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第六十二期

  • 精神病患者当街殴打家人 长沙交警快速制服并送医

    今日中午,长沙香樟路口家乐福入口处,一名精神病患者殴打其母亲和伯父,引来群众围观。雨花交警大队四中队巡逻民警立即上前询问情况,拨打120并联系辖区派出所。在征求家人意见后,四名民警将患者制服并送至医院。

    中午12时左右,雨花交警大队四中队巡逻民警在香樟路口家乐福入口处发现一群人员在路上驻足围观,严重影响交通秩序。民警立即停车,上前了解情况,发现有一名精神病患者正在殴打其母亲和伯父。巡逻民警拨打120并联系辖区派出所,在上前询问情况时,手腕部被患者抓伤。巡逻民警立即呼叫增援力量,四名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增援。

    据雨花交警大队四中队副中队长彭启鹏介绍,该患者20多岁,是江西人,昨日从江西来到长沙“找朋友”,因其行为举止异常被长沙公安部门送至精神病院。

    家属得知消息后,迅速从江西赶到长沙,见他情况还好,就将患者从医院接走,结果患者今日在路上又突然发病,不停暴力殴打其母亲和伯父。

    “该患者是一名退伍军人,力气较大,巡逻民警在上前询问情况时被打,增援力量赶到后上前制止患者的暴力行为时,又有一名民警被打伤。”彭启鹏介绍,在征求家人意见后,四名民警将患者制服。据悉,目前患者已被雨花交警大队四中队民警送至精神病院,家属全程陪同。两名受伤民警均是皮外伤,无大碍。

    (来源:长沙晚报 https://www.icswb.com/h/150/20170915/488711.html 2017年9月15日)

  • 美国民兵放话杀副总统 遭送精神病院评估

    美国一名宾州的国民兵日前放话,威胁要刺杀美国现任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祸从口出的他不但立刻遭到逮捕,也被转送精神病院进行评估。

    乱放话的国民兵是22岁的邓巴(William Dunbar),他上周六在执勤期间向同袍说,“如果有人付我足够的钱,我就杀了副总统”。证人向警方表示,邓巴在当天发表了两次类似言论,而他们也立即向部队指挥官报告此事。

    邓巴随后被警方以妨害治安以及恐怖威胁等两项罪名起诉;他的同侪表示,邓巴之前并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脱序行为,这次突发激进言论,也让他们感到很惊讶。

    邓巴在医疗中心完成精神评估后,已经被送往当地监狱留置。他的保释金高达25万元美金,目前警方仍在了解背后的原因。

    (来源:苹果日报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914/1203459/ 2017年9月14日)

  • 愤怒源于被爱期望落空

    阿勇左手跟腱接驳成功,由骨科转往精神科病房。经过两星期评估,医生确认阿勇没有患上精神病。

    一个月前的晚上,阿勇已连续值班24小时,更被上司训话一小时,身心皆疲。当他踏入家门,太太却一直低头望着手机,一言不发,心中怨恨阿勇忽略她。此时,阿勇突然夺去她的手机,心里有如核爆的怒火,令他想狠狠把手机向她的头颅砸下去。幸好在千钧一发之间,太太恐慌的眼神煞停阿勇的手。可是,他心中那种犹如要摧毁万物的力量,瞬间转向自己,他把手机掷落地下,然后冲入厨房,用刀砍自己的手。

    这种要毁灭自己及自己最爱的人之可怕力量,究竟源于哪里?“杀敌者,怒也”。在家庭中,愤怒是源于被爱的期望落空。每个人都有被爱的需要,被爱是指被注意、被明白、被接纳及被关顾。对越重视的、越亲密的人,越期望得到对方的爱。另外,当受创、疲累时,更渴望能在家庭得到这份爱。若能满足这份被爱的期望,就会得到一份安全感,自信心和自我价值随之增强,家人之间的感情亦变得更深厚。

    反之,若这份获得家人或伴侣所爱的期望落空,就很容易令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完全不值得被人爱、没有能力的人。这种想法使人很痛、感觉很羞耻。难耐的羞耻感会触动心理防卫机制,并转化为愤怒情绪,即所谓“老羞成怒”。愤怒这种负面情绪是很强烈,破坏力犹如强力炸药。子弹射向别人,便是杀人,射向自己,则是自杀;炸药在屋内引爆,更是“一镬熟”,同归于尽。由被爱期望的落空而引发的愤怒,正是造成很多家庭暴力,甚至伦常惨剧的“炸药”。

    住院期间,阿勇和太太鼓起最大勇气,互相坦诚表达自己被爱的期望。出院之后,阿勇送了一部新手机给太太,她亦将手机的无限上网计划改为每月6GB为限,为向对方表达自己的爱踏出第一步。

    (来源:苹果日报 https://goo.gl/j44U9b 2017年9月26日)

  • 母亲长期遭受家暴屡被打 精神病儿子持刀刺死父亲

    因与母亲长期遭受父亲家暴,当母亲再次被打时,患精神分裂症的儿子持刀欲吓退父亲保护母亲,却不曾想父亲因此而身亡。近日,湖北省京山县检察院依法以故意伤害对姚某某提起公诉。

    2017年2月2日,大年初六,平常人家都还徜徉在农历新年的喜庆祥和之中,位于京山县某招商城的姚某某一家却笼罩在死亡与分离的愁云里。

    当天上午11时左右,姚某某在家二楼卧室休息时,听见外面有父亲蔡某某殴打母亲姚某甲的声音。因蔡某某长期对其子姚某某、其妻姚某甲实施家暴,导致家庭关系一直不和。姚某某一怒之下从枕头下面拿出匕首冲到外面。本欲替母亲报仇吓唬父亲,当他朝父亲的腿部和肩部刺了两刀之后,父亲猛然倒地不省人事。姚某某四处找人帮忙救助父亲,蔡某某被送到医院后即被宣告死亡。

    经湖北省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姚某某系精神分裂症(残留期),案发当时由于长期患精神病使其辨认和控制能力削弱,为限制(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人。

    (来源:正义网 http://news.jcrb.com/jszx/201709/t20170930_1802698.html 2017-10-01)

  • 女子遭自称警察的男子强制拦车 警方:精神病患者

    昨日,网友@逆光而行的猫 在长沙王府井路段遭遇陌生男拦截,引发网络关注。今日凌晨,长沙天心公安分局发布情况通报:9月12日18时11分,天心公安分局坡子街派出所接110指挥中心指令,有群众在辖区黄兴南路王府井商城门口被一名自称警察的男子拦住车辆。

    处警民警18时17分到达现场后,发现拦车男子行为与言语异常,始终不配合民警调查,疑似患有精神疾病。经劝导无效后,民警依法强制将该名男子带至坡子街派出所进行调查。民警通过该男子随身物品核实其身份信息后,与其家属取得了联系,其家属之后赶至派出所。

    经查,该男子康某(34岁,家住长沙市岳麓区)患有精神疾病,曾在医院接受过治疗。鉴于康某患有精神疾病,在派出所情绪极不稳定,为防止发生意外,民警要求康某家属先将其带回,加强看护,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9月13日,康某家属已通过电话向报警人致歉。

    (来源:三湘都市报 http://news.163.com/17/0914/14/CUA42O0Q0001899N.html 2017-09-14)

  • 河南女孩带着精神病母亲上大学:日子会越来越好

    带着母亲上大学

    9月8日中午,记者跟着赵金凤来到南昌昌北经济开发区一间出租房,见到了她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带着母亲上大学的赵金凤,来自河南省永城市条河乡鱼山村,今年22岁,就读于南昌理工学院。15岁时父亲因病去世,留下她和没有劳动能力的母亲。虽然一路波折不断,但在伯父及亲友的帮助下,完成高中学业,考入大学。

    除了学业,赵金凤最关心母亲的病情,“要接受造物主的不公,陪伴患病的母亲,弥补这几年欠下的陪伴”。

    家庭变故

    赵金凤从小就很清楚自己有一位特殊的母亲。15岁时,她亲眼目睹父亲因为癌症离世,看着面前冰冷的遗体,在悲痛中暗示自己,“不想再读书了”。那年,赵金凤面临中考。

    回想起从小到大的不幸生活,赵金凤用眼泪和呐喊宣泄心中的痛苦。令她绝望的主要原因,是母亲的病情。

    赵金凤的母亲患有先天性精神疾病,未满25岁时从陕西嫁到河南,年近四十才生下女儿,5年前因神经系统受损导致偏瘫。今年61岁的她,体重不足80斤。

    遗传性的精神疾病会伴随多种并发症。赵金凤多次带着母亲到各大医院检查,医生给她的回答是:长期服药、无法治愈、没有劳动力、反应迟钝、生活不能自理。对于没有经济来源的家庭来说,这种打击是毁灭性的。

    伯父的承诺

    父亲去世第二天,赵金凤找到忙着在操办后事的大伯,表示不能再读书。想要继续学业,至少还得7年,她无法想象,自己不在身边,母亲该怎么办。

    这个提议遭到大伯的反对,他嘱咐赵金凤不能失去学业,并表示一定会照顾好她的母亲。2012年,赵金凤考入当地重点高中。除了履行承诺,年近七十的大伯还承担了她高中三年的所有经济费用。

    从高一到高三,两周回家一次,单向车程约1小时。见到女儿回来,母亲每次都开心得像个孩子。赵金凤说,那是自己最幸福的时候。

    第一次携母求学

    拿到南昌理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赵金凤笑了很久,也沉默了很久,“大学四年,要离开家乡,离开母亲”。此前,她本想报考省内的学校,未能如愿。大伯让她安心去省外求学,母亲由他照料。

    2015年9月,堂哥陪着赵金凤来到学校报名,除了国家助学贷款,另外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向亲友借的。很多同学曾问过她,一个女孩子,为什么选工程造价专业,赵金凤说,“想赚钱,为了和母亲以后的生活”。

    利用课余时间,赵金凤找了多份兼职工作,情况好的时候,一天能赚100多元。她用存下的钱,在校外租了一间不足30㎡的房子,每月房租500元。

    2016年9月,赵金凤第一次带着母亲去南昌。她一直对身边人隐瞒这件事,直到大二上学期最后那个月的一天夜里,亲眼目睹母亲突然抽搐,吓得她立即拨打120。

    医生告诉赵金凤,除了轻微的偏瘫,母亲还患上了动脉硬化疾病和癫痫病。她知道,这病是治不好的。

    那年寒假,大伯坚持将赵金凤的母亲留在老家,让她回校好好上学。

    不再分离

    回校后的赵金凤,常常在夜里梦到母亲,又总是想起年迈的大伯,“他已经帮助得够多了,我不敢再奢求”。权衡再三,她还是决定把母亲带在身边。

    大二下学期结束后,赵金凤回到老家,用一周时间说服了大伯。2017年8月28日,她第二次带着母亲踏上开往南昌的火车,继续租下一年前的那间出租房。

    由于很少回宿舍,带着母亲上大学的事终究被班主任发现。9月7日,学校决定为赵金凤免除部分学费,并组织同学为其捐款,共计22046元。

    学校工程管理学院书记曾兴隆曾想过,为赵金凤母女安排单独的宿舍,最终考虑到赵母患有精神疾病,学校同意赵金凤在外租房的决定。

    9月10日,赵金凤在学校找到一份兼职,她希望在完成学业的同时,靠自己赚得生活费,以及母亲的药费,“我相信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至少我能陪着妈妈”。

    (来源:新京报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7/09-17/8332878.shtml 2017年09月17日)

  • 男子垂涎精神病女邻居 趁其丈夫外出与其发生关系

    湖北巴东籍男子唐某一直垂涎邻居傻女人,在明知其是精神病患者的情况下,却趁其丈夫外出打猎之机“鸠占雀巢”,与其发生性关系。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近日,唐某因犯强奸罪被巴东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巴东县检察院起诉指控,2016年11月16日傍晚,唐某邻居家男主人谭某邀约其一同外出“夹狗子”(打猎),唐某以自己喝醉酒想睡觉为由,拒绝了谭某的邀请。晚6时许,唐某趁谭某与外出之机,偷偷摸摸来到谭某家中,与谭某患有精神病的妻子发生了性关系。

    谭某回家后发现妻子被唐某性侵,随即报警,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经司法鉴定,谭某之妻为“中度精神发育迟滞,智力中度缺损,无性防卫能力”。

    法院审理后认为,唐某明知谭某之妻智力低下、无性防卫能力而与其发生性关系,其行为构成强奸罪。唐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可酌定从轻处罚。据此,法院作出前述判决。

    (来源:正义网 http://news.jcrb.com/jszx/201709/t20170908_1795540.html 2017-09-10)

  • 精神病患者对“轻生”事件被政治化的真实感受

    作为一个躁郁症患者,就近日多宗受情绪问题困扰而轻生的事件,实有切肤之痛,但当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的25岁长子潘匡仁轻生,疑为教院学生在校民主墙写上的看似凉薄的言论,却被传媒或大众将这些自杀案变得政治化。常言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刻,我却认为颠倒了。

    我们这些受情绪问题困扰的当局者,“清醒”的知道这刻并不是应该将矛头放在蔡若莲、或者“民主墙”上,作为旁观者的你们,是不是被模糊了焦点?当大家聚焦在高官权贵们如何响应教大民主墙言论之时,大家有真心在意过蔡若莲的儿子患上抑郁症背后的原因吗?这些一连串的自杀个案,是切切实实的社会问题,与其花心思在一早已说过凉薄的话的高官权贵身上,何不关心一下身旁的人,以免再有下一个人走上绝路?

    抑郁症出现在世界每一个角落,无论是富是贫、强或者弱,只要他是一个人,就有机会患上抑郁症。蔡若莲的儿子的事正正是一个警醒,相信不少“旁观者”会觉得现为物理治疗师的他家境尚算富裕、就读名校、运动乐器皆精,又有一份稳定的职业,相比起很多冇钱上车、拿综缓、住劏房的黎民百姓“已经好幸福”,而且“香港大把人惨过佢啦!”我们这些精神病患者,很清楚这些说话对来说是极具杀伤力。

    所有有关潘匡仁自杀案的报道,都有提及到背后的原因是源于一次意外。去年他参加一项三项铁人赛时严重受伤,头骨碎裂及脑出血,送入医院深切治疗部,令他短暂失去记忆,造成典型的创伤后遗症。如果翻查过一本在美国与其他国家中最常使用来诊断精神疾病的《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内文就指出过, 创伤后遗症也有可能伴随着其他精神失调,例如抑郁症。

    据卫生署统计,本港超过三十万人患上抑郁症,潘匡仁只是当中三十万分之一,造成社会热哄哄话题的原因,不过是多得母亲蔡若莲的特别身份-“防止学生自杀委员会”成员。其中一篇报章写道“母亲蔡若莲数月前即其母出任副局前已有(抑郁症)征状,蔡若莲曾向人倾诉及求助,并安排熟悉的人密切察看儿子状况。”相信那个“熟悉的人”就是家中外佣,当天自杀的早上潘匡仁就曾呆坐窗边,幸得外佣及时阻止,奈何至11时许他将自己反锁睡房,“成功”轻生。在早上外佣阻止后至11时许,我不大相信外佣不会告诉蔡若莲发生此事,如果这段真空的时间有“某人”出现,让潘匡仁感受到一点爱,可能有机会阻止悲剧发生。

    最近网上流传了一张图片,图片列出了由2015年的开学年9月开始,直至今年9月5日,总共有71名学生因学业压力选择轻生,当中最年轻的只有10岁。不过除了学生,还有其他不同年龄界别的抑郁症患者,9月1日开学日正正就有一个老师轻生。曾经有报章访问过精神科专科医生傅子健,他指出近日报道多宗堕楼个案,令高危病人本身已经有(自杀)这种想法,“见到其他人咁做,自己亦一鼓作气去做。” 根据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协会总干事曾展国所说,早年的外国研究指出若果一宗自杀案发生后获传媒广泛报道,自杀平均人数会增加逾五十多人,大家可以想象香港人口密集,也许,潘匡仁的“成功个案”会使自杀连锁效应加剧。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文章开首就指出,大家不要再把焦点聚焦在高官权贵如何将一宗“自杀事件”政治化。作为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一个真正的“当局者”,我实在希望大家除了争取言论自由之时,也清醒一下! “连锁效应”已经开始了,如果不忍愈来愈多人想不开自杀,倒不如视今次为一个警号?

    (来源:香港独立媒体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52104 2017-09-15)

  • 精神病患者孤立无援 政府坐视不理

    香港近日发生多宗自杀个案,开学季节更是学生自杀的高峰期。无论是什么年纪、什么职业,眼见生命的流逝,实在令人感到悲痛与婉惜。死者已矣,希望在生者坚强生活。而我们可以做的,是尽力阻止另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发生。

    根据流行研究,自杀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受多项因素影响,当中包括精神病。根据卫生署公布的数字,本港每100名成年人有三人是抑郁症患者;每十名长者便有一人有抑郁症征状,然而超过一半抑郁症患者没有寻求任何精神健康服务的协助。

    香港的公营医疗资源不足一直为人诟病,而投放于精神健康服务更是少之又少。2016-2017医管局精神健康服务方面的预算开支为47.8亿元。但是,现时政府单靠医管局提供服务并不足够,必需改变拨款模式,拨出专用款项予精神健康,提供多元化的服务。因为精神健康问题涉及不同年龄层,如学生、长者、在职人士,各有不同的需要。精神健康服务应跨越不同部门。现时政府只是着重单纯提供医院专科诊疗并不足够。如无法处理学童个案,又或者隐藏在小区中没有主动求诊的病人。

    抑郁症病人首次求诊要等两年

    现时全港有356名精神病科医生,但却需要照顾约23万名精神病患者,平均每位医生需要照顾超过646名病人。若按人口比例计算,本港约2.1万人才有一名精神科医生,比起美国及澳洲等地的6千至8千人便有一名精神科医生,差距极大。而香港精神科新症轮候时间极长,根据医管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2016-17年度抑郁症病人,首次求诊最长需要轮候98个星期,即接近两年才可以看到精神科专科门诊。医管局的“个案管理计划”,327个个案经理,每年处理约1.5万宗个案。对比20万名已被诊断为严重精神病患者,获跟进个案不足一成。试问政府如何有效辨识及评估到有需要的病人,为他们尽早提供适切的治疗呢?

    每当社会发生与精神病人不幸的事件,才会把“关心”、“明白”、“跟进”挂在口边,却一直未有实质的工作。上届政府于2013年成立精神健康检讨委员会,到届尾2017年4月才发表报告。报告中的

    40项建议未能解决社会燃眉之急,也聊胜于无。报告提出成立常设咨询委员会,仍“未闻楼梯响”。

    如我上文所言,处理市民港精神健康问题,不单单是提供专科医疗服务。一定要深入小区,针对不同群体,并涉及宣传教育、评估、辨识、介入治疗等等多方面多层次的服务。当中必须要跨部门合作,才能有效及全面。香港地生活节奏急速,无论读书、工作、生活都压力甚大。精神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我一直提出,要求政府成立精神健康局,才能有完整的政策与完善的服务。特首林郑月娥与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实在责无旁贷,绝不能无视香港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必须立即回应社会需要。

    (来源:立场新闻 https://goo.gl/buARWc 2017/9/10)

  • 一直被忽略的精神病照顾者

    对于港人来说,患有精神分裂症其实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虽然不是新奇事,但要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属坦然面对社会,仍是难事。事实上,关于精神病患的讨论里,我们经常把集中力放在患者身上,但一直被忽略的精神病患者照顾者,其实也应该被关注。

    根据三个关注精神病患的组织香港心理社会康复协会、明爱全乐轩及香港家连家精神健康倡导协会委香港树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民调与研究中心所进行的调查显示,现时香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约有48000人,据香港心理社会康复协会估计,照顾者约有48000至60000人,而面对社会(甚或照顾者本身)对精神分裂症的不理解、患者拒绝服药、覆诊,令照顾者的压力日渐积累,感到忧虑、失眠,甚至出现情绪病的症状,如抑郁、情绪低落、悲观等。精神分裂症患者与照顾者彷佛身处对平衡时空中,前者会坚信自己的幻觉、幻听,而后者则无法理解患者所坚信的“事实”,进退两难,在社会中被忽略、找不到支持的同时,在其家属、朋辈之间亦得不到谅解。

    精神分裂症照顾者彭淑贤小姐的妹妹患病超过三十年,曾经因为对精神病的误解而误会妹妹是鬼上身、有暴力倾向等,面对妹妹不稳定的病情,她及其母亲的压力从未减少,母亲甚至因而患上抑郁症。但彭小姐指出,照顾精神病患者是很漫长的路,社会的资源对照顾者来说是很重要,当中包括让不同的照顾者互相支持、分享;学习精神病的行为及病症、照顾方法等。

    政府现在只有一家家属支持中心,去年亦有增加资源给精神健康综合小区中心发展照顾者支持服务,但据统计各区中心共所接触的照顾者只有3000人,受支持的照顾者人数不到十分一,可见政府并没有足够资源支持。虽然现时政府开始发展复元人士的朋辈支持服务,但在照顾者的层面上则尚未发展。而更长远的,是应该让患者尽早使用第二代长效针剂,减低复发机会的同时,不需患者经历第一代长效针剂产生的副作用,如手震、坐立不安、口干、便秘等。

    事实上,任何精神病都不是个人的病,是影响一个家庭的病,不单是照顾者,其实连家庭的其他成员也应该支持。而发展支持服务,是需要政策规划,从对大众的教育也好、患者的药物治疗、照顾者的支援也好,都不是单一次拨款就能解决的问题,能具备长远的规划才为上策。

    (来源:立场新闻 https://goo.gl/z3QBs3 201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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