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第四十二期

  • 姐姐“买”下精神病弟弟房产被判无效

    解放日报解放网讯(记者 茅冠隽 通讯员 张超)蒋女士多年来一直独自照顾高龄老母和患有精神病的弟弟,原本认为自己取得弟弟的房屋产权合情合理,却被大哥蒋先生告上法庭。近日,徐汇法院审理了此案,最终判处房产交易无效。
      现年82岁的蒋老太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蒋女士是老二,三人年纪都已近60岁。蒋老太的小儿子患有精神分裂症,行为能力受到严重限制,长期在医院治疗,有关部门核准其为重度精神病人。2010年之前,蒋老太和小儿子一起住,两人相依为命。2010年10月,蒋女士的户籍迁入了弟弟的产权房内,自此蒋女士和丈夫开始照顾蒋老太和患病的弟弟。
      一家人本来相安无事,但2013年2月25日,蒋女士和弟弟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无偿取得了弟弟的房屋产权。大儿子蒋先生一直觉得蒋女士照顾小弟的动机并不纯,得知此事后心中更是无比纠结,最终他为了维护自身的继承权益,将老母和兄妹告上了法庭,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庭审中蒋女士辩称,自己从2010年10月到2014年年底一直在照顾小弟,而蒋先生却从未照顾过,自己取得小弟的房屋产权在情理之中。同时她表示,如果以后要她继续照顾小弟,必须以房屋产权归其所有为前提。蒋先生则表态称,只要小弟重新取得房屋产权,自己便愿意承担照顾弟弟的责任,和蒋女士一起轮流照顾老母和小弟。
    徐汇法院审理查明,蒋老太的小儿子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房屋产权只有在其去世后才能由蒋老太和一兄一姐分配。法院认为,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除为了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虽然蒋女士表示房产转让是弟弟的真实意愿,但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言,蒋女士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善意购房人。从维护精神病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法院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宣判后,法官对本案当事人动之以情、晓之以法,最终蒋先生和蒋女士同意轮流照顾弟弟。
    (来源:解放网http://www.jfdaily.com/shehui/bwyc/201512/t20151217_2011480.html 2015-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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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世界最大圆形土楼毁于烧纸钱 精神病患者被送医

    纸钱引燃世界最大圆形土楼 毁28间房
      事发漳州平和丰作厥宁楼,无人伤亡;百人参与灭火,2个多小时后才控制火情
      13日上午9点多,漳州平和丰作厥宁楼突发大火。该土楼位于芦溪镇芦丰村,大火烧毁了连在一起的七户人家,共四层28间房。幸运的是没有人员伤亡。
      据初步调查,引发火灾的是土楼内一位名叫叶亚抱的住户。亚抱的母亲当天上午过世,他在屋内烧纸钱祭奠,烧到其他易燃物,引发“火烧连营”。亚抱是名精神病患者,事发后,被镇政府和派出所强制送往精神病院治疗。目前,被烧的其他住户也已妥善安置。
      据悉,起火的厥宁楼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圆形土楼,100多年前,曾出现在英国的明信片上,是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点,也是县级文保单位。芦溪镇政府表示,火灾后,将对其规划修复保护。
      四层高土楼陷火海
      共28个房间被烧毁
      13日下午3点,还有不少闻讯赶来的村民,正找熟悉的住户打听厥宁楼的情况。这座土楼,被称为世界最大的圆形土楼,对于它,当地村民都非常关心。
      “挨在一起,总共有七间房着火了。我家是最后一户。”厥宁楼的住户叶先生介绍。厥宁楼的结构是每户人家共有三进房子,进与进之间隔着小天井,前面两进是平房,最后一进是四层高的楼房,而起火的正是最后一进。当地住户习惯把一户一个单元的房子统称为一间,实际上,被烧毁的总共有四层28个房间。
      叶先生向记者出示了他所拍的火灾视频。只见四层高的土楼陷入火海之中,滚滚黑烟不断冲上天,很是吓人。
      火灾过后,叶先生家中一片狼藉,四层楼房烧得只剩三面土墙和屋顶,每层铺的木头地板都已烧毁。其他六户的情况,与叶先生家差不多。关于这次火灾的损失,他们还无法估计。
      最先发现土楼起火的是楼内住户叶碧惠,她家的房子正好位于起火房屋的对面。上午9点半左右,她看到亚抱家房子冒烟。起先,她只以为是在煮饭,“过了一会儿,烟雾越来越大,情况不大对劲”。叶碧惠前去敲门,没人应声,亚抱将自己和他母亲反锁在房内,她就赶紧叫村民来撞门灭火。
    (来源:人民网http://fj.people.com.cn/n/2015/1214/c234956-27308231.html 2015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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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州六旬留守老人被疑似精神病患者打死 扔化粪池

    2015年12月20日,在商州区三岔河镇发生一起命案,六旬留守老人房老汉被同村31岁疑似精神病患者徐某用木棍打死,徐某还将老人尸体扔进自家化粪池。
      2015年12月20日上午,房老汉背着辣椒去家附近晾晒,中午没回家吃饭,结果到了晚上也未见其回家,由于房老汉晾晒辣椒的地方步行路程不超过五分钟,房老汉突然不见了,这引起了房老汉家人的怀疑。
      据房老汉的大哥说:“房老汉突然失踪后,我把周围都找遍了,也没有找见人,只找到了他背的背篓。”随后,他便发动了全村所有的人进行寻找,最终在背篓十米之外发现了线索。 “当时走到徐某家附近时,拿着手电筒一照,看见了一滩血迹,在墙角下还看到。” 房老汉的亲属说,大家最终在徐某家后院化粪池找到了被害的房老汉。
      1月3日,商州警方介绍,事发当日上午9时许,62岁的房老汉背着背篓去晾晒辣椒,遇到了徐某(疑似精神病患者),双方随后因晒辣椒发生争执,徐某便持木棍将房老汉打死,将尸体扔进了自家的化粪池,并用石棉瓦将化粪池篷盖起来。
      2015年12月20日晚7时许,商州警方接到报警后,进行了现场勘查,并很快将嫌疑人徐某控制,徐某也向警方承认他将房老汉杀死的事实,由于徐某可能患有精神疾病,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对其做精神病鉴定,根据鉴定结果将依法作出处理。
      华商记者 陈永辉
    (来源:华商网http://shangluo.hsw.cn/system/2016/0104/13568.shtml 2016-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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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男子杀死父母和八旬奶奶 疑精神病发作已被拘

    12月25日下午,武功县游凤镇游凤村村民梁林辉夫妇和8旬老母亲被发现在家中遇害。26日晚,犯罪嫌疑人在杭州被警方抓获。让人吃惊的是,凶手竟是梁林辉的亲生儿子。
      27日,游凤镇游凤村村民说,25日下午2时许,梁林辉妹妹过来给母亲送换洗衣服,发现大门紧锁。从后门进去后发现母亲倒在地上,没了呼吸,赶紧喊来亲戚。在打开梁林辉夫妇从外边锁着的卧室门后,发现夫妻俩躺在地上,浑身都是血。
      25日晚7时许,武功警方接警赶到梁林辉家后发现,57岁的梁林辉和54岁的妻子以及84岁的母亲全部身亡,而梁林辉30多岁的儿子梁某去向不明。
      “凶手是梁林辉的儿子。”一位知情村民说,梁某3年前离婚后,精神上好像受了刺激。梁某平时看着挺正常,但性格比较内向,不爱与人交流。有时会因为要钱和父母拌嘴。
      27日下午6时许,记者从武功县公安局了解到,杀害梁林辉一家3口的犯罪嫌疑人26日晚在杭州被抓获,正是梁林辉的儿子梁某。经审讯,梁某对杀害父母和奶奶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民警说,经过走访调查,梁某确实有精神病史,政府曾经也对他救助过。至于其作案时是否发病,还要做进一步鉴定。目前,梁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记者 马新斌 杨皓)
    (来源:厦门网http://news.xmnn.cn/a/shxw/201512/t20151228_4788069.htm 2015-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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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男子家中自办山寨"精神病院" 敲诈家属拐卖女病人

    男子在家中自办“医院”,伙同他人强行带走流浪街头的精神病人
    山寨“精神病院”敲诈家属拐卖女病人
    在无任何行医资质情况下,田东男子向某擅自开办“精神病院”,伙同他人绑走流落街头的精神病人,然后打着治病的名义向家属敲诈勒索。事发后,当地警方解救出19名受害者。近日,田东县法院以犯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拐卖妇女罪,判处被告人向某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5万元。据了解,这家害人的“精神病院”已经无证经营了13年
    1、案例
    “精神病院”向病人家属索要1万元
    石先生是都安瑶族自治县人,他的姐姐小娟(化名)患有精神疾病。2014年5月25日,小娟突然离家出走,家人四处寻找未果。
    去年8月26日,一对陌生男女突然找到石先生家。陌生女子掏出手机,展示手机中一女子的相片,询问此女子是不是石先生的姐姐。得到肯定答复后,陌生女子拨打一个手机号码,让石先生听听姐姐的声音。“你姐姐在我们医院接受治疗,你尽快到田东县祥周镇百银村土洋院接你姐姐,记得多带钱。”陌生女子说完后离开了。
    石先生得知姐姐的下落后很开心,4天后,他驾车来到百银村的土洋院。石先生看见姐姐和不少女子被关押在一个小房间里,他想接姐姐回家,却被要求交纳1万元“治疗费”,否则不给接人。他觉得土洋院不是正规医院,认为这些人打着治病的名义敲诈勒索,就向当地警方报案。
    2、案发
    警方介入救出19名受害人
    当地派出所多名民警到场,控制住土洋院的开办者向某,并从土洋院搜出6副警用手铐、现金出纳账本及两辆作案车辆等。民警从土洋院解救出19名疑似精神病人,其中8男11女。次日,犯罪嫌疑人向某被警方刑拘。之后,犯罪嫌疑人隆某等4人相继落网。
    经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司法鉴定,被解救的19人当中,17人是精神分裂症病人,1人是癫痫病患者,1人未患精神病。经田东县卫生和工商等部门证实,向某没有行医资质,他开办的土洋院也没有依法进行注册登记,属于无证经营。
    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土洋院就是一栋两层的自建楼,分成多个小房间,每个房间关着多名精神病人,但男女分开关。向某安排人配药、洗衣服、做饭、看管等,自己则伙同手下到外地绑来流浪的精神病人。这些精神病人在土洋院一天可吃两餐,白天被锁在房间里,吃饭时才能出来。为防止精神病人逃走,向某建起围墙将土洋院围起来。
    3、调查
    恐吓病人得到地址后敲诈家属
    随着向某的落网,他打着收治精神病人名义进行犯罪活动的部分真相浮出水面。据查,向某今年59岁,田东县祥周镇百银村银匠屯人。他为了捞钱动起歪脑筋,在无任何行医资质情况下,擅自在家中开办所谓的精神病院——土洋院,并对外张贴小广告,引诱不明真相者前来治疗。但“精神病院”开张后,主动上门治疗者寥寥无几。
    于是,向某打起流浪街头的精神病人的主意,平时驾车四处游荡,一旦发现衣冠不整的流浪精神病人,就以食物引诱或直接强行拉上车,带回家中关押。他强拉流浪的精神病人时,如果遇到反抗厉害的,会直接使用非法购买的手铐。在对付发病的精神病人时,他也使用过手铐和电棒。
    去年6月的一天,向某在田东县新果菜批发市场附近,看见胡言乱语的小娟,就伙同他人强行拉小娟上车,将她关了两个月。后来,向某等人通过恐吓、殴打的方式问出小娟的名字和住址。随后就和同伙上门要求小娟的弟弟石先生带钱接人,最后东窗事发。
    除了敲诈勒索病人家属外,向某还打起拐卖女精神病人的主意。2014年4月底的一天,他听说一个精神病人在百色市右江区流浪,就驾车前往,伙同他人将精神病人小璐(化名)抓上车。小璐被关押3个月。其间,向某带着买家来买小璐,但遭到小璐的强烈反抗,他就用电棒电击小璐,企图让小璐服软。
    据了解,小璐家在德保县东凌乡,事发时独自到百色市区找哥哥,结果被向某绑走。几天后,向某从小璐的口中得知其家庭住址,于是登门称“我是土洋院的医生,看到小璐精神不正常,就带她到医院治疗”。小璐的爸爸到土洋院接小璐,被要求交1万元,他拒绝交钱。
    随后,向某将小璐以9000元的价格卖给田阳男子隆某,隆某又将小璐以1.4万元的价格转卖给另一男子黎某。黎某将小璐带到南宁,准备卖到河北,却突然得知向某落网的消息,就迅速将小璐退给隆某,拿回7000元。因担心被追责,隆某就购买一张车票,将小璐送上回家的班车。
    此外,向某还从凌云县城将精神病人小美(化名)强行带回,后以100元的价格卖给隆某。之后,隆某用铁链锁住小美,将她带到南宁火车站,本想乘车到河北卖掉,但被南宁铁路警方抓获。
    4、审判
    5名被告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
    田东县法院近日开庭审理这起案件。庭审中,被告人向某的辩护人辩称,向某的行为不构成非法拘禁罪、拐卖妇女罪和绑架罪,他主观上是为了救治精神病人,才将这些人收治起来。被告人只是非法行医,没有将几名被害人卖给其他人。向某只是因为要将病人转由其他人照顾或继续治疗,才收取一些治疗费、伙食费。
    法院审理查明:在警方解救出来的被害者当中,仅有两人是由家属送来治疗的,其余人员均是向某从路上强行拉来的。证据证实,向某向两名精神病人家属实施敲诈行为,索要钱财2.2万元未遂,并将两名女病人卖出,非法获利18720元。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拐卖妇女罪,数罪并罚,遂作出上述判决。此外,法院判处其余4名被告人1年1个月至7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截至12月1日,被告人向某和隆某已提起上诉。
    据了解,向某2002年开始无证经营土洋院,至案发时已有13年之久。土洋院为何迟迟未被彻底取缔呢?祥周镇百银村村主任马玉鲜表示,田东县卫生部门和公安部门曾多次对土洋院进行查处,但没有彻底取缔。
    主办法官表示,被告人向某无证经营13年未被彻底查处,有多方面原因:一、被告人向某之前打着照顾精神病人的名义,实际上私下敲诈勒索钱财,甚至拐卖精神病人,但迟迟没有败露,后来精神病人家属进行举报,才让向某的犯罪真相浮出水面;二、土洋院位置偏僻,且建有围墙,不容易被发现;三、向某一般是对外县、外市甚至外省流浪街头的精神病人下手,这些病人身份不明,不容易被发现或找到。
    记者了解到,村民黄某曾从向某手中买了一名女精神病人,准备给儿子做老婆。他到田东县公安局一派出所给所买女子办理入户手续时,派出所民警来到黄某家,发现黄某所买的女子表达能力模糊,就进行拍照取证并进行处置,但未联合相关部门彻底取缔向某的土洋院。
    田东县卫计局一工作人员则表示,他没有掌握这方面的情况,不便做出回答。
    5、提醒
    乡村精神病人亟需关注
    记者了解到,此案中的受害人几乎全是乡村精神病人,他们自理能力很差,防范意识低,容易出现意外。这些病人一旦走失,家属很难寻找。此案的主办法官表示,乡村精神病人的家属因资金、精力有限等原因,照顾病人往往不到位,易发生精神病人走失甚至被拐卖的情况。他呼吁广大此类病人的监护人、家属,一定要细心照顾精神病人,以防类似情况发生。
    如何保障乡村精神病人的人身安全呢?田东县卫计局一工作人员表示,患病轻的,由监护人监护、照顾;患病重的,应送到相关医院进行治疗。目前,他们正在排查各乡村的精神病人,统一建立健康档案。这方面的工作,他们正在努力开展。不过,很多家属和监护人对精神病人的重视程度不够,尤其是不能按时帮喂药。为此,该局不断进行宣教工作,让监护人照顾到位。对于外县、外市、外省流浪过来的精神病人,他们就很难照监管到了,毕竟建档的只是辖区内的常住人口。
    (来源:广西新闻网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51207/newgx5664b92a-14048096.shtml 2015年12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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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神病院为何“易进难出”?

    上海男子徐为(化名)在精神病得到改善而要求出院时遭到医院和监护人拒绝,随后将两者诉至法院,这是2013年《精神卫生法》实施后,依据该法起诉的第一案。但徐为在一审、二审中接连败诉,近日,他已经向上海高级法院申请再审。在精神病院住院达14年之久的徐为,何时能踏上“自由”之路仍未卜。还有多少个“徐为”留在精神病院?为什么他们难以“飞越疯人院”?
     
    1、徐为再败诉是精神病人“出院难”的缩影
    “谁送来的谁接走”是出院的最大阻碍
    徐为是2001年被送进上海市普陀区精神病院的,当时他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治疗一年后出院。但2003年徐为再度被送进精神病院——青春精神康复院,随后一直在那里接受药物治疗。治疗颇有成效,徐为的病情显著改善,且较为稳定,从病情鉴定上符合出院条件,但被认定为徐为法定监护人的哥哥却不同意他出院。按照院方的说法,如果监护人不提出出院申请,徐为就不能出院。2013年《精神卫生法》实施后,徐为将他的哥哥和精神病院告上法庭,一番波折后,今年4月法庭作出一审判决,徐为败诉。据界面近日的报道,一审判决中法院认为,“徐为属于非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不适用《精神卫生法》关于‘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的规定,其是否出院,目前仍然需要征得其监护人同意,故被告青春康复院未经原告监护人同意而拒绝原告提出的出院要求,并无不妥。”而今年9月,案子二审结果维持一审原判,徐为再次败诉。日前,徐为和他的律师还在申请再审。
    至今,徐为已经在精神病院待了14年之久,但出院仍遥遥无期,最大的阻碍就是“谁送来的谁接走”这一精神病医院约定俗成的行业规则。
    徐为案不是个案,精神病人“出院难”很普遍
    以“精神病人 出院难”为关键词在网上进行搜索,不难发现问题的普遍性。“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有70名符合康复标准的病人近期自愿要求出院。然而,仅其中18个病人的家属同意来办理出院手续,其余52个家庭均拒绝领人。”(东方网 2013年5月);“去年,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对300名住院患者进行调查,其中150多人符合出院条件;医院召开家属座谈会却发现,家属全都坚决反对患者出院。”(人民日报 2014年6月);“(江苏常州)德安医院目前有住院精神病人296名(“三无”、流浪乞讨、肇事肇祸精神病人除外),其中近1/4的精神状况达到出院标准,且病人希望出院,但是监护人不愿意接他们回家。为此,有的病人已经住院超过30年。”(扬子晚报 2014年9月)……
    这些例子表明,很多符合出院条件的精神病人难以出院,他们大多数是因为被家庭和社会拒绝接纳而滞留在医院。
    2、打着“治疗”旗号让病人长期住院,并不是什么好事
    目前的相关法律并不健全,精神病人的自主权得不到保障,还会加重病情
    实际上,2013年实施的《精神卫生法》考虑到了精神病人的自主权利,规定除非就诊者有会伤害到自己或者他人的危险行为,可能需要被强制入院,其余患者遵从自愿原则。该法规定精神病人有自愿入院、出院的权利,特别是第四十四条规定,“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
    然而,由于精神病人在法律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有时候会因疾病丧失自主能力,因此很多精神病人都是“被”监护人送进精神病院进行治疗的。而这不并是《精神卫生法》规定的自愿情形,得不到法律的支持。
    监护人往往会以“监护”为名,替精神病人包办一切,即使在多数情况下,比如接受治疗后病人的精神状况得到改善,能够自己做出有利的选择,但一切决定还是监护人说了算。因为“精神病”的这顶帽子,让精神病人无法证明自己是“正常人”。这对已经好转的病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其丧失了自我选择的权利。
    精神病人的自主权得不到保障,还会加重病情精神病人的自主权得不到保障,还会加重病情
    而且,长期使病人与家庭、社会隔离,即便是没有病的正常人也会憋出病,更别说有精神障碍的患者了。精神病人滞留精神病院,会出现社会功能衰退、情感淡漠等问题,反而会加重本来改善的病情,特别是随着病人年纪越来越大,又进一步导致精神病人出院难,陷入恶性循环。
    本来短缺的医疗资源更加捉襟见肘
    一方面是精神病人出院难,一方面是由于治疗需求大导致的“一床难求”。据卫计委10月份公布的数字,全国现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万张,平均每万人拥有床位数1.71张,远低于世界平均数每万人约4.3张,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更大了。让已经不需要住院的精神病人占据床位,无疑加剧了医疗资源短期问题。
    3、在法律层面,不妨学习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
    目前的法律缺少对非自愿治疗精神病人的保护
    精神病人的非自愿治疗,有专门的说法叫做精神病强制医疗。《精神卫生法》出台之前,只有《刑法》有对涉及刑事犯罪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对不涉及犯罪的其他情况并没有规定。这就导致很多“非自愿”治疗的精神病人权利得不到保护,而且各地还出现了正常人“被精神病”的情况。但事实上,2013《精神卫生法》出台后,这些情况并未好转。
    《精神卫生法》的适用遭遇现实尴尬,第四十五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出院,本人没有能力办理出院手续的,监护人应当为其办理出院手续”。“应当”一词实际是对监护人权利的限制,但现实中对被监护人牢牢“绑住”的精神病人来说,权利只是写在纸上,维权依旧艰难。
     “被精神病”现象仍时有发生。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魏晓娜在论文《从“被精神病”再现看我国非刑强制医疗制度之疏失》指出的,精神病强制医疗曾长期充当刑法和行政法两大法律体系之间灰色地带上的限制人身自由措施,虽然《精神卫生法》旨在消除这一问题,但由于制度理念和程序设计方面的疏失,直到今天,这一领域仍存在一定的乱象和权力滥用的空间,而且这一措施具有更大的隐蔽性。
    去年12月三湘都市报报道称,一位名叫徐刚的男子因“追求爱情”纠缠一位女性,却遭遇姜畲镇派出所两次把他送进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病科治疗。精神病科的主治医生承认,在徐刚第一次被来时,即被诊断为没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但徐刚还是被关16天,理由是“110送来的人,我们只能接收,不能拒绝”。第二次则更加过分,徐刚整整在精神病科待了两个月。对已经诊断没有精神疾病的人强行送到精神病院,公安部门无疑存在滥用职权的情况。
    不涉及刑事犯罪的非自愿治疗非常“危险”,台湾地区的经验值得借鉴
    魏晓娜认为,因为没有限制期限,非渉刑精神病的强制医疗剥夺人身自由的期限很随意,很有可能超出涉刑强制医疗的期限。而且仅凭偶然行为,就介入非刑精神病强制医疗,显然缺乏正当性。
    而查阅我国台湾地区的“精神卫生法”,不难发现,其真正做到了保证精神病人的权益。第三十八条规定保障病人出院权利,“精神医疗机构于住院病人病情稳定或康复,无继续住院治疗之必要时,应通知本人或保护人办理出院,不得无故留置病人”。
    此外,该法还明确了强制治疗的适用人群、具体流程、限制时间。强制医疗的对象是严重精神病患者,必须先经确诊后才能办理住院。该法保障病人的自主权,比如,规定如果该类病人拒绝接受全日住院治疗,主管机关需要指定精神医疗机构予以紧急安置,但紧急安置期间不得超过5天,强制鉴定要在2天之内完成,如果经鉴定无需住院,应立即停止紧急安置,如果需要住院,强制住院期间不得超过60天(延长需申请)。
    对于违反这些流程的精神医疗机构,会被处以新台币三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相当于人民币六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并限期整改,情节重大者,甚至会被吊销营业执照。
    4、在社会保障层面,需要推广社区医疗并消除社会偏见
    长久以来,精神病人在家庭和精神病医院之间无其他选择,一旦遭家庭“甩包袱”,只能待在精神病院,还有一些没有得到医疗救助的患者流浪街头。其实,社区医疗是很好的补充。
    在国际上推广的社区医疗却在中国遭遇水土不服
    许多研究表明,开放的社区环境对精神病人的康复有效果。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有完善的社区医疗体制,比如美国40多年前就开展了精神病治疗领域的“去机构化”运动。我国很多地区已经开展了精神卫生社区服务的试点工作,但面临的阻碍不少。
    例如,据新京报2013年的报道,北京5个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街道残联,不仅面临专业医务人员、项目经费短缺,免费药品政策未完全放开的问题,给社区康复项目的开展带来枷锁,而且精神病人遭受的社会排斥和歧视,更为这一群体走向社会、重新生活的筑起一堵高墙。随着医疗队伍的扩大,医疗经费的投入,现在客观条件能够得到改善,但是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偏见,要得到消除不易。
    英国“改变的时刻”运动颇有成效
    英国慈善机构“思考和反思精神疾病”(Mind and Rethink Mental Illness)推动的“改变的时刻”(Time to Change)运动开展于2009年,旨在减少公众对精神疾病的偏见和歧视。该项运动通过在企业群体、公众间开展签名活动、在电视、网络和社交平台做公益宣传等方式,推动公众正确认识精神疾病。比如“改变的时刻”官网上用调查数据、科学研究等资料澄清公众常见的偏见。去年发表在《柳叶刀》上,由伦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研究所的Sara Evans-Lacko博士等开展的研究显示,“改变的时刻”运动在提高公众对精神病的积极态度方面成效显著。
    而目前在中国,精神病人属于被忽视的人群,只有当精神病患者造成恶性伤人事件发生后,他们才会进入公众视野,这无疑更加深了公众已存的偏见,“妖魔化”、“污名化”精神病人的现象更为严重。在国内开展与“改变的时刻”类似的活动实属必要。
    “住在精神病康复医院是没有自由的,不管里面有个广场可以走走,还是有个房间让你稍微自由一点,但总之这是不自由的”,徐为在法庭自我陈述道。徐为还在为争取自由努力,如果法律不能完善,对精神病人的偏见和歧视有增无减,那么只会有更多的“徐为”出现。
    (来源:腾讯网http://xw.qq.com/iphone/m/view/48d23e87eb98cc2227b5a8c33fa00680.html 2015-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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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轻判出狱的精神病人该如何监管?

    据媒体报道,陕西籍犯罪嫌疑人李某涉嫌故意杀害嫂子,因被鉴定患有精神分裂症获得轻判,减刑出狱后又将父母杀害。精神病人杀人获轻判,释放后又杀人,表明对该类人群刑事处遇措施的乏力。那么,精神病人如何认定,怎样有效监管防范其再次危害社会,值得反思。
      “精神病人”谁说了算?
      我国刑法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实施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上述案件中,李某之所以第一次犯故意杀人罪仅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关键就在于被鉴定患有慢性精神分裂症,作案时仅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那么精神病人认定书是怎么作出的呢?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等机关《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等文件,对于法医精神病的鉴定应当遵循以下三个步骤:一是由办案机关向在司法行政机关登记注册的鉴定机构提出精神病鉴定委托申请;二是由鉴定机构审查鉴定申请是否符合受理条件,并通过访谈、社会调查等方式接触被鉴定对象,再依据相关鉴定标准得出初步鉴定意见;三是鉴定机构出具精神病鉴定书,向办案机关答复,再由办案机关告知相关诉讼当事人。
      那么,鉴定机构出具的精神病人鉴定意见是否就是一锤定音呢?并非如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6条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诉讼代理人对法医精神病鉴定意见存有异议,可以向办案机关提出申请,要求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
     
      强制医疗与定点医疗
      即使犯罪嫌疑人被鉴定为精神病人,也并非放任不管,现行法律仍然规定了相应的刑事处遇措施,这主要包括针对不负刑事责任能力的强制医疗程序以及流浪精神病人的定点医疗制度。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对于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鉴定不负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由公安机关出具意见,检察机关负责审核监督,审判机关最终决定交由医疗机构执行。例如,在北京地区的强制医疗精神病人,均交北京市安康医院监护执行。
      对于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强制医疗条件的精神病人,查找不到家属、或者家属不具备看护能力的,同样应进行定点救治。按照我国精神卫生法规定,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精神病人,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措施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全国各省市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也分别出台了相应的执行文件。例如,根据北京市相关部门出台的《关于调整流浪精神病人救治救助工作模式及经费标准的通知》,由市和区县民政部门负责流浪精神病人救助工作,市民政局确定定点医院承接救治救助工作。目前,已将北京市华一精神病医院确立为流浪乞讨精神病人收治定点医疗机构。
      延伸阅读
      实践中面临诸多难题
      尽管如此,由于现行法律规定过于原则,且缺乏全国统一的执行操作标准,对涉嫌犯罪的精神病人的救治救助工作仍然面临诸多困难。首先,在救助范围上,就存在救助机构偏少,经费不足的问题。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难以从地方财政上保障救助经费的及时到位,导致救助工作持续性不足。
      其次,救助程序层面也存在诸多风险。对于强制医疗的适用,尚有公、检、法三机关进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保障精神病人权益。但对于流浪精神病人的定点救助,在救助程序上缺乏监督,可能引发“被精神病”的质疑,将没有患病的流浪人员进行精神病救治。
      最后,对于精神病人解除救助的时机存有疑问。强制医疗的解除由医疗机构报请审判机关批准,被强制医疗人及其近亲属可以申请解除,但流浪精神病人定点医疗的解除由谁申请、由谁决定,缺乏明确规定。不论是强制医疗还是定点医疗,都有可能出现为了获得政府财政支持收治更多病人而不及时解除救助,或者为了节约医院运营成本而过早解除救助的问题。
    (来源:中国日报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dzh/2015-12-17/content_14409821.html 2015-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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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红城:精神病人自主权亟待立法保障

    12月10日,界面新闻记者报道,“精神卫生法第一案”二审败诉,原告近日已正式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3年5月,徐为(化名)将上海市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和自己的大哥兼监护人以“侵犯人身自由”为由,告上法庭,被媒体称为“精神卫生法第一案”。(12月11日湖北网络广播电视台)
      徐为再败诉是精神病人“出院难”的缩影。至今,徐为已经在精神病院待了14年之久,但出院仍遥遥无期,最大的阻碍就是“谁送来的谁接走”这一精神病医院约定俗成的行业规则。
      目前的相关法律并不健全,精神病人的自主权得不到保障,还会加重病情。由于精神病人在法律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监护人往往会以“监护”为名,替精神病人包办一切,一切决定还是监护人说了算。因为“精神病”的这顶帽子,让精神病人无法证明自己是“正常人”。这对已经好转的病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其丧失了自我选择的权利。并且,长期使病人与家庭、社会隔离,即便是没有病的正常人也会憋出病,更别说有精神障碍的患者了。本来短缺的医疗资源更加捉襟见肘。一方面是精神病人出院难,一方面是由于治疗需求大导致的“一床难求”。让已经不需要住院的精神病人占据床位,无疑加剧了医疗资源短期问题。
      目前的法律缺少对非自愿治疗精神病人的保护。事实上,2013《精神卫生法》出台后,“被精神病”现象仍时有发生。由于制度理念和程序设计方面的疏失,直到今天,这一领域仍存在一定的乱象和权力滥用的空间,而且这一措施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其实在一段时间内,由于精神卫生法的缺位、上访排名制度的存在,不少人因“反复状告政府”而“被精神病”,一些地方政府将医院当成变相羁押的场所。随着新法实施和信访改革,这类现象在消减。可各地是否还存在“历史遗留问题”未解,当引起各方重视。“被精神病”可怕,而容忍“被精神病”现象一直存在,不及时纠错,也挺可怕。
      不涉及刑事犯罪的非自愿治疗非常“危险”。因为没有限制期限,非渉刑精神病的强制医疗剥夺人身自由的期限很随意,很有可能超出涉刑强制医疗的期限。而且仅凭偶然行为,就介入非刑精神病强制医疗,显然缺乏正当性。在社会保障层面,需要推广社区医疗并消除社会偏见。长久以来,精神病人在家庭和精神病医院之间无其他选择,一旦被家庭当包袱甩,便只能待在精神病院,还有一些没有得到医疗救助的患者流浪街头。
      目前在中国,精神病人属于被忽视的人群,只有当精神病患者造成恶性伤人事件发生后,他们才会进入公众视野,这无疑更加深了公众根深蒂固的偏见。如果法律不能完善,对精神病人的偏见和歧视有增无减,那么只会有更多的“徐为”身陷囹囵。
      (来源:荆楚网http://focus.cnhubei.com/original/201512/t3482796.shtml 2015-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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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赚精神病的钱是道德的

    本来只有一部分精神病人及其家属才知道的康宁医院,这段时间成了投资界热议的话题。精神病院也能像3D打印机、机器人与石墨烯那样被炒起来,给投资者讲一个信服的好故事,撑大市场的想象空间?
    “知道”(nz_zhidao)跟你谈谈精神卫生行业的钱景。
    开精神病院的也上市了,这事很新鲜。
    2015年11月20日,国内首支精神病院概念股正式登陆香港主板。温州康宁医院股份有限公司(02120.HK)上市首日开盘价为44.00港元,收盘价为49.10港元,首日涨幅为26.87%。
    本来只有一部分精神病人及其家属才知道的康宁医院,这段时间成了投资界热议的话题。精神病院也能像3D打印机、机器人与石墨烯那样被炒起来,给投资者讲一个信服的好故事,撑大市场的想象空间?精神病的钱这么好赚?精神卫生行业钱景/前景看好?
    康宁医院的业绩单
    就拿康宁医院来说说事吧。说到温州人,大家想到的是炒房族与各种土豪。不过,同样是温州人的精神科医生管伟立却在1998选择了开精神病院,这就是现在公司总部在温州的康宁医院。忍不住畅想,如果能穿越到过去,劝说马云、马化腾与管伟立去一线城市买房,是不是就没有阿里巴巴、腾讯与康宁医院了?
     
    17年后,管伟立修成了正果,康宁医院已发展成为以精神卫生为主营业务的连锁医院集团。根据招股书,该公司现有9家医疗机构,5家为自营医院,均位于浙江(温州、青田、苍南、永嘉与乐清),4家为持股或委托管理的医疗机构,分别位于北京、成都及浙江平阳。
    康宁医院交出了相当不错的业绩单。2012年至2014年,公司毛利率分别为34.6%、38.4%和38.8%,2015年上半年更是高达40.6%。同期,公司净利润从1320万增至5120万元,年化增长率高达96.95%,几乎就是年年翻番的节奏。
    不过,“康宁医院的主要收入还是来自于总部的温州康宁医院,收入结构比较单一”。公司目前已投入运营的床位为2210张,其中温州康宁医院实际开放病床1060张,其他几个医院床位就少多了,如青田为150张,苍南为300张、永嘉为200张。也不奇怪,温州是地级市,青田、苍南与永嘉是县级单位。但以一个沿海省份地级市为总部的精神卫生机构,盈利情况就这样可喜,那中国精神卫生行业的前景/钱景确实诱人。
    根据招股书,2014年公司营业额为2.96亿元人民币,为内地最大私营精神科医疗集团,市场占有率为5.8%,仅次于公立的上海精神卫生中心(6%),但两者的差距很小。
    社会资本办医试点城市
    温州康宁医院一个被投资者看重的资质是中国目前唯一一家获评三级甲等的民营精神科专科医院。在受到深度管制的医疗行业,这个资质的含金量可不是一般地高。
    另一个被看重的资质是医保定点单位。考虑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及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农合覆盖了绝大多数中国人,能不能使用医保,往往是病人及其家属选择医院的首要考虑因素,现在公立医院相对于民营医院的最大优势就是这一点了。有这个资格,就不用愁没有客户,几乎可以躺着把钱挣了。
    这也说明康宁医院的公共关系搞得不错。温州康宁医院是“温州市重点发展骨干医院”。公司设立了医疗机构的永嘉、苍南与乐清等都是温州管辖的县级单位。没有政府的支持,要取得医保定点单位的资格根本不可能。
    2011年7月18日,温州市人社局发布《关于公布温州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的通知》,在“温州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名单中,温州市康宁医院赫然在列,这个决定可是在温州成为社会资本办医试点城市之前。
    2012年9月,国务院医改办批准温州成为全国首个社会资本办医试点城市,提出“真正给予民办医疗平等的主体地位,实行民办、公办同等的政策待遇,使所有医疗卫生机构在同一发展平台、同一政策环境下进行良性竞争,由市场和社会对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客观评价”。
    康宁医院获得医保定点单位资格就顺利成章了。例如,2014年2月27日,温州苍南县人社局发出《关于确定苍南县康宁医院等单位为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的通知》,标题已经说明了一切。
    民办医院的就医环境向来口碑不错。在医院里,玻璃门上、电梯口、转角处都能看到“敬佑生命,谦卑服务”的八字院训,医院没有消毒水味道、没有嘈杂的吵闹声,医护人员也是笑脸迎送,让患者感受到了消费者的尊严。这种人性化服务是一般公立医院所不能及的。大家都是医保定点单位,我还是人性化服务的三甲医院,患者会向哪里跑不言而喻。
    顶着“社会资本办医试点城市”的招牌,温州市对康宁医院的支持可谓不遗余力。温州康宁医院因为业务兴旺,需要兴建新大楼。医院不仅拿到了扩建的土地,政府财政还全额返还了1063万元的土地出让金。目前,医院每年的营业税也全部免征,所需缴纳的地税也由财政补助一半。
     
    1.73亿精神疾病患者
    有政府政策的支持只是一方面,你也要扶上墙才行。政府的补贴有些只是一次性的,有些虽然看起来持久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最终还是要看公司的业务能力与市场前景。说到底,投资者最终看好的是康宁医院赚精神病人钱的能力与前景,精神病人/精神疾病患者就是精神卫生行业的需求端了,这个需求究竟有多旺盛?前景如何?
    2009年6月12日,医学杂志《柳叶刀》发布了一个关于中国人精神的调查结果。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在2001至2005年间,对青海、甘肃、山东、与江4个省的6.3万人就精神疾病问题进行了抽样调查。
    调查结果为:中国有17.5%的成年人至少患有一个月的一种或多种精神疾病;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所患的精神疾病“中等程度”或“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
    根据这项中国最大规模调查的估计,中国大约有1.73亿成年人患有某种精神疾病,而其中的91%(约1.58亿)从未接受过专业治疗。中国女性最为常见的精神性疾病是焦虑症,男性出现因酒精引发的问题比妇女高48倍。乡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可能患有抑郁症和酗酒。
    当然,精神疾病不等于精神病,焦虑、抑郁等都属于精神疾病范畴。
    另外,安信国际证券的报告预计,国内精神病患者将从2014年的3880万增加到2019年的6830万人,精神科住院病人总数将从2014年的207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450万人。
    中国私家精神科医疗机构的数量由2010年的90家增至2014年的214家。根据安信国际证券的估计,国内私家精神科医疗机构的市场规模预计将由2014年的51亿元增加至2019年的136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1.8%,高于公立精神科医疗机构相应的增长率。
      上文已说,2014年康宁医院市场占有率为5.8%,公立的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为6%,差距很小。充分说明精神卫生行业还是一个蓝海市场,随着市场的开拓与竞争的加剧,未来这一行业的集中度将会大幅度上升,就像阿里巴巴占据了电商行业80%的市场份额一样。谁是这一行业的阿里巴巴?占了先机的康宁医院机会不小。
    康宁医院招股书显示,为扩张市场,本次募集资金的50%将用于扩张和提升医疗机构网络及其运营能力;25%将用于温州康宁医院的升级改造;10%将用于科研、教学及人员培训;15%将用于发展移动在线医疗咨询平台、改进信息技术基础設施等。有些公司上市为了继续做大,有些是装出继续做大的姿态为了套现推出,相信康宁医院是前一种。
    精神病人与精神疾病患者,在许多人看起来是挥之不去的麻烦,在许多公知眼里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但在商人看来,麻烦就是商机,问题代表者消费者未满足的需求。赚精神病的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道德的,因为这是用市场与商业的方法解决麻烦与问题,提升精神病人与精神疾病患者的福利。为消费者服务的商业与企业家而不是整天夸夸其谈的口炮党,才是提升社会福利、促进社会进步与让社会变得更美好的正能量。
    商业,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来源: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113424 2015-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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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男子被易拉罐拉环卡手指 消防不惧精神病协助取下

    水母网12月10日讯(YMG记者 庞磊 通讯员 李扬 摄影报道)8日上午11时02分,莱阳消防大队凤河路中队接到莱阳市心理康复医院的求助电话:该院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将两枚易拉罐拉环分别戴在了左手食指和右手无名指上。由于被困时间过久,手指已经肿胀,期间用过润滑油、肥皂水等方法,但都未能成功。因为该男子性情暴躁,平时陌生人也不敢与其接近,无奈之下,医院只得求助消防官兵前来帮忙。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后,首先安抚该患者情绪,打消他的抵触心理。据医生介绍,如果不尽快取下,可能会导致手指坏死。由于拉环已经跟肉连在了一起,无法使用钳子等工具,消防官兵向现场医护人员要来了大头针和线,决定采用穿针引线的方法将拉环取下。
        最终,经过将近10分钟的紧张救援,两枚拉环被顺利取下。
    (来源:水母网http://news.shm.com.cn/2015-12/10/content_4421159.htm 2015-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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