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第三十七期

日前，根据公诉机关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检察院申请，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依法决定对被申请人杜某民予以强制医疗。经法定程序鉴定，被申请人杜某民属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且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符合强制医疗条件。这是2013年1月1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嘉峪关审结的首例强制医疗案。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26日17时许，杜某民在嘉峪关市某小区持木棍殴打被害人陈某头部，致陈某重伤二级；被申请人杜某民患有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发病期，在本案中应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法院认为，被申请人杜某民实施暴力行为，致人重伤，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被申请人杜某民属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且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符合强制医疗条件，有必要对其予以强制医疗。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检察院申请对杜某民强制医疗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予以采纳。故决定对被申请人杜某民强制医疗。
（来源：人民网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china/2015-07-28/content_14042633.html  2015-07-28 13: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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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仁寿四公镇女精神病人容英（化名）入住敬老院不到16个月，被查出怀孕27周。仁寿警方初步判断此为强奸案，涉事老人被控制。四公镇党委政府决定暂停分管副镇长鲁天然的工作，同时免去敬老院院长刘明峰的职务。
然而，容英腹中胎儿的处置问题至今没能明确。容英的亲属称，若医学检查认定可实施手术，亲属同意尽快引产，但前提是政府得提前公布善后方案。一位亲属介绍，此事曝光后县政府的相关部门暂未露面，7月5日仍由四公镇的工作人员上门做工作，“鲁天然也在，他们还是要求先把孩子引了，然后再谈安置的问题，我们就觉得应该有后续安置方案后才引孩子，这样对容英的未来才有保障”。今日（6日）截至下午3点，政府方面未再与亲属联系。
仁寿县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相关负责人称，县、镇领导对此事高度重视，先得将孩子的事处理完以后再商讨后续安置的问题，而孩子是引是留得由亲属和四公镇政府协商。南都记者多次联系四公镇政府，未获回应。
此外，容英的亲属还希望警方最终能对此事有个明确说法。亲属报警前事实上已知道被抓老人与容英发生过性关系，但他们更希望警方能调查清楚容英是否遭遇到其他老人的诱奸。一位亲属说：“我们后来给容英换衣服，才发现她穿了五六条内裤，还在腰上使劲勒着，很怕人去脱。虽然她有精神病，但这些举动还是让我们觉得她受过别人欺负。”
南都记者现场调查时，也有多位敬老院老人和街坊称有人曾拿食物哄骗容英到附近的山坡发生关系。对此，仁寿警方曾表示会进一步调查，且会通过DNA来鉴定孩子到底是谁的。
（来源：南都http://news.163.com/15/0706/21/ATSCECEH00011229.html 2015-07-06 21: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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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精神疾病的王某在一单位库房内持铁凳无故将人砸死，因其无刑事责任能力，故不负刑事责任。记者上午获悉，通州法院决定对王某进行强制医疗。
42岁的王某是河南人，事发前在其弟位于通州的公司内居住。
检方指控，2014年6月11日早8时，王某在漷县镇黄厂铺村工业园一公司仓库内，无故追逐他人，该厂63岁的职工郑某因躲避不及被王某用折叠铁板凳砸击头部，致重度颅脑损伤当场死亡。经鉴定，王某患精神分裂症，实施违法行为时受精神疾病影响，实质性辨认能力丧失，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检方通过刑事诉讼特别程序，向通州法院申请对王某进行强制医疗。王某的家人也同意对其予以强制医疗。
法院审理认为，王某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但其疾病尚在治疗期，仍具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且其家属、监护人已不足以承担起看管、医疗王某的责任，故王某符合强制医疗的条件，决定对王某进行强制医疗。
据了解，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增设为四个特别程序之一，首次以法律形式对强制医疗制度作出比较完整的规定。通过立法，首次对“武疯子”进行强制医疗，有利于维护公共安全，避免民众受到无辜伤害。
强制医疗费用由政府财政承担，有利于减轻经济困难、无能力对精神病人进行治疗家庭的经济负担。对于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也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
（来源：法制晚报http://www.fawan.com/Article/fz/2015/07/15/153603297276.html  2015年0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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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风生

养老特护不仅仅体现为一个产业，也不仅仅是一项德政工程，更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对老者、对失能者的一种责任。

48岁女精神病人容英（化名），入住四川省仁寿县四公镇敬老院不到16个月，被查出怀孕27周。7月4日，仁寿警方披露，经初步调查，因涉嫌强奸，警方依法对郭姓老人采取了强制措施。此外，分管副镇长鲁天然已被暂停工作，四公镇敬老院院长刘明峰被免职。

此前有报道称，涉事敬老院和村干部曾表示，容英是和敬老院的一位老人存在事实婚姻而“意外怀孕”。这样的“意外”，实在让人意外。而眼下，警方的调查结论以及后续处置，不仅戳破了这个谎言，也表明容英怀孕并非什么“意外”，而与当地对养老这样的特护行业监管失职有着密切关联。

在这一事件中，敬老院及相关管理部门的麻木不仁不仅表现在事后的巧辩卸责，亦表现在日常管理的松弛与混乱上。比如，按照相关规定，精神病人本不该送进敬老院，容英为何能入住养老院？再比如，容英怀孕27周之后才被家人发现，之前院方对此事就无知无觉吗？还有，据村民反映，经常有老人用食物引诱容英到敬老院附近的小山坡上发生关系，何以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事实上，近年来，农村养老机构发生的类似恶性事件并不鲜见，2013年7月，黑龙江海伦市联合敬老院住院处发生火灾，造成11人死亡；2014年7月，黑龙江省青冈县祯祥镇敬老院4名老人睾丸被割。类似养老机构玩忽职守、无视入院者正当权益的事件频发，正暴露出这个“方兴未艾”的行业存在的诸多深刻病症。

说到底，养老特护不仅仅体现为一个产业，也不仅仅是政府的一项德政工程，更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对老者、对失能者的一种责任。如何在迅速提高“集中供养率”、普及农村敬老院的同时，同步提高管理水平，并针对不同人群实现差异化、精细化服务，让老者、失能者安度剩余的时光，值得深思。

也因此，若要说这一事件存在“意外”的话，则只能说时下养老机构的管理跟不上公众诉求、而政府的监管又跟不上行业的疯长。这些问题不解决，类似的非法伤害、侵害事件，注定不会消停。

（来源：新京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5-07/06/content_585879.htm?div=-1 2015年07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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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智障者，母亲是精神病人，生下了与猪相伴的“泔水男孩”。而他们的上一代也是这样的悲剧结合，似乎成了一种恶性的代际循环。

中国有1600多万重症精神病患者，既要保障他们在不发病情况下的生育权，又要维护下一代的健康权，需要政府与社会给予更多的关爱，更完善的医疗扶助，而不是歧视，更不是一禁了之。

六岁半的刘小宇坐在小凳子上，脑袋上贴着电极，刺激主管语言功能的神经区，医生举起手中的小卡片，让他跟着一起读。

他却站起来，想用手去抓，嘴里“哈，哈”地叫唤。

“妈妈，爸爸。”医生继续做着口型。

在城郊一个偏僻的废弃院子，他的妈妈李巧荣顶着乱糟糟的头发，正跟在丈夫刘振学身后，视察他们的十六头猪。

猪声哼哼，刘振学神情专注，李巧荣亦步亦趋。两个人似乎都不介意自己的儿子不见了好多天。

消失的还有另一个人，刘小宇79岁的奶奶，后者声称自己有103岁，成了村中的笑谈。小孩被送去医院恢复说话的能力，老人则被送到了敬老院。

“一家人，要么疯要么傻。”当地人盖棺定论道。

当这个奇怪的家庭被曝光在公众面前，家庭里的成员们便四散开来。他们破败的房子，如今也成了一堆瓦砾。事发后，村里决定给他们盖新房。

“泔水男孩”

所谓事发，指的是一组在网络上流传的“猪圈男孩”照片。

2015年6月30日，河南省清丰县，一辆来往餐馆收集泔水的三轮车车斗里，一个小孩和一头幼猪各据一方。小孩衣裳破烂，蓬头垢面，猪也满身泥污，差相仿佛。猪显得委顿，小孩精神倒好，瞅着镜头笑。

几天后，当地的爱心志愿者找到了小孩在车子营村的家。透过紧锁的门缝，志愿者看见他蹲在院子里的猪圈旁。邻居跑上前告状：有时候一天都睡在那呢。

这就是刘小宇了。不过，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得知，男孩平时并不住在猪圈里，“猪圈男孩”一说不准确。

后来，志愿者给小宇理发，发现他一头横七竖八的伤疤，和他说话，又发现他到了读书的年纪却还说不出一个字。

村民还说，他的父亲让他吃从泔水里挑拣出来的饭菜，所以他又被叫做“泔水男孩”。

而他头上的伤疤，则是母亲李巧荣打伤的。村民作证，李巧荣喜欢按着刘小宇的头往地上，或者墙上磕——比如，刘小宇的额头上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坑。

群情汹汹，当地政府很快作了情况说明：这一家人，父亲刘振学有着智力障碍，母亲李巧荣则是精神病患者，同住的还有刘振学的老母亲张爱菊，精神也不正常，不会说话的孩子则有着智力和语言障碍。

接下来，刘家迎来了最热闹的一周。

刘省朝是地方上的企业家，也是村委会的干部，分管车子营这个自然村，他说，那几天，他天天陪着爱心人士、媒体记者到刘家探访。

“那几天压力很大。”他坦言，在自己的村子出了这么大影响的事，给领导惹了麻烦。

刘家倒好，虽然人潮汹涌，当事人却大多有点搞不清楚状况。

志愿者给小孩送来了一箱牛奶，母亲李巧荣一晚上就喝了半箱，第二天消化不良，刘振学不得不带着她去卫生所打针。

当爱心人士围着刘振学，质问他为什么任由精神病人虐待小孩，刘振学语无伦次的时候，李巧荣就靠在门边咧着嘴，怯怯地笑。

最高兴的是奶奶张爱菊，她可以向陌生人告状了。志愿者胡晓辉第一次来到他们家，张爱菊就向他告状：“媳妇把我吃饭的勺拿走了。”

领导也来他们家慰问了。刘省朝说，有一次，镇长、书记，县里的领导都到了他们家，表达政府的关怀，送来了慰问金。刘振学却硬要出门。

“我有事。”他说，他要去拉泔水。

“我恨不得踢他两脚。”刘省朝摊了摊手，颇有些无可奈何。

在车子营村，刘振学家左右闻名。他家的房子最破败，土墙围的院子，两间堂屋是几十年前的茅草顶。他们家又最臭，猪圈里的猪粪有一尺厚，一墙之隔的邻居都搬了家。

而最有名的，则是他们一家人脑子都不正常。每个人都有故事。

“小孩奶奶有一次说要去存钱，拿着纸钱就出门了。”

“刘振学养的猪，外面卖八块一斤，他卖四块八。”

“他媳妇基本不出门，就听见她打孩子，把墙撞得咚咚响。”

“小孩冬天也蹲在外面，脚都冻肿了，奇怪也不感冒。”

以前，车子营村的村民能看到他们一家的时候，是每天下午，出外拉三轮的刘振学回家做饭，将紧锁的院门打开，带着刘小宇和李巧荣出来玩。

玩也就是在家门前的小路上。刘小宇在泥里打滚，扔石头，李巧荣则倚着墙根，和她的儿子保持和平。村里的女人们围坐在一起谈天，她隔着老远看。

刘振学是这个家的支柱，村里人说，刘振学是那种见人情愿绕着走从不走大道的人。他的母亲张爱菊这时会出来倒垃圾，用一个脸盆装着，颤颤巍巍。他们在村里都没有朋友。

如今，这种景象看不到了。老人被送去了敬老院，小孩则由政府交给他姑姑，也就是刘振学的大姐抚养。

“门当户对”

这是刘银格替弟弟养的第二个孩子。

刘振学的大儿子一出生，就被抱到了她家。

“姐你帮我养吧。”刘振学说，他媳妇不会养。

刘银格今年52岁，比刘振学大4岁。他们兄弟姐妹四个，一母同胞，从小就是她照顾他们。刘银格是唯一一个读过书的。

那时，每天早上，刘家四姐弟一起出门，刘银格去村里的学校上学，刘振学和弟妹就留在学校外的柳树下，放学了，他们还在那等她回家。

“谁和傻子玩？”村里的同龄人记得刘家子女的童年：大女孩刘银格带着三个小小孩，在泥地里玩抓石子。

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还有个“疯子”妈妈。

在1963年嫁到车子营村之前，张爱菊的生活顺遂，念过书。她的第一任丈夫是老红军，据刘银格说，大饥荒的时候，她的孩子被饥饿的老鼠咬死了，老红军和她离了婚，才改嫁到了车子营。

第二任丈夫，也就是刘银格四姐弟的父亲，成分不好，是村里的富农，穷困潦倒。从此之后，张爱菊的精神就时好时坏。

四个孩子相继出生，张爱菊将他们和自己一起锁在院子里，就像四十年后她的儿子刘振学做的那样。这形塑了子女们的性格：孤僻、怕生、不合群。这种封闭的环境，对他们的智力发育大概也造成了影响。

刘振学的情况最严重。作为家中长子，他却是最后成家。

姐姐刘银格老早就嫁到了别村，二弟和二妹则与另一户人家换婚。二弟娶了对方家的女儿，女方家的儿子就娶了他的妹妹。

“那一户人家，穷，两兄妹脑子也不好。不然谁和他们结婚？”村民说，这样的换婚，两边都没有彩礼钱。

刘振学也决定找一个媳妇。媒人为他物色的，就是李家庄的李巧荣。两家的情况算得上“门当户对”。

李巧荣的父亲李增先年轻时也是穷得叮当响，没有人愿意嫁给他，他只好像刘振学的父亲一样，娶一个精神病人。他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都有着程度不同的精神疾病。

十三年前，刘振学在骨粉厂打工，将动物骨头磨成粉添加进饲料，是个力气活。他带着自己辛苦攒下的一万多块钱去了李增先家，经过挑选，选中了二女儿李巧荣，将她带回来。这一年，李巧荣17岁，刘振学35岁。

他们一共生育了五个小孩，其中有三个女孩。母亲李巧荣身上似乎没有天然的母性。“她把孩子当做玩意儿，”邻居一个老太太比手画脚地说，“抱着孩子就知道咬。哪儿都咬，脸、头，抱着啃。”最后这三个女孩都在幼年时夭折了。

刘振学还要生，村里管不住他，反正罚款他也交不出。最后还是镇上的医生和他说——再生，再生你媳妇身体就垮了——他才不生了。

“傻人疼媳妇啊。”大家说这是有目共睹。

村干部刘省朝动手打了李巧荣两次，都是因为她打孩子，村民报告到他那，他赶到现场，怒火中烧。

“后来她看见我就怕，躲到屋里不敢出来。”刘省朝说，不光他，村里很多人都阻止过。

倒是刘振学说，看着他们打他媳妇，“我心里疼得慌。”

村民反问他，看着她打你儿子，你就不疼了？

恶性循环

“我和我姐说，现在国家养他呢。”

这么说的时候，刘振学刚从饭店拉来几桶新鲜的泔水。由于原来的房子已经推倒，刘省朝给他找了一个废弃的养猪场，让他接着养猪。

他找来空的桶和盆，先将浮在泔水表面的油捞出来，倒进空桶，再从泔水桶里掏出馊菜剩饭，倒进盆里。

李巧荣站在一旁，好奇地看。

养猪的爱好是去年才有的，“生小猪了，可以卖了赚钱。”

语调轻快，似乎没有什么可烦心的地方。谈起为什么不用饲料，刘振学说从小饭馆拉泔水也不要钱，语气还有些狡黠。

在这个幽僻的院子里，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一丝所谓的惶恐。让刘振学更为专注的，是将收集到的泔水冷冻在他的冰柜里，要给猪喂食的时候，就从冰柜里取出早已冻成冰块的泔水块，用电磁炉加热融化。

车子营村每个月交电费最多的一户，就是刘家。

这一匪夷所思的举动，倒是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刘家并不缺钱。清丰县政府的情况通报明确提到，2013年以来，刘家先后三次得到征地补偿款近9万元，每月还能享受失地保障金250元。

几年前，刘省朝曾打过报告，申请公费改造刘振学家的危房，他自己不修，刘省朝实在看不下去了。最后没有被批准，就是因为村里，有经济上比他们穷困得多的。

但被曝光后，一切都特事特办起来。不仅政府掏钱给刘家修建成本超过八万的新房、平整院落，孩子的免费康复训练外，还每个月资助1000元用于他的抚养。

“事情发生后，能做的我们都做了。”刘省朝说，但他也有困惑，“若是没曝光，我真的无能为力。他们家也不缺钱，我也不能把小孩放到自己家养啊。”

作家陈岚长期关注中国农村精神病人婚育的状况，她说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经济状况。

“当我到了小宇家中时，看到的一切都符合我之前的想象。这是一个因为精神疾病仍在坚持生育的典型家庭。”陈岚说。

2013年，陈岚所在的公益组织曾在河南平顶山地区救助过一批困境家庭的儿童，40例中有12例都是母亲患有精神病所生的孩子。

精神疾病家庭之间的联姻、精神病人的生育，似乎成了一种恶性的代际循环。

在李巧荣的家，当她的父亲李增先成功将三个女儿嫁出去之后，用得来的钱为自己的精神病儿子，李巧荣的哥哥，从山东买来一个女性精神病人。现在，每天，李巧荣的哥哥上街乞讨，这个女人就在垃圾堆上嬉笑着坐上一天。

伦理困境

据估算，中国大约有1600万重度精神病患者，其中有超过300万适龄育龄女性。

现行的婚姻法禁止两类人结婚，一类是近亲，另一类则是“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后者通常包括严重的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病和重度精神疾病等。

实际情况是，在农村，精神病女子多数在没有自由意志的情况下，嫁给或被卖给乡村底层或者同样是患有精神疾病的男性，没有任何节育地生下孩子，但是母亲和父亲往往都缺乏照顾孩子的能力。

近几年不少媒体的报道还指出，由于精神病患者家庭生育监管难度更大，部分地方出现不受控制，超生现象严重的情况，以至于有的地方人大代表甚至提议，应当禁止患遗传性精神病的双方结婚。

根据2015年起实施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于不适格的监护人，可以由民政部门出面，起诉剥夺监护权。而这只是一种事后的保护。

陈岚倾向于从源头上加以控制。她曾提到一个救助的案例，一个精神病妈妈生了4个小孩，还在不停地生，他们后来给她做了节育手术。

不过，这种方式可能面临巨大的伦理争议。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精神卫生法研究者刘白驹就反对控制精神疾病患者的生育，他认为控制生育可能演变成“谁可以生，谁不可以生”，违背了人权。

“精神疾病和智力障碍，是有着遗传倾向。”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医生耿彤说，但这项研究目前缺乏科学的具体数据，患有精神疾病的父母同样可能生育健康的孩子。

“关键在于我们提出的节育，是可逆的。如果精神疾病患者在自由意志的情况下，选择生育，自然应该保护他们的生育权。”陈岚补充了她的想法。

而悖论在于，可能并非所有精神疾病患者都能等到拥有自由意志的时候。国家卫计委2013年10月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9年重性精神疾患管理服务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截至2013年3月，全国共有353.8万重性精神疾患得到管理。

在车子营村，村里人都知道李巧荣是个“疯子”，但她的病没有经过鉴定，也没得到过救治。村干部刘省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政府最近请了濮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濮阳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来给李巧荣做检查。南方周末记者给六院打电话得知，医生并未做专业检查，没法下结论，只看得出她智力低下。

“我去看过他了。”儿子被送到姑姑家之后，刘振学去看过一次。刘小宇抱着他的裤腿往上蹬，要和他一起走。

半个月的康复训练后，六岁半的刘小宇终于学会发出的第一个音，是“妈妈”。

（出于保护未成年人，刘小宇为化名。感谢小希望之家濮阳站提供的帮助）

（来源：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110911  2015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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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1日，湖南耒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耒阳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熊艾春用“耒阳小竹子”的网名，在耒阳社区网站上贴出了自己写的几首诗作，遭到网友差评。7月4日上午，熊艾春带了几人将社区网站办公室一台电脑砸毁。7月14日晚，熊艾春在耒阳市宣传系统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同事告诉新闻晨报记者，在这次砸电脑事件发生后，医院方面初步诊断熊艾春是精神狂躁症，“他(熊艾春)大概在1998年和2000年左右先后发过两次病，也是由于精神方面的问题。(7月15日《新闻晨报》)

　　一个县级市的文联主席熊艾春，因为自己发表在网络上的诗被网友差评，就跑去网络社区办公室怒砸电脑，要说他是正常人，可能没有几个人会相信，而且也有他曾经的老同事证实，其确实是精神狂躁症患者，曾经在1998年和2000年发病过两次，当时的市委书记袁延文还特批了3万元钱让其去郴州治精神。由此可以判断，其精神狂躁症的病症确诊无疑。

　　按照精神狂躁症患者的表现，其发病时会出现躁狂、幻听、易激怒、情绪高涨等症状。从他被带到派出所后说话违背常识、语无伦次并且充满攻击性，民警也数次质疑，对方究竟是不是具有高文化层次的文联主席，种种迹象表明他当时正在发病。

　　先不说他写的所谓诗的水平怎么样，他既然是一个精神狂躁症患者，还发病过两次，为什么他还能够当上耒阳市的文联主席?他的当选背后到底有没有“病症”存在?虽然在一些地方，文联是一个闲得蛋疼的单位，但也担负着团结和带领文艺工作者，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方针，组织、引导文艺工作者学习党的文艺理论等重任。而文联主席更是个实实在在的正科职领导职位，这么重要的工作岗位却让一个精神病患者来“当选”，这是不是太过于儿戏了?

　　按照文联的章程，文联的委员会委员、主席、副主席都是要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的，当初的无记名投票当中到底有没有猫腻，为什么一个精神狂躁症患者都能够当选主席?到底有没有人在背后为这次的无记名投票选举开绿灯?这些都要耒阳市的上级部门衡阳市介入来调查。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当时他并没有犯病，但他有精神病的事实应该是有很人知道，当时的组织系统在考察人选时就没有核实过相关信息?就没有想到他的病症会有发作的可能?

不管熊艾春在怒砸电脑时有没有犯病，他都病得不轻。此事件再一次告诫当地的组织部门，在考察任用干部之时要细之又细、慎之又慎，对于待提拔干部，必须深挖细查，才能确保不会再出现“有病”的领导干部。这不但是对组织负责，也是对干部自身负责。
（来源：长江时评http://opinion.hexun.com/2015-07-15/177564467.html  2015-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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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人不能成为不受法律约束的对象，而享受律法特权，继续危害社会……不仅需要法律的约束，还需要其他方面的约束、控制和治疗。”——@红楼小侠
“我国法律里，如果精神病患者对公众造成威胁的话，是否有追究监护人责任的条款？”——@马伯庸
最近发生的两起精神病患者杀人事件，让网友感到恐慌。7月17日，在北京青年路大悦城东侧，来自山东沂水的犯罪嫌疑人孝某持刀行凶，造成两名行人受伤，最终两名伤者不治身亡。7月22日，北京马连道家乐福又发生一起持刀伤人案，犯罪嫌疑人王某捅伤4名顾客，其中1人不幸死亡。
精神病人杀人就无罪吗？他们不应在精神病院里吗？无辜的受害人谁来补偿？不应该追究精神病人监护人的责任吗？“监护人更该治罪！”网友“yasaken”如此感慨。
监护人很委屈：希望把精神病人永远关起来
2011年3月16日，北京房山区62岁的精神病患者路某一把火点燃了邻居家墙外堆积的10捆玉米秸、白薯秧等共计七千多斤的物品。法院对路某的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但判决其妻子赔偿邻居经济损失200元。
很多时候，监护人也有苦衷，甚至希望医院或监狱将患有精神病的亲属长期关起来。5月1日实施的《精神卫生法》规定，针对住院治疗的患者实行自愿原则，除非被诊断为严重精神障碍，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或危害他人安全行为的，才能依法强制患者入院治疗。但实际上，有大量精神障碍患者康复后，因家人无力监护和担心隐患，无法出院回家。据《新京报》报道，仅在北京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经评估可以出院的患者达150人至160人，但其中约五分之四的人被留在精神病院里，占到全院患者数量约40％。
张小令是北京的一名重症精神病患者，2000年在家中砍死自己的女友。经司法鉴定，张小令作案时具有行为能力，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后来，他被减刑3年，于2012年5月出狱。不料，他在恢复自由20天后就再次犯病，用拳头砸碎镜子，在地上翻跟头。最后，警察将张小令送进了回龙观医院。
去年9月，母亲写信给张小令说：“小令，你是个极孝顺的孩子。你病好时极好，但有一点外界的刺激就容易犯病，你在这里住院，有医生护士看着，妈妈放心。你要有自知之明，这种病终身离不开大夫。”
今年1月，张小令被送进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近日，医院请专家为他做了一次风险评估。医生认为，他已基本达到出院标准，“经过康复训练，恢复得更好一些后，就可以回归社会了。”现在，张小令已能专心地参与平绣康复，绣出的图案很细腻。他盼望着出院回家，做老师教小朋友英语，或者做厨师。
可是，家人坚决不同意他出院。“如果他真的出院，我就选择离开北京。我承担不起，只能逃。”妹妹张小婷说。
《精神卫生法》实施前，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曾召集符合出院标准的患者家属开会。对于院方“病人符合出院标准后可以自愿出院”的说法，四五个家属极力反对：“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家属。”院长王诚很理解家属的态度，他说，患者给家属带来的长期而巨大的压力，使他们的耐心几乎耗尽，医院也担心，如果病人不在医院，遇到了困难谁能解决，“比如张小令，出院后家人能否提供有效的照顾，院方、家人和社会都会担心。”
调查显示，不少重症精神病患者或被“遗弃”于医院，或被锁于家中。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精神卫生处处长严俊说，原本估计《精神卫生法》出台后，大量精神病人会要求回家，但目前还没有这种趋势。尤其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滞留医院的现象更严重。而“很多贫困的重性精神病人，出院后没钱服药，还不如住院”。
在广大贫困农村，一些被称为“武疯子”的重症精神病患者得不到任何有效的监护，无奈的亲人把他们关进自制的铁笼，“镣铐锁身”、“猪圈关儿”等悲情报道不时见诸报端，仅河北一省就有10万病人被锁。
精神病医院很委屈：人满为患、床位紧张，治疗好了监护人不接纳
当下，精神病人，包括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主要由家庭进行监护，虽然法律规定，在必要的时候，精神病人由政府强制医疗，但目前医疗机构的收治能力严重不足。
根据1993年的统计，全国约有重症精神病患者1600万人（新的调查正在进行中），而精神科床位不足23万张，精神科医生只有2万名。同时，社区康复项目面临无钱、无人、无场地的“三无”境地，导致病人出院后难以得到充分的帮助，大大增加了家属的监护难度。因此，即使很多病人在医院接受了有效的治疗，家属也不希望他们出院。这导致原本就严重不足的医疗资源被占用，更需要康复治疗的患者无法入院，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被精神病高发的年代，“被精神病”者更委屈
《精神卫生法》的出台是为了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消除“被精神病”现象。在我国，尽管大量真正的精神病人得不到有效治疗，但某些假精神病人却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精神病院收治。
2003年10月，河南省漯河市农民徐林东因帮助残疾人状告镇政府，被送进精神病医院，6年半里被捆绑48次、电击54次。2010年4月，湖北省十堰市的网友彭宝泉拍摄了几张群众上访的照片，于是被送进派出所，又被派出所送进当地的茅箭精神病医院。这些“被精神病”事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关注。华龙网评论称，“该收治的精神病人，没有收治，国家责任体现不到位，真精神病人扰自家不算扰，假精神病人搅地方政府的局，那才是地方维稳神经难以承受之重”。
今年7月5日，广西藤县42名病人集体脱逃。有媒体调查发现，这些病人脱逃的主要原因是想家。许多病人经治疗后病情稳定，但家属却不愿将其接回家，有位逃出的精神病人被送回后哀叹，“我可能一世不得回家了。”《新京报》评论员于平认为，“精神病人能出院却出不了院，堪称另一种‘被精神病’。”
科学鉴定，有那么难吗？
精神病人犯罪已成为一个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不少精神病人因为鉴定专家的错误鉴定或被处死刑，或被关进监狱，当然也存在一些因错误鉴定而逃离法网的罪犯。
正义网发表河南省漯河市人民检察院胡君和薛永奎的文章“对刑事案件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审查”指出，由于鉴定体制的缺陷，对同一鉴定对象，不同的鉴定机构得出不同的鉴定结论，致使重复鉴定率高。其次，案件当事人无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启动权，导致其对鉴定结论的公信力产生质疑。再次，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书面格式名称不统一、存在混乱。最后，个别精神病鉴定机构责任心不强，草率作出结论。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科学鉴定在我国存在很大的困难，也因为没有健全的体制，所以造成了很多精神病鉴定结果的错误和偏差。
精神病人行凶是全球性问题
英国《电讯报》曾报导英国大概每周发生一桩凶手是精神病患者的凶杀案。1996年，精神病患者麦克·斯通残杀两名无辜民众的案件轰动全英。斯通此前有一长串违法行为记录，但并非刑事犯罪。他被医生诊断为有精神障碍，但无法治愈，按规定医院不能对他进行收治。于是，一个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就这样自由地在社会上游荡，直到杀人惨案的发生，才引发社会关注。
此案发生后，精神病医生急着撇清责任，说自己并非警察，根据英国当时的《精神卫生法》，那些有暴力倾向、但医学上无法治疗的病人，精神病院无权强行收治，所以政府应该为无辜受害者负责。英国时任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发誓要医治这恐怖的治安毒瘤。他在下议院提出修改《精神卫生法》，要求将一部分对社会有巨大潜在危害的精神病重症患者强行收治。消息一出，民权组织就出言反对，说这侵犯精神病患者人权。但政府支持斯特劳的立场，认为公共安全应摆在第一位。该法案于2007年获得通过。
2012年12月，美国纽约连续发生两起骇人听闻的精神病人地铁站杀人案。第一起案件的肇事者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精神病患者。事发时他与一名乘客发生争执，遂将其推入地铁轨道上。周围的乘客发现后，奋力向即将驶来的地铁车头跑去。可当司机看到时，制动距离已经不够。一个无辜的生命终究没能逃过死神的召唤。另一起惨案同样发生在地铁站，一名候车的乘客被推下站台。据目击者称，涉案女子当时紧贴在受害人身后喃喃自语，然后忽然将其推下轨道。据调查，涉案女子系精神病患者。
接连发生精神病人当街行凶，致使无辜者殒命的惨剧，引起了各界关注。纽约为此启动了一个项目，围捕城区里的精神病人，确保他们服用法庭要求的药物。《纽约邮报》称，警方设计了一个跟踪系统，保证那些最需要治疗的精神病人能去医院接受治疗。批评者认为，警方的做法违宪。
据美国专门研究精神疾病的网站Mindsontheedge.org介绍，目前美国正在探讨如何改进处理精神病人犯罪的方法，主要有三点意见：一是组建“危机干预团队”，训练警察更好地与精神病人打交道；二是组建“精神健康法庭”，由法庭决定将精神病人送进医疗机构，而不是监狱；三是组建“社区主动治疗”团队，为出院或出狱的精神病人提供精神健康指导和社会服务，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保护好精神病人，我们才会安全
对于如何帮助精神病人回归社会，香港的经验值得借鉴。香港的社区都配备专业的精神科医务社会工作者，帮助料理精神病人的生活事宜，安抚病人的不良情绪，协调病人与家属、邻居的关系。此外，香港的精神科护理，也从医院延伸至社区。医护人员会通过定期家访、电话联系，长期跟踪观察病人的精神状况，一旦发现病人病情波动，马上安排病人住院治疗。为帮助病人融入社会，香港还为他们设置了庇护场所，例如中途宿舍，出院后的病人可在此居住两年，一方面接受照护，一方面通过工作自食其力。如果确认病人情况稳定，能融入社会，再让其回家生活。香港有50家庇护工场，为精神病人提供工作机会，在社区还有辅助就业部门，每位病人都在导师的辅导下参加工作。
我们在为血案受害者感到不平的同时，不能忘了精神病人本身就是需要关怀的群体，他们更可能成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而不是行凶者。只有保护好他们，不让他们生活窘迫，流离失所，我们才更安全。为此，家庭的关怀、社区的帮助和政府的兜底缺一不可。
（来源：央视网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79/84/24/9_1.html 2015-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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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人生》导演张经纬，今年8月以新片《青洲山上》展示年轻人寻根旅程。故事发生在澳门，14岁少女晓晓的妈妈患有精神分裂症，突于一个傍晚出走，原来独自往青洲找丈夫，晓晓为寻亲经历许多荒诞事，从中探讨澳门家庭问题，张经纬指「家庭除咗分享快乐，亦要分担难以启齿嘅羞耻」。短片8月在港上映，并设多场精神复康讲座，关注精神复康。
港产纪录片导演张经纬2013年获澳门善明会支持，拍摄《青洲山上》，以精神病患者妈妈及其女儿故事，透视家庭张力，此片荣获「华盛顿华语电影节2014」最佳剧情长片金奖及最受观众喜爱长片，以及「澳门国际电影及录像展2014」最佳故事奖。
 
下月在港上映
参与此片试镜的有多达逾300个澳门市民，张经纬说过程中听了几百个光怪陆离的故事，例如有少女自11岁起，每逢司警缉毒时便利用天真稚脸，替黑帮家人掩饰毒品；又有曾经住在青洲种瓜种菜的精神分裂患者，病发时重返青洲山上。最终挑选合适演员，成就这部新片。
他指，精神病患者家属有不少梦魇，其中令人抓狂的时刻，就是家人病发之情况。晓晓在片中指「隔篱邻舍，叫我做癫婆个女」，便反映身为精神病者家属，即使是普通人也被歧视的坎坷。张经纬说：「家庭除咗分享快乐，亦要分担难以启齿嘅羞耻。」
照顾精神病患者既要维持道德，也要控制情绪不要崩溃，张经纬指拍摄后期也陷入了迷思。此时他的妈妈到澳门「探班」，张经纬介绍《青》内容，包括提及患者在家中舞刀、险些伤人的惊险情节，妈妈却义正词严反问他，精神病患者是否这样可怕？张经纬那一刻突然忆起多年前也与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家人同住，对方体贴地照顾自己，由此自省，自己对精神病患者不应有偏见。
《青》将于8月在本港院在线映，暂时有6场专场，会有精神复康者及公众出席，也会巡回学校放映，配合精神健康教育，关注患者及照顾者。
（来源：苹果日报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50714/19219137 2015年0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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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到1990年，吕楠跨越十多个省市拍摄了他“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以全景方式关注了中国精神病人的生活，不仅是医院，吕楠还拍摄了家庭中，以及流浪中的病人。

精神病院 天津 中国1989

精神病院 天津 中国1989

家庭 谢致梅（右）一家四口，妻子（左）及二个孩子都是精神病患者。照片是他死去的儿子，而躺在医院破屋里的女儿谢群英已奄奄一息 四川 1990

精神病院 北京 1989

精神病院 陈金铭，45岁，住院已有五年。二十年前在家里发病时长时间待在雪中，部分手指和全部脚趾被冻掉 天津1989

家庭 王建国，40岁，患病已超过20年。他唯一的依靠是81岁的母亲 四川 1990

精神病院 云南 1990

精神病院 打扑克的患者，输的一方要接受顶枕头的处罚 黑龙江 1989

精神病院 北京 1989

精神病院 女孩,11岁。由于缺少儿童病房，中国绝大部分儿童患者只能同成年病人住在一起。这些成年病人不仅不会照顾他们，有时还会打他们 北京1989

有一次，吕楠在北京安定医院拍摄，在一间病房外面，遭遇了一个强壮的病人，吕楠本能地用手护住头，就在这时，那个病人却向他伸出一只手，要和他握手。在这一瞬间，吕楠被病人的友好和善良深深触动。

精神病院 万有胜，40岁，小学美术教师，墙上挂的是他画的雷锋像 天津 1989

精神病院 医院没有院子，病人白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斜坡上度过 贵州 1990

家庭 张夏平，27岁，云南人。北京办画展期间住在朋友家，画展闭幕当天精神病复发，朋友认为她装病要赶她出门，“人们应当理解我，我是个病人。”她哭着说 北京1989
（来源：今日头条http://toutiao.com/a4643105764/ 2015-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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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折磨人，少年犯深受其扰！根据一项美国史丹佛医学院发表于《青少年健康》期刊的研究发现，少年犯比一般青少年容易进入精神病院，而且监禁的时间越长，心理问题越严重。专家诺希拉瓦尼认为，「社会大众应正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政府也要制订新的法律政策，减少青少年受害。」
美国研究人员分析从1997至2011年进入精神病院治疗的加州民众，发现有高达190万人患有精神病，其中1.2万患者为曾经是少年囚犯。这项调查结果显示，有相当多少年犯被诊断出罹患精神病，另外，调查结果也指出，女生进入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的比例远超出男生比例。
青少年医学临床助理教授阿拉斯‧诺希拉瓦尼对于司法制度失当，使少年犯深受精神病困扰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接受精神病治疗的患者通常病情都非常严重。院方表示，「这些囚犯被监禁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会日益严重。」
诺希拉瓦尼也表示，青少年住院治疗的主要原因包括抑郁、药物滥用或因遭遇过惨痛童年经验而罹患精神障碍。根据研究指出，其实少年犯在入狱前早已存在这些障碍。
研究发现，这些孩子大多来自非裔美国家庭与只有父亲或祖父母抚养，而且入院期间较长的少年犯，大多是曾经被虐待、目睹暴力行为或药物滥用的孩子。与患有精神疾病的青少年相比，通常病患住院约28天病情就会好转，但有精神疾病的少年犯却需要接受为期71天的治疗。
「面对压力和创伤的童年经验使他们的心理健康深受极大伤害，希望这项新的发现能推动社会制定法律变革来解决问题。」诺希拉瓦尼也表示，我们其实正在逮捕的是那些因为童年时有惨痛经历而有精神上问题的孩子。
（来源：台湾醒报https://anntw.com/articles/20150727-QUuI 2015/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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