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第六十八期

婚后一段时间，丈夫突然发现妻子的精神有些异样，通过医院就诊报告丈夫了解到，妻子婚前曾经患有精神分裂症，并在婚前隐瞒了病史。丈夫无法接受现实，将已经怀孕两个月的妻子诉至法院，要求宣告婚姻无效，或者要求法院判决离婚。房山区法院审理后认为，这桩婚姻不属于无效婚姻，也不符合离婚的条件，故驳回丈夫一切诉讼要求。

妻子精神疾病复发被诉离婚

2016年初，张先生与李女士在工厂打工时相识并恋爱，不到半年二人就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婚后，夫妻二人经常因为一些琐事发生争吵，李女士变得非常容易激动。2017年，李女士精神状况继续恶化，经医生诊断，确认李女士是精神分裂症复发。

张先生称，直到这时他才知道，李女士婚前曾得过此病。他表示，两人谈恋爱时，李女士看起来与常人没什么不同，也没告诉他得过病的事。张先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遂将李女士送至娘家。此时，李女士经医院确诊已怀孕两个月，暂由娘家照顾、治疗，张先生知道这个情况后，拒绝了李女士娘家要求其将李女士接回的请求，同时打算起诉李女士，要求法院宣告二人之间的婚姻关系无效，或者要求法院判决其与李女士离婚。

法院认定婚姻合法有效

张先生的诉讼请求是否能够得到支持呢?房山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婚姻法》对无效婚姻的情形进行了规定，无效婚姻的情形有四种:重婚的、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未达到法定婚龄的。其中，精神分裂症属于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本案中的情况，李女士婚前曾得过精神分裂症，婚后复发。

根据《母婴保健法》规定，即使患有有关精神疾病，但结婚的时候不在精神疾病的发病期内，是可以结婚的。也就是说，如果婚前患相关精神疾病，但经治疗后已经治愈，结婚时精神正常，不处于发病期，这种情况下男女双方结婚，该婚姻关系应是有效的。

本案中，李女士虽然婚前曾患精神分裂症，但经治疗已经治愈，并正常参加工作，其恋爱期间、办理婚姻登记手续时以及婚后一段时间的精神都是正常的，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这种情况下，张先生与李女士缔结的婚姻关系是有效的。

法院驳回离婚诉求

关于张先生离婚的诉求，法院认为，审理离婚案件应以夫妻感情是否破裂作为准予或不准予的依据。根据相关规定，“婚前隐瞒了精神疾病，婚后经治不愈，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疾病而与其结婚，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疾病久治不愈的，属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

就本案的具体情况来说，李女士虽然在婚前隐瞒了自己曾得精神分裂症的事实，但她此病在婚前已经治愈，且在婚后一段时期内属于精神正常状态。李女士所得精神分裂症是婚后复发，且确诊旧病复发之后，张先生即将其送回娘家，未对李女士的治疗做任何安排，并非“婚前隐瞒了精神疾病，婚后经治不愈”的情形，亦非“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疾病，久治不愈”的情形。

（来源：北京青年报 http://epaper.ynet.com/html/2018-03/09/content_280888.htm?div=-1 2018-03-09）

巴西圣路易斯一位23岁的妈妈门德斯，把她的孩子从桥上扔下去，震惊了路人。恰巧两个不当班的警察发现，迅速将陷在沼泽河中的孩子救出，再晚一步他就窒息了。门德斯已被控制，据说是因为心理健康问题，准备进行精神测试。该结果将直接影响到是否面临谋杀未遂的指控。

参与救援的警官帕斯塔纳说，这个宝宝陷进污泥里，只有手伸在外面。她的嘴里都是泥浆，几乎窒息。当我们救出她，抱在怀里的时候，她突然大哭，这是我们最想听到的声音，因为她还活着。感谢上帝，如果我们再晚来一步，她肯定会窒息而死。

医生表示，宝宝头部遭受了轻微擦伤，没有骨折，情况稳定。

门德斯的家人称她去年曾三次因为精神问题住院，有可能是因为被强奸和性虐待而引发。门德斯的母亲表示她希望接手照顾自己的外孙女。

（来源：北青网 http://news.ynet.com/2018/03/31/1071282t70.html 2018-03-31）

12年前杀人后潜逃，辗转多地，在江西南昌参与斗殴后，因担心被警方调查，“装疯”并被送到精神病院治疗。3月29日，新京报记者从云南省牟定县公安局获悉，当地警方近日在江西南昌控制一名潜逃杀人嫌疑人，这之前，其已在精神病院接受近6年”治疗“。

牟定县警方介绍，2006年10月24日傍晚，云南省牟定县安乐乡青年黑林(化名)，正在家中与父母一起吃饭。三人干了一天农活，一边吃饭边喝酒。这时，同村村民黑山(化名)到黑林家商量事情，于是便被留下一同吃晚饭。酒过三巡，黑山与黑林的父母因琐事争吵，并发展到拳脚相加。此时，黑林拿起家里的一把砍刀，将黑山砍倒，眼见其倒在地上无法动弹，黑林又用锄头猛击黑山的头部，随后扔掉锄头，转身向远处跑去。

黑山最终伤重不治。案发后，当地村民报警。等到办案人员赶到时，黑林已经不知去向。警方通过多种渠道，没有找到黑林的踪迹，在多方工作无果的情况下，牟定县公安局向全国发布通缉令。此后12年间，牟定县保留着案件的专案组，在此期间，黑林的父母先后去世，但其本人依然没有消息。

今年3月，一条来自江西南昌的线报，引起专案组注意。南昌市精神病医院向牟定县公安局安乐派出所反馈，院内有一名拒绝透露真实姓名的病人，曾自称是牟定县安乐乡人，且称已有十多年没回过家。与此同时，院方发来这名病人的图片。

牟定警方根据图片判断，这名在精神病院内的“病人”，正是潜逃近12年的黑林。

南昌市精神病医院称，黑林已经接受治疗近6年，住院期间极少和他人说话，一直不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只是向医院说自己来自贵州。但是，2018年3月20日，黑林向一名女病友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及住址，院方便立将信息反馈牟定警方。

近日，牟定县警方在南昌市精神病院，将“装疯”的黑林控制。审讯中，黑林称，案发后，自己不住店、不乘坐交通工具，为了躲避追捕，沿铁路、公路、小路，先后走路到昆明、安徽、上海、南昌等地，白天走路、晚上住桥洞、树林、草窝。2013年，黑林在南昌因打架被警方调查，害怕被查出其真实身份，便“装疯”，随后被警方送到南昌市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来源：新京报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8/03/29/481133.html 2018-03-29）

2017年7月底，江苏省扬州市高邮县汤庄发生的一起命案：一名46岁的中年女子在家中遇害，而凶手正是她55岁的丈夫却某。

据邻居回忆，事发前却某因胃癌在广州接受了治疗手术，加上两人的22岁女儿患有精神类疾病，他们便带着女儿孙女从广东搬回老家高邮定居。邻居称第一天晚上便听见夫妻二人争吵，结果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妻子杨某便被杀害了。

近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办案检察官介绍，妻子杨某一不满回家乡定居。另外，却某怀疑杨某行为不端，事发当天双方发生争吵，而杨某的一句话彻底地激动了却某。

据扬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那晓凯介绍，却某的表哥和亲哥都因为患有精神疾病去世的，不幸的是他的女儿也患有精神疾病。

当天在争吵时，杨某说了一句“你全家都是精神病，你是窝囊废 ！”却某被彻底把激怒了，在双方扭打的过程中，却某亲手将妻子杨某勒死。

而当他们小孙女就在同一个房间里熟睡，女儿在隔壁房间睡觉。

最终法院认定，却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令人痛心的是，悲剧发生后，两人的女儿与孙女无人照顾。针对这个情况，检察院启动司法救助程序，为其送去四万元司法救助金，并协助办理了政府低保保障生活。

（来源：天天快报 https://kuaibao.qq.com/s/20180401A08QIX00 2018-03-31）

2018年3月8日父亲在潍北监狱审讯室执法摄录仪前见到了被折磨的浑身瑟瑟发抖，皮包骨头营养严重不良的孩子福林。

孩子被俩个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干上位的熊神恶煞般的犯人看着。父亲当时就发疯了不住的质问，都是犯人你们凭什么看押我孩子。

父亲隐隐的感觉到了孩子福林在这俩个犯人手里遭到了非人折磨比关禁闭还惨的待遇。

父亲看到孩子长长的指甲上有淤血造成的黑点，指甲上的黑点形成只有三个原因，一是外伤，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孩子福林被强制大剂量服用精神药物肝脏已受到了损害。再就是孩子身体受限被逼的疼痛难忍发疯时乱抓形成的黑点。

父亲在潍北监狱治安室执法摄录仪前曾向潍北监狱办公室主任陈洪涛主任提出给孩子身体损害到何种程度进行全面体检和在没有作出新的司法医学精神鉴定之前禁止狱方强制我孩子服用任何精神药物的迫害。

父亲先要求停一段时间的药等孩子身体精神恢复健康后再做精神司法鉴定，就在精神司法鉴定书上按陈洪涛主任要求写了暂不要求做精神医学司法鉴定，陈洪涛主任答应承诺随后什么时间想做再做鉴定。随后父亲一直要求停止给孩子强制服用精神药物，但潍北监狱却变本加厉给孩子强制服用更大剂量的神经药物迫害。

孩子福林在潍北监狱审讯室不住的说：我是犯人，我知道我是犯人我不应该那么提要求，你们把我再转回2监区去吧！

爸――我也不想吃药但他们看着不吃不管，我是――越吃越燥狂真的没有什么作用。父亲说孩子你根本够不上精神分裂症的标准，都是吃药产生出来的被精神病的精神分裂症。

孩子对着陈洪涛主任说：我错了……错了……不该给监狱提要求，我知道我是个犯人。孩子不住痛苦的说。

父亲愤怒的看着那俩个值班，难到那俩个看压我孩子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干上位的值班就不是犯人？孩子又说：抓紧时间给我转回去吧！陈主任说我刚给分官领导商量打完电话了，领导同意了今天下午不转明天一定转。

焦灼的父亲终于煎熬到2018年4月4日孩子会见日，急匆匆的父亲来到潍北监狱会见室办手续。会见室怎么也查不到孩子任何信息了，正常的电脑不但死机还一片空白，就是转监你也有备注啊！

自从2017年6月份有人利用技术手段――掐断我和孩子福林亲情电话――打击报复陷害开始――和现在孩子福林任何去向生死不明的打击报复我和孩子福林的这只黑手――躲在阴暗角落里和在天涯社区化身天涯号――我是一九九六――它非弄死我孩子福林的畜牲是多么的卑鄙无耻龌龊！

这个孩子在潍北监狱消失了。他一定出事了？还是被折磨的住院了？还是转监了？还是消失了？这就是我得国对子民的恩惠！

父亲站在冷冽的寒风中疾呼！你们到底把我孩子怎么了…………待续――寻找一个被精神病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未成年犯孩子福林去哪了？

（来源：旺客人 http://www.wangkeren.com/it/2018/0406/15725.html 2018年4月6日）

“大家都结婚了，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找女朋友不能太挑了！”26岁小伙为妈妈经常这样唠叨所痛苦，但多年来一直压抑情绪避免发生冲突，最终患上情感性精神障碍，目前正在进行心理治疗。汉阳医院专家表示，家长“溺爱式唠叨”实际上是对孩子自尊心的反复轰炸，建议温和方式沟通。

26岁小伙宁帅（化名）上月和父母一起参加亲戚婚礼，回来后变得寡言少语，甚至把自己关在房里。父母觉得不对劲，几次找他沟通，他竟出现摔打东西、大喊大叫等过激行为。无奈之下，妈妈只好带其到汉阳医院检查。

在心理门诊，宁帅低头不愿交流、情绪烦躁，医生察觉后支开妈妈，宁帅才道出心声。原来，他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谈朋友，妈妈常以审问的口气询问。因不想和妈妈闹矛盾，即使心里再抵触他都会憋着。让宁帅痛苦的是，逢年过节妈妈会和亲戚一起“夹攻”，让他抓狂。

上月，一家人参加他表哥的婚礼，再次让他感觉到压力。“我知道自己该谈恋爱了，但相亲几次都没成功。”宁帅说，自己本就心理包袱重，妈妈又开启唠叨模式，最终，宁帅情绪不堪重负，终于失控。

汉阳医院精神科副主任袁梅教授讲，宁帅有狂躁、情绪不稳、冲动等症状，为典型的情感性精神障碍。经过药物辅助治疗、生物反馈疗法，目前情绪已明显缓解。袁梅说，宁帅性格改变和妈妈过度溺爱息息相关，家长长期针对某一事例重复强调，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打击孩子的自尊心，属于一种负面情绪的累积，容易产生逆反心理，严重的会出现抵触、郁闷、狂躁等精神症状。

该科主任吴农艳教授说，家长“溺爱式唠叨”要适度，即便事情没做好，也要换个角度、换种方式督促他，避免硬碰硬。

（来源：楚天都市报 http://ctdsb.cnhubei.com/html/ctdsb/20180325/ctdsb3233850.html 2018年3月25日）

狄莺、孙鹏的儿子孙安佐因在美涉及恐怖威胁被逮，夫妻俩赴美营救爱子，拥有美国律师执照的律师邱彰，连日来针对孙安佐案发表意见，分析各种有利、不利证据，7日她更在脸书表示若如「警长说孙安佐有神经病」，在「神经病没有犯罪能力」事证基础上，表示「这盘棋已下完了，狄莺赢！」

孙安佐案延烧至今已第9天，目前上达比（Upper Darby）警局已将孙安佐的计算机、iPad及手机，转交给美国国土安全部分析，案情升高至联邦层级，宾州警长奇伍德（Michael Chitwood）受访时透露，孙安佐的精神状态可能有问题，还表示检方调查后，孙很可能再被加上「非法拥有枪枝」的罪名。

邱彰因连日来对孙安佐案提出看法，7日晚和朋友聚餐返家，看到手机高达85通未接，在脸书表示「记者们也太捧我了，只是这把年纪，不求名利，但求平安。」透露若对照美警方所言「孙安佐有神经病」，反而对孙有利，不过网友也对此提出反驳，表示「精神病不等于神经病，精神病也要达到相当的程度才能减刑，还会被送进精神病院。叧外不管是精神病或神经病，都有犯罪能力，就看要不要犯而已～～」邱彰则回应回应：「慈母救儿，你就有点同理心吧！」

(来源：联合新闻网 https://udn.com/news/story/11958/3074173 2018-04-07)

过去职业伤害通常指的是各种身体上的疾病，但现代人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精神疾病也渐渐成为普遍的职业伤害。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联机举办了「工作让你不开心吗？」讲座，请来了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陈信行和台北市立万芳医院职业医学科主任黄百粲，来谈工作所造成的压力和精神疾病。

过去劳动部并不将职场心理压力视为病因，直到 2016 年才公布了工作压力导致创伤后症候群、脑心血管疾病和精神疾病的参考指引，正式认定工作压力所造成的精神伤害也属于职业病。能有这样的进展，除了许多医师、学者和社运团体的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在 2007 年到 2016 年发生陈巧莲、张倍逢和陈怡君 3 起历史性的职灾案件。

陈巧莲因为职场压力导致忧郁症，经过漫长的官司在 2016 年被高等法院裁定为职灾，也是首次精神疾病被裁定为职灾。

台塑监工张倍逢在 2011 年于厂区跳楼自杀，遗书中表示因主管要求放水，但他不愿配合又怕遭报复，只好以死明志，来年被劳委会认定为职灾。

护士陈怡君在家烧炭自杀，医师判断是职场适应不良和忧郁症导致自杀，嘉义地方法院判决为职灾。这 3 起案件让精神疾病以及精神压力所导致的自杀可以被认定为职灾，也使政府与社会对此更加重视，但其实实务上往往很难认定成功。

要判定精神疾病为职灾的最大问题在于，无法很精准地测量和找出原因。精神疾病的确是病，但没有确切的判断指标来衡量多严重才算是病了。每个人能承受的压力程度不同，要到什么程度才能算是工作压力过大导致职业伤害也是一个难题。现代人除了工作之外，私领域也承受许多压力，甚至还有科学难以解释的压力来源。虽然职场造成过度压力的案例的确存在，但有时很难区分精神疾病的压力来源是否就是工作，抑或是其他的压力来源。

工作心理压力只能透过自述和问卷来判断，不可避免的一定是主观看法，很难有客观的评估标准。心理压力也不同于其他职业伤害，受压者和施压者会双向影响。主管带给员工压力，但员工相对也会给主管压力，有些主管听说员工去申请忧郁症的职灾认定，还会大呼「你忧郁症？我才被你搞到忧郁症！」

黄百粲医师表示，通常要有不当的降职、减薪、解雇或退休，或是遭受严重的恶意刁难、欺侮或暴力相向，才会被认定为精神疾病的职灾。

他坦言在实务上，其实很难界定到底怎样才算严重，而且常常会有劳资双方说法完全相反的罗生门，让举证更加困难。有时即使能够认定是工作造成的心理压力，也因为无法断定压力的责任归属，法院只好判为职灾但雇主无过失责任。

现在的职业安全卫生体系源自于工业时代，将化学品暴露毒害做为典型的职业灾害防治的对象。这样的一套体系自然无法适用于现代职场心理压力的判定，更别说要设法预防。原有的职安体系只须关注特定具暴露于危险物质潜在风险的职业，如今心理压力在各行各行无所不在，难以有效控管。

现代管理不断的追求精实生产，以更低的成本和人力生产更多产品，导致员工压力增加，而罹患精神疾病甚至自杀。陈信行教授指出自杀或精神病发的人通常是工作最认真的员工，悲剧的发生往往是因为员工想把事情做好，但主管只想赶进度放水蒙过去，陈巧莲和张倍逢两起案件都是如此。

除了日渐增加的职场压力和实务上难有客观标准的难题之外，越来越多的非典型雇用也是一大挑战。短期约聘和人力派遣的劳工需要不断更换工作环境和雇主，即使遭受了工作压力甚至造成精神职灾，也不知道该找谁究责，成为现行体制下无法被保障的孤儿。

目前台湾法律对职业病的想象过于狭隘，往往要等到重大伤病甚至死亡才认定职灾，但其实这些心理压力是慢慢累积的。或许可以参考部分欧洲国家的做法，在感受到心理压力时凭医生证明进行短期的休假，恢复身心状态。以这样的方式来预防职场压力造成的精神疾病，会比不可挽回时才申请认定职灾，更能保障劳工的身心健康。

（来源：科技新报 https://technews.tw/2018/03/29/mental-illness-for-stress-in-the-workplace/ 2018-04-08）

四川仁寿四公镇女精神病人容英(化名)入住敬老院不到16个月，被查出怀孕27周。仁寿警方初步判断此为强奸案，涉事老人被控制。四公镇党委政府决定暂停分管副镇长鲁天然的工作，同时免去敬老院院长刘明峰的职务。

一则敬老院精神病人怀孕的新闻一时间吸引了众多网友的眼球。此事一出，警方便立案侦查，将涉事老人郭某控制，敬老院院长被免职，分管副镇长遭停职。但这一切并未停止，对于一个几乎没有自理能力的女精神病患者在敬老院怀孕，简直就是天大的丑闻，荒唐至极！可面临精神病患者腹中婴儿的去留，一切问题的解决似乎又不是那么的“容易”。此类事件的出现，不但让当地政府的公信力全无，更让当地老百姓无言以对。敬老院精神病患者被怀孕，根源在哪儿？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了此场闹剧的上演？涉事人员在其中又是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首先，敬老院作为当地为老年人养老服务的社会福利事业组织，本应收留的是当地年纪大、无子女、无经济来源的孤寡老人。精神病人并不在敬老院的收留范围之内。在本案件调查得知，涉事敬老院是在众人的求情、劝说下才收留了这位年仅44岁的“年轻”精神病患者，从原则上来说，敬老院的行为理应得到赞扬。可就是由于日常疏忽管理，缺失有效的监管，致使女精神病患者受辱怀孕，为此该敬老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若是因为院里老人多，肯定有疏忽之处，可总不能等到容英都怀孕27周都发现不了问题吧！若是没有家属的探视，是不是等婴儿呱呱坠地的时候才能看到问题的存在呢？容英既然住进了敬老院，敬老院就应该负起照顾容英的责任和义务，如今随着怀孕事件曝光，敬老院的监管漏洞暴露无遗。

其次，在容英被送进敬老院的那天起，家人曾多次找到敬老院要求郭某来照顾容英，理由是原来这位郭某曾经照顾以为老人非常体贴细心，把容英交给这样的人来照顾家人是比较放心的。但家人万万想不到的是，正是他们的这种要求把容英一步步推向吃人的“魔爪”。作为家人或许没有想到看上去老实巴交的郭某，如今却把“黑手”伸向精神错乱的容英。笔者想说，家人对他人“盲目的信任”也在某个方面推动了本案件的发生，容英的家属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再次，就是人性的冷漠。在调查中得知，有多位敬老院老人和街坊称有人曾拿食物哄骗容英到附近的山坡发生关系。笔者想问，既然这么多都已经看到过，为什么就没有人向敬老院反映？从中我们便可看到人性的冷漠，若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反映情况，也不至于让44岁的容英如今怀有27周的身孕？

笔者认为，此类事件的发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若是没有容英挺着大肚子出现，会有人关注发生在精神病患者背后的侮辱和欺凌吗？有人会关注精神病这个弱势群体所面临的困难和窘境吗？在笔者看来，想要改变精神病患者的困境，需要社会各界共同作出努力，将小爱汇聚成大爱，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来源：搜狐 http://www.sohu.com/a/226549120_361858 2018-03-28）

北京——她是一个年轻、有前途的中文系学生，成绩优秀，学习勤奋。但亲友说，1998年，在中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上大二的高岩被一名教授强奸，不久后自杀身亡。

现在，在她去世20周年之际，高岩的故事成了中国尚处在初期的“我也是”(#MeToo)运动的口号，激起了要求政府采取更多措施防止性侵犯和性骚扰的呼声。

到目前为止，中国对“我也是”运动持谨慎态度。这似乎是担心它可能会威胁到中国以男性为主导的权力机构的稳定。

但最近几天，尽管政府已部署审查机构删帖，仍有数百万人在网上分享高岩的故事。

高岩的同学让事件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他们最近发表纪念文章，描述高岩告诉他们时任北京大学教授沈阳强迫与她发生性关系的情景。高岩还告诉朋友，沈阳散布谣言，说她有精神病。

沈阳否认了这些指控。

很多人把此事作为中国女性遭受虐待和歧视的一个例子。

“隐藏起来的受害者受到正义可能得以伸张的鼓舞，勇敢地站出来发声，”东北城市大连24岁的学生活动人士佐伊·陈(Zoe Chen)说。

此案激起的广泛愤怒促使各方异常迅速地采取了行动。最近几天，数所大学谴责了目前在南京大学任教的沈阳。

北京大学周末誓言要采取更多措施，防止性骚扰，并称对侵犯学生权利的行为“零容忍”。沈阳曾在北大任教直到2011年。北大还透露，1998年在警方对事件进行了调查后，学校因沈阳涉嫌不当行为而给予了他警告。

学生活动人士表示，他们对此事引起如此广泛的共鸣感到高兴。但他们表示，高校须增加学生在决定如何举报校园性骚扰和性侵犯上的发言权，并更好地培训教授在跟学生接触时保持得体的举止。

“只解决一两起具体案件是为了堵住民众的嘴，”中国东部城市杭州30岁的活动人士郑熙（音）说。

郑熙说，高岩去世后，北京大学“没有表现出对学生和老师之间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反思”。

在中国，“我也是”运动难以引发广泛的关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执政党共产党对公民社会的严厉管控，事实证明高校是一个例外。

最近几个月，学生利用社交媒体指责院长和教授的不当行为，引发了几起备受关注的解雇事件。心怀同情的教职工在请愿书上签名，发誓对性侵犯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表示，“我也是”运动在美国的兴起对中国解决性骚扰问题起到了推动作用。

“我们过去对性骚扰不了解，”他说。“现在我们更了解这个问题了。我们正在向美国学习。”

高岩的同学从她死后就一直要求伸张正义。上周，在中国家庭齐聚一堂，过纪念逝者的清明节时，高岩的同学李悠悠发表文章，指责沈阳没有道歉。该文章被广泛转载。

“20年过去了，”李悠悠写道。“你的一贯谎言连同你的一贯罪恶，该终结了。”

这篇文章在网上迅速传播，并被中国新闻媒体广泛报道。周一，中国著名新闻网站财新网报道，另一名学生许红云指控沈阳性骚扰。这篇文章很快就被删除了。

高岩的父母也在最近几天发声。在一段视频中，高岩的母亲周树铭念了她丈夫写的一封信。“我和你妈妈太大意了，对你关心得太不够啦！”信中写道。“女儿，请你在天堂上原谅我们吧！”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80410/china-metoo-gao-yan/ 2018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