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第六十六期

洛杉矶法官30日裁定，捅死南加大香港裔教授曾晓峰（Siaufung Tjan）的心理学研究生布朗（David Jonathan Brown）确实患有精神疾病。根据检察官说法，布朗认为他是曾晓峰「人体实验的受害者」（human experimentation）。然而据报道，在其精神未失常前，布朗也曾说过曾晓峰「像父亲一样」对待他。法庭将于3月6日再次开庭。布朗撤销了无罪辩护，他将面临终身监禁在州属精神病院。《城市新闻网》报道，2016年12月2日，在学期课程结束的最后一天，28岁的布朗闯入心理学教授曾晓峰的办公室所在地Seeley G. Mudd教学楼，用刀刺入曾晓峰胸部。根据两名法庭指定医生的结论性报告，洛杉矶最高法院法官斯温（Leslie A. Swain）30日裁定，布朗在作案时精神失常。

2016年12月6日，布朗在首次出庭的时候曾对所有指控不认罪。目前，布朗放弃了审前的证据听证会，也撤销了他的无罪辩护。地区检察官希尔弗曼（Beth Silverman）向法官表示，布朗在刺杀曾晓峰后从楼梯间逃跑，并且被校警逮捕。审讯时，布朗表示，他相信自己是「人体实验的受害者」。曾晓峰的遗孀庞凯瑞撒（Carissa Pang，音译）在一封呈给法庭的信中，悲愤的写到，随着她丈夫的突然遇害，整个家庭生活被彻底且永远的改变了。庞写到，全家人原本计划去香港为曾晓峰80岁的老母庆祝大寿，最后竟然变成了80岁的老母亲坐15个小时的飞机，来南加参加儿子的葬礼，白发人送黑发人。曾晓峰享年50岁。

庞向法官表示，「曾晓峰不是一个在战区的士兵，也不是一个在危险街头执勤的警察，他是在自己的实验室中被谋杀了」。庞说，她感到非常的无助，自己突然间就失去了丈夫，成为一个单亲母亲，要抚养着年幼的儿子，而这一切都只是因为「某个人决定要夺走我丈夫的性命」。

「当儿子问我，他的父亲为什么遇害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无助」，庞说，「我告诉儿子，凶手患有精神病，并且有着邪恶的想法」，然而他的儿子便反问庞，「为什么布朗不去看医生和吃药？」布朗自从被捕后一直被监禁，他的余生都将在州属精神病院（state mental facility）度过。法官向庞凯瑞撒表示，布朗的任何治疗进展或是所在地变动，都会及时通知他们一家人。布朗的辩护律师Steve Schoenfield向庞表示，布朗的家人向她们一家表示哀悼，并希望曾晓峰的遗属能找到一些慰藉。

布朗于2013年加入曾晓峰的实验室，实验室中加上布朗共计五名学生，算是小规模的课堂，因此师生关系比较紧密，此前，还有报道称，布朗曾说曾晓峰「向父亲一样」对待他，他很敬爱曾，也崇拜他的学术成就，同学指两人从未发生过争执。但是在案发的学期他因私人原因请假将近一学期。

曾晓峰来自香港，80年代来美留学，毕业于堪萨斯大学，2001年到南加大心理学系任教，2015年成为该校终身教授。

（来源：星岛日报 https://goo.gl/PGtwLS 2018年01月31日）

一对居于香港屯门龙逸邨、同患精神病的香港六旬夫妇，丈夫14日早疑在住家内病发，以水果刀斩杀妻子后，从8楼攀窗跳下死亡，警方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处理，据了解，屋内有综援单据及怀疑精神科药物。

综合媒体报导，66岁陈姓丈夫与其63岁曾姓妻子均患有精神病，陈有两年精神病纪录，曾则有五年忧郁症纪录，没有家暴纪录。两人育有三子女，均已婚迁出。据了解，夫妇常因琐事吵架，近日争吵次数较为频密。

大公报报导，昨晨7时许，陈被发现从寓所坠楼，救援人员到场，证实陈已不治。警员随后破门进入陈寓所，赫见陈妻倒卧床上，颈部有刀伤，救护员证实她已死亡。

警方表示，事发单位约300呎，没有房间，屋内并无打斗痕迹，女死者颈部有约五厘米长的刀伤，身旁有一把约八吋长的水果刀，由于无挣扎痕迹，正调查她是否在睡梦中遇袭。警方又指，现场无发现遗书，但检获一批精神科药物。两名死者均是退休人士，现循死者的背景及精神病等方向调查行凶动机，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

（来源：世界日报 https://goo.gl/3cvx5g 2018年01月15日）

近日，一位腼腆的年轻男子在家人陪同下来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复诊，说起这位病人，见多识广的神经外科主任陈书达教授也感叹，有如此“传奇”经历的病人也蛮少的。此前，小李在大街上“精神病”发作，多次被送入精神病院，最夸张的一次，小李突然冲着来往路人大喊“我是公安局长，你们都要听我的！”

是什么让小李频频发病？在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小李的病揭开了面纱。小李6岁时，多次出现突然神志不清，四肢抽搐，口吐白沫，被诊断为癫痫，用药物治疗。随着年龄的增长，症状逐渐加重，药物渐渐失去作用。

经过检查，小李的病被陈书达教授诊断为右额癫痫。“作为癫痫中较为特殊的一种类别，额叶癫痫约为癫痫20%左右，病人除了癫痫典型症状外，还会有精神行为异常表现，常被家人误以为是精神病，而得不到正确及时治疗。”陈书达教授介绍。

此后，由陈书达教授主刀，为小李做了手术。术后，小李恢复顺利。

（来源：杭州网 http://hznews.hangzhou.com.cn/shehui/content/2018-01/16/content_6773704.htm 2018-01-16）

还是沾了“康宁”IPO的光，这才知道，原来中国人中，居然每8个就有1个是精神病。粗略地算一算，居然有1.7亿人之巨，还是挺吓人的。

“吓人”二字，包含着好几个意思。

其一，是真的吓人，让人害怕。也是，每遇到8个人，就有可能从里面蹦出个精神病来，饶是胆子再大的人，脊背发发紧、后脖子发发凉，大约总是免不了的吧。本人工作所在的小团体，正好有14个人，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别管怎么着，最少也能从中拎一个现行精神病、或潜在精神病出来。想想，不但实在吓人，而且实在吓己。

其二，极言形势喜人的状态，立场当然就已经由被审视者转换到审视者一边。一个1.7亿人的大市场，无疑真是一个又深又蓝的海市了，随随便便在里面扑腾几下子，都能把人灌个水饱儿。从这个意义上讲，“康宁”IPO，与其说是来向投资者要钱的，倒不如说是给大家送钱来了更准确。偏偏发审委不给面子，简直有点儿“狗咬吕洞宾”的味道了。

这样一个市场，无疑极具诱惑力。1.7亿位精神病患者，作为行业的领军人物，我只取“一瓢饮”，只为十分之一的患者提供服务，每年只赚每位患者100块钱，一年的利润就有17亿！这样的诱惑，大约许多人都很难禁得住，也难怪“康宁”带了这样的底气跑去香港IPO，居然瞬间就被通过了。

其三，是“扯淡”的一种比较委婉的替代说法，这大约就是千千万万的围观群众的真实认知吧。俗话说，“实践出真知”，鉴于切身感受绝没有“1.7亿”那么夸张，或者自信地自认不在那八分之一之列，而是八分之七中的一员，“吃瓜群众”评论起来，或许就会不那么客气。也是，就算是精神病，也不过就是一种病嘛，用得着那么“拽”吗？比你更“拽”的医院多了去了，也没见人家怎么着！可见，还真是“瞎扯淡”。

其实，精神病真的也就是一种病罢了，大可不必与其他疾病区别对待。想当年，艾滋病“初出茅庐”之时，许多人都是闻之色变，怕得不得了，等知道了发病原理、传播方式，艾滋病也就变得不那么可怕了。当初，艾滋病患者的治疗费用也是特别高，但值得庆幸的是，没蹦出个“艾宁”之类的专科医院，兴冲冲地跑到股票市场上IPO，当时要真有那么不长眼的，恐怕市场上早就喊打喊杀一片了。

虽然确实如“康宁”招股书上说的那样，精神类疾病很难治愈，许多患者需要终身服药控制，但需要长期服药以控制病情的，简直太多了，高血压，糖尿病，器官移植……有的疾病，治疗费用也很高，但许多擅长治疗这类疾病的医疗机构，都没倚仗着这些“卖点”，跑到市场里“叫卖”，这么一对比，“康宁”的行为就显得有点儿特立独行了。

比较而言，许多内地人的神经似乎还是要比一些香港同胞的神经大条、粗糙得多，不会稍加勾引，就“突突”地跳个没完没了，一边跳，想象的翅膀一边就乘势高飞，一瞬间，就让人不得不酸痛了脖子仰望着。有了这样的“神经特质”，许多时候也是一件好事，面对各类刺激和诱惑，反射没那么快、那么夸张，总归就多了一些思忖的时间、多了一些转圜的余地。从这个角度看，否了“康宁”、视精神病为一种病的发审委员们，身姿也就显得气定神闲起来；当然，如果神情和语言也气定神闲起来，就更好了。

（来源：证券时报 http://opinion.jrj.com.cn/2018/01/29024024019563.shtml 2018-1-29）

从去年（2017年）底龙发堂爆发结核病等群聚感染开始，龙发堂存废再度被提上台面讨论。在堂众被陆续移出，以及司法单位陆续展开调查堂众「非自然死亡原因」之际，龙发堂突然于2018年1月3日宣布全面暂停精障照顾，希望政府加速安置332名堂众（虽然3天后堂方就反悔改口）。这样的「反扑」，也让卫生主管机关戒慎恐惧，地方中央已展开紧急应变。

「把你送去龙发堂」是笔者年幼时，有些长辈恐吓不听教训小孩的话语。而「从龙发堂跑出来的」，更是小学学童用来「互相霸凌」之语。

这个耳熟能详、充满着神秘色彩又令人畏惧的地方，到底为什么成为精神疾病患者收容机构的代名词？

从草寮到全台最大民间精神病患安置处

龙发堂官方版本的创立史，带着点乡野传奇的色彩。创堂住持释开丰俗名李焜泰，仅小学毕业，原在祖先留下路竹农地上务农养猪。但1971年，李焜泰40岁时，不知为何佛性顿开，便在农地上搭起草寮修行佛法。有位友人之子是精神病患，想拜他为师，但这位弟子连大小便都无法自理，这时，已是释开丰的住持，用草绳将两人绑在一起，「为他讲解道理，教他如何做人，并领他从事些简单的劳动工作。」根据官方说法，仅仅几天，这位弟子就变得非常配合，脱胎换骨。

自此以后，高雄地区口耳相传，他所创的小佛堂──龙发堂，不断有新病人家属将病人带来托付，堂史记载「出于同情和怜悯，大师又只好把他们收容下来照顾。」不久之后，龙发堂就发展成数百多人规模的病患收容所，还有养殖场、制衣场等，虽然堂方强调「自由活动、不强调药物、重视社会功能训练」。但最为人知的管理方式，恐怕还是释开丰发明的「感情炼」。堂方让功能好的病人和自我照顾能力差的病人腰际系在一起，互相照顾，但不仅引起争议，还曾经发生过暴力攻击事件，让堂众暴露在风险中。

1982年，大学毕业的释心贤拜释开丰为师出家，并主管龙发堂行政事务和对外发言，让龙发堂逐渐朝组织化发展，收容的病患曾逾千人，至近年也维持在六百人左右。

民间普遍传闻，不堪长期照顾患者负荷的家属，只要付出1~200万「功德金」，龙发堂就会照顾患者终生，但家属若中途要带走患者，堂方却以这是捐献为由拒绝返还。虽然堂方多次公开否认「买断」等说法，表示是采「随喜捐献」，但平日刻意管制不公开的「居住区」、独特的照顾模式、庞大的堂众群体，加上宗教神秘色彩，也让龙发堂争议越来越多。

存在是否就合理？

龙发堂出现时，台湾精神医疗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1970当时，省立高雄疗养院成立不到十年，仍是四合院的建筑，主治医师编制只有四人。台北市立疗养院才成立一年，刚开办60床的住院病床。台湾两大城市都如此，可见精神医疗设施仍相当贫乏。

和欧美相比，台湾精神医疗的起步相当慢，再加上社会的恐惧与污名化，对精神医学知识与制度的引进，也远逊于其他医学学科。台湾现代西方医学的引进始于传教士时代，但精神医学的引进则要回溯到日治时代，1918年台湾第一所精神病院台北仁济院成立，1934年第一所公立精神病院养神院在桃园成立，当时尚无抗精神病药物，也没有足够接受精神医学乃至各类心理治疗训练之医事人员，这些医院较多以「人道安置」为主。就算1936年殖民政府公布「精神病监法及精神病院法」，其中社会管束的意义都比较大。

这或许会让人想到法国哲学家傅柯所研究的《古典时代疯狂史》中的大禁锢时代；傅柯在书中提到，关禁闭是十七世纪才全新创造的制度，是作为一种经济和防范措施，将「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无法融入群体的人」隔离。

古典时代的人们从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选择了放逐，理智获得了胜利。

相对于傅柯笔下的法国，由国家主导的卫生服务在台湾要等日本殖民时期才出现。而从前现代时期一直到现代化开始，台湾人普遍仍以宗教解释疯癫之原因，现代国家治理的角色被家庭、社会互助和宗教团体所取代。许多患者被家属禁锢，或由庙宇等组织收容。

日本殖民政府未竟的现代化治理机器，战后，由中国殖民政权完成。在日治时期之末，台北帝大已经成立神经精神科，开始引进「理性的力量」，尝试将精神病「医学化」。然而，战后初期整体的公卫政策，「社会角度」仍重于「医学角度」。
1957年，第一家大型精神病院玉里荣民医院成立，而后西部许多找不到去处病患被送到玉里收容，除了一般熟知的慢性精神病患者，尚包含了「政治不正确的反动者」在内，人数多达5000人以上。这些病患除了不用缴纳费用，更可领有少许零用金，会由工作人员带领「购物大队」到镇上消费，接触社会。

当然，除了购物大队外，投票也是集体出动。据媒体报导，玉里医院中为了训练精神病患投票，曾在病房内贴出选举公报，并反复使用「行为制约」、「社会仿真」等模式训练患者。玉里荣民医院院内过去甚至曾经成立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支部，因而特定政党得票率，居然比眷村还要高。

二战后数十年间，在中央政府的卫生主管单位，竟也没有心理健康专责部门或预算。公卫学者陈瑞容和八里疗养院的彭英杰便提到：「1980年以前，精神医疗是完全归属于社会救助，其实只是救助病患、容病患、补助病患生活照顾，解决社会的问题而已，负责的单位是内政部、社会处、社会局等，在1980年以后才由卫生署主导，将精神医疗当作医疗来看。」

这样的情况，当时的精神医疗从业人员也更有深刻感受。1980年代初期，台北市立疗养院的叶英堃院长和陈永兴医师申请研考会经费进行了全国八十间精神医疗设施和人力调查，结果让陈永兴永难忘怀，他写道：

「这个研究做完后，对我产生很大的冲击，我觉得市疗简直像天堂一样，没有走出去根本不知人间和地狱的长相，我们在教学医院内每天穿得整洁亮丽，早上看门诊，中午就是读书会、讨论会，下午看住院病人，大家忙着准备写报告升等、升主任、做教授，差不多都是过着这种生活。几乎每家医学院的学生都走同样的路，根本不知道我们每天所看到的病人，是全台湾运气最好的病人，当时会将病患送到医学中心住院、看门诊的，不是家庭教育程度高，就是家庭经济很好的，那时候还没有健保，能送来这里的都是家庭经济能负担得起的人。我们绕了台湾一圈才知道，全台湾的天堂真的没几间，八十间精神科院所，真正好的才五、六间，剩下的都是长期收容的院所，不见天日、黑暗凄惨的地方很多。没实地见识过的人，完全不会知道世间有多黑暗。 」

当我们往回推到1970年代，一般精神病患的处境和家属的负担可想而知。在龙发堂病人家属的访谈纪录中，便可以见到，许多家属并非否认现代精神医学，也并不相信龙发堂的宗教神威，但在长期求医与进出各类机构的过程中，弄得精疲力尽，最后才找上龙发堂。

甚至连经过台湾一流精神医学训练的医师，也认为：对于无法取得现代医疗资源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属而言，龙发堂提供一个比起医疗机构更容易负担、更妥适的居住空间。写下这样话语的，正是第一位进入龙发堂调查的精神科医师。
现代社会与精神医学视角下的龙发堂

1982年，台大训练出身，刚到高医不久的文荣光医师，获得堂方同意带队进入龙发堂调查，并在国科会的支持下展开这个台湾特有的医疗行为与民间信仰，以及精神医疗体制的研究。文医师虽以现代医学的角度切入，但对于龙发堂的存在的社会功能，仍抱持开放心胸看待其角色。

他也认为，虽然龙发堂所采用的民俗疗法，疗效上当然比不上现代化的精神医疗院所。不过：「该堂却远胜部分私人收容性的机构。因为龙发堂不会把病人当作呆人摆在像仓库一样狭小的空间内置之不理，或以类似人间地狱、恶魔岛等不人道的待遇相待 」（联合报，1984.05.01）

此外，龙发堂采用的民俗疗法也并非完全无效：「在龙发堂，钟声就等于住持开丰，钟声的权威已凌驾一切，患者因而有『制约』行为。…在现代精神医疗中有职能治疗，即教一些手艺，让病人由工作中得到安宁及训练专心……养猪、养鸡、成衣加工完全符合职能治疗的原则」（联合报，1984.04.09）

虽然龙发堂做出一些努力，但文荣光医师也同时指出，有6成堂众皮肤有异状、4成内科理学检查异常、3成神经学检查异常，另有相当高比例堂众死于感染，这些都是在医学协助下可以避免的。换言之，堂方若没有让堂众接触到充分的医疗资源，当然有其责任。文荣光医师的研究引起了社会注意，而其他专业人员，例如东海大学社工系教授赵庸生也曾带领学生前往参观。

龙发堂以禁锢方式的管理也随着曝光率争加引发争议。尤其在1984年更发生一起备受注目事件：有病患戴手铐逃出，周边居民以为是逃犯报警，警方出动霹雳小组围捕，引起广泛关注和再次的舆论抨击。龙发堂争议，加上多起精神病患社会案件，也促使政府加速研拟「精神卫生法」。同时，也加速发展精神医疗体系以及扩建精神医疗设施，在制度方面，1986年推动精神医疗网、来年精神医学会与神经科分割、1989年开始精神专科医师考试认证制度化。硬件方面，推动大型疗养院新设和扩建，例如省立桃疗八里分院（现八里疗养院）、设立500床的嘉南疗养院、玉里荣民医院整建、省立玉里医院设精神科1200床（现卫福部玉里医院溪口复健园区）、北市疗（现北市联医松德院区）复健医疗大楼、凯旋医院综合大楼等，合计总经费达32亿元，并陆续于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完工启用。
「宣告非法」之下的政治角力

当然，对于精神卫生法的立法，龙发堂大力反对。1989年时，支持精神卫生法立法的高县立委黄河清，因反对龙发堂合法化，释开丰便率领病患组成的乐队，前往黄河清服务处吹奏「西所米」等出殡音乐。不料黄河清数周后居然后在沐浴时死亡，不但民间绘声绘影，释开丰还公开表示，黄河清的过世，是因为「连神明都看不过去。」。而另一位支持精神卫生法的医师立委洪奇昌，也曾被两百多名龙发堂家属包围服务处抗议。

相形之下，当时自封「民主战舰」，作风争议的朱高正，却在立法院发言相挺龙发堂。由于精神卫生法草案29条规定，精神医疗机构非为医疗、复健之目的或防范紧急暴力意外事件，不得拘禁病人。当时立委朱高正就表示：「是否于本条定一些客观标准，在施行细则中明定，在我们尚未有足够的精神病院、精神医师之前，对这些机构是否做一妥善处理，以免造成社会问题。」

而当时路竹本地出身的立委王金平则表示：「有许多龙发堂病患家属曾来本院请愿，…….大家听了家属的陈述后，认为很有道理，同时希望能再了解，类似龙发堂等精神收容机构后，再审本法。因为大家认为，龙发堂的存在有其功能……在政府没有能力照顾这些病人之前，对类似龙发堂的机构亦必需慎重妥善处理。」

但不论是龙发堂家属团体，或是反对立委，均未能影响立法内容，另一方面，康复之友协会等对立法持正面态度的团体和其他病友、家属，其意见以及复健需求等面向，也没有在立法过程中充分凸显。因此亦有学者批评为「国家官僚独大，缺乏市民参与」的精神卫生法。而从配套建设脉络来看，1980年代末的精神卫生改革，更多的是重视社会安全，而较少小区化复健医疗的投资。因而在欧美以去机构化与小区医疗为主流已积极发展多年时，台湾则仍持续进行医院急慢性床数扩增。

对现代精神医学持怀疑态度者，更援引龙发堂为例。如中时记者刘挥斌于1990年一篇名为<回首来时路，龙发堂为何能存在二十年>的文章中，便写道：「现实上，药物治疗对严重精神病患完全无效，这也是龙发堂能够受到病患家属支持及存在二十年的原因，但医界却拒绝省思，以事实成就来证明他们的理论，反而要借助赋予本身的权源，透过刑法的力量来肯定自我，这种胜利未必光荣。」

不过，朱高正协助龙发堂「走向国际」，帮助龙发堂大乐队、宋江阵到东南亚、中国等国演出，以及牵线让释开丰到中国推广龙发堂疗法等服务。也让龙发堂倍感窝心，甚至成为朱高正的超级助选员。而堂众与家属的票源，也成为各级选举的一大票仓。

在1990年底立法院三读通过「精神卫生法」后，龙发堂存废引发各界激烈争论，在家属说明会中，释心贤便指出：「精神卫生法草案经总统公布实施后，不但是龙发堂，连所有病患家属，一个都跑不掉，如果未依法送医治疗，都要罚款；因而致死，还要判徒刑，对家属而言，可说是没完没了。」

释开丰为抗议这项政策，竟使出「解散龙发堂」绝招，庞大堂众安置问题果然引发轩然大波，最后不了了之。而龙发堂也因此一直被卫生单位视为烫手山芋。
进入21世纪的龙发堂

之后，处于违法身份的龙发堂，争议丝毫未减。

2000年2月，有病患及家属向立委余政道陈情，指控释开丰自称是元光神佛下凡，制造合成分身照片夸显神力，还自塑金身供病患和家属膜拜，并强迫信徒购买30-50万元不等的金身等物件。同时病患指控释开丰和释心贤收容病患每人索价250万元，并长期凌虐病患，从事无偿劳役。余政道当时曾招开记者会批评龙发堂敛财及凌虐病患，但释开丰对指控一概否认。

2000年6月，监察委员至龙发堂视察，发现该堂确实有结核病患，因而指示高雄县府辅导合法化，让病患获得更好的照顾。卫生署及高县卫生局介入后，对龙发堂「堂众」完成身心评估，后续有部分病情严重的病人被移出照顾。而政府也规划将该堂改设康复之家及精神护理之家，辅导合法化。

2004年，住持释开丰病逝，但他晚年因糖尿病并发症、中风等原因，堂务早已委由释心贤与第二代住持释心善处理，营运并不受影响。

然而，虽然卫生署核准龙发堂筹设康复之家，高县府社会局也核准筹设康复之家附设身心障碍教养院，但因土地变更等问题，迟迟未合法立案。而虽嘉南疗养院的精神科医师每周三会到龙发堂进行巡回医疗，堂众也服用精神药物，但也有消息指出，龙发堂内给药完全不经管理，堂众难称有接受治疗。而龙发堂内大量病患，也没有像是合法的康复之家和精神护理之家有足够的专业人力、复健活动。

县市合并后，高市府也曾有意辅导龙发堂就地合法化，以「向日葵康复之家」提出申请，但2013年堂方向市府申办非都市计划土地变更作为宗教使用项目辅导合作案，但因「特定农业区之农牧用地原则不得变更使用」而被驳回。在龙发堂并未积极配合解决合法化相关作业下，卫生福利部已于2016年3月31日废止其康复之家150床许可。

而到了2017年，龙发堂更爆发严重疫情。从7月开始，阿米巴痢疾及肺结核发生群聚感染，累计确诊阿米巴痢疾个案32例，肺结核6例，在卫生局屡次稽查后，卫生与防疫措施并无显著改善。而卫生局预估龙发堂之潜伏结核感染阳性率(IGRA阳性率)将达40%，也就是多达200人必须移出。因而卫生局于2017年12月21日公告龙发堂为传染病疫情流行地点后，并要求堂方确实落实「移动管制 只出不进」措施，逐渐移出病人。
12月18日，龙发堂仍有503名堂众，在持续移出下，至1月已经降低到332人。而卫生局介入查核后，赫然发现近8年共死亡97人，对部分死因与病历记载有落差，移送检调调查。

然而，龙发堂移出的病人还是一大问题，这些移出的病患大多属于第五第六类病人，却有许多安置在综合医院或疗养院急性病床，不但可能占用急性医疗容量，也会对需要病床病人产生排挤效应。就算之后逐步安置，也仍需要庞大经费。经卫生局调查后，龙发堂收容许多患者领有补助，但这些补助金去向，或是之前所传家属支付堂方的安置费用，去向都不甚清楚，有待进一步厘清。

此外，在卫生局移出行动中，若遇到不符合精神卫生法定义之严重病人，或就算符合，但没有「自伤伤人之虞」，无法启动紧急安置的病人要如何处理？社政与其他资源如何转介连结？突然被改变安置地点的老病患，会不会出现迁移压力症候群（relocation stress syndrome）？这些都是大问题。

尽管龙发堂爆发疫情后，的确需要实时的动员处理，但龙发堂在台湾精神医学史上的角色是否就此「盖棺论定」，尚难定论。

以龙发堂在精神卫生治理下形象作为硕论主题的汤家硕便指出：「从龙发堂案例来反思今日我们对于精神疾病的认识与想象，可以发现精神疾病不仅仅是医疗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社会问题，因此也自然无法化约为一种从个人生理跳跃到社会的解决模式。」

当然，当今的精神医疗强调生物-心理-社会三元模式，已不再用单一的向度诠释疾病，而社会精神医学也更强调康复（Recovery）的概念，协助病人重建功能与积极生活，尊重病人自主的居住与职业选择，并以个案管理和团队服务概念，提供重返社会之协助资源。

但本次的事件，能否跳脱过去精神医学-龙发堂的对立或背后政治势力冲突的「二元对立」，而能真正以病患之福祉为本，并唤起大众对精神医疗小区照护资源的重视，才会是龙发堂半世纪纷扰下一个理想的结局！

（来源：高雄好过日 http://think.folklore.tw/posts/3206 2018-1-9）

龙发堂近来再现争议，卫福部表示将主导龙发堂内部病患转他处安置，可能代表龙发堂即将走入历史，这让我想起已故台湾心理学教授余德慧曾言：

“西方心理病理的语言制造了一个被拒斥的病位，并将之转轴到被检查、监督的客体，取消了病者的主体经验，使得『变态』的标签凿痕日深。 ”

上段话要说明的是，精神病症上的名称，是西方精神医学体系对人某个精神样态的定义。精神病症名称的出现，往往取代人对于自己感受的诠释，更可能让人被病态化标签给限制。

举例来说，我们会形容一个很爱自己的人是「自恋」，但在没有精神医学前，大概不会有人想这是种病。而如果这个人到了现代精神科医师面前，表现出「自大感」、「需要过度的赞美」、「缺乏同理心」等特征，也许他就会被诊断成「自恋型人格障碍」，而必须接受治疗。同样一个人有「自恋」特征，现代人们大概会选择相信精神医学的诊断，毕竟医学是具有科学精神的，而科学是正确的，所以医学对于人的心理及生理有权威性的诠释地位。但仔细看诊断准则中的「自大」、「过度」，可以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客观的标准，仍然仰赖诊断者主观的判断。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精神医学所定义的精神病，本质上是一种「对人活出来的样子所做的诠释」，如果我们仅接受这样的观点，往往会被迫否认自己的真实感受。而无庸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以自身经验，当自己的感受被别人否认、忽略时，内心会感到痛苦。再进一步说，许多自我精神痛苦的感受，精神医学病不是惟一的解释或解决途径，往往可能系诸于自身或者身处环境与文化。

在台湾社会对人的痛苦精神状态，也存有一些解释及解决系统，例如「中邪（台语：中煞）与收惊」──某人深信鬼神，一天他身心出了点状况，别人觉得他得了精神病，但他觉得他被鬼缠上或吓到了。他想收惊就好，家人斥责他迷信，他碍于家人压力，看了精神科，被诊断为XX症，但他吃了很多药都没好，反而更痛苦。有天他去收惊了，就这么一次，他觉得世界很美好，痛苦远去了。不可否认的，现实中有许多精神医学无法解决的现象，但透过各地本土信仰或民俗，却是一种解答。（注：晚近精神医学在定义精神疾病时，也会将地区文化或信仰因素加以考虑）

当我们一再强调「精神病」，精神受苦的人或许很容易就被认定成精神病的人，就像被贴了标签一样。这样的标签，会迫使的他们显得与一般人不一样，因此被推离社会，更加深痛苦。因此，虽然精神医学给人们一条理解精神状态的路径，然而过度强调的结果，却形成一种压迫，否定掉人自身生存样貌，人因此更痛苦。

“龙发堂的结束，可能象征着在台湾精神受苦的人，将丧失选择与精神受苦状态共处方式的权利，而仅有接受精神医学评论及诊治的局面。 ”

或许龙发堂体制在精神卫生医疗的观点下并不合格，但从陈信谕医师〈龙发堂：台湾精神医疗史上难以分类的一章〉文中引用相关研究考察资料来看，龙发堂比不少精神收容机构对院内成员更为人性化，其采用之作法以医学观点观之也有相当疗效。可以说，龙发堂的崛起，是因为他承接住社会体系，特别是由精神医学主导的公共卫生体下，无法接纳的那些精神受苦的人（或者精神病患者），提供一个安身立命处所。可以说，龙发堂是一种台湾本土所产出应对精神受苦者的模式，对部分精神受苦者来说，他是一个比精神病院更舒适的地方，或许也让一些不想进入精神卫生体系或被拒绝进入的家属得以卸下照顾重担。

我并不确定现在的龙发堂是不是变调，但我担忧的是，只因为龙发堂的体系不容于现代精神医学观点而被关闭，那将来任何精神上受苦的人，只有接受精神医学主控的局面，而丧失了自我选择生活样态的权利。因此有些人，可能被迫在精神病院中活得更痛苦。甚至有些人离开龙发堂，连接受精神医疗体系的照顾资格也没有，而被拒斥在这社会中漂泊，他／她可能是引人注目却无害的政大摇摇哥，有些则可能影响你我的生命安全。

精神医疗当然是现在解决精神痛苦最有系统、较有效果的选择，但不应该是「唯一」选择，并反客为主地取代人们对自己精神状况的自主权。　

（来源：关键评论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88707 2018/01/31）

这段时间，一直有人怀疑特朗普有精神问题。比如10多名美国国会议员，专门和耶鲁大学精神病专家斑迪·李会见，探讨特朗普是否还有“任职能力”。

斑迪·李的结论是：特朗普精神确实有点问题，而且很可能会最终崩溃。他说，“频繁发推特，就是特朗普压力之下即将崩溃的一种表征。”

那么，特朗普到底是精神有点问题，还是有了精神病的症状？概念不一样哦。手中挥舞着“科学”这尊大神的斑迪·李没有说，看来“精神病学”这么高大上的学问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也还是“主观判断”嘛。

精神病专家们好像挺关心总统的精神问题。早在2017年2月，35位精神病专家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封公开信，警告说特朗普“情绪极度不稳定”，这表现在他的讲话和行为中，这让他“不能安全地履行总统职责”。他们认为特朗普患有“自恋型人格障碍”（NDP），其主要症状如下：

沾沾自喜，缺乏对他人的关注，需要获得赞美；
相信自己至高无上，相信自己应该得到特殊对待；
追求极度的赞美和关注，对批评和失败无法应对。

按照这个标准，我发现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皇帝，其实都是精神疾病患者，具有“自恋型人格障碍”。现在的普通人中，也是一抓一大把。

对于斑迪·李和这35位专家的“诊断”，我想引用一位非著名人士的话：成功的精神病专家都是成功地用精神病学把自己弄成了精神病的人。

当然，在精神病专家的阵营里，也有人对这类“诊断”嗤之以鼻。比如一位叫弗朗西斯的专家就说，说特朗普“有病”，侮辱了真正的精神病患者；他也许是一个世界级的自恋者，可是和传说中的“自恋型人格障碍”完全是两回事。

熟谙美国权力斗争，以及精神病诊断杀伤力的人，当然都明白为什么这些精神病专家喜欢盯住特朗普的精神问题。法国哲学家福柯，就深入地揭露了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生产流程，那是知识和权力的合谋，本身就是一种病。

特朗普真有精神问题吗？我赞同弗朗西斯的意见，自恋的心理-行为，和变成了一种精神疾病，是猫和老虎，黄鳝和蛇的区别。把猫看成老虎，把黄鳝看成蛇的人，应该担心的是自己的心智问题。当然，我知道很多被精神病学的“知识”洗脑的人，第一反应肯定是把猫看成老虎，把黄鳝看成蛇的。

斑迪·李的那句话，本身就是自己低下心智的暴露。拜托，特朗普频繁发推特，不是压力之下即将崩溃的表征，而恰恰是通过表演，去释放蓄积的压力，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自我解压能力。

我问了很多人，没有几个人能明白精神病专家们的那些术语，比如“自恋型人格障碍”（更不用说“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了）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也不明白他们这里所说的“人格”（personality）到底指的是什么。他们自己知道吗？但我清楚，让“外行”的人不明白，确立一个“专业壁垒”，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德国马普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李峻石说，自然科学的研究，因为远离人们的经验，所以你不“科普”一下，大家是不懂的。可是跟人，跟社会有关的学科，并没有一个可以与周围非学术环境有所区别的研究对象，其话语并不排斥日常语言。从研究经济，到研究人的心理，还有“精神”，这些都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有关呀，为什么要弄得好像只有少数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懂？他们懂的只是那一套似乎跟知识联系在一起的语言，还是跟语言没多少关系的关于人和事物的真实？

著名哲学家赵汀阳的评论是：把自己搞得很“专业”，不过是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的分析是：这是确立知识话语权和利益分配权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造魅”。

（来源：南风窗 http://www.nfcmag.com/article/7815.html 2018-01-23）

德国据报有愈来愈多学校为改善患有「过度活跃症」学童的行为问题，要求这类被标签为难教的学生穿起重达6公斤的「沙背心」，以便收到安抚情绪的作用。但这种做法却引来外间批评，有人更怒指情况好比精神病院病人被迫穿起「约束衣」。

惹起争议的这种沙背心重量由1.2至6公斤 (2.7至13磅) 不等，每件售价可达170欧（约1620港元）。目前在德国有至少200间学校采用这种装沙的背心。

有支持者称，已经有不少实例证明，这种沙背心有助罹患过度活跃症的学童集中精神、稳定情绪，改善他们可能出现随意离座的问题。据一些有使用沙背心的学校称，沙背心是针对学童过度活跃问题的一个「直截了当」的方法，更胜过使用药物治疗。汉堡市一间较早期已开始使用沙背心的学校有关部门负责人沃尔则声称，学童从没有在被强迫情况下使用沙背心；有些学童甚至表现得喜欢穿着沙背心。

不过，也有家长和精神科医生对使用沙背心持保留态度，甚至表达忧虑。有批评者更指，要求学童穿沙背心上课，情况好比精神病院内有暴力倾向的病人被迫穿起「约束衣」。

（来源：星岛日报 https://goo.gl/NWmVuC 2018-01-20）

据报道，中国有近两千万的严重精神病患者，其中80%没有得到充分且必要的精神治疗，大多数因为家庭和经济原因仍生活在家中或是独居，他们是被忽视和被孤立的一群人。一名中国摄影师走进了一些有精神病患者的家庭，近距离的拍摄了他们的生活日常，记录那些没有得到护理留在家中的精神病患者，并以此探索他们与他们的家庭，以及社会的关系。图为患有精神病的15岁的小东站在路边，看着街边卖肉的大叔骑车走过。

小东因为7个月大的时候的一次发烧导致了现在的癫痫性精神障碍。15岁的小东正在帮助母亲生火。他已经在家中待了六七年时间了，几年前因为患病，学校认为他对其他学生有不好的影响，所以他没有再去上学。

图为患有精神病的两姐妹。18岁的小月站在房间的客厅里笑着，而12岁的妹妹小仪试图着去亲吻外婆林妹。林妹说，家中没有钱到医院去给两个孙女做检查，就连现在她们服用的药品也依靠当地慢性病站的免费发放，才能维持每个月的定时药物服用。

林妹正在求同样患有精神病的女儿龙小玲回家吃饭。龙小玲经常在外边闲逛，最多的时候好几天都在外未归。林妹对女儿的行为无可奈何，而街坊们路过，有的会上前劝说，有的也只是在一旁看看。

62岁的李秀云坐在家里的“客厅”中，她在49岁的时候跟丈夫肖增和生下了女儿，可是不幸的事女儿精神不正常，他家年收入大约是7000元左右，因此无力为女儿看病，只能把女儿圈养家中。

23岁的庞建文正在房间的角落里撒尿。他患上精神分裂症后，发病时经常被父亲用铁链锁在屋里。他最爱的事是写诗和对联。

9岁的小通把零食盒高高举起来，不让猪吃掉，他身边站着妹妹小灵。而他们那患有精神病的妈妈正在角落里正在吃饭，样子看起来很可怕，衣衫不整，面无表情。

62岁的患者李秀云与她73岁的丈夫正在“客厅”房间中清理衣服。她49岁时怀孕了，家里每人每天只能赚6块钱。

他们住在一个茂名农村的一个毛坯房中。赤裸的脚看起来触目惊心。

13岁的小萍正在她的房间中化妆。她是一个活泼的女孩子，今年读小学四年级她跟精神病患者母亲李秀云住在一起。

苏家贵，33岁，广东肇庆人。他正在回忆过去那些年里他的重度精神分裂症发作时候的事情，他说发病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没有头脑，想要到处去把自己的头寻找回来。2010年后，当地政府给他提供了免费治疗精神病药物，当他感觉正常一些之后，他靠采集桂树叶头谋生。现在他还想外出打工。

苏家贵坐在简陋的房子地上，回想当店备受工作压力，苏家贵被挣断患有精神分裂症，他在这里住了10年。

（来源：百度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1048035555246833 2018年1月31日）

·媒体一句「疑凶有精神病纪录」，一切推断变得理所当然。旁观者顺理成章以为罪魁祸首就是有精神病的他／她，其他因果与经过都被抹走不提。有时候伤口上的盐花来自语言，层层迭加，说话的人随时变成另一个凶手，却不自知。

·在欺凌中长大的思敏，未够廿岁患上思觉失调，再经历好友自杀，抑郁症来袭。她曾每天流着泪自责，哭着寻死；泪干了，就再吃药、再接受治疗。
·直至幻觉不再来，她走到外面，世界原来还有许多关于「黐线」的标签，盐花不断的洒，伤害深而痛。但有谁又能了解她经历什么在想什么。

相约到思敏家中访问，她说要泡烘焙咖啡款待我们。我们才见面但也没冷场，她很健谈，不像是内向或得情绪病的人。现在她平均每一至两个月覆诊一次，服药的剂量也比从前少，医生说她情况算是稳定，生活工作如常。只是，有些记忆和感觉依然不能删走。

因体型被欺凌 同学办「最样衰选举」老师不阻止
访问开首，提起肥姐的女儿郑欣宜。「最近睇到网上依然有人形容欣宜系梅菜扣肉，我都好嬲，点解要咁样评价肥嘅人，为佢套上呢啲标签。我会想起自己中学时的事。」她中学时，欣宜每次在电视亮相，翌日总有媒体给她C1头条大肆报道和取笑，而思敏也跟欣宜一样，几乎每天活在揶揄与嘲讽的C1头条中。

「我当时的身型中等偏肥。就算我是世上最丑陋最肥胖的人，是否就要被欺凌侮辱？」思敏问。她每天都被评头品足，有同学看着她掩嘴偷笑，也有人甫见她便弹开十丈远，或「啧」一声斥「妳唔好坐埋嚟」。在她的高中同学眼中，肥胖如麻疯病人，要隔离排斥走。

有日班会筹办「最样衰选举」，思敏求老师出手阻止，但最终还是得了个「众望所归」的选举结果。「老师是知道的，但他们袖手旁观，怎也不理。」妈妈不让她躲在家中不上学，叫她忍忍便过去了，亦不让她转校，想她专心备战会考。「我每天像赤裸裸被攻击，自尊一层层被撕破，觉得找不到东西掩着直面而来的伤害，或把自己藏起来逃过这一劫。」

·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去年4月发布有关学生幸福感的报告，显示香港校园的欺凌问题相当严重，差不多每三个学生，就有一个曾遭欺凌，比率为全球之冠。

·受访的5000名本港学生之中，有32.3%在过去一个月内曾经受到欺凌，包括遭到袭击、排斥、威吓及作弄等，这个比率为全球最高，远超澳门（27.3%）、新加坡（25.1%）、英国（23.9%）、日本（21.9%）、美国（18.9%）、韩国（11.9%）和台北（10.7%）。

戴上一个「快乐」的面具

会考失意后，她到夜校重读，一班旧校的欺凌者也在班上，她晚上依旧是被欺凌和排挤，但决定要让自己日间充实快乐。她誓要让欺凌她的人刮目相看，证明自己的能力不因样子或身型就被看低。

她朝7晚12上班又上学，全职在安老院当活动助理，放假就向外跑，去沙漠体验生活，往大西北山区当小老师，参加航空公司的交流活动，赴澳洲学揸小飞机，还与朋友办年宵卖物。日子精彩忙碌，每天时间排得满满，她满有成就感、觉得这就是快乐。

「妳表面好开心，但每日只在扮演怎样快乐。」有夜她的历奇导师对她说。思敏听毕泪流不止，发觉当年逃离地狱后，受欺凌的阴霾一直在她身上，她却从没处理那些不快的记忆。

 「我醒觉自己努力摆脱中学的影子，却戴上了一个面具，日子虚伪地过，追逐快乐原是为逃避还未消解的痛苦，原来一切只是自欺欺人。」那一夜，所有伤痛都一次过被唤醒。

出街「被监视」：觉得有人望住自己

之后的日子她开始迷失，每天思疑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世界与她发生了什么事。当时她已是副学士先修的学生。有天与要好的同学小争执，小休时同学指着她破口大骂，「她骂了很久，我那刻很惊慌，惊得跑出课室，抱着另一个要好的同学嚎哭，最后坐在后楼梯不停哭。我觉得自己很差，我影响了别人的情绪，令别人失控地骂我。中学毕业后努力建立和维系的的人和事，好像又回到了当年被欺凌的日子，没有好东西留得住。」

那天之后，她开始失眠，清醒的时候眼泪不自觉流下来，心里的痛苦也跟着渗出来。「痛苦如此实在，终于成为我生活的真实一部分。不能再逃避。」妈妈带她看家庭医生，吃过安眠药和镇静剂后，依然很多状况。例如她梦见被人监视乱过马路，然后被录像和拘捕，后来踏出家门往人多的地方，她总觉得周遭有人看着自己。她每天上学途中会莫名惊慌，一定要拿着电话与家人保持通话。有天妈妈电话打不通，她立即慌着下车跑回家。回到家里发现空无一人，她再次大哭起来，邻居闻见被吓坏，急忙替她找上家人。

因为多次情绪失控，她被家庭医生转介看私院精神科医生。首次诊症就问了她许多问题，例如：「你有没有被监视或看到一些奇怪或灵魂的东西？」医生问。「有。我更懂得灵魂出窍，睡觉时看到自己的灵魂从身体飘出来，再飞到高空看着自己的躯壳。」思敏答。

她确诊患上思觉失调。那年她19岁。

·思觉失调是一种脑部疾病，因脑内分泌过量多巴胺，不同区域的脑神经功能失调，并分为阳性及阴性病征：

·阳性病征：妄想（思想上错乱、坚信一些与事实不符、违反逻辑，又不能用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所解释的错误观念）；幻觉（一个人听到、看到、闻到或身体感觉到一些不存在的东西，是一种感官上的异常）；以及言行错乱。

·阴性病征：情感迟钝、缺乏积极性、思想异常贫乏及大脑认知能力受损，专注力、判断力及记忆力衰退，使患者社交及工作能力大为下降。

·港大精神医学系系主任陈友凯指，患思觉失调的成因包括先天数百种基因累积成为高风险的患者，并可能在婴儿时期已影响了患者的脑部发育；在医学上，心理与脑部结构关系密切，心理压力例如个人成长阶段所受的巨大压力，亦将影响脑部结构，因此并非单一因素令人患上思觉失调。

·根据流行病学及国际医学调查，本港现时的思觉失调患者逾20万人；每100人最少有2至3人有这个精神病，患者一般病发于20至30岁。

好友自杀：我觉得自己罪孽深重

好友宝妍在她罹患思觉失调期间自杀离去。这个与思敏一样患抑郁症的女孩，是她的邻居，小女生像孖公仔般每天出双入对，互相到对方家里作客玩耍，分享彼此苦乐。思敏口中的宝妍，性格与她很相似，都是大情大性、感情丰富的人。

那个自杀的晚上，宝妍在家中窗台一跃而下，了结所有病患痛苦。「我们童年至长大后的承诺──一齐病好返，一齐住一齐生活，所有也在一夜间烟消云散。我也想过跟着死去。」她不断责备是自己顾着去澳洲交流玩乐，来不及阻止好友轻生。自此她每天躲起来伤心，做什么也提不起劲，「我不值得拥有快乐和开心，我要一辈子记着自己罪孽深重。」

痛苦不断重迭，思敏说日子很难过。有段日子她专注力、记忆力和平衡力都很差，试过太记挂一些往事，呆坐办公室一个下午也完成不了工作；别人上一秒的说话，她下一秒就忘记得一乾二净；好端端一个人站着也很易跌倒。「我一度怀疑自己脑袋坏了，想去扫瞄照照个脑。」那是思觉失调病征作怪。

她以为吞下药物后，就能像伤风感冒般很快康复过来。但药到不一定完全病除。宝妍之死让她好几年也不能好过，还有治病期间遇上重重复覆的生活挫败，让她自觉人生是否已万劫不复，那么自己的不幸是从何而来？后来她找到答案，详看下集：【失控人间．二】怕被知患精神病：吃药是一秒的事，害怕是一辈子

（来源：香港01 https://goo.gl/6MV5w2 2018/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