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第六十二期

在近年来，随着访民上访、强制拆迁、强行征地等消息逐渐去敏感化，“黑监狱”逐渐走进了公众视野。

家住湖北武汉青山区的周瑞英老人年逾古稀，却在几年间多次被关黑监狱，强制服用疑似精神病药物、遭受诸多摧残虐待，导致脑梗、双腿不能行走、罹患癌症，只因其为儿子被毒杀、房屋被强拆而进京上访，本刊联系上老人对其遭遇进行了解。

本刊：你好，我是“民生观察”记者，想向你了解一下，您被关黑监狱的事情。
周瑞英：好的。

本刊：你这一次是什么时候被关进去的？
周瑞英：这一次是今年的3月12号，之前2014年的4月10号，和2016年的11月16号，都曾经被关过黑监狱，还有好几次记不清楚了，他们把我关在黑监狱里头下药。

本刊：怎么判断他们给你下药了？
周：饭里有药，水里有药，我把他们给我喝的水倒在我的衣服上，白汗衫全部都变红了。

本刊：你知道给你吃的是什么药吗？
周：不知道是什么？2014年也是给喝的这样的水，当时头发掉了一大把，牙掉了两颗，这些东西现在都还在。

本刊：你问过药名吗？
周：不知道，只知道我吃了之后，要整天睡觉，24小时昏睡，没有几分钟起得来的，两条腿不能走，双眼看不见。

本刊：你被关了多久？
周：第一次八个月，2014年的4月10日，到11月15号才出来，出来就开刀做手术，都快要死掉了。

本刊：最近一次关了多久？
周：这一次关了两个月，从3月12号一直到5月23号出来。第一次是因为乳腺癌病重，出来开刀。第二次是因为脑梗阻，这一次是两条腿不能动，眼睛看不清楚了，都是在里面吃药吃的，是那个姓苏的请的私人大夫下的药，给的都是过期的2014年的药，还是我上次进去吃的，不吃他们就拿棍子打。

本刊：你是看到药品上的有效期是2014年吗？
周：嗯，是2014年我进去时的药。他们说是泻药，帮助排大便的。这一次进去半个月后，他们一餐就给的不到一两饭，下药后我两眼就看不到了，不能吃饭了，后来心跳都快停了，那个医生来检查，说：“快点儿，可以吃速效救心丸了。”他们就拿速效救心丸给我吃，吃了两个多月，一直吃到出了黑监狱。

本刊：跟你关一起的还有认识的吗？
周：我们青山区有罗凤鸣，蔡建刚，70岁了，被关了有890多天，现在还没有出来。我也70岁了，当时是因为没办法，乳腺癌要开刀，快死了才出来，上次我28天没有吃饭，这次我三天没吃饭，我是癌症病人，三天不吃饭，快死了，他们才通知了青山区。

本刊：你的身体现在怎样？
周：我是癌症病人，现在已是晚期了，但我以前是好好的，是被他们下药弄成这样的。

本刊：你能说说你，这次在北京被抓的情况吗？
周：我儿子被别人毒死了，他们原来都不相信，后来凶手自首，自首后回来写了个东西，还办了酒席，说这个事情是他们都参加了的，有刘某、林某某，都在曹金刚的屋里，曹家是卖狗肉的，所有派出所的人都在他家吃狗肉，以前现在都是，派出所和他们是一条心，派出所长周东方对我说：“你又无钱又无权，不搞死你，搞哪个？”
因为我的案子被他们压下来了，就到北京上访，我一个人在跑，不能让家里人去跑，我姊妹六个人，他们以为我一个人，认为把我搞死了就没事儿了，还要把我孙女儿和媳妇搞死，他们还说：“你一家死了，就什么事儿都没了。”
我这次到北京去上访。是荆洲桥派出所的两个人把我抓了回来，回来就直接关到了黑监狱，这个黑监狱就在武钢耐火厂旁边。

本刊：门口有什么标志吗？
周：没有牌子，是私人的出租屋，他们养的有鸡子，鸭子，鹅，什么都有。在这里，我们连个畜生都不如，一餐一两饭都给不到，造孽死了。后来因为我身体病情严重，才放的我，当时，走路的时候两条腿完全在地上拖，几乎完全不能动了，心脏快停跳了，他们才打电话让家人来把我接走，但是把身份证扣了，限制我人身自由，哪儿都不能去，不然不让出来，还写了保证书，我现在一双眼睛都看不到了，他们下药下得很厉害，脖子疼的跟上吊一样。

本刊：你们都吃一样的药吗？
周：小罗和我的不太一样，我的吃了便血脱水，皮肤都揪不起来了，后来去抢救，又补水打盐水，他们说我还没脱水，还没死，要把我关起来死了喂狗子，我们一天只有三杯水，早，中、晚，各一杯，他们就是在这水里下药，喝了就睡觉，就像死人一样，24小时睡觉，完全不能起来，几个月都是这样，浑身都疼。

我儿子被毒死，凶手自首了，这个案子还是没人管，如果是假的，他不会去自首的，对吗？他自首了，我们荆州桥的杨所长说，你是肉吃多了，这都敢做，人死了就死了，你干嘛还告诉别人？一个姓叶的所长还找他要了4000块钱，说你把别人儿子搞死了，不该摆酒啊，不该拿钱吗？听到这些我才知道我儿子是他们害死的，我原来还不知道。

派出所说我没有尸检，我一个女人带着小孩，怎么知道死了要尸检？我也不知道是被毒死的呀，后来我跑到北京上访，那门口的一个老头告诉我：你们坚持就是胜利，你们青山区分局的刘科长出钱把你们的案子一下子都买回去了，你只有坚持就是胜利，你不坚持就没有结果。后来派出所私下里给了我7000元，是在青山分局给的，一次是彭所长给了两个两千元，杜所长给了3000元，一共7000元，后来他们就说，我的事情都处理了！

我说：我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
一，我的儿子是命案！
二，我是被伤害案，你们把我弄到黑监狱弄成癌症，现在癌症晚期了，你又把我关了。
三，我的房子被拆了。
三个案子，命案，伤害案，拆迁，一个都没解决。

本刊：你儿子被毒死的凶手现在归案了吗？
周：凶手和我一起去自首了，当时有我们的主任雷开华和卖牛肉的小曼还有我一共三个人，和凶手一起去自首的，荆州桥派出所的杨所长还骂凶手，说他脑壳灌了大粪了，这个事情不该说出来的。

本刊：凶手后来如何处理的？
周：没处理，凶手没处理，处理的我。

本刊：为什么不处理凶手处理你？
周：他们说我瞎说、是神经病。
当时我还没有报案，青山分局就有我的病历，和我儿子死亡的病历了，青山分局姓杨的说我儿子是自然死亡，我问他，我儿子自然死亡，你有什么根据？后来他哭了起来，我又问他，哭什么？明明是有人投的老鼠药，你为什么不去追查呢？他只说：一无钱，二无权的。

我儿子生前在二街住，归红钢城辖区派出所周东方管，周也说：“一无钱二无权，不搞死你搞死哪个！”问题一直不处理，我们也没有办法，哭都没有泪水，只有跑到北京。

他们说：“你跑了有什么用？”因为他们掏了钱把案子都买了。据说周永康时期的案子全部都被买了。有个省厅的冯科长人挺好，他对我说：“婆婆，坚持就是胜利，总有水落石出的日子”。我坚持到现在跑北京已经八年了。

据周瑞英老人描述服药后的症状和同时关押出来难友带出的药片判断，黑监狱中给她们服用的很可能是精神病镇定类药物。

近几年，在经过了国内媒体曝光后，不少地方的驻京办被撤销，但是，“黑监狱”并未从此销声敛迹，为了继续阻止访民上访，各地方政府开始委托保安公司帮其截访和关押访民。一些地方保留下来的“黑监狱”甚至变本加厉，湖北武汉的罗凤鸣、罗燕鸣等多人被关黑监狱，遭周瑞英类似待遇，被强制服用疑似精神病药物，出来后入院治疗，湖北襄阳刘桂枝老人，七十多岁的年龄无儿无女，被多次关黑监狱，在电话中哭诉在黑监狱中，看守明知老人糖尿病却只给她吃糖包子，没有水喝，老人喝自己的尿支撑了几天……（老人十九大之前被居委会从医院中断治疗带回，后被发现死于家中）。

但是，官方媒体却在宣传方面做足了表面功夫，仅仅只是从媒体和法律上看，中国似乎早就进入了新闻自由时代和法治社会。而现实中被关进“黑监狱”的上访者，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受到非人的待遇，不仅吃住条件极差，而且经常遭到看守人员的虐待。

毫无疑问，地方政府也好，那些帮助地方政府截访和关押访民的保安公司也好，统统都涉嫌违法。因此，此事绝不应该以访民被释放而告终，还应依法追究这些违法犯罪者的法律责任。否则，过不了几天，这些“黑监狱”又会继续关押新的访民。何时人们才能彻底告别“黑监狱”的噩梦？！

一、深度调查

《精神卫生法》第一案 徐为抗争14年只为离开疯人院

上海发明家庞学飞反抗强拆被精神病526天

江苏刘道兰为儿伸冤被关精神病院遭强制治疗

湖北武汉周瑞英在黑监狱里遭强灌精神药物

二、本月被精神病动态

绝食抗议被精神病 北京民主战士宋再民病危获释

上访老兵李自成被强迫失踪战友公开发文声讨

同性恋男子“被精神病”：医院二审撤诉

正常人上海维权人士孙红筝精神病院关押二年半

三、精神病人权益

深圳男子被要求复查精神病 整天惶恐不安

精神病患者当街殴打家人 长沙交警快速制服并送医

美国民兵放话杀副总统 遭送精神病院评估

愤怒源于被爱期望落空

母亲长期遭受家暴屡被打 精神病儿子持刀刺死父亲

女子遭自称警察的男子强制拦车 警方：精神病患者

河南女孩带着精神病母亲上大学：日子会越来越好

男子垂涎精神病女邻居 趁其丈夫外出与其发生关系

四、评论呼吁

精神病患者对“轻生”事件被政治化的真实感受

精神病患者孤立无援 政府坐视不理

一直被忽略的精神病照顾者

华为员工写万言书被批精神病：好的领导都是坏人

精神健康促进会主席：精神科输在起跑在线

五、民间行动与倡议

一场官司被精神病11年 武钢职工：我要出门

调查：近8成受访者因照顾精神病患者而感到忧虑及失眠

最美基层民政人：这群白衣天使用爱让患者回到正常世界

精神分裂被指撞邪 家人逼饮“符水” 医生教分辨病症

六、域外传真

一个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职场生存记

全澳吸毒人数虽下跌 其精神病患率却大增

俄精神病杀人犯出院 斩甩侄孙女头再捅侄女

芬兰的精神病疗法 不吃药也能康复

政府增拨3200万支持精神病患者

2017年9月号
主办：民生观察工作室
本期封面：徐为

庞学飞，男，汉族，生于1958年，上海发明协会会员。先后发明和研制多项专利技术，新华社、人民日报、上海科技报、新民晚报均有报道，曾荣获第二届上海优秀发明奖，并先后被入录《中华知名爱国人士》、《国家科技成果研制功臣名录》和《世界名人录》。然而，他本来顺利发展的人生轨迹，就在2004年3月彻底改变了。

庞学飞一家原住上海市杨浦区昆明路1222弄104室，2003年10月左右为配合迎世搏会，杨浦区昆明路1222弄拆迁，庞学飞和她的85岁母亲积极响应和支持号召同意动迁。2003年11月至2004年2月动迁组领导张海荣找庞学飞和她的85岁母亲谈好了二套安置房条件，庞学飞和她的85岁母亲要求动迁组张海荣先签协议，张海荣对庞学飞和她的母亲说：“协议要你们家人全到齐才能签，国家的动迁是有政策的，国家的政策是先安置后搬迁，请相信党、相信政府，一定会尽快给你们104室安置。”庞学飞和她的母亲听了张海荣说的话就放心相信了政府动迁法规。庞学飞和她的85岁母亲一直等待安置通知。

谁知道安置通知没等到，却等到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结果，房子被偷拆了！2004年3月11日下午一点左右庞学飞和她的母亲回到昆明路1222弄104室家，赫然发现一片狼藉，母子俩赖以蜗居的家已被偷拆除了，而此时安置通知却毫无消息。几经波折终于在3月15日下午庞学飞和她85岁母亲在动迁组找到张海荣，张海荣说：“居住安置通知把你们二个人漏掉了，你们去公司找我们领导去。”随即张海荣写了一个条子让庞学飞和母亲去找动迁公司领导，动迁公司领导却说“谁偷拆除你房，你去找谁”。便不再理庞学飞和她的85岁母亲了，随后庞学飞和母亲去了找了杨浦区信访，杨浦区信访要庞学飞和她的85岁母亲去找杨浦区拆迁科，区拆迁科不理庞学飞和她的85岁母亲，就这样庞学飞和她的85岁母亲就成了一双皮球，被各执政部门踢来踢去，期间多次被110拦阻。

无奈之下，庞学飞和他母亲于2005年9月向杨浦区法院提交了民事诉讼，想通过法律讨回应得的房子。被杨浦区法院驳回了二人的诉讼请求。然后，庞学飞分别向二中院和上海高院进行申诉，但一直未得到支持，庞学飞和他的老母亲也一直无家可归。

06年4月，庞学飞开始多次向政府反映自己的遭遇，由于此类问题过多，政府接待人员反映麻痹，一再采取踢皮球的办法搪塞。2006年7月，庞学飞向公局寄了一份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拆迁的法规性文件，结果惹恼了某些官员。以庞学飞“散布恐怖信息”罪抓进杨浦区看守所。

2007年2月19日下午1点左右庞学飞住处电源被人拉断，开门查看的庞学飞一出门就被一个警察拉住。庞学飞说：“随后一伙人上来，用极其恶厉手段抄我住处。”庞学飞被带上手铐拉到大桥警所，问为什么要抓他，“就关你，关你两年”抓他的警察给他一个理由。当天庞学飞被关进杨浦区看守所。2月21日和26日经过两次提审问不出问题。那警察指着手中准备的文件对庞说：“这样吧，你把字签了，我们2月28日来释放你。”文件内容却不给庞学飞看，庞说要看一下。他们就强拉着庞的手逼签字，说：“不要吵，不要吭声，你没事，我们2007年2月28日一定过来释放你，你放心吧。”2月27日下午他们又来了，对庞说：“释放要拍个照片打手印，你要配合一下，不要吭声，你没事，明天一定来释放你，你要相信警察。”谁知到了2月28日并没有释放他。这时庞才知上了警察的当。

就这样他们却采取不批捕、不起诉、不释放等非法手段，非法羁押120余天，直到2007年6月11日。期间，庞学飞受尽了各种各样的非人摧残折磨。(二十平方米左右的牢房里要睡二十几个人，每天睡觉腿脚不能伸直，背靠着冰冷的墙壁，残酷的虐待等，几个人共用一条毛巾染上了红眼病、肝病等病症)庞学飞多次找看守所检察官反映说，“我已经关了3个多月，如果我有罪就判刑，没有罪应该释放我！”那检察官说帮他反映一下。到了2007年6月11日上午，听到看守所管教说“768释放”（庞学飞的编号是768），庞学飞以为自己的苦难终于到头了，万万没有想更大的厄运正在逼近，一出看守所铁门庞学飞就被几个警察和保安强行捆绑转到杨浦公安分局下的精神病医院。

2007年6月11日上午11点，庞学飞被送到杨浦分局下的精神病医院（安康医院）。一进医院庞学飞就被该院人员不问清红皂白一把扎在床上逼服药。庞学飞说：“给正常人服精神病药是在逼服毒药，简直是丧尽天良，心狠手辣”。据庞学飞描述：在这里每天被捆绑床上灌毒药、折磨、摧残、虐待迫害，随后身体状况恶化，有了肝病等病症，还有大便不出，只能用手去挖（庞学飞打听得知是每天逼吃精神病药和安眠药交替着吃造成的），太受虐待了。就问本院的吴主任医生：“你给我吃的是什么药，使我大便大不出来？”那吴主任医生失魂惊慌的样子对庞回答：“那明天把你药停了。”

就这样庞学飞被捆绑床上灌毒药、折磨、摧残、虐待迫害。被实施所谓的“强制监护治疗”526天，和这里的“精神病人”们一起遭受集体干警的非人折磨：不给人身自由，（病人们经常遭到，毒打、被充电、体罚、逼吃药经常不让人吃饭，还有活活被饿致死的残忍虐待的事件发生……庞学飞发现这里的病人有牙齿的并不多，可见他们残酷的方法多么残忍毒辣。在这里，干警集体作恶，手段毒辣，没有法律约束，藐视庄严法律的存在。国家干警本是为人民服务，为民除害的，怎么成了牢头狱霸，胡作非为，把人民的生命当闲暇的娱乐游戏。就是意志坚定、身体健康的正常人都会被他们这样的“疗养”方法疹出病来！这是医院、警察还是法西斯下的亡国奴？铁人能经起这样的身心催残？)庞学飞默默地观察忍受着这一切，也在保存实力，收集证据，来救救这些手无寸铁的无辜的“病人”（包括自己在内的头脑清醒的受害者）（庞学飞心想：我没有精神病，我就是活证据，我要早点想办法出去揭露这些警察的罪行）。他们会想办法来证明你有精神病，让你在牢里继续呆着。比如会问庞学飞：“你跟他们的关系好不好？”（若回答“好”，说明你跟有精神病的人关系好，证明你有病；若回答“不好”，说明你有问题不能和人交流需要继续“疗养”）。庞就回答：“你去问他们就知道了”。他们每次来查房时，庞就对他们说：“我不需要看病治疗，如果我有罪就判刑，没有罪应该释放我，你们把我关在精神病医院干嘛？没有经过医疗鉴定，没有经过家人同意，甚至在没有经过任何医生诊断的情况下，把我从看守所直接关进了精神病院。”在庞学飞的多次强烈谴责要求下。医院对庞说：“不是我们不放你，我们已经把你的资料送上院部批了，现等院部批，你干嘛不把你个人资料早点拿来呢？”终于2008年11月26日付了2453.10元的伙食费，庞学飞离开了医院。

据庞学飞介绍，动迁把他搞的家破人亡，使他失去了老婆、女儿。亲戚、朋友害怕被公安局威胁也离得他远远的。他一直热爱的发明创造受阻也无法继续，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和经济损失。庞学飞说：“我的科研专利项目很多，中国结香皂，电脑键盘自动消毒装置，在单位的科技项目有抽低网络，铝合金床架，节省空间洗衣机，灭菌按摩床，等发明；曾多次参加国家大型研讨会，可是动迁却把我推进了无底的深渊。”

从看守所——精神病院出来后，庞学飞的上访生涯中，又多了一项内容——要求“国家赔偿”（在看守所遭错误羁押90天，正常人在精神病院被强制监护治疗526天）。

2009年8月庞学飞向杨浦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行政诉讼附带赔偿起诉状，庞学飞多次去了杨浦区人民法院找赵法官要求法院拿出自己患精神病司法鉴定报告。庞学飞说：“如果拿不出精神病司法鉴定报告。就开一张司法鉴定证明给我，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司法鉴定（律师陪同我去了杨浦法院），赵法官不肯开法院司法鉴定证明给我，还用极其恶劣手段不理睬我们。我多次去杨浦区人民法院找赵法官，问赵法官，为什么不立案、不裁定、不回复，赵法官说，立案许多官员要追责，所以不立案、不裁定、不回复。赵法官对我说，你要立案去找政府。

上海市杨浦人民法院做犯罪分子“保护伞”故意不立案！庞学飞维权多年，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至今不立案、不裁定回复，2010年8月24日下午2点30分庞学飞去了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患“权力精神分裂症”对庞学飞说：“如果立案许多官员要双规，有本事你告我法院去，老子就是法，把北京领导找来，老子也不怕，你去北京告没用，我们法院北京有关系户。”

庞学飞现借住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1790号508，邮编200090

自由是所有生命锲而不舍的追求目标，自由是光！

2017年9月27日上午，徐为终于正大光明的离开了上海市闵行区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和他一起离开的还有相恋12年的女友迎春。杨卫华律师欣慰的见证了这一切。为了这一天，徐为花了14年设法逃离精神病院。“徐为”这个名字，是他为自己改的，“为”是“为自由”的意思。

过去14年，徐为很少见到夜幕一点点降临的样子，倒是每天把天空从黑暗到蒙蒙亮的过程看得清楚真切。对他来说，夜晚是漫长的。在他居住的上海市闵行区青春精神病康复院，病人们被严格规定按照一套特殊的作息时间生活：

清晨6:30是早餐时间，10:45午餐，3:45晚餐，午睡到下午1:30，4点就要回病房睡到第二天。
长夜难捱，每天凌晨一点左右醒来后，徐为会打开广播，听听新闻，了解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然后等待天亮。

“一个正常人能忍受这样的生活吗？”他反问道。即便不愿忍受，从2003年7月12日入院以来，他已经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了5000多个日夜。

2003年，徐为住进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后，此处就成了他在上海唯一的“住所”。2001年到2002年，他在上海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住了近一年。

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当时说徐为可以出院了，他就借了1元钱坐公交车回了家。一年之后，当他再次住进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后，就再也没这样的机会了。徐为形容自己“较有自制力”。之所以两次接受精神障碍的治疗，他认为都是一些琐碎的家庭小事引起的。

徐为曾在澳大利亚生活了11年。23岁出国，34岁回国。2002年从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回家后找到过一份工作，为一位外国人做翻译。不过很快就辞职了，理由是“工资很低”。为此，他和父亲吵了起来，父亲坚持认为这份工作不错，争吵中，徐为伸手推了父亲，指甲划伤了父亲。

当时，70岁的父亲将徐为的举动告诉了居委会。居委会打算将徐为再次送到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但被院方拒绝。父亲也不同意将他转送往其他医院。那年37岁的徐为不清楚被拒绝的原因，也不知道父亲的想法。他记得，“有一天，一辆车开到家门口”，在警察和居委会人员的监督下，他住进了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

2004年，徐为病情没有反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已经“可以出院了”。但是当居委会代表来到精神病院准备接徐为回家时，院长却将居委会的人叫到一边交谈了一番。谈话结束后，居委会代表没有接徐为出院，也没有再主动提出接他出院。“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反正没让我回家！”

对于本刊提出的“当时父亲他们送你到精神病院有没有任何书面鉴定或依据？”的问题，徐为的回答很干脆：“没有”。

徐为知道的情况是，入院之初没有安排任何精神病诊断，入院一周后，徐为要求进行精神情况鉴定，再三催促下，一位医生和一名护士开始了为徐为“会诊”。这一过程就是双方的问答。徐为还记得的问题有：“树上有10只鸟，打死1只，还剩几只？”徐为当时开玩笑地回答：“还有几只鸟在等着被打……”医生还用手指比划着问：“这是几？”，或者直接问他“1加1等于几？”

徐为用“简单”来形容这次“会诊”，但他至今还不知道这次“会诊”的结果。徐为目前看到的书面诊断结果只有一份：2012年11月上海普陀区法院委托进行司法鉴定，结论是：患有精神分裂症，属于残留期。徐为本人对此并不“满意”

为了自由，为了回归正常的生活，徐为尽力抓住每一丝光亮：他求过亲人，苦心策划过出逃，但那些光亮，却总是从手中溜走——哥哥不愿接他出院，他出逃当天就被抓回，在2013年5月6日，以侵犯人身自由权为由，将康复院和作为其监护人的兄长告上法院。官司经过一审、二审，以败诉告终，再审申请也被驳回。

媒体纷纷将徐为的故事冠以“中国版飞越疯人院”之名。使得徐为案进入大众的视野，成为此类案件中被重点关注的对象。在电影《飞越疯人院》的结局中，主角迈克·墨菲历经曲折，最终没能摆脱现实的桎梏。徐为不愿要同样的结局，十几年来，他使尽浑身解数，只为一个结果：“能出去”和“不自由毋宁死”的信念。

入院头两年，徐为也试过一次跳楼，精神病院最高的楼层是5楼，到楼顶的通道是一扇天窗，攀爬天窗时徐为摔成了脚踝骨裂，在床上躺了几个月。不敢告诉医生实情，只说是下楼时不小心磕到，“他们会认为你发病了，就更出不去了”。但徐为称帮助他爬天窗的病友最后翻墙逃了出去，从此结束了精神病院的生活。徐为曾踩着病友的肩膀意图翻墙逃跑，可是没成功。

后来，他发现，很多翻墙爬出去的病友，总是隔不了多久就回来了——家人不接纳，身上又没钱，只能流落街头，被警察送回来。他告诉自己，要出去，就得做好万全的准备。徐为开始帮康复院做事——为病友理发，采购点心、香烟等物品，顺便赚些跑腿费。徐为甚至获得自由出入精神病院的“特权”。

在和医生、守门阿姨搞好关系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是徐为的底线：医生让大家帮忙把发病的人绑起来，他从来不参与。为了存钱，他不乱花钱，他很节省，七八年下来，徐为一共存了两三万。

2011年2月，他特意挑了春节后的时间，因为“那时买火车票不用身份证”，准备带着女友迎春逃跑，他选择凌晨4点动身，靠徐为自由出入的“权力”，守门的阿姨打开了医院大门。他们打车直奔上海南站，买票进站。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候车室里，两人又冷又饿，手里握着的，是两张从上海到广州的火车票，徐为记得发车时间是早上8点，站票。但两人最终未能搭上南下的列车，早上7点，医院来人了，“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派药的，直接到我们的座位上把我们带了回去。”

徐为至今都不清楚到底是怎么“落网”的。

徐为关注新闻，善于接受新生事物，学习能力非常强，他会使用网络，学习、购物，为生活的更便捷，还会下载各种软件，找房、共享单车等，在律师黄雪涛眼里，徐为是个“很有公民意识的人”。

在《凤凰周刊》记者曽鼎、杨卫华、黄雪涛和其他接触过徐为的社工的眼里，徐为一直克制、有礼貌，即使心里着急，也从不打夺命连环call，更不会像有的精神病人那样不管不顾地宣泄情绪。只有在得知判决结果时，徐为曾在电话里抑制不住地大声喊了几句，气得摔了手机。隔一个小时再见面时，他即使面色有些难看，也没了脾气。但对情绪的克制，也让徐为的崩溃、沮丧都郁结在心，没有出口，“没地方可以说。就是想死，但又死不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徐为被剥夺的，正是为自己做选择的权利。

父亲死后，被指定为徐为监护人的大哥徐兴（化名）从不肯答应接他出来。要想出院，徐为就必须放弃父亲留下的一处公房的租金，并将户籍迁出公房——徐为称，案件审理期间，大哥曾打来电话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不肯。徐为至今都不知道父亲的祭日。徐为已经没什么“亲人”，一家兄弟4人，两个哥哥一年来一两次，通常不说什么话就走。弟弟在他入院不久后，也因身体残疾住进了上海一家福利院。

为了出院，他试图变更监护人，联系上了半辈子没见面、连样子都记不清的生母。母亲出家多年，给他带来了一个半导体播放佛教音乐，徐为自己摆弄着，把它调到了别的电台听新闻，但法院判决认为，徐母年事已高，且无稳定经济收入来源，不适合担任徐为的监护人。

这次获准出院后，他给哥哥打电话，商量着拿家里的公租房开个棋牌室做生意，再把租金补给哥哥，“他不答应，说你就是没有房子，没有钱”。“我们那代人小时候，品德好就是一切，后来长大了，社会变了，什么都是有钱才行，全破碎了，只认钱。”在徐为眼里，哥哥对自己如此，部分病友的家属也一样。

徐为一直记得，有个跟他要好的病友爱抽烟，但是对方的哥哥只给他抽发霉的，“他哥哥做香烟生意，卖不出去的烟才给他抽”。还有同屋的一个病友，他母亲一个月只给20块钱，“这里伙食不好，20块钱根本吃不饱，我让她多给点，她说，反正他也不懂”。

“这样的亲人，就不是亲人。”徐为劝病友们维护自己的权益，把没履行好义务的监护人告上法庭。但大家只会无奈地回答他：“那他们要是不高兴了怎么办，现在一个月来一次，以后半年、一年都不来”

从36岁住到51岁，从正当年步入老龄行列，精神病院里的徐为掉了两颗门牙，眼睛也开始老花，看不清护肤品瓶子上的小字，好在，不管什么结果，他终于可以走出疯人院了，这一切不禁让人唏嘘！16年的光阴，人们不禁想问，当初在没有任何手续和书面诊断就把人给送进去并给收治了，象这样的一个特殊行业为何如此随意、不负责任。

徐为靠自己的劳动攒下了两万多块钱。这两万块钱，徐为一度想付给杨卫华做律师费，被拒绝了。杨卫华说，徐为在待人处事上一直有着自己的体面：不爱麻烦人，也不愿受人恩惠，庭审时跟律师、记者一起在外边吃饭，徐为总抢着买单。

黄雪涛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徐为的时候，徐为拿出一份经历介绍的材料——边缘上都是他用铅笔、圆珠笔写的批注，对于事情的细节，他回忆得清楚具体，逻辑完整。

徐为是在2012年底，通过网络联系到深圳衡平机构律师黄雪涛。也因此结识了后来向他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杨卫华。徐为案是2013年5月6日作为依《精神卫生法》起诉、被法院受理的第一例案件，被称作“精神卫生法第一案”。此案中徐为欲携其恋爱了十余载的女友逃离精神病院失败后，而对康复院和其监护人的兄长发起的人身自由权力保卫战。

黄雪涛当初接触徐为的案子，觉得徐为的案子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但过程还是超过了她的想象——立案就花了将近一年，本以为可以胜诉的一审、二审也接连吃了败仗。这份在《精神卫生法》实施仅5天后就提交的诉状被上海闵行区法院当场拒绝立案，理由是：徐为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为促使法院立案，2013年7月29日开始，徐为每天写一封信给法官。2013年12月20日，上海闵行区法院通知徐为已立案。2014年7月28日，该案首次开庭，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到庭应诉，但拒绝让徐为出庭。徐兴（兄长）出庭。11月17日，第二次开庭。2014年11月25日一审延期判决。2015年4月，海闵行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徐为败诉。法院认为，“徐为属于非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不适用《精神卫生法》关于‘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的规定。2015年7月23日，二审在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二审开庭，徐兴（兄长）同样没出庭。2015年9月，二审维持一审结果。

二审败诉之后，徐为在电话里求着杨卫华想办法，让自己再做一次司法鉴定，也是最后一次。在此之前，他曾做过两次鉴定，2012年的结果是“精神分裂症残留期，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2014年是“症状基本缓解，具有诉讼能力。徐为已经下定决心，这一次，要么出去，要么杀死自己。如果这次的鉴定结果还不理想，他打算让自己有尊严的死去。

“他当时说的那些话，是很悲壮的。”为此，杨卫华把案由想了个遍——申请宣告徐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徐为生母的名义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徐为大哥的监护权。2017年5月10日，徐为做了鉴定，结果为“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对徐为来说，总算有一寸光照进了现实。过去5年里，徐为把康复院告上法院，但同时他还住在这里——在这种微妙的关系里，徐为不得不处处谨慎权衡，让自己的行为不被挑出毛病。病友没来由地拿碗砸他的头，他不吭声；记者、律师和社工来找他，康复院不乐意，一度没收过他的手机。但这一切，徐为都能坦然面对。

2017年7月6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给出了对徐为精神状态和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意见：“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病情缓解，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经协商，院方同意在代理律师到场的情况下，为徐为办理出院手续。

得知鉴定结果的那一天，徐为立马联系了代理律师杨卫华，催促他赶紧帮忙把鉴定书取回来，“不能拖，一拖，不知道又出什么问题”，徐为害怕夜长梦多。

徐为说，只要出了精神病院，总有办法可以生活。他翻出一个已经四处脱线的背包，是从迎春的哥哥那要来的，里头放着手机、银行卡、身份证——为了准备好随时离开，2008年康复院组织办理二代身份证时，徐为找理由把身份证要到了自己手里。如果不是迎春想住的离儿子近，徐为最想去的是广东——“没人认识我，混得好不好都不怕，而且天暖和，睡在马路上也没什么问题。”

徐为不怕飘零，“哪怕流浪，那也是自由的”。

9月25日凌晨，徐为给本刊发来一条信息“星期三出院”（9月27号），短短几个字包含了多少兴奋与期待！问起今后的规划，徐为说：“只有初步的，想往公益方面发展。”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帮助更多人。

祝福徐为今后的日子阳光灿烂。

刘道兰是个普通的农妇，因土地纠纷上访后她不但成了“名人”，还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她受尽折磨，好在家人得知她在精神病院后，不畏强权才将她营救出院。

刘道兰的不幸遭遇还得从1985年说起，她的上访材料中显示，八十年代中央政策支持农村土地改革，普遍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她所在的江苏丰县宋楼镇魏庄村也受政策的影响决定分田到户，并实行宅田合一（即宅基地和自留地合一）的分配方案。由于当时分地矛盾大，地没有分完，没有分完的土地作为找补地，看谁家地少在补给谁家，并将分地情况登记造册。

之后，刘道兰家人发现，她家实际分得的土地比村账目上记载的少一亩多地。随后，刘道兰及家人多次找到村干部要求把找补地分给她家，补足少分的部分，却一直没有得到认可。后来村干部推说一册账本丢失，无法核对，将刘道兰家的事拖了下来。经过刘道兰一家人的不懈努力，2009年4月，刘道兰家人再次要求查当年分地的账目，并要求当时负责分地的队长张金环说明分地的情况时，事情出现了转机。张金环找到村干部，将当时没有分清的那些地让村干部看了后，核对了当年分地的账目，证明确实是少了刘道兰家的地。

经村干部同意后，两次通过广播喇叭通知了多占用自留地的农户，要求他们将土地返还给刘道兰家，并将地上附着物用来赔偿刘道兰家25年来未使用土地的损失。为了避免产生矛盾，张金环还亲自到占地农户家里说明原因，农户表示认同。随后，村干部和张金环出具了相关证明。

而这也正是刘道兰一家灾难的开始，就在当年的10月，被收割了庄稼的农户将刘道兰的儿子卓为阳告到了派出所。2010年的3月26日，宋楼镇派出所民警将卓为阳带走，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与丰县看守所。2011年1月14日，丰县法院审理认为其属于强拿硬要，寻衅滋事罪名成立，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10个月。

刘道兰对此不服，她认为是村干部决定把地及地上附着物给她，有证有据，她才让儿子去收割地里庄稼的，怎么会成为寻衅滋事？当时这几家农户也是同意了的，怎能出尔反尔血口喷人呢？

但无论她如何不解事情也已成定局，因他儿子卓为阳遭到法官威胁，如果上诉还会被打，也不会改判，在江苏省徐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该案期间卓为阳申请撤诉，徐州市中级法院也做出了终审裁定，允许卓为阳撤回上诉。为了给儿子洗刷冤屈，刘道兰开始申诉、上访，控告宋楼镇派出所、丰县法院枉顾事实证据，偏听偏信，把村干部出具的涉事地块的证明认定为无效证据，把民事纠纷办成刑事案件，使无辜者受到刑罚。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刘道兰的上访之路并不那么顺畅。为了早日洗刷冤屈，刘道兰多次携带上访材料到美国驻华使馆区，每次都被北京警方查获后交地方政府带回。丰县公安局为了胁迫刘道兰就范，以此为借口，加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将其行政拘留数次。

2014年3月11日，刘道兰夫妻在国家信访局上访，丰县驻京办工作人员及多名不明身份人员将她们夫妻强行拖上车一路飞奔送返原籍。途中，两车交汇，车上下来几个人用强光手电晃的她看不清东西，朦胧中看来人带着口罩。开车送刘道兰的人让她们夫妻到那辆车上去，然后被双双送到丰县的一家宾馆监禁。第二天一早，来人把刘道兰拉到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精神病院）。在医院几个人按着她强行做精神病鉴定，刘道兰出于恐惧强烈反抗。她表示，“我没有精神病凭什么给我做鉴定”。检查失败后将她送到了丰县精神病院。

刘道兰告诉本网，到医院后，院方没给做任何检查，直接送到病房，然后几个人按着她给她灌药。灌完药还用手电照照看她把药都咽下去了没有。吃完药，她的嗓子就像火烧一样，她忍受不了想喝水，但院方没有给她提供一滴水。就在她难受到绝望的时候，她发现厕所里有一桶洗拖把用的水，这时她已顾不了许多，断断续续把那桶水喝完她才走出厕所。即便这样，药物的作用也没有减轻多少，她的嘴上、眼上都长满了水泡，嘴也张不开，脸都是肿的。但，医护人员并没有因此停止给她用药，还是照样每天两次给她灌药，和几百个精神病人住在一起。

一个星期后，她的家人打听到她在精神病院后赶来，要求接她出院遭到院方拒绝。她家人坚持与医护人员理论，强烈要求医院放人。院方通知孙楼镇派出所来镇压，她家属表示，不让把人带走可以，只要派出所出警人员签字是他们把人留在医院就行。出警人员权衡再三，才让家人接她出院。

丰县精神病院出具的住院病历中显示，患者近年来多次到北京上访，昨日被当地政府接回，在徐州东方医院鉴定为“偏执状态”，2014年3月12日晚由当地政府及派出所送入我院治疗。

但她的灾难并没有就此结束，2014年8月11日，卖水果回家发途中，被一年轻男子拦住，挥舞木棍打断了她的左腿。临走时该男子留下一句话，“叫你在上访告，打死你”。她的儿子也被多人追着打，她的亲属亦受到牵连。

2015年10月22日，丰县公安局再次对刘道兰采取强制措施，只是这次是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其刑事拘留，35天后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2016年5月27日又被丰县公安局变更为取保候审。

在刘道兰给本网讲述她的遭遇时，她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伤心，只是本网（以下称我）问及她在精神病院厕所喝的水是不是干净的时，她忍不住泪流如雨，说话的声音也一度哽咽。为了避免我不争气的眼泪一起跟着流下来，才匆匆结束了这次访谈。只是良久我都在想，她深信依法治国能解决她的冤假错案，一旦她有生之年这个梦想破灭，这位76岁的老人是在悲愤中离去，还是忍住悲伤，约上残害她的人一起驾鹤西游？

我被解雇的次数多到我不想承认。我辞职的次数更多。

工作和妄想型精神分裂的搭配不是成功的秘方。

我曾做过的一份工作是在一座城市办公楼的一层，窗户上装有铁栏。装那些栏杆显然是为了安全，那条街上的其他店铺和办公室都是这样。但我越来越确信，它们是专门为我安装的，是一个巨大阴谋的一部分。我总觉得人们在陷害我，想让我犯下十恶不赦的罪行，或者我犯过大罪，只是自己不记得了，警察正在监视我，收集证据。我觉得窗户上的那些栏杆是我去那里工作前了解我的一个陌生人安装的，是想暗示我，我很快“会被关到铁窗后面”。

看到办公室外面的街上有警察，或者听见直升机飞过，我就会心跳加速。我确信，那是他们终于来抓我了。我在那个办公室没干多久。

我服用的药物的镇定作用也弄得我经常睡过头，上班迟到。迟到很长时间。有时甚至迟到90分钟。

我在另一份工作中的部门经理似乎并不介意，因为我总是在晚上把时间补回来。但同事们介意——这是我听办公室的其他人说的，包括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女孩。当时，我没有公开承认自己患有精神分裂症。我不想背上为自己的拖沓找理由的恶名。所以我觉得人们只会认为我是太懒惰。

我经常把同事们随口说的一句话、我在会上发表意见时别人的一个白眼，或者我迟到时同事的一声叹息，视为对我的攻击或威胁，认为那些都是针对我的侮辱。

我在另一个公司做商业文案时发生的一件事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让我心痛。当时有个同事问我耳机里在听谁的歌。我回答说酷玩乐队(Coldplay)，同事们大笑起来，我不知道他们笑什么。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和那些音乐人一样阴郁？我再次觉得自己被凌辱了。不久后，我辞掉了那份工作。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确定，自己到底是办公室欺凌的受害者，还是对他人过于敏感。

朝九晚五的职场生活是没完没了的。它缺乏灵活性，我无法定期去进行心理治疗。我也常常忘记进行普通体检，多次忘记在药房重新订购自己的药物，而这让我陷入急性焦虑症。

幸运的是，每个办公室都有弱者或“受到欺压的人”。他们常常与我惺惺相惜，把我叫到一边安慰我，或者邀我一起出去抽根烟。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看见坐在我旁边的女孩盯着我的电脑屏幕看我在干什么。她大概看了十秒钟，但真的感觉看了很长时间，更像是那种侵犯性的注视。我非常生气，给公司经理发了一封措辞犀利的电子邮件。那封邮件写得太刻薄了，我的同事被叫去询问时，眼里噙着泪水，被准许当天可以早退。她后来甚至送了我一些巧克力致歉，还不止一次对我说她是基督徒。

我一辞掉那份工作，她马上在Facebook上取消了对我的关注，那天是我的生日。尽管她当时已经知道我有精神问题。

后来我在伦敦获得了自己梦想的工作——做时尚撰稿人，这份工作薪水颇丰，但我的疾病产生的“突发奇想”以及药物导致的焦躁不安毁掉了我的成功。我刚到那里工作两个星期，就要求请假六个月，去夏威夷的一个地方报纸做实习记者。我没有获得批准，但两周后，我请了三天假，再加上一个周末，我去巴黎为一个小型独立杂志写了一篇关于除臭剂的测评。不久后，我又请了一周假，为残疾人举办了几期写作讲习班。

我的上司非常善解人意，我也在那里干了整整18个月，但我最终辞职了，我想住得离母亲近一点，当时她的健康出了问题。我的办公室告别卡令人难忘。尽管我没跟很多人说起我的精神问题，但所有的留言都表达了这层意思：“我会想念你的疯狂。”

我在克服工作逆境、学着接受自己的精神疾病的过程中获得了一个重要经验，那就是，我们可以用生活砸向我们的石头建造城堡。我现在在家工作，做自由撰稿人，工作时间灵活，我可以定期进行必要的心理治疗和体检。

我主要是写精神疾病方面的文章。我还在和一名很有声望的精神病学教授合著我的第一本书——《精神正常入门指南》(A Beginner’s Guide to Sanity)。

去年，我做自由撰稿人只赚了6260美元。但我看到了非常切实而正面的结果。

我的精神诊断已经从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改为分裂情感性障碍。与前者相比，后者被认为更善于社交，但偶尔会有“情绪波动”。

我的新工作方式，再加上心理治疗，还让我明白，信心和工作技能等品质可以慢慢学习和培养。

也许最重要的是，我已经开始接受自己是一个正在塑造中的作品。

[访民之声2017/9/1消息] 今日，网友发来消息，被关精神病院的北京平谷区民主战士宋再民遭强制灌药迫害，现因病重获释回家。

随后，本网联系宋再民得知，2017年6月24日，他和10名好友在盘古大观附件举牌支持郭文贵爆料，并录制了视频和照片发到推特上，郭文贵看到后表示感谢并转推，招来警方关注。

6月27日，宋再民创办的民主呐喊队队员张军来看望他，两人正在畅饮时，来了三辆车，十几个警察拿着一张涉嫌“寻衅滋事”的传唤证，将他和他的手机、电脑一并带到辖区派出所。在派出所，他被“安顿”在老虎椅上24小时。期间，警察出示挺郭照片、视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宋再民表示“支持郭大侠反贪腐，推进依法制国”引来警察们哄笑。

6月28日，派出所接到上边指令，将他绑架至北京平谷区金海湖医院(精神病院)。因之前他曾被送到过这个精神病院，院方知道他的情况，推托不愿接收，后政法委电话指令，院方无奈将他押进四楼病房，他认为这就是人间地狱。

关押期间，医护人员使用暴力将他绑在床上灌药两次，两颗牙齿被撬坏，并劝他“改邪归正”。他表态“我是民主中国的忠诚战士，为人类高贵的尊严呐喊，血战到底，可以牺牲，决不屈服。”众人闻言才不再劝说。

在他被强制关押的这段时间里，他的亲人持续奔走，想尽一切办法营救，并多次到医院救护，他81岁老母亲因此急火攻心病倒住院。呐喊队牛领钗、谢小玲、李青方、阿妮姐妹和张建国、王永红、华义、盛兰福等兄弟姐妹也到医院要求见他遭到院方拒绝。梁庆辉、程玉兰、郭侠为此参与声援，他隔窗望着前来营救他的兄弟姐妹们感慨万千。

为了早获自由，抗议迫害，他绝食反抗绑架、灌药等摧残暴行。8月17日出现胃出血，大便颜色发黑等症状， 8月24日，生命体征降低至病危，医院才赶紧让他出院回家，后卧床休养至今。他说，在医院59天，体重减轻了五十斤，今天身体好些给大家报个平安，并感谢关心他的战友们！

人类尊严呐喊队宋再民，电微：15811366507

相关报道：北京民主战士宋再民第三次被强送精神病院
https://fangminzhisheng.blogspot.com/2017/07/blog-post_41.html
北京民主战士宋再民被关精神病院月余 众人探望受阻
https://fangminzhisheng.blogspot.com/2017/07/blog-post_31.html

9月15日，河南同性恋男子余虎（化名）的代理律师黄锐收到了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终审裁定，裁定准许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撤回上诉，法院限医院公开赔礼道歉，赔偿余虎精神抚慰金5000元。一审判决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2015年10月，余虎被亲属送入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因“性偏好障碍”被强制治疗19天，称遭到医务人员强迫吃药打针和谩骂殴打。2016年5月，余虎向法院起诉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以侵犯其人身自由权、对其进行强制治疗为由，要求医院支付精神抚慰金1万元，并赔礼道歉。
9月19日，余虎表示不接受采访，由男友小杨对外发言。小杨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9月15日从律师处得知医院撤诉的消息，觉得有点意外。看到一审判决要求，驻马店精神病院于判决生效10日内在本市范围内向余虎公开赔礼道歉，道歉文书经法院审核后在市级报刊刊登，余虎很高兴。

余虎曾告诉小杨，他起诉医院只是想要一个说法。“一些年纪大一点的人，还是觉得同性之间的感情是不正常、不光彩的。但这个官司让更多人知道，同性恋不是一种病。”小杨说。
记者9月19日致电余虎的主治医生朱青青，其表示自己目前不方便接受采访，且正在休假，随后便挂断电话。

1、当事人说“只是要一个说法”

这段时间，余虎和小杨仍旧在浙江工作。小杨本来和余虎商量，二审一定要出庭，“当事人律师的陈述毕竟不如他本人的经历感触深刻，我希望他能亲自告诉法官，他在医院里是怎么受煎熬的。”

一审时，余虎没有出庭。“主要是考虑到对自己家庭的影响，还有住院的经历给他留下阴影，他很怕到驻马店去。”小杨说。

此案的一审判决在2017年6月26日下达，一审判决书显示，驻马店精神病院对余虎强制治疗的行为侵犯了余虎的人身自由权，判决该精神病院在全市范围内向其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5000元。

随后，驻马店市精神病院对一审结果有异议，于7月上诉，但又于8月1日申请撤回上诉。此次法院的裁定，即针对医院撤回上诉予以准许，因而一审的判决结果也即将生效，且“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从另一个层面，撤诉意味着医院对一审判决的主动承认”，黄锐告诉记者。

黄锐在2015年年底接触到余虎一案。他认为，余虎的病历是胜诉的关键。“病历上很明显写了非自愿治疗，且有防止逃跑的字眼，说明当事人的人身自由是被限制的。此外，里面没有多少当事人的陈述，而大多是家人的说法，说明（入院）并未获得本人的真实同意。”

其实在接到一审判决书时，黄锐和余虎便知道一审打赢了之后基本就赢了，二审没有新的证据很难推翻之前的裁决。余虎的诉求在黄锐看来很明确，“他说自己没想过要追究赔偿，而是要一个说法，希望医院能受到惩罚，以后不要肆意妄为。”

“我们现在就等着医院赔礼道歉，一定要给我们一个说法。如果不执行，我们还会继续上诉，证据很充分，不管打到哪里，我们一定会奉陪到底。”小杨表示。

2、事件回顾

精神病院里的19天

去年一审开庭前，余虎曾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讲述了他被送入精神病院的经过。2015年10月8日，余虎准备和妻子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随后和小杨一起离开驻马店、回到浙江。

“当天一早，妻子和我父母、哥哥一起把我绑住了，塞进车里强行送到了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余虎说。

小杨说，在余虎的家人看来，同性恋就是一种“病”。余虎的姐姐一直劝余虎离开小杨，还准备带他到附近的寺庙烧香拜佛。“她说，你们这样在一起会折寿的。”小杨说。虽然经过几次彻夜长谈，但余虎的家人还是不能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

在路上，余虎趁机给男友小杨打了求救电话。余虎入院之后，小杨把河南的几家精神病医院都找了一遍，终于打听到余虎的消息。此时，余虎已经在医院住了四天。

余虎曾对新京报记者说，他入院时，医生没有询问病情，也没有做任何检查，直接就把他绑到床上。尽管他一直强调自己没有病，也不需要治疗。但没人理他。“我在里面没有做过任何检查，里面的人一直逼我打针和吃药。吃药还要当面吃下去。我不敢不吃，我每天都能听到很多惨叫。”

志愿者阿强记得，刚接触余虎时，他的手环上写着“性偏好障碍”。但随后的沟通中，医院并不承认收治余虎是因为性别取向。“余虎的主治医生当着警察的面说，收治余虎一是因为性偏好障碍，二是因为情绪不稳定。”

2015年10月25日，阿强报警要求警方到医院调查强制治疗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10月26日，院方为余虎办理了出院手续。距离被收治那天，余虎在精神病院住了19天。

3、专家说法

《精神卫生法》自愿原则

同性恋早已不被认为是精神病。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册中除名。2001年由中华精神科学会制定《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中，也明确指出“同性恋是正常的”；被CCMD-3归于新设立的性心理障碍条目中的“性指向障碍”的次条目下的同性恋诊断对象，是“那些为自己的性取向感到不安并要求改变的人”。

对余虎一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陆林认为，院方从送诊、接诊到收治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院方未严格执行精神卫生法规定，在未事先见过当事人、未进行医学诊断、收治时未听取本人的意见，仅凭送治人单方面描述，就将当事人强行收治。

因而，在黄锐看来，余虎“被精神病”一案尽管导火索是其同性恋者身份，但最终法院裁定的依据是《精神卫生法》中的自愿原则。

我国2013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精神卫生法》第30条明确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只有两种情况下可以实施强制入院治疗，即如果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在关注“被精神病”十年有余的公益律师黄雪涛看来，余虎一案的胜诉“不仅仅是LGBT（性少数，非异性恋者）群体的胜利，更是《精神卫生法》的胜利，是自愿原则的适用和激活”。
“即使是精神病人，也有不被强制收治的权利。”这是黄雪涛对自愿原则的解读。黄雪涛每周都会接触到两三名自称“被精神病”的求助者，“现在还是只要家人肯送，医院就敢收，习惯了有人付款就愿意接收。”

黄锐称，自愿原则落实困难的原因在于许多“被精神病”者去法院起诉会被要求首先证明自己没有病，“经常不予立案，诉讼成本很高。”

黄雪涛表示，余虎一案只是一个开端，但对医院5000元的惩罚还是很轻，“受害者胜诉的个案少，医院风险低，离修改行业行为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上海黄浦区维权人士孙红筝在北京上访，2017年8月5日驻京办1461火车押送回上海府春路救助服务中心，由警察接送到黄浦区南京东路警署，之后被押送进南京东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南京东路112号。以前孙红筝就被政府押送此地并在精神病院关押二年半。她自述:我不是精神病，我是健康人，希望广大社会正义人士救救我！救救我！！！孙红筝电话15821881767。

来信要求复查精神疾病张三以为遭遇诈骗？

市民张先生最近遇到一件很苦恼的事情，因为他被医院反复告知，你有精神病史，需要复诊，而且还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敲门家访，张先生说，这些情况让他最近十分恐惧，希望能得到帮助。为了保护他的隐私，我们就叫他张三，了解一下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社区上门家访 张三十分困惑

张三说，他没把这些当回事儿，直到一个多月前，他晚上加完班回到家，父母说，有自称是社区工作站和派出所民警的人，上门来找过他。

有病被当事实？ 张三惶恐不安

医院工作人员的一个说法让张三陷入惶恐，如果自己真的被这些机构看成精神病患者，未来将要面对什么呢？张三说，这一个月，他变得极为敏感，可谓草木皆兵。

多方核实“被精神病”原是“乌龙”

张三主动接受核实，得知身份被澄清。张三已经被排除了有精神病史的可能。张三称，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说信息他们确实搞乌龙了，已经把相关信息从系统删除了。

（来源：大粤网 http://gd.qq.com/a/20170903/029071.htm 2017-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