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第三十四期

 4月5日，加强暴雨突袭之后的岳阳气温骤降，市民无不添衣保暖。多重残疾36岁的她，却依旧身无寸缕地被锁在岳阳县新开镇车塘村一间破旧房间内，窗户没有玻璃，身下是厚厚的稻草……
    她叫陈殷勤，已于此被囚7年之久，且不为外界广知。直到有一天，她儿子熊川的老师的一次家访，才揭开这个被其家人隐藏多年的心酸“秘密”……
    “谁来救救我妈妈？”家访惊闻学生多年心事
    新开镇13岁的熊川勤奋好学、乐观开朗，因而一直颇受老师疼爱和同学们的喜欢。他不仅品学兼优，还是一位十分富有爱心的学生。
    2014年11月份时，熊川同班有位同学家中出事，学校组织师生捐款。“熊川是全校学生中捐得最多的，当时我不知道他家里那么困难！”他的班主任文老师说，后来家访得知熊川家里窘况后，学校为其减免了1000元的学杂费，并申报了特困生补助。
    “知道他妈妈的情况时，我心中极度震惊……”文老师说，这时她才知道，这个平时乐于助人的看似开朗的学生心中竟然藏着这么沉重的心事。
    “熊川是个读书的好苗子，我希望通过媒体的呼吁，能给这个家庭带来好运。”得知学生心事后的文老师自此更加呵护疼爱品学兼优的熊川，也十分牵挂他被“囚禁”的妈妈，于是通过一些渠道为其一家呼吁爱心帮助。
    3月底，岳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信访维权科科长戴述广闻讯并求证后，于4月1日同长江信息报记者一道，前往新开调查走访。
    “哪家医院肯接收呢？”当事人丈夫诉辛酸
    “感谢叔叔伯伯的关心！”4月1日上午11时许，腼腆的熊川在文老师的陪伴下走出某中学大门，面对众人，他并没有流露过多的忧郁神情，戴述广等残联工作人员则热情称赞他勤奋好学，是个照料残疾母亲的孝顺少年。
    此后，一行人驱车前往熊川家中，来到了车塘村中青山环绕下的一座简陋平房前。其时，一位衣服上沾着木屑的憨厚男子正在堂屋进行木材加工，文老师介绍说，那就是熊川的父亲熊洪勇。看到有客来，他急忙放下手中的活计接待，热情地递烟端茶。从戴述广手中接过赠送的棉被和衣物时，更是用浓重的方言连声感谢众人。
    进得屋后，记者环顾四周，发现门窗破损，衣物杂乱堆放，若不是厨房有一台冰箱，几乎感受不到这个家庭有一丝现代气息，可说是家徒四壁。“老婆离不开人的照料，孩子读书也要花钱，我也没办法外出打工。”淳朴的熊洪勇一脸无奈苦笑，他说去年做木工积攒了一点钱后，曾于去年底今年初送老婆去岳阳县一家医院治疗，但被莫名拒收。“我希望能够将老婆送往医院治疗，老关在这屋子里也不是个办法，但不知道哪家医院肯接收治疗？”在熊洪勇一脸愁苦的解说中，记者终于彻底了解了陈殷勤因精神病被囚7年一事的来龙去脉。
    因爱受挫成精神病 经常裸奔被迫囚禁
    陈殷勤本是正常人，她13岁时母亲去世，是父亲含辛茹苦地拉扯她们姐弟5人长大。后因恋爱受挫，陈殷勤曾两次服农药自杀，导致精神失常。当时，她姐姐将其送往岳阳市康复医院治疗，曾一度好转。但后来父亲的死亡让她又一次受到严重刺激，发病之后再度入院。
 
　　2001年，陈殷勤的父亲未故之时曾看中同村做木匠的熊洪勇的忠厚老实。“岳父跟我讲过，等陈殷勤精神病治愈后就让她嫁给我。”熊洪勇说，于是后来22岁的陈殷勤康复后就和自己结了婚。
   “2002年熊川出生后，弟媳不知道给孩子喂奶，是我和他的姑姑强制协助才能让可怜的侄儿吸上母乳。”熊川的伯母陈善香含泪介绍了弟媳发病时的症状。她说，陈殷勤的第二个孩子夭折后其病情加重，经常大半夜将熊川和摇篮丢到山上。
    在服药不见好转后，熊洪勇2007年底又将妻子送往岳阳市康复医院治疗。“治疗一两个月后，因为无钱续缴治疗费，只好出院回家了。”熊洪勇说，过了两个月后妻子又再次发病。当时虽有自己母亲悉心照料，但因没有得到及时康复治疗，妻子的病情依旧日渐加重。
   “她每天在家里乱砸东西，经常趁人不注意跑到山上把衣服脱掉裸奔，好在我每次都能将她及时找到……”熊洪勇说，为了防止妻子再次裸奔，他被迫将其锁在靠近客厅边的房间内。“因为她不睡床，我只能定期将房内的稻草进行清理。”
    幼时被姑妈接走 想照顾妈妈回了家　　
    为了解多重残疾人陈殷勤的真实生活状况，在熊洪勇给身无寸缕的妻子披上床单后，记者踏入了这间“囚禁”了陈殷勤7年的房中。随着一股尿臭味扑鼻而来，眼前的一幕令人惊愕不已。
    约10平米的破旧房屋内，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稻草，墙壁四周满是污迹，房内没有任何家具和生活用品，地面满是排泄物，窗户只剩骨架，更别说玻璃了。一头乌黑的头发蓬乱地遮在额前的陈殷勤则裸躺在“草床”上，罩着床单的她不时将身体扭来扭去。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她是怎样熬过7个蚊虫飞舞的酷暑和冰雪严冬？
    “刚给她穿上衣服，立马就会被脱掉撕烂扔到窗外，原本放在这间房子里的椅子和马桶也被无数次砸烂。”面对疑问，熊洪勇将记者领到窗外，指着被砸烂的窗门和地上一堆稻草、衣物及被损毁的碗瓶说，那些都是被她妻子丢出来的。而陈殷勤一旦睡在床上，就会撕扯床单，还将棉絮塞嘴吞食，稍不留神就会裸奔。
    采访时正值午饭时间，这时熊川盛满饭菜送到了妈妈身边。记者发现，陈殷勤在言语中对儿子充满了怜爱之情，能够说话交流，也能自己吃饭。
    “这个弟媳让我操碎了心！”熊川的奶奶去世后，年近花甲的陈善香便担起了重任。为了照顾弟媳，她每天起早贪黑，及时准备一日三餐，为陈殷勤洗澡、洗衣。“我希望弟媳能尽快得到治疗，那样可怜的侄儿也能顺利完成学业。”陈善香说，因为弟媳的病情，熊川的姑妈一开初便将侄儿接去了自己家中。“熊川从幼儿园到小学一直住在姑妈家，读初中才回到家里，因为他想照顾妈妈！”
    多方爱心呼吁 患者下周或入院治疗
    当天下午，记者将所见所闻分别以信息的方式，向新开镇民政所长刘红英和车塘村党支部书记任岳新及岳阳县委宣传部、县残联反馈了情况，引起高度重视。
    次日，岳阳县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刘滔当即安排分管副理事长、康复股长、新开镇一名党委及民政所正副所长、车塘村支两委会负责人前往熊川家了解情况。“感谢记者对残疾人的关心，陈殷勤享受了应该获得的惠残补助，我们会与其家属沟通，尽快将她送往康复医院治疗，相关费用县乡也会协商解决。”与此同时，新开镇民政所负责人也表示，将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熊洪勇一家最大限度的照顾。
为了尽快推动陈殷勤入院治疗。4月3日15时许，记者与戴述广前往岳阳市康复医院进行咨询。该院医务科科长刘伟听完记者一行的详细情况介绍后表示，该院可以按程序接受患者陈殷勤入院治疗，但必须要有明确的监护人，负责日后诊疗的相关衔接工作，确保能及时缴纳住院治疗费用，而且相关单位负责人还得到场签字。刘伟说，若患者生活不能自理，家属需陪护或聘请护工照料。“如果符合以上条件，随时欢迎患者来我院检查治疗。”
 
　　下午16时许，刘滔接到记者的情况反馈后明确承诺，下周县残联将与新开镇及陈殷勤的家属进行沟通，以尽快让她走出“囚室”，接受系统的康复治疗，早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4月5日，加强暴雨突袭之后的岳阳气温骤降，市民无不添衣保暖。多重残疾36岁的陈殷勤却依旧身无寸缕地被锁在岳阳县新开镇车塘村一间破旧房间内，窗户没有玻璃，身下是厚厚的稻草……熊洪勇担心妻子着凉，赶紧从屋内找出一件秋衣，给她穿上。每隔一小时，就去观察一次。
（来源：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s/p/2015-04-06/103031685693.shtml?cre=sinapc&mod=g&loc=40&r=u&rfunc=72015年04月06日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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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能出院？
协调会讨论的，正是徐为最关心的问题—出院。他再也不想住在这个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下午3点50分就吃晚饭上床的精神病院里了。
青春精神病院院长陶乃强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徐为是否符合出院条件”时这样说，“如果是他自己要出院，那肯定不行；如果是他监护人提出，那肯定可以。”言下之意，只要徐为监护人提出出院申请，徐为就符合出院条件。
    上海市普陀区南岭园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朱国平参加了那次协调会。当时，徐为的监护人、也就是徐为的大哥当着众人的面表示：“他最好不要出来。”街道和居委会均表示，尊重其监护人意见。
但问题是，监护人不同意，精神病人就不能出院吗？
杨卫华告诉记者，这是精神病院长期形成的“谁送谁接”陋规造成的。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所所长谢斌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我国并没有法律规定精神病院一定要遵守“谁接谁送”的原则，“这是一种传统的做法”。
    送徐为进医院的，是他的父亲。2003年时，他因为琐事与父亲发生争执，推搡了父亲，“因为指甲太长，把他（父亲）的脸划伤了。”这在常人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家庭矛盾，在徐为家里却成为“徐为有精神病”的佐证。
他的入院病情诊断中这样记录，“猜疑被害、被跟踪，无故打人、骂人”。陶乃强说，徐为得的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很难治愈，“能配合治疗就很好了”。
徐为的父亲已经病逝，接替监护人职责的是他的大哥。除了“不能照顾”徐为外，大哥还把徐为的房产租了出去，每月收入2400元。徐为猜测，“房子”可能是大哥不让自己出来的主要原因。
    但在法庭调查中，徐为大哥向法院表示，自己会将出租房屋所得分一部分给徐为，并承诺在自己退休后有时间了，就把徐为接出院。
    律师杨卫华向徐为提供了法律援助。经过司法鉴定，徐为虽然有精神分裂症，但其症状已经缓解，并且具备诉讼行为能力，法院应当对其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本来还想做个鉴定，他是不是具有独自办理出院手续的能力，但没有这项鉴定”。
    精神卫生法与民法冲突，听谁的？
    维权之路，困难重重。杨卫华本来还想帮徐为申请1万元抚慰金，最后也不了了之，“能把他放出来就不错了”。
    实际上，根据2013年5月1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徐为要出院，本来是一件有理有据的事。精神卫生法第30条明确规定，除非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才能对其实施住院治疗，其余患者均应遵从自愿原则。
该法第44条还规定，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
但医院方面辩称，徐为是在精神卫生法出台前由监护人送医的，“并非自愿住院治疗”，因此其出院也应当由监护人提出申请并接走。
    法院支持医院的这一说法。判决书称，徐为经司法鉴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本案原告属于非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关于‘自愿住院’的规定，其是否出院，目前仍然需要得到其监护人同意，故被告青春康复院以未经原告监护人同意为由拒绝原告提出出院的要求，并无不妥。”
    但律师杨卫华认为，这种认定并不妥当，“你不能因为一个人不是自愿住院的，就说他不能自愿出院吧？”
    徐为的另一个代理律师、独立精神卫生法专家黄雪涛则认为，法律上并不需要讨论一个人是否有病，而是要讨论这个人是否有能力，“他能与医生沟通，能知道出院后去哪里，怎么生活，会自己买单付钱，还懂得如何打官司。你说，他是不是具备出院的能力？”
    监护人的意见对精神病患者来说，真有那么重要吗？
    杨卫华律师认为，我国民法通则中有关监护人制度的规定，与现行的精神卫生法存在冲突。前者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而精神病人即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两法冲突的状况不改变，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障。”杨卫华说。
    他建议，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能力限制”应出台具体的司法解释，即哪些能力是被限制的，哪些能力是需要监护人授权的，“现行法律没有这种解释，也就是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一样的，凡事都要听监护人的。”
    在国外的司法实践中，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益保障还包括“分散授权”和“定期审查”两种制度探索。前者将被限制人的一些权利分散开来，不同的权利由不同的监护人负责保障；后者对被限制人的监护人进行定期审查，每隔一段时间查验其是否尽到监护义务，并征询被监护人意见适时合理更换监护人。
    “居委会指定监护人”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是精神病患者维权碰壁的主要困难。“很多人精神病人要维权、办事，会被要求让监护人出面，有的监护人不出来，就要找居委会指定监护人，居委会如果再不管，他就办不成事。”杨卫华说。
    以徐为案为例，法庭在作出最终判决前，走访了徐为生母、徐为大哥、徐为二哥以及居委会干部，由于上述4者均表示无力在徐为出院后进行“监护”，徐为除大哥外找不到其他监护人，他就只能在众人的“安排”下继续住院治疗。
    “最搞笑的一点就是，所有人都说是为徐为好，所有人都不想惹麻烦，最后由这些‘所有人’决定，徐为应该住院。”这场官司，从2013年打到今天，黄雪涛和杨卫华感受最深的，就是“无处不在的潜意识歧视和偏见”。他们总是会被记者、被其他律师不断问及“徐为到底有没有病”这个问题。
“我不会说他没病，但他有病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他各项能力都具备，就像一个癌症病人一样，医生可以不让一个癌症病人出院吗？”黄雪涛一直致力于为精神病人维权，就在昨天中午，她还与一群精神病患者一起吃饭、聊天，“就像跟普通人在一起一样。”
 
（来源：人民网http://gx.people.com.cn/n/2015/0415/c229247-24501822.html2015年04月15日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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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7次被镇政府送进精神病院，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名“偏执型精神障碍”患者，是在送进精神病院强制打针吃药半月后，才由县公安局出示鉴定的。2004年开始，湘西州花垣县团结镇老王寨村村民张治，因与矿厂发生土地产权纠纷遭枪击后上访，被镇政府7次强制送入湘西州两家精神病院。
    村民张治因与矿厂发生土地产权纠纷遭枪击后向领导反映问题，问题不但未得到解决反倒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更令人惊讶的是，医院并未对张治进行精神鉴定，仅凭当地镇政府的一面之词就收治张治。直至给张治吃药打针半个月之后，公安机关才出具精神病鉴定。读罢报道令人震惊。
    从法律上讲，是否做精神病鉴定，应该由张治本人提出。即使张治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也应由其家属决定是否做精神鉴定、是否进行治疗。尽管《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患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情形，其监护人不办理住院手续的，由患者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办理住院手续。但是，据当地村民反映，并没有发现张治精神上有任何异常。一个在村民眼里没有“任何异常”的人只因上访反映问题，就被送进精神病院，法律依据何在？当地镇政府三番五次以诱骗、强制等多种方式将张治送进精神病院，不仅无理而且违法。
    其实，因为上访被送往精神病院并非一地独有的风景。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就曾公开表示“老上访专业户，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民间流传顺口溜“有种精神病叫上访”更是对给上访人乱扣“精神病”帽子的辛辣嘲讽。尽管官员滥用权力打击报复上访人已经成了新闻“牛皮癣”，但是把上访人强送精神病院7次之多，实属罕见。有关部门不积极为上访人解决问题，不经上访人家属同意把上访人强送精神病院长期限制人身自由，令人恐惧。某些基层官员权力张狂、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压制人民信访权利，由此可以窥见一斑。
《国家信访条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畅通信访渠道，为信访人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提供便利条件”。上访本是公民的合法权益，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可怕的是，群众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上访的权利遭到打压，人身权利受到侵害，上访之路被权力堵塞。百姓表达民意的最后稻草被权力掐断，他们还能到哪里申诉？
    事实表明，除了少数人无理取闹、不明真相外，绝大多数人都是在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说，疑难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的情况下，才会选择上访。那么，有关方面为何如此害怕群众上访呢？在我者看来，这一方面说明当地有关部门心虚，涉嫌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群众意见太大。基层信访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害怕群众上访（特别是越级上访）揭了违纪违法的老底。在部分官员眼里，公民上访就是刁民“告状”。另一方面，有的地方把制止越级上访纳入了官员政绩考核指标，对越级上访实行“一票否决”有关。“一票否决”本是为了督促有关方面部门把矛盾消化在基层。然而，有的地方、有的部门把“一票否决”错误理解成滥用权力压制信访、对上访者“围追堵截”。
    没有家属签字，没有检查确诊，仅仅因为张治上访反映问题，就把邻居眼里的正常人当精神病人强制收治，毫无道理。张治如果真有精神病，她在接受采访时为何思路清晰，邻居为何说她“没有任何异常”？本该坚持公正立场，为民治病的精神病院竟然黑白不分，甘心做权力的帮凶，践踏公民的合法权益。上访人患上流行性精神病，精神病院医生集体“精神失常”，令人恐惧。
既然媒体已经曝光，笔者期待上级有关部门及时介入，查清事实真相，还公民张治公道，赔偿其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被“精神病”的损失。而且，“偏执型精神障碍”成了某些人对付上访人的法宝，上访人屡屡“被精神病“本身就是一封举报信，值得一查到底，看看是谁如此害怕公民上访，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从长远来看，给滥权者戴上法律“紧箍咒”，把权力关进笼子，保护上访人合法权益，十分重要。
（来源：光明网http://guancha.gmw.cn/2015-04/03/content_15279739.htm22015-04-03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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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徐为（化名）诉其监护人以及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侵犯人身自由案做出一审判决，徐为败诉。有关精神疾病患者的权利保障问题再次引发专家学者热议。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劳工部部长张万洪表示，徐为案的意义是挑战并让人反思我国的成年人监护制度。他认为，徐为案的核心就在于精神障碍患者的民事法律能力能否得到承认。
    徐为的代理律师黄雪涛也认为，案件能够进入实质的审理程序，已经打破了“在精神障碍治疗问题上患者没有自主权”的传统，促进了对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思考。“对权利受到一定约束的人，其他还拥有的权利是否能得到保障？当所谓的监护人不能作为当事人的最大利益代表，是否还需要所谓的监护？”黄雪涛说。
    中国青年报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后发现，因为被认定为精神障碍患者而被强制剥夺人身自由的案件近年来时有发生。2009年，深圳一位名叫邹宜均的女子，因为家庭财产纠纷，被其家人两次强制送入精神病院，被医院治疗了3个多月。2010年，河南漯河农民徐林东被关精神病院6年半，后来与地方政府达成了调解协议，拿到了30万元的补偿款。这些案件的共性就是，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权利没有得到应有保障，非自愿被收治。
    2010年10月，由民间公益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和深圳衡平机构共同发布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指出，正因为我国法律强化了精神病患者家庭的责任，把监护人放在首位，在设计入院出院程序和个人权利的处分时，都规定要取得监护人的同意，而不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一旦被送治，当事人就丧失了话语权，成为任监护人宰割的对象。所以当监护人由于利益冲突为侵害当事人权益而送其去精神病院时，这套制度就完全没有防范错误和纠正错误的作用。
    黄雪涛2006年接手一起“被精神病”案件后，开始研究我国精神病立法状况。“进入这个领域后，我就发现有个潜规则：谁送来谁接走。”黄雪涛表示，但这个潜规则没有法律依据，可能是医院怕把病人放出去后，家属过来闹事，“很多时候，病人自己反而没法发声”。精神卫生法2013年5月1日实施后，“谁送来谁接走”的现象似乎有所改变。
    据张万洪介绍，精神卫生法强调自愿原则，明确提出了如果要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住院治疗，必须具备的两条危险性标准，但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医院和警方出于自我保护，反而导致入院难；危险性标准没有细则规定，实践中可能出现武断的裁量；家庭负担太重，家属不愿接出院，导致精障者出院难；社区服务不够，出院后没有保障；残障社群本身参与不够等。”张万洪说。
    “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权利保护，最大的问题还是其民事法律能力不被承认，导致其权利往往全权交由其监护人，由监护人进行替代性决策。”武汉大学公益与发展法律研究中心项目主管高薇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权利很难得到保障，也很容易受到侵害。受侵害后，也难以获得救济。”
    黄雪涛认为，权利限制需要有非常便利的司法救济渠道，“患者如果认为自己有冤情，应该能非常便利地寻求朋友、律师的帮助；还要有便利的救济渠道来倾听、审核，这样才能防止权利约束被滥用”。
    高薇说，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法条中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精神病人，但在实践中关于心智能力的医学诊断会被法官和律师认可，现实中就会变成：患者无法提起诉讼，不能立案，法院要其找监护人，律师也会要其父母来委托律师”。
对此，北京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委员刘瑞爽建议，可以尝试用法律代表人制度或患者提名人制度代替僵化的监护人制度，“根据法律代表人制度，无论精障患者是否有行为能力，都有一个法律代表，代表或代理其提起诉讼，行使诉权。我们也可以让精障患者提名一个人代理他，或者给他指定一个律师”。
“最重要的是意识和态度。首先是社会应转变对精神障碍者以及残障者的态度，将他们看做是平等的权利主体而非慈善的客体。只有改变了态度，提升了意识，才能做出尊重其权利的决策和营造一个容纳多元的社会环境。”高薇指出。
“你可以拒绝接受帮助，也可以主动求助，这是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黄雪涛说，“徐为坚持的目的不是让医院去承担责任，赔偿多少巨款，只希望他们能放人，还自己自由。”但徐为能否获得自由，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来源：网易网http://mobile.163.com/15/0415/04/AN7ECHD5001166V5.html2015-04-15 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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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系密切的两个人之间，例如母女、夫妻、表亲等，如果一方发生精神障碍，出现严重的妄想，另一方长时间受其影响，也可出现相似的妄想内容，在精神病学上称为“感应性精神障碍”。在老百姓看来，精神病似乎也是可以“传染”的，但“感应性精神障碍”并不是这么简单，发生感应要满足诸多条件，民间所谓“精神科医生接触疯子多了也有精神病”的说法并不靠谱。
    病例：
    姊妹、母女的精神病相互感应
    2008年5月17日，时年41岁的瑞典埃里克森氏双胞胎姐妹厄休拉和萨拜娜在英国斯塔福德郡出现了感应性精神障碍，突然冲入一条繁忙的马路，结果萨拜娜被一辆小车撞晕，厄休拉被一辆拖车撞成重伤。萨拜娜恢复清醒后，拒绝医务人员救治，还袭击了一名警察。后来她告诉警方说，我们瑞典一般祸不单行……她出院后又发疯了，用刀把一名男子捅死。
    分开后
    被感应者容易恢复正常
    一名家庭主妇与邻居发生土地纠纷后产生“被害妄想”，投诉邻居串通村委会打压自己，乍一看也似乎有一定道理。后来经过调解处理之后，她反而变本加厉，认为左邻右里乃至整条村的人都在合伙迫害自己。这时，她的妄想已经很荒谬，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她的女儿也出现了类似的被害观念，可能发生了感应。母女二人被分隔开后接受心理治疗，女儿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感应性精神障碍又称二联性精神病，是指一个人（原发者）精神病发作后，把系统性的妄想（包括病态的推理和判断）传播到另一个人的头脑中，但不包括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的“传染”。暨南大学医学院附属脑科医院心理行为科主任王德民介绍说，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多数发生在某个相对“与世隔绝”的地方（如集体宿舍），两人往往在共同生活中有亲密接触，情感联系密切，性格也较为相似，而且被感应者比较崇拜、信服或者依恋原发者。他们只需几天到几周的互动便可发生感应，也有的人经过长期潜移默化后才发生感应。发病时没有什么先兆，因此难以预防。
    由此类推，精神病妄想还可以传播到更多人的脑子里吗？尤其是在今天发达的网络媒体，疯狂的想法会不会“病毒式”传播？王德民表示，广泛传播的发生机会很低，几乎没有，毕竟其他人对患者没有崇拜或依恋的感情联系，也没有在一起亲密接触。民间流传的“精神科医生经常接触精神病患者也变得精神不正常”在现实中基本不会发生。
原发者的精神障碍治疗起来难度相对较大。暨南大学医学院附属脑科医院心理行为科副主任医师左小萍称，有的患者“走火入魔”不能自拔，出现妄想后，别人怎么开导都是没用的，需要进行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再加上心理治疗，如对于敏感多疑、见到别人谈话就觉得是说自己的患者，要降低其对别人的过度关注。王德民称，把发生感应性精神障碍的两个人分开，受感应的人通常只需心理治疗就可以消除妄想，此后如果两个人还在一起生活，相互影响之下仍容易复发。
（来源：21cn新闻网http://news.21cn.com/social/a/2015/0427/02/29459357.shtml2015-04-27 02:5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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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卫生法》自2013年5月1日开始实施，至今已近两年。那么两年来，这部法律的实施给精神卫生方面带来了哪些改变？“被精神病”的情况是否有所改善？
    所谓“被精神病”，是指把正常人错误诊断为精神病人，送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这一问题一直引人关注。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唐宏宇表示，《精神卫生法》中明确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只有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和民政部门外，任何其他人不得单独送诊。这无疑抬高了入院门槛，“被精神病”现象基本终结。
    唐宏宇表示“（如果）这个人被非自愿的送到医院来了，他自己对这个决定表示反对，我不是，他可以提出再次诊断，而如果对再次诊断有疑议，可以提出医学鉴定，如果还是有疑议的话，可以直接提请法律诉讼，这是给他的一个权利。”
    唐宏宇同时指出，医疗卫生机构也有主动纠错机制，例如定期派人检查、复核等。
    据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精神卫生处处长王立英介绍，目前中国通过规范化的治疗，多数患者可以治愈，维持正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能力。但由于缺乏社区康复机构等问题的存在，精神障碍患者出院后的“下一站”仍需破解。
    王立英表示：“我们现在也在推动这项工作，包括联合民政、残联部门，让康复机构逐步参与精神卫生工作，把精神康复也做起来。这样也使我们的病人将来有个“出口”，来解决他们回归社会，出院难的一些问题。”
    此前有专家认为，在春季，天气转暖使代谢进入旺盛期，导致体内神经递质的分泌发生变化，容易产生情绪波动和精神活动上的变化，促使精神疾病发病或复发。而当前，随着春季的到来，人们更加关注如何在早期识别一个人是否患上了精神病？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神经科主任医师马弘表示，对于常见的精神卫生疾病例如自闭症、老年痴呆、焦虑抑郁，都可以通过行为上的改变而及时发现。但对于重性疾病识别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马弘表示：“特别是前因起病，就是慢慢起病的（不容易发现）。有些很急，一两天之内突然间就行为改变了，好好的一个人，突然间就开始言语很混乱、撕东西、扔东西、隔空骂人之类的大家很快就发现了。具体方面的原因慢慢就明白了，是生物学和环境因素共同起作用。”
    马弘同时指出，从预防的角度来讲，在家庭教育中，正确的教养方式会给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带来极大的影响。
    马弘表示：“我们觉得能给孩子更健康的成长环境，比如说安全感，不要把孩子生下来就丢给别人带，说工作忙顾不上，或者家里说老人带的比你好，这些不利于孩子的心里健康成长。”
（来源：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a/20150408/43509446_0.shtml2015年04月08日 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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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障碍患者人数已超过1800万。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社会负担中已排名首位，约占1/5，预计到2020年将上升到1/4。4月24日起举行的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2015年第十一届年会(以下简称CPA2015年会)上，精神疾病防治的严峻形势成为会与专家的共识。众多权威专家都提出，精神疾病防治只面对临床是不够的，预防更为重要。
精神疾病患者人数超亿
    非传染性疾病已经成为全球危机，而发展中国家更是“重灾区”。2014年7月10日至11日，第68届联大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关于审查及评估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高级别会议。会议认为，非传染性疾病已经取代传染性疾病成为全球致病致残的最大病因。这就要求人们改变对公共医疗的基本认识。
    河南省精神病医院院长吕路线说，我国精神疾病现状呈现“四高三低”特征——即高发病  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自杀率；低知晓率、低治疗率、预防药物使用率低。据了解，我国重性精神病患者已超过1800万，致残率高达60%，自杀率达30%。吕路线告诉记者，重性精神疾病不仅仅是个体问题，已上升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公共卫生问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然而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尚不足5成，就诊率则更低。按照国际上衡量健康状况的伤残调整生命指标评价各类疾病的总负担，精神疾患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各类精神问题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率将升至1/4。
    曾有一项涵盖中国12%成年人的大型调查显示，成年人群精神障碍总现患率为17.5%。其中心境障碍为6.1%，焦虑障碍5.6%，物质滥用障碍5.9%。对于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40岁及以上人群现患率高于40岁以下人群。男性患酒精使用障碍的风险是女性的38倍。农村居民重性抑郁障碍、心境恶劣障碍和酒依赖的患病率高于城市居民。
    精神疾病重点在防而非治
    据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美精神疾病联盟统计，不论是在哪个国家，任何年龄段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患上精神疾病。
    精神疾病具有易复发、多迁延、难根治等特点，但医学上的结论是患者在精神疾病发病之前已经发生病变，成为精神疾病前期。预防为主，不仅是我国卫生工作的方针，也是消除精神类疾病的治本措施。
    第一级预防是指提高人的心理素质，消除病因，这依赖于社会和家庭之间的共同合作参与。社会要开展广泛的宣传教育，控制生物心理社会病因，避免心理问题产生，防患于未然。家庭要创设和睦环境，加强亲人间情感交流和相互理解，及时满足心理需要。第二级预防是指早期发现、及时治疗。心理问题发现越早，干预治疗越及时，效果越好。预防的工作重点是学校和家庭要制定行为筛查制度，发现问题学生，及时请专家诊治。第三级预防是指减轻患者的损害，促进康复。预防的工作重点是医疗卫生机构和家庭对患者及时治疗，加强指导训练和护理，使问题得以纠正，减少后遗症的发生。
    “三级预防的重点应该是第一级和第二级预防，预防工作要关口前移、重心下沉。”吕路线给出建议，人们要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安排工作节奏，学会接纳他人的意见，不要一意孤行，做事情要抱着一种欣赏、感受、体验的心情，重视过程，不要过分重视结果。此外，要对自己的个性特点有正确客观的认识，对现实状况有客观的判断，学习合理的应激处理方法，增强自信。自我调节不能解决问题时，要及时请精神科医生实施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
    “任何年龄的人都有可能患上精神分裂症，但相对而言，寻求专业帮助的人并不多，或者说很多人并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获得帮助。”吕路线如是说，近年来河南省精神病医院积极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相结合的方式，扩大精神卫生知识宣传和心理健康服务的受众面。
   以毅力和担当加强精神疾病防治
   据悉，作为成立十周年庆典和全国精神科医师的年度盛会，CPA2015年会以“滴水穿石信念，十年一剑精神”为主题，由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及河南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联合承办。此次年会在继承以往成功的基础上，邀请国内外著名的精神科专家莅临讲学，交流精神疾病防治和基础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新成就，介绍国内外精神疾病研究的最新进展，对精神卫生领域热点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和经验交流，追求学术共识，提高临床水平，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精神病学的发展。
本着坚持学术、强调应用和开放协作的办会精神，会议特设立认知行为治疗专题会、中国焦虑障碍研究及临床实践、睡眠医学专题会、双相及相关障碍专题会、紧急事件心理干预培训、医生与患者、家属共同决策、患者主观体验与抑郁症优化治疗、“人文与心理”查房与督导、精神分裂症一体化治疗、酒精依赖伴抑郁焦虑等专题论坛，全面展现和交流近年来精神卫生领域的新成果、新进展与新趋势，交流方式包括专家讲座、查房与督导、辩论赛、英文病例比赛、专家见面会、论文宣读、壁报交流和卫星会等。本届年会以滴水穿石的毅力和舍我其谁的亮剑担当，再次呼吁全社会加强精神疾病防治。
（来源：长城网http://health.hebei.com.cn/system/2015/04/25/015419482.shtml2015-04-25 1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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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从汕头市残疾人联合会了解到，汕头市近日将开通住院精神病患者救助直通车，在规范办理、维护受助者尊严的同时，尽量减少审批层级，减少受助者来回奔波，更好地服务急性发作期病人，用好有限医疗资源，科学合理控制续院医疗救助的人数和住院时间。
    精神病患者救助直通车开通后，对定点医院已收治入院、确需医疗救助的精神病患者，年度内首期住院治疗，其法定监护人或家属可先填写《汕头市残联已住院重性精神病患者医疗救助申请表（年度首期·绿色通道）》一式二份，到所在定点医院审核，然后备齐户口本或身份证、残疾人证或疾病诊断证明复印件各二份，就近到所在区(县)残联康复股或市残联康复科申请，再凭区(县)或市残联出具的《汕头市残联重性精神病患者医疗救助通知单》，到第四人民医院防治科或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康复科确认，作为结算凭证。而低保或特困住院患者可同时申请伙食费补助，申请时需提交相应证件原件及二份复印件。先入院后申请救助的患者，其救助生效时间，在《汕头市残联重性精神病患者医疗救助通知单》中明确，最多可从申请之日起前溯10个工作日。
    此外，记者也了解到，为最大程度方便精神病患者就近在社区就医，全市50多个社区精神病防治点对服药救助工作流程也进行了简化。
（来源：南方网http://st.southcn.com/content/2015-04/14/content_122163199.htm2015-04-14 1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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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容慈祥的肖三菊老姨妈背后，藏着一个暖心的故事：19年如一日悉心照料，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一名精神病患者在他们夫妻俩无微不至的关怀下，精神状态逐渐好转。
    “张光辉，出来吃饭喽。”在沙市区朝阳街道豉湖路社区一排破旧的老宿舍内，张罗好晚饭的肖三菊老姨妈如往常一样，朝着百米外的一民居喊道，随后，一名精神不佳的男子缓缓走了过来。
    患病邻居生活难
    上世纪1996年，企业改制，29岁的张光辉成为下岗大军中的一员，而就在前一年，一场争吵，导致张光辉的妻子带着幼子离家出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精神和生活上的压力最终压垮了这个年轻人，张光辉的精神状况因此而每况愈下，不幸患上了精神疾病。
    “人又瘦，胡子又长，从远处看就像一个野人。”这是豉湖路社区大部分居民对张光辉患病后的印象。
    从患病开始，张光辉就不再收拾自己，每天在社区周围乱逛，见到杂物就捡回家。日复一日，他的家中早已脏乱不堪，杂物蔓延至门口，让人进门都很困难。丧失基本生活能力的他，冷暖不知，夏天，因屋内闷热、蚊子多，张光辉通常都会在外露宿。冬天，天寒地冻，他也不知道给自己添一件衣裳。
    看着昔日同事生活如此凄苦，住在附近的徐前顺与妻子肖三菊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定把他当亲人照料。每逢换季的时候都会给其准备应季衣物，小到凉鞋，大到过冬棉服无一不全。
    张光辉自从失业以后，就一直依靠低保为生，微薄的收入和不稳定的精神状态，致使家中断水断电，仅靠门前的一盏路灯照明。平日里肚子饿，他便去买个馒头充饥。但是，春节期间，小贩鲜少出摊，张光辉只能饿着肚子。此时，徐前顺和肖三菊总会把张光辉接到自己家中吃饭，这一吃就是一个星期。平日里，每次开饭前，只要张光辉在家，肖三菊也总会为其端去一碗饭菜。
    无悔付出换信任
   “张光辉有什么事情都会去找徐前顺夫妻，没有热水找他们，证件掉了找他们……这都是十几年的付出换来的完全信任呀。”在豉湖路社区住了33年的老姨妈潘家秀说：“他们是我见过的邻里之间最让人感动的一对夫妻，真是好心肠。”
    因为缺乏生活技能，张光辉的基本生活无法得到保证，徐前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2005年，经过多方奔走，他为张光辉找到了一份为某个体粮食店搬运大米的工作，可惜，半年之后，因为张光辉的精神状态实在不佳，再一次失业。
    此后几年，张光辉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常常一个人在路上或者家里不停地嘀咕着些大家听不懂的话，周围多数邻居对他敬而远之。他的身份证、户口簿、低保卡等重要物件也频繁丢失。为了给张光辉补办证件，徐前顺不辞辛苦，一遍遍往返于居委会、公安局、银行等地。为了防止张光辉反复丢失证件，徐前顺将其身份证与户口簿用一个盒子装好，寄放在社区居委会，把他的低保卡放在自己身上，因为没有询问密码，每逢张光辉取低保钱，徐前顺都会陪其同往。
    “现在我和老伴都有退休工资，身体也算硬朗，能够每天这样照顾他，但是，我们毕竟是60多岁的人，没办法一直照料，他以后的生活得有保障才行。”今年初，徐前顺又在社区附近给张光辉找到一份在面馆洗碗的工作。张光辉白天在面馆吃早、中两餐饭，下午下班后，徐前顺夫妻仍将其接回家里吃晚饭。张光辉的生活总算再次有了着落，徐前顺与肖三菊心底的石头也落了地。
    稳定的生活使得张光辉的各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身体不再像以前一样瘦弱，精神状况也越来越好。
看着张光辉的精神头一日胜过一日，徐前顺为他高兴的同时，又为他拿病退工资操起了心。“他是从原沙市印染厂下岗的，如果拿到病退工资，生活可进一步得到改善，但是他没有病历等相关证明。”今年已经66岁的徐前顺，为着张光辉以后的生活，一有时间就会到其以前的单位询问有关“病退”事项，他希望张光辉能在50岁时拿到退休工资。
（来源：光明网http://economy.gmw.cn/newspaper/2015-04/24/content_106187724.htm2015-04-24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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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愈,台湾正流行的词。顾名思义,和健康有关,但又不是传统上针对病灶的治疗,更多指精神心理上的抚慰,是比治疗更隐秘更有故事的范畴。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收治精神病患,他们建立了一座疗愈花园,有生态池、芒果树、万寿菊、紫藤花、练习写字的“书苑”。这些不是点缀,而是患者生活的一部分。有些树是患者种的,有些花草是患者照顾的,在这里工作了38年的护士长张碧凤,会摘些新鲜的花草放在拒绝与外界沟通的患者面前,吸引他们走出封闭的世界。一名少年患者有一天对来探视的母亲说:“这是我的木瓜树,妈妈。”妈妈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因为儿子已经多年不和她说话。
    张碧凤自己也有一个疗愈花园,那就是花莲的山水土地。她在15年前遇到情绪障碍,用平常的方法难以克服,便参加了一个课程。当她被带到花莲认花识草后,发现自己的焦虑不知不觉缓解了,心情平静下来。
患者与治疗者,原来都需要一座属于自己的疗愈花园。生活中的挫折、艰辛与创伤,每个人都逃不过,如果这些积累在心底,没及时释放出去,会造成性格、心理、判断力的偏差,对环境与身边人误解日深,为人处事难再友善诚恳,而是陷入冷漠甚至仇恨的恶性循环。此时,即便学有所成或功成名就,仍然不能给人给己带来幸福。
（来源：福州新闻网http://news.fznews.com.cn/fuzhou/20150403/551dfea8275b9.shtml2015-04-03 10: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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