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第六十五期

12月14日，记者从武汉砍头案中涉嫌砍杀面店老板的胡某的辩护律师于秋处了解到，该案将于12月15日，也就是本周五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今年7月，针对胡某的精神状况鉴定意见已经出具，胡某精神发育迟滞伴精神障碍，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

疑因口角纠纷当事人将面店老板砍死

2017年2月18日，武汉市武昌火车站附近发生一起刑事案件。

据此前披露的消息，胡某疑似因面钱差价而与店主姚某发生纠纷，随后持菜刀将姚某的头砍下。之后胡某当场被警方挡获。

据当时目击者说，警察在现场问胡某：“你知不知道你杀人了，为么事要杀人？”胡某并无什么表情，只是说：“他掐我。

之后，根据武汉警方官方通报：2月18日中午12时25分，犯罪嫌疑人胡某（男，22岁）因口角纠纷，持面馆菜刀在武昌区武南一村71号一面馆门口，将面馆业主姚某砍死。民警快速出警，现场将犯罪嫌疑人抓获，目前案件正在审查中。

今年7月，于秋接受采访时表示，案件由武昌公安分局侦查终结，并已移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12月14日，于秋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他此前与胡某的见面情况来看，胡某目前状况比较稳定，相关案件细节将在庭审后公布。

砍人者鉴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

此前，针对胡某的精神鉴定意见已由鉴定机构出具。

根据该鉴定结果，胡某韦氏成人智能测试IQ为69（轻度智能低下），头颅平扫未见异常，脑电图正常，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量表评分为25（部分责任能力），精神病人辨认能力及控制能力量表评定为38分（部分丧失）。根据“中国精神疾病诊断与分类系统第三版”，被鉴定人属于“轻度精神发育迟滞”标准，伴有精神病性症状。

司法鉴定意见显示：被鉴定人作案存在一定现实动机，未丧失对作案行为的实质性辨认能力，但作案过程符合轻度精神发育迟滞的起因简单、缺乏预谋、不择场所、单独作案、当场抓获等特点，对自己当时作案行为的控制能力削弱，但未完全丧失。被鉴定人基本丧失自我保护能力但不是在幻觉或妄想影响下作案。根据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指南，被鉴定人应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专家：监护人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税浴洋说，针对胡某可能面临的刑事追责程度，核心在于案发时他到底有没有“发病”以及“发病程度”。他认为，胡某的犯案手段，比如对同一位置连续砍杀和犯罪后的表现，符合一个精神病人的行为模式，他很有可能是当时受到刺激后引发了精神病发作。根据精神鉴定意见书，胡某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这应该会成为减轻判罚的依据。

（来源：封面新闻 http://www.thecover.cn/recommend/517351 2017年12月14日）

“我现在只想让女儿康复起来，告诉她，妈妈不是故意的！”12月24日，家住泗洪县瑶沟乡付圩村的市民付金达说，8岁大的女儿被她母亲用铅笔、缝衣针刺入颈部，并用刀砍伤。为了救女儿，他说：“欠下的债，用自己下半辈子来还。”

12月24日，记者来到了江苏省人民医院宿迁分院（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病房内，见到了付金达的女儿小轩（化名）。据了解，目前，小轩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昏迷后已经清醒过来，看到记者，她一手紧紧地抱着一个洋娃娃，另一只手死死地拽着姐姐的衣角。付金达看着小轩说，“如果可以，希望时间永远停在12月15日。”

12月15日凌晨3点左右，小轩的妈妈突然从梦中惊醒，一边喊着要拯救世界一边顺手拿着铅笔刺向女儿，随后，又拿起刀砍向了小轩的脖子。付金达告诉记者，他有4个女儿，大女儿今年大学刚毕业，二女儿上初三，三女儿上初一，小女儿上一年级。付金达说：“我平时在无锡打工，事发时二女儿在家看到了这一幕，随后，就立刻把小轩送到了当地医院进行抢救。”小轩的大姐付雪纯说：“小轩二姐也受到了惊吓，她把当时的情况告诉了我，小轩送去抢救的时候已经失血过多造成了重度昏迷。”

记者了解到，小轩是个天生聋哑的小姑娘，但她依旧活泼开朗。付雪纯告诉记者，小轩一直是个懂事的好孩子，特别喜欢笑，而且笑起来的样子特别好看。付雪纯说：“我妈妈的精神病已经有12年的病史了。从得病到现在，每年都需要去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平时都是吃药控制。”据介绍，小轩妈妈在春秋两季特别容易发病。付雪纯说：“我妈妈以前发病会砸家里的东西，或者是打我爸爸，但从来没有对我们姐妹动过手。”付雪纯说着说着泪水就湿润了眼眶，她表示，平时妈妈特别疼爱小轩，小轩特别挑食，妈妈有时一天要弄5至6种花样的饭给小轩吃。付雪纯说：“我特别心疼小轩，一个8岁大的孩子被铅笔造成了贯穿伤，而且身上有多处刀伤，一根缝衣针在体内断成了三截，现在的小轩变得不怎么讲话了，我更害怕的是她会恨妈妈，其实，妈妈没有不爱她，妈妈只是生病了。”

江苏省人民医院宿迁分院（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唐诚是小轩的主治医师。他告诉记者，小轩被送到医院时处于昏迷状态，口鼻内都有活动性出血，颈部和脸部肿胀，多处挫裂伤。唐诚说：“当时铅笔是斜着刺入右侧颈部，情况十分危险。”在医护人员不眠不休的照顾下，小轩目前已经脱离了危险。

付金达告诉记者，他在无锡打工每天只能赚100块钱，家里本来就没有积蓄，小轩看病花的5万多元全是向亲戚朋友借的。付金达说：“我想早日把女儿的病看好，欠下的人情，欠下的债，我用下半辈子来还。”

（来源：中国江苏网 http://jsnews.jschina.com.cn/sq/a/201712/t20171225_1294410.shtml 2017-12-25）

1月4日下午，上海新华医院门口，一名年轻男子赤身裸体站在医院门口，并殴打一名协管人员。

目击者称，该男子疑为精神病患者。

根据网上流传的照片可以看到，事发地点位于医院门口，周围有不少围观者。根据网友的说法，该男子还试图用鞋子击打倒地的协管人员，不过，该男子的行为很快被制止，随后由民警带入派出所内进行处置。

（来源：澎湃新闻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35820 2018年01月05日）

1月4日下午，闫成欣躺在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的病床上，15根肋骨和部分腰椎椎体横突多发骨折，胸腔积液，大小便失禁。这是他被从保定市新兴精神病医院转送至此的第8天，经抢救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笑容灿烂入院

在病床边照顾哥哥的闫成杰介绍说，他们是曲阳县下河乡刘家马村人，闫成欣今年58岁，是四兄弟中的大哥。年轻时，闫成欣因为受刺激患上了精神疾病，时常喃喃自语，与他人交流困难。因为家中经济条件有限，闫成欣的病没有到医院治疗过。但除了不会做饭，闫成欣基本生活自理没有问题。身体也很健康，多年来连感冒都没闹过。平时闫成欣自己住一个独院，其他三兄弟轮流给送饭。

今年11月份，村干部到县残联办理其他事情时，偶然提起村里患精神病的闫成欣。刚好对贫困精神病患者有救助政策，在县残联的帮助协调下，2017年11月8日，闫成欣被接到保定新兴精神病医院，接受为期100天的系统治疗，家人为此给医院交了1800元费用。临走前侄子闫党举用手机给大伯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闫成欣面色红润，腰板挺直，笑容很灿烂。

一个多月后多发骨折

2017年11月30日，家人带着过冬衣物来到保定新兴精神病医院看望闫成欣。闫成杰说，医院不允许家人进入到病房，安排了一间会客室。一起前去探视的闫党举在会客室里给大伯拍了一张照片。此时闫成欣面容变瘦了些，但精神状态看上去还好。

2017年12月28日上午9时许，家人突然接到新兴精神病医院打来的电话，主治大夫胡医生说，前一晚同室病友因争床位与闫成欣发生推搡，闫成欣倒下时撞到床沿上，摔断了肋骨。家人急忙赶到保定，闫成欣已被调换到一个床比较宽大的病房里。“胸部缠满了束缚带，裤子被尿湿透了，我大声喊大伯，他勉强睁开眼看了我一下。”闫党举说。

在家人的坚持下，当天新兴精神病医院找了一辆大面包车，将闫成欣送往保定第一中心医院。在给闫成欣换掉尿湿的衣服时，闫党举吃惊地发现，大伯大半个背部、肋下腹部全是大片青紫淤血，大腿根部、脚踝上还有很深的陈旧性伤疤。经检查，闫成欣左侧4—12，右侧7—12肋骨多发骨折，部分腰椎椎体横突多发骨折，双肺下叶局部膨胀不全，左侧胸腔积液。抢救期间，医院一度给家人下达了病危通知。经过多日治疗后，目前闫成欣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可以吃一些流食，但大小便仍然失禁。闫成欣入院以来，家人七拼八凑，已经花费了近3万元。1月4日上午，新兴精神病医院一位负责人看望了闫成欣，并帮助交了5000元费用。

警方介入调查

2017年12月27日晚，闫成欣到底经历了什么，导致他受如此重伤？闫党举说，他们曾经多次质问过新兴精神病医院方面，一直被告知，是同室病友打的。要下多么狠的手打折15根肋骨？大片青紫全在衣服遮盖的部位。如此严重的伤情，绝不会是短暂的殴打导致，其间，为什么没有医院工作人员制止？

面对闫成欣家人的质疑，主治大夫胡医生表示：12月27日晚是医院一位李大夫值班，他第二天上班后发现闫成欣受伤。据他了解的情况，闫成欣是被病友打伤的。病房内没有监控，楼道内的监控未发现异常情况。对于闫成欣当晚几点被打，值班人员是否发现并制止，他并不知道。

据了解，在医院检查发现闫成欣身受重伤后，其家人已经向警方报案。目前，保定市莲池区警方已经介入，对此事件展开调查。

（来源：石家庄新闻网 http://hb.jjj.qq.com/a/20180105/006196.htm 2018-01-05）

袁立终于被精神病了，虽然尚未被有关方面批准送进疯人院，但浙江卫视《演员的诞生》节目组精工细雕将袁立剪成了精神病。这一天迟早会来的，这是由国家大气候和演艺圈小气候共同决定的，这是不由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袁立再不被精神病，戏子不安，国也难容。

袁立之所以被剪成精神病，非常看不下去的某画家说：“袁立刻意秀公益”。对，就这事儿。章子怡问“你有几年没演戏了”，袁立回答说：“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奔波在尘肺病人公益事业”。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外人不知道，但袁立一定知道，结果袁立被剪成了“精神病”样子。袁立真的疯了，一鼓作气将浙江卫视节目组的底裤撕了个底朝天。娱乐节目真够娱乐的，能将这国屈指可数的正常人剪成精神病，剪刀好使，张小泉都自叹不如。

剪成精神病的目的，就是给所有观众袁立输不起的印象，达成破坏袁立正面形象毁灭袁立正义精神的正能量共识。这共识不是源自什么秘密指示，而是节目组、导师组和演艺圈心照不宣的共识。什么叫心照不宣的共识呢？就是既心心相印又只能默而不言的共识。关键词就是心心相印。演艺圈演戏都是为了出名谋利，而袁立这个另类却要把辛辛苦苦积赚的名利用于救助尘肺病人的弱势群体，正确倒是正确，正义也是正义，但其他演员都只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即便去做公益也是赚形象以便更好地谋利，谁愿意去做什么真正的救弱帮困啊？这就是心心相印的共识。如果让袁立在全国瞩目的公共平台上秀公益，岂不是将所有演艺圈的戏子在道德上都给比下去了？这让其他戏子有何颜面心安理得？这也是心心相印的共识，无须什么后台指示，即便换任何一个节目组或导师组，都会把袁立剪成精神病。

严格说，袁立救助尘肺病人的事业不叫公益事业，公益是指普遍性无差别的公共受益，譬如志愿者宣传环保才属公益。袁立做的事情也不能简单说就是慈善事业，慈善是指对非政府所必须承担的弱势救助，譬如免费食品救济站就属于慈善事业，以利于那些因一时之困（如非法移民）能解决饥饿问题。像国民饥饿、教育、就医等保障问题，不属于公益慈善范畴，而是政府必须承担的人权事业。因此，袁立救助尘肺病人的行为属于政府职能范畴的人权保障事业。

本该政府所做但政府却不做的人权事业，而你袁立越俎代庖替代政府职能去救助尘肺病人，政府不但不会感谢你，反而觉得你是多事，有故意矮化甚至抹黑政府道德形象之嫌，属于寻性姿势的口袋范畴。袁立的行为会让政府不安，如果袁立的救助行为被无限美化和宣传，不但会唤醒大多数人愤怒政府的失责，还会激活更多艺人参与到人权事业中去，这就会给本就沸腾滚滚的民意添柴加薪，这就会给特权特供的既得利益群体带来极大威胁。大陆只喜欢章子怡，绝不能容忍伊能静，尽管袁立积蓄的民意力量已经开始迅速发酵，但袁立并没有直接对峙公权，因此，公权一时之间难以对袁立下手。

政府不能下手，但心心相印的非政府组织还是可以下手的。中国的娱乐圈和演艺圈，看起来与公权无关，但他们在价值观上都是与公权心心相印的，对弱势群体刺刀见红的冷血精神是他们心心相印的共同意志。而袁立，对弱势群体不但不刺刀见红，反而摆出悲天悯人的博爱情怀，虽然聚合了民意，但与鼓励弱肉强食的公权道德为敌，就是与演艺圈精致利己的腐蛆道德为敌。因此，节目组不高兴袁立的“刻意秀公益”，三大导师不高兴袁立的“刻意秀公益”，不知名的知名画家更不高兴袁立的“刻意秀公益”。袁立不是现场秀不是脱口秀，而是长年累月地秀，是翻山越岭地秀，是相拥促膝地秀，是真金白银地秀。淘汰袁立不是娱乐圈和演艺圈某一个人的意志，而是心心相印的共同意志。将袁立剪成精神病也不是剪切师一个人在操刀，而是心照不宣的集体战斗。

不但演艺圈和娱乐圈会把袁立剪成精神病，其实，这个国家所有体制内的人和体制外的全部既得利益者都会把袁立剪成精神病。就在今天，我看见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教授一段惊悚科研结论：“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已经超过了美国，居世界第一。这个结论早就做出来了，只是现在才发表”。这么厚颜无耻的结论都敢说得出来，如果胡鞍钢教授听到袁立在经年累月地救助尘肺病人，岂不是在给他“超过美国”的结论抹黑吗？如果胡教授是现场嘉宾，你说他咋个不淘汰袁立？你说他咋个不支持把袁立剪成精神病？在这个国家，袁立几乎逃无可逃，不是只有浙江卫视会淘汰她把她剪成精神病，几乎鲜有人会让她正常起来。根本不等政府动手，就凭朝阳群众都会把袁立逼疯。

袁立的存在，表面上是仅仅局限在尘肺病人的救助，本质上是对人权正义的救助，是对国家虚无的无声控诉，是对所有精致利己的有力鞭挞，是对所有国民戏子的现场抽脸，是为所有弱势群体点燃了一盏温暖的灯。袁立在，戏子不安，国也难容，因此，淘汰是袁立在狼窝注定的命数，精神病是袁立在虎穴的唯一归属。

（来源：“沉雁壁花”微博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c0e82d30102xab3.html2017年12月13日）

近日，温州康宁一家精神病院冲击IPO，招股说明书显示过去3年该医院毛利润率38%，常年入住率达96%。中国真有这么多的精神疾病患者吗？答案比你想象的要多。

一、每8人就有1个精神疾病患者 7成患者未治疗

参考消息网的一篇报道中提到，在中国，差不多每8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精神疾病患者。

公众对精神疾病知晓率低、识别率低，很多人定义中的精神疾病仅有重症“精神分裂”，通俗的称为“疯了”。事实上精神病患多种多样，一般特点包括异常的思维、观点、情绪、行为以及与他人的关系。根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对现有精神疾病进行分类，其包括四百种疾病，全球患病人数较多的有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痴呆症、发育迟缓、精神分裂症等。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册的精神疾病总数也接近400种，分为10大类72小类，失眠症、厌食症、酒精依赖、失眠症、自闭症等都在其列。1990年5月17日前“同性恋”也在世卫组织的精神病名册当中。

全球对精神卫生领域的投入都严重不足，治疗供需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在世卫报告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未被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在76%至85%（中国正在此列）。

本该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未被治疗，除了认识不足，资源也不够。

二 、1万个病人“挤不上”2张床 重症患者贫困率超50%

与庞大的病患人数相对的是我国精神病领域的医疗资源供不应求且分布不均，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建立。

在卫计委计划中我国精神疾病治疗条件将会明显改善， 到2020年现有的2万名专科医生有望翻倍升级为4万名。

家庭负担重 重症患者贫困率超50%

从数据上看，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往往是社会弱势群体。

温州康宁精神病院招股书中绝大多数患者治疗费在10万以下，但也不乏治疗费三四十万的患者。

据卫生部调查，精神疾患在我国疾病总负担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各类精神问题约占疾病（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总负担的1/5，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率将升至1/4。

许多病人家属不愿承担高额诊疗费用，拒绝将已基本康复的患者接出医院，有病人住院甚至超30年。

相比该治疗的未被治疗，却有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因过渡治疗而占用医疗资源。

三、认定标准低 监护人权利大你也有可能“被精神病”

有病没病患者和监护人谁说了算？

作为一种特殊疾病，目前还没有精确的仪器可以对精神病进行指标性诊断，只能凭借病史和临床表现进行诊断，“患者”与“正常人”之间甚至无法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

一则来自《南方日报》的新闻称：2005年广州一对夫妇发生口角，大打出手。随后妻子电话至广州脑科医院，声称自己的丈夫疯了，请求帮助。脑科医院立刻派车前往，与妻子签订监护人委托书。当天深夜，身在家中的丈夫即被两个冲进来的护工用手卡住脖子，绑送往医院。

这个荒诞的案例却是“合法”的，按照《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和三十条、三十一、三十六的规定，妻子有权向有关医疗机构申请对其丈夫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第二十八条规定：“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第三十条规定：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
（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
（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第三十一条精神障碍患者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一项情形的，经其监护人同意，医疗机构应当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监护人不同意的，医疗机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

第三十六条规定：诊断结论表明需要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本人没有能力办理住院手续的，由其监护人办理住院手续；患者属于查找不到监护人的流浪乞讨人员的，由送诊的有关部门办理住院手续。

中国精神疾病认定标准普遍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

中国对于精神疾病的诊断，除执行国际疾病分类（ICD-10）第五章“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所确定的诊断标准外，亦参照中华医学会制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这比多数国家采用、由美国精神病学会制定的“美国精神障碍统计与诊断手册第四版（DSM-Ⅳ）所规定的标准低。

以上两个因素叠加，可能造成很多人“被精神病”。该治疗的未治疗，不该治的却可能被过渡治疗，精神病院冲击IPO的新闻背后更该被关注是中国精神病患者的现状以及被人们忽视的精神卫生领域。

（来源：搜狐新闻 http://www.sohu.com/a/213101009_157078 2017-12-28）

在繁忙的香港里，不少人也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有些甚至要被强制入院治疗。回顾法律与精神医学的期刊，近年不少文献讨论精神病病人与他们的法律权利，当中强调社会支持为主的模式替代强制入院。以下整理其中一些关键讨论，冀望抛砖引玉，从权益角度探讨精神病病人相关的权益及政策。

病人自主与医疗

精神病病患一般来说以病人医疗与他人安全为主要考虑，法律与精神医学交叉点分为以下三类。经香港的《精神健康条例》判准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mentally incapacitated）。第一种是判定你在法律上为无能力决定的人，即是「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因而在法律上以监护人的决定取代病人的个人决定权。

第二种则为刑事上宣告该人不用为行为负责，或被法官判以入院令替代监禁。法官经两名注册医生的证供信纳该犯人为精神紊乱等，并考虑其他条件如罪行性质等，则可作出入院令。虽说条例下的都是法律要求，但绝大部份时候，法官会倾向考虑医生的证供。第三种则为非自愿性质的命令，包括强制性入院令，或政府在倡议、暂没有立法的小区治疗令。强制入院患者每年只有一次机会向精神健康复核审裁处提交申请，包括解除强制令。

如果以整个医疗制度思考，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似乎我们依赖医生的专业判断，就作出可否把病人送院、限制出入的决定。近年来，许多法律学者都会提出此机制会否削夺了病人的尊严及自主，亦违反了以社会与权利为出发的人权框架，即《残疾人权利公约》。这篇我们考虑的是病人的法律能力（legal capacity），即是他们是否被赋予法律上的权利及义务、可拥有／可负责任的自主人格（responsible subject）。

病人自主与尊严

学者认为，相关的精神健康法律一般如香港、英国的法例，都是以「法律能力」为判准，以精神状况决定法律能力。透过限制他们的决定能力及自由，法律希望以医疗来解决他们所产生的社会问题。

另一模式便是依据《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2条，强调自主、社会支持的论述。核心的思想就是要尊重所有人的权利、意愿及选择。同时，他认为残障是既因个人身体而来，亦因社会环境而生。世卫在人格障碍 ICD-10 (WHO, 1992) 便是明显一例，即使从病因角度亦要求重视他们极端的社会环境、忽略、创伤等。在决定，病人「自决」，他可以为私人事务表达意愿（intention），得到道德及法律的主体。

认识支持模式

支持模式于是致力处理障碍及环境调整，而非只是治愈病患；它亦相信我们是给予精神障碍者支持，让他与其他人平等，以及给予他们肯定及去除歧视，而非要夺去其法律上决定的能力。这也被称为「支持模式」或「普及法律能力」。另外，《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号一般性意见进而认为法律上为精神病人予以监护，取代他们自主决定是违反《公约》的（文件第9段）。

这个支持模式背后是强调人际关系之上及之中实践自主。它亦带有对西方很阳刚的自主（个人、自足、理性、不带情绪）的批判角度，提倡自主亦包括对权力位置带有批判的照顾关系及互赖关系，以及多元的呈现。同样的实践是包括与精神病人对话，建立个人表述（personal narrative）并尊重他们真实的想法，而不是仅仅评估他有否能力出作决定。

支持模式的缺点是…？由于模式强调有共识的自主（consensual autonomy），这个模式没有处理到比较高高自伤伤人的风险的群体。另外，由于病人会与其他人共议，我们又如何确保他免受不当影响（undue influence）呢？支持模式的解答是确保病人了解有其他选项给他选择，国家将提供支持。

反思法律概念

回到评估者（医生、法官）的视角，在考虑是否尊重精神病人意愿一事上，还得接受不明智的决定不等于没有能力作出决定。这也要求大家反思普通法原则的「最佳利益」标准（best interest test）。只要医生为病人的最佳利益出发，他在法律上得到如病人同意后的同样责任。这理解视支持及关系于被动的位置，也讲求谁去提供支持，而医疗人员在评估当中容易忽略病人的个人背景及生活脉络。此最佳利益标准因此亦被认为是违反《公约》（第1号一般性意见第18段），过去法院也就此加入「从病人视角的最佳利益」，却无法解决当中的张力。

学者Kogstad更针对精神病人的物化（objectification）作出研究，认为精神病人的病人身份，让他们的声音及人权可以合理合法地被忽略。即使是《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亦明确列明精神病人可以被削夺自由，欧洲人权法院更细致化当中要求，包括建基于医生意见等。「最低度入侵性治疗」、「紧急而必需」等法律概念亦时被建构用以绕过病人的同意，甚至认为病人「无法」同意。

具体政策是乜？

本文不是主张完全废除强制性的措施，这些都需要再一步讨论。只是强调强制性的措施会有误会的沟通、病人频频被拒绝、羞辱及惩罚，再次造成创伤，某程度上甚至会妨碍治疗。

具体政策因而要向病人提供更多角度的支持，包括社工、护士、家人、律师等，让病人选择他要怎样的支持，让那些人也参与在共同决策，签定有共识的同意书，又或指定个人专员（personal ombudsmen）等，又或促成有协作的决策过程（facilitated decision making），以最佳演译病人意愿取代最佳利益。这些都是为了避免病人的意愿被取代。

同时，香港以及国际社会都有必要反思现有的人权法是否足够，是否应强调支持多于限制，又是否应该从医疗解放出来。《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2条在学者之间已经牵起一波讨论，如何落实到各国是下一步的关键。

如此看来，其实有关于病人自主的问题并不只是法律／精神医学两方的学术讨论，它也是政治问题（资源分配），更是道德的问题。社会不但要对精神病患去除歧视，亦要尊重他们真实的意愿，更不要以帮助之名强制病人治疗／不自杀，但同时却不给予他们生活各方面的援助。

（来源：香港独立媒体网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54264 2018-1-3）

一个多月前，74岁的刘宴斌从儿子刘祖泽手机上看到寻亲消息上的信息和照片，他一眼认出，这个在资阳市精神病医院的女病人，就是27年前在湖北老家走失的小女儿刘祖春，忍不住老泪纵横。27年来，他没有一个夜晚是安眠的，一躺下去，女儿在哪，她还活着吗，她过得好不好，这些想法就像着了魔一样，钻进自己的脑袋里。

12月20日，刘宴斌第二次入川，做过了DNA鉴定、开具了证明材料和户籍资料，最晚下周，刘宴斌就能带着小女儿回到湖北老家了。“让她去姐姐的厂里找份工作，户口就跟着她哥。”刘宴斌甚至计划好了，腊月二十八是自己的生日，是跟女儿团聚后的第一个生日，今年全家人团圆就定在那一天。

27年前农历八月初三 小女儿再没回过家

刘宴斌记得，1990年的农历八月初二，小女儿刘祖春上街去了，然后再也没有回家，当时，女儿应该是17岁左右。

从那一天起，刘宴斌就像是丢了魂，到处打听女儿的消息。“一天到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睡着了，不知不觉又要开始想，整个人都是恍惚的。”刘宴斌说，老伴儿一想起女儿就哭，那段时间，过得非常痛苦。刘宴斌一共四个孩子，在刘祖春前面，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

直到2004年，一个知情人士私下找到刘宴斌，悄悄给他透露了一些女儿可能被拐卖的信息，但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指证。刘宴斌根据这些信息，去找了当事人，但没能问出半句结果。刘宴斌把老伴儿安顿在宜昌的兄弟家，只身一人又去了女儿可能被拐卖到的江苏，仍然一无所获，还大病一场而归。

“那时候我就想啊，要么，可能在哪个偏街小巷死了，要么，她命好遇到了好心人收留。”刘宴斌说，这么多年，自己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女儿的想法。

希望 哥哥偶然从网上看到寻亲信息

时隔27年，再次看到妹妹的消息，是刘祖泽偶然在寻亲网站上看到的。“上面有照片，她自己的名字，还有记得的家里人的名字，大部分都对的上，”刘祖泽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看到网站上，寻人者的名字和妹妹一样，走失日期也相近，最重要的是，信息上写的，“父亲刘元兵、母亲田忠贵，哥哥刘祖铁，姐姐刘祖梅，姐姐刘兰英”，其中，父母和自己的名字有区别，但音都是相近的，两个姐姐的姓名是对了的。“爸爸是叫刘宴斌，妈妈钱忠贵，我叫刘祖泽。”凭着这些信息，家里人都认为，这就是走失的妹妹刘祖春。

11月中旬，担心父亲身体承受不住长途奔波，刘祖泽和两个姐姐根据寻亲信息，找到了四川资阳市，到公安机关一查，确认了妹妹现在正在资阳市精神病院，他们赶到医院，见到了刘祖春。

“我们一进去，还没有主动说话，她就认出我们了，跟医院工作人员介绍，哪个是大姐二姐，哪个是哥哥。”刘祖泽说，当时，他们就更加认定，这就是妹妹。

11月21日，刘宴斌也来到资阳，见到女儿，他强忍着没出声，看到小女儿跟哥哥姐姐打招呼，然后发现了自己，歪着头想了一下，猛地就扑进自己的怀里，“这个是爸爸。”刘宴斌抱着失而复得的女儿，发现她的样貌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比离家时胖了些。在和医院工作人员沟通后，刘宴斌得知，女儿是被精神病院的老院长出差时，捡回来的，这么多年一直在医院。

亲子鉴定、办理户籍迁移手续等等，20日，刘宴斌和儿女们再次来到资阳，这一次，他们是来办手续的，顺利的话，下周就能带着女儿回到湖北老家。“特别感谢他们（医院）这么多年，对她的照顾。”刘宴斌说。

刘祖春27年前经历了什么，怎么会从湖北到了四川，短短两三次见面，刘宴斌和家人并没有太多与她交流的时间，这些问题也没来得及问，最重要的是，离家27年，刘祖春终于能够回家了。

20多年前被老院长捡回 只记得自己名字

在资阳市精神病医院，女病区的医护人员都叫刘祖春为“春”。他们只知道，“春”是医院老院长在1990年前后在内江出差时捡回的流浪女。由于老院长已去世，当年的纸质档案太多，一时半会无法找出，刘祖春被医院收治的具体时间还不清楚。

资阳市精神病医院保卫科科长雒阳和女病区主任谢智都是1990年来到医院上班，在他们的记忆中，刘祖春好像比他们更早来到医院，但他们也不知道具体时间。“他只记得自己的名字，说不出家在哪儿，也说不出更多信息。”谢智说，在医院期间，刘祖春语言表达不清楚。“感觉她有些智力障碍，但由于她总是答非所问，也无法进行精神疾病测试，所以至今我们都无法确定她是否患有精神疾病。”

刘祖泽证实，妹妹离家时精神并没问题，只是小时候因为生病打针，耳朵有些背，听不大清。

“以前，她在我们的康复区打工，还能挣点零花钱。”雒阳说，这些年，医院也为刘祖春办理了医保等。去年，有一个寻亲义工来到医院，了解了刘祖春等人的情况，并拍了照片。直到一个多月前，刘祖春的家人来到医院找人。“应该是他们看到了寻亲义工发出去的信息，才找到的。”

雒阳还说，看相貌，刘祖春和父亲长得很像，但家人要领走她，必须通过相关手续确认关系。

目前，通过警方采血进行DNA比对，已于上周确认刘祖春与其父亲的父女关系。此外，根据相关规定，医院还要求刘祖春父亲在老家警方开具了户籍准入手续，医院也将向民政部门申请办理解除刘祖春收治的手续。“预计下周一或周二手续办完后，她的家人就可以把她接回湖北老家了。”

（来源：成都商报 http://sc.sina.com.cn/news/m/2017-12-23/detail-ifypxrpp3450949-p3.shtml 2017-12-23）

“医院就是社会骚动的缩影，你在里面可以感觉到外部世界的样子。”

打开镜头前，马莉在精神病院待了3个月。她在医院外租了房，从起床到睡觉，每天规律地来封闭病区，静静地沟通、观察和等待，润物细无声地成为医院空间的一部分。

她的名字零星出现在对话中，“马莉，给你留了蛋糕”，“马莉，你说我该不该逃”。没有刻意剪去，也没有刻意放大，一切对话只是自然地发生，自然地保留。

亲人的耐心消耗殆尽，医生数量太少，相对漫长的时间，在病区里，寂寞才是常态。“他们可能把我当成了一个树洞，我进去之前（病人）相互之间是沉默的。”

在刚刚摘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囚》中，导演马莉记录了这间位于东北精神病院中，病人们服药、会诊、倾诉、争吵、抚慰的场景，记录了不同个体被时代压抑、被命运玩弄、尔后被社会放逐的故事，记录了他们在这个封闭空间中的孤独、绝望和温情，记录了他们与疾病缠斗的痛苦和不被倾听的压抑。这部长达5小时的纪录片，呈现的不止是精神病人真实具体的生活状态，关怀的不止是精神病治疗体系的问题，某程度上，精神病院这一充满隐喻的场域，也成了现实世界的影射。

（来源：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1207-culture-films-interview-inmates-mali/ 2017-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