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观察2017年8月18日消息】本网获悉，南昌龚新华被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羁押于南昌市第一看守所。
据公开消息显示，龚新华曾于8月7日去到广州，准备寻找合适工作维生，后于8月8日被江西南昌警方跨省抓捕带回南昌，当时龚新华曾发出求救信息，指自己或被收监（刑事拘留）或其他（黑监狱或精神病院），希望朋友可以为其寻找合适的律师，称自己当时被困南昌市公园派出所。
据知情人透露，目前已经有律师跟进龚新华一案，并和家属一起前去派出所交涉，但派出所执意要带龚新华去江西省精神病院做精神鉴定，并称是公安部的决定。龚新华曾于2008年12月至2011年3月的两年多时间里被控制在江西省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有关龚新华的情况本网将会继续关注和报道。
相关报道：南昌龚新华遭跨省抓捕 发出求救急需法律援助
http://msguancha.com/a/lanmu12/2017/0809/162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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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的一个凌晨，派出所的值班电话骤然响起，一位老妇人在电话那头声嘶力竭地喊：“救命啊，快来人啊！我儿子要杀我！”
光是听声音，我们就知道，又是辖区“黑老大”郭强的母亲，这时候打电话，八成又是郭强在家里犯病了。
到了现场，家里门户大开却不见人影。我和同事走进屋，郭强正拿着菜刀疯狂地砍着自家卧室房门，砍一刀，骂一声，踹一脚。
见我们进了屋，郭强二话不说抡起菜刀就迎了上来，我和同事急忙躲闪。好一番纠缠，菜刀才被同事夺了下来，人也被我用约束带绑了按在地上。
郭强在地上拼命挣扎，干瘦的身躯爆发出惊人的蛮力。
“这X估计又吸‘果子’了，不然不会这个点犯病。”同事边说边掏出止血带，他的右臂刚刚被菜刀划了一道口子。
过了好一阵，卧室的房门才从里面被打开。郭强的父母小心翼翼地走出来，我抬头一看，老郭一瘸一拐的，母亲王金丽则用手捂着脑袋，指缝里有血流出来。‘’
“要不要紧，赶紧去医院包一下。”我赶忙说。
王金丽却顾不得自己头上的伤口，蹲在被我们绑在地上的儿子旁边，一边看一边埋怨：
“手上绑得太紧了，勒到他了，松一下吧……”
“地上有水，凉，你们快把他搬到床上去……”
同事不满地瞪了王金丽一眼，“就他这架势的，刚才我可以一枪打死他！”
“使不得使不得，他有精神病……”王金丽赶紧辩解，但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地上的郭强。
郭强还在地上挣扎，嘴里不停地喊打喊杀。汇报了情况之后，上级要求连夜将郭强送往沙市精神病院，可却被王金丽拦住了，她坚持要送郭强去本市二院精神科暂时治疗。
“郭强有医保，送沙市（医院）也用不着你们拿钱。”我以为王金丽担心沙市精神病院费用高。
“不行不行，沙市医院的大夫太坏了，用电棍子电人，那边的伙食也不行……”
无奈，我们只好联系二院。
二院的值班医生一听是郭强，直接在电话里拒绝了我：“不行啊李警官，我们精神科就几个女同志，治不住他，我们可以派医生过去，帮你们送他去沙市。”
王金丽不满地嘟囔了几句，最后不得不同意我们连夜将郭强送往沙市。
2
从沙市精神卫生中心出来，已经是早上六点。
“我估计用不了一个星期，王金丽就会把郭强接出来，不信咱走着瞧！”返程路上，同事一边开车一边跟我说。
我深以为然。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三个月前，郭强吸毒后突发精神病，在辖区学校门口拎着棍子手舞足蹈，被学生家长和学校保安一同扭送到派出所。
那时候，也是我和同事一起，叫二院精神科的医生把郭强去了精神病院。本来医院要求郭强至少要完成三个月的治疗，但三天后，便被王金丽接回了家。
一个月前，郭强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把开山刀，挥舞着在小区里乱跑，同事出警又把他送去了精神病院。但不到一个星期，又被王金丽接了出来。
我质问王金丽，但王金丽总是满面愁容地向我诉苦：“精神病院的日子苦啊……”
“可你儿子有病，得给他治啊！”
“在家治吧，在家也能治，不就是吃药嘛，吃了药就好了……”
每次把郭强接回家，王金丽总会再三向我保证：“我一定好好管着他，绝对不会再出事。”
但郭强的事就从来没有停过。
王金丽也管儿子，但无奈已年过七旬又身患疾病，生活能够自理就已实属不易。精神病儿子正当壮年，一旦犯病，老两口根本控制不住，反而时常遭到痛打。
“我这个月出王金丽的警已经五次了，都是被郭强打，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他们老两口会被郭强打死。”
“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前脚把人送去精神病院，后脚就把他接出来。”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都被儿子打成这样了……”我感慨道。
“切，郭强落到现在这个境地，少不了他妈的‘功劳’！”同事不屑地回答我。
3
郭强生于1973年，翻开档案，密密麻麻的全是他多年的“光辉历史”。
32岁之前的郭强劣迹斑斑，故意伤害、聚众斗殴、敲诈勒索，让他在辖区“声名显赫”。
19岁时，他就是黑道上数得上名字的“人物”了；24岁，他带着一帮“小弟”垄断了市里一半以上酒店、大排档的酒水业务；2003年，30出头的郭强开始涉足高利贷行业，名车豪宅，曾号称身家千万。
32岁开始，郭强“试水”海洛因，之后的10年，31次治安或行政拘留、8次劳教、3次强制隔离戒毒、数次精神病强制送医。直到最后，公司垮了，“小弟”散了，老婆跑了，自己也疯了。
“你看看这张照片，能认出他就是现在的郭强吗？”同事从档案里抽出一张郭强20年前的照片指给我看。
那是一次郭强聚众斗殴案件被抓获后在派出所留下的“登记照”，照片上的郭强膀大腰圆，目光凶悍。那个曾“叱咤风云”的“黑老大”，和眼前这个又黑又瘦、目光呆滞、精神混乱的“废么子”（方言，指废人）完全是两个人。
“这和他妈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那关系可大着呢！”
33岁才得了郭强这个独子，王金丽把儿子宠得不像样子。
郭强的父亲老郭当了一辈子石油工人，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外地参加“会战”，郭强从小就跟着母亲王金丽一起生活。
中学时代的郭强就是学校里的“扛把子”，带着一帮“志同道合”的小兄弟，在同学之间到处收“保护费”。
对于儿子的所作所为，王金丽是知道的，但奇怪的是，她并不认为郭强这样做有问题。
退休教师刘汉生是郭强中学时代的班主任，提起这个学生，刘汉生不住地摇头。
那时候，郭强就和一帮社会人员在辖区饭店里吃“霸王餐”，被老板抓住，可几个人不但掀了桌子，还出手把老板夫妻打伤了。店老板认出了郭强，报案后和派出所民警找到了学校。
刘汉生通知王金丽来学校处理，可王金丽到了学校，先是怪店老板报警“坏了儿子的名声”，又怪刘汉生“不去维护自己的学生”，最后不但拒绝配合学校和派出所的工作，还砸了学校会议室的玻璃。
刘汉生无奈通知了远在陕西“会战”的老郭，老郭千里迢迢赶回来，这才压住了此事。那时候郭强还没成年，最后只是向店老板赔礼道歉，并配合派出所抓了那几个一同打砸饭店的社会青年，便罢了。
但刘汉生没想到，就这件事，还给自己惹来了一屁股麻烦——自那时起，王金丽竟然记恨上了刘汉生，隔三差五的便去刘汉生家里叫骂，足足坚持了一年。
到后来，郭强在本地“混黑”出了名，王金丽对此还颇为骄傲。
徐富强是王金丽上班时的领导，头上至今留有一块三厘米长的伤疤。2002年，徐富强因王金丽长期不来上班，停了她的工资，很快，郭强便带人在下班路上截住了徐富强，一顿暴打。事后郭强虽被派出所抓去拘留，可王金丽却在单位“豪迈”地宣扬，“谁再敢惹我，徐富强就是例子。”
2004年，郭强因涉嫌故意伤害被公安机关追逃，派出所希望王金丽能规劝郭强来投案。但得到消息后，王金丽不但没有规劝郭强，反而安排他逃往外地“避风头”。郭强被抓回来后，王金丽也因包庇罪被判了半年。
4
在染上毒瘾之前，郭强对王金丽极为孝顺。
辖区有几栋“处长楼”，原是某国企专门为单位处级干部建造的福利住宅。在本市人眼里，能住进“处长楼”就是“混得好”的象征。后来，这批住宅楼被放到市场上销售，虽然房型好、环境好、位置也好，但由于售价很高，鲜有人问津。
王金丽就是第一批住进“处长楼”的人之一。
“那时候王老太太出门穿金戴银，强子不但给他妈买了房，后来还买了车，又专门安排一个‘小弟’去给他妈当司机。” 陈九江是郭强的发小，“拜把子”的兄弟。曾为郭强立下过汗马功劳，也因此为自己换来了四年的牢狱之灾。“强子疯掉之前，孝顺他妈是有目共睹的。”
“他妈就不关心你们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吗？”我问陈九江。
“王老太太从来不管这些，但反到是强子他爸很生气，没和他妈一起搬到‘处长楼’里，一直还在以前的老公房住着。”
2003年是郭强人生的重要“转折点”，32岁的郭强染上毒瘾，“事业”急转直下。
按照陈九江的说法，彼时的郭强“有钱有势”，正准备“洗白”自己，为此还开了公司打算做正当买卖。那时陈九江也刚刚出狱，本打算继续跟着郭强干。但一个偶然的机会，陈九江发现郭强吸毒。
“一开始是吸白粉，时间一长，就开始注射。也不管生意了。他有几个‘小弟’原本和我一样，打算跟他走‘正道’的，一看这架势，便都散了。”
“他妈也不管？”我问陈九江。
陈九江摇摇头。
“管不管我不知道，但我记得强子几次因吸毒被抓，都是在他妈住的‘处长楼’那里。”
为了防止便衣民警进小区排查，郭强还在保安队里安排了两个“小弟”，专门负责通风报信。
“那套房子呢？”
“听说后来卖了吧，还有王老太太的车和那些金银首饰什么的，钱都让强子拿去吸毒了。”
“哪怕看在钱的份上，也得管管儿子吧。”
“管了，哪能不管！王老太太看强子毒瘾上来那么痛苦，也确实想管儿子，但她一出手，直接把儿子‘管’疯了……”陈九江哂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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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丽的办法，的确让人哭笑不得。
2008年，郭强败光了家产，一家人又搬回了以前住的老公房。此时郭强的经济条件已经无法负担他的毒瘾。看到儿子毒瘾来袭时满地打滚的惨状，王金丽心疼万分，后来居然不知从何处听来一个法子——用冰毒戒海洛因。
“之前王老太太找过我，问我有啥办法能让强子不那么难受，我又没吸过毒，哪知道什么法子。听说后来她又去找了六子，六子吸毒，可能是他告诉王老太太的吧。”
的确有一些海洛因吸食者会用价格便宜、且反应不那么强烈的冰毒来戒断海洛因，但这种方法无疑也是饮鸩止渴。因为冰毒及其副产品“麻古”所带来的“心瘾”，会直接伤害吸毒者的脑神经，吸到最后，人就疯了。
果然，改吸冰毒之后，郭强的身体确实没有那么痛苦了，但很快精神却变得不正常了。
“你怎么不劝她送郭强去戒毒所呢？”
“怎么没劝过，老太太怕强子一进去就出不来了，她是一刻都离不了儿子的人，哪会同意……当时强子为了筹毒资，老太太是要钱给钱、要首饰给首饰，即便到了卖房子的地步，老太太也是二话不说就搬回了旧公房，生怕强子受一丁点委屈……”
等王金丽开始意识到要给儿子戒毒了，郭强已经成了重症精神病人，根本没有戒毒所愿意接收他。即便是公安机关的强制隔离戒毒，也需要去精神病院控制住他的病情后才能执行。
郭强彻底成了一颗“定时炸弹”，王金丽便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不知为何，郭强只要在家中犯病，首当其冲就是殴打王金丽。王金丽只得一次又一次报警，强行送郭强去精神病院，没两天再去把人接出来，然后再犯病。
如此不断地反复至今。
6
不出所料，不过一个星期，我就又遇到了郭强。他就坐在马路边晒太阳，身边是头上依旧缠着绷带的王金丽。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反倒是王金丽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开口解释：“警官你看，他已经好了，不打人了。”
郭强抬起头，傻乎乎的看看我，估计是药劲还没下去。
“看好他，不要让他再碰‘果子’，也不要让他的那些吸毒的朋友再来找他！”
王金丽点点头。
三天之后的一个清晨，我按例接班，发现夜班同事一个个两眼通红，面带倦色，似乎一夜未眠。问他们怎么了，一个同事表情复杂地告诉我，昨天夜里郭强又犯病了，他们刚刚从沙市精神病院送人回来。
“这他妈不是折腾人吗？去告诉王金丽，再这样把郭强接出来，以后出了事让她别再找警察！”我气冲冲的对同事说。
“不用了，估计这次没人接郭强出来了。”同事淡淡地说。
原来，昨天深夜，郭强在家发病，疯了似的要往外跑。王金丽夫妇上前阻拦，神志不清的郭强顺手抡起了家里的椅子，直接砸在了王金丽的头上。父亲老郭见势不妙报了警，等同事们出警赶到现场时，郭强早已不知去向，只留下王金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120急救车拉走了王金丽，同事们找了两个小时才逮到郭强，连夜送去了精神病院。
“王金丽怎么样了？”
“在总院ICU呢，还没来得及去看……”
到了总院病房，老郭正坐在楼道里抹泪，我问王金丽的情况，老郭说她颅骨骨折，颅内出血，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就是万幸救过来，估计以后也可能变成植物人。
“郭强那个畜生呢？”老郭问我。
“已经送精神病院了……这次必须让他治完整个疗程！”我有些担心老郭，不知他是不是也和王金丽一样。
“接他？这次就让他死在里面吧。”
后记
再次见到王金丽已是半年多之后了。
十年前，王金丽走在路上，街边的商户们都会恭敬的喊她一声“王姨”，不是因为她的人缘好，而是因为儿子郭强是本地有名的“黑老大”。
如今，半身不遂的王金丽被老伴用轮椅推着走在路上，总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看，这就是‘黑老大’他妈，被儿子打成了傻子”。
（来源：网易人间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7/08/31/socialnews-142722.html 2017-08-31）
患有精神分裂症多年的男子，声称不想再由姊姊照顾，遂学车并想重投社会，惟他在第二次考牌考试时，却给5000元红包交给运输署一名考牌主任，希望能换取驾驶考试及格，事后被廉政公署起诉。男子早前承认控罪，今（8日）被判入狱6个月。裁判官判刑时斥被告非常愚蠢地犯案，冲击考牌制度，亦对其他考生及道路使用者不公，必须严惩，以警效尤。
律师指被告只想让家人知他能重投社会
无业的被告张欣（41岁）早前承认一项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名。辩方求情时形容本案实属不幸事件，被告犯案是因为在家人保护下封禁太久，一心想让家人知道他可重返社会工作，才会愚蠢地犯案，他后来亦明白司机一职并不适合自己，故打算重投饮食业，并会定期接受精神科处方。
称不想再由姊姊照顾
辩方又指被告的父母及3位姊姊及外甥均有到庭，并为被告撰写求情信，他们自责未有好好照顾被告，但指被告自小孝顺，品格良好，犯案只是不想再被姊姊照顾，而案发时没有发病。
第二次考试把红包交考牌官
案情指，被告于今年4月5日到运输署油塘驾驶考试中心第二次参加私家车路试，被告登记后登上一辆私家车。当考牌主任上车时，被告向他提供一个红包，并说“阿Sir，见面礼，请收下。”虽然考牌主任拒绝接受，但被告再次向他提供红包。
对考牌主任称是见面礼
当考牌主任查核被告的香港身份证及学习驾驶执照时，被告将红包放在考牌主任的写字夹板上，并再说：“阿Sir，见面礼，请收下。”
当考牌主任打开红包，发现内里有数张1000元钞票。考牌主任随即向中心主管报告事件，廉署其后接获举报。
（香港01 https://goo.gl/cNAnRx 2017-08-08）
新文化讯“一名女子在地面上爬行，口中喊着让人听不懂的话语，一名保安在试图用一块放倒的指示牌将女子和人们隔离开……”15日，很多长春市民的微信朋友圈被这样一段视频刷屏，网友称此事发生在吉大二院，有人说女子患有狂犬病，还有人说女子精神不正常，新文化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核实。
视频记录女子在医院爬行
记者在网上一共发现了三段视频，第一段就是先前介绍的内容，另一段女子则有一个人在吉大二院急诊大厅内地面上爬行，这两段视频中女子都在叫喊着说一些无法听清楚的话。
在另一段视频中，女子坐在一间诊室的床上，有人在打电话沟通解决该女子的问题，女子则在挥舞着双手，口中似乎在说话，但语速极快，无法听懂。
对于该女子的情况，网友有多种说法。记者看到的最早的一种是：“医大二院狂犬病发作患者，已经无法救治，所以，猫爪（挠）狗咬的别不当回事，看好自己的身边人吧。”在很多网友转发的过程中也都附带上了这段文字。还有网友说女子称自己被“下了药”。
但也有网友反驳称，女子的症状并不像是狂犬病发作。此外，对于女子被下药的说法，有网友认为此事应由公安机关调查，不应该传播未经查实的信息。
更多的网友认为，女子只是患有精神疾病。
医院：不能以讹传讹
15日下午，记者来到吉大二院，据该院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也看到了网上传播的消息。据其介绍，女子无法和医护人员沟通，所以无法对其做进一步诊治。
“首先，如果她患有狂犬病的话，我们这无法接治，得去疾控中心，不能因为女子表现的状态就臆测她患有狂犬病。”该工作人员说，“如果她患有精神类疾病，则应该到精神病院去做进一步治疗。”
对于网友所传的女子“被下药”的说法，该工作人员则表示：“说话要有证据，不能以讹传讹。”
保安：女子精神狂躁
据该院的保安人员介绍，女子是后半夜3点左右来的医院。“她来到医院后就表现得很狂躁，最开始突然抓住一名患者的手，要给人家算命。”保安人员介绍说，“她甚至还抓伤了我们的保安人员，我们在那种情况下只能尽可能去将她和其他患者隔离开，这对她也是一种保护。”
据介绍，女子后来情绪稍微稳定了一些，医院工作人员怕她在地上太凉，给她找来了担架让她坐在上面，但女子一直无法与人正常交流。记者了解到，有目击者称，女子是被一辆出租车送到医院的，医院的保卫人员和警方辗转联系到了女子的一名亲属，“我们当时就报了警，最开始是巡警大队来处理的，天亮以后派出所民警在和她的亲属做了沟通后，女子被带走了。”
记者来到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分局自强街派出所，警方表示，他们确实处理了这起事件，女子已经被其亲属接走。对于网上的一些不实揣测和传闻，希望网友不要继续转发。
知情人：患有精神类疾病
据知情人介绍，女子患有精神类疾病，并不是一直在地上爬，大家给她送去水，她也不好好喝，“喝一口就向外吐，喷得到处都是。”
据介绍，女子今年不到30岁，是吉林省人，但老家并不在长春，“她亲属说以前她挺正常的，不知道为何变成这样了。”
知情人表示，女子的亲属曾想让她在吉大二院看病，但医生明确表示，这里无法接收精神类疾病的患者，之后其家属带着她离开。
（来源：新文化报 http://news.163.com/17/0817/00/CS0GUDDD00018AOP.html 2017-08-17）
编者按：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引进了一部日本影片《追捕》；电影内容讲述的是日本国一位主持正义的普通公民以及一位公正的检察官如何被资本集团势力及政客关进“黑监狱”喂食精神病药导致正常人成为精神病的。该影片放映后即风靡全国，大街小巷都能听到男女老幼哼唱片中的主题曲“啦呀啦”，可以说这部影片成为了当时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时尚”；人们记住了高仓健，真优美（中野良子）等主演以及这个“啦呀啦”的主题曲，却对影片的主体内容大都是揶揄和不理解而淡忘或者当做一个外面世界的悲剧（喜剧），如同今天观看赵本山的小品一样呵呵一笑则过。当时的人们为什么会记住那些演员和主题曲而忽视影片最主要的内容呢？那是因为中国人民没有那样“被精神病”的感受同时也坚定的相信这样“被精神病”的感受永远不会在中国人民身上出现。
但是，21世纪的今天，在号称依法治国和谐盛世的中国，在号称敢为人先追求中国梦的武汉，这个城市的访民以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这个“曾经的不可能的”事实：“黑监狱”就在武汉，这里的“横路敬二”已有几百人了，并且还在增加着；因为至今为止，武汉的“黑监狱”依然在延续着这样的罪恶。
武汉罗凤鸣被关黑监狱98天，被吃精神病药物
2017年6月3日，武汉市青山区访民因进京上访被关政府办的学习班（黑监狱），遭受被精神病待遇，日前刚从黑监狱获得自由出来的罗凤鸣通过朋友发出消息：她终于在关押（超期）一共98天后重新获得新生、脱离了黑监狱。
罗凤鸣自述：黑监狱的黑暗，是人就无法忍受的非人待遇、逼迫访民吞服精神病人吃的药物、让正常健康的访民吃药后失去意识、药物含铅、服用该药物后即失去正常行走能力——嗜睡（22小时）要么狂燥（乱骂人），便秘十多天的煎熬让人生不如死。
罗凤鸣，女，1964年出生，家住武汉市青山区；2015年其私有房屋被当地政府强拆，于是开始在区里市里逐级上访，在一直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于2017年2月26日到北京上访；到北京后还没有走出北京西站，就被武汉市青山区街道办事处的中治办人员龚亮截访带离北京西站，随即转到北京牌照的小面包车京G5L8R7上押送到武汉，直接交到拆迁其房屋的拆迁办人员手上。该拆迁办的人员即把罗凤鸣的头用黑袋子套住送进了“黑监狱”关押。（编者：人民上访到底触犯了宪法还是其他什么法律？为什么把上访的群众当做刑事犯人不经过任何法定程序即行逮捕关押？）
这个黑监狱位于青山区北湖阳逻大桥底下。在进到黑监狱后吃了黑监狱的饭菜即进入昏睡状态，一天24小时几乎22小时都在昏睡中。
我也不知道吃的什么药，反正吃了药后就在昏睡，半夜头都会如同针扎一般疼痛，生不如死的那种感觉。于是找到一块玻璃割腕自杀，后被监控发现救治。
就这样一直“昏睡”到4月7日，因为我以前肝脏做过手术，吃了这种不知名的药引发肝脏疼痛，就一直睡不着，疼得四肢抽搐全身缩成一团，黑监狱的管理人员才去喊来一个狱医给我看病。狱医看后就告诉那些管理人员，说这个病需要到正规医院做B超等相关检查才能确诊，在这里是无法检查的——就是在如此情况下，黑监狱的管理人员对我的病情也是视若罔闻，不管不顾，任我病情恶化。就这样到了4月11日，我疼得更加厉害，半夜时分，全身抽搐以致昏厥。而这些管理人员就喂我吃一些不知名的药物，服用后病情更为加剧。到了4月13日，黑监狱的管理人员看到我的病情已经恶化，继续关押估计会死在这里，于是他们和拆迁办的打电话，让他们把我接走。拆迁办的人到来后看我的情况，竟然说下一次再来，需要办完拆迁协议签字手续后才能放人。我在病情交加及尚存一丝活下去的欲望，不得不同意他们的意见。
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当即放我出去，只是给了一些药物治疗，任病痛继续折磨以使我完全屈服。
到了5月26日下午4点左右的时候，拆迁办的人把要签字的协议用个资料袋装着让我签。我说你把协议拿出来给我看后再签，拆迁办的人竟然说只给你房屋货币补偿人民币8万3千元（这些钱在武汉市估计买不到8平方的卫生间面积）至于房源及其他补偿款将不写进协议里。我对这样公然侵害我权益的“忽悠”协议当然是拒签；我说要看房源，拆迁办的人看我拒签当即就转身离开了。
后来黑监狱的管理人员告诉我，当初决定（编者：什么机构什么人员的决定？）是要关我三个月的，即到5月26日这天就要放人，因为拆迁办的人看我没有签房屋协议，于是我还得被继续关押，拆迁办的人并扬言不签手续不放人。自此我老公才得知我被关黑监狱超期的原因，他知道我的病情后担心我死在那里而不得不屈服而去找他们说好话，到了6月2号我才被放出来。
老公看到走出黑监狱的我全身浮肿，虚弱不堪。我自己也觉得心发慌、发闷、肝脏疼痛，随即不得不住院治疗。
在进黑监狱之前，我身体好的很，根本没有病，心脏都挺好，之前也做过定期体检。我在北京、在武汉做月嫂都有健康证的，并且在武汉做月嫂还得了奖。
在经过几天的治疗后被医院通知出院（据说该医院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委托”不得不提前让我出院）后，接受了某网站的采访——
问：黑监狱的内部状况是什么？
答：这个黑监狱有二层楼，上下都有人。关押的全部都是武汉市青山区的上访群众，只要你到北京上访，就会被截访转运回到这里关押。
问：能说说关于吃药的问题吗？
答：可以。在里面的人必须服用他们派发的药物，并会导致口腔溃疡，还必须在黑监狱的管理人员监督下直接吞服，有时候我推脱那开水太烫，管理人员就加上冷水让你当面吞服，然后张开口让他检验是否吞服下他才会离开去监督下一个。（编者：日本电影《追捕》里逼迫杜秋吃药的情景再现。）
问：是进去的上访人都要吃药吗？
答：是的。刚进去时先进来的人就对我说不要吃他们给的药，结果我还是在黑监狱管理人员的威逼下服用了这个药物。
问：这个药服用的效果？
答：吃完这个药后就是头疼欲裂，人即进入昏睡状态。人体出现消瘦四肢无力浮肿，到现在我出来很久后腿部还是浮肿走路老摔跤。
据罗凤鸣的朋友将她偷偷带出来的一种药片给医生朋友看，医生鉴定说是精神药物，患者服用了大脑会神智不清。经过查阅相关资料，才知道正常人吃了该种治疗精神病药物，就会出现过度睡眠，意识不清，动作迟缓等症状，并可以对人的肝肾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截访与黑监狱，是地方政府为了掩盖违法侵害人民利益的犯罪行为，这样丧尽天良的黑监狱妄图逼迫访民息访，屈服于他们的淫威，以便贪官污吏可以继续鱼肉百姓。设立如此没有一点人性黑监狱的人及地方政府是犯了反人类罪，
他们已经成为了人民的敌人；也必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现在，罗凤鸣女士还拖着被黑监狱造成的病躯走在继续维权的路上。
她在呼喊：公平正义在哪？天何时才能大亮？
武汉市民罗凤鸣于武汉青山
2017年7月10日
（来源：激流网 http://jiliuwang.net/archives/63193 2017-08-11）
台铁台南站上午惊传有男子闯入，涉持铁链绑住铁轨，幸经道班人员及时发现，才未酿成大祸。经过半天的调阅监视器及访查，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侦查队长张兴华晚间指出，傍晚在台南市东区胜利路附近，找到蔡姓男子，据查，蔡男疑有精神病患， 对自己所作所为也交待不清， 晚间已依公共危险罪嫌将他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台铁台南站今天上午惊传有男子侵入，涉持铁链绑住铁轨，经道班人员出声喝止，该男子迅速翻矮墙逃逸，南下开往沙仑区隔间因而慢了2分钟出发。
台铁台南站长林焕堂说，上午10时10分，接获台南南道班人员通报，10时06分台南站东正线81号转辙器附近，遭人使用铁链将铁轨一圈又一圈的绑上，但未上锁，还好有道班人员当场发现，大声制止。该名男子就近翻过矮墙逃逸。据了解，矮墙旁停了部机车，男子骑机车逃逸。
案发当时，预计10时12分由台南站出发南下沙仑站的区间车，遭到延误，经道班人员重新审视有无障碍物，确认没有问题，10时14分从台南站出发，林焕堂说，慢了2分钟。铁路警察据报后也立即赶往现场，但男子早已逃逸无踪。
（来源：联合报 https://udn.com/news/story/7315/2631333 2017-08-08）
患病去医院治疗，却猜忌医生对自己的病情误诊，遂持刀砍伤医生。近日，经河南省唐河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未遂）依法判处胡国星有期徒刑十年。
2016年初，唐河县古城乡罗岗村村民胡国星在外地打工患病，遂从打工地回到唐河县人民医院进行检查治疗。医生谢某诊断其患精神病，让他在精神病科住院接受治疗。胡国星认为自己没有精神病，医生谢某对其误诊，败坏了他的名声，遂心生怨恨，预谋报复。
2016年4月7日，胡国星携带事先在超市购买的水果刀和一把小刀来到医院值班室，拿出水果刀，朝谢某头部、面部乱砍，谢某倒地后，胡国星又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将谢某腿部扎伤，胡国星欲举刀准备继续砍谢某时，被闻讯赶来的医生和病人家属制服并报警。经司法鉴定，胡国星在案发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来源：澎湃新闻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55066 2017-08-08）
“被精神病”的人，该如何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
这个问题成了北京女子崔桦有生以来最大的困惑。1995年，在北京市某学校任会计的崔桦，因身体不好，在时任校总务主任的建议下提前退休。她还“被”办了个精神残疾证，此后再也难以回到原来的生活，精神病的身份，她背负了将近20年。
复盘这起事件，它集合了太多颇具典型的中国式潜规则。如办假证骗取税费优惠问题：当时校总务主任给崔桦的残疾人证上，疾病种类写着“精神”，证件核发单位栏盖着市区两级残联的公章，他称办了这证学校的校办工厂可以免交部分税费。如吃空饷问题：崔桦在家吃空饷约20年，若不是其待遇几年前没跟着退休和在职职工工资那样普涨，她不去为此讨说法，恐怕这“内幕”不会被揭开。
还有踢皮球问题：她被告知既未退休也不在职，故待遇不会涨后，想回去工作，却被前后几任校长拒绝，原因是她有“精神残疾”；被精神病异议审查缺失问题：崔桦找精神病专科医院鉴定，却被告知要开无精神病证明，需要工作单位或司法机关出具证明，而工作单位自然不会打自己脸。
更关键的，则是纠错难问题：2016年底崔桦向北京市残联反映后，海淀区残联经调查，已核实校方1998年申请为崔桦办理一代残疾人证提交的材料不全，认定发证无效。饶是如此，校方仍以“你不能证明你曾经没有得过精神病”为由，拒绝她返校；还称海淀残联等出具的说明不具有合法性，实力演绎了什么叫“故意刁难”。
电影《你好，疯子》里曾有个桥段：几个人被送进精神病院，他们自认为没病，可无论他们怎么强调和证明自己没病，都会被视作“有病而不自知”，是病情加重的表现，最后他们只能自认有病、配合治疗。自证没（精神）病太难，而自证以往没有精神病则更难。
问题是，涉事校方凭什么让别人自证没有精神病？如果这起纠纷进入劳动仲裁程序，依据民事诉讼举证规则“谁主张，谁举证”，那也该是校方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当事人曾经得过精神病，而不是转移举证责任，让其证明自己没病。
校方领导拿2006年9月正式施行上午《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的“学校不得有精神病史的人担任教职工”说事，但若校方难以证明崔桦有精神病史，就该为侵犯了当事人的正当劳动权益给出解释和补偿，而不能耍赖般地不认账。
如果说，涉事学校当年为了骗取安置残疾人税费优惠，钻其时残联信息系统平台尚未健全的空子，为职工办“病退”的同时也为其吃空饷提供了便利，已是犯错；那在残联系统已核实其办了假证的背景下，校方还将错就错，对自身当年制造的“被精神病”讳认，这无异于一错再错。问题都摆在那了，还不认错，这就是堂而皇之地不讲理。
一个“被精神病”的个案，近20年未决，以至于当事人像李雪莲那样到处表达诉求，这颇显荒唐；一个陈年的错误，这么多年来在一个错误掩盖另一种错误中被欲盖弥彰，这也让人感慨。
鉴于当下的情形，有关教育部门应及时介入，对个中涉及的侵权与吃空饷问题，依法丁是丁卯是卯地予以处理，该纠错纠错，该问责问责，该追缴违法所得和进行侵权损害赔偿的绝不含糊，才能让此事得以完满收尾，而不是等铸错者自觉纠错，让问题继续积压。
（来源：澎湃新闻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54096 2017-08-07）
政府早前委托两间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科，进行全港精神健康普查（下称“普查”），历时4年，报告于2014年3月完成，交给当局，但传媒的报道和着墨都不多，未能引起普罗大众的注意。可能因为报告的数据看来硬绷绷，在没有诠释下，专业的新闻从业员也忽略了其中的重要性。
根据普查的结果，有几个问题十分重要，令笔者非常担心。首先，普查指出“普通精神病”（Common Mental Disorder，简称CMD），即情绪病、广泛焦虑症和抑郁症的患者高达13.3%。换句说话，香港700多万人口当中，有大约100万人一生中可能患上这些疾病，需要接受治疗。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每100名香港人之中，有6至7个患有程度不一的精神困扰，对社会的生产力和稳定性构成严重的潜在危机，而公共医疗的负担，亦面对严峻的挑战。
另外，令笔者更忧虑的调查结果，是患严重性精神病的病人（Severe Mental Disorder，简称SMD），例如思觉失调（精神分裂）、妄想症、躁郁症（Bipolar Disorder）和严重抑郁症的比例远高于预期，比起世界其他地区的平均数值超出很多。行内的专业人士根据从前的研究为基础，最初估计香港的SMD数字应该处于全球的中游地带，即大约1%。但是，普查得出使人震惊的结果：2.5%的数值，和高踞世界“自杀率首位”的芬兰不相上下。
普查的研究人员进一步强调，上述的数值未包括住院的病人和暂居于中途宿舍、庇护中心和社会福利机构的精神病康复者。总括来说，香港的SMD人数肯定高于2.5%，不禁令人忧心忡忡。
患上严重精神病的人很多时都会出现幻觉和妄想，容易脱离现实环境，做出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行为。很明显，医治SMD远较CMD困难，这些病人情绪起伏更大，家人承受的压力也更沉重。
现在，香港精神健康服务的专业人士严重不足，经费捉襟见肘。有关的医疗团队怎样在左支右绌的资源下，纾缓病人和他们家属的身心痛苦？本来预计的每100名香港人之中只有一人患有SMD，现在突然增加2至3倍。当局怎样应付？
三管齐下应付SMD
在SMD病发的高峰期，病人大都要被紧急送院，服用较高剂量的药物，以控制他们的幻觉和妄想，避免造成个人和社会的伤害。要达到上述目标，控制病人“阳性症状”（Positive Symptoms），例如妄想和幻觉，技术上不难做到。可惜，要使病人完全消除妄想和幻觉，重新投入社会，成为有建设性的一员却并不容易。曾患SMD的病人很多会有“阴性症状”（Negative Symptoms），例如“人格的萎谢”（Personality Deterioration）：较难控制情绪，所以不易与人相处，并且有意志力消沉和缺乏动力的倾向。所以，他们的工作能力比病发前大打折扣，甚至完全失去生产力，对各方面都会有负面影响。如果社会人士不忍心放弃我们的同胞，把他们“转废为能”，就要投入可观的资源，在每一个治疗环节中，都要做足工夫：缩减新症的轮候时间，尽速诊断治疗；使用副作用较少，但价格较昂贵的药物；心理辅导要彻底，并要有持续性；改善中途宿舍的服务，增强职业培训的力度；适切的经济援助，提供公共房屋优惠等……
笔者认为上述的工作，需要取得社会的共识才能获得恰如其分的资源分配。精神健康服务一如投资教育，要“十年树人”甚至超越年代，成为细水长流的社会奉献。不过，这种奉献的回报，一定会远胜期望。
精神健康服务界如果能够获得足够的资源，在一个综合统筹组织领导下，相信会创造能配合本地特殊环境的“新思维”，更有效率去照顾病人漫长的治疗和康复过程。
过去，专家们都认为SMD的病因主要基于遗传，近年，崭新的科学研究发现外在的诱因也很重要。预防、教育和及早治疗，便成为“三位一体”的利器去对付SMD。医生在反复的临床经验，证实及早介入治疗精神病，对治愈率的提高及复发率的减低都有正面的影响。但精神病有别于其他疾病，病人不会因身体疼痛而主动求医。
复发愈多损害愈大
相反，目前很多精神病人都在家人、同学、老师、同事和社工鼓励，半推半就下求诊。针对这个情况，卫生署的宣传讯息既不能持续，又不能深入民心，绝不能促成病人自动自觉地求医问诊。因此，将精神健康教育编入中、小学的常规课程，才是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这是香港精神健康教育“普及化”的最佳途径，如果广大民众对精神病有基本的认识，病人被标签和“污名化”的机会一定会大大减少，他们主动及早求医的机会自然相应提高。社会风气的形成要经过潜移默化，教育作为导引的工具至为重要：莘莘学子首先要具备健康的心灵才能学业有成，贡献社会，这和正确地推行“国民教育”的道理如出一辙。
笔者希望强调及早医治精神病的重要，以减低病人病情复发的机会，因为根据可靠的证据，复发的次数愈多，病人脑部的功能就遭受愈大的损害：智力下降、记忆力衰退和精神集中力不足。现在很多长期的精神病患者都陷入这个“恶性循环”之中，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
香港有关当局似乎对上述问题束手无策。反观发病率偏高的芬兰，经过一番努力，自杀率在15年内下跌40%，其主要原因是当地的抑郁症患者获得妥善的处理：诊断、预防和治疗都不断进步，并特别注意辅导计划及社会和心理的支持。
面对香港13.3%的CMD，我们怎样应付？
从前，一般研究人员都认为“遗传因素”和SMD的关系较大，对CMD的影响甚为轻微。不过，根据最新的研究所得，“遗传因素”引起CMD的原因也不能轻视。由于现阶段的精神病医学发展仍然未能具体改变“遗传因素”，所以预防和医治CMD继续主要针对“外在诱因”。
全民教育
触发CMD的“外在诱因”大多数是生活上的种种压力，导致脑部神经分泌物例如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在传送运输过程中出现障碍而引起情绪不平衡。因此，防御CMD总要在外在的源头做起：减低青少年的升学和就业压力、缓和职场上的竞争、增加社会福利、援助低下层在经济、医疗及住屋各方面的需要。
上述的行动需要有跨部门的大规模协作，但政府对成立这种统筹机构，到现在似乎仍然未见行动。退而思其次，民间的志愿组织获得慈善基金会的财政资助，亦可以展开小规模的计划，帮助广大的香港市民。
应对高比率的CMD，其中首要的任务当然是预防胜于治疗，第二是让大众有察觉病情的能力，以便及早寻求治疗。上述两项工作如果做得妥当，可以大大减低医疗成本和增加病人的治愈率。
要适当发挥这两种工作的效用，精神健康教育的“普及化”是先决条件，而目前有关当局进行的宣传，既缺乏“持续性”又未能深入民间，功效自然受到质疑。精神健康知识的推广，在很多先进国家已成为“全民教育”的一部分，所以精神健康教育纳入高小和初中课程，成了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因为社会风气的形成，起码是一代人的经历。
预防建议
成功推行精神健康教育，社会人士就会有同理心（Empathy），体谅精神病患者，减低当事人的压力，使他们更有效去管理情绪，认识症状，例如焦虑、失眠、抑郁、多疑、紧张、恐惧和暴躁，得以尽早接受治疗。
笔者在很多场合都不厌其烦强调，香港精神病医疗团队人手严重不足，例如：专科医生的比例不及世界卫生组织订定的标准一半，而且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任何大幅改善的契机。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历史遗留的错误而坐以待毙，反而应该就香港现实的条件找出折衷办法。一些西方先进国家（美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很多CMD都是由普通科或家庭医生处理，棘手的个案才会转介给精神科医生。笔者综合外国和香港的具体情况，提出下列建议：
1.加强大学医科课程中有关精神科的培训，以增加医科学生加入精神科的兴趣；如果他们将来在其他岗位执业，也会有较充分的知识去处理精神病人。
2.积极鼓励在职的公私营医生，在公余时间参加由2间大学举办的精神科深造文凭班，并尽量提供学员多些临床实习机会，使家庭科医生掌握足够的知识去处理CMD，做好分工的调配，使更多病人受惠。
3.考虑在中学文凭试（DSE）的通识科加入精神健康教育的元素，以便考生减低应付公开试的压力，并能察觉家人、朋友和同学有没有情绪问题，从而担当适切的支持角色。另外，近年的研究都指出一些简单的举措，都可以有效预防CMD及其衍生的后遗症：
1.持续性的运动：每周最少3次、每次最少连续30分钟的“有氧运动”，其中包括慢跑、骑单车、游泳等。这些户外运动必须达到心跳加速及身体排汗的效果，以促进新陈代谢、舒展筋骨及调节中枢神经。
有充分证据显示，足够的“有氧运动”能够改善精神健康、减低压力和抑郁的诱因，而且可以增强认知能力，使人更有效管理情绪。
一些更深入的科学研究指出，有氧运动对于“神经生物属性的作用”（Neurobiological Effects）甚有裨益：改善脑部有关控制的机能、增强记忆能力、增加灰质层（Grey Matters）的厚度和新神经原（Neurons）的数量。
参与社交
2.恒常的社交活动：切忌孤独，应该经常和三五知己有交流，例如逛街、购物、下棋、饮茶、看电影和打麻将……目的是宣泄感情，减低焦虑和抑郁，这也是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简称CBT）重要的一环。
3.吸收充足的阳光：适量的紫外线能给予人体本身不能制造的维生素D，亦可促进钙质在骨骼中的合成，对身体及精神健康都有好处。有人认为北欧国家每年的日照时间较短，所以当地的自杀率和抑郁症也偏高。
4.切勿酗酒、吸烟和滥用药物：这些坏习惯和各种精神病互为因果，相信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
5.尽量减少进食“垃圾食物”（Junk Food）：“垃圾食物”的定义很广泛，并不一定指快餐店的菜式，而一般专家认为是“三高”佐料（高盐、高糖、高油），同时食材是高脂、腌制、有反式脂肪、少纤维、缺乏维生素、优良蛋白质和矿物质。外国研究报告初步证实，长期吃“低营养量”的“垃圾食物”的青少年，有较大风险患上抑郁症；儿童承受的威胁更大，包括专注力失调及过度活跃症（ADHD）、记忆和学习能力受损与不能节制食欲等。
上述种种都需要移风易俗，当然离不开全民教育。
（来源：信报 https://goo.gl/jZUZs1 2017-08-10）
中国江苏徐洲丰县创新幼儿园发生恐怖袭击案。网上视频显示，在幼儿园门前有数十人被炸死、炸伤，血肉模糊的人躺倒一片，惊叫、呻吟、啼哭声混杂在一起，周围的民众惊慌失措。官方报道8死65伤，但很多网民相信当场死亡至少10人。
经过警方调查后，发现凶手为一名22岁的男子，他自制爆炸装置，并在家中墙上多处留有“死、亡、灭、绝”等字迹。他因植物神经功能失调从学校休学。警方宣称凶徒当场被炸身亡，不过大量的网民对警方的说辞表示怀疑。
江苏惨剧是愈来愈猖獗的校园血案的一例，近年这个数字已在不断上升，揭露了中国精神病患和社会压力的严重问题。根据调查机构Frost & Sullivan的报告，中国现时有超过1.8亿人患有精神疾病，也就是说几乎每8人之中就有一名精神疾病患者。然而，精神卫生服务资源严重短缺且分布不均，《柳叶刀》周刊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平均每8.3万人才有一名精神疾病医生，大约是美国的1/20。
在医疗资源匮乏下，只有小部分中上阶层才能享用私营精神科服务。在北京只有10%的精神疾病患者可以住院治疗，一是费用太高、二是医院没有足够的床位。疯狂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生活压力和极端不平等，对底层人民的无视和排挤，造成了精神病患的问题。“上帝要你灭亡，必先令你疯狂”，资本主义独裁体制度的未来是如何？也许这句话给了我们一点提示。
（来源：中国劳工论坛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51324 2017-0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