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颁布实施两年多了，中国大地仍持续着违法侵权的未经家属及本人同意而被强迫关入精神病院的罪恶。本期所载发生在今年的“被精神病”案例，就是对中国当局利用“精神病”破坏法制、侵害人权的维稳机制的有力控诉。湖北武汉华中科技大学财务会计师刘彩霞，因维护自己的工作权而上访，先后六次被当地维稳人员关入精神病院。今年元月19日，刘彩霞在北京上访时，再次被维稳人员绑架送回武汉，且在不通知家人下，秘密于春节期间将其关押于精神病院，直到3月6日，在中外舆论压力与家属报警投诉中，武汉110才告知刘彩霞被关押地址；还有湖南永州公民何芳武，为了救上访于今年5月被关精神病院的妻子，而于7月7日在北京拦王歧山的车喊冤，竟被湖南维稳人员押回第二次被关入精神病院，至今未能获释。当然，还有浙江维权人士李家富也因上访维权于去年被第六次关入精神病院，且在官员不得不承认李家富无神经问题下至今仍不予释放。这些鲜活的事实，力证出中国维稳机构利用“被精神病”来打压上访维权人士的违法犯罪严峻现实。值得世人高度关注！
一、特别聚焦：“被精神病”旧罪新证
1、会计师刘彩霞春节被秘密关入精神病院
2、湖南何芳武拦车救妻再度“被精神病”
二、新闻前线：专访“被精神病”者
1、四川伤残老兵王克德上访，夫妻被关精神病院
2、不服判决上访，河南秦素珍两度被关精神病院
3、官员称李家富神经没问题，但拒不释放
三、本月被精神病动态
辽宁凤城公民张海彥因上访被“精神病“，警方称是社会救助见义勇为
老伯“被精神病”4年，起诉妻儿和院方，获赔4万元
红色恐怖下的精神病院：乔忠令自述视频
四、精神病人权益
集美一精神病人因偷窃手机被判刑
甘肃嘉峪关审结首例强制医疗案 精神病人被强制医疗
精神病人在养老院遭强奸怀孕 亲属同意尽快引产
精神病人砸死人 被强制医疗
五、评论呼吁
女精神病人怀孕是怎样的“意外“？
猪圈男孩”和他的精神病家族 “病”锁世代
精神病人是如何当选文联主席的
六、民间行动与倡议
我们如何保护精神病人？
八方人物：張經緯新片 關注精神病人家屬
被遗忘的人生：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
七、域外传真
研究：少年犯易进入精神病院
美国年轻人群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现状
2015年7月号
主办：民生观察工作室
编辑：刘飞跃 晋贤
本期封面: 刘彩霞
分类： 第三十七期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总第三十七期）
武汉会计师刘彩霞春节被秘密关入精神病院
因为劳动纠纷，具有干部身份，会计师资格的刘彩霞，2008年4月14日被武汉市精神病医院鉴定为偏执性精神障碍，先后7次被武汉警方送到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治疗。在“治疗”的过程中，刘彩霞患了严重的妇科疾病，她多次要求治疗，医院称没有这项经费，在家人一次次的努力下，她才离开那个让她生不如死的“魔窟”。
刘彩霞的材料显示，她今年59岁，家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关山街喻家山西一区80-401号，身份证号；420106196605195285，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教工子弟。1983年9月1日被华中科技大学招录为半工半读财务学徒，1988年毕业于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取得了财政部认可的会计师资格。之后，刘彩霞受华中科技大学的指派进入华中科技产业有限公司高理电子电器分公司任主管会计。1992年因工作关系发生争议，公司让她停职回家写检查。后来因为企业改制，公司以她自动离职为由将其除名。刘彩霞为此诉至法院，因不服法院判决，穷尽法律程序后导致其上访。
近日本刊志愿者见到了刘彩霞和她的丈夫侯家贵，在志愿者问到她被关精神病院的情况时，她滔滔不绝的讲述了她的经历。
她说：第一次是2008年3月9日，我买了车票准备到北京上访，在乘坐公交车到达火车站时，两个协警上车说有人报警丢东西了，拉住我不放，好像东西是我偷的，然后把我带到武汉市火车站站前派出所。一进派出所我就发现关山街道的人，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做完笔录，街道的人七手八脚把我抬上车，送到了华中科技大学居委会。居委会派人看着我，就是不让我出来，直到天黑之后才把我送回家，但仍有居委会的两个男的守在我家门口，不让我出去。我不顺从，被那两个男的用拳头砸我的头，把我打倒，踹我的背，抢走我的丝巾，把门绑住不让我出去。路人听到我的呼喊声报了警，警方来了，我要求去看伤，警方和居委会的人一起把我送到了湖北省人民医院。
在医院打完点滴是凌晨了，我自己拿的钱，准备离开时居委会的人拦住，说你不是说把你打伤了吗？我们给你检查去。然后就把我带到了精神科。我发现是精神病院后就和大夫解释，说是他们把我打伤了，大夫还是把我留下了。
刘彩霞说：第一天用药没什么反应，后来用完药就想睡觉又不能睡那感觉，特别难受。快到1个月的时间了，我给大夫说，我在这这么长时间，有没有精神病你们应该很清楚，我需不需要强制治疗你们也很清楚，如果不让我出去我就不吃饭。大夫说，下午居委会的人来接你。没一会他们就把我绑上打点滴，例假把卫生巾湿透了也不让我换。就这样绑了一天。第二天大夫给我3颗大药吃，说吃完我就不会情绪激动了。结果吃完之后我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醒过来在武汉市花山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花山镇卫生院）精神科，我感觉我盖得被子好像是在梦里见过。病友问我你知道你怎么进来的吗？告诉我，我是被搀着进来的，精神科陈主任还喂了我面条吃。
我想尽一切办法欲把我在精神病院的消息告诉家里人，医院不让我打电话，也不许别人把电话借给我，不许我有笔和纸，也不许别人借给我。有一次我借病人家属的电话给学校的周柳娟教授打电话，被护工发现，她把手机抢过去折断。后来周柳娟教授告诉了我家里人，家里人就来看我。在多方呼吁的情况下，5月份才把我放出来，当时好多访友和家里人把我接出来的。可那些同住精神病院的人出不来，他们都是长期住的。
随后，刘彩霞又补充说：在湖北人民医院我看到他们绑别人，捏住鼻子把大勺子往嘴里一撑，把药塞进嘴里，再灌水。那情形太可怕了，我就不敢作对了，让吃药就吃。
第二次是同年的8月6日，当时我接到洪山区法院通知，就去了洪山区法院，因为有人事争议的案子在那，去了法官说不立案，我就要求见院领导，法官报警通知了关山街派出所，结果警察把我送到了武汉市精神病医院。我在里边被绑起来，后来在收费单上看到，绑一次医院收费60到80元。以前病友也说过是这么收费的。我被绑着时，精神病人还用水杯砸我的头。
这个医院还从不让我参加病人的理疗活动，给病人的手工刺绣活动也不让我参加，只有我一个人不能参加，因为她们知道我是放这关押的。奥运会结束，8月26日就把我放出来了。家里一直不知道我在里边，是街道办接出来的。
在医院吃的药也特别难受。吃完药后，走路没力气，走一步都晃，像僵尸，坐也坐不住，特别难受，只能像僵尸一样晃。睡完觉，早上起来就很舒服。我每天都在想，要不吃药就好了。可不吃药不行，吃完药医生还要检查嘴里。出院后好长时间还感觉不舒服，连皮肤都感觉不适，身体反应不是很灵敏，一个多月后，症状才慢慢好些了。
2009年4月，2010年3月29日，2013年先后几次被维稳部门关押，都是在花山镇精神病院关着，忘了具体时间，就不说了。
2010年10月18日，我听说党代会在京西宾馆开，就到京西宾馆了，被北京的羊坊店派出所抓住，通知驻京办接走。驻京办把我送到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黑监狱，我在里边被打。21日把我拉回，送到武汉市洪山区青菱医院精神病科，也没检查就收进了病房。因为我咳痰带血，便秘大夫不给我看，我说他，他们就把我两个手绑在椅子上打电针，在耳朵上一边一个打电针，当时觉得头部肌肉收缩的厉害，心跳的厉害。
刘彩霞的丈夫说：没她消息，家里人急得四处找，直到她从医院打电话出来，才知道她被关入了精神病院。我就前去找街道综治办主任评理，但他还是不让刘彩霞出来。我跟他吵，质问：“要是你们家人被关到精神病院，你干嘛？”综治委主任最后才答应让她出来，而使她于当年11月15日获释。
刘彩霞接过来说：在里边我腰痛的难受，他们也不给治，说没有这项经费。给我打电针的有，我不剪指甲都给我打电针。指甲剪都是病人通用的，也不消毒，我怕传染灰指甲才不剪的。
最后一次本刊志愿者清楚的记得是今年的1月，当时刘彩霞的丈夫侯家贵发出消息称，刘彩霞2015年1月19日下午四点多在北京府右街邮局寄信，反映武汉市洪山区法院，江汉区法院，市中级法院徇私枉法，被北京警方抓获，晚七点三十二分被府右街派出所送到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后失联。此后他经常把关于刘彩霞的消息发布在网络上。民生观察工作室对此也多次报道。
经过侯家贵不懈的努力，今年3月6日，武汉市110指挥中心告诉他，刘彩霞被送到武汉市洪山区花山镇精神病医院（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花山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随后，侯家贵和武汉的蒙冤警察黄玲赶到花山镇精神病院，院长说关山街政府同意才让看，接她也不行，得听政府的。院长还说：我可以减少药量。而后，侯家贵发现有人在监视他们。他走到医院的二楼，发现了正在院子里放风的刘彩霞。侯家贵马上和关山街综治办主任汤景缀电话联系，要求接刘彩霞回家，但遭拒。14日，关山街政府的人带了一个律师见侯家贵，律师称侯家贵和刘彩霞的婚姻是无效婚姻，结婚证是在刘彩霞被鉴定成精神病后办的，没有法律效力。侯家贵反驳，鉴定是造假，怎么做的鉴定你们心里明白！在多日的口舌之战后，3月16日刘彩霞才获释回家。
刘彩霞说：我是今年1月19日晚上9点半，被北京市丰台区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四个黑保安用专车押回来，第二天上午10点多押到武汉市俞家山派出所，民警给我做笔录时，我不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说我是精神病，和关山街综治办主任一起把我送到了花山精神病院的。这过程中，10多个小时不给我饭吃，到医院才吃上饭。在里边老一套，我唱歌被加了一颗药，伙食很差，家属不给送吃的，有钱可以买零食，没人照看的根本熬不住。卫生也很差，病人大便了的衣服，用水一冲，就用铁铲铲着去凉，大便还在上边。不但这些，晚上睡觉时精神病人会挠你脚心，还会直勾勾的盯着你看。太恐怖了，那就是个魔窟。
近日，侯家贵转给本刊的3月6日的帖文中这样写道：可怜老母亲四处找女儿刘彩霞的下落，思念女儿重病住院。《新精神卫生法》出台，任何单位（应该包括警察和政府），在监护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都不能被送精神病院。只因为去北京府佑街邮局寄信，就被送到精神病院，武汉市俞家山派出所胆大枉为，藐视法律。将法律变成“只是给老百姓制定的”，警察在法律圈外，不受法律约束。原以为新《精神卫生法》出台，不会发生被送精神病院的悲剧，现在又旧戏重演。“包青天”你在哪里？请来解救刘彩霞，让正常人重新获得自由！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网络月刊 重云 采访报道
湖南何芳武拦车救妻再度“被精神病”
2015年7月7日中午12：30分左右，何芳武在中纪委预防腐败局前发现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车辆，于是冲上前去拚命拦截喊冤，结果当即被抓，并且很快有警察前来对他进行了审讯笔录。询问结束后，何芳武被送到了湖南永州驻京办，并被湖南接访人员押回永州，第三次投入到了湖南永州芝山精神病院。7月24日，何芳武弟弟在当地政府部门人员陪同下探视了何芳武。本刊记者随后联系他弟弟得知，何芳武已经被关押了十几天，政府工作人员称只要他好好表现，再关押半个来月就能放出来！
何芳武为何要冒险拦截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车辆申冤？原因应该有两个：其一、何的父亲含冤而死；其二、另一个被精神病者——何芳武的“合法妻子”，为逃避迫害一直在北京生活的贵州省福泉市访民谢勋英，于今年5月中旬被地方政府接回，第三次关入精神病院。
何芳武和谢勋英都是被关过精神病院的访民，他们此前一直在北京相互依靠地生活。今年5月谢勋英被抓后，何芳武立即前往贵州营救。而贵州地方政府给出的放人条件是，要谢勋英嫁给何方武并把户口移走，否则这次要关她到死。为了先救人出来，何芳武和谢勋英都答应了这个要求（此前他们一直以姐弟相称）。所以他们在贵州办结婚证，迁起户口。然而，湖南地方政府认为有何芳武这个负担就够麻烦了，怎么会接受再来一个负担呢？于是他们断然拒绝给谢勋英落户。谢勋英迁起的户口落不下来，一个好好的公民成了黑户，贵州地方政府为了永久解决麻烦，竟然再次把她关进了精神病院，并威胁了她所有的兄弟姐妹。
结婚证已经办好，拥有合法丈夫身份的何芳武，怎么能看着妻子落入魔窟而不救呢？再加上这些年来遭受的苦难，这才作出了大胆的举措，采取拦截领导车辆申冤的办法。而对他来说，拦截领导座驾是无奈之举，曾经就有因为拦截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车辆而被关精神病院5年的经历，而这次拦截可能面临着更加严重的迫害，但是为了自己的冤屈，为了那个有名无实的“妻子”，他依然选择了行动。这才导致再次被关押。
对谢勋英的迫害，笔者把她看作是去年迫害的延续罢了，因为贵州政府一直想甩掉这个包袱，但是一直未实施成功，这次的关押应该是下决心处置的结果。
去年3月8日，谢勋英因寄信被截访人员从北京带回关入贵州省黔南州安康精神病专科医院，何芳武知道后，毅然在脖子上挂着寻人启事走上王府井街头，被稍后赶来的北京东方广场派出所警察抓走问询。湖南省驻京办在知道这个情况后，主动联系了何芳武，表示愿意协助寻找谢勋英，因为何芳武告诉负责人孟主任两个车牌号（分别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来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夫人要乘坐的车），他们知道，作为曾经拦截过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车的访民，何芳武有可能再次作出类似的或者他们无法控制的举动。
在这种情况下，湖南驻京办陪着何芳武来到了谢的户籍所在地黄丝镇政府，湖南省陪同何芳武来访的工作人员和该镇负责人进行了交流，在双方政府的协商下，黄丝镇开出了放人条件，这些条件跟今年抓人开出的条件基本一致，分别是让谢勋英81岁的老父亲签字，作为谢勋英不再上访的担保人，二是何芳武必须娶她，并把户口迁移到湖南去。
听到这样的条件，协同探访的湖南省工作人员不干了，他们陪同何芳武来此的目的是出于维稳的需要，现在却又要多嫁过来一个“负担”，至此，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谢勋英可以嫁给何芳武，但是何芳武必须签字递交保证不再上访书，否则对他将从重追究责任。
这就是此次何芳武被抓的前因后果，我们不知道何芳武现在里面情况如何，也不知道他还要呆多久，但我们将持续关注事件进展。
附：何方武资料：
何芳武，湖南永州允山乡向光村村民，，1989年因时任村支书的父亲检举揭发所在乡副乡长蒋育祥贪污救灾款，遭致报复，何父被打的吐血身亡，年仅十岁的弟弟何芳喜不幸走失，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何芳武从此走上了维权上访之路，期间倔强的何芳武两次被当地维稳部门送精神病院，时间共长达7年之久。第一次是2003年12月18日，在北京上访的何芳武，被永江县县委副书记何绍云、永江县信访局局长黄应梦等人抓回，他们编造谎言、伪造文件和证明，把他强行关押在永州市零陵区芝山精神病院。政府每年给精神病院5万块钱。何芳武在里面吃的是玻璃饭，帮医生、护士洗衣服，叠被子，打扫卫生，查岗放哨，一天到晚忙着做事，没有休息时间。到了2006年1月9日，才走出了精神病院。
第二次是2007年9月11日，何芳武在北京上访，到温家宝住家附近，当何方武看到开过来5辆车子，有警车、有武警，当温家宝从第三辆车上下来时，他冲进去抱住了温家宝的腿，温家宝当即批示，要求依法解决好他的问题。结果问题没有解决，却大难临头。湖南省委一个副书记、永州市市委副书记、永江县县委副书记、江永县公安局刘副局长、信访局局长黄应梦、允山镇何镇长等等一大批人跑到北京来抓何芳武。当年9月13日何芳武被押解回去，再次关进永州市零陵区芝山精神病院。2012年9月21日，何芳武弟弟做保证、写假条，才让何芳武以请假形式出来。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网络月刊 温荣 采访报道
何芳武第一次接受本刊采访视频一
采访视频二
四川伤残老兵王克德上访，夫妻被关精神病院
王克德，家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恩阳镇小关村2080号，是伤残退伍军人， 1974年把伤残证和退伍证丢失，原本享受的伤残退伍军人待遇被停发，为此，他和妻子曾桂琴要求补办两证，未果。后查明其伤残待遇被人冒领，他们夫妻对此不服而上访，结果曾桂琴被地方政府认为患有精神障碍，遭强制送到精神卫生中心治疗。王克德也被一起关进卫生中心“陪护”，没有丝毫自由。
谈起这次被关精神病院的经过时，曾桂琴说：“是2014年5月28日上午，区信访局来电话，叫我两人到信访局领补发军残手续回复书。我们去了，信访局又叫到区里开个介绍信，说再到部队找医疗证件。当日，我们一直等到晚上8点多，没让上办公楼，也没等到领导。我生气，就吵起来。恩阳镇侯斌书记叫来公安局的特警，把我们夫妻分开拉走，关在恩阳区公安局。晚上12点时，特警让我坐到老虎凳上，毒打我。我呼救也没人管，还不给我吃饭喝水。29日下午1点多，我四肢僵硬，血压升到180，晕了过去。他们又叫来医生把我送到恩阳区人民医院，输了四天四夜的氧和水。我才一醒来，他们就停了氧气，把刚输的液水也拿走了。我丈夫也在这关着，他看着这一切也管不了。
6月4日下午2点，我2人又被捆着送到四川省南充精神卫生中心关起来。进去当晚，我就被打了一针。打完针后，我就昏昏迷迷没法走路了，医院也不给治疗。在医院，生活特别差。不仅如此，我丈夫王克德因为是“陪护”人员，医院不给他提供饮食，还不让他外出。他没钱买饭，只好和我吃一份医院为“病人”提供的饭菜。我们夫妻都有高血压，医院也只给我降压药。我二人身体就这么被折磨的一天比一天差。王克德打电话给区里，要求将我二人关到本地的医院，死也死在本地。6月24日镇上才派车把我们接回家。几天后，村领导又把许多群众喊到我家里，劝我去看精神病，还来了车，要拉我去看。我没精神病，没上车。”
据曾桂琴回忆，2014年6月20日四川惠城精神医学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书中，鉴定意见：曾桂琴患有癔症。但奇怪的是，镇上给他们的这份鉴定书少了一页，把关键的一页委托鉴定人和鉴定目的地消失了！或许是领导们出于对曾桂琴的“关心”，在她拒绝再次就医后不久，镇上给了她一个残疾证。残疾证上注明，曾桂琴为精神残疾人，签发日期是2014年5月26日。这让曾桂琴夫妻怎么都想不明白，精神病鉴定是6月20日出的，怎么精神残疾证5月26日就办好了？
对于上访，王克德称：“都是逼得没办法了，我总得活着。”
他今年4月份的上访材料里这样写道：“我是1965年在恩阳当水利员时应征入伍的，在中央独立团汽车十团服役，1969年3月，在珍宝岛战役（是指和苏联因珍宝岛的归属问题于1969年在岛上发生的武装冲突）中他担任运输工作，因公受伤，先后在209医院沈阳总院，大连骨伤医院，延吉（解放军）222医院治疗。1971年3月退伍时，因档案走了，但我还在医院治疗，故档案里就只有医疗补助费100元，没有填入伤残等级。7月份我走时，部队给了退伍证、伤残证，病历由军官王占江带回，送入武装部办公室。1974年秋天，我报销住院费时，小偷盗走了我的两证件，没证后政府就给我停发了优抚待遇。1992年，政府有关部门重调档案，再立档案，给我办了一个假的地方残疾证，没有待遇。巴中县残疾人联合会的档案里，发现我还享受的是伤残军人待遇，只是让一个叫张久才的人冒名顶替我的名字领走了。
因为我一直保留着一份优抚档案卡片（有原件），虽然年代久了有点破，还是能看清上边填写的我原部队3155部队。我因公受伤后，进部队医院治疗，形成左部中枢神经受损，现双目视残，同时每年有1800元的待遇，但我至今没享受到。我经常申请补发证件、恢复待遇、报销医疗费，被地方政府相关人员大骂我是俘虏兵、逃兵、破铜烂铁、破烂货，是毛泽东时代的兵。我说，不管我是什么时代的兵，我是共产党的兵，为共产党保江山受了一生之残，共产党不能不管。我一生不能劳动，土地也没有，过着痛苦的生活，政府不给救济。我现在才在档案中发现给我一个贫困户名额，可我一直没享受到。这些枉法害民的官员国家留着有什么用？”
2014年4月，军区司令部总值班室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中记载：王克德同志所在部队已经撤销，解放军222医院也精简撤编，无法找到相关证明材料。我们考虑到王克德同志1965年至1971年在部队服役期间光荣负伤，部队为其办理了退伍证和伤残证相继遗失，但因年代久远、部队医院相继整编撤销，部队已无法出具相关材料，烦请地方有关部门酌情考虑为王克德同志办理相关待遇手续。
但直至今日，王克德的待遇也没有恢复。他万般无奈之下，把巴中市民政局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补发待遇、补办证件。今年7月5日，他告诉本刊志愿者，法院不给他立案。他懊恼，这样的苦日子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他们夫妻都因为上访被打过，拘留过！
谈话结束后，本刊志愿者提出给他们录制视频时，曾桂琴担心她说话别人听不懂，让她丈夫来录，后来因为丈夫有些问题没说，她又做了补充。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网络月刊 宁玲 采访报道
王克德谈迫害
王克德爱人曾桂芹谈迫害不服判决上访，河南秦素珍两度被关精神病院
秦素珍，今年50岁，家住河南省三门峡市和平路五街坊7号楼2单元5号。2001年丈夫意外死亡后，因为对政府处理丈夫后事的不满而上访，结果被关精神病院。院方对她实施强制性电击“治疗”后，致使其全身肌肉抽搐，双腿完全丧失行走能力。在中年丧夫和被强制治疗的痛苦挣扎中，秦素珍又患上了乳腺癌。秦素珍这个苦命女子近日给本刊志愿者讲述了她的不幸遭遇。
她的丈夫曹勋生前在会兴纺织有限公司上班。2001年4月，曹勋在单位职工澡堂洗澡，因为水温太高被烫伤，经医院抢救无效7天后死亡。由于上有老下有小，加上秦素珍本身残疾，行走不便，家中在承担了丈夫的医疗费后，生活难以为继，秦素珍只好答应了会兴纺织有限公司8万元的赔偿意见，并签订了相关赔偿协议。事后，秦素珍觉得赔偿太低，2002年2月以协议存在欺诈情形为由，向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法院提起诉讼。结果湖滨区法院判决其协议所得超过了实际应得，而看在是残疾人的份上，才再让公司补偿她5000元。在这诉讼期间，法官曾威胁她，让她撤诉，并说否则可能会让她倒拿出来钱。秦素珍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终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导致秦素珍不服而上访维权。
2007年9月11日，秦素珍在准备去超市购物的路上，被跟踪她的三门峡市前进派出所民警抓住并带到派出所。当天晚上，秦素珍被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送到拘留所拘留10天。拘留期满后，于9月21日又被三门峡市劳教委决定1年劳教，但却到现在没给劳教决定书。在劳教所期间，秦素珍被强制劳动，有病不给看。
2009年8月6日，秦素珍到国家信访局办公机关信访，又被警方送到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后河南省、三门峡市信访局来人把她接到陶然亭公园附近的一宾馆住下。到9日晚，洛阳精神卫生中心来了3个人，在宾馆强制把秦素珍带上车，医院护士长徐琳琳等在车上，秦素珍一上去就被捆上手脚，直奔洛阳，到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到了洛阳精神卫生中心。秦素珍没体检就被关进病房，手脚都被绑在床边上的铁栏杆上，送她来的截访人还抢走她的身份证、残疾证、现金、银行卡、手表等所有证据材料，直到现在还没还。当天医院叫她吃药，她坚决不吃。
说到这，原本坐在地上的秦素珍想站起来，本刊志愿者下意识的去扶她时，她却推开了志愿者扶她的手说：“我身上扎着好多针，你扶我，把针攥住了，我很难受。你不用扶我，我自己起来吧”。陪她来的人也示意不要管，本刊记者正在诧异时，只见秦素珍转过身扶着树慢慢站了起来。她说，这是在精神病院落下的病，她没钱看，只好自己学针灸，给自己扎，现在她身上扎着好多针，并给本刊记者继续讲述她那段惨痛的经历。
“那是进去快一个星期的时候，因为里边给穿的精神病人的衣服太破，肉都漏出来了，我就借了别的精神病人家属拿来的衣服穿，结果被拉出去打一种叫电休克的电针，打上针感觉生不如死，就不想说话，特别难受。他们叫我去谈话，我发现我腿走不动了。他们就给了我一支药喝，说是氯化钾。后来我让病人家属给我儿子带信出去，我儿子来医院看我，医生和护士都说我不在那。病人家属再次来时，带话给我，我才知道。儿子没办法，为救我就上访去了。10个月后，当地政府又把我转到了灵宝市精神病院，我是被两个院长接来的。在这也没给我检查就直接关进了病房，不许我出去放风。在灵宝市精神病院住了一个月后，到当年6月22日才释放我回家。出院的时候，因为我腿残疾，又被打了5、6次电针，腿软的一点劲都没有，整天就是瘫在地上，医院工作人员不让我扶东西，也不让别人管，病人家属看不过去才把我搀出去。后来我找医院要病历，医院不给，找卫生厅也没给。
第二次是2012年3月9日上午9点半，我在北京的2路公交车上，行到天坛西站的时候，售票员对路边的警察说，车上有上访的，还有一个架双拐的。警察看过我的上访材料后，把我带到了天坛派出所。当时警察说，北京有新规，残疾上访人有绿色通道，你去哪都送你。后来驻京办来人把我架到出租车上，当天送到了灵宝市精神病院。医院也没给我用药，我在医院打了110，警察来了，但没有任何处理就走了。警察走后，医院抢走了我的手机。我儿子听说后，到医院来看我，医院不让见，后来我儿子也报警了。警察来后，我给警察说我没病被关这了，警察说我“非访”才关的。这次被关，一直到2012年的12月才让我出来。
在里边吃的饭很差，馍都是用发霉的面做的，有的馍当时吃不完都长出了毛，成了黑馍，还让我们吃。吃的我经常肚子难受，几个月后我忍不住了，冒着被电击的危险向大夫、护士反映，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映后，他们才有所收敛。”
从医院出来后，秦素珍忍着病痛开始着手写上访材料，她查看了好多法律书籍。她不但反映医院贪污病人伙食费的问题，还反映灵宝市公安局和灵宝市精神病院勾结，把流浪乞讨人员送进精神病院，把精神病人弄虚作假成没监护人的流浪人员，骗取国家经费和当事人的钱财。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经过8个多月的努力，她居然拿到了灵宝市卫生局要将她重新治疗的答复。答复中称，根据目前“观察治疗”的情况看，秦素珍还需“观察治疗”。对此，秦素珍怒不可遏，医院8个多月得不出是否有精神病的诊断，居然现在还需观察治疗，这违反了《精神卫生法》的基本原则。由于屡次控告卫生厅不履行监督职责而无效，秦素珍只好把灵宝市精神病院起诉到了法院，却遭到了不立案处理。
对此，秦素珍恼恨地说，哪个部门都不履行监督职责！要不然她不会有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网络月刊 丁桑 采访报道
官员称李家富神经没问题，但拒不释放
近期，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湖亭村的维权上访人李家富被关精神病院一年多的消息引起了外界的关注，民生观察网报道了这一消息（《浙江李家富上访遭强送精神病院 至今一年多不释放》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12/2015/0623/12675.html）。李家富本人也多次设法从医院发出消息，呼吁外界关注他的遭遇。
日前，本刊志愿者电话联系上了李家富的父亲，听到李父介绍了李家富的最新情况。李父说，李家富是2014年农历正月初三又到北京上访时，于当年 5月8日，被泽国镇政府和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在北京抓住，将其带回温岭后再次关进温岭大理康复医院（精神病院），至今李家富还在这座医内“被治疗”。
李家富被关进医院后，其父说他曾多次找到泽国镇和大理康复医院负责人，其中最近的一次是2015年7月28日。李父找到大理康复医院医生时，医生总是说李家富是政府送来的，没有泽国镇政府的同意医院不能放人。也就是说，要想让李家富出院，得泽国镇政府的同意书。不过李父表示，李家富现在医院中没吃药，也没打针，就是关着不让出来。
所李父陈述，当他找到泽国镇政府时，该镇一彭（音）姓副镇长明确说，李家富神经没问题，但不能放，因为放了他就会又到北京去上访。李父质问政府那要关李家富到什么时候？有政府官员说，至少要关到今年底。政府官员还责备李父说，是他没管教好李家富，才使李家富被送到精神病院的。李父表示，这次李家富被关精神病院，泽国镇派出所直到一个星期后才通知他这一消息。他这次未签字。因为以前签过字，李家富非常恨他。现在李家富出不来，他每个月能去看他二、三次。
在谈话的过程中，李家富的父亲明显表现出希望儿子能尽快出来的愿望。不过他又感到非常地无奈，一个劲地说：“没办法”。当本刊志愿者问他有没有考虑过走司法程序，起诉医院或者是当地政府，要求他们放人。李父叹气道：“搞不过他们的”。而在早前，本刊志愿者和医院中的李家富通话时，他也如此感到绝望。
李家富原是一名因伤退伍残疾海军士兵，退伍后在当地集市开门市部，以卖香烟为生，后来受到当地地皮流氓郑云兵等人的骚扰、打砸，导致其生意萧条，难以维持生活，而当地警方又包庇流氓，对他们不予处理，李家富被迫从1995年开始持续控告郑云兵。到2000年时，郑云兵等人答应给予李家富一笔赔偿款，以对他这些年的精神、经济进行一次性补偿。但镇政府并没有把郑云兵等人的赔偿款转交给李家富，李家富为此再度上访。因为上访，李家富此前曾先后五次被关进精神病院。其中2003年3月4日，泽国镇官员们为了制止李家富继续上访，镇长助理吴建平亲自带领20多个公务员，将他强行捆绑押送到天台县工人东路85号的“天台精神病院”关押76天。
在李家富最近十年上访期间，以前被关的5次精神病院中，其中第5次被关押是从2013年9月18日上午6点半开始。当天早上他骑车上街购物的时候，被四个人绑架，强制把他押上一辆早已准备好的面包车，汽车驶向一级公路后，带头绑架的人要求李家富删除在网上发表的“杰出形象”、“科技在发展、农民在哭泣”这两篇文章。李家富告诉他们，文章是发表在人民网和新华网的，删除不了。
李家富在文章中到底写了什么，让这些人在光天化日下实施绑架？本刊志愿者通过李家富提供的链接在网上搜到，第一篇说的是他自己这些年上访告状的始末及被迫害经过，第二篇文章中谈到“农民实在太苦太穷了”，并细致的演算了农民的开资、收入，以及现在的温岭土地使用情况。李家富根据政府发布的耕地使用面积及人口比例，演算结果严重的背离温岭当局公开宣讲的业绩，因为按照政府发布的耕地使用数据计算，只有温岭市每年每亩能生产出100000斤粮食，才能够100多万温岭人民加外来200–300万人的粮食供应，这完全超越毛泽东年代亩产万斤的神话！！就是这种求真导致他再次被精神病。
当日7点10分左右，绑架他的车开到了温岭公安局办案大厅，李家富在那里被关押两天，后被转入温岭看守所关押。当年11月12日，他被绑架的人送到杭州一家精神病鉴定所做鉴定时，鉴定师说“你说的话都要负法律责任”。李家富告诉他，自己知道自己所说的，肯定会负责的。鉴定师承诺会向上反映他提供的问题，但最后不了了之。一个月之后的12月11日下午5点，李家富被当地维稳人员绑架到了温岭市精神病院关押，起初精神病院不接收，在各种压力下，两个小时后他还是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由此算来，这次李家富被关进精神病院，已经是他第6次因上访维权而“被精神病”了。当局在《精神卫生法》颁布实施两年来，仍然持续使用这种强迫精神病的方法来控制迫害上访维权的李家富，本刊将继续关注事件进展。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网络月刊 文风 采访报道
对李加富第五次被精神病的采访
辽宁凤城公民张海彥因上访被“精神病“，警方称是社会救助见
2015年7月4日，本网（维权网）获悉：辽宁凤城市访民张海彦诉凤城公安局“行政强制送精神病院一案”，于2015年7月2日开庭审理，由原告援助律师李昱函出庭辩护。被告代理人（警察）在庭上狡辩称，三次将原告（张海彦）送精神病院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而是因其原告家庭困难，无力承担药费对原告实施的救助性协助治疗，属于见义勇为，是社会救助行为，职业道德范畴。这真是奇闻奇谈。
张海彦居住于辽宁省凤城市凤凰城办事处丹凤委五组。因其在2006年9月1实名举报凤城市流氓黑恶势力案件，而后遭该团伙打击报复。张海彥2011年11月开始进京上访维权，多次遭黑监狱、拘留关押。
因原发案件是举报凤城市黑恶势力团伙后引起的矛盾转化，凤凰城公安分局为了控访、了结信访案件、使举报案件不被采信，就造假精神病鉴定。先后三次将他送进精神病院非法关押，接受强制治疗。
（来源：维权网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5/07/blog-post_35.html 2015年7月4日）老伯“被精神病”4年，起诉妻儿和院方，获赔4万元
现年79岁的闽清钱依伯，在精神正常的情况下，被家属送到当地一精神病防治院治疗了4年多时间。他愤而将相关方面告上法庭索赔损失。日前，福州市中院终审判令院方和当时送钱依伯进行治疗的责任人都要赔偿他损失。
2008年8月5日，钱依伯的妻子刘某某、儿子钱甲、女儿钱乙将钱依伯送到闽清某精神病防治院。该院以“老年痴呆”为由收治钱依伯。2009年10月16日，院方告知钱依伯的家属，他不适合长期住院治疗。刘某某、钱甲仍然签署知情同意书，要求将钱依伯长期收治。
2013年1月9日，院方再次告知钱依伯的家属，钱依伯不适合长期住院，刘某某再次签署知情同意书，要求将他长期收治。
2013年2月7日，钱依伯中风。院方于同年3月11日为他办理了出院手续。至此，钱依伯在这家精神病防治院共住院1680天。
2014年3月25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作出钱依伯在2008年8月5日被收治入院时不存在精神问题，且目前精神正常，防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一般过失的鉴定结论。
钱依伯在身体有所好转后，立即聘请律师，将精神病防治院、刘某某、钱甲、钱乙一起告上法庭，索赔各项损失。
他诉称：他被强制收治长达1680天，健康上受到极大损害，同时还蒙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名誉损害。因此，各被告应赔偿他侵犯人身自由权的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金，同时公开向他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庭审中，闽清某精神病防治院辩称：钱依伯在被收治期间，院方不存在对他滥用药物、辱骂、捆绑、殴打等情形，他主张的种种病症与院方的诊疗措施无任何医学和法律事实上的关联。院方在本案中仅负有一般诊疗过错。
刘某某辩称：她在此事件中不存在过错。由于钱依伯在入院治疗前有种种反常行为，因而他的子女把他送到防治院治疗。至于他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是否需要住院治疗、何时出院等事项均只能由专业医院决定，与刘某某无关。
钱甲辩称：他对医学没有了解，是听母亲和妹妹说父亲有病并且殴打母亲，所以才将父亲送医院治疗。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人身自由权属于人格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根据法医鉴定结论，钱依伯在被收治入院时不存在精神问题，且目前精神正常，因此，精神病防治院和钱依伯的家属对钱依伯的人身自由权构成侵犯，4被告应按照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2008年8月5日，被告防治院仅根据刘某某单方提供的主诉和病史将钱依伯诊断为“老年性痴呆”，后又修改诊断为“人格障碍”，特别是在他住院4年期间，被告防治院没有对他进行及时必要的相关躯体、心理检查，也没有对其进行有效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在无明确症状的前提下，将被鉴定人作为精神病患者收治长达4年。
因此，被告防治院的上述诊疗行为违反了精神科相关诊疗规范，没有尽到应尽的医疗注意义务，存在一般过失，应对钱依伯承担一定的过错赔偿责任。
法院同时认为，被告防治院在收治后共两次书面告知钱依伯家属，他不适宜长期住院，而刘某某等家属仍然要求防治院继续对他进行收治，因而被告刘某某、钱甲、钱乙应对钱依伯的侵权后果承担主要的过错赔偿责任。
尤其是被告刘某某是钱依伯入院时记录病历单中的病情及病史的陈述者，又是经被告防治院两次告知钱依伯不适宜长期住院后，仍强烈要求防治院长期收治钱依伯的主要责任人，因而她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
钱甲、钱乙当时与其家属刘某某等人共同将钱依伯送进防治院，因而他们均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综合考虑4被告各自的过错程度与原因力大小，法院酌定被告刘某某应承担40%的赔偿责任，被告防治院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被告钱甲、钱乙各承担15%的赔偿责任。即被告防治院、刘某某、钱甲、钱乙应分别赔偿钱依伯精神损害抚慰金1.2万元、1.6万元、6000元、6000元。
一审宣判后，钱依伯不服，提起上诉。福州市中院终审维持了原判结果。
（来源：福州新闻网http://news.fznews.com.cn/fuzhou/20150708/559c64512b14a.shtml 2015-07-08）
回目录红色恐怖下的精神病院：乔忠令自述视频
日前，博讯记者西诺从上海医生马锦春那里获取一批资料，这些资料详细记录了中国著名异议人士乔忠令先生的被“精神病”的相关证据。年逾7旬的上海民运领袖乔忠令先生，他曾与民运人士魏京生齐名、有“北魏南乔”之称的乔忠令被秘密关押在精神病院已逾5年。据马锦春医生介绍说，乔忠令正被强制灌服改变大脑思维的药物，已经出现四肢颤抖等症状。他呼吁外界关注，防止再出现下一个李旺阳。
该资料的内容如下
1.乔忠令先生的“几点声明”的视频
2.乔忠令先生的“致人权组织”的声明视频
3.乔忠令先生的自述
（来源：博讯网http://boxun.com/news/gb/china/2015/07/201507081046.shtml#.VbzJfNLvPrc 2015年7月08）集美一精神病人因偷窃手机被判刑
精神病人在患病期间犯罪，能否逃脱刑责？近日，集美法院针对一起精神病人盗窃案作出判决，判处被告人周某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
法院判决认定，周某虽然患有精神疾病，但经司法鉴定系“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人”，因此，他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也应当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
周某今年37岁，是厦门本地人，他曾经患有精神分裂症并长期服用药物治疗。去年11月，周某来到位于集美区一所高校的保安室与朋友聊天、泡茶，无意中发现有个女学生将一部价值4027元的手机遗忘在了保安室。
于是，他起意盗窃，先起身坐在了手机旁边的座位上，然后偷偷将手机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随后离开了保安室。
周某回到家后，将手机送给了哥哥，还说这个手机“是在路边捡到的”。
案发后，周某家人已经将涉案手机退还给被害人，被害人也对周某的行为表示了谅解。
经司法鉴定，周某患有精神分裂症，作案时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根据法律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此，法院对其作出从轻处罚。
（来源：台海网http://news.163.com/15/0729/08/AVM7EUQT00014AEE.html 2015-07-29 07:2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