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第三十六期

两农民共谋拐卖一名精神病妇女,得手两千元。近日,经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两人最终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原审判决认定,2014年7月13日7时许,被告人汤某、吴某共谋后,驾驶面包车行驶至冠县柳林镇乔庙村桥附近,将从东往西行走的精神病妇女岳某,以言语威胁等方式拉上面包车,带至冠县某镇某村。当日被告人朱某明知是被拐骗的妇女而予以收买,将被害人岳某带至家中,在其家中累计付给吴某、汤某现金2000元。2014年7月22日岳某被警方解救。
原审法院依法以拐卖妇女罪对被告人吴某、汤某均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一万元,以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对被告人朱某免予刑事处罚。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吴某提出上诉。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量刑并无不当,上诉人吴某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来源：凤凰网http://sd.ifeng.com/news/fengguanqilu/detail_2015_06/29/4054598_0.shtml2015-06-15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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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一”儿童节刚过，很多小朋友依然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意犹未尽。那一张张笑脸，一阵阵歌声，都充满了幸福和快乐。然而，出生10个月的女婴婧婧（化名）却遭遇了一场噩梦式的伤害。
　　婧婧，家住商丘市梁园区谢集镇朱庄寨村。父亲石红磊患有精神分裂症（二级残疾），母亲郑妮智力缺陷（二级残疾），爷爷石忠海半身不遂，62岁的奶奶冯付兰患有冠心病、高血压、胃下垂等多种病症，这些年仅看病一项就已欠下10多万元外债。家里除了几亩田地的微薄收入，再无其他经济来源。于是，全家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冯付兰身上。而全家人住的两间简陋矮小的偏房，也是冯付兰捡了半年砖头才盖起来的。
　　由于儿子和儿媳生活均不能自理，冯付兰仅10个月大的孙女婧婧自出生以来就由她亲自照顾。家里买不起奶粉，冯付兰和老伴儿省吃俭用，连药也舍不得吃，也只能买最便宜的奶粉。
　　5月21日上午，冯付兰外出借农具。石红磊精神病发作，用筷子对着女儿婧婧的左眼猛戳几下。婧婧“哇”地哭了起来。冯付兰回到家中，看到婧婧左眼流血不止，眼球外翻。此时，婧婧的嗓子已经哭哑。
　　在邻居的帮助下，冯付兰把婧婧送到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看情况严重，建议其到郑州治疗。辗转来到郑州，被几家医院拒绝后，最后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入院。
经医生检查，婧婧左眼外伤伴视力障碍、左眼睑皮肤裂伤、脑挫裂伤、硬膜外血肿、颌面骨折，被送进儿童重症监护室治疗。当晚，医院下达病危通知。
　　婧婧惨遭伤害后，冯付兰家的亲戚朋友、街坊四邻很多人过来看望，并凑钱为孩子看病，暂时解了燃眉之急。但面对数万元的手术费用，大家都无能为力。
　　据了解，冯付兰家的贫穷程度在谢集镇已经找不到第二家了。10多天来，冯付兰先后4次返回老家筹集医疗费用。截至目前，已花费6万多元。医生说等消炎消肿后要马上动手术，手术费用需要六七万元，而婧婧每天的治疗费用就需要一两千元。
　　如今，孩子伤势严重，需要做手术救命，而赤贫的家庭，已无力承担巨额的手术费用。出生十个月的她，尚未享受生活的美好，却已尝尽人间的苦难。
(来源：光明网http://legal.gmw.cn/2015-06/06/content_15897581.htm2015-06-6 11: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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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芬，是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灵王庙村村民，今年53岁。30多年前突如其来的一声巨雷，由于受到惊吓，龙芬从此出现精神异常。30多年来，龙芬时而正常，时而“发病”，在村民眼里就是一个“疯婆子”，六亲不认，精神不正常时遇人就骂，见人就打，甚至连自己的丈夫和儿子都不认。齐鲁网张伟 摄
由于30年多前突如其来的一声巨雷，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灵王庙村村民龙芬因此受到“惊吓”，开始出现精神异常，她遇人就骂，见人就打，甚至连自己的丈夫和儿子都不认，家属无奈只好将她用铁链锁在一间破旧的宅院里，以防出来伤人，这样一锁就是多年。
(来源：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s/p/2015-06-03/095431908612.shtml?cre=sinapc&mod=g&loc=15&r=u&rfunc=62015-06-03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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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叙永27南网岁男子陈华强，10年前就读于叙永二中，成绩优异，年级前几名。10年前因为学习压力过大，还在读高二的他被诊断为精神病，之后被锁家中，现右肢已变形溃烂。
(来源：闽南网http://www.mnw.cn/news/shehui/922637.html2015-06-09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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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小张单位工资卡换了新卡，需要女儿本人亲自到银行办理激活，可女儿患上精神病多年。6月26日，家住汉口武胜西路附近的陈婆婆致电武汉晚报称，“我女儿患病比较严重，我没有能力带她到银行办理业务。”她多次找银行，尽管自己提供的证明资料比较齐全，但银行均以“办理激活业务必须本人到场”为由予以拒绝。
    就事论事，要说银行有什么过错，倒也未必。但作为银行而言，偏执地让一位精神病患者亲自到柜台，由本人激活，往小了说是不察实情、不近人情，往大了说是“唯制度论”、患上了“政策病”，并且病得还不轻。
    事情其实很简单，女儿罹患精神病，客观条件决定了只有陈婆婆代为办理，更何况准备了齐全的证明材料。银行似乎不为所动，制度限制、囿于规定当然是个理由，但面对特殊情况、额外案例，是不是该有更加吻合的手段、更加温和的姿态与之匹配？纵可抛出“为客户保密，维护客户利益”的银行神圣职责，但罔顾特殊群体利益、无视小众难题，即便保守了客户秘密，又何谈维护客户利益？退一步说，作为母亲来说，患病女儿的银行卡信息非得要成为“不能说的秘密”？
    与“精神病患者本人激活”严苛要求相去甚远的是，银行对普通办卡信息审核的一路松弛、大开绿灯。今年4月，太原晚报记者曾“冒用”他人身份，对19家银行网点进行了暗访，结果令人吃惊，竟有13家银行“中招”。试想一下，倘若陈婆婆“聘请”他人扮女儿，来一场“本人”激活，银行看不出猫腻，是不是又是另外一幅图景？当然，这只是设想，不该成为事实，但银行冷热不均、软硬不一的态度，难道不是道出了一些端倪吗？
    既然陈婆婆已经提供了完备齐全的证明材料，银行仍然不吃这一套，如此看来，这恐怕比证明奇葩的“我妈是我妈”更为可怕。银行循章办事、保障客户利益当然应该成为一种常态，但不意味开通绿色通道、特事特办就是病态，如果真把后者当病态，那银行病得着实不轻。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最终银行表示“会进行特殊处理”，将根据相关规定，来办理激活手续，甚至还附带了医院探望的福利。这样的结果，怕是都要归功于“记者的协调”，笔者倒忍不住追问一句，这其中的“相关规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规定，为何偏偏总是“事后诸葛”且总能在媒体介入之后柳暗花明？
(来源：网易网http://news.163.com/15/0628/00/AT5IN5PB00014AEE.html2015-06-28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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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8日，河北沧州肃宁县发生特大枪击案，犯罪嫌疑人刘双瑞持枪行凶，致4死5伤，震惊全国。据当地乡政府发布的通稿称，犯罪嫌疑人长期患有精神分裂症。
    近些年来，精神病人致人伤亡的事件屡见不鲜。就在6月1日，经衢江检察院申请，衢江法院依法作出决定：对长期患有精神分裂症、杀了人的重庆人赖某予以强制医疗。
    今年44岁的男子赖某是重庆市璧山区人，十多年前就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经常打人，连父母亲也不放过。2002年，赖某离家出走。直到发生杀人事件后，家人才知道他在浙江衢州。
    据衢江沈家大桥附近的村民反映，赖某在该大桥底下搭了一个小棚子，住在里面已经有3年了，主要靠捡破烂过日子。被害人程某是个六七十岁的老人，有时还要带点东西给赖某吃。可就在2014年9月17日中午11时许，程某在沈家大桥下被赖某用菜刀砍中左手臂、头面部等部位，倒地身亡。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在传唤赖某时，遭到赖某菜刀攻击，后赖某被制服。案发后，经法医鉴定：赖某患有精神分裂症，作案时处于发病期。
 
法官说法
看管好精神病人，任重而道远
现状
    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一旦发病，其父母、亲人、邻里，甚至是陌生人的生命安全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由于发病的时间和地点不确定，精神病人特别是“武疯子”就如同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引爆，发生杀人伤人的恶性事件，危及公共安全。
    据了解，目前我国重性精神病患者约2000万人，其中约10%有肇事肇祸行为及危险，即通常所说的“武疯子”。2011年，央视新闻调查曾有统计称：精神病患暴力事件每年造成的严重肇事案件超过万起。由于缺乏一套规范、连续的治疗和管理体系，相当一部分重性精神病患者“散落民间”，成为社会公共安全的潜在危险。而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竞争压力的增加，各类精神障碍的发病率还会不断上升，如本文所述的严重精神病患者也会越来越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责任
    根据《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应当责令其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根据《民法通则》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由其配偶、父母、成年子女等按顺序担任监护人。监护人的监护职责除保护被监护人（精神病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外，还要承担因监护不力导致被监护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所造成的损失。
可见，作为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所承担的责任重大，一旦被监护人行凶伤及他人，监护人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所以，看管好精神病家人，既是自我保护的需要，也是法律责任。
建议
对于有关部门，办案法官建议：一是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坚持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双管齐下；二是要构建一个齐抓共管的有效机制，卫生、民政和公安部门要将收治管控肇事肇祸精神病人作为加强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三是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应自觉履行监护、治疗职责，决不能放任不管；四是国家应制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监护人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还要增加其承担刑事责任的规定。
(来源：人民网http://zj.people.com.cn/n/2015/0612/c186956-25215694.html2015-06-12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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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重大精神疾病的生物学标记”为主题的上海东方科技论坛日前举办。与会专家表示，应深入开展精神疾病基础研究，并将基础生物医学研究中获得的前沿知识更有效地应用于实践，以解决精神疾病防治的关键科学问题，从而改善公众健康水平。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各类精神疾病患者1亿多人，其中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数高达1600万。同时，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痴呆等老年期精神卫生问题也日益严重。儿童孤独症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2001年，全国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孤独症在0～6岁残疾儿童致残原因中占据首位，高达78%。
   来自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李春波表示，由于目前各种重大精神疾病的病因尚未得到明确揭示，精神疾病的诊断还处于以症状学依据为主的主观判断阶段，尚无明确的客观生物学指标。
   上海交大医学院教授方贻儒认为，生物学标记物是一种从生物学介质中可检测到的细胞、生物化学或分子改变的标识物质，可在很大程度上为临床医生提供辅助诊断依据。因此，通过标准化技术对重大精神疾病进行早期识别与诊断尤为重要。
(来源：光明网http://tech.gmw.cn/newspaper/2015-06/15/content_107291589.htm2015-06-15 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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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对精神病患者仍坚持“自愿就医”原则，加之精神疾病通常需要长期持续治疗，高额的医疗费用往往让不少家庭望而却步，由此造成相当一部分重症精神病患者“散落民间”。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重性精神病患者约1600万人。如此庞大的精神疾患群体，家庭监管模式隐患的存在造成了精神病伤人从一种偶发事件演变成一种频发事件。
    为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免受精神病人侵害并让精神病人得到妥善安置，2012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增设为四个特别程序之一, 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对强制医疗制度作出较为完整的规定。
    那么，什么是强制医疗，强制医疗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状况如何呢？
强制医疗需要哪些条件
    根据新刑诉法第284条的规定，适用强制医疗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精神病人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犯罪程度。二是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即实施危害行为时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三是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如果精神病人实施暴力行为后，由其监护人或单位将其送医治疗，病情得到有效控制，从而不具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则没有必要进行强制医疗。
    因强制医疗程序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故程序严格。
强制医疗面临诸多难题
    “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至今，强制医疗程序已经运行了不短的时间,该项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浮现出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刑一庭副庭长吴小军向笔者介绍说，第一个就是程序启动主体的范围较窄。
    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看，我国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权为公、检、法三机关所专有，分别适用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诉讼阶段，而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则无此权利。这样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当事人权利的充分保护。
    吴小军说，第二个难题是实践操作程序意见不统一。新刑诉法规定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法院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应当为其指派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提供法律帮助。法院应当会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要求出庭的，法院经审查其身体和精神状态，认为可以出庭的，应当准许。但在审理方式、审理程序、参与人等方面的规定并不明确，从而造成了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认识。
    第三个难题是执行监督有待细化。对于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后如何具体执行和监督，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较为原则。新刑诉法第288条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应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但对评估的期限、具体的评估程序等均无明确规范。另外，法律对于检察院的监督权只有简要的表述，使得强制医疗中的执行监督未形成稳定的模式，可能造成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权无法具体有效的实施。
另外，法律对解除条件规定得太过笼统。现行法律对强制医疗规定了两种解除模式，即法院依职权主动解除和依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申请解除。但在依申请解除的情况下，法律并没有进一步规定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具体条件，比如是否应提供被强制医疗人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证据；也没有限定被强制医疗的人或其近亲属第一次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的时间，在实践中甚至出现了上述人员在强制医疗决定做出后不足2个月即提出解除申请的情况，从而导致了提出解除申请的主观随意性过强。
“强制医疗”应尽快完善
    针对上述现实问题，吴小军建议尽快完善新刑诉法中的强制医疗制度规定。
扩大强制医疗启动主体范围。将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均纳入启动主体范围，打破强制医疗启动权由国家机关专有的局面，实现对权力的制约。
细化强制医疗的庭审规范。对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方式、参与人员等进行明确规定，比如增加通知被害人和鉴定人出庭的程序，以确保庭审的参与性和公正性。
完善强制医疗的执行监督措施。明确强制医疗机构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的周期或频率，同时明确检察机关对治疗过程监督、对定期评估监督等的具体程序，以促进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责，确保强制医疗制度能够真正得到执行和落实。
    规范强制医疗的解除条件。限定被强制医疗的人或其近亲属第一次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申请的时间，并规定提出解除申请应符合的具体条件，避免申请解除的随意性。
(来源：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legal/2015-06/20/content_35869930.htm2015-06-20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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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10号)，公交分局民警和出租车司机一行从西安开车到三门峡，将丽丽送回家中，但是到了家门口，任凭母亲怎么劝她都不下车 记者 翟小雪 摄
　　“谁让咱是当母亲的呢，把孩子送回家咱也就放心了！”昨日下午，亲眼看着丽丽(化名)回到妈妈身边，53岁的的姐王建萍终于舒了一口气。
　　昨日清晨，王建萍刚出车，拉的第一个乘客是个年轻女孩，让她没想到的是，这名毕业不久的女大学生精神异常。中午，王建萍放弃营运，与公交分局七大队民警一起，驱车往返500多公里，将女孩送回河南三门峡家里。
　　清晨拦车
　　女乘客神情异常
　　的姐求助民警
　　王建萍是万里出租车公司一名的姐。昨日5点40分，经过鱼化寨时，一名年轻女孩拦住了她的车，上车后，女孩说要到火车站。王师傅是个热心人，平时就喜欢与乘客聊天，“我问她几点的火车，她说要去北京，要到谁谁家里”，当时，王师傅就觉得这女孩说话有点莫名其妙，等车开到土门附近时，坐在后排上的女孩突然躺了下来，双肩还有点抽搐。
　　“我觉得不对劲，又问她要去哪里，她这次说去哪都行。问她叫什么，家在哪，她啥也不说。”王师傅意识到无法与女孩正常交流，早上6点刚过，王师傅将车开到了市公安局公交分局七大队，向民警求助。
　　亲人在哪
　　民警多方打探
　　确认女孩精神异常
　　了解到情况后，值班民警刘文利、刘耀宏试着与女孩交流，但是不论问什么，女孩都一言不发。上车时，女孩随身携带有一个行李箱，在箱子里，两位民警发现了女孩的学生证，是去年从西安东郊一个大学毕业的，河南三门峡人。通过女孩的名字，民警查知，女孩户籍在西安，但是没有家庭详细住址。
　　上午上班后，两位民警便开着车先后到长安路派出所、市人才市场查询，但没有线索。民警从女孩身上的几张纸里发现有几个电话号码，便挨个儿打电话，但对方不是说不认识丽丽，就是电话没人接。9点多，一个电话回拨过来，对方称是丽丽的姐姐，从她姐姐那里，民警掌握了丽丽的家庭住址，也确认丽丽的确精神异常。
　　不想回家
　　女孩抱着的姐不松手
　　还一口一个妈叫个不停
　　丽丽的姐姐说，家里只有母亲一人，没有能力来西安接丽丽，这可难住了民警。“这孩子是个精神病患者，既然送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就要负责到底！”公交分局七大队副大队长赵辉得知情况后，决定带民警送丽丽回三门峡。
　　让民警奇怪的是，丽丽坐上王师傅的车后，就不愿意下来，还管王建萍叫妈，一口一个妈叫个不停，始终抱着王建萍不松手。看到丽丽的状态，王建萍动了恻隐之心，决定随民警一起送丽丽回三门峡。
　　王建萍所在的万里出租车公司经理吴春知道后，非常支持王师傅，还派公司稽查室主任赵双喜一同前往，叮嘱一定将丽丽安全送回家。
　　见到亲人
　　的姐和民警送她回到家
　　母亲一见女儿眼泪就流出来
　　11点40分，午饭都没顾上吃，赵辉就带着3名民警与王建萍等人出发了。一路上，丽丽时而平静时而狂躁，有时还突然去拉车门，用头撞车窗，嘴里更是不断念叨一个男孩的名字。记者试着与她交流，但不管问什么，她都一言不发。王师傅不断安慰丽丽，民警买来矿泉水、麻花等给丽丽吃。
下午3点30分许，民警一行驱车近300公里赶到河南三门峡，并顺利找到了丽丽的家。丽丽的家在一个破旧的厂区家属院，见到女儿第一眼，丽丽的妈妈张女士眼泪一下出来了。“闺女，你可回来了，咱们回家吧！”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丽丽面无表情，坐在出租车上死活不下来，妈妈伸手去拉，她甚至大喊着把妈妈往外推。一二十分钟过去了，妈妈无奈，只好打110请民警帮忙把丽丽往精神病院送。下午5点左右，在当地民警配合下，王建萍又开车将丽丽送到当地精神病院。(来源：人民网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5/0611/c136657-27139499.html2015-06-11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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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高1米86、体重160斤的儿子王浩面前，身高才1米7多点的父亲王平(右图)显得有些单薄。然而，正是这个身材并不高大的父亲，曾经坐着两天两夜的火车，满世界寻找儿子回家；曾经被儿子用一瓶滚开水从头浇下，却还担心儿子安危；曾经被儿子拒之门外半年，每天还坚持探望。做一名父亲不容易，做一名患有精神疾病儿子的父亲，更是不容易。父爱如山，不管生活有多艰辛，王平却总是给予儿子最大的宽容和最温暖的爱。
　　单亲父亲与儿子相依为命
　　王平一家住在安居苑社区。在王平的心里，儿子王浩曾经是自己的骄傲，那么的聪明，可爱。然而，在儿子15岁那年，一切似乎变了样。最初，王浩总是拧开水龙头，不停地搓着手，仿佛手怎么也洗不干净似的。之后，原本活泼开朗的王浩，突然变得孤僻多疑。
　　王平注意到王浩的变化，心里总是隐隐地觉着不安，于是，他带着儿子去寻医问药。诊疗结果犹如晴天霹雳：未定型精神病。
　　2006年，王平与妻子离婚后，与儿子相依为伴。这些年，经过治疗，王浩的病情总是时好时坏。大学刚刚才读了一个月，学校就以王浩生活不能自理，性格孤僻，经常乱跑为由，让王平将其接回家。
　　奔波千里找寻患病儿子
　　回家之后，王浩的病情愈发严重了。他不但将家里的门锁全部换掉，把自己锁在屋内，更是将老父亲拒之门外。
　　“没办法，我只能搬到86岁的老母亲那里去住。”王平说，老母亲住在200米之外的平房里，只有20多个平米。虽然不能回家，但是王平还是很牵挂儿子。每天，他都会去屋外望望儿子是否安好，担心儿子没钱生活，他隔三差五地从门缝里塞些零用钱。最长的一次，他在母亲那里蜗居了半年之久。
　　有一天清晨，他又隔着门缝探望儿子，却发现反锁的门打开了。走进屋子，里面一片狼藉，儿子也不见了踪影。心急如焚的他在附近四处寻找，却毫无头绪。直至几天后，南京派出所的一位民警打电话来，要求他将流浪的儿子接回去，他才如释重负。
　　之后，儿子一次又一次地离家出走，又一次一次地被王平找回。南京，杭州，北京，最远的一次，儿子只身一人跑到了昆明。王平接到了民警的电话后，乘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找到了离家一星期的儿子。
　　最好的父亲节礼物
　　眼看着儿子的行为越来越不受控制，王平只能一天到晚偷偷跟着儿子，监督着儿子吃药。
　　一天冬夜，王平在监督儿子吃完药后，去厨房冲了一瓶开水。从门缝里，他看到王浩将药从嘴里吐了出来，连忙跑到屋内询问。谁知，恼羞成怒的王浩冲出屋子，拿起刚灌好的水瓶，直接从父亲的头顶浇下去。看到父亲痛苦的样子，王浩似乎也被吓坏了，扔掉水瓶逃出家门。
　　“幸好那个时候是冬天，衣服穿得厚，烫得不算很严重。”王平说。因为钱全部用于治疗儿子的疾病，他舍不得去医院治疗，只能买些药膏在家里涂涂。
　　等伤势稍微好了点后，他又开始到处找寻儿子。担心儿子因害怕不敢回家，他专门在家里给儿子留了一张纸条：“儿子，爸爸不怪你，希望你早点回来。”几天后，王浩自己回到了家，还主动跟父亲道歉。
　　因为精神疾病的缘故，这些年儿子的暴力倾向让王平没少吃苦头。最严重的一次，发病的儿子拽着父亲的头朝着墙壁撞去。王平顿时被撞得脑冒金星。然而，对于这一切，王平没有抱怨：“他是我的儿子，而且是在患病期间，是我没能照顾好他。”
　　今年年初，在社区的帮助下，王平将儿子送进了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治疗，而他则定期去陪护。经过半年多的治疗，王浩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好转，而且对父亲的依赖越来越强。
“每次我要去的时候，他都会在门口等候。而我要走的时候，他都会在窗台上一直目送我。”最让王平感动的是，儿子有一天还主动对他说：“爸爸，你要注意身体。”这一句简单的话语，王平认为比任何父亲节礼物都来得珍贵。
(来源：新浪网http://ah.sina.com.cn/news/s/2015-06-18/detail-ifxefurs2574097.shtml2015-06-18 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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