用了大剂量的精神药物后，身体明显发胖，原本健壮的吴春霞患上了高血压和高血脂，体重足足增加了20多斤。这些年来，阿莉一直头痛不止，甚至还遭受周围人的歧视。
    但内心仅存的意念告诫她，不能就此沉沦。新的一年，阿莉打算为自救攻略补充一些内容和信息，以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她计划建立独立的网站，并在自救攻略中提出，一旦遇到“非自愿收治风险”，可事先与律师签订《预先委托授权书》。根据当事人的个人意向，预先委托自己信任的人作为代理人，在特定条件成熟时由委托代理人代为行使指定之民事事务，在立约人行为能力丧失或被提出质疑的时候生效。
   
2013年5月，新的《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其中确立了“非自愿住院的危险性原则”，除非达到“危险性”程度，精神障碍患者有权拒绝住院；其二，因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而住院的，患者或其监护人可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其三，“患者”受到侵害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这对防止“被精神病”做了比较充分的制度安排。
   
《精神卫生法》通过完备的精神病强制收治程序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被寄予了防止正常人“被精神病”的厚望，但目前仍有很多专家对此存有争议。
    新法明确规定非自愿住院医疗措施的适用条件，即只有精神障碍患者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且有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危险的，才能对患者实施强制治疗。
   
参与过精神卫生法立法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曾撰文指出，如果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过分主观化、原则化，很可能又会出现“被精神病”的现象。在以往“被精神病”案例中，公安机关对公共安全危险的主观判断，导致强制治疗权力被滥用，他认为必须严格限制公安机关介入精神病强制医疗。
    黄雪涛则打算在全国立法层面推动“成人监护制度”的改革，鼓励精神障碍患者家属们推动“精神障碍者民事赔偿基金”，推动政府投资支持社区服务，减少大型的封闭机构，以及鼓励律师服务精神障碍者，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以此保证当事人的诉权得以完全实现，免受精神病医生权力滥用之苦。
（来源：凤凰周刊http://www.ifengweekly.com/display.php?newsId=7733 2014-03-18 17: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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