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第四十六期

午休时被病友挖去双眼
2015年底，在建筑工地工作的刘志宗，因动手打伤陌生人，被家人送往邵阳市脑科医院复查，医生建议其入院观察。
今年50岁的刘志宗，曾在2000年被发现有时自言自语、并突然攻击家人及陌生人。送医检查后，被医院确认患有精神分裂症，住院近一个月。出院后，刘志宗长期服用药物控制。
12月30号，办理入院手续后，刘志宗换上了蓝色的统一服装，在医院第一住院楼4层精神科男病区住了下来。
四天之后，也就是2016年1月3号，刘志宗家属接到医院电话，听到他受伤的消息。
刘志宗的妻子苏丽（化名）拿出医院出具的事发当天的情况说明：
12点28分，肇事者刘某伏在刘志宗床头，刘志宗脚蹬两下；
四分钟后，肇事者离开受伤者；
12点33至12点46分，肇事者再次返回伏在刘志宗床头，刘志宗无任何反应，期间当班护士与护工先后四次在病房内梭巡，未发现异常情况；
12点51分，当班护工张某到刘志宗床尾巡视，见肇事者跪在受伤者床头，未予干预；
又过了四分钟，另一当班护士廖某到床头巡视，发现刘志宗双眼已被挖出，立即呼叫。
随后，医生、总值班、科主任、护士长、院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相继赶到现场，立刻将患者转至市中心医院进行后续治疗。
肇事者被家属带回家乡
据医院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事发那天，刘志宗吃饭比往常动作迟缓，因此被注射了治疗针剂。该针剂恰有镇定的作用，事发时刘志宗处于昏睡状态。
吃过午饭后，刘志宗被护士带到隔离室休息，之后护士为其盖过两次被子。
“监控显示，事发前后共二十分钟的时间，护士与护工经过病房十次以上，一直在巡视。护士一望向床头，肇事者刘某便起身做其他事情，或者停止手上的动作。四个病人一个房间，旁边还有一位病人看到后，直接拿起东西走出了病房，没有跟任何一名工作人员反映情况。”科室医生向重案组37号(微信号:zhonganzu37)探员描述到。
昨日，重案组37号(微信号:zhonganzu37)探员来到三号病房（临时安排），刘志宗的双眼闭着，多数时候躺在床上，不与人交流。提起眼睛被挖一事，刘志宗会情绪激动，说自己不好受。他的床头登记卡显示，刘志宗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护理级别为二级。
重案组37号(微信号:zhonganzu37)探员在探访中了解到，事发时刘志宗所在的一号住院楼四层为精神科男病区，现有医护人员22人。该病区为封闭式管理治疗，主要诊治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癫痫及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等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科室的病室有3人间及4人间，包含公共洗漱间、卫生间、娱乐室等基本设施。
而肇事者刘某属于重性疾病患者，既往无伤人行为。护士在安排其午休后，因为没有吵闹行为，便没有强制约束将其固定在床上，而是实施部分约束，将其双胳膊与身体固定在一起，但手腕仍可以活动。
事发后，医院向派出所报警。因肇事者刘某无刑事责任能力，刘某在事发后被家属带回家乡。
目前，邵阳市卫生局及相关部门已介入此事。
调委会：将根据一级伤残标准进行赔偿
苏丽称，家里年收入在5万元左右，家里小儿子如今读高中二年级，考虑到丈夫后期治疗及康复费用，不满足于医院60万元的赔偿金额。
“我们会保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若标准过高可能无法满足。”对此，邵阳市医疗纠纷人民协调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工作人员称。
“我们听闻此事后第一时间介入，一般会根据伤残情况、伤者职务、家庭情况来进行赔偿。”该工作人员介绍，关于刘志宗一事，调委会商议按照国家一级伤残的标准来进行赔偿。同时，虽然刘志宗仍能走路、吃饭，但考虑其双眼被挖掉，调委会在计算护理依赖费用时也将按照完全护理依赖的程度计算。
 “赔钱是一定要赔的，但如果家属对60万赔偿不满意，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并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律师说法
家属不在身边，医院是否应尽到监护责任？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韩骁介绍，医院作为受托人，对当事人具有监护责任，根据现有的视频资料显示，值班人员在12点51分巡视到受伤者床尾时，看到肇事者跪在受伤者床头，但是没有进行干预。而按照医院规章制度规定，护理人员有义务在病人起床时，至病人床观看情况，而当护理人员发现肇事者在受害人床旁时，未进行仔细巡视，个人认为，医院未完全履行监护职责，其具有过错，应该与监护人承担连带责任。
韩骁称，当精神病人的家属将其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将监护职责委托给医院后，医院需要对精神病人履行监护职责。法律规定，限制民事责任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责任人的民事责任由其监护人承担。
因此，本案中，肇事者对受害人造成的侵害，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如经认定，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民事责任由其监护人承担，但是，如果当事人与医院另有约定除外。受托人确有过错，需要与监护人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如果医院确有过错，需要对肇事者的行为与其监护人承担连带责任。
对于精神病患者或者曾有精神病史的人，如何界定刑事责任能力？
重案组37号(微信号:zhonganzu37)探员从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常莎那里了解到，依据法律规定，应该由法律专门规定的司法鉴定委员会按照法定程序对精神病人进行司法鉴定工作，以此确定当事人的精神状况，认定其为有刑事责任能力人或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再依据《刑法》有关规定确定其责任承担问题。
对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常莎介绍，应当先按照法定程序对当事人的精神状况进行鉴定，再确定其民事责任的承担。如果其为有民事责任能力人，则其需自行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其为限制民事责任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则其民事责任由其监护人承担。监护人尽了监护职责的，可以适当减轻其民事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财产的，从其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监护人适当赔偿，但单位为监护人的除外。
（来源：重案组37号http://news.qq.com/a/20160423/000335.htm 2016-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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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别哭了，我一定会好起来的……”4月16日，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部，5岁的任志杰搂着母亲马会英的脖子，帮母亲擦拭掉眼角的泪水。距离任志杰被精神病患者打伤已经过去9天了，目前，任志杰虽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仍需进一步化验观察，他将面临终身面瘫和失聪的危险。
高个男孩用石头砸伤男童头部
16日上午，记者在医院看到了任志杰，他14岁的哥哥任俊杰在床边给他讲故事。
任志杰左眼眉骨处被砸出一道5厘米长的口子，缝了13针，用纱布包裹着。他已经开始使用激素类药物，听力已有好转。与两个儿子相依为命的马会英，看着病床上的小志杰不禁落下了眼泪。
43岁的马会英家住昌吉市绿洲路润圆小区，4月7日20时左右，任俊杰领着弟弟任志杰到小区附近的商店买零食，走到绿洲路昌棉小区时，哥哥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同学，两人攀谈起来。此时，弟弟一直在后面跟着哥哥。
“突然我听到有人喊‘这是谁家的孩子’，回头一看，距离50米的地方围着一群人，走近一看弟弟躺在血泊中，额头上、耳朵里淌着血，我赶紧打电话给妈妈，周边的人帮忙报警打了急救电话。”任俊杰告诉记者。
任志杰回忆道：“当时我就在马路上走路，突然对面来了一个高个男孩，手里拿着一大块石头，大步向我走来，准备砸我的头，我来不及躲闪，就用胳膊挡在了头上，石头重重砸在我手上和头上。然后他又往我头上砸了一下，撒腿就跑。我当时晕晕的，一阵钻心地疼，就不停哭喊。”
马会英说，因娃娃的伤势较重，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昌吉州中医医院急救人员建议转院治疗，当晚孩子就被送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救科。经抢救，娃娃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医生说很可能会终身面瘫和失聪。
男童很可能会终身失聪
“妈妈，你说话声音再大一点，我听不太清楚……”在接受治疗的前几天，任志杰总感觉外界的声音特别小。
“每次听不清妈妈和护士姐姐说话，我就把身子侧过来，抬起脑袋听。”任志杰在床上给记者做着动作，“我一定会好起来的，我还要考大学，当赛车手呢！”
看到活泼可爱的任志杰，马会英嘴角微微抽动，头撇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她说：“志杰从小就特别懂事，我以前开三凉店的时候，他每天跟着我在店里，自己拿着扫把扫地、擦桌子。下班回家时他在车上睡着了，我想着把他抱到房子里，他惊醒了不愿让我抱，说怕累着我，还帮我往楼上提东西。”
马会英的妹妹马会莲告诉记者，两个孩子由姐姐一人带大，从小就特别听话。
任志杰还没出生时，他的爷爷奶奶相继因病去世，第二年姐夫出车祸离世，两年3个亲人相继去世，对姐姐打击特别大。姐姐的免疫力低，经常得病，家里的生活来源全靠她和弟弟帮衬。“姐姐带着两个孩子实在太难了，没想到娃娃又被人打得这么严重”。
记者从医生出具的医疗证明上看到，任志杰被诊断为头部外伤；右耳耳外伤；腺样体肥大；脑震荡；鼻骨粉碎性骨折；双侧颞骨骨折；双耳感音神经性聋。主治医师介绍说，患者还需进一步化验观察，所需费用庞大，将面临终身面瘫和失聪的危险。
昌吉市绿洲路街道办社会事务办主任任彩霞介绍说，打人男子19岁，是一名精神病患者。案发前不久，曾用榔头砸伤过一个女孩的头部。该男子是辖区的低保户，因为家庭困难，家人没有送他去治疗。双
方家庭都属于低保户，关于孩子的治疗费用，街道办已组织居民捐款，并通过民政方面给予相应救助。目前，警方已强行将打人男子送至精神病医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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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患者伤人两种情形负刑责
长期以来，精神病患者伤人事件屡有发生，那么对精神病患者伤人责任如何认定，其监护人应承担何种责任，如何完善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才能避免类似悲剧重演？
新疆万和律师事务所律师郭金声说，追究精神病患者法律责任首先要确定其在事发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根据《刑法》第十八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应责令其家属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如果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也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郭金声分析说，我国精神卫生法也规定，暴力伤人的精神病患者将被强制收治。但这一条款在实际生活中的落实，还面临很多困难。
“虽然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对精神病患者提供了一定帮助，但精神病患者的监管和治疗责任大多由其家属承担。”郭金声说，由精神病患者家属看管病人的做法存有安全隐患，其家属往往饱受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现实中经常出现监护人不管的状态，所以对精神病患者监护人的相关规定还需进一步完善。
郭金声说，监护人制度得以完善并真正落实，会避免一部分精神病患者对他人造成侵害。在监护人具体实施监护责任时，还会遇到很多现实困难，比如监护人能力问题、经济问题，这时可以启动社会
救助体系对其进行帮助。否则，仅解决落实监护人的问题，而不解决监护中的现实困难，不利于发挥监护人的主动性，也很难实现措施到位、责任有主、减少侵害事件发生的最终目的。
（来源：亚心网http://www.xjbs.com.cn/news/2016-04/18/cms1861344article.shtml?nodes=_723_ 2016-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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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梅县区公安分局民警吴文伟在处置一起精神病人威胁群众生命安全的警情中，为保护群众，在头部被连砍两刀的情况下仍奋力制服持刀精神病人。27日下午，梅州市公安局组织人员对到医院对吴文伟进行了慰问。
当日9时30分，家住梅县新城华贵苑小区的刘伯向公安机关报警，称其子刘某精神病发作，有暴力倾向，威胁到夫妇二人的生命安全。接警后，梅县公安分局宝华派出所民警吴文伟立即和同事前往处置。
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刘某情绪狂躁不安，大声呵斥其父亲：“你为什么叫警察来？”并且手持菜刀欲伤人，情况万分紧急。为保护群众不受伤害，处警民警立即采取隔离措施，将刘某逼进狭窄的阳台。正当民警上前实施控制时，刘某突然持菜刀朝民警吴文伟头部连砍两刀。为了防止刘某继续伤人，吴文伟强忍剧痛，拼尽全身力气牢牢控制住刘某的双手。在同事的协助下，刘某被成功制服，并送往梅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看护治疗。随后，民警吴文伟也被送往医院救治。医院诊断，吴文伟右侧额颞叶脑沟和左侧顶骨受伤，头皮血肿，经抢救已无生命危险。
事发后，省、市公安机关高度重视，积极协调医疗部门做好受伤民警的救治工作。目前，民警吴文伟病情稳定，相关的后续工作正在进行中。
（来源：南方日报http://kb.southcn.com/content/2016-04/27/content_146756990.htm 2016-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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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因为家庭矛盾纷争，陕西省咸阳市男子刘某峰将母亲刘玉栈用绳子捆绑手脚、胶带封嘴，送往200公里外的洋县一乡镇卫生院精神科，称母亲有精神病。在医院被限制人身自由50小时后，刘玉栈被女儿解救。4月18日，应刘玉栈老人和其女儿的请求，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为刘玉栈老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做出诊断，结果显示老人精神正常。(4月21日《华商报》)
一个思维敏捷、谈吐正常的老母亲，竟然被其子五花大绑，且胶带堵嘴，强行送往200公里外的一个乡镇卫生院“住院治疗”，实在让人不寒而栗：《反家暴法》的实施，或许让虐待、辱骂、殴打等通常的家暴行为有所收敛，难不成“被精神病”又成了其“升级换代”的“变种”?
其实，这位老母亲“被精神病”已证实缘于为儿不孝、且是“征地补偿款”惹的祸：老母亲名下的地被征用，80万补偿款却被儿子独占。于是，愤而提起诉讼。而老母亲被绑送精神病院，恰恰发生在开庭的前夕，其意不是很明显了么?试问，为了阻止母亲出庭，居然想出这么歹毒的主意，且在送往途中，捆脚塞嘴，甚至踩踏头部，“天理”在哪?而“摊”上这般认钱不认亲的不孝子，是不是一个母亲最大的悲哀?
然而，老母亲“被精神病”，又岂止是为儿不孝?作为熟知其家庭纠纷的村委会，如果说先前让其子独吞补偿款是“考虑不周”，那么，眼下在这位老母亲“被精神病”的前前后后，何以照样一声不吭?是认识上的偏差，仅将其看作是“家务事”，还是慑于其子的“淫威”?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村民看干部，若连眼皮底下的“逆子绑母”都可做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那这样的村委会，是不是太过让村民寒心?
而那家200里之外的乡镇卫生院精神科，则有“助纣为虐”之嫌：放着离家不远的专科医院不送，舍近求远，除却费用低廉，不就是想着容易蒙混过关么?事实上，还真就如其所愿，不加诊断，就把其母“坐实”成了“精神病”。什么“被其子骗了”，什么“其母患精神病的诊断证明是随手写的”，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么?本是救死扶伤的医生，却置医德于不顾，听凭其逆子摆布，又哪还有一丝医生的良知?
让人添堵的，还有当地派出所的“不为”：应该说，其子恶行并非始自今日，早在前年9月，就将其妹打伤住院，曾受到该所“若再犯将从重处理”的警告。既有如此前科，加上其对老母亲的屡屡“大不敬”，亦历经多次调解，想来也是看在眼中，却为何一再放纵?不仅如此，在其母被绑送途中，加油站职工报警，如“泥牛入海”;其女报案，亦不置可否;即便女儿截获证据后再次报案，得到的回复仍然是需要“调查”。只是这一“调查”，从事发之初，持续到次月后的今天，也不知何因，却依然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而当地派出所最终给出的解释则是，“其母是被亲生儿子送去的，加上有医生证明，所以无法立案。”但此说显然无法令人信服：其子对母亲实施了捆绑、殴打等行为，铁证如山，且情节严重，已构成事实上的家暴，岂有不追究之理?何况，以“被亲生儿子送进去”为理由卸责，就更让人瞠目结舌：《反家庭暴力法》刚刚实施，不知当地派出所是没看过?还是没把这当回事?至于将没有资质的乡镇卫生院证明视为“合法有效证据”，也不知他们的依据是什么?不会仅为置身事外，对证据的获取也来个“饥不择食”吧?
可以说，在这位老母亲“被精神病”的过程中，村委会不问、派出所不管、卫生院照收，算得上“一路顺风”。若非当地卫生局最终指令乡镇卫生院“放人”，指不定老母亲现在还被当“精神病”看管着。而直至本月6日，当地派出所相关负责人仍言“不知道此事”，始终不肯介入。由此可见，《反家庭暴力法》尽管已颁布实施，但要确保各地“剑出鞘”，仍然还有不短的“路”要走：譬如，相关普法宣传是否到位?各地乡镇政府、村委会及派出所准备好了么?老百姓都知道么?再如，对反家暴中出现的诸如“被精神病”等新情况、新问题是否有处置预案?对《反家庭暴力法》拒不执行或执行不力的又该如何追责?这一切，难道不该多多反思?或者说，不该好好“补补课”么?
（来源：华声在线http://opinion.voc.com.cn/article/201604/201604211844059303.html  2016-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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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翻供，王纪平竟在法庭上称，其在一审中供认的罪状，都是精神病发后的胡言乱语。
 
“精神病”贪官:有人自诬家族都有精神病史
近日，怀化市原副市长李自成，被曝出不讲规矩、用权“任性”，号称“没有不敢干的事儿，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其中之一就是曾玩弄手段，将一举报人定性为“偏执性精神病”，关进了医院。
不管是精神病还是被精神病，总不是件好事。但廉政瞭望梳理发现，一些落马贪官很喜欢往这上面凑，一个个将“装疯计”用得出神入化。
其实，凡是曝出某涉案人员疑似精神病的新闻，常常让人呵呵一笑，意思你懂得。
 
以精神病为由翻供
为掩盖自己贪腐的本相，贪官们无所不用其极，有人把别人包装成精神病，有人却干脆自己装精神病。
原北京地税局局长王纪平，贪污上千万，包养小情人，最后当然栽了。不过他跟一般的贪官不一样在于，他是被自己的部下包养的情妇举报出来的。
此人最奇葩的是，在法庭上，他公然辩解自己有狂想型精神病和身体疾病，一直靠胰岛素控制病情。
一审时王其实已经认罪，但后来称是因为精神病发，脑子里一片混乱，所以才问什么就答什么。
不仅否认贪腐事实，王纪平还自称是科技反腐推行者，他称他推行的税控密码器不仅世界领先、国内首创，而且还荣获了国家重大发明奖。自言在税控改革推行中，国家选取了7个地区试点，但其他6个地区都失败了，只有北京成功而且创造了150多亿的税收。
在最后陈述阶段，王纪平还表示，自己没有贪污受贿，对得起党，对得起祖国，对得起北京市。坚信自己有错误但没有罪。
一个有精神病有作为有瑕疵的好官，这就是王纪平给自己的定义。
把精神病当成救命稻草的贪官，不是王纪平的“独创”。
安徽省粮食局管理处原处长朱元友，在受审时，也是以精神病为幌子。声称家族有精神病史，自己是个精神病患者。不但当庭翻供，甚至坚称“没收过一分钱，从来没帮过一次忙”。
在85家企业均承认向朱元友行贿的前提下，朱元友对检方的所有指控全部否认，对自己以前的有罪供述，他辩解为自己曾遭刑讯逼供，被迫编造了虚假的受贿经历。
在朱元友的家中，有一份合肥市精神病医院的病历，病人的名字恰恰就是朱元友，虽然后来朱元友的胞弟表示，该病例是他的，只是写了朱元友的名字。但他们还是狡辩称，这份病历至少可以说明，“他的家族可能有精神病史”。
朱元友甚至说自己时常出现幻觉，请求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期望彻底靠“精神病”瞒天过海。
公开媒体上目前还没有朱元友判决的消息，但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法庭迟早会给一个公正判决。
 
会装精神病的人，都是会表演的人
贪官都是演技派，装起疯病来，演技非凡。
湖南的一个公务员吴轲，利用职权之便造伪证，骗四人65万，东窗事发后，赶紧躲进医院装精神病，以心悸精神病作为犯罪理由，乞求宽恕。
而号称安徽界首最年轻的乡镇党委书记丁峰被查时，竟然当场口吐白沫，四肢僵硬装羊癫疯。
丁峰既会装羊癫疯，还会“演戏”。他不知从哪里找来的“群众”写信陈词，“情辞恳切”地说丁峰是如何的自己欠一身的债给人发工资，还使出种种手段阻碍调查。
原广西民政厅救灾救济处处长龙志华因贪污受贿上百万元，被判刑20年。此人在调查期间，不但装疯、装傻、装病、装死，还故意尿裤子，耍尽无赖之能事。
这些人，精神没有病，心理却已变态，早已经“失心疯”了。
当然，这些贪官再怎么卖力表演飞越疯人院，也逃不出办案人员的火眼睛睛，逃不出法律的天罗地网。如此行径，不过是徒增笑谈罢了。
（来源：廉政瞭望http://yuqing.china.com.cn/show.asp?id=8499  20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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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卫生法》从2013年5月1日起开始实行，3年来，在实施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也给司法实践带来难题，如对精神病人的送医必须尊重患者本人及其家属的意见，在尚未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时，派出所不能采取强制措施。《精神卫生法》立法本意是防止“被精神病”。然而这个保障精神病患者权益的法规，一方面成为精神病患者拒绝治疗借口,也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亲属留下了“被精神病”的法律漏洞，亟待修改。
今年3月28日上午11时许，64岁的老太太刘玉栈向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高新分局联盟派出所求助，称儿子刘某峰扬言要绑送她去精神病院，希望警方能介入。派出所工作人员劝她先回家去，有事可打110报警，但是刚出派出所刘玉栈就被儿子强拉进面包车以其患精神病为由将其送进精神病院，老人被关50个小时后才因女儿报警被接出去，刘玉栈说儿子因征地补偿款问题想阻止她出庭。
有专家指出，我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病患者送医有两种渠道：或直系亲属，或地方政府司法部门。且不说地方政府司法部门，直系亲属送医，就是一个法律漏洞，应该修法完善。
案例
法律为何不能终结“被精神病”?
不久前,陕西省咸阳市刘某峰为了阻止母亲上庭应诉，独吞80万元拆迁款，孙子开车，儿子绳捆老妈，胶带封嘴，送200公里外精神病院。对自己的至亲之人采取限制自由、捆绑伤害等危险行为，侵害了他人的健康权生命权，如此儿孙，为什么丝毫不把法律放在眼里?
我国第一部《精神卫生法》填补了我国精神卫生领域的法律空白。《精神卫生法》确定了精神障碍住院治疗自愿原则，当时普遍认为将终结“被精神病”事件发生。《精神卫生法》明确指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本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查。但是,该法二十八条又规定：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同时，也强调了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 当时很多医学界和法律界人士都普遍评价极高，认为这部《精神卫生法》得以出台，并且确立“自愿住院原则”，本身就已经是最大的进步，“被精神病”现象亦有望终结,对二十八条的担心被冲淡了。主流法律专家寄希望于《精神卫生法》防止公权力以及近亲属的“被精神病”现象，有专家认为，该法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追究精神病诊断和收治机构的违法行为;二是细化程序，填补漏洞，约束精神病非自愿治疗的部门权力。
链接
“直系亲属”送医：须查有无家暴史
陕西咸阳发生的直系亲属将自己母亲送精神病院案令人震惊，按理说，法制社会不应该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如此荒谬之事。然而，2015年以来，咸阳市公安局当地派出所就曾为刘玉栈和儿子刘某峰之间的家庭矛盾做过两次调解，说明其矛盾由来已久。3月28日事发当日和次日，老太太刘玉栈本人、女儿、加油站员工多次报警，情况紧急，可是警方依然没有立案。
因为涉及家庭纠纷，被捆绑者和实施捆绑者又是母子关系，这是警方不立案的理由。然而，《反家庭暴力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均属家庭暴力，为家暴行为划出了法律红线。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实施捆绑、打骂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警察作为执法人员，岂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可以说，正是因为当地警方的严重不作为，致使施暴者肆无忌惮，行动步步升级。
因此，对于发现可能存在家庭暴力的直系亲属送医，相关部门和基层组织要严格调查是否存在，并及时反映和纠正，特别是公安机关应明晰精神病人收治的责任范围和法律边界，用法制来约束那些企图用“精神病”来伤害他人和侵犯他人人身权利、合法权益的行为，对“被精神病”事件各个环节责任人进行法律追究。同时强化道德教育，提升法律意识，从源头上杜绝“被精神病”，各方合力，杜绝“被精神病”的悲剧再次发生。
观点
须填补“被精神病”法律漏洞
我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七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本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查。而第二十八条又规定：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早在《精神卫生法(草案)》审议之时，有专家担忧，公权力强制收治条款被删除，近亲属仍有权送诊，并且存在医生、医院与亲属串通的风险。好在刘老太太还有个女儿，闻讯将母亲救了出来，没有更多近亲属的“被精神病人”怎么办?
重症精神病患者，只能是他人送诊，法律规定近亲属送诊权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如何为“被精神病”留出有效的救助渠道，应成为立法层面和监管部门的一个课题。现行法律，并不缺少追究精神病陷害的条款。有法律专家认为，刘老太太的儿子已涉嫌非法拘禁罪;卫生院精神科医生在送诊人员已拿出母子间财产纠纷矛盾的证据后，仍对送诊人员继续进行封闭“治疗”，涉嫌非法拘禁，如何能堵住正常人进入精神病院的路径，迫切需要立法与监管上拿出有效办法。
除了近亲属陷害，咸阳市高新公安分局联盟派出所，明知道刘老太太母子之间存在财产纠纷，却对刘老太太“被精神病”的求助置之不理，这提醒立法机构：法律应明确当警方面对“被精神病”报警时的责任与义务，比如及时在被送诊者、家属和医院之间沟通、记录，代替疑似精神病患者向有关方面申诉等，法律还应该明确规定，每一位精神疾病送诊者的信息都应与监管机构联网共享，每位精神病入院患者享有“申诉”“复议”权利——就可以避免进了精神病院就“被失踪”。
（来源：四川法制报http://www.scfzbs.com/llqy/201605/54517844.html 2016-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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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神病也姓党
3月27日川师大的一名学生滕某涉嫌杀害同舍男生芦某，死者面部血肉模糊且头被割下，死者的哥哥芦海强在微博上发布了他弟弟身首异处的血腥照片以寻求关注及援助，因为他得知滕某家人从事政法工作，而且滕某家人说滕某有精神病史并向媒体公布了部分病历，他担心这会影响最终审判结果，导致“凶手死不了”，芦海强及其家人曾试图联系媒体报道此事，一直没有得到结果，所以选择在微博上发声。4月17日芦海强被成都警方告知他发在微博上的照片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要求他向警方道歉。
滕某家人也没闲着，媒体展示了两次滕某手腕割伤的病历和休学证明，也许还有精神病方面的病历没有拿出来以留给警方当作“国家机密”。也是，谁家要是摊上一个有精神疾病的孩子，还不得收集好病历随时准备着拿出来给孩子当护身符啊。
大众质疑一片，倒不是说滕某有精神病一定是假的，而是天朝精神病鉴定有猫腻。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些人没精神病，根据需要可以被成为精神病人，如杨佳的母亲王静梅，在杨佳拘押、受审期间一直被拘禁于北京安康医院（精神病医院），上访者被精神病的例子更是层出不穷，前“党母”贺子珍在苏联治病期间也被精神病过（也可能真是精神病），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病学科是一个大夫教的；有些人有精神病，但当局需要杀鸡骇猴，那他就不能是精神病。
有媒体发文《精神病谁说了算》，按政治正确的说法，党说了算呗，因为精神病也姓党。
（来源：民主中国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65477  节选 2016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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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前在社交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的“地铁女孩被猥亵殴打”事件，以“嫌疑人是精神病患”为理由，没头没尾地收场了。攻击女孩的男人先后被送往两个医院却都无法接受精神病诊断；最后在没有出具书面报告的情况下，被专门收留无人监管的精神病患的北郊医院收容，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类似的事件昨天再度发生。半个月前在四川师范大学发生的大学生砍头案件中，嫌疑人滕某将室友卢海清杀害；医院认定，受害人身中50多刀，由缝补痕迹，是由头颈离断伤致死。昨天犯罪嫌疑人滕某的母亲表示，滕某患有精神病，公安机关已经为其申请了精神鉴定，一个月后出结果。
中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中都有类似的法律规定，精神病人不必承担刑事责任；但对于精神疾病的鉴定、申请和最后的收治，都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在中国，由于司法鉴定上的不健全，给法律的执行带来了更多的人为不确定因素，导致很多犯罪嫌疑人通过伪装病情逃脱了刑事责任，而一些真正的精神病患却被投入监狱，承担了他们事实上无力承担的制裁。
1997年，湖北省松滋人杨义勇杀人后，立即找人出重金替自己伪造了精神病鉴定，被无罪开释。之后的四年里，他拿着这份伪造鉴定，自称已经拥有“杀人执照”，肆意作案。直到2001年被人举报后，才被揭穿鉴定造假，判处了死刑。
在刑事案件中，要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精神状态和刑事责任能力，司法精神病鉴定是唯一的法定程序，也是司法机关对案件做出处理的法定依据。
目前的司法精神病鉴定主要解决两个问题：“是否存在精神障碍”与“有无民事行为能力”。
由于自身存在的特殊性，精神病的诊断没有明确的生物学指标，在实际操作中，“是否存在精神障碍”的判断往往更多地依赖于鉴定人自身的专业能力与素养。而作为鉴定程序关键步骤的“有无民事能力行为”的判断，更是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以依据。这就导致精神病的司法鉴定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进行，而且每一次结论可能都大不相同。虽然现行法律规定，司法鉴定至少需要两名鉴定人共同进行鉴定并出具报告，但依然无法保证鉴定的准确性。
1999年，江苏南通市发生一起毁容案，嫌疑人王逸把硫酸泼向亲生母亲、妹妹和外甥，导致三人毁容。这个案件前后做了五次司法精神病鉴定，出现四个不同结果，其中两次结果针锋相对：一个认为嫌疑人“患精神分裂症，无责任能力”，一个认为她“无精神病，有完全责任能力”。
新疆精卫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的研究人员曾经分析了229例正在服刑中的疑似精神病患者，发现其中的重复鉴定案例中，70%的两次鉴定结论都不一致。北医六院和安康医院的鉴定专家们也在104个重复鉴定案例中，发现鉴定不同的案例有78次，占比75%。
因此，对于精神病鉴定人的资格审核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关口。但中国现今对于鉴定人的资格规定并不算明确，而且关注点更多放在专业能力上，忽略了在信誉和其它方面的审核。根据《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具有5年以上精神科临床经验，并具有司法精神病知识；或具有司法精神病知识、经验和工作能力的主检法医师以上人员才有资格作为鉴定人。
法国刑事诉讼法对具有鉴定权的人或机构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并要求专家在登陆进专家名册时必须在其住所所在地区的上诉法院宣誓。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也规定法官在任命鉴定人时应当从专门登记簿上注册过的专家中挑选。日本的鉴定也是由法官委托，并且明确规定了在侦查阶段受检察官聘请的专家不能作为审判阶段的鉴定人。
比在专业上出现纰漏更让人担忧的，是鉴定人在实际操作中受到的各方制约，影响了鉴定结果。
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检方既可以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往往是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也可以委派自己的下属专业机构来鉴定。但是根据司法部2012年的数据，90%以上的鉴定还是交给了检方下属机构完成。
在刑事案件里，只有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有权力启动精神病司法鉴定，他们也几乎都有自己下属的精神病检查机构，在精神病鉴定上往往自判自鉴、自侦自鉴，诊断结果很容易受到各方左右。2005年10月，全国人大出台的《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7条，宣布取消了司法机关下属的这些精神病检查机构。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下属检查机构并没有消失，只是改头换面重新出现。新的精神病检查机构的设立、准入登记依然由各系统自行审理，在实质上依然是隶属关系，并未纳入司法行政机关的统一登记范围。
除了在外部受到各自隶属机关的制约，在鉴定机构内部也存在着上下级的制约关系。当同一个机构中的不同鉴定人存在意见冲突时，大多采取下级服从上级的处理方式来解决，但这和科学精神是完全相违背的，也不利于保证最后诊断结果的科学性和真实性。
中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鉴定人作为法官的助手身份出现，他们存在的价值是帮助法官弥补一些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知识不足，处理这一部分的事实认定。因此中国的精神病鉴定人的技术鉴定带有“准司法权”的色彩。
在世界通行的鉴定法规中，鉴定人只有权对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进行推断或总结，不能作出司法裁定的结论。《联邦证据法规》第704条b款规定：鉴定人只能对被告的精神失调症状与犯案时的心智状态做出描述，至于被告到底是否精神错乱以及如何判定责任，则必须留给陪审团决定。
中国的鉴定人常常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相混淆，越权对当事人有无过错进行鉴定。
2015年的南京宝马案中，肇事司机王季开着宝马与多车相撞，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多车受损。南京脑科医院在鉴定意见中宣布：“王季进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判断王季作案时的状态是的确是鉴定人的工作，但对刑事责任能力做出判断是法庭职权，鉴定医院做出这样的判定实际上是越俎代庖，也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例。
但这却也是中国在司法精神病鉴定中的普遍做法，医生通常会在鉴定结果中直接判断当事人是“完全责任能力”、“限定责任能力”或是“无责任能力”。由于判定标准本身的主观性和专业性，律师无法提出有力的质证和反驳，法官也倾向于采纳鉴定人的意见，导致一旦被医院鉴定为精神病人，嫌疑人离免责也就不远了。
（来源：网易http://view.163.com/special/resound/psychologycrime20160418.html 2016-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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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赞成松绑强制住院的条件，也反对扩大其适用范围。我只希望对病人或疑似病人的送医条件、过程，能够有更合现实和不违反医疗原则的规范。
近日，「摇摇哥」强制送医的争议 ，又浮现新闻版面。这个社会，似乎总是在争议中渡过。对问题的澄清，似不太在意。对解决或改善问题的具体办法，也兴趣缺缺。仅在空洞、繁复的法律文字中针峰相对，各说各话、互不相让。
我想把台湾精神病人送医的历史，依个人经历过的实际状况加以叙述，让大家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也许，对目前的争议和未来的精神医疗走向，提供另一个可以思考的空间。
在八0年代中期以前， 对精神病病人的送医，主要有二个方式：1. 任由家属自行负责；2.政府强制安置。政府的强制安置，以台北市为主。我想，当初应是出自政治、社会考虑。因为，台北市不容许出现「路倒」，以免妨害观瞻、治安。
「路倒」，是指倒卧路旁或衣衫褴褛在街头游荡的人。只要警察看到，就会填具路倒三联单 ，然后，强制安置。安置，有二个地方：1.社会局特约医院；2.游民收容所。依警察的初步判断，若怀疑有身体问题，送特约综合医院（以公立为主）；若怀疑有精神问题，送特约精神科医院（以私立为主）；若无怀疑身体及精神问题，送游民收容所（公立，由社会局负责）。路倒安置之费用，在未找到可付钱的家属前，一律由社会局负担。五、六十岁以上曾住过台北的人，大概都知道当时的台北，很少看到「路倒」的人，也很少看到「游民」。
对特约医院新收治的「路倒」疑似精神病人，在一个星期内，必须由负责的公立精神科疗养院医师诊断确认后，才能继续住院，社会局才会继续付钱。我在1983-1987年曽任市立疗养院保健科主任兼负责台北市小区心理卫生工作。我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每星期对台北县、市近29家特约医院通报的新病人，到院去做诊断确认。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未看到非病人被「强制」收治的情形。换句话说，在一般情况下，警察对精神病病人的初步判断，错误率似乎远比预想的状况为低。让人比较奇怪的是，由外县市来的「路倒」，似乎明显偏高。我知道，台北市外的县、市，财政相当困难，家属也因贫困无力负担医疗费用，而将病人「丢」在路上。因此，我和社工总是不太积极追问他家住那里，而照原始申报的「无名氏」，尽可能拖到他们改善到某一个程度才停止。
对精神病人突发精神病行为而造成的问题，在戒严时期，处理相当简单。尤其，在蒋介石总统时期，任何波及到领导阶层的所谓「安全」问题时，病人的消息和境遇，通常皆音讯全无。我首次碰到的个案是一位女病人。她在1974年蒋介石逝世后不久，突然强闯总统府，要坐总统的位子。消息并未见报，在一段时间后，医院才接到警总要求收容病人的公文。这位病人才幸运的住进医院。在治疗稳定后，要让病人出院，但，警总却要医院保证病人不再犯才能获准。经过近半年的反复说明、沟通，病人才获准出院改门诊治疗。
另一个例子，则是1976年双十节的谢东闵副总统爆炸案。案发后，警总等单位立即展开全面的搜查。有一天，外来安全单位会同人二直闯病房，要求比对所有病人笔迹时，被病房护理人员阻在门外而爆发争执。主治医师胡维恒就带我们几位住院医师，在病房门口与他们争论。最后，他们才悻悻而去。
这二件事件，都是发生在叶英堃教授创立和担任台北市立疗养院院长期间。在戒严时期，对叶院长能够挡住压力而维护病人权益的勇气和坚持，我们都满懹尊敬。也可看到当时精神科医师应有的职业道德和尊严。
真正改变的开始，是在李登辉总统时代。干扰总统府危安的精神病人，已改由警察要求家属带病人就医。精神卫生法，在1990年正式公布实施。虽然，经济的富裕加上人权、法治观念的改善是立法成功的因素，不过，1984年萤桥国小悲剧造成的强大民意压力，应是促成及早通过的重要推力。精神病人的就医问题，才逐渐受到正视。虽然仍发生1998年的北一女泼酼酸事件，不过，精神病人的受/就医权益，已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
「摇摇哥」的争议，我看到的是对精神卫生「法」的二个极端冲突想法，却忘掉了「法」的目的和精神。公权力和支持的一方，希望扩大适用范围；非公权力和反对的一方，则希望限缩适用范围。也许，大家都需要冷静、理性的思考，以获取合理的共识。就此个案，我想提出个人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依现行的精神卫生法，强制就医需符合二个条件：1.严重病人；2.需有自伤、伤人或之虞者。以「摇摇哥」个案来讲，北市社会局希望未达自伤、伤人的标准，即可强制送医；政大师、生，有多达千人则「作证」摇摇哥没有危险性，也从来不曾伤害自己或他人，支持他可以拒绝强制送医。摇摇哥是否真有「病」？，或者，他需要不需要接受「治疗」？反而未被严肃讨论。
扩大适用范围，是行政机关希望便宜行事，甚至带有极权心态，可能造成侵犯人权之虑的倒退行为。松绑条件，是否会因为被误用，而造成无关人等的人权被侵权伤害及压缩真正需要治疗病人的预算、经费，亦是必须严肃考虑的问题。反对者见诸媒体的理由，则亦有待商榷。若，摇摇哥真的有病，他需要的是适当、合理的医疗，而不是他「需」、「不需要」治疗。对不幸生病而难以正常、适当保护自己权益，或因病而非自愿伤害他人的病人，舍弃其应有的治疗权而任其自生自灭，真的能算是保障「人权」吗？作证不会自伤、伤人，真的能保证吗？一旦出事，病人不是又被不公平的对待和污蔑、仇视？
对精神病或疑似精神病病人精神病行为的处理，其实，远比其他精神疾病、物质滥用/成瘾或人格障碍等单纯，成效亦相对较好且较能预期。对愿意接受治疗的病人或疑似病人，由自己或由家属陪同就医，不应受到任何干扰或限制。对无病识感，拒绝就医的病人或疑似病人，若出现异常行为且影响到他人时，某种强制性的保护（限制），促其就医，可能具有其需要/必要性。例如，家属或善意的第三者，发现有人（病人或疑似病人），在家里或公共场所出现较持续性的、令人担忧的、难以控制的精神异常行为时，可以通知警察帮忙处理。若警察发现个案为疑似病人，且有自伤、伤入的行为或有此疑虑时，可以采强制送医途径，由医院依法进行评估及决定是否强制住院的流程。若无上述忧虑，警察则通知家属带回。必要时，恊助家属带当事人就医。
这是在八0年代中期后，我在参与卫生署精神医疗䆺议小组时，成员在多番讨论后的规范建议。较引起争议的是，家属或善意第三者的通报，因未有精神科专科医师的诊断，可不可能发生误报？应不应送医？如何送医？在考虑病人就医权利和公共利益间的平衡后，提出设有紧急强制就医的机制，让医院可以有短暂、必要的医疗鉴定、评估（必要时，可开始治疗）的观察期，过滤和降低错误。至多在七天内，必须由二位专科医师做出判断，来决定被鉴定者需进入强制住院的流程继续治疗或让其出院。这是以医疗为目的、主体，当时所获得的共识。也成为1990年精神卫生法的基本蓝本。
真正造成改变的是马政府时代。在高调提倡所谓保障人权的口号下，卫生署对精神卫生法做了修正。严重或疑似严重病人，必需有专科医师的诊断，且需有发生（或可能发生）自伤或伤人的状况，才能强制送医。换句话，家属或善意第三者的通报，若无法具有前述条件，皆被排除。诊断及强制观察、鉴定的暂时性安置措施，也被缩短且需经过层层关卡的院外通报和审核。紧急安置二天内必须由二位专科医师鉴定是否要强制住院，若逾五日未能得到结果，即必须让当事人出院。强制住院的申报，还必须经过法官审理、判决。时间的缩短和繁复相关法律程序、申报表表格的大量增加，会不会造成强制住院个案错误率虽减少，却排除或限缩了更多病人可能该有的就医权利（新制后，强制住院明显减少）？我不敢断言，不过，过多的非医疗因素，明显的干扰了医疗的正常运作，却是事实。
精神病人的强制就医，本来就不应该是医疗问题。因为，以医师的立场，任何病人都应该受到应有的医疗。精神病，和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一样，是一种病。同样应该/必需接受长期规则治疗。预后，也不比上述等疾病差。问题只在于，有、无强制就医的措施而已。缺乏病识感、不依医嘱服药，哪种疾病病人没有出现这些状况？唯一的差别，只在于精神病行为（症状），影响自己和他人的层面，可能较广、较复杂及较严重而已。在长期负向的偏见社会环境下，精神病人的治疗，并没有得到类似其他疾病应有的就医权利。强制就医，必需以医疗为主轴，在病人就医权利和公共利益间取得合理的平衡。社会也必须在获益-代价（benefit-cost)的衡量中，寻求和取得该如何实行的共识。
我不赞成松绑强制住院的条件，也反对扩大其适用范围。我只希望对病人或疑似病人的送医条件、过程，能够有更合现实和不违反医疗原则的规范。虽然家属或善意的第三者，对精神病的诊断可能不太清楚，对可能造成的潜在风险评估，亦不像立法者那么「专业」。不过，对异常精神病行为的认定，除非是恶意或别有用心，其错误率其实并不高。因此，让家属和所有善意的第三者，适度的参与个案送医的过程（如，善意的通报，让疑似的个案得以送医接受该有的评估、治疗），对病人和社会，应皆有正面的功能，值得大家思考。
生「病」，并不是犯「法」。「强制」就医，虽然在短期内限缩了病人的某些权利，却保障了他/她应有的就医权利，也降低对自己和他人的可能伤害。
（来源：新公民议会http://newcongress.tw/?p=6892 20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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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在邵阳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病房内，周剑和妻子周迎花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悉心照顾着两个受伤的孩子。两个孩子躺在床上，表现出一种无助感，伸出手来想要寻找安全感。夫妻俩看着孩子这样，难过得掉眼泪。
两个孩子早上被砍伤
周剑家住隆回县六都寨镇，家庭困难，与亲戚一家住一起。两家共12口人就住在一间几十平方米的土砖房内。因为是亲戚关系，他们平时相处融洽。生下两个孩子后，周剑夫妇便外出打工，两个孩子跟着奶奶在家里生活。
4月13日早上，奶奶戴站花在东头的厨房里给两个孙子一边做早餐，一边等校车来接孩子，两个孩子则和另一个孩子在西头的厨房里玩。
这时，天真的孩子们并不知道，一场噩梦正朝他们走来。
7时40分左右，在家里睡觉的周小军听到外面很吵，赶紧出来，只见母亲安维芬拿着一把菜刀，两个侄子倒在血泊中。周小军赶紧夺过母亲手中的菜刀，叫人喊医生过来。
村医周后升赶到现场，发现两个孩子头上血流如注，迅速给孩子们上药裹纱布止血，并且开车将孩子们送往隆回县人民医院。
戴站花看到两个孙子被砍成这样，痛哭不止。她说，砍孙子的人是自己的妯娌安维芬，去年曾经因为精神恍惚在外治疗过一段时间，回来后情况一直比较好。4月13日早上，安维芬还给了两个孙子一人一瓶牛奶。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小孩在现场，看到安拿起菜刀就跑了。可戴站花的两个孙子没弄清楚情况，来不及跑，便遭到了这样的惨祸。
两个孩子伤势严重，大孩子周志远被砍19刀，小孩子周志鸿被砍13刀，隆回县人民医院医生建议转至上级医院。当日12时许，孩子们被送到市中心医院。医生经过长达7个小时的手术，才将两个孩子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在外务工的周剑夫妇得知孩子出事后，马上赶回邵阳。
目前，行凶者安维芬已经被送到隆回县魏源精神病医院。
众人献爱心挽救两孩子
周剑说，周志远今年7岁，周志鸿才4岁。他和妻子在外务工，每个月收入也就七八千元钱，几乎都花在了两个孩子的身上，家里存款少之又少。
村医周后升得知周剑家里条件不好，当日下午，他便在自己开的诊所里募捐。小志鸿的幼儿园老师们知道该情况后，也为了两个孩子奔波着。附近村民纷纷伸出援手。短短一天，两个孩子就获得了83539.99元捐款。
两个孩子的主治医生刘浩宇介绍，经过手术后，两个孩子病情还算稳定，只要孩子们不再颅内出血，治愈的希望就很大。
（来源：邵阳新闻http://toutiao.com/i6274699413768110593/ 2016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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