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度调查
二、本月被精神病动态
三、精神病人权益
四、评论呼吁
五、民间行动与倡议
六、域外传真
墨尔本亚裔中介被控诈骗600多万刀还涉毒 医生称他有精神病不能坐牢
2017年11月号
主办：民生观察工作室
本期封面：李文元
分类： 第六十四期
杭州小叶自述一家三口被精神病的离奇经历
编按：杭州小叶一家的被精神病经历极具代表性，三人的现状及经历涵盖了该领域的诸多乱象。特此记录整理以供大家了解、讨论。
小叶，女，28岁，家住杭州拱墅区和睦新村。
2003年3月14岁的小叶受邀参加同学生日宴，席间被同学及家长极力劝酒。从未饮过酒的小叶，两杯下肚便感头重，眼皮沉重，四肢无力，特别是右手瞬间失力，握不住筷子，很快失去知觉。
“第二天等醒来，发现已躺在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门诊病房的病床上（此院是精神病院），事后得知是母亲求助社区人员把我送进医院的，我四肢无力，下体疼痛，全身疲倦。记忆中只有入院时一名值班女医生给我做了紧急处理，后来到我清醒没有一个医生过问一句。于是我们便回了家，在洗手间里我发现内裤见血，认为是来月经了，就用上了卫生棉，但出血量很少，当时不以为意，这件事就抛之脑后。”小叶回忆了事情的始末。
事情还要追溯到女孩的父亲老叶，老叶是浙江杭州人，62岁。年轻时因当场撞见女友与别的男人通奸，一时冲动打伤女友以及女友父亲，造成一轻一重伤。之后老叶脾气变得暴躁，与家人、同事的日常相处过程中均有摩擦。而此时，前女友的家人也准备起诉他故意伤人并索要巨额赔偿。此番情形下，小叶的爷爷奶奶以精神出现问题为由，将老叶送进精神病院住院，为此免除故意伤人的法律制裁。很快老叶便如愿的拿到了精神残疾证，并享受国家补助。（注：以上信息由父亲老叶讲述）。
小叶的母亲徐某，福建人，65岁。年轻历经文革期间中断上学、下乡务农、工厂上班等经历，之后又遇上感情纠葛，在这一系列刺激过后，变得抑郁，20多岁悲观厌世，无法工作，一直赋闲在家直到30多岁，并一直未婚。家人着急便想出对她实施“找男人强暴”的手段逼婚。因为这事，小叶母亲心中一直无法释怀，性格变得暴烈易怒，意志消沉，总冒出自杀念头，并表示将以强奸罪名控告家人。家人权衡利弊，强行将她送进精神病院，被收治入院，办理了精神残疾证，并享受国家补助。（注：以上信息由小叶母亲讲述）
出院之后，徐某被父母远嫁到浙江杭州与老叶结婚。小叶说：“结婚后父亲不把母亲当人看，对她滥淫无度、性虐待方式伤害她。母亲因此下体经常血流不止，患上了多种妇科疾病。同时，父亲对邻里大肆宣扬说母亲得过精神病，母亲遭到邻居的歧视，也造成她呼救无门的境地（每次反抗或呼救都被说成是精神病的问题），并两次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直到她不敢反抗与呼救为止。当年，既没文化，也没生存技能的母亲只能过着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生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我一周岁。之后，母亲的家人得知她在杭州的悲惨经历，便赴杭接我们母女返回福建。”
“（1990-2002年）我在福建成长的这些年，我和母亲的生活全靠母亲每月一百多块的残疾补贴以及外公外婆的补贴抚养长大；同时，父亲经常以各种理由向母亲娘家人伸手要钱， 2002年，外公外婆去世之后，没有生存能力的母亲，只得带着我重回杭州找我父亲。”
小叶与母亲回到杭州，2003年3月应邀同学生日宴，被劝酒晕倒住院。因此事，社区人员屡次上门探望。小叶说：“一开始街道金医生上门，是正常地嘘寒问暖，但后来一直询问‘有没有吃药、有没有幻听幻觉、你们要多多注意身体，不要犯病这些话题。’母亲就问这种特殊关心何时终止？医师只说这是政策，其他避而不谈。”
小叶说：“父母大事小情都喜欢求助依赖街道、社区，当年的社区主任秦某、以及街道金医师，被迫随叫随到，“照顾”我们。如此不出几个月，我们全家在居住地带迅速出名，也成了众邻里眼中的笑话。就这样不知从什么时候，我们一家三口被相关机构正式当做边缘群体关注了。”
父亲老叶为了拿到政府的救济金，逢人就说女儿的不幸遭遇，招致邻里人尽皆知，社区频繁上门，媒体进行采访，爆料小叶的离奇遭遇和她母亲的经历，此事让叶母极为反感，事后小叶父母为此争吵不断。老叶不加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和叶母又谈订立合同向叶母娘家索要50万的所谓治疗费，叶母气愤之余以死抗争，吞服150粒安眠药才作罢。
有一天，老叶又和叶母说自己在杭州安康医院有熟人，说每月生活费与治疗费只用交500元，就可长住。老叶已盘算好这笔费用由小叶二姨徐爱英给付20万。
叶母托人打听，得知老叶口中的安康医院，其实是一个非法羁押机构，专门收治社会上肇事闯祸且永无康复希望的重症精神病患。了解到这个信息之后，叶母娘家人拒付这笔钱，并指责老叶“狠心无情，想钱想疯了。”由于老叶没能如愿拿到钱，便到处造谣说叶母家族的人一个个不是智障就是精神病，是一个庞大的精神病家族，称其后代都是病儿，从此叶母与老叶的争吵越发的频繁而激烈，家中从此便再无安宁之日。而经历诸多伤害与刺激的叶母，脾气性格越发变得异常偏激，渐渐争吵由被动变主动，老叶终于2004年搬离家中，长年不回家。
老叶一走了之，小叶变成了母亲的倾诉和发泄对象。叶母经常因日常琐事与邻居爆发争吵，和邻居对骂、对嚎、互相诅咒、互飙脏话，由此引发剑拔弩张的大争吵。因忍受不了这种畸形的生存环境，小叶出现频繁流鼻血、呕血、与胃疼现象，被迫休学。在小叶休学与复学期间，发生两件事——
第一次是叶母到社区领取帮扶救助金，社区杨某对叶母说：“你女儿不该到一般医院看流鼻血，要领钱只能去指定的精神病院，不然不能救助。”叶母听了当即就果断放弃了那笔救济金。
第二次是社区刘某上门对小叶进行探望，说是分管民政与残联的，叶母吃惊地问：“为啥残联的人找小叶？小叶又没有残疾。”社区人员说：“你女儿不是因为精神病发作了才休学的。我向你女儿同学调查了，他们都说你女儿精神很正常的啊……”叶母觉得来者不善便与之发生争吵并驱离此人。这是忍耐了几年之后，叶母首次与社区人员交恶，但她的抗争却无效，她们母女二人立即被记录为“不承认有病”、“情绪暴躁不稳定”的重症精神病患，进行监控生活起居。
小叶这才发现：“社区、街道早已把我们家三口都无例外的贴上了特殊标签，我们的任何事，都必须与精神病挂钩。”那时，杭州市区正在进行拆违行动，很多人莫名其妙的上门让叶母以疯子撒泼的形象去抵御拆迁队，还说完事发红包，叶母驱逐了这些歧视与侮辱她的邻居。
叶母终因积劳成疾，逐渐心理发生变化，屡次因琐事与邻居爆发大争吵。而母亲也就成为社区人员口中的被投诉对象。“2007年的2月4日春节前夕，是让母亲久久不能平静的日子。这天由一二十人破门而入，一群人冲上去把母亲按倒在床上，强行对母亲进行注射。后来了解到冲进屋里的这一干人是由社区副主任带队，两名警察和十二名身强力壮的保镖联合行动，理由是快要春节了，众邻里便对母亲进行联名举报；当时因有街道精卫蔡医生的记录“严重幻听”症状，因此母亲便被推上加急待处理名单，此名单是老叶迫于压力而签的。事后蔡医生再次探视时，她才意外发现“夜半猫叫”事件是真实存在的，并非母亲的幻听。但她当时表示“既然针都打了，此事就别再提了。”
叶母带着小叶就此事上访至拱墅区妇联，区妇联在调查情况之时，社区与街道采用“传真母女二人昔日病例记录”的方式，运用精神病史这个标签“对上访人进行封口”。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街道残联医生白某、精卫医生蔡某，社区计生周某、社区残联张某先后分两批对小叶进行“慰问”，开出各种条件吸引小叶父母给小叶办精神残疾证。这个提议让叶母即惊恐又诧异。她惊恐的是女儿神志清醒好端端的，为何要办残疾证？她诧异重症残疾证这么随便就能办？叶母坚决不配合，没办法，他们便找到老叶，让他配合关于叶母娘家是否家族遗传精神病等家庭调查等，每次结束叶父都能带回小赠品。街道残联的人让叶母和小叶展示残疾人风采。
叶母认为，正常人被当作残疾人看待，是无法忍受之事。但叶父却很高兴，认为“礼物、救济金不拿白不拿”、“名誉、面子问题都是不实际的，不必在乎”。
从动员叶母办精神残疾证无效之后，事态急剧变化。很多本与叶母有过摩擦的邻居，也由背后议论发展到当面嘲笑、辱骂；小叶也逐步成为他们奚落的对象，很多社会男青年竟当面对小叶调戏、出言不逊。硝烟战火弥散在小叶家的四周。一天，叶母跟小叶说：“还是听社区的，去办残疾证吧，但我们不选精神残疾证，改选智障残疾证。”
2008年12月19日，街道的70多岁的周老医生陪同小叶母女前往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给小叶做精神残疾鉴定。叶母与见到的医生一一讲述了“被精神病”的人生经历和小叶当年的情况，鉴定医师当场判定小叶为“酒精中毒”、或者“被下致幻药”导致的维持12小时精神错乱情况，但由于当时时间仓促，无人知晓内情，故导致误录为精神分裂病例档案。又与小叶交谈了十五分钟左右，医师当即给小叶写了“无精神病”的诊断书。叶母激动地差点给医生下跪感谢。
小叶说：“母亲之后又另挂科室，给我进行智力鉴定：那里有很多人排队等候，依照叫号顺序，平均每位病号只有5分钟的鉴定时间，鉴定方式：与医生互问互答。轮到我时，医生让我看试卷做20道题，我心骇然：第一次发现，原来精神鉴定与智障鉴定竟是这样零门槛，任何人想装疯卖傻都可蒙混过关。这些题我明明全都会，但要故意答错，我感觉很违心，最终只勉强答错几道题，医生给写了轻度智力障碍的诊断，但这个分数还不够办理弱智证。”
“次日，对于这个鉴定结果，社区与街道反应无比激烈：大家众口铄金地指责我母亲肯定没有对医生说实话，才办不了重症精神残疾证。并对我母亲施压，提出“还是由我父亲带我去做鉴定”的要求，他们认为我父亲才愿意说实话，因为这几年都是我父亲肯说我有精神病。残联白燕和街道蔡伟茹医生后来又说，要求我重办一次，这次由他们作为我的监护人说话，如果还是办不成功，社区和街道会想办法托相熟医生说话，无论如何也让我的重症精神残疾证办下来。”
“母亲回来指责我说：都怪你那天不肯答错题，不肯办弱智证！妈妈上回不该带你一起去妇联上访的，现在大家盯上你了，你知道妈妈为啥要你装傻办弱智证吗？因为他们一心想要你办精神残疾证，而你只有办弱智证，他们才会取消对你强灌精神病药物的念头，那些药物正常人吃了损害身体，甚至丧命的！既然他们的目的只是要剥夺你上访的权力，只要你服软，说自己是傻子，办弱智证（弱智不会被要求吃药）其实也一样的。他们就会考虑放过你。我当时含泪哽咽，却无法反驳母亲的话，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会变得跟奴隶一样？已经没有基本的人权和尊严了，之前只有在小说和电视剧中看到过，主人公遭受迫害，尔后不得不靠装疯卖傻蒙混过关，才得以逃生，不想我亲身体验了一把这样的感觉。”
小叶说：“在内忧外患的生存环境下，我于2009年离家外出谋生，但不料我一离开，父母立即去派出所报案，当地派出所以精神病女儿离家出走，为由快速立案；与此同时，我的照片被贴到了媒体上，迫使我不得不返家。父母从此对我严加监控，采用扣押身份证、不许单独出门、发现出门立即派人尾随等手段限制了我的基本人生自由。我父亲告诉我，离开杭州没有用，就是跑到地球上的天涯海角都一样的。我们这边的社区、街道、派出所已经在网上给我建档，全国通用，我就是精神病人，永远别想摘下精神病人这顶帽子，这个档案就像是犯罪前科一样，是会跟着我一生的，我是逃不了的，逃到哪里都没有用。”
母亲对小叶说：“外面坏人更多，你出去了更危险，还是听你父亲的。”小叶表示：“就这样不论我做什么，父母都要跟着，每次得到的工作机会也只能作罢。”
2009至2012年期间，走投无路的小叶在网络上倾诉了自身的遭遇，朋友们听了觉得不可思议，大家众口提出“国家是否真有这种监控政策”、“是否真有这种精卫管理机构存在”的怀疑。如果真的存在，那就是政府暴行，是一种公开彰显的扰民行为。如此，那岂不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了？在大家的鼓励下，小叶在“杭州12345政府网”写了控诉信。不曾想信件被直接转交给被投诉对象（杭州当地基层工作人员）。“这件事，我闯了滔天大祸，在当时引发了轩然大波。在我住地埋下了随时能引爆的定时炸弹，一个个恨戾的眼神，一个个公然对我吐吐沫的邻居……每次从外回到家，我都不敢出门。”
“我母亲的精神状况也每况愈下，日复一日加重，逐步发展为：严重迫害妄想、严重臆想、所有病症的表现形式都是统一地骂人。后来，发展到对我进行病态控制：我的饮食、起居、吃喝拉撒都要听她的安排；她不准我工作，在家长年陪着她；她收走我的大门钥匙、身份证、银行卡、手机，没有她的同意，我没有资格要回；她把柜门上锁，认为左邻右舍经常隐身进门偷窃、或者调换我们家的东西，故每次出门务必留下各种标记，回来之时要详细检查一番，但依然能看出很多问题，并且能绘声绘色指出是哪一户邻居偷窃的。”
“这些年母亲病情发展迅猛，我在向亲人、街道、精卫发出多次求救信息而遭拒。精卫的李安医生次次以·你母亲态度激烈，随访医生上不了门、你母亲会向上面告状的，不敢轻易上门、你母亲既然不会动手打人，那就再忍忍吧·为由拒绝探视。”
“就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至我耐受不住精神折磨，身体上长了肿瘤，并时常流鼻血与呕血，生命岌岌可危，但却依然无人救援，而是看着我自生自灭。”
“2015年借着祖母离世的事，社区与街道又再次开条件动员我父亲为我办精神残疾证。近几年，我父亲改变了不少，已经没有主动找社区与街道索要救济金，但社区与街道反过来总是主动找他商量发放“政府救济金”一事，但前提条件就是“你们女儿要办精神残疾证。”这一次，街道精卫医生李安致电说：社区与街道同情我们家的遭遇，会给予安抚，但需要我赶紧办重症精神残疾证，要求我父亲瞒着我，以欺骗的方式带我过去，届时大家会与医生打好招呼，残疾证肯定能稳妥地办下来。这一次，我父亲意外的拒绝了他们，但没想到，精卫的李安医生次日再次致电我父亲，依旧一番劝说，不断以救济金、低保户、廉租房等条件试图说服我父亲，但均未成功。”
“2016年杭州举办G20峰会，社区主任周某电话传讯我父亲到社区，社区发给他关于我们一家三口的问讯名单，对我父亲例行询问：你有没有杀人、毁物之类的念头？、你老婆有没有杀人、毁物的念头，以及还有没有跟邻居吵架？、你女儿有没有发脾气，跟邻居说话吗？她有没有工作？’父亲分别做了否定回答之后，社区民警对他说：‘反正你们三个互相监督，大会期间不能出乱子。’”（注：以上信息由父亲老叶讲诉）
小叶说：“在G20峰会大型管控政策实施期间，我再次向社区与街道发出给母亲治病的求助信号，社区以‘我与父亲都有精神病史”为由，剥夺我们对母亲的监护权，对我开出“找你的其他亲戚来签字”的条件。要求我亲自书写申请报告，由堂姐签字，这份报告才生效。就这样，母亲的精神病情足足拖延了近十年，今朝才得以顺利送医。”
“因一家三口都是精神病的原因，在‘只认监控名单，不识人’的新一批公职人员眼里，我们三人都没有区别，他们不分受害者与施暴者。母亲送医之后，街道精卫医生在车上对我大声训诫：‘叶某某，你妈妈是送医了，你自己也要注意点啊！不要犯病闯祸啊！交代你的父亲也一样啊！’之后，当地派出所民警冯某对我下达‘不得独居，必须到堂姐或者其他亲戚家生活’的命令，并表示，这项命令会有警察随时上门检查的。我才发现，我不知何时，已经丧失了独居的权利，像个犯人一样，人生自由受限，这时，我已经心灵麻木了。”
后来，叶母终于被送医了，戏剧性的是她一改往日暴怒的性情，隐藏自己各类病症，在医生面前保持冷静，并反复诉说自己“被陷害为精神病”、“被自己的女儿出卖、被大家合谋算计”这些话，在医院博得多数医生与护工的同情（其中包含主治医生杨某与老年心理病区主任陈某），事情发生了360度大逆转，叶母被确诊为无精神，一个月后被接回。
小叶说：“我们看到的一个畸形现象是：至始至终，根本没有人希望跌倒的受害者走出阴影，重新站起来，而是众望所归更愿意这个人直接致残，甚至以‘进过精神病医院，有过病史记录’为由，要求一个好端端的正常人必须以永远的病人、残疾人的方式生活。”
事已至此，小叶一家三口被精神病的离奇经历，让我们再次将目光转向一个严峻而深刻的社会问题：“重症精神病残疾”关乎法律方面的责任担负问题，也关乎当事人个人的重大人权问题，有无重症精神病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绝不是儿戏；其次，公职人员与随访医生出于何意，三番五次致电或上门，以类似于公司销售员“洽谈业务”的方式，反复动员当事人的父母，欺骗当事人办残疾证？而且听他们说话的意思是：重症精神病鉴定非常容易，有熟人关系，只要去了就稳妥办下来。后来主人公小叶通过查阅资料，得知这是全国精卫管理机构，每年层层下发至各级街道与社区的工作指标，街道社区必须完成每年新增2%的重症精神病例指标，才算完成工作绩效。
因此，判断本文女主人公小叶是否精神疾病，本来应该由专家来判断，政策也写的很清楚：只有对没有自知力的肇事闯祸重症精神病患才纳入管控名单，而女主人公仅仅空前绝后的一次“突发昏迷（真相不明）”，且从无肇事闯祸记录，为何会一直受着当地基层公职人员的“关注”？女主人公的遭遇明显是应受保护的对象，她的突发昏迷、遭受迷奸经历是一道心灵之伤，任何一个具有正确判断力的人都知道，根本不该反复被提、就连善意的关注都该被禁止的；但本文女主人公却莫名其妙地成为被管控的对象？这里的公职人员合理合法地拿捏着她的伤口进行“探视关心”？这里的街坊邻里大大方方地讨论女孩的经历，此情此景令人骇然，不知这是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还是退步？
本刊认为“该收治不收治，不该收治被收治。”是目前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存在的两大问题。相比之下，“不该收治被收治”比“该收治不收治”的问题更严重、更迫切，因为后者只是部分精神病患者的权利没得到保障，而前者则让每个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都受到了威胁。
北京李文元关精神病院十四年 女儿拒绝接出
最近，被女儿送进精神病院14年的李文元老人透过朋友及律师发出呼救，希望早日从精神病院解脱出来。
李文元，男，64岁，回族，北京人，童少年是在通州区南大街回民区长大，退休前是北京公路一局路桥公司的职工。据知情人介绍，李文元是在2004年被女儿送进通州的精神病院的。
10月27日，李文元朋友的夫人王女士和律师刘建军前往医院专程前往医院探望了李文元老人。刘律师表示，与李文元交流，完全属于正常人，没有丝毫精神病的状态。律师注意到李文元腕上的手牌上显示他的病属于“酒依赖”。李文元说多年前不过是因夫妻关系不和谐而养成了喝酒的习惯，但他喝醉了从来不闹事、也不吹牛，就是睡觉。他的女儿14年前先是把他强行送到通州的精神病院，8年后又转到昌平现在这家医院（昌平区精神卫生保健院）。李文元说他女儿至今已经6年没有到医院探望他了。
“这是我妹妹给我玩的套，她想我的房子，长期不让我出去，她好占用我的房子。”李文元说：“我闺女把我送进来，是她们俩配合的。我04年进来的，现在已经十四年了，你看我哪身体有毛病，我脑袋、胸、内脏，关节哪有毛病？”
律师：“04年几月份进来的？”
李文元：“几月记不清楚了，是夏天。”律师：“我觉得你闺女和妹妹已经构成虐待罪了。”
李文元说：“她们这样做无非就是要霸占我那点儿房产和工资、存款，目的就是让我死在医院。”李文元对律师说，自己已经14年没喝酒，酒依赖的病早该治疗结束了吧？一直不放他出院是因为女儿已经把医院的黑心医生买通，造成的现状就是除非他女儿同意，他出不了医院。
刘建军律师表示：“作为律师，我个人认为她女儿已构成虐待罪。我已接受李文元委托，将代理他进行控告、诉讼等。”并发出呼吁：“请朋友们帮忙转发、呼吁、出主意，以让这位可怜的老人早日回家。”
本刊就李文元之事对知情人王女士进行进了一步了解。
王女士说：“李文元和我丈夫是邻居，他俩都是回民。他因喝酒后有时会在路边睡着，被女儿李欣送进精神病院，己15个年头，现已6年没去看望，他多次向主任、大夫和女儿要求出院均遭遇拒绝。”
“2015年，李文元在昌平区精神卫生保健院见到我丈夫（被政府送进去），如见亲人，如见救难人。让我丈夫一定救他出去。我丈夫于2015年11月18日（已26个月）被通州区国保警察接出通州区精神卫生保健院。多次想接李文元出院均未能如愿，请大家帮帮李文元！”
本刊：“李文元还有什么亲人吗？”
王：“还有姐妹兄弟，他姐姐和弟弟去看过他。但都不愿接他，我丈夫去他弟弟家找，他弟弟很不友好，说我丈夫是政治犯是精神病，我给他弟去电话，他说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并且要起诉告我。”本刊：“他女儿的情况你了解吗？”
王：“坚决不接她父亲，而且告知所有亲属，谁接谁要管到底，包括生养死葬。”本刊：“她夫人是什么状况能做他监护人吗？”
王：“他夫人和他离婚，连女儿都不要，女儿是他妹妹（女儿的姑姑）带大，因此他妹妹和女儿都不愿接他，夫人更是没有往来。”王女士说：“有的大夫很同情，见到我和我丈夫，要我与他家里人沟通，把他接出去。但主任却坚决不让，表示必须他女儿来接，任何亲属都不行。而且难就难在，他的亲属里没有愿意接的。”
据了解，李文元的童年时代，在通州区南大街的回民区长大，那里都是回民。回民最忌讳抽烟喝酒等恶习，李文元即喝酒又吸烟，因此在亲属里被认为罪孽深重。加上他女儿的威胁，因此大家都不敢去接他出来。知情人介绍，这家医院（李文元住的医院）情况比较特殊，属于中国特色的为政治服务的医院，是当局对异议人士、访民强制进行精神病认定和强制医疗的医院。
“当然，这个老头不属于政治犯，他只是政治犯的朋友。”对于昌平区精神卫生福利院里的生活状况，王女士说：“里面生活很苦，菜里没油，都是便宜的季节菜，而且又稀又少，真正的重病号，生活不能自理，同在一起生活，我丈夫在里面睡觉时差一点被重病号掐死，很痛苦的。”
现在刘律师和王女士他们正在积极筹划怎么才能尽快将李文元解救出精神病院。他们希望朋友们帮忙呼吁、出主意，以让这位可怜的老人早日回家。王女士电话：15652327817
山东柳欣因身体虚弱两次被送精神病院
本刊联系上柳欣时她第一句话就是“我是被我哥欺骗着去了济南精神卫生中心！”柳欣说“ 这个医院给我的诊断是，无精神病症状的抑郁症。”
“我还去过我们当地的县级精神卫生中心，也是被欺骗着去的，两个医院的诊断都是抑郁症。”
“前几天，我去济南精神卫生中心了，那是我哥骗我住院的那个医院，快十年了，那条拖过我病体的哭泣和挣扎的心碎之路，那个让我躺在地上，打碎了眼镜的大厅，恍然一切就在昨天，一切像在梦里，我是病重垂危的状态下被骗到精神病院的，所有一切都那么的刻骨铭心。”
在柳欣的回忆过去、感伤往事中，事情的轮廓渐渐显现。
柳欣，女，山东淄博人，44岁，大学文化，齐鲁石化公司职工，从前的职业是会计，2006年，单位改制，柳欣因为职业的原因，被卷入领导间的内斗中，成了最可悲的牺牲品。在经历了一系列打击后，她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为治自己怕冷的毛病，相信一个“火神派”的疗法，半年之间，吃下了20多斤附子，和十多斤的人参，结果，被治得卧床不起奄奄一息。生活不能自理，完全要由父母照顾。在2008年的一天，病重的柳欣突然被哥哥强行送进了精神病院。
柳欣向本刊诉说了事情的经过：“因为我已经卧床不起了，我妈说，这样不是办法，我妈让我哥给我打听个医院去看病，我哥就把我父母还有我一块骗到济南那家精神卫生中心去了，至于为什么谁也不知道。”
本刊：“你哥这么做有什么原因吗？”
柳：“我生病到卧床不起程度了，因为我没有精气神了，我哥认为我应该去看精神科医生，认为我这么年轻就卧床不起是不正常的。”本刊：“具体时间和医院名称你记得吗？
柳：“2008年2月份，去的济南精神卫生中心。”本刊：“当时到医院你是什么状态。”
柳：“一进那个门，我就不想去了，我哥说，来都来了，去看看吧，一看，那医生就让我住院，我不同意，结果，出了医院的门，我哥就对我实行暴力。就是被我哥在地上硬拖到了病房，像拖死狗一样一直拖的。”本刊：“当时医院是怎么处理的？”
柳：“医院没人管。我记得我在大厅里躺好长时间，最后我哥坚决要把我送进去，我爸帮忙了，他俩把我抬了进去，那天我嗓子都哭哑了，眼睛也很红肿，其实我身体很糟糕，所以病历上的记载都是我被家属扶进去的。”在柳欣后来自己复印的病历上写着：“由家属扶入病房，个人生活及大小便不能自理，人极度消瘦，只有65斤，卧床不起状态。”
柳：“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一个病重的病人气血极度衰虚，身体到处疼、麻，痛苦不宽，他们不去找身体上的原因，却偏偏要去找心理上的原因，我哥有什么权利不顾我的生死，用暴力对付这样的病人？”
柳欣对此忿忿不平：“医院里很明显的一个做法就是来者不拒，不管你得的是什么病，所有的人只要去精神卫生中心，一律都是有病的，他们都会给你扣一顶帽子”。“我认为，作为病重的病人，经历了一场，被剥夺的人格和尊严的暴力，那个过程我肯定不是人，我的自我意志完全不被尊重，他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对我？”
关于本刊对“身体不舒服，怎么他们会想到把你送到精神病院。”的疑惑，柳欣表示：“我也很不理解。”
但这次医院给出的结果是“无精神病症状的抑郁症”。回去后仍然由父母照顾在家休养。令柳欣没想到的是2008年精神卫生中心事件发生后一年，自己会再次被送进精神病院。
2009年的一天，柳欣的哥哥带着爸妈去了趟县里的精神病院，回家后告诉柳欣，北京来专家了，在张店的中心医院等着给她会诊，让她下楼。“我下去了，一个面包车早在那等着呢，我上车以后他们就直奔精神病院，到了精神病院门口，车停下来，我刚一下车，发现地方不对，肯定也不想配合，从楼上下来三五个彪形大汉，拿着绳子，然后他们用绳子把我捆起来，抓着头发，抓着腿，把我像拎小鸡一样的拎到楼上去。”
柳：“事后，我问过我妈，她说听大夫的诊断，我有抑郁症，她都是按医院的要求对我的。”
本刊：“医院要求她干什么？”
柳：“要求她欺骗我，把我带到医院去，所以我妈骗我去张店，实际上去的淄川。我被骗上楼以后被捆在床上，不能下床，整整一天，上厕所也没法上，我父母全程在陪着我，他们精神病院就是这样对待病人的，我看我哭的很厉害，爸妈就去求医生给我松绑。”本刊：“那是一个什么医院？”
柳：“淄川第五人民医院，是一个精神病专科医院，这个医院给我的诊断也是抑郁症。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仅仅是抑郁症，却要对我如此暴力。”本刊：“他们都给你做了哪些检查？”
柳：“所有的检查都做了CT、脑电图，各种检查，反正一共做了两次，每次都花三四千。”柳：“我刚住进去，那个主治医生姓杜，这个杜主任就说，我保证给你治好，你这个病，我们有把握把你治好，你就是上北京安定医院也是吃这些药，你只要听我们的，我们保证给你治好，其实我住进去还是卧床不起的状态，但是他们要检查吃药，检测舌头，不吃不行，吃了药，我的肝受不了，看东西总是重影。后来住十天左右，我妈看没有任何好转，就要求出院，那个杜主任坚决不同意，当时下大雨，她要求我爸来医院，阻止我们娘俩出院。我爸说：杜主任保证你能好，听大夫的，死也死在里头，不能出院！最后住了15天以后还是没有任何起色，杜主任的话就那么可信吗？我和我妈又坚决要求出院，杜主任劝了一个小时以后不得不同意我们离开。”
本刊：“具体时间记得吗？”
柳：“我有复印的病历上面都有具体时间。”本刊：“方便把病历资料发过来吗？”
柳：“病例很厚，很多啊，反正诊断结论都是抑郁症。中国的官方媒体好像不允许发我们这种人的遭遇，从前有个天津的记者曾经采访过我，但他说他不敢发。”出院后柳欣的身体依然极度虚弱，每次由母亲用拉煤气的小车拖着去看病，后来对西医失去信心的柳欣开始研究中医，自己用中药调理身体，身体渐渐有了起色。
柳：“根据抑郁症的诊断，我后来办了残疾证，确定为精神残疾四级。”柳欣非常担心：“有了这个残疾证，是不是就可以认定被精神病了，残疾证上监护人一栏是我妈，所以我也怀疑我的民事能力是不是受限了。大概2008年年底，我们当地的残联副主任杨主任，来我们家练气功，规劝我父母给我办理残疾证，说抑郁症就可以办出残疾证，那样单位在工资上就可以照顾一块，我父母一听很高兴，于是稀里糊涂得我的残疾证就办下来了。”柳欣道出了残疾证的来由，并说：“这个残疾证是2010年办下来的。”
柳：“但是这个残疾证的背后，却隐藏着很多的疑点。首先，我从来没有进行过什么精神鉴定，我在精神病医院里的诊断结论都是抑郁症，而我的残疾证上，被认定为精神残疾四级，我的监护人是我母亲，我后来要求残联给我提供体检档案，在再三推拖之后，残联给了我一份鉴定结论为抑郁症的残疾鉴定报告，而两个鉴定医师，我一个也不认识，但网上说一般抑郁症是办不出精神残疾证来的，那我怎么办出来了呢？因此，我现在的主要疑虑是，我的身份到底是不是被精神病了？我的民事行为能力是不是受限了？”柳欣心中存在着这样到疑虑。
“我们单位股份确权，委托的律师，要求我妈必须签字，因为在残疾证上我妈是监护人。”柳欣说：“最终我拒绝了，因为我觉得我妈签字就代表着，我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残疾证上的监护人，根本就不是法定监护人，不是法院判决的，没有法律效力。但是那个律师非要求我爸和我妈针对我的民事行为能力，作出一个承诺，说我是清醒的，（律师）为什么如此固执？我也是有些疑惑。”柳欣言语间透着浓浓的疑虑。
前一短时间，柳欣正与一些相同遭遇的朋友和专业律师一起讨论，自己是否要通过诉讼来确认自己的民事行为能力。后来她给本刊发来消息：“现在国内被精神病，想打官司平反，能赢的概率非常低，而医院给我的诊断都是抑郁症，先这样吧，我也不会去打官司，以后要是再遇上事儿再说吧！”最后柳欣说：“我心里还不是特别踏实。”
压力大曾患精神病 王藏妻子跳湖获救
北京异见诗人王藏妻子曾患精神病，日前在昆明失踪，他随即报警并在网上发出寻人启事；其妻周四（7日）被发现跳湖自尽获救，目前无大碍但精神恍惚。
王藏周四（7日）对本台表示，下午约五时，接到翠湖派出所电话，指妻子王利芹在翠湖跳湖自杀，被路过保安发现，将她救起时昏迷，送院抢救后苏醒。警方将她带到派出所，他从该处把妻子接回家，曾问妻子这几天发生甚么事，但她没有说甚么，可能需要休息。
在周日（3日）下午五时多，其妻自昆明巿五华区其弟经营的撞球俱乐部离开后失踪。王藏指，她在跳湖前在外面流浪了几天，不知发生过甚么事，她身上没带钱及手机，警方说她没发生甚么事情。
王藏说：现在我也分不清她精神恍惚，是因为这个病的关系，还是因为几天没吃饭，还是这几天遭遇了甚么。我问派出所，她今天遭遇了甚么，他们没有想起甚么。
王藏几年前被关押期间，其妻曾遭到当局指使的不明人士抢劫及恐吓，并指会弄死孩子，令她很惊慌。此后他们在宋庄住所被逼迁及断水断电，其妻崩溃，诊断为精神分裂，家人将她送到北京安定医院治疗约半个月。王藏指，今年4月底，妻子治愈出院，他们与三名年幼孩子，一起搬回老家昆明生活，半年来妻子没有异常，所以没有再服食精神病药物，今次她突然离家出走。不过，5月底，一家人刚搬到昆明，曾经被不明人士殴打，妻子再次受到剌激，当时没有精神病发作，但可能留下阴影。
王藏朋友表示，今年上半年，王藏妻子因精神病在北京住院，其后在昆明生活有好转。今次她应该不是迷路，是心理及精神状态出问题。王藏坐牢时，其妻带著小孩在宋庄长期受到打压，她的压力非常大，生活悲惨的情况，作为朋友，也感到难过。
朋友说：她（王利芹）的压力非常大，她有三个孩子，然后王藏被关，她压力很大，心理上可能就是，这是很多年以来的事。他们到昆明以后，肯定是说条件好了一点，跟家人在一起，有人照顾还是好了一些。
现年31岁的王藏，原名王玉文，为异见诗人、影视编剧及画家。2012年搬入北京宋庄艺术区。2014年10月，因在网上发布撑黄伞照片，并举办诗歌朗诵会声援香港占领运动，王藏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关押九个月后，检察院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王藏关押期间，妻子受国保骚扰，并在宋庄的工作室曾多次遭到逼迁。
（来源：自由亚洲 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missing-12072017090003.html 2017-12-7）
广东余建凤被判3年9个月 曾被强做精神鉴定
广东维权人士余建凤案2017年9月19日在广东省阳山县法院开庭，被一审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9个月，刑期至2021年4月11日。
余建凤（女）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人，广东省阳山县居民，维权人士。早年曾从广西到广东佛山打工，后在广东结婚并育有一儿一女；2010年3月，曾因未成年女儿在中学住校学习期间遭到暴力殴打、逼奸毁容，其虽然诉诸于法律，但案件不仅没有得到公平公证裁决，其女受害后反而遭到所在广东省清远市田家炳中学主要领导、国家教育行政机关清远市教育局及广东省教育厅的歧视，将其开除学籍，致其女儿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同时，其未成年儿子亦因此遭到校方歧视失学，学业被毁；为给女儿讨回公道，其自此走上维权之路；维权期间，其虽四处投诉申冤，但终无果效，后经过不断的努力维权，其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维权公民，曾多次积极勇敢地参与过多种公共维权事件，监督政府执法，也因此备受警方的暴力殴打、非法监禁、刑拘、劳教等。
2017年7月12日，因其申请港澳通行证欲赴澳访友，遂被广东省阳山县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再次刑拘；同年8月8日，被以同罪名转正式逮捕；2017年9月19日，其案在广东省阳山县法院开庭受审，被一审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9个月，刑期至2021年4月11日。
据悉，刑拘期间，狱方曾纵容唆使多名牢头狱霸连手对其进行暴力围殴，使其手骨骨折，又拒不给其及时救治，导致其终生残疾，痛苦万分；为达到维稳控制目的，广东省阳山县警方还指定粤北第三人民医院对其强制作精神病鉴定，企图将其关进精神病院；其家人亦受到各种恐吓威胁，使其全家生活变得十分艰难。目前仍被羁押于广东省阳山县看守所。
（来源：维权网 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7/11/39.html 2017-11-26）
东北复核案囚者向心理医生袒露抗争理念 遭转送小榄精神病院
梁颖礼facebook本周一（20日）发布其在狱中寄出的信件内容。信中提及梁指自己本月14日从高院返回塘福惩教所后，被转送小榄精神病院。
而梁表示，被转送精神病院的原因，是因「初入册时见心理医生，他问我是否清楚自己因甚么事入来、心情如何之类（都只是一些基本问题）」，而梁坦承自己想法，包括「关于东北发展规划的不公义（四万份反对书VS七份同意书、强行收地实况等等），又提到素食合作社和他与乐队意色楼AN ID SIGNAL的巡演。心理医生问及有甚么搞抗争的人值得尊重，他提到甘浩望神父和行为艺术家程展纬。梁又指，事后该医生「向同事大嗌：『四个大字』，之后我知道『四个大字』即是要送去小榄或精神有问题的意思」。
梁在信中指，次日即被转送小榄精神病院并遭单独囚禁，期间听到「其他房间的人大嗌、不停拍门、哀求不要打针」。他又批评「只要相关人员在他手上的表格上一剔或交叉，我就很难证明自己不是他们说的精神有问题，他们手上的纸笔是极暴力、残忍的工具。」他指入狱后再被送入精神病院，是「极端情况」，没有比「二度伤害更贴切的形容」。
（来源：香港01 https://goo.gl/ov9GtS 2017-11-24）
江西弋阳访民被精神病 录视频呼吁各界关注
近日，推特上出现一则由一位江西访民呼吁大家关注其被精神病的视频，这位自称来自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漆工镇徐大勤（音）的访民用手机在疑似一所精神病院的地方拍摄道： 10月18日晚上12点，漆工镇政府和弋阳公安局从徐大勤（音）的姑姑家（横峰县葛源镇）将徐大勤（音）抓到漆工镇人民政府，后被漆工派出所抓到弋阳县精神病医院，徐大勤（音）表示：“希望各界人士关注我，我只是为了一个公道，讨一个说法，他们（漆工镇政府、派出所和弋阳县公安局）这样惨无人道地对待老百姓，这是不是合情合理？！谢谢大家！”
因视频并无字幕和更多信息，请知情者或能提供线索者联系笔者（电话：186-7230-6411），以便本网能进一步报道和关注。
小伙行为异常“被精神病”，原来竟是“神经病”？
生活与健康讯：抽搐一直是大众用来判断是否是癫痫发作的典型症状，但其实许多癫痫病人发病的症状不包括抽搐。事实上，在我国至少一半以上的癫痫患者没有得到正确有效的治疗，而对癫痫发病的表现缺乏足够的认识是其中原因之一。
年轻小伙刘先生就得了一种“怪病”，发病时见人就说自己是公安局局长，家人认为他“失了智”赶紧把他送往精神病院治疗，效果始终不佳，差点延误了病情。好在后来确诊是额叶癫痫，并经过手术和药物治疗，得以治愈。
问：我们来问问我院神经外科主任陈书达主任医师：刘先生的症状明明就是精神行为异常呀，为什么在精神病院治疗却没能控制好病情呢？
答：原因很简单，刘先生虽然有精神行为异常的症状，但是有此症状的却并非只有精神病。就刘先生这一例来说，他最终是被确诊为“额叶癫痫”。额叶癫痫患者常会出现肢体不对称僵直、头眼歪斜、精神行为异常等，许多额叶癫痫病人出现精神行为异常症状时，家人会误以为是精神病，误将患者送至精神病医院，因此没有得到正确治疗。
（来源：搜狐 https://www.sohu.com/a/207597134_676780 2017-11-30）
女子蹭婚宴被拆穿后失控 被曝有精神疾病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台湾一名吴姓女子日前乱入婚宴失控惹议。在连日遭网友人肉搜索后，有自称相识20多年的友人跳出来发文，曝女子健康状态及家庭状况，强调她并非想白吃白喝，而只是一位没人照顾的病人、单亲妈妈。
一名与她家认识20多年的李姓女网友，昨晚在网上表示，吴姓女子家有高龄双亲、育有一子，家庭濒临清寒，是单亲妈妈，患有精神疾病。
李姓网友转述，吴姓女子母亲得知女儿的脱序行为后伤心落泪，透露吴姓女子才出院不久，近日突然不就医、不吃药，导致“乱骂、乱说、无法正常沟通”。
文中坦言，吴姓女子脱序言行确实让家中亲人难过、难堪，但期盼大家别再苛责“单亲妈妈的她”，感叹“她只是一位没人照顾的病人而已”。
不少网友表示同情，纷纷留言“如果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跟反省，我想一定会被原谅的！”“看似笑话的影片，原来背后有这么多的洋葱”。
另有网友认为，亲属应进一步协助讨论道歉事宜，别让被骚扰的新人带着负面婚宴回忆，“精神疾病虽然无法控制，但也不能当作是扰乱他人生活合理化的借口”。
（来源：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tw/2017/11-23/8383447.shtml 2017-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