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第十七期

“目前我们登记的病人才12个，”郑州市丰产路林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黄琳琳说，“按照要求，应该完成的指标是71个。”从去年10月开始，拥有900多万人口的郑州，一个引发争议的指标任务被层层下发到各个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内。各个社区的基层医护人员被要求筛查本辖区内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低于辖区人口总数的2‰。这意味着他们要在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性精神病。(10月8日《南方都市报》)
与耸人听闻的死亡指标相比，精神病指标貌似“温情”一些，但同样令人咋舌。在层层下发的指标压力下，基层社区完不成指标，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甘愿被罚，另一种是逼良为娼，将正常人认定为精神病患者，或者将轻微症状的人视为重精神病患者，目前，有的社区已经把一名抑郁症患者，按照精神病患者登记在册，还有一名空姐，从飞机舷梯摔下来后伤到了头部，容易忘事，偶尔会莫名其妙地发呆，并不影响正常生活，有的社区“为了凑人数，还是将她写上了。”
故意将正常人或其他轻微症状的人列为精神病患者，这种伤天害理的做法，极不人道，也不顾人权，将公民最基本的合法权利碾为齑粉。即便再有指标压力，社区医院也不能从恶，而应该秉承良心和道义，将“枪口”抬高一厘米，放弃为完成指标凑人数的做法。否则，这就是主动为恶。
其实，中央并未要求每个具体的地方必须在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性精神病。其背景是，按照原卫生部办公厅2012年7月6日印发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考核评估方案》的通知，制定这个评估方案是根据《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体系发展指导纲要(2008-2015年)》和《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2012年版)》，“请结合本地区实际，认真贯彻执行。”这份考核评估方案规定的考评标准其中之一规定，按照2012、2013、2014、2015年患者检出率分别达2.5‰、3‰、3.5‰、4‰的要求，每少0.5‰，东、中、西部省份分别扣4、3、2分。结果到了有的地方，就变成了各社区必须完成2‰精神病人的硬性任务。
报道称，河南相关部门将考核标准下发到郑州，以地方文件的形式向下规定为2‰。这种规定显然是荒诞的，原因很简单，有的社区也许千人中有几十名精神病患者，有的社区千人中连一名精神病患者也没有，既然原卫生部已要求“请结合本地区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为何有的地方在落实中出现严重变形，非要一刀切？
一刀切的背后，暴露出两大积弊。其一，一些部门已经染上了严重的懒政思维。对中央政策的精神并没有吃透，更没有消化，本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却成了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地将任务强推给基层，让基层承受巨大压力，变得无所适从，进退失据。自己完全成了甩手掌柜，这是不负责任的。
其二，一些部门缺乏基本的人文精神。从死亡指标，到计划生育指标，再到精神病患者指标……指标是生硬的，粗鄙的，完全没有一点人文气息，发号施令的人优哉游哉，既没有情怀，也没有关怀，多年来一直这样做。实际上，关涉到公民权利、公民健康的任务，绝不能简单地指标化，否则就是将生命器物化、将公民工具化。（来源：新浪专栏http://news.sina.com.cn/zl/zatan/blog/2013-10-10/0932459/1256559675/4ae5943b0102eef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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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两个人的故事。他们曾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欲维权却遭遇挫折，原本以为孤立无援的他们却因为精神卫生法的出台而走到了一起，从沉默到发声。江苏女孩阿莉（化名）每次外出时，总会把一堆精神医学的资料和书籍带在身边，“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她指了指脚边那包沉重的行李。很难想象，这个爽朗的女孩曾经“被精神病”。由于服用精神药物的缘故，如今阿莉的身材还是有点臃肿。一年前，她和其他十几位“被精神病”的经历者相识，并组成了“中国精神医学使用者与幸存者网络”（简称CNUSP）。成员们的经历大多相似——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维权诉讼不成功。他们将自己称为精神医学的“幸存者”。这一年，她忙着参加各种与精神医学有关的公益活动，还做出了一份《精神医学体验报告》。今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报告在网络上正式发表。“我想告诉所有的人，我们所遭遇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问题……”面对记者，阿莉时不时重复这句话。在公益律师黄雪涛看来，阿莉所做的事情“是一种自救互助、实现自我价值的模式”。这些原本孤立无援的“幸存者”们互相分享自身的经历、帮助精神病人维权、为精神卫生法提建议，从沉默到发声，走上了一条自救互助之路。
体验报告 在写《精神医学体验报告》之前，阿莉经历了一段长达六年的“诉讼”。2007年4月，当时还是江苏镇江某外企公司部门经理的阿莉，出现了一些类似中毒的症状。她到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看病后，被诊断为“精神病”，并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服用了大剂量的精神药品。不久后，阿莉因“得病”被公司解除了职务。但其后，另外两家医院诊断认为她只是“急性中毒”。她便将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和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但却接连遭遇了一审和二审败诉。2012年8月，在二审判决的两个月后，第一届“非自愿收治亲历者见面会”在深圳举行，当时“很纠结”的阿莉义无反顾地前往参加。参加见面会的成员都有过和阿莉相似的经历。“当时绝大部分人还没进入司法程序，就觉得有必要做一份自救手册，介绍一些医学和法律知识，对自己维权会有好处。”由于阿莉曾经自学过精神病学教材，大家就推荐她来带头写这份自救手册。然而，刚刚经历败诉的阿莉并不太情愿去做这件事情。“我花了这么多心血打官司维权都没有成效，连自己都救不了，怎么去救别人呢？”自救手册被暂时搁置了起来。今年6月，即将成立一周年的CNUSP举行年会。此时，《精神卫生法》已经正式实施了一个月，此时的阿莉想起了被搁置的自救手册：“也该对这些年的学习和经历进行一个总结了。”对于阿莉来说，这已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六年来她查阅了大量与精神病学有关的书籍和法律条文。“她特别关注精神药物滥用的问题，经常在QQ群里分享《为药疯狂》之类的专业书籍。”阿莉的好朋友、广东金融学院法律系教师何玲丽说。经过一个月断断续续的写作和修改，自救手册最终以《精神医学体验报告》的形式出现。在报告中，阿莉从《精神药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精神病学》等资料中总结了精神药物的风险问题，并从《残疾人权利公约（CRPD）》、《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等38部国内外法律法规中摘录了相关的规定。其他幸存者的经验则被总结成了自救攻略。
寄信维权 2013年7月底，当阿莉还在为《精神医学体验报告》的撰写做准备的时候，她的“伙伴”李世杰开始为远在上海的徐为奔走呼吁。两年前，李世杰在韶关的一家酒店与工作人员出现纠纷，报警后他被强行押送到了韶关退伍复退军人医院（精神病院）长达96天。出院后他分别对该精神病院和公安机关提起民事和行政诉讼。李世杰第一次听到徐为的名字是在自己的案子开庭前夕。“当时有志愿者跟我说，你比较幸运还可以立案，上海有一个求助者叫徐为，在精神病院待了十年，到现在都没办法立案。”据悉，曾在澳大利亚生活了11年的徐为在回国之后，与家人出现矛盾，自2003年被送进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以来一直无法出院。今年5月，徐为委托律师杨卫华以侵犯人身自由权为由，将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医院和徐兴（徐为的哥哥）起诉至上海闵行区法院。但这份诉状被法院当场拒绝立案。对于徐为的经历，李世杰感到不可思议。“很想去帮他，其实也是在帮我自己发声”。李世杰托人把自己的电话号码转交了徐为。7月下旬的一天，他接到了徐为从医院打来的电话。“他说话很正常。他说他很想出去，我就安慰他，说我们正在努力帮他，不要太着急，然后就说了一下我的案子，我们相互鼓励对方不要放弃。”在第二次通电话时，李世杰向徐为提出建议：首先是拍照，“很多幸存者还是不愿意把自己的信息公开，但是我告诉他，要想得到法律援助和关注，就要站出来告诉大家，这就是我，我就发生了这种事”。第二是开通微博，“他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回国之后又住在精神病院，对这些东西都不了解，但他说自己愿意去学”。7月30日，“上海徐为”发出了第一条微博，并配上了杨卫华律师在医院为他拍下的照片。照片中，徐为双手拿着信封和一张“请上海闵行区法院立下精神卫生法第一案”的标语。8月2日，远在韶关的李世杰向上海寄出了第一封信，以CNUSP的名义呼吁上海法院为徐为立案，保护精神病人的权利。在随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每隔两三天便到邮局去寄信。至8月21日，已经寄了六封信到上海。与此同时，律师杨卫华也在上海为徐为的案子积极奔走。在他看来，李世杰和CNUSP的行动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案件。最近，杨卫华为徐为和李世杰带来了一个消息：案件已经进入诉调阶段，“立案的可能性又推进了一步”。
集体发声 近年来，和阿莉和李世杰一样开始发声的“幸存者”越来越多。最先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是公益律师黄雪涛。自2006年代理深圳邹宜均的“被精神病”诉讼案件以来，她开始接触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类似的案例。“有时一天甚至有两三个求助，有的人正在被送到往精神病院的路上，就打电话过来说快快救救我！”面对越来越多的求助，黄雪涛渐渐感到力不从心，她开始意识到：“这不是一个两个人的问题，而是这个群体的社会问题”，推动受害者之间互相帮助、互享资源会是一个长远的解决方法。在黄雪涛看来，最终让这些“幸存者”们真正走到一起的是一部法律的出台。2011年6月，经过26年酝酿的精神卫生法草案首次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11月，当时广受舆论关注的五位“被精神病”受害人彭宝泉、徐武、陈国明、高作喜和周铭德，联合致信全国人大法工委，呼吁法学专家关注《精神卫生法》中的无行为能力认定程序与监护权问题，并建议增加保障精神残障者自主委托代理人的权利。这次行动被多家媒体报道，成为精神医学当事人参与立法的第一次发声。2012年8月，第一届“非自愿收治亲历者见面会”在深圳举行。除了阿莉和其他十几个遭遇“被精神病”的经历者之外，不少律师、医生、社工等也加入了进来。何玲丽是当时的参会者之一。在她的回忆中，这场会议是以灰暗开始的，“大家并不知道这个会到底能取得什么成果，能对自己的案子有什么作用。”然而，会议的进程超出了大家的预期。这些“幸存者”讲述自己的经历，分享感受和经验，“从不被接纳到获得共鸣。”黄雪涛说，很多人在现场流下了眼泪。会议的氛围开始热烈起来，站在一起成为大家的共识。“中国精神医学使用者与幸存者网络”就这样成立了。此时，精神卫生的立法进程也开始加快。“幸存者”们开始加入了为立法建议的队伍中。2012年8月30日，精神卫生法第二次审议，10位来自CNUSP的幸存者联名呼吁修改精神卫生法，防止监护权滥用；10月19日，精神卫生法第三次审议，“幸存者”陈丹向全国人大寄出自己的立法建议。2013年4月25日，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前夕，三位“幸存者”将《精神卫生法民间评分报告》分别寄给全国人大法工委、卫生部和残联，倡导立法过程应有利益相关者多方参与。在黄雪涛看来，这些声音很重要。“利益相关者需要说话，需要发表他们的切身感受，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值得欣慰的是，他们的声音并没有被忽略。2012年12月，由全国人大法工委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释义》一书出版。在附录中，这些“幸存者”们寄来的信和他们的意见被写进了里面。（本文来源：金羊网-羊城晚报我有话说http://news.sina.com.cn/o/2013-11-04/075628613149.shtmlhttp://www.dajia.net.cn/wqxwa-23694/ 2013年11月04日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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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月1日起，《精神卫生法》正式开始实施。此前一些患者诊治过程备受争议，“被精神病”成为该领域的争议话题，因此这部法律中的“自愿原则”备受关注。
根据新的《精神卫生法》，精神障碍的鉴定为医学鉴定，而不是司法鉴定，住院治疗也要实行“自愿原则”。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国家对于“精神卫生治疗”方面都有哪些不同的经验。
英国：精神障碍诊断有第三方审核
英国规定，在精神障碍诊断方面必须有独立第三方的审核。这就是“精神卫生法庭”或“精神卫生委员会”。
英国的精神卫生法规定，如果医生要收治精神障碍的病人超过28天，他必须把提案和治疗方案提交给精神卫生法庭。精神卫生法庭专门审理这类案子，有权力来否决或同意医生的治疗方案，并且监督医生的治疗过程，以保证病人的权力和公共的利益。他们还有一个措施，由精神病专家组成精神卫生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方，职责是维护病人的权益，监督强制治疗，并且培训医生和精神病的律师，监督精神卫生法的执行。当精神卫生法庭对医生的治疗方案做出裁决之后，精神卫生委员会有权力对它的裁决提出异议，这两个很独立的机构来保证病人的权力，同时来保证社会的公众利益。
在英国，法律援助也是精神疾病患者维护自身权益重要的辅助手段。
如果精神障碍病人要投诉，他认为他是被错关进去了，政府可以支持他，免费提供精神卫生方面的律师，来帮他打官司，对他进行法律援助，这对做出裁决的精神病医生也是一个很大的制约。
日本：精神疾病患者可减免多种税项 只需承担10%治疗费
日本人在精神心理咨询方面态度比较开明，而且大量心理诊所就开设在居住小区周围，人们就诊比较方便。
根据日本厚生省的调查，日本精神疾病患者2008年就达到了323万人，其中增加最快的是忧郁症患者，达到了104万多人，为此日本政府把一直以来定为重点实施对策的四大疾病，癌症、脑溢血、心脏病和糖尿病，增加到了五个，加入精神疾患。
对于精神疾患人群，政府和社会有各种优惠和保护措施，例如经过医生诊断被确诊的精神障碍者在所得税、赠与税、遗产税、利息税等许多税项上可以得到减免。在治疗方面，精神障碍者只需要负担治疗费的10%，除老人和孩子以外，一般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成人负担30%。
很多企业在关注员工的精神疾病方面也做出了不少的努力，有一位受访的企业员工说，他在被查出有轻度忧郁症后，每次去就诊，人事部负责人都会陪同他前往就医，一起亲听医生的治疗方案和建议，在休病假方面公司也非常宽容。
澳大利亚：精神疾病患者有权得到他人尊重 享受同等权利
我国颁布的新《精神卫生法》强调了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而澳大利亚在这方面早有法律保障，且实施到位。
澳大利亚联邦各州和领地都有自己的《精神健康法案》，除此之外，1992年联邦政府推出了《1992残障人士反歧视法》，这两部法从各方面保护了精神障碍患者的各种权利和免受歧视，而且从方方面面体现出了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尊重。比如在疾病诊断方面，病人享有充分的互动权，在诊断过程中患者可以提出自己对疾病的观点和看法。
澳大利亚的《精神健康法案》同样保护了患者的个人隐私，比如患者的病情和个人信息，包括姓名、住址、肖像都禁止对外公布的。另外，针对澳大利亚的特殊国情，也就是多民族移民国家这一特点，澳大利亚的《精神健康法案》也明确提出，治疗必须在充分尊重病患不同文化和信仰的前提下进行。
此外，不管最终病患康复与否，他都有权参与社区生活的权力，精神病患者有权得到他人的尊重和维护自己的尊严，与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收入、医疗保健、教育、就业、住房、交通和法律服务，有权享有同等的医疗保险和其他保险政策，有权享有同等的和年龄相符合的休闲活动。
通过介绍我们可以看出，世界各国对于如何收治精神疾病的患者，保护他们的尊严和权益都有严格的界定。相信历经27年出台的这部《精神卫生法》也能够让中国在这方面逐步走上法制、规范的轨道。（来源：医脉通http://news.medlive.cn/all/info-progress/show-48791_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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