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第六十期

  • 家人遗照遭打烂 瘫汉叫精神病儿杀人

    前日早上,江苏如皋市丁堰镇一农家院,法院人员在场审理一宗命案。案中被告是一名瘫痪在床10多年的孙姓男子。今年2月,孙男唆使患有精神病的儿子打死邻村沈姓老翁。因长期卧床无法出庭。法院将法庭搬到孙男床前,在农家小院审理案件。

    今年50岁的孙男,10多年来一直瘫痪在床,和患有精神病的28岁儿子相依为命,二人靠享受低保生活。

    今年2月13日,家住孙男邻村的67岁沈伯再次登门,声称要孙男还他早年欠自己的100元(人民币)钱,惟遭对方拒绝。眼见讨债无望,沈伯便搬走孙男的电视机抵债,惟被父子制止。沈伯拒罢休,走到客厅砸掉孙男母亲及祖父的遗照。躺在床上的孙男怒不可遏,要儿子“教训”对方。两日后,沈伯在家中死亡。

    在庭审中,孙男坚称早年欠款100元早已还予对方,只是死者忘记而已。经鉴定,孙男儿子罹患精神分裂症,无刑事责任能力。案发后,法院已对小孙强制医疗。检察院认为,孙男指使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员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构成故意伤害罪。经两个多小时审理,审判长朱秀梅宣布休庭,经合议庭合议后将对案件宣判。

    (来源:扬子晚报 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china/20170706/56919987 2017年7月6日)

  • 武大女生被父母强制变成“精神病”?当事人父亲回应

    6月27日,知乎网友@蒙大奇 的文章《我考上了名校,但最终死在了原生家庭手里》在网络走红。该文称,一名叫康莫(化名)的女生被其母亲软禁在家7年,并被强制送往精神病院;康莫曾毕业于武汉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还曾获得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全额奖学金。

    上述文章还称,康莫今年34岁,从小就在母亲的打骂侮辱中成长;为了逃避母亲的“魔掌”,康莫一路求学,并出国留学,却最终被母亲“骗”回国,从此前程葬送:如今的康莫,已失去往日的光彩,身材肥胖失形,脚还肿得厉害。

    文中说,如今康莫被软禁在家,“除了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之间可以自由到楼下溜达,其它任何出行都要得到父母的批准。如果不服从或者想要逃走,就会被家人强制押送到医院继续进行『精神治疗』” 。

    该文在网络迅速发酵,不少网友表示惊叹,也对该文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经红星新闻记者调查,康莫的原名叫马斐然,家住天津红桥区某小区,其父母就职于当地事业单位和国企;马斐然还是武汉大学自行车协会的发起人之一,曾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实习;她喜欢音乐,曾在知乎上回答音乐方面的问答,在全民K歌上唱歌,在微博上还曾转载一篇弒母案……

    “我希望你们写我的真名,赶快联系妇联、居委会、律师,把我解救出去。” 马斐然如此告诉红星新闻。

    A.命运的转折:自称国外留学时“被骗”回家,从此再没逃脱父母“软禁”

    马斐然是豆瓣小组“父母皆祸害”的成员。

    事实上,她早就在该小组透露自己的经历: 2002年考入武汉大学,大学期间辅修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2006年毕业,拿到武汉大学文科学士学位和华中师范大学理科学士学位。

    毕业后,马斐然前往香港中文大学读硕士, 2007年毕业并拿到毕业证。2007年12月,她申请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全额奖学金。在父母强烈反对下,向亲戚借钱买机票飞走。

    马斐然称,她在奥地利时身体状况很糟,眼睛检测“玻璃体浑浊”,血液检测“重金属中毒”。这一时期,她的命运发生了逆转。马斐然说她从小热爱音乐,父母用给她买一架钢琴的许诺,将她骗回了国,2009年她坐法航的飞机回了家,由此退学。

    马斐然称,从此她再也没有逃脱父母的“软禁”。2010年2月,她被父母“骗”到精神病院,被诊断为“双向精神障碍”,并被强制喂药。此后,她还先后7次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治疗手段包括“被绑在床上、强制喂药、扎针、做『电休克治疗』”。

    2016年,马斐然称她被父母强制办理残疾证。

    网络上,有老同学写纪念马斐然的文章,称她是个身材好、成绩优秀、很有思想的女孩。而今,照片上显示,她身材肥胖,双脚发肿,整天窝在家中。

    B.曾经的学霸:创办“武汉大学自行车协会”,被校方评“专业功底扎实”“逻辑强”

    据红星新闻记者调查,马斐然曾就读于武汉大学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2003年她和校内其余9人共同创办了“武汉大学自行车协会”。如今,这个协会依然存在。

    据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实验教学中心官网,2005年1月马斐然曾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实习过,共发表稿件约64分钟(每分钟广播稿约200字),稿件9篇。该官网上的一篇新闻稿对她的实习表现这样评价,“表现积极,认真踏实,新闻敏感性强,专业功底扎实,在实际采访中善于与采访对象沟通,逻辑思维能力强。”

    27日,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院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正对马斐然的信息进行核实。
    马斐然在社交媒体上的痕迹并不多,主要活跃在豆瓣和知乎。其社交账号上均有这么一句签名,“I Sing,Therefore I am!(我唱故我在)”。她曾在知乎上回答网友提出的专业音乐问题,并在全民K歌平台上唱歌,一首《浮夸》中她的声音嘶哑。马斐然的微博只有52条,2017年6月7日她转发了一条微博,“一个外国弒母案,背后真相令人震惊。”

    马斐然在豆瓣加入了几个如“父母皆祸害”的关于家庭暴力小组,对《我的所谓母亲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大家来评评》等文章进行点赞。2017年6月23日,她想找律师咨询自己的遭遇。曾有网友对她的故事提出疑问,她坚称自己没有任何精神问题,皆为母亲所害。

    6月19日,马斐然还在“被精神病论坛”注册账号并发布求助文章。

    C.马斐然父亲否认强制送女儿精神病院:“医生说她不能独自去外地”

    27日下午,马斐然的父亲向红星新闻否认了强制将她送至精神病院的说法。

    他说不清马斐然得了什么病以及患病原因。电话中,马斐然的父亲说当时接到香港的电话得知自己女儿有精神疾病,又说女儿在奥地利时出了事受了刺激得了病。

    马斐然的父亲还否认父母让她从国外退学,只说因身体原因才不得已让马斐然留在自己身边。“我也希望她独立,但是精神病院的医生说她不能独自去外地,更不能出国。”

    他说,马斐然的残疾证,也是在医院做了残疾鉴定的情况下开出的。

    在马斐然提供的诸多就诊单据中,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一份今年3月10日在天津市安定医院的处方笺。在这份处方单中,医生给出了“精神异常”的临床诊断,并开了四盒奥氮平。

    开出这张诊断单的是该院中西医结合科的医生张国双。查阅过科室的文件系统后,张国双告诉红星新闻,马斐然只有门诊记录而并没有住院记录,这意味着马斐然所描述的住院以及放电治疗等,可能是在其他医院或科室进行的。他说,奥氮平是常见药物,用途广泛;至于精神异常,只是医院系统中开药必须填写的内容。

    “精神异常就像个巨大的帽子,你就是睡眠不好也可以称为精神异常。”张国双说,处方笺并不能说明什么,在门诊时可能存在家人代为描述病情的情况。对马斐然描述的被强制住进精神病院的情况,张国双告诉红星新闻,精神疾病的判定有一套详细的评估方法,同时我国《精神卫生法》也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是自愿的,只有已经发生患者伤害自身或是危害他人的情况才需住院治疗,而且也需要征得监护人同意。

    天津市市妇联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不断有电话打进来询问此事,不过市妇联办公室对此事并不了解。天津市12388妇女维权热线的接线员向红星新闻证实,马斐然确曾到市妇联寻求帮助。

    (来源:爱读网 https://www.iread.one/381791.html 2017-07-07)

  • “被精神病”20年,她一直希望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

    因身体不好提前退休,被办了个精神残疾证,此后再也难以回到原来的生活,“精神病”的符号,她背负了将近20年。前几天,崔桦(化名)刚过了50岁生日,正式告别不惑之年。这些日子,她正经历有生以来最大的困惑——如何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

    这个问题有多难?她借助百度寻求答案,居然有人提出过相同的问题。

    假如被关进精神病院,如何证明自己没病?有个叫“bbsriver”的网友给出的答案是:无法证明。让崔桦绝望的是:共有7706 人赞同了该回答。

    讲述:总务主任递给她一个小绿本

    1986年,崔桦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的北京市远大中学任会计,事业编制。

    1995年,崔桦因意外感染甲型肝炎住院治疗,此后又因肌腱受损等原因,休养了将近一年时间。

    有一次回学校办事,校总务主任袁某主动找到崔桦,对她说:“看你身体不好,孩子又小,干脆办个退休吧,也不用再交病假条了。”

    听说能办提前退休,崔桦欣然应允。

    她说,虽说是退休了,可是什么手续也没办。但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从“退休”那个月开始,还给她涨了80元工资。

    从此,不满30岁的崔桂华过上了平静安逸的退休生活,“退休”工资每月定期打入她的工资存折里,300元左右虽不算多,但在当时,柴米油盐过日子,完全可以填饱肚子。

    1998年,崔桦在学校与总务主任袁某偶遇,袁某递给她一个“小绿本”,封皮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崔桦打开证件端详,疾病种类赫然写着“精神”两个字,证件核发单位栏上,盖着“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北京市海淀区残疾人联合会”两枚鲜红的印章。

    袁某的解释是:办了这个证,学校的校办工厂可以免交一些税费。

    想到这也算是给学校做“奉献”,崔桦也就没再吭声。但回到家,她发现这个残疾证上没填家庭住址,残疾等级一栏也是空着的。

    疑惑:不算退休却在家领退休金

    几年前,工资普涨,退休和在职的职工都一起涨,可是崔桦的账上没多一分钱。

    崔桦在丈夫李先生陪同下去学校问原因,新上任的潘校长一口气反问了她三个问题:“你退休了吗?你办退休手续了吗?你退休证呢?”

    崔桦这才明白,她并没有退休,而且在“自行退休”的这段时间她也没上班。

    根据潘校长的说法,“退休”和“在职”两个先决条件都不具备,当然不存在涨工资的可能性。
    于是,她在丈夫的陪同下,找到了海淀区教委。当时的教工委郭副书记听他们讲述了前后经过,专门召集学校的代表、教委工作人员开了一次会。两天后,海淀教委人事科的科长约崔桦去协商工资问题,提出每月增加180元的处理意见,崔桦当即表示认可。

    该涨的钱是拿到手了,但是这涨的是工资还是退休金,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既然没退休,就应该回去工作。为此,崔桦已记不清找了学校多少次,这期间,校长从潘校长、张校长换成了石校长。在石校长那里,崔桦问明白了一件事儿,不让她回来工作,是因为她有“精神残疾”。

    说法:残联经调查认定发证无效

    2006年教育部颁布第23号令,于当年9月正式施行《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其中第四章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学校教职工应当符合相应任职资格和条件要求。学校不得聘用因故意犯罪而受到刑事处罚的人,或者有精神病史的人担任教职工。

    崔桦认为自己没病,希望能够找医院或者专家鉴定一下,于是,她找到了精神病专科医院北医六院。医生说,这种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的“证明”不能开,如果做鉴定,需要组织机构(工作单位)或司法机关出具“证明”才行。但是,学校方面却并未明确表态需要她去做“证明”。

    不能做精神病鉴定,崔桦想到了要把那个精神残疾证的来龙去脉弄清楚。2016年底,她给北京市残联理事长写了一封信,要求公开残疾证的办证信息。随后,市残联责成海淀残联就此事展开调查。

    海淀残联调查后给了崔桦两份意见:《关于查询崔桦一代残疾人证底卡的说明》和《关于崔桦一代残疾人证无效的证明》。

    两份证明中提到:经海淀区残联、紫竹苑街道残联对崔桦一代残疾人证进行查询与核实,1998年北京市远大中学向紫竹苑街道提交材料,以崔桦残疾人证丢失为由,申请换领新的残疾人证,根据材料中显示的061020的旧证号进行查询,该号码的残疾人底卡不是崔桦本人的。经过查询与核实,1998年申请为崔桦办理一代残疾人证的机构所提交的材料不全,填写的残疾人状况登记表存在问题,因此,当初为崔桦办理的一代残疾人证自始无效。

    崔桦本人及家属对一代残疾人证无效的情况表示认可。

    碰壁:需证明曾经也不是精神病

    崔桦拿着残联这两份材料激动万分。她问残联的工作人员,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证明我不是精神病了?

    崔桦说,残联的工作人员告诉她,2009年更换了新的二代残疾证,一代证同时废止,如果没有办新证,说明精神病的事实已经不被认可。

    崔桦拿着残联开的说明和证明找到学校,找到了她曾经的工作单位——现已更名为北京市信息管理学校,此时校长由韩校长变为董校长。

    崔桦以为有残联的证明材料,足以还她一个清白,让她有机会重回工作岗位。孰料,董校长给她的答复是:你证明你现在不是精神病,但不能证明你曾经没有得过精神病,依照2006年教育部23号令,仍然不能安排工作。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崔桦说:“证是学校给的,残联发的,这中间我没有任何过错,为什么要让我来承受伤害,背负将近20年的精神病名声?”

    说起对未来的打算,崔桦一脸苦笑,她说,看过一个小品,一个好好的人如何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小品中,愤怒无比和心平气和均被人认为是患有精神病……任何举动都可以看做是病人的表现。

    校方:她当年拿着火柴四处烧东西,母亲和姐姐都有精神病

    8月4日下午,记者联系到北京市信息管理学校董校长,他表示,崔桦的精神病一事,在当年就有表现,崔桦的母亲和姐姐都有精神残疾,而崔桦本人也有类似的表现,比如存在拿着火柴四处烧东西等行为,经过她的亲属同意,才为崔桦办理了精神残疾证,可以“内退”。

    “这个证件是残联办的,不是学校办的,而且还补办过一次。”董校长说,学校根本没有办证的权利,“现在没有内退一说,她可能认为经济受到损失,所以才四处找,几年前教委也给过她一定的补助,签过相关协议,要求不再追究,不知道为何被本人再次提起。”

    董校长说,学校一直认可崔桦的残疾人证是真的,而崔桦所拿到的海淀残联等出具的说明,校方找律师看过之后,认为不具有合法性。

    “现在有关部门正按照程序为她处理此事。”董校长说,如果上级部门有相关结论之后,校方可以按照上级要求执行。

    对于董校长所说拿着火柴烧东西的行为,崔桦回应称,过了将近20年,真的记不清是否有这样的小事,而母亲以及更上一辈根本没有任何精神病,“我姐姐在20多岁时,因为感情问题,是变成了精神残疾人,但我家根本没有精神病史。”

    残联:当年所办证件程序和手续均不合法,证件无效

    记者联系上了海淀区残联张理事长,他表示,崔桦多次反映自己的问题,经过工作人员查询核对,找到了相关材料发现,当年为崔桦办证的所有程序和手续均不合法,“她竟然有两个残疾证,而且是通过不同的街道办理。经过鉴定,我们认为以前的两个证件均无效,不能把她认定为残疾人。”

    “现在残联认定精神病证件无效,可学校又不认可残联的说法,我这个背负了20年的精神病名声,何时才能卸下来?”崔桦说。

    律师说法:可申请劳动仲裁

    北京市冠领律师事务所任战敏律师说,由于劳动案件是仲裁前置案件,首先崔女士可以通过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在仲裁过程中如果校方执意要崔女士证明其曾经没有得过精神病,崔女士可以依据民事诉讼举证规则“谁主张,谁举证”,要求校方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崔女士曾经得过精神病,否则就要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满,还可以再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来源:法制晚报 http://news.ifeng.com/a/20170805/51571024_0.shtml 2017年08月05日)

  • 华人酒吧命案:可能患精神病的华人老板将顾客割喉杀死

    上周六早上八点十五分左右,西班牙东南部Castellón省份下Benicàssim小镇一家华人酒吧传出“酒吧老板手刃客人”的震撼命案,西班牙宪兵和国家警方组成的调查组的初步调查认为,该酒吧华人老板将一个正在酒吧露台里喝咖啡用早餐的常客的喉咙割断致死。此事让小镇居民震撼,因华人酒吧老板被许多邻居熟悉,称其向来端正、热情待客,一直非常规矩和正常,无法相信他会将一个普通常客手刃杀死,而后续的调查显示,该华人业主极可能是精神病发作,将正在早餐的顾客的喉咙割断。

    La Razon以及瓦伦西亚当地媒体的报道称,杀人者为位于Estatut街道33号上一家名字为La Alegría的酒吧老板,为亚洲人,51岁;而被杀的熟客则是一个60岁的男子,当时正在酒吧的室外露台里喝咖啡和早餐。调查显示,酒吧老板使用一根铁条和一把利刃,从背后袭击遇害人,先向其头部予于沉重猛击,再用利刃将其喉咙割断。当地警方在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但救护组只能确定遇害人已经伤重死亡。受理该案的宪兵组和国家警方断定酒吧业主为最大嫌疑人,立即将其逮捕。此后有报道说,涉嫌凶手为一个中国国籍居民,已经经营此酒吧十多年,所以被许多邻居熟悉,但多数邻居不敢相信这名向来待人正确、热情的华人老板,竟会将一个貌似与其毫无关系的普通客人手刃致死。

    西班牙《世界报》今日提供的后续报道说:昨天,一名Benicàssim小镇一居民对《世界报》记者说:“不知Khan(居民对涉案华人酒吧老板的称谓)的脑子到底出了什么是事以至于做出这样的事情,真让我们无法相信,他这样一个端正的人,一直都那样热情地接待所有的客人。”该邻居表示难以置信。另一酒吧常客对记者说,“我甚至觉得,这个惯常坐在露台那张桌子里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报的遇害人,也完全可以是我。”这名顾客在已被法院打上封条的酒吧门前对《世界报》说。

    《世界报》的探索称,周六早间被杀的六十岁上下男子,为瓦伦西亚大区下Requena市政府一再生能源企业的工程师,可能因涉案的华人男子精神病突发而遇害。

    《世界报》从接近案情调查的人士获悉,酒吧华人老板因患两极性精神病而在服药,而有调查显示,该华人可能在一月前或一个半月前停止了服药。这一假定也可从一些居民的反应可得到解释,有居民称,“这几周就觉得他(指酒吧老板)有些不一样,貌似满脸担忧。”

    《世界报》说,如果这些假设成立,将可在宪兵和警方调查组的调查案卷里看到此结论。邻近酒吧的一个报亭老板向前来采集线索和证据的警方供证说,“Khan每天早上都来我这里买报纸,我只见过遇害人,但不认识他。”

    《世界报》称,所有线索表明,涉嫌凶手与被害人的关系仅停留在老板与客人间的关系,故而,周边邻居大多认为是该华人精神病发作而将一个熟客手刃致死。医疗专家表示,患有两极性精神病的患者,发作时会爆发混合型狂躁,陡然暴增的力量覆盖个人理智,因此是非常危险的病情。

    (来源:欧浪网 https://eulam.com/2017/07/10/92594/ 2017/07/10)

  • 我们都有精神病

    关于社交网络焦虑症,和我们真正应该担心的、比它更让人担心的事。正因为你是通过社交网络看到这篇严肃讨论的文章,从某种程度上说,你对它的态度间接反映了这种“症状”的轻重。

    我们的周围,似乎没有人能够幸免,大家能做的就是接受这样的结果:没有人躲过去,我们都有病。

    不管你是否承认,社交媒体确实没有一开始那么令人愉快了。就连只是普通用户的你都会在发布前反复确认早就编辑好的文字:有错字吗?我这个表达合适吗?我是不是政治不正确发出去、之后被喷子喷了怎么办?

    过度的自我审查有时真令人厌恶,但你更担心的是:不这样做就会被人揪住错处嘲笑。或者,更糟糕的是,根本没人关心你到底说了什么。

    今年五月,英国皇家公共卫生协会 (Royal Society for Public Health) 和旗下组织青年健康运动 ( Young Health Movement ) 共同发布了一项关于社交媒体对青年人精神健康影响的调查。结果显示,1500 名 18~24 岁年龄段的调查对象在使用 Facebook 、 Twitter 、 Instagram 、 Snapchat 和 YouTube 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曾受到过精神伤害,导致自我认知不足和焦虑感。

    其中, Instagram 对使用者产生的负面影响最严重,Snapchat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影响次之。

    “有趣是我们发现 Instagram 和 Snapchat 对人的精神产生负面影响最大,而这两个平台都非常注重个人形象,看起来这可能加剧了他们自卑和焦虑感的产生”,皇家公共卫生协会的行政长官 Shirley Cramer 在接受《卫报》的采访时说。

    这项调查公布后,《金融时报》也在 6 月初对此进行报道。除此以外,在谷歌上搜索“社交媒体焦虑”,有超过 190 万条的相关新闻报道,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个词并没有统一的官方定义,但它的症状和影响我们并不陌生。

    你可以说这些网站你“没有听说过”,或者“该页无法显示”。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你这种吐槽实在是个很老的梗,请不要重复给我听了。即使这些调查是针对那些“看不到的网站”,其反映的问题同样发生在我们的社交网络中。

    2 月中旬,GQ 英国版的网站刊登了一篇名为《社交媒体是如何用每一次的发布毁了你的生活》的文章,总结了 13 种会让你在使用社交媒体时感到失望的行为,以下 6 条都和焦虑有关。它们分别是:

    加剧“失业”风险

    发条抱怨工作的状态当时是挺爽,但之后……小心你的发布成为证据。

    你不再神秘

    社交账号都快成“犯罪现场”了,想一下当某人得到了你的社交账号,那么很有可能在你们约会前,他会滑到时间轴上最早的那条记录开始翻看。你以为那些早成了历史,但别忘了互联网时代最不缺的就是挖坟。

    你的自拍管理几近失控

    谁都爱自拍,但放几十张同一个背景的自拍照还是算了。

    你的赞出卖了你

    有时尽管你不用文字表态,但你的赞真实地反映了你的内心。

    “数字”担心症

    为什么这条发出去都快 1 小时了还没有评论,就两个赞而已?是说错了话?配图无聊?还是有错别字?终于消息栏里又有了提示,点开一看是来自妈妈的赞和一张微笑的表情评论。
    痴迷于“惊喜”

    不管是身边人还是社会里的新鲜事你都想知道,对你来说比剧透更可怕的,是网上流行的梗你最后一个才知道。

    前五条涉及到社交媒体形象管理,除非是寻求帮助,否则很少有人会在社交媒体上展现他们真正糟糕的一面。毕竟不是选秀节目,谁会抢着卖惨?但除了少数人,大部分人的真实生活并没有太多值得说道的事,所以尽管你可能没意识到,但塑造和管理虚拟形象无形中就会让你焦虑。

    Snapchat 创始人埃文·斯皮格尔(Evan Spiegel)在时代杂志的采访中提到:“网络世界允许我这代人幻想自己是独特的。你可以选在毛伊岛度假,成为那个收集美好时光的人,但现在线上和线下之间的生活界限消失了,所以 Snapchat 正全力打造另一种认知的世界就是,在那儿你的周五就是穿着运动裤,盘腿坐着吃麦片,这是可以的。你完全可以做自己,而没必要无时不刻在度假或者一直很好看。 ”

    就像你刷朋友圈一样,总是会有一类人——他们似乎永远在旅行聚会交朋友。社交媒体带来的、塑造完美生活的压力,使得有阅后即焚功能的 Snapchat 的使用比率正在上升。据尼尔森数据显示,社交媒体的主要用户即18 到 34 岁年龄段人中 ,53 % 人平均每天要打开 Snapchat 18 次、总共约30 分钟。

    而这和“痴迷于惊喜”一样,都是“FOMO”症状的一种表现。FOMO 意即 “错过之恐”(Fear of Missing Out)。指担心错过社交媒体上各种正在发生的事件,一种对缺席的恐慌和信息成瘾,也是产生“社交媒体焦虑”的原因之一。

    2004 年 Patrick McGinnis 在哈佛商业学院的期刊 The Harbus 的一篇专栏里首次提出这个词,2013 年被加入牛津词典。这种症状的典型表现就是手机成瘾,沉溺在刷新鲜事的即时满足感中。即便只是关上屏幕几分钟,也会焦虑不安。

    当然说回社交媒体焦虑,对于使用微信办公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工作群里突然弹出的“XX在群聊中@了你”,更令人焦虑的了。

    然而通过社交媒体摄入有效真实的信息,并不会让你焦虑,只有当有效信息流和广告、虚假新闻、骚扰冒犯性言论等垃圾内容混杂出现时,你才会因被频繁刷到的无效信息包裹,或者是被遭到恶毒言论的霸凌,而感到心力疲惫继而产生焦虑。

    为了减少这种无效信息到达用户的概率,去年 6 月Facebook 开发一个新的文本理解引擎 Deeptest 来帮助机器在特定文本中理解单词含义, 8 月 Facebook AI 实验室 FAIR 又在 GitHub 上将研发的文本分析工具 fastText 进行开源。这两个工具的作用之一就是识别骚扰信息,帮助平台过滤并删除营销广告等垃圾信息,让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环境更好一些。

    Instagram 受到 Facebook的启发,也推出了一款能过滤不良信息和恶毒评论的 AI 系统。 与此同时,Twitter 也正在开发类似的功能,来识别用户发出的冒犯性和误导性的内容。

    而曾帮 Twitter 建立机器学习系统来识别仇恨言论的 Thomas Davidson ,指出 Instagram 推出的这个系统虽然很聪明,但机器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无法在特定语境中识别具体的文本含义,因此很可能删除无害甚至有效的信息。

    当 Instagram 的创始人 Kevin Systrom 被《连线》杂志的记者问到,是否曾困扰于该系统的过度攻击性导致屏蔽本该显示的消息时,斯特罗姆的回答是:“其实问题是,当所有真正糟糕的东西都被屏蔽了,出现这种误差幅度还值得吗?我们并不是在遏制言论自由,也不是阻断朋友间有趣的对谈。我们只是想打击在平台上出现的不良言论问题而已。”

    所以,当社交媒体逐渐被无脑废话和攻击性言论充斥,成为虚假信息和垃圾情绪聚集的广场,并且人们需要持续为自己所创建的账号,塑造和管理虚拟形象时,随之而产生的焦虑心理还会让我们需要社交媒体吗?

    英国皇家精神病学院的教授 Simon Wessely ,在看到英国皇家公共卫生协会和青年卫生运动发布的那篇调查结果后,严肃地声明,“我当然相信社交媒体是导致人们不开心的一个因素……但真正危险的是把它作为传递信息的媒介来批判。”

    就像《连线》杂志的创始人 Kevin Kelly 在《必然》里说的,“我们通过‘守门人’来过滤信息……我们通过管理者过滤信息……我们通过我们的文化环境过滤信息”。

    所以,尽管社交媒体焦虑正在逐步蔓延,但不可否认的是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前所未有地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的现象,缓慢而间续地瓦解真相壁垒。因此,比起社交媒体焦虑,更值得担心的,其实是信息传播的匮乏和堵塞。

    (来源:界面新闻 http://www.jiemian.com/article/1449567.html 2017/07/07)

  • 遭暴打的深圳女童仍昏迷 追问:为何不少精神病患者不求医

    7月9日下午,宝安石岩街道一名5岁小女孩希希(化名)独自到楼下取快递时,遭到一位疑似精神病女子的暴打,被诊断为重度颅脑损伤,目前尚未脱离危险。肇事女子疑似精神病人,施暴后离开现场,当晚被警方抓获,已被刑事拘留。实际上,精神病患者伤人事情此前曾多次发生,本月初即有一起,多起判例显示,若实施涉罪行为时患者受精神病影响认知等,依法可减轻处罚。对于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律师坦言一般只涉及追究其民事责任。如何帮扶精神疾病患者,避免类似事件?深圳早有帮扶措施,然而实践却存在不少困难。

    事发时居民听到“砰砰”声

    住在事发地隔壁楼的夏阿姨回忆,9日下午3点多,正在巷口做手工活时,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一阵“砰砰砰”像是砸东西的声音,当时声音很大,还以为是谁在拆东西。之后她听到一声惨叫,以及更大声的砸东西的声音,便立即停下手中的活。她抬头看到离自己不到10米的垃圾堆上躺着一个小女孩,跑过去时看到一位胖女人沿着墙根快步走开。

    夏阿姨说,她发现女孩身上多处受伤,还发出呻吟声,便上前试着拉了拉女孩的手,但没有得到回应,看着女孩逐渐昏过去,就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夏阿姨还介绍,近日知道伤人女子就是经常出现在13栋的“疯女人”,“好几次(“疯女人”)她当着附近的人就在出事的垃圾堆上脱裤子方便,大家都避着她,不敢说她”。

    希希病情有所好转 但仍未醒来

    12日下午,南都记者在宝安区人民医院外科楼重症监护室门外,见到希希的爸爸苏先生。苏先生称,上午进病房时看到希希的神色好些了,值班护士告诉他,希希各项身体指标都朝着正常值方向变化着,病情在好转,不过仍未苏醒。

    苏先生称,由于希希病情严重,至少要在重症监护室度过半个月的危险监视期,到时还得根据希希的恢复情况,决定是否继续留在重症监护室,此外还将面临巨大的治疗费用。截至目前,希希入院以来的医疗费用已经超过5万,“平均每天1万以上,已缴了两万多费用(包括收到的慰问金),但还欠医院3万多元”。

    苏先生表示,妻子常年照顾女儿没上班,家里就自己一个人上班赚钱,积蓄没有多少,担心因为费用的问题耽误了希希的治疗。

    涉案女子不爱搭理人 有居民想搬离

    12日下午,南都记者再次来到石岩罗租社区中新村,一家小卖部的老板余女士告诉记者,这几天小巷里大人小孩都在议论这事,大家都很关心小孩子的病情。她透露,涉案伤人女子体型很胖,平日里喜欢零食和饮料,来过几次店里买东西,知道很多商品的价钱,而且从来不说话。佘女士还记得,有一次她买完东西大力关冰柜的门,“还转头(对着自己)吐唾沫,睁着圆眼瞪着……当时我跟儿子都吓坏了,儿子如今都有阴影,见到她都会急急忙忙躲开”。

    与肇事女子刘某住同一栋楼的吴先生告诉记者,两年前搬到这里居住,经常在楼道里碰到刘某,曾经跟她打过几次招呼,但从没有收到回应。近两个月发现她经常恍恍惚惚的,“有时候衣冠不整地在小巷里转悠,还常常打赤脚。”吴先生说,这几天在物色其他住所,准备搬离此地。

    [现状]对一般性精神病患监护人 每人每年补助2000元

    根据市卫计委公开资料,目前在精神卫生综合管理方面,全市59个街道建立了由综治、卫生、公安、民政、残联等部门共同参与的街道精神卫生综合管理小组,全市634个社区也组建了由社区民警、社区工作站人员、社康中心精防专干、残联专干及患者家属的关爱帮扶小组,帮扶小组可为患者提供社区随访、维持服药与康复指导、转诊联络、应急处置、救治救助、家庭及社会支持等服务。

    深圳市、区精神卫生防治机构也开通了多条心理危机干预热线,并且,还有相关政策给予经济支持。根据2016年7月,深圳出台的《关于落实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制度的通知》,对深圳户籍和居住1年以上的常住非户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实行监护补助,一般性患者监护人,每人每年补助2000元;高风险患者的监护人、协助监护人,每人每年分别补助5000元和1000元。

    但是显然,相关帮扶措施实践中仍有困难。南都2015年时曾有报道,深圳在2008年时即建立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系统,每个社区有专门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服药叮嘱、督促治疗,但不少家庭心存忌讳或担心隐私泄露而抗拒,很多患者不来求医或不愿纳入管理系统。当时,深圳康宁医院表示,应管患者人数近1.6万,已纳入系统管理的在90%左右,但被纳入管理系统的患者数量与官方推测的全市有15万重性精神病患者数量有差距。并且,相对于精神病患者数量,精防人员也相对较少,人手上存在一定压力。

    [律师说法]精神病患伤人 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毛鹏律师表示,目前我国《刑法》对精神病人的责任能力划分存在三种情形,包括完全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限制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和完全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精神病患者若需负刑责,量刑方面如何审理?从多起公开判例来看,若伤人时存在患病影响辨认和控制能力的情形,依法可从轻处罚。

    以龙岗法院一则公开判决为例,去年4月,男子胡某某因家庭琐事与其哑巴哥哥发生争吵,其哥哥离家出走,胡某某心生焦虑,妄想是隔壁邻居将其哑巴哥哥关起来了,同年5月11日下午,胡某某在隔壁的女邻居回家时,突然手持铁棍击打女邻居及其女儿,并致两人轻微伤。
    胡某某后被警方抓获,经深圳市康宁医院精神病司法鉴定所鉴定为’妄想性障碍’及’偏执型人格障碍’,并且胡某某实施涉案行为时,受精神病症的影响,辨认和控制能力部分削弱(未完全丧失)。龙岗法院认为罪名成立,但案发时,胡某某受精神病症的影响,辨认和控制能力部分削弱,依法可从轻处罚,综合考虑以犯寻衅滋事罪,判处胡某某有期徒刑七个月。

    精神病患者伤人涉罪,监护人如何担责?毛鹏律师表示,由于监护人毕竟不是故意伤人的直接实施者或指示者,所以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可能不能追究监护人监护不力的刑事责任,但监护人作为故意伤人者的看护人,民事赔偿责任可能不能免除。伤者家属可以直接起诉监护人,要求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街道办说法]石岩街道:已到医院慰问

    据悉,石岩街道办表示,于7月11日组织人员前往宝安区人民医院对家属进行了慰问,就希希的治疗问题与宝安医院进行沟通,院方极为重视希希的救治工作,成立专门的治疗小组专责治疗。社区工作站对疑似精神病患者的管理非常重视,会定期排查相关疑似人员,并责令家属进行妥善监护。

    (来源:南方都市报 https://m.mp.oeeee.com/a/BAAFRD00002017071343621.html 2017-07-13)

  • 台湾有三分之一少年及儿童患有精神病 需要专业协助

    台湾的一项研究发现,当地有近三分之一的少年和儿童有精神疾病,需要专业评估和协助。

    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委托台湾大学医学院针对当地1万多名学童展开的调查发现,有32%的受访者患有精神病,而且有3%的人半年内有自杀念头。

    (来源:新传媒8频道新闻 http://www.channel8news.sg/news8/world/20170717-wld-twkids/3770400.html 2017年7月17日)

  • “安迪”整天担心的精神病,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与其将精神分裂症妖魔化,不如多一些必要的了解。

    据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病患者人数超过1亿,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数超过640万。在大多数人眼中,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可怕的疾病,由此产生了不少偏见甚至将其妖魔化,但人们在恐惧的同时却对这种病知之甚少。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精神医学科主任兼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三科主任施慎逊教授呼吁:“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病,必须接受长期科学的治疗,希望大众可以给予精神分裂症患者更多的理解和帮助,不要将他们妖魔化。

    ·“安迪”的担心大可不必

    目前,精神分裂症在全世界的患病率约在1%左右,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没有明显的差异。

    在日前热播的电视剧《欢乐颂》中,女主角安迪因为外婆和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而惶惶不可终日,担心自己终有一天也会发病,因而对生活和婚姻产生恐惧。一时间,有关精神分裂症是否会遗传的讨论在网上引发不少关注。

    事实上,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有遗传倾向的疾病,除却遗传因素外,它的发病和外界的社会心理因素等也有较大的关系。至于遗传的影响到底有多大、通过什么方式遗传,目前尚没有明确的研究结果。

    有精神分裂症家族史的人发病率虽然较普通人高,但也不必太过担忧。当然,他们在遇到后天的各种心理刺激时,会较常人有更大的风险。施慎逊教授指出,也有一些精神分裂症患者其实并没有家族史。

    因此,看待精神分裂症不必过分将其妖魔化。许多患者和家属听到“精神分裂症”就特别讳疾忌医,缺乏正确的认识,反而导致患者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每个人都需要一些“心理弹性”

    施慎逊教授告诉记者,精神分裂症如何才能早期发现,一直是国际上关注的重点问题。

    精神分裂症在发病前有一个前驱期,在这个阶段,尽管并未出现明显的精神病性症状,但患者已经出现性格、情绪、行为和社会功能等诸多方面的改变,甚至出现感知觉、思维、认知功能、意志活动方面的异常。

    这个阶段可能会持续1到5年,甚至更长。一般来说,出现以下几种表现值得警惕:

    一是认知功能下降,因为精神分裂症可能会产生认知功能问题;

    二是行为怪异,与常人的行为模式不一样,有些稀奇古怪;

    三是性格突然发生变化,情绪不稳定,尤其是无故的激动、易怒。

    当然,出现这些症状并不一定都是精神分裂症的表现,但当出现这些异样的心理活动时,应该找相关医生咨询或者诊断,缩短前驱期对改善精神分裂症的疗效和预后非常重要。

     “近年来,就诊于精神科的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抑郁症的患者不断增多。有些人抱怨是生活、工作的压力造成的,我建议应该培养一些心理弹性力,这就好比是一种心理免疫力,在遇到‘病毒’时可以及时起到保护的作用,有了这种心理弹性和承受力,就不容易得病。”施慎逊教授说。

    ·和糖尿病高血压一样  需长期用药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长期治疗和管理一直是一个难题。其实,这种病和糖尿病、高血压一样都属于慢性病,需要长期治疗。

    精神分裂症的治疗周期一般来说分为三个阶段:急性期治疗,以快速控制症状,减少损害为目的,通常需要治疗3个月;巩固期治疗至少需要半年;后续还需要药物维持治疗,以预防复发,促进功能水平和生活质量持续改善。

    在急性期,一般以药物治疗为主,第二代(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是一线治疗药物。同时,支持性心理治疗、行为治疗及家庭治疗也非常重要。

    施慎逊教授强调:“不少患者在治疗初期觉得用药效果好了、病情得到控制了,就忘记服药或者自行减药、停药。事实上,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时间宜长不宜短。患者必须严格按照治疗周期服药,切莫自行停药;否则复发次数越多,疾病加重程度越高,维持治疗期越长”。

    有临床数据显示,约50%的患者对抗精神病药治疗不依从。这种不依从引发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症状的加重、疾病的复发,反复住院,给患者及家庭带来巨大的负担。

    最新研究表明,我国精神分裂症患者1年的复发率为40.8%,有59.4%的患者出院后未能返回到工作或学习岗位,其中有55%的疾病复发是由于不遵医嘱服药造成的。

    近年来,为了提高患者服药的依从性,药物的口崩剂型已经成为一线治疗的首选药物之一,以受到各大国际权威指南推荐的奥氮平口崩片为例,这种药放于舌上数秒内就能迅速崩解,也可溶于水、牛奶或果汁中,大大解决了患者因为藏药、吞咽困难等原因造成的不依从,有助于降低复发率、住院率,更好地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来源:上观新闻 http://www.shobserver.com/news/detail?id=58446 2017-07-07)

  • “精神病人”犯罪事件频发!舆论真正担忧的是什么?

    2017年7月16日21时许,深圳宝安区西乡金港华庭沃尔玛超市内,发生持刀伤人案,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据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区分局官方微博@平安宝安 通报,案发后嫌疑人蒋某某被警方当场抓获。而吊诡的是,网民挖出2015年9月14日嫌犯蒋某某父亲在某论坛发布的一篇贴文,文中称蒋某某患有精神障碍症(未发病时为正常人),并附有蒋某某的照片,希望网友帮助寻找。

    这一贴文的真实性无从证实,但所附照片等详细信息与警方公布的相关通报和媒体报道信息基本一致。尽管蒋某某是否为精神病人尚需司法鉴定机关进行鉴定,然而其引发的舆论对于精神病人犯罪的讨论却再掀高潮。

    精神病人伤人事件频发引发舆论担忧

    近年来,精神病人伤人、砍人、杀人的事件不胜枚举,舆论对此早已沸反盈天。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相关统计数据,仅2017年以来,与“精神病伤人”相关的新闻报道达10205篇,与“精神病砍人”相关的有3001篇,与“精神病杀人”相关的有23399篇,相关案例在舆论场上传播甚广,不时挑动公众的神经。

    2017年2月18日中午12时25分,武汉市武昌火车站附近,犯罪嫌疑人胡某因口角纠纷将面馆业主姚某头颅砍下。事后经媒体记者了解,嫌疑人曾被宣汉县残联颁发精神类二级伤残证。
    2017年4月14日晚,常熟一名40多岁的男子赵某精神病发作,挥舞菜刀砍伤1名成人和3名幼儿,事后,赵某被鉴定为精神病发病期,无刑事责任能力,其家属付3万治疗款后,再没动静。

    2017年5月28日,贵州镇宁县一男子持刀沿路砍人,持续5分钟左右,致6死12伤,行凶者父亲称其有精神病史。

    2017年7月9日,深圳5岁女童下楼帮妈妈取快递,竟被陌生女子暴打致重伤。当晚19时,警方已将犯罪女子刘某抓获,该女子疑似为精神病人。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世界范围内每4个精神疾病患者中就有一个中国人,其中重症病患1600万,登记在册的严重性精神病障碍患者超过了510万。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唐宏宇指出,由于缺乏一套规范、连续的治疗和管理体系,相当一部分重性精神病患者“散落民间”,成为社会公共安全的潜在危害者。另据媒体报道,在过去几年,每年与精神病人相关案件都超过1万件,其中1/3是严重暴力案件。

    精神病人鉴定的主观性特征存有隐患

    2017年4月1日,南京“6.20”宝马案一审宣判,被告人王季进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该案被告人被南京一家医院鉴定为“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并最终被法庭采纳,依法做出适当从轻判决。这一认定在网上引发较大争议,舆论对精神病人鉴定的合理性提出疑问,新华社于2015年9月7日刊文《六问南京“6.20”宝马犯罪案鉴定过程》,对此进行了详细解读。

    尽管精神病人鉴定有一套完整的流程制度,如《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等,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主观推断特征,不能排除少数人以伪装手段将自己扮成精神病状态,从而通过精神病鉴定。2017年3月,云南网刊发的一篇文章中,昆明市西山区法院法官李文华指出,对于精神疾病的诊断,“每个鉴定医生的经验不同、思想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有时就出入很大”。特别是对于间歇性精神病,因案发当场不可能立即做出精神病鉴定,待事后由于时间流逝、证据缺失、案犯伪装且案发时间较短等原因,鉴定的难度大为提升。

    2015年9月,京华时报刊发的一篇报道引用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的观点称,精神病是可以“装”的。尤其是像“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这种突然发病又能快速自愈的精神疾病,基本上靠事后根据相关线索推断案发时的精神状态,而且很大程度上依赖口供。如果犯罪嫌疑人编造案发时的症状,非常吻合该病的临床表现,就会严重误导鉴定人员。

    更有甚者,个别不法分子买通司法鉴定人员,在犯案后将自己鉴定为“精神病人”,有的则凭借自身对精神病鉴定知识的掌握情况伪装成“精神病人”,最终逃脱法律制裁。2014年1月,包头市东河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显示,包头市某具有法医精神病鉴定资格的专业鉴定机构,党某、陈某、李某、宋某、张某等5人收受贿赂出具虚假鉴定,最终获刑。

    今年3月8日,南方日报刊文《要加快精神病人犯罪管控进程》,对法律界全国人大代表相关建议进行了梳理,文章指出,精神病司法鉴定作为重要依据,直接关系到了量刑规定,这就要求,必须要提升司法鉴定的科学性、真实性、公信力,该追责的要精准追责,避免被钻空子。

    公众期待完善精神病人犯罪相关制度

    根据2017年最新版《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这一条文是刑法对精神病人犯罪的一个约束,也是防止精神病人二次犯罪的重要措施。不过,由于精神病人家庭财力、社会认知和地方政府执行力等方面的种种因素,这一规定的落实还有待加强。

    据北京青年报旗下微信公众号“深一度”报道,2017年2月23日,陕西绥德62岁的“精神病人”白士高将47岁的女邻居及其6岁的女儿当街砍杀,随后疑似服毒自杀。而在21年前,他还曾将妻子和4名未成年儿女砍死并自剁双脚。如此身负5人命案21年的“精神病人”,长期以来既未受到刑事处罚,也未进行有效治疗,甚至在街头堂而皇之售卖“黄碟”和“土制毒品”。当地一老干部曾建议政协委员形成提案,将白士高送入精神病院,或落实相关组织对其进行定期“过问”,但最终不了了之。新旧两大命案,7条人命,发人深省。精神病人因精神疾患做出不理智行为,公众可以理解,而因家庭监护不力、社会关注不够、政府治理不当造成的恶劣影响,却是公众不满的实质。

    舆论认为,出于人道主义精神,精神病人犯罪虽应减轻、从轻或免除处罚,但在刑法等法律法规具体条文的规定方面,其严密性和适用性仍有待提高。2015年5月,中国法院网刊发评论文章《精神病人犯罪,法律不应止于不处罚》,该文认为,由于相关法律规定都相对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尤其对于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主体、程序流转、适用条件、法律后果等缺乏明确的规定,导致现实中适用该制度的案例寥寥无几,陷入了一种“看上去很美”的尴尬局面。这些现实问题能否妥善解决,对于有效维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和防范整个社会的安全风险都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人民网 http://www.sohu.com/a/159824162_570248 2017-07-25)

  • 神病男子咬伤母亲 准备点燃汽油被民警按倒

    7月17日,安徽宣城泾县28岁精神病患者肖某,突然发病欲上吊轻生,家人制止时却将母亲咬伤,肖某又从摩托车内抽出汽油,倾倒在室内欲点火自焚。接报警后,特(巡)警大队副大队长舒志兵带人赶到现场处置。在舒志兵刚迈进房屋的一刹那,肖某按下了手中的打火机,所幸打火机没有打着,在肖某准备第二次点火时,舒志兵纵身猛扑上去,一掌将肖某手中的打火机击落,与同事一起将肖某控制住带到室外,肖某随后被送医院治疗。

    (来源:新京报网 http://www.bjnews.com.cn/wevideo/2017/07/20/451156.html 2017/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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