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第三十八期

8月8日，立秋。按风俗，这一天是吃饺子的日子。可年过六旬的杨老太，却再也没机会吃饺子了。
　　8日9时许，在龙凤区龙凤镇某居民楼4楼通往3楼的楼道里，鲜血染红了楼梯。血液凝固，腥味儿刺鼻。在居民楼前，站着很多居民，他们都为杨老太遇害感到惋惜。
　　老太殒命邻居刀下
　　有居民说，杨老太有几个孩子，分别居住在大庆和北京。为了帮忙照顾孙子，杨老太和老伴儿“倒班”，辗转于两地。案发当日，杨老太从北京回来不到一周，她的老伴儿刚去北京3天。
　　居民刘女士说：“这老杨太太家里条件不错，孩子们发展也挺好，本该享福了，却遇上这档子事儿，太惨了！”
　　据居民描述，杨老太遇害时，双手手腕处被砍伤，颈部被砍得只连层皮，行凶手段极为凶残。“楼道里都是血，真吓人！人体内能有多少血啊？估计都流光了。”
　　记者来到杨老太居住的单元。走到3楼半的缓台时，看到从上面流淌下来的血迹。血从4楼的楼梯口一直流淌到3楼半缓台。8个台阶几乎被鲜血覆盖，个别台阶上的血迹上甚至留下了脚印。
　　4楼的楼梯口，正对着的401室是杨老太的家。隔壁402，便是嫌疑人刘某家。两家仅一墙之隔。
居民称嫌疑人有精神病史
　　远亲不如近邻，杨老太因何得罪了刘某，竟遭此毒手？
　　说起这事儿，居民深感惋惜。有居民说，40岁左右的刘某，已有20多年的精神病史，原本在医院治疗。刘某的母亲病重，他的父亲把他接回家中。
　　一居民说：“这才接回来没几天，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坊间传闻，8月7日晚，刘某曾到杨老太家敲门。8日早晨，刘某又敲响了杨老太的家门。这次，刘某带了刀。
　　血迹是从4楼的楼梯口向下流淌的，楼梯中间部位血液较稠且多，居民猜测杨老太是被刘某追赶砍杀的，但楼内居民没听到呼救等异常声音。
　　记者在凶案现场看到，402的门上还插着钥匙。有居民猜测：“是不是因为刘某母亲病重，家里人忙活的时候，忘把门反锁了？”也有居民说：“听说刘某的父亲早晨去医院时，还叮嘱刘某不要出门。后来，刘某的父亲要回来取寿衣。是不是这个消息的刺激，导致刘某犯病了？”
　　血案发生在7时许。3楼的住户说，惨案发生时他没在家，平日和楼上的住户都没什么来往，只知道杨老太自己在家，刘某平时不住在家中，偶尔回来。他没见过刘某。
精神病人量刑问题引关注
　　刘某杀了杨老太之后清醒了，给他哥哥打电话，说自己杀人了。刘某哥哥通知刘某父亲，刘某父亲立即赶回家。居民传，刘某父亲回到家后，打电话报警。此消息未经官方证实。
　　8时许，龙凤公安分局接到报案后，值班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嫌疑人刘某带走。
　　由于刘某有精神病史，有居民问：“据说精神病人杀人不判刑，那么，杨老太命案谁负责？”也有居民说：“刘某的父亲是监护人，没看好刘某，监护人有责任。”一时间，关于刘某是否会受到法律制裁问题引发居民热议。
　　记者通过查阅《刑法》第十八条得知：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此，嫌疑人即使患有精神类疾病，也需通过有资质的部门做出司法鉴定，其作案时是否在发病期间。
龙凤公安分局正对此案进行调查。本报提醒读者，如果家里有精神类疾病的患者，要加强看管，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

（来源：大庆网http://hlj.sina.com.cn/news/2/2015-08-10/detail-ifxftvni8874305-p3.shtml 2015-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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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精神卫生法》第一案之称的徐为（化名）控告监护人及精神病院案，周四7月23日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原告向本台记者表示，庭审过程顺利，希望能胜诉，离开关了他10多年的精神病院。
      2003年从海外归国的徐为（化名）因失业问题与父亲发生肢体冲突，被家人送入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徐为入院后，病情并没有复发，还交上了女朋友。在父亲去世后，徐为的监护人变更为其兄长，十余年间，徐为多次要求出院，但他的哥哥一直以没时间照顾为由予以拒绝。2013年5月6日，徐为将医院和监护人起诉至上海闵行区法院。此案是2013年5月1日《精神卫生法》实施后第一起案件，被评为2014年中国十大公益诉讼案。经历了7个月的立案、6个月的鉴定后，案件于去年7月及11月两次开庭。今年4月14日，该案一审宣判，原告败诉。不满这一结果的徐为提出了上诉。
       周四上午10点30分，距离第一次庭审大半年后，徐为再度步出了精神病院，走向法庭。
      徐为在二审结束后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庭审过程较为顺利，而法律途径是他在走投无路之下为了维护自身权益的最后选择，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需坚持到底。
      徐为：“你不提出上诉，就没有办法出院。你没有路走，不提出（上诉）也要提出，否则永远在精神病院关一辈子。举个例子，已经躺在地上了，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躺了，没有办法。这条路被规划好了，必须走的路。”
      记者：“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今天开庭的情况？”
      徐为：“今天开庭看上去还可以，这个法官看上去还可以。他主要问了几个问题，问我为什么要出院？你认为你有什么能力可以出院？”
    徐为告诉记者，他在精神病院时，基本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平时身体不适也无法获得妥善治疗，如果二审最终能够胜诉，离开精神病院后打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检查身体。
      徐为：“（如果胜诉离开精神病院）做的第一件事我想各个三甲医院、两甲医院跑一跑，把身上的各种各样的病看看好，这个最重要的。经常性地这儿痛、那儿痛。”
      记者：“在精神病院里他们没有给你提供这些治疗吗？”
      徐为：“精神病院他不管这个事情。他的任务是关你，把你关起来，其他的任务他不管。”
      关注该案的深圳独立公益法律机构衡平机构的黄雪涛律师周四向本台表示，该案是一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如果法官能够依法断案，并非没有改判的可能性。
    “在事实上、在证据上、在法律上、在社会趋势上，这个问题都很显然易见。一个被诊断过的人，也和普通人一样，享有人身自由的。立法已经有保障了，国际公约有保障了，中国也加入了国际公约，《精神卫生法》也写明了，上海也有自己的精神卫生条例。法律依据也很清楚，事实依据也很清楚，徐为本人是个什么样能力状况的人，医生也可以出各种意见，所以没有任何争议。我自己觉得只要法官是一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判决态度，就不难（改判胜诉）。”
      像徐为这样被遗弃在精神病院的人并不是个例。在《精神卫生法》实施两年多的今天，仍有一些已经康复的精神病人无法自由地离开禁锢他们的精神病院。黄雪涛说，人身自由权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即使是精神病人，也不应当被排除在外。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yf2-07232015111048.html 2015-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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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人由于大脑功能紊乱，导致其心理活动产生障碍，歪曲地反映客观事实，丧失社会适应能力。医院在接诊并看护精神病人时应持更为谨慎的态度，若因其看护不周造成患者损害，医院则需在其过失内承担相应责任。近日，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涉及精神病人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
　　原告林某诉称，死者钟某系其妻，2013年9月，钟某因精神分裂症入住被告医院。但由于被告医院未尽安全管理、精心护理之责，致使患者钟某于2013年9月21日凌晨在被告医院自缢致机械性窒息死亡。原告认为，死者钟某曾先后在该院住院治疗，医院对其基本情况应该了解，加之按被告医院规定，系完全护理。因被告医院未尽其责，导致患者自缢致机械性窒息死亡，被告医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被告应当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40余万。
　　被告医院则辩称，患者钟某生前曾多次患精神分裂症入住被告医院治疗，属反复发作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至今为止，人类对精神分裂症致病原因仍未找到，临床上只能对症治疗，而不能对因治疗。与此同时，被告对精神病人的收治是一种不能推脱的公益性社会义务，其本身没有拒收患者的权利。客观上患者的行为又具有冲动性、隐蔽性等特点，被告承受了高度风险，被告在收治患者时就已将高度风险告知原告，原告表示理解才将患者收治入院。此外，患者入院后，被告遵照诊疗规范，对其进行了相应的常规检查和心理检查，针对患者的病情给予了药物治疗，并进行了心理疏导，实行了一级护理。被告已尽到相应的责任与义务，患者自缢死亡属于意外事件，被告无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法院经开庭审理，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认为，本案原告的亲人钟某入住被告医院，双方已形成了医患关系，被告向原告下达告知书并对患者进行看护治疗，相应行为符合医疗规范，被告已尽到一定的职责。但由于患者钟某入院时被告的医务人员明知道其患有精神分裂症，有轻生的语言，而被告没有采取周密的防范措施，也未实行全范围的护理，没有完全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安全措施不到位，致使钟某在医务人员不注意的情况下将床单撕成条状后自缢，被告医院存在一定的过失。综合上述情况来看，被告对钟某的死亡应承担次要责任，即30%的赔偿责任。因此，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13万余元。
(来源：中国法院网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5/08/id/1678839.shtml 2015-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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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在国际社会努力下从中国释放出国到德国的异议人士王万星认为，十年来中国无论在精神病问 题上，政治上没有根本的变化。
一九九二年六月四号，王万星先生到北京天安门 广场打开标语，公开要求中国政府平反六四，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政府没有把他当作政治犯逮捕，而是当作精神病患者在精神病 院关押十三年。二零零五年，由于法轮功学员的投诉和呼吁，世界卫生组织要进入中国调查中国政府在肉体上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迫 害，为此，中国政府基于这个压力，把王万星先生直接从北京安康医院送上飞机、送到德国，从而使得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要求也不 了了之，而王万星也被迫走向了离乡背井的流亡之路。
王万星先生流亡德国后一直关注中国在精神病问 题上及政治问题上的情况。今年八月十六日是王万星到达德国十周年，为此，记者十六号采访了王万星先生。关于十年来的情况，他 对记者说，“今年是我从中国警方的精神病医院来到德国十周年，在这十年中，虽然共产党取消了北京安康医院的编制，虽然中国出 来了精神卫生法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虽然已经换成了习近平掌权，而习近平的父亲也曾经被共产党当作精神病人处理过，但是中国 的被精神病问题和中国的真正精神病问题并没有好转过。”
对此，他进一步具体总结说，“在网上打开‘被 精神病’一词就会出现太多、太多这方面的案例，令人气愤而又无奈的很。到目前为止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今年五月马锦春医生在 美国为上海民主墙领袖乔忠令先生的呼吁。北京的民主墙人士张文和目前依然被关押在北京郊外的一座精神病院。曾经看望过我，并 且为我呼吁过的北京的精神疾病医生徐永海先生的家，到目前为止依然一直有许多人在监管。在这期间不久前有一位叫做孙立勇的年 轻人，为了中国的被精神病问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有人性的中国人一定不会忘记这个人做出的牺牲贡献和努力。”
关于中国社会的政治变化，王万星先生说，“我是在二战六十周年纪念日后的第一天被释放到德国的。到目前为止，我依然是经过国际人权会谈由被关押而被中国政府释放到西方的 最后一个人。我希望习近平们在庆祝二次大战七十周年的时候也能够释放王秉璋、彭明，高智晟、郭飞雄、刘晓波、圣观法师、乔忠 令，张文和、高瑜、浦志强，释放一切被抓的维权人士和上访人员。”
对于到德国后，十年来他个人的变化，王万星先 生最后对记者说，“在这十年，我受洗成了基督徒。我很想在取得了德国籍后回国去探望我的母亲，也想能够到中国的精神病院、戒毒所、看守所、监狱去传讲基督的话语。”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gr-08172015101327.html 2015-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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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传媒大学女研究生周云露遇害案是近日的热点事件。北京警方通报，周云露的本科校友李斯达供述，称强奸未遂杀害了周云露。
8月12日北京电视台《法制进行时》节目公布了警方抓捕犯罪嫌疑人的经过，视频中李斯达接受审讯时说：“就是想找个无辜的人，当做一个发泄的点吧。”
有心理学者分析，李斯达疑似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节目视频及网友的评论我都看了，很多网友义愤填膺，留言痛斥犯罪嫌疑人十恶不赦，罪该万死！有些不太冷静的网友甚至还攻击了那位心理博士，理由是疑犯若被诊断为反社会性人格障碍后，就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因为精神病犯罪无死罪，可保全住性命。一时间，网上口水乱战，群情激昂。
其实，这里牵扯到诸多具体问题，有必要逐一理顺，方可搞清问题的真相。
一、什么是人格障碍？反社会型人格又有怎样的表现？
人格（personality）或称个性（character），是一个人固定的行为模式及在日常活动中待人处事的习惯方式，是全部心理特征的综合。人格的形成与先天的生理特征及后天的生活环境均有较密切的关系。
童年生活对于人格的形成有重要作用，且人格一旦形成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重大的生活事件及个人的成长经历仍会使人格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说明人格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具有一定的可塑性。
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是指明显偏离正常且根深蒂固的行为方式，具有适应不良的性质，其人格在内容上、质上或整个人格方面异常或缺损，由于这个原因，病人遭受痛苦和/或使他人遭受痛苦，或给个人或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人格的异常妨碍了他们的情感和意志活动，破坏了其行为的目的性和统一性，给人以与众不同的特异感觉，在待人接物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人格障碍通常开始于童年、青少年或成年早期，并一直持续到成年乃至终生。部分人格障碍患者在成年后有所缓和。
人格障碍可能是精神疾病发生的素质因素之一。在临床上可见某种类型的人格障碍与某种精神疾病关系较为密切，如精神分裂症患者很多在病前就有分裂型人格的表现，偏执型人格容易发展成为偏执性精神障碍。人格障碍也可影响精神疾病对治疗的反应。
人格障碍与人格改变不能混为一谈。人格改变是获得性的，是指一个人原本人格正常，而在严重或持久的应激、严重的精神障碍及脑部疾病或损伤之后发生，随着疾病痊愈和境遇改善，有可能恢复或部分恢复。
人格障碍没有明确的起病时间，始于童年或青少年且持续终生。人格改变的参照物是病前人格；而人格障碍主要的评判标准来自于社会、心理的一般准则。
《精神障碍的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 DSM-IV） 列举了10种人格障碍，它们又被分为三大类：
◆ 反常类人格障碍：包括反社会型，边缘型，表演型和自恋型。
◆ 古怪类人格障碍：分裂样，分裂型和偏执型人格障碍。
◆ 焦虑类：回避型，依赖型和强迫型人格障碍。
由此可见，手册中已将人格障碍归类于精神障碍中，但临床上操作上可能会将那些轻度的人格障碍置于神经症与精神障碍之间，或者说将之归于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里。
人格障碍患者常常不会因为自己的行为而感到悲伤，所以他们通常不会去主动寻求治疗，而真正出现在诊疗机构的往往是由于家庭配偶的抱怨或压力及孩子出现某些情绪等问题而不得以去进行婚姻咨询或接受家庭治疗。
人格障碍的治疗和干预一般采取的心理治疗方式有心理动力学治疗及行为认知治疗。药物治疗不一定对所有类型的人格障碍患者有效，多用于分裂型，边缘型或回避型人格障碍的治疗。
在人格障碍中，尤以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危害最大。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又称无情型人格障碍或社会性病态，是对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类型。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表现为高度攻击性，缺乏羞惭感，不能从经历中取得经验教训，行为受偶然动机驱使，社会适应不良等。易冲动，不计后果是他的普遍特性，不负责任是反社会人格的另一关键特征。
毫无愧疚感和对他人的疾苦保持冷漠的态度是反社会人格的标志。这类人群报复心极强，而且极具攻击性，他们比常人更容易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
据资料显示，那些史上诸多杀人恶魔，连环杀手大多属于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大量研究证实，即使这些暴力型罪犯本身并没有患有精神病，但他们却会表现出诸多精神病行为。
一般来说，此类患者男性比女性多，而且几乎这类人群都有过在儿童成长中被施以家庭暴力或虐待的经历，如果孩子在16岁也就是成人前未表现出任何行为问题的迹象，那么其成年后也不太可能形成反社会型人格。
二、精神障碍是什么？精神病指的又是什么呢？
精神障碍指的是大脑机能活动发生紊乱，导致认知、情感、行为和意志等精神活动不同程度障碍的总称。
根据其严重程度，可将精神障碍分为精神病性精神障碍和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泛指一切的因精神问题而影响到个体的心理社会功能，精神障碍是一个更宽的范畴。
精神障碍可分为精神病性精神障碍和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
精神病性精神障碍 ——精神病
精神病（psychosis）特指在各种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环境影响下，具有幻觉、妄想或明显的精神运动兴奋或抑制等因大脑功能活动发生紊乱，导致认识、情感、意识和行为"精神病性症状"的精神障碍。
我们通常说的精神病基本指的是精神分裂症，妄想性精神障碍及重度心境障碍，因此精神病只是精神障碍中的一小部分，却是最严重的。
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是指严重性达不到精神病程度的精神障碍，是较轻的精神障碍。这类患者多能主动就医，详细地诉说自己的各种不适感或痛苦，积极要求治疗。患者大都能自我控制，日常能自理，对家庭和社会一般不会造成危害，也基本能继续原来的工作。
我们前面提到的人格障碍，可以归于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范畴。
三、精神病人犯罪或杀人就可以无罪？
有关精神病的法律条文主要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
《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负刑事责任。酒醉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在“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精神病人中，大部分是精神分裂症。经鉴定确认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基本上都是发病期的患者，只有在发病期患者才容易出现“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在恢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活动疾病正常，他们犯罪，“应负刑事责任”。
这条法律告诉我们，精神分裂症患者犯罪，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承担多少法律责任，应视患者当时的精神状态而定。
因此，我们很多人常陷入的误区–精神病人（精神分裂症患者）犯罪不负法律责任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人格障碍属于精神障碍的范畴，但不属于精神病（重型精神障碍）。如果此类人群犯罪，将会依照我国法律惩处。
中国传媒大学这件可怕的侵害案已经侦破，但留给世人很多思考和审视的东西。
相信待司法介入后，会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各种讯问和鉴定，未来必将还原整个事件的真相。我们有理由相信，法律将会给犯罪嫌疑人以公正的判决，给受害者亲属及社会以满意的交代。
（来源：知乎日报http://news.mydrivers.com/1/442/442602.htm 2015-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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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对精神病患者仍坚持“自愿就医”原则，加之精神疾病通常需要长期持续治疗，高额的医疗费用往往让不少家庭望而却步，由此造成相当一部分重症精神病患者“散落民间”。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重性精神病患者约1600万人。如此庞大的精神疾患群体，家庭监管模式隐患的存在造成了精神病伤人从一种偶发事件演变成一种频发事件。
　　为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免受精神病人侵害并让精神病人得到妥善安置，2012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增设为四个特别程序之一, 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对强制医疗制度作出较为完整的规定。
　　那么，什么是强制医疗，强制医疗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状况如何呢？
　　强制医疗需要哪些条件
　　根据新刑诉法第284条的规定，适用强制医疗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精神病人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犯罪程度。二是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即实施危害行为时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三是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如果精神病人实施暴力行为后，由其监护人或单位将其送医治疗，病情得到有效控制，从而不具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则没有必要进行强制医疗。
　　因强制医疗程序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故程序严格。
　　强制医疗面临诸多难题
　　“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至今，强制医疗程序已经运行了不短的时间,该项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浮现出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刑一庭副庭长吴小军向笔者介绍说，第一个就是程序启动主体的范围较窄。
　　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看，我国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权为公、检、法三机关所专有，分别适用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诉讼阶段，而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则无此权利。这样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当事人权利的充分保护。
　　吴小军说，第二个难题是实践操作程序意见不统一。新刑诉法规定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法院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应当为其指派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提供法律帮助。法院应当会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要求出庭的，法院经审查其身体和精神状态，认为可以出庭的，应当准许。但在审理方式、审理程序、参与人等方面的规定并不明确，从而造成了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认识。
　　第三个难题是执行监督有待细化。对于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后如何具体执行和监督，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较为原则。新刑诉法第288条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应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但对评估的期限、具体的评估程序等均无明确规范。另外，法律对于检察院的监督权只有简要的表述，使得强制医疗中的执行监督未形成稳定的模式，可能造成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权无法具体有效的实施。
　　另外，法律对解除条件规定得太过笼统。现行法律对强制医疗规定了两种解除模式，即法院依职权主动解除和依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申请解除。但在依申请解除的情况下，法律并没有进一步规定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具体条件，比如是否应提供被强制医疗人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证据；也没有限定被强制医疗的人或其近亲属第一次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的时间，在实践中甚至出现了上述人员在强制医疗决定做出后不足2个月即提出解除申请的情况，从而导致了提出解除申请的主观随意性过强。
　　“强制医疗”应尽快完善
　　针对上述现实问题，吴小军建议尽快完善新刑诉法中的强制医疗制度规定。
　　扩大强制医疗启动主体范围。将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均纳入启动主体范围，打破强制医疗启动权由国家机关专有的局面，实现对权力的制约。
　　细化强制医疗的庭审规范。对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方式、参与人员等进行明确规定，比如增加通知被害人和鉴定人出庭的程序，以确保庭审的参与性和公正性。
　　完善强制医疗的执行监督措施。明确强制医疗机构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的周期或频率，同时明确检察机关对治疗过程监督、对定期评估监督等的具体程序，以促进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责，确保强制医疗制度能够真正得到执行和落实。
规范强制医疗的解除条件。限定被强制医疗的人或其近亲属第一次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申请的时间，并规定提出解除申请应符合的具体条件，避免申请解除的随意性。（窦京京 吴小军）
(来源：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6-20/7357005.shtml )

中新网长沙8月7日电(傅煜 丁杰英)近年来,屡见报端的精神病人伤人事件,也让对这类案件的审理情况广受关注。何种情形的精神病人案会被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强制医疗司法实践的难点又在哪里?
　　记者从7日举行的湖南法院强制医疗案件审理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湖南法院共受理强制医疗案件157件,受理申请解除强制医疗决定案件18件,其中依法作出强制医疗决定132件,作出解除强制医疗决定13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条第1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强制医疗程序作出了框架性规定,意味着刑事强制医疗制度自此正式走向司法化。
　　来自湖南省精神卫生中心的数据显示,2009年1月至2010年5月,湖南省芙蓉司法鉴定中心对417起精神病犯案者进行了精神病司法医学鉴定,发现90%以上患者不负刑事责任。另据相关资料披露,近年来,中国精神疾病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其中三分之一的精神病人具有主动攻击倾向,每年精神病人的肇祸案都超过1万件,其中三分之一是杀人、伤害等严重暴力案件。
　　“强制医疗是为了防止精神病人继续实施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并且使之尽快得到治疗康复回归社会。”湖南省高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新闻发言人李宇先表示,国家有必要对这类人群的人身自由进行一定限制并对其采取强制医疗措施,以实现社会防卫的功能,保护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安全。
　　据李宇先介绍,在强制医疗案件审理过程中,湖南各级法院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依法公正审理,确保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不足,如有的强制医疗费用分担及救助机构未做明确规定,导致强制医疗决定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审判人员缺乏专业的精神病医学知识,只能通过审查医疗机构的诊断评估报告以及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进行判断,难以进行实质性审查;部分被申请人的监护人推脱监护义务,解除强制医疗程序难以启动等。
李宇先表示,相信随着国家强制医疗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强制医疗程序将会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来源：中新网http://news.jcrb.com/jxsw/201508/t20150808_1534095.html 2015-08-08）

新华网上海6月26日电 (吴迪) 2015年神经调控与精神疾病高峰论坛日前在上海举行。专家学者们呼吁：全社会都要关心和调控精神病患者。
在我国，重性精神病患者超过1600万人，他们被称作是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不定时炸弹”，尤其是在今年，有关精神病人伤人案的报道层出不穷，甚至有警察在案件中殉职，“精神病”俨然成为年度舆论的一个高频关键词。有舆论认为精神病人不受法律约束，更要严格实施刑法诉讼法第284条的规定内容，对精神病患者应予实施强制管理、强制治疗。
但事实上，我国针对精神病人的医疗条件和资源都十分局限。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拥有注册精神科医师约２万人，护士３万人，以重性精神病患者的数量1600万计算，医师和患者的比例是１∶８００，以保守统计数据——各类精神病患者1亿人计算，每1万患者的执业精神科医生数为１．５名，远低于全球３．９名的平均数，医生面临着“四两背千斤”的尴尬窘境。与此同时，精神病属于治疗耗时长而且“高消费”疾病，患者所在家庭往往又是低收入群体。
“在常人眼里精神病人一辈子都是‘神经病’，容易危害社会，对待他们大多人态度冷漠。其实也有许多精神病人是有人性的，只是在发病时，患者因为出现幻觉而不认识周边的人，有时会把他们当作是猫、狗去玩耍，有时会把他们当作是凶恶的动物，从而产生攻击行为，当患者醒过来的时候，往往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懊丧不已。”出席论坛的上海新科医院医生王颖说，在门诊工作中，医护人员比较了解病人，往往会了解并同情他们的遭遇，临床中也能够治愈一些病人，不过确实很难照顾到这批群体的数量。
是否能够四两拨千斤，在于是否能够发展医学技术，提升治疗效率。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这一论坛，邀请了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哈佛大学医学院等世界著名科研机构的精神病学，神经科学，神经外科领域学者到场演讲，其中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赵敏关于“药物成瘾”的经典论述掀起大会热议，针对精神疾病的非药物治疗办法在大会中被广泛讨论。
清华大学研发的荣获国家四十多项，美国两项发明专利的脑起搏器(DBS)亮相会场;一度受到议论的神经外科手术被华西医院再度推向议题；上海新科医院代表王颖结合临床案例与演讲专家展开针锋对话。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研究员、医生共聚一堂，见证了神经调控治疗精神疾病新技术，学术交流新成果，商筹议题项目工作计划，为包括重性精神病、帕金森病等在内的难治精神疾病提供研究成果、临床经验、学术信息的分享平台。
（来源：新华网http://www.sh.xinhuanet.com/2015-06/26/c_134359702.htm 2015-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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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网讯（记者 张才 摄影 自贡日报记者 李涛）除了“吉乌吉乌”，荣县第三人民医院患者“无名氏32号”还不时发出“美咕、美咕”的叫声——谁也没想到，仅仅依据这些形如天书、疑似密码的碎片，救助人员最终为其拼出了一条完美的回家路线图。
 
A.猜测
一次偶然聊天  推测无名氏是彝族人
2013年12月29日，荣县救助站在一次街头救助中，在县城西街发现一名衣不遮体的中年妇女。入院编号为无名氏32号，入院后确诊其患有精神分裂症。
“一年多，就没见过她开口说过话。”时间到了2015年5月的一天，负责照顾无名氏32号的护士突然听到她开口了：“问她叫什么名字，说‘吉乌吉乌’；问她住哪里，‘美咕美咕’地叫。”
医院迅速将这一异常情况反馈到荣县救助站。
“刚开始，还无法判断这些信息是否有效。”事后，该站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南红热”正好席卷全国，当地有不少人去西昌炒南红，一次偶然机会他和朋友聊天时，对方提到“美姑县（南红产地）”突然茅塞顿开：无名氏32号会不会就是彝族？她的名字是不是就叫吉乌吉乌？她的家乡是不是就在凉山州美姑县？
为了论证上述想法，该负责人还想了“相当管用”的一招——在和凉山州民政部门取得联系后，让无名氏32号和对方通了一次话。结果完全证实了他的推测：无名氏32号确为彝族，并透露了更为详细的家庭住址，美姑县龙门乡。
B.寻家
查无此人却仍抱有希望
从满怀希望到完全绝望只需要短短数分钟。
该负责人形容当时自己的心情犹如坐过山车：“当地民政部门核实之后回复‘查无此人’。”
 
情况发展到这一步仿佛已是尽头，但他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另一方面也不死心。时间很快又进入7月，一次民政系统开会，该负责人和自贡市救助站负责人刚好坐在一起，便请教此事。
“对方的意见是最好去一趟美姑县，‘能找到她的家人当然最好，皆大欢喜；即使找不到也不能说是白跑了一趟，至少我们尽力了，问心无愧’。” 该负责人被这一席话触动了，并随后向荣县民政局领导汇报、请示，得到的答复是：“一路上小心，开车开慢点。”
惊险艰辛的核查之路
只有在上路之后，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
8月17日，由荣县救助站、自贡市救助站一行四人组成的受助人员身份核实“小分队”出发，当天晚上抵达西昌，稍作休息后于18日清晨赶往美姑县城——沿途遭遇修路、堵车，短短168公里开了8个多小时。
19日，在当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陪同下从美姑县城赶往龙门乡，在乡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下，终于找到了哈咕村70多岁的老村长，对方在看过照片后确认：无名氏32号真名为吉拉吉乌，并且算起来是他的远房亲戚；没有兄弟姊妹，父母早已过世；出生在龙门乡但户口上在相邻的黄果洛乡，并且在2006年左右迁走户籍。
进一步调查竟然得知，吉拉吉乌嫁到了荣县双古镇黄家坝村，并且育有一女，今年七岁。
得到以上信息，“小分队”喜出望外，决定赶紧启程往家赶——但随后一行人却饱受惊吓。
从龙门乡到昭觉县短短68公里开了7个多小时，道路泥泞，越野车不时遭遇“挂底盘”——一路上不停发出“咔咔”声；目睹滑坡、小型泥石流，“能亲眼看见头顶石头慢慢在往下滑，下面又是万丈深渊——车上每个人的腿都在打闪闪！”
本来预计三天来回，结果整整花了五天。这也是有史以来，我市救助系统在核实受助者身份中历时最长、也是最为惊险和艰辛的一次“远征”。
C.回家
24日下午，吉拉吉乌在救助站工作人护送下回到家中。
“你是我妈妈！”下午4点，在双古镇镇政守候多时的女孩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母亲，母亲则一把揽过女儿，亲热地抚摸她的头——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据了解，吉拉吉乌嫁到当地已近十年，期间曾数次出走，最近一次离家是2013年“打谷子”的时候，“赶场去了之后就没回来”。吉拉吉乌丈夫在外务工，正在往回赶的路上，这次带着女儿来接她的是70岁的公公，让人意外的是此次被荣县第三人民医院收治之前，吉拉吉乌竟然没有一次治疗或检查记录。
即便在偏远的黄家坝村，这家人的境况都算“相当贫困”；再加上吉拉吉乌不会汉语，和家人、当地村民缺乏交流方式（所有人中，只有她7岁大女儿结合手势能大概了解其要表达的意思），她“精神分裂症病人”的身份在很长时间被忽视了。“反正她说话没得哪个听得懂！”在其公公眼里，这个儿媳“很懒”，还打人，“抓起东西就往我身上扔。”女儿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种说法，问她想不想妈妈，回答“只有一点点想“，问为什么，答“她经常打我。”
记者从荣县第三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丁朝荣处获悉，经过近两年的精心治疗，患者目前情况稳定，但不能停药，“一停就又要翻”。据悉，吉拉吉乌此次出院只带了服用一星期的药物。
“患者必须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丁朝荣说：“经过一段时期治疗，患者基本上生活能够自理，停药之后有可能致使医护人员两年来的努力付诸东流，回到当初入院时不言不语、吃饭靠喂、大小便拉身上的状况。另外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精神疾病，除了按时服药之外，家人的关怀也很重要。”
记者从双古镇民政办工作人徐龙处获悉：等吉拉吉乌的丈夫回来之后，会坐下来一起商讨其后续治疗问题。
（来源：自贡网http://www.zgm.cn/html/a/2015/0825/107232.html 2015-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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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女生用照片记录其精神病院生活
英国《每日邮报》8月20日报道，荷兰女学生劳拉·霍斯佩斯(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因此获LensCulture2015年50位最佳新兴摄影师提名。

英国《每日邮报》8月20日报道，荷兰女学生劳拉?霍斯佩斯(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因此获LensCulture2015年50位最佳新兴摄影师提名。

21岁的劳拉因自杀未遂被送往该医院，确诊为抑郁症和饮食失调症。刚到医院时，她感到十分迷惘与挫败。

于是，16岁开始摄影的她决定在镜头前展示真实的住院生活，通过自拍照重新找到自我，并以医院名称“UCP-UMCG”为这组照片命名。

劳拉说：“我翻看照片时，偶尔能够体会到当时的心情，这也是治愈过程的一部分。”


她认为照片不应只展现人们光鲜的一面。在孤寂的住院生活中，摄影带给她安慰，是最好的倾听者。她希望能借这些照片激励正在或曾经接受精神治疗的患者。

荷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荷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荷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荷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荷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荷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荷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荷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更多摄影链接：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8/23/4506652_pri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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