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度调查
二、本月被精神病动态
三、精神病人权益
四、评论呼吁
五、民间行动与倡议
六、域外传真
芳华：29岁美女被诊断为“精神病”，只因14岁写了这样一篇文章
芳华：她因个性叛逆被当精神病，31岁接受“脑切除”后判若两人
2017年12月号
主办：民生观察工作室
本期封面：任迺俊
分类： 第六十五期
上海任迺俊“因言获罪”被关精神病院
年过60的任迺俊因长期关注人权做一些社会公益活动，经常写一些自己的观点与时政言论发表在微信群里，被一些自媒体采用后，遭到到当局的多次打压与迫害，甚至被送进精神病院关押。
2015年7月9日是中国律师所遭遇的最黑暗的日子，上百位律师、民间人权捍卫者、以及他们的亲属，突然遭到警察的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失联、约谈、短期限制人身自由。因这场「709大抓捕」受影响人士前后多达319人。任迺俊在7月11日才注意看到网上关于「709大抓捕」的信息，于是他为这场大规模的践踏人权的事件写了一篇“紧急呼吁”。在文中，任迺俊写道：“紧急呼吁！呼吁全国各地的律师，维权上访者，被欺压的工农民学生们，团结起来！走上街头声援被中共当局无辜抓捕的维权律师们！今天不站出来，明天站不出来！没有了律师无人能安全！世界上只有中共的小兄弟朝鲜是没有律师的，难道大哥在向小兄弟靠拢？同胞们！不能让中国再成为第二个朝鲜！我们必须拿出力量！想想朝鲜超毛泽东式的恐怖，在这生死关头我们必须做最后的斗争！绝不能让历史倒退。”
想不到这200多字的简短声明，竟给他带来“牢狱之灾”。第二天，任迺俊随妻子一起去丈母娘家里做客，刚到丈母娘家里，上海的外甥女就打电话给他，说家里有急事。丈母娘家人给了他1000块钱，让他赶快打出租车回上海，但想不到的是感情深厚的姐姐，竟把他骗回上海让公安抓捕。
任迺俊回到自己家后，打电话给派出所，过了一会就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三个警察，然后被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笔录上很多字他都不认识，只能看一半猜一半，做笔录的那个警察告诉任迺俊，他的字一般别人都不认识，还特意的问任迺俊能不能看懂。在办案的过程中，这位警察一会说任迺俊做的是对的，一会又说是错的，又说现在是错的，几年后会证明任迺俊做的是对的。任迺俊问办案警察“还有事吗？是治安拘留还是刑事拘留？”办案警察说由领
导决定。不过，办案警察说：“今天你就不能走啦，明天早上给你验小便。而后上午有人会把你送到看守所。”随后让任迺俊在讯问笔录签字，任迺俊十分羞愧的说自己看不懂里面字迹。于是办案警察就读给他听，读完了让他签字，任迺俊想：“如果警察写份报告，领导也是连猜带想吗？还是请他来读一下？”最后在疑惑之中，任迺俊拒绝了签字。
然而，听说任迺俊被拘留，他的妻子气得要跳楼，而他的两个70多岁的姐姐为了不让他被关进看守所，也在派出所长跪不起的哭诉。最后，警察也表示他不再关心政治就可以放人，于是任迺俊在姐姐与老婆的担保下写了《保证书》，保证退出江湖今后不再关心政治。不过任迺俊还是告诉派出所警察，这是他的羞耻，他绝不会改变自己的政治思想。
2017年2月22日，任迺俊再一次“因言获罪”，上海市国保警察周耘说他写政论文章，便以上海市闵行公安局的名义，把任迺俊处以刑事拘留。这次主要是因为他的文章里写了“六九年中苏珍宝岛战争期间，沙皇俄国霸占我国几百万领土”等信息，任迺俊称这些信息都他在百度上查到的，没想到派出所警察说百度上的消息不正确，然后他又告诉警察，中共的《人民日报》《解放日报》都刊登了相关消息，要他们去查这些报纸，这些警察才泄气。
任迺俊当天被送进看守所时，因血压太高被拒收，次日被服用了三种药片后，强行送进看守所关押。24日，上海市国保警察周耘就到看守所对任迺俊进行违规的“疲劳审讯”，后被看守所警察强行赶走。三月中旬，国保警察们在看守所对任迺俊进行恐怖审讯，威胁他既不是上海第一个“因言获罪”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任迺俊被整得当场昏迷不醒，结果看守所医生赶来抢救，把药片塞进任迺俊嘴里，随后大家把他抬回监室。
5月16日，上海警方以“不够刑事处罚”宣布释放任迺俊，然后又处以“行政拘留”十天，但立即把任迺俊送去精神病院住院。任迺俊表示：“既然认定精神病，为什么还给我十天行政拘留？精神病人是不可以行政拘留的，到底是把送精神病医院错了？还是十天行政拘留错了？或者说两者都错了？”在上海市闵行区精神卫生中心门口任迺俊警告周耘：“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国家机器，把一个健全的人送精神病院关押是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将来法制健全了，一定会得到清算，希望医生守住自己的良知。”
任迺俊住院时间与基本信息：
姓名：任迺俊
年龄：65 第1次住院
入院日期：2017年5月16日
出院日期：2017年5月19日
门诊诊断：精神分裂症
入院诊断：1.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 2.低钾血症
出院诊断：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
入院时主要症状及体征：意识清，仪态整，接触尚合作，定向力完整，注意力集中，未引出幻觉，错觉及感知障碍未见妄想…
诊疗过程：因未发现明显精神病性症状，故暂未给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经家属与闵行公安分局协商后办理出院。所幸上海闵行区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还有一些良知，在医院的记录上，任迺俊在入院出院的症状与体征上是不需要服药的正常人，但在入院出院的诊断上是“精神病患者”。更耐人寻味的是，出院小结上注明是“家属与闵行公安分局协商后办理出院。”
对此，任迺俊非常气愤，他说：“为什么住院出院不是家属和医院协商，而是与公安协商？住院出院必须由公安说了算？2017年2月22日以寻衅滋事罪名对我刑事拘留，可是每次审讯的时候，从不说寻衅滋事，都说是因为写政论文章被抓铺。根据我国哪一条公开的或者内部的法律规定写政论文章就是寻衅兹事罪？”
而任迺俊最近一次被构陷入狱是参加丁德元庭审的旁听，而被拘留了11天。在庭审快结束时，他与陈建芳，徐佩玲一起为辩护律师的精彩表现鼓掌，而被指“扰乱法庭秩序”而遭到拘留，陈建芳，徐佩玲两人被拘留了15天。
上海舒玲十二年精神病院生活难舍亲情
舒玲，女，37岁，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人。2005年1月，将过25岁生日的舒玲因发病被送到上海北桥精神病医院。但她怎么也想不到，这将是自己十二年精神病院生活的开端。
“那时爸爸还在。”舒玲说，“我爸爸和我感情特别好，我感觉我和妈妈好像性格不合一样，她对于精神病也很是悲观，妈妈有一个和她关系很好的同事的儿子，也得了病，就一直关在医院里，妹妹的同学的哥哥也一直还在北桥医院。”开始，舒玲安心的在医院治病，病情控制并在恢复中。然而半年后厄运再次降临。
“半年后爸爸因病去世，从此妈妈管我，爸爸不在了，就不一样了，没人像爸爸那样疼我，理解，宽容我。”舒玲的情绪很低落。在精神病医院里的日子漫长而难熬，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调整后，舒玲的病情恢复的很好。“（我的病）在北桥医院已治愈，每天只服一粒阿立哌唑维持，并且做病房总务工作，医院每月给120元报酬。”病情好转的舒玲一直渴望出院回自由，然而不知为何，妈妈却一直不接她出院。
舒玲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在北桥还未出院的时候，妈妈在医院花园里对我说，为了评到重残证让我装病，我还天真的笑着问她怎么装，妈妈竟然说一会哭一会笑，我当时笑笑说我装不来。后来我心中不安把这件事对医生说，她说千万不能装，否则会给你加药的！还好没装，否则就毁了。”
“妈妈后来对我说她同事的儿子就是说不想出院评到（重残证）的。后来去评残时，评残医生看到我和妈妈就说‘你带她(我)出来的啊！’言下之意就是可以不带我出来的。我觉得一切都好像已成定局，因为在这之前当时的病房主任很严重地对我说：‘你评不到残你妈妈苦死'。评残医生问我两个问题：1.你觉得医院生活好不好？我说，还好。2.你想出院吗？我想到妈妈说过的话，就说不想出院。这样就评到了。我对病房后勤阿姨说起评残的事，阿姨很坦率的说，你不这样说也评得到的，你妈妈走好后门的。评残医生当时是姐姐的邻居，妈妈说不是这个评不到的。此后我提到出院妈妈很凶，还曾在医院会客的时候因为我提出院而打我一巴掌。”
“之后我的三级残疾我都不知道么时候评到的！妈妈后来说那是她哭到的。”往事历历在目，说事的舒玲似乎已无悲无喜了。终于，舒玲在北桥医院住了四年后，在2008年的一天妈妈来接舒玲出院了。与病友们告完别，出院时医生对妈妈说：“舒玲可以找份工作。”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妈妈把舒玲从北桥接出院立刻送到了金山精神卫生中心。
从舒玲说话不难看出她的柔弱：“有时我自己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觉得自己很懦弱，可能性格里的弱点优柔寡断，在北桥出院那天，妈妈叫辆出租车，残联的人坐在里面，我上车那人就对我说‘妹妹你已经是3级残疾，叔叔再给你升升级。’我却一声不吭，我害怕妈妈，不敢表达自己的意愿。我已经康复了呀，我当时完全可以对他说：医生怎么说的（我已经痊愈了），不信你可以去问医生。唉，真的当时一点勇气和智能都没有！我隐约有一些不好的感觉但不敢去相信。”
舒玲没有如愿回到家里，而是被直接送到了金山精神卫生院，继续精神病人的生活。妈妈还为她申请了《精神重残无业证》评定。2009年在医院呆了一年左右舒玲的精神重残无业证评下来了。也是在这年的一天，妈妈专门请假把舒玲带出去了一趟。“妈妈卖掉了只有我和她名字的两室一厅的房子13万元，她请假是带我去过户签字的。”舒玲回忆道：“回医院后病友都说我傻，不该卖掉的。”
“现在想想妈妈从卖房，评残，步步实现她抛弃我的计划，现在想想太可怕了。”伤心失望之余，善良软弱的舒玲想的还是觉得自己得病拖累家人的愧疚，希望妈妈了解自己的心意，她说：“让我揪心的是她没有能感觉到我对她的心意，我是顺从她的，和我内心觉得的亏欠的良心。”
终于从北桥转院到金精住院四年后，眼看出院无望。2011年春节，舒玲给来探望病人的区长写了封求助信，由院长递交给区长，在信中要求换监护人。“但政府没有正视我不是精神重残，且已康复的事实，我向当时做调解的书记提出吊销我的精神重残失业证，她说要家属同意。她只是劝我妈妈把我接回家。”说起这事舒玲有些沮丧。
事情在2012年有了转机，2月份妈妈终于在各方劝说下将舒玲接回了家。回家后，舒玲和妈妈谈起被卖掉房子的事，妈妈告诉舒玲要还爸爸看病的钱和舒玲看病的钱。爸爸生前自费为舒玲买了社保，而自2009年《精神重残无业证》办下来后住院费用全免。
从小爱画画的舒玲在医院时给病友画肖像，都觉得画得很像，在医院参加过外面的比赛。回家后就帮姐姐翻版农民画挣点零花钱。但变故还是发生了，后来有病友介绍舒玲去学油画，画墙画出去工作，妈妈不同意，二人发生争吵，气愤之下，舒玲去了堂姐家，在堂姐家吃过中饭后才回家。没想到因此结束了自己刚刚7个月的自由生活。
“第2天早上妈妈叫警察在门口逼我去医院，我没办法，因为警察会帮妈妈架我去的，他们不会帮我的，我知道如果让他们送去意味着什么，这让我很无奈，于是我对他们说我自己去。警察却说：“没关系，我们送你去，免费。’这话让我感到一丝绝望。到医院妈妈直接把我赶上病房，她去找金精医院书记，书记也没有来看看我，我没有经过门诊任何医生的诊断就被送进病房，可是当天却没有办好住院手续，我问工作人员要精神科药也没有，第二天才办好住院手续的，2012年8月到2018住院至今未出院。”舒玲情绪很低落。
“到医院也没有加药，到目前还是每天一粒药，住院中间发过一件事，病房看护男家属，随便进病房、厕所倒痰盂，我还有别的女病人在上厕所，并且听说这个病人男家属在女病人洗脚做个人每天清洁护理的时候，旁若无人的出来倒水喝，那个水桶在女浴室门口，女病人在那块地方洗的，我当时很气愤，就向个医生控诉并指出医院管理不善，但那个医生却并不体谅，很冷漠地说让我去找院长好了，我很气愤，就指责他们。没多久我下去康复科参加活动，也并未对康复科工作人员再说此事，情绪已平复，但等我回到病房，床位医生却像压犯人一样掐着我的后颈项把我压到护工办公室，然后进行电击，那时机器坏，没法，只好作罢，接着他们就给我加药，中午和晚上各一粒碳酸锂治疗躁狂症的药，他们把我绑在床上我并没有反抗，任凭他们，但他们还是要给我喂药，我不吃就用汤勺硬灌，但我还是没吃，最后他们给我打强镇静剂，打了两天，期间我请求不要打，因为我出现很大的药物不良反应，他们不理，最后因为心率过速，才不得不停药，这样的医生让我一直打个问号，还有为什么我可以不经过门诊就可以收治？当时2012《精神卫生法》还没出台，现在他们就注意门诊规范了。我是得过病，但我积极治疗，热爱生活，努力康复，但是却越过越没希望。家庭成员的变，导致的家庭的粗爆不接纳，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完全具有能力可以创造自己新生活的康复者是否应该自救。”舒玲继续着自己的述说，并给这段做了个总结——“亲情淡漠、歧视。”
知道让妈妈带自己回家无望，舒玲转而向姐姐求助。“2017的时候我请求卫生局新任的书记原来的医院院长，为我做姐姐的工作接我回家，书记答应，他找我姐姐在病房外谈，我不知道书记和我姐姐谈得怎么样，那天是会客日，谈完后我姐姐见我，我问她谈得怎么样，她表情很怪，没说话，支支吾吾的说了句电话联系，就拿了我画的画急匆匆的走了，几天后我遇到院长，他进了病房，我问他和姐姐谈得怎么样，并请他私下说，但他板着脸说，就在这说，就在很多病人堆里，他问‘为什么我家要把我送进来？’我说：‘我要去工作妈妈不让，我们吵架了。’他说：‘就这样吗？你还做过什么？’我说：‘就是这样的。’他说：‘你想不起来就不要出院，后来干脆说你不能出院，还要治疗。’他还说：‘你没有精神病，你家人就有精神病。’我听了这话一言不发就离开了。下午我偷偷哭一场，护士看我眼睛红红的就说‘你哭啦？’说起这事，她还说院长说得对的，让我感到心寒。因为在病房外的走廊，后勤阿姨听到他们的谈话，她私下对我说：‘你不要对你姐姐带你出院抱有希望。’我觉得她的内心很肮脏，没有见过这样做姐姐的说妹妹的。阿姨还说看着我姐姐说完我的坏话，下一刻又匆匆卷起我的画拿走，她看着难受，还说我为什么还把画给她，对她好。最近有送康复病人回家的政策，但听一个护士说：‘别的医院都落实了这个政策，为什么这个医院没有动静？’所以我对医院不抱希望了。以前书记看到我都会和我聊聊，现在已经不再理我。”
“2017年家里另外的一套房子拆迁，我知道妈妈把我和她的房子卖掉后，我的户口先放在派出所，后来迁到现在拆迁掉的房里的，我不知道拆迁房的性质，不知道我有没有份，但刚得知房要拆迁，我就向姐姐表示我不要的，为此她对我好了一些。”
“我和姐姐谈过，我对她说你让我出院，给我三年时间，我出去找份力所能及的工作，找个合适对象，自立门户，我结婚可以不要小孩。姐姐冲口而出：‘没人要的。’口气冷冷的。我不争房子，她们说什么就什么的顺从也没有得到她们的体谅。”
对家人的失望及对自由的渴望，舒玲开始通过朋友的指点在网络向有相同经历和律师求助。
“我想出院，对于一个已经治愈正常的康复者，没有正常人的生活，没有良性的刺激，我担心以后会得老年痴呆症”舒玲说：“四年前我信了耶稣基督，他们连请假出院也不让我，我已经三年多没有看到妈妈和妹妹了。”很多人建议舒玲将妈妈告上法庭。但她却放不下那份亲情。舒玲希望通过做司法鉴定确认本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从而可以自己办出院手续出院。但是鉴定要钱，请律师要钱，并且还要有亲属的配合。
开始舒玲很乐观的说等晚点自己画画攒点钱了请大家为她推荐个好律师，并说自己有个堂哥曾经说愿意帮她。舒玲从小就喜欢画画，所以一直坚持着，刚开始在病房给病友画肖像，都觉得画得好像，在医院参加外面的比赛，在病房有空就一直在专研，画画成了她医院生活的全部，朋友介绍了个画展，姐妹们支持买下第一批创作的农民画，有点钱就买画画的书、材料，自学工笔国画。“姐妹邀请我帮她画插画，慢慢地挣了些钱，感谢上帝给我这个兴趣爱好否则我的日子过不下去的。”舒玲的话语里包含着浓浓的感恩。
舒玲还通过努力她为自己在医院争取到了一角空间：“我病房里对面有间房间，偶尔会有用，2014年我参加医院邀我参加的区农民画比赛开始，慢慢争取到，在一间单独的房间画画，医护人员对我也还好，主任对我挺好，除了出院这件事。”
就在网友积极准备为舒玲发起募捐，出主意时。之前说联系堂哥帮自己请律师的舒玲忽然发来信息，说自己还是狠不下心，可能还对家人有一点眷恋。准备退出了。并且，哥哥也有难处不能帮自己了。留下一句：“也许我没有自己想的那么有能力。”之后便沉寂不语。
“我积极康复，画画是我的爱好，所以我一直在画画，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我希望家人能看到我的好，但没用！”舒玲伤感的话语让人心里沉甸甸的如同压了块大石头般沉重。
“这个国家的精神病院什么时候才能纯净的像个真正的医院，而不是公权、私利手中的工具？”——这是笔者采访舒玲之后久久无法释怀的问题。
六旬老人被强治精神病 法院判决子女、医院都侵权
2017年6月26日，随着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书的下达，历时一年半，跨越三个年头，涉及法理、亲情、伦理等诸多纠葛的六旬老人王正喜“被精神病”，维权索赔案终于尘埃落定。
“我没病，为什么要把我送进精神病院？”王正喜说，不管这场官司的最终结果如何，一定要为自己“正常人”的身份正名。
王正喜，男，1956年出生，汉族，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最近几年来，他与妻子邹某经常为家庭琐事发生争吵，关系越闹越僵。后来王正喜搬到了伍家岗大姐家居住，与妻子分居生活。
2015年8月21日，王正喜下班后应约来到爱人邹某住处。“头天下午，我和爱人发生了冲突，我受了伤。那天女儿与我约好到她妈妈家，带我去医院治伤。”王正喜说。
当天，上午，女儿王敏和王正喜坐出租车前往医院，女婿吴远征自行开车前往。但王正喜万万没有想到女儿、女婿带他到的竟然是一家精神病院？！
11点多到门诊部后，王正喜说，他看见女儿、女婿忙前忙后，便坐在大厅里看报，等待就诊。下午两点半左右，医护人员将王正喜带到病房，准备做检查，“病房里摆着几张床，但一个人也没有。”王说，他当时觉得有点不大对劲，有些害怕，遂往门口退缩，结果遭医护人员强行用绳子捆绑。
当天，医院以“双相障碍·躁狂发作”，将王正喜住院收治。女婿吴远征在《入院通知书》上签名。女儿王敏在《住院患者意外情况告知书》、《住院措施及风险知情同意书》、《药物治疗知情同意书》、《强制医疗行为知情同意书》、《治疗方案知情同意书》等医院住院材料监护人处签字。
从此，王正喜由此开始了12天的“精神病人”生活。
当天医院《精神科住院志》记载了王敏对王正喜病史陈述：“主诉：脾气大，易激怒，行为冲动30年。现病史：患者20多岁时意志行为比较紊乱，说话做事异于旁人，当地人都称其有精神病，一直未经系统治疗，后结婚生子工作，但夫妻关系一直不是很好。……家人觉难以忍受，也曾报警，后协商未果，强制将其送入我院，门诊以双向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收入我院”。
对于这段住院的经历，王正喜心有余悸：“正常人和精神病人在一起你说恐不恐惧？”王正喜说睡觉时总是被闹醒，跟那些病人同住的几天时间里，他每天只能睡3个小时左右。“医生每天还让我接受药物治疗，但没有病吃药多难受，为此还经常拉肚子。”
在王正喜“就医”的日子里，王正喜的二姐夫刘某首先发现不对劲：“小舅子王正喜怎么突然不见了？”这个内向、懦弱、老实的小舅子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经刘某四处打听，终于获悉王正喜被家里人送进了精神病院。坚信王正喜没有精神病的刘某积极与院方交涉沟通，甚至拨打了市长热线。
事后，医院出具的《潘峰副主任医师查房记录》，8月31日《疑难病例讨论记录》上均记录王正喜诊断为“无精神病”。院方称收到王正喜姐夫等亲属传递的相关信息后，于8月27日和31日分别行三级查房，和疑难病例讨论得出以上结果，因此，科室建议出院。
2015年9月1日下午，在经历12天的“精神病人”生活后，王正喜终于离开精神病院。
这12天的精神病院生活，成了王正喜心里难解的结：“一定要为自己讨个说法！”2015年年底，王正喜将女儿女婿和优抚医院告上了法庭。
对于被告上法庭女儿女婿感到很委屈：“给老人看病，怎么还成了被告了？”女婿说，当天他们只是听从建议，带岳父去医院看看：“如果医生说没问题，我们肯定要把他带回来。”
对于突然成为被告，优抚医院也有话要说。优抚医院称，自身的医疗行为没有任何过错，也不存在责任侵权，医院做法符合诊疗规范和《精神卫生法》的规定。
对王正喜的以往的情况也有几种截然不同的信息。
妻女介绍：“结婚至今王正喜一直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我行我素，并且爱撒谎。遇不顺心事时易怒，经常辱骂殴打妻女……上述情况为一贯行为模式，事发前情况加重；王正喜平时行为异于常人，例如，对租住其房屋的住户20多次断水断电，他人多次报警，已赔偿他人2000多元。”
其大姐、二姐等亲戚介绍：“王正喜生性内向、老实、懦弱，工作认真踏实，吃苦耐劳。并且长时间兼职两份工作。但长期以来受到妻子欺压，如长期睡沙发，经常夜班后不顾其辛劳还让其种田……”
王正喜对妻女提供的相关情况均予否认，称自己与邻里关系好，吃苦耐劳，但长期受妻子欺压，其女儿也是如此……
女儿、女婿说送王正喜住院治病是出于父女亲情，出于好心，是想把王正喜的病医治好，且为其缴纳了住院费。
而这场跨越三年，经过两审，数次开庭的诉讼终于在2017年6月26日落下帷幕。
法院认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王敏、吴远征作为王正喜的近亲属，若认为王正喜系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送王正喜到宜昌市优抚医院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然而，本人自愿就诊是精神卫生立法的基本原则，王敏、吴远征应尽可能取得王正喜本人的知情同意，且王正喜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送诊的情形。王敏、吴远征在宜昌市优抚医院门诊诊断后，签署《入院通知书》、《住院患者意外情况告知书》、《住院措施及风险知情同意书》等住院文书材料，并预交住院费，为王正喜办理非自愿住院手续，将王正喜强制送入病房的行为，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即使是“出于好心，是想把王正喜的病医治好”，但因违背王正喜意志，且无法律规定自愿原则之例外情形，构成侵权，侵害了王正喜的人身自由权利。
二、宜昌市优抚医院收治王正喜行为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王正喜由其近亲属王敏、吴远征送诊，宜昌市优抚医院对王正喜进行门诊诊断并无不当，然而，接下来的处理意见“住院治疗”，则违反了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的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对于非自愿住院治疗，必须同时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确诊为“严重精神障碍”；二是必须具备下列情形之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在非自愿住院治疗的各项条件均不满足的情况下，宜昌市优抚医院对王正喜实施住院治疗，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未尽到合理的谨慎注意义务，侵害了王正喜的人身自由权利，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最终判令二被告共同赔偿王正喜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其他损失17110.5元，共计37110.5元。其中王敏夫妇承担1万元，宜昌市优抚医院赔偿27110.5元。
如今王正喜已经回到之前被辞退的单位继续工作。而这个判决在很多被精神病和志愿者看来，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一位常年进行被精神病者权益关注的志愿者说：“这感觉是我目前看过最进步的判决了。”
但同时也有人表示：“这只是一个判决，其他地方的法院未必会采用类似的标准，另外此类案件有一个规律，胜诉的案件似乎都是以人身自由侵权为案由的，这个很重要，之前看过的什么健康权，人格权在帽子基本都败诉。”比如同类案件当事人将这个判决交给法官参考，最后法官只有一句话：“我们不是判例法国家。”也有朋友说：“其他地方的法院理应采取这种标准，因为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之前本刊曾报道过的武汉警察汪军被家人精神病案件，目前也卡在行为能力问题上迟迟未作判决。同为湖北的判决，不知对现在这位法官是否很有触动。
由此可见，被精神病者的权益保护之路仍然任重道远。
“福建马尾金门新村精神病人杀人案”背景调查
2017年12月18日18时10时许，马尾区罗星街道金门新村精神病人陈X敏（男，43岁，莆田人）砍人，造成三人死亡一人受伤，死者三人：吴XX（男，74岁，漳州人）吴XX（女，68岁，漳州人）系夫妻关系，袁X（男，47岁，江西人），伤者一人已送马江医院治疗。袁X是无辜的路人在案发时也在现场附近，为还原杀人案件背后的事实真相，受北京中国精协李秘书长和深圳衡平机构黄律师的委托，笔者作为福建省精协家工委委员长义不容辞接受了这个任务，第二次深入现场实地采访当地邻居，了解新闻媒体没有采访的事件发生的原因。
今天，笔者一大早嘀嘀打车直接到马尾金门新村，这是一座偏僻的单位新村，门口设有门卫可没有保安员，听说要到夜晚才值班。采访几位邻居了解他们是否知道前几天发生的杀人案，他们都说不是很清楚，只知道是精神病人发作杀人，具体什么原因不了解。
绕过新村到后门，看到一位整理垃圾的老太太，她说是杀人者的邻居，非常健谈，让笔者更多的、更具体的细节。原来精神病人陈X敏父母双亡已多年，他把自己一楼新村租给别人，每月租金800元，加低保补贴400元，每月靠这1200元过生活，被杀的两夫妻是他对门的邻居，平常都有来往，逢年过节两夫妻都会拿些食物给陈X敏，二家关系还不错，前段时间吴XX因家里装修还把家用物品寄存在陈X敏家里，因吴XX跟老婆关系也不融洽，跟陈X敏一样两人都住在杂物间，二人也时常互有来往。陈X敏往年也出去打工过，因病现住新村楼下杂物间，他姐平时有过来照顾他弟，有带他去第四医院取药，可陈X敏时常打他姐，只因他姐劝他不要吸烟喝酒，并说他姐想谋他的房子。听依姆讲陈X敏平常打扮还很清楚，就是想娶老婆，以前有在新村墙壁上乱写：“我爱XXX，我想娶老婆”等字样，在没发生案件前大家都知道他这种情况，也不在意。可自从案件发生后，新村里另两个精神病人马上由政府出面，立送精神病院治疗了。
笔者从马尾区残联余理事长处得知：陈X敏系精神残疾三级，危险等级0级，平常都有精防医生跟踪服药，平常表现良好，没发生什么症状。关于案件笔者不想多加评论，只想尽量还原案件背后发生的细节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对这案件有更深入的了解。
只是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在对精神残疾进行评级，但各地在发放监护人奖励补贴时对精神病人危险评估是不准确、不科学的。笔者认为各地应该向北京学习，将严重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全部纳入监护人奖励补贴范围，不宜再做评估了。
相关新闻链接：
http://www.ihome99.com/mip/forum-530-thread-98641513656465429-1-1.html
“被精神病”和真有病的政权
广西梧州李先生来电，说到他在十九大前夕被当局关入精神病院，理由仅仅是为保证十九大的政治安全。李先生去年因上访而被关进看守所，而这次他什么都未做，只是被当局预防性措施先抓起来，怕他在共产党开会期间乱说乱动，公安部门告诉他，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再进看守所，二是进精神病院。于是他就被精神病了。
李先生说，你们共产党开会，关我们布衣平民鸟事！凭什么你们有心理恐惧，就拿老百姓开刀。谁才真有精神病？这个政权才真有精神病症。在中国现在政治管控到了最黑暗的时期，连法律的幌子都不需要了，动辄整人关人，“管得住就是硬道理”。这完全就是习近平的铁腕信条。什么依法依宪治国，早就不再挂在嘴边，对人民动粗亮剑才是硬道理。
李先生的家人被剥夺低保，而梧州管低保的部门集体贪污，居然连老百姓微薄的低保都雁过拔毛，截留分赃。被举报之后，上级的处理，仅仅是要这些人吐出赃款，没有任何组织处分，而且继续留在原部门，由这些赃官去审理老百姓领取低保的资格。真是天理何在！
（来源：自由亚洲 http://www.rfa.org/cantonese/features/teahouse/callin-12222017074841.html 2017-12-22）
西雅图女留学生失踪超70小时 被关精神病院细节曝光！
刚刚过去的平安夜，对于张彤和她的家人亲友来说注定不平安。
当地时间12月24日晚上十一点半，张彤离开她位于西雅图的家，去向不明。当天，西雅图降下大雪。
而这甚至不是她第一次“人间蒸发”。
万幸的是，在失踪70小时后，焦急的朋友同学终于找回了张彤。目前她的情况已经大致稳定。
究竟发生了什么？失踪在平安夜的女生
张彤（Tong Zhang，音译）今年23岁，毕业于华盛顿大学波索尔校区。出走前，刚刚从精神疗养院出院。
在此之前，由于性格内向，加上家中的一些变故，张彤已经有抑郁症倾向。
在出走当天，她的一些行为也表现的有些不正常：在客厅里来回走了一天；和朋友出门去超市时四处打量摆弄，似乎什么都没见过一样；最要命的是，她似乎有一些失忆症状：女性朋友给她卫生巾，她却表现出完全不会使用的样子。
在失踪之前，张彤还曾经和自己的朋友说，活着没有意思，但又不想对不起父母……
担心张彤的朋友留在家里照料她，还特意留了人在门口。却没想到，临近午夜时，这个女孩穿着单薄的衣服，一个人从车库溜出去了。“她出门十分钟，我们才反应过来。马上下楼去找，人已经不见了。”说起当时的经过，朋友至今还很后悔。
朋友们马上出门，找了一夜也没有结果。第二天他们报了警，但西雅图警方似乎并不觉得此事有多严重。
“警察连小区的监控都没有调查”，张彤的一个朋友说，“他们登记了信息之后好像什么都没有做。”他觉得警方根本没把这个案子当回事。
朋友们只好自费印刷了大量寻人启事，在社交媒体上扩散，也向当地华人媒体求助。
努力终于换来好消息：27日晚，失踪多时的张彤被找到了。
“她见到我们很开心”。一位参与寻人的李姓同学说，“现在一切平安，正在吃象拔蚌呢……”
言语不慎，身陷“精神病院”
张彤为何会突然出走？据李同学说，应该和她在疗养院的经历有一定关系。
事实上，张彤现在糟糕的精神状态，除了她自己有心理问题外，也和之前的一段非常糟糕的遭遇有关。
今年11月29日，张彤在小区管理处办事。当时她因为工作的事情心烦意乱，情绪不佳，在家里物品维修等问题上和管理员发生了争吵。
结果，管理员当场打了911报警，张彤被当做“精神失常”直接被送到了UW Medical Center （华盛顿大学医疗中心）。
室友一直到下午六点才知道这个消息，赶紧赶到医疗中心，却被告知不能探望。医院称张彤正在接受检查，没有问题的话第二天她就可以回家。
然而第二天，室友没有等到张彤也没有等到医院的电话。当天晚上等不下去的室友再次来到医院，却被告知：张彤已经离开了。
然而无论是室友还是她的朋友都没有张彤的任何消息，张彤就这么“人间蒸发”。
朋友们只得一家一家问，沿着医院的路一路找，最后在警察的帮助下，才知道张彤被送到了华盛顿州柯克兰的Fairfax Hospital ——一家心理疗养中心。
但疗养中心也拒绝任何人探望。一直到四天后的12月3日，张彤的朋友终于见到了她。
然而张彤的样子却让朋友们大吃一惊。
“她胳膊上布满针孔，医院说是为了抽血打针什么的。”朋友说，“可是她身上也莫名多了很多被捆绑的痕迹还有瘀伤。”
他同时也表示，张彤整个人看起来像是被吓傻了，非常无助和委屈。“她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神，说话也支支吾吾。她进来前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张彤非常希望离开，连她身在国内的父母也恳求朋友帮忙接自己孩子出院。但疗养所的护士表示，没有医生或本案案件管理员的命令，任何人不能带走她。
就这样又拖了14天，一直到12月14日，张彤终于回到了家。
“张彤回来和我说，当初她明确拒绝转院，但医疗中心强行把她送到这里来的。我一直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朋友非常气愤地表示。
这次经历让张彤的精神状态雪上加霜。而在医院期间，张彤甚至被护士注射了某种镇静类药物。
“我们问医院这药会不会对她的精神和身体造成影响。对方只是模糊地回答了一句‘可能不会’。”朋友说。
但这显然不是事实。
李同学在寻人群中说，张彤在平安夜的种种怪异行为和最后的出走，与药物残留有密切关系。
因为此前的经历，朋友们不再相信美国的医疗系统，他们决定在家中照料张彤。张彤的父母则希望孩子马上回国。
出国在外，安全第一
今年这一年似乎颇不平静，留学生在海外遭遇意外，事故，心理问题等各种灾祸的新闻频频发生。主页君此前已多次推送相关信息。
本次事件最终得以有惊无险地完美收场，必须要感谢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不懈寻找张彤的中国留学生们。
主页君此前也说过，海外留学生活，同学之间的互帮互助是必不可少的。各位小伙伴平日里一定要加强沟通和交流，一旦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或意外情况，不仅可以第一时间寻求帮助，来自朋友的关心也有助于度过心理上的难关。
另一方面，美国的医疗和司法体系中对类似精神障碍，自残，虐待，言语威胁，骚扰一类的行为的敏感度一直非常之高。
留学生在海外，由于言语不通加之不了解状况，往往容易因各种误会或越界行为而陷入麻烦。张彤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甚至并不是个案。
此前一篇《吵架后我被美国男友送进精神病院》的文章就曾在网上流传：一个华裔女孩和男友吵架时，一时冲动用玻璃渣划伤了手臂，竟因此被警察送进了精神病院。最后费了很大工夫才得以出院，还付了一笔近5000美元的医疗账单……
所以主页君也在此提醒海外的小伙伴们，如果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充分沟通，切不可意气用事或谚言语过激。很多时候你并没有恶意，也并非不占理，但一句话的误会就有可能“引火烧身”。
目前张彤同学的情况还算稳定，主页君也在此祝愿她早日康复，关于本次事件的后续进展，主页君也将持续关注。
姊被精神病弟弟杀害！家人拨电话给她…铃声从地下传出来
山东济南一名56岁的李姓女子12日离奇失踪，2天后有村民在李女的弟弟家中，试着拨电话给她，没想到铃声竟然从院子内一片翻新过的土地下面传出来。警方接获报案到场后，就从地下挖出李女的尸体，村民纷纷猜测她是被弟弟杀死后，再埋在院子里。
综合陆媒报导，李女住在章丘区普集镇窝陀村，小她3岁、有精神疾病的弟弟也住在同一个村子里。村民表示，她弟弟20几岁时就得了精神病，一直没结婚，双亲离世后便独自住在父亲留下的旧屋，同村的姊姊跟姊夫就成了他的监护人，常去他家照顾他。
村民表示，最近天冷，李女帮弟弟做了新棉，由于担心弟弟煤气中毒，还特别去弟弟家帮忙清理烟囱。但隔天下午后，她的丈夫就联系不到她，家人意识到不对劲后便开始到处找人。14日上午时，村民跟着李女的家人一起到弟弟家中，询问他姊姊的下落，没想到对方竟然语出惊人，「什么东西？让她死在地下吧！」
众人也注意到弟弟家院子有一块地翻新了土，土地面积刚好可以埋下一个人，随即拨打李女的电话，铃声竟从地下传出，于是报警抓人，警方到场后将李女遗体挖出，弟弟事后也被带走。
（来源：东森新闻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71221/1077131.htm 2017-12-21）
精神病儿子弑父 因电话求救未果老母向移动索赔
近日，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某村一对68岁老夫妇被精神病儿子殴打，其中老父亲当场死亡，母亲被下病危通知书。殴打发生时，老母亲在5小时内向外界打了42个求助电话均因信号差无法接通，其家属认为手机运营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南江分公司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事发几天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南江分公司为秦家安装了信号增强器，但是秦家小儿子秦仕文不满该处理结果。秦仕文认为，虽然自家有主要责任，但是出事后5个小时都由于信号问题没能打通求救电话、延误了父亲抢救时间，移动公司应承担这部分责任。
68岁母亲5小时内拨打42次电话求救 均因信号差无法拨通
2017年10月7日上午8:30左右，因家庭琐事，秦家患有精神病的大儿子秦仕才与父母发生争吵，并用小板凳殴打其68岁的父母秦义祥和罗洪珍。据了解，被大儿子殴打后，父亲倒地无法动弹，母亲罗洪珍昏迷至9:30，之后便开始用手机打电话向三个女儿求助。
电话从9:30打到下午一直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上午10时许，二女儿曾接到母亲电话，但没等到说话信号就断开了。“要么就是没法接通、要么接通后又马上断开了”，直到下午两点半左右，二女儿才接到母亲的电话，得知“家里出事了”，三女儿最早赶回家中，“父亲躺倒在地，已经没有了呼吸，母亲趴在门口、满头是血”。下午4、5点钟，120救护车和当地警方相继到来。
据小儿子秦仕文介绍，自己在重庆工作，平日里都是通过电话和父母取得联系。二姐家距离父母较远，坐车需要一个小时，平时通过电话与父母联系。三姐离父母家较近，坐车需要十分钟左右，因此得知此事后，三姐马上赶回父母家，但是一切都迟了。
据秦仕文介绍，其大哥秦仕才已患有20余年的精神疾病，发病较轻时，会喝茶、在房间里不停走动、不睡觉、胡言乱语，“以前有人激怒他，他也打过人，但都是轻微伤口，都是在可控范围内”。
目前，精神病哥哥被送到南江县民康医院集中治疗。经过数月治疗，母亲罗洪珍也已经痊愈。
曾多次投诉 均无改善
秦仕文认为，出事后5个小时，母亲因信号差没能打通求救电话，移动公司应承担部分责任。秦家住在山区，从2006年起使用中国移动，“从2006年到2016年信号一直非常好，我们也是看中信号好，能及时和家里取得联系，才用的中国移动”。
据秦仕文介绍，从2016年底起，信号突然变差、难以打通电话，“从2017年初到9月份，我曾在2月份、5月份和9月份，3次拨打10086投诉手机无信号问题，2月份秦仕文第一次投诉，该公司称正在升级网络需要等一段时间，5月份我再打电话投诉，他们还是说正在改造升级，让接着等，最后一次就是9月份我又打电话投诉，那次我真的急了，态度很差跟他们说’老是搞不好，家里有什么事我就找你们’。
移动公司事发后安装增强器 称正在核查此事
事发后，秦仕文将母亲送入医院治疗，并且安葬了父亲后，再次打电话投诉，“这一次我打电话说家里出事了，当天他们就给了回复，第二天（也就是10月14日）上午就派工作人员安装了家庭信号增强器”。
之后秦仕文来到南江分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对质，办公室经理称，10.7发生的事故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移动公司网络信号只要做到80%的网络覆盖率任务就算完成了，不可能做到全覆盖，也没有义务做到全覆盖。那一带人员稀少，用户不是很多，建一个基站投入和收入不成正比。另外，那一带基站建立了很多年，很多设备老化才导致信号发射功率低下。
秦仕文称，为了此事他特意查了《电信法》，“《电信法》有规定，用户反映了情况之后，48小时内要有解决”。
2018年1月4日下午，法制晚报·看法新闻记者致电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南江分公司，该公司副总经称，目前他们已经关注到此事，“我们正在核实、查证这件事，之后有进展会及时向外界公布”。
律师解读 移动公司对死亡不担责 但与机主违约
对此，法制晚报·看法新闻记者咨询了北京大成（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吕振宗律师，吕律师称，移动公司对死亡事件承担责任是很牵强的，将移动公司和未及时抢救联系起来，是扩大解释法律因果关系的内涵。有义务才会产生责任，移动公司不对死者存在直接义务，情理上的逻辑因果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直接的因果关系。
但是，机主和移动公司之间存在电信服务合同关系，机主反复反映信号差的问题，工作人员也答应给安装信号扩大器，却迟迟未履行，可以认为移动公司构成该合同的违约，应该承担违约责任。在这个前提下，死亡事件可以认定为该违约责任的损失情节，机主可要求多赔付违约金。也就是说：不能认定移动公司对死亡承担责任，但与机主间违约，违约情节重大，可以多主张违约金的赔偿。
（来源：法制晚报 http://news.ynet.com/2018/01/05/836524t70.html 2018-1-5）
中兴坠楼员工同学：死者被公司领导宣称有精神病史
近日，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说法称，深圳中兴网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信科技”）要进行大规模裁员，并且是中兴通讯勒令网信科技缩减编制。根据工商备案信息显示，网信科技成立于2009年5月25日，是由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12月10日，中兴通讯大楼发生了42岁员工欧某坠亡的事件。据南山警方介绍，经现场初步勘查，认定为高坠死亡，排除他杀，具体情况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据欧某的妻子丁女士透露，由于网信科技内部领导间的矛盾，12月1日，还在劳动合同期限内的欧某被直属领导王某某谈话，并提出劝退的意思。坠楼事发当天，欧某表示“领导要我去公司”，走之前还说：“我们公司有内部矛盾，我很可能成为牺牲品。”
但网信科技针对裁员事件进行了澄清，指出经营活动一切正常，没有所谓的大规模裁员计划。
家属：死者因“宫斗”被离职
12月10日，网信科技的一位欧姓员工从南山区高新南四道中兴通讯大楼坠亡。据南山警方介绍，经现场初步勘查，认定为高坠死亡，排除他杀，具体情况还在近一步调查中。
不过，在欧某坠亡后，欧某的妻子丁女士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欧某是由于网信科技内部领导间的矛盾才被离职的。她在网上发布的求助帖中透露：
“欧某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市武冈县的一个农村家庭，今年42岁。毕业后曾在深圳华为公司工作8年，于2011年跳槽到网信科技，劳动合同显示，欧某与网信科技签订的合同期限为2014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
“由于网信科技内部领导间的矛盾，12月1日，欧某的直属领导王某某找他谈话，流露出劝退的意思。随后，人事部刘某和张某找欧某沟通，提出了N+1的补偿方案。”
此外，欧某还是公司持有股权的老员工，因此，12月7日，部门负责人郭某某开始与欧某谈谈股份转让的事情。当时，郭某某提出以2元一股的价格回购欧某的股份，但据欧某了解，去年离职员工的股份转让价为4块多，因此坚称不卖。
周日（12月10日）上午九点多，在家休息的欧某对丁女士表示：“领导要我去公司。”走之前还说“我们公司有内部矛盾，我很可能成为牺牲品”，但令丁女士没想到的是，当天下午1点，一个陌生电话通知了她欧某坠楼死亡的消息。
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某跳楼的前一天（12月9日上午），其还就股权问题与金融行业从业的同学进行讨论。“他最近给我打了两次电话，分别是7号和9号，两次通话的主要内容都是讨论股权的问题”，欧某的同学李先生向记者表示，“因为他持有中兴的股份，离职的时候（公司领导）要求他以很低的价格转出来，所以他找我帮他评估一下价格是不是很不合理。当时，我想要了解一下他公司的财务情况，因此找了工商以及上市公司的报表披露，但均没有网信科技的财务说明。欧某也曾向公司提出看财报的要求，但公司拒绝了。”
对于欧某跳楼一事，李先生表示非常震惊，“很难受，我们认识了9年，期间一直密切沟通，他是一个很老实的人，几乎不会做出什么偏激的事情，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激烈的冲突才导致他最后跳楼了。”
网信科技：无裁员，警方已介入调查
此外，李先生还表示，在欧某跳楼后，有一位就职中兴通讯的朋友向他询问事件的来龙去脉，因为当时中兴通讯内部一位领导口头宣称“欧某有精神病史，经常怀疑有人跟踪他”。
对此，丁女士进行了否认。“欧某的精神没有问题，即使被劝退，他的情绪也还可以，以他的资历找工作应该不难，他还给9岁的儿子读英语，给2岁的女儿讲故事。”而李某也称，两次电话沟通都聊了7-8分钟，欧某思路清晰，整个过程中，情绪还是比较平静的。
对于欧某是否有精神病史一事，记者于12月15日上午联系中兴通讯方面核实并了解情况。中兴方面表示，警方已经在调查过程中，已经确认死者为网信科技的员工，因此后续的事情都是网信那边去处理。而关于精神病史一事，中兴方面相关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表示：“我再说一遍，有什么问题都是网信科技在后续处理，沟通员工也应该是网信沟通，发生这种事情，各种流言和道听途说会非常多，但大家还是要理性些。”
15日下午，记者又联系了网信科技方面，公司回应称：“确实有员工坠楼，公司对该员工的不幸离世表示深切哀悼，对其家属疼失亲人深表同情。网信在第一时间成立善后处理小组，安排专人对家属进行慰问，同时安排好家属一行的住宿及饮食，此后一直保持与家属的密切沟通，积极做好安抚工作。目前，深圳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员工坠楼事件，更多的信息请等待警方的结论。”
与此同时，网信科技针对裁员事件也进行了澄清，并指经营活动一切正常，没有所谓的大规模裁员计划。
丁女士表示，虽然网信科技已经派人来慰问，但家属更需要的是真相，是一个说法。“我们看了监控，从欧某10点多进入公司到跳楼期间，公司的监控有20分钟是没有拍到他的，不知道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目前警方还在调查，有消息会通知我。”
在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看来，用人单位如果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理由，又没有与员工协商一致的话，不得擅自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否则构成违法解除。根据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双倍经济赔偿金，员工完全可以通过申请劳动仲裁等法律途径维护合法权益。
对于获取股权的员工，在离职时，除非用人单位或者其他股东依据合同可以进行回购，否则员工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持有，或者选择以某种条件转让。如果用人单位要求回购的价格过低，员工完全可以拒绝接受。
关于中兴员工跳楼案的“罗生门”，每日经济新闻将进一步追踪。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7-12-16/1172162.html 2017-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