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特别采访：
一、2015年的被精神病们
二、受害者访谈
三、本月被精神病动态
四、精神病人权益
五、评论呼吁
六、民间行动与倡议
七、域外传真
2015年11月号
主办：民生观察工作室
编辑：刘飞跃 晋贤
本期封面：张文和
分类： 第四十一期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总第四十一期）
本刊专访第四次被精神病归来的北京老资格民运人士张文和
感谢主，我的身体还行，这次在医院中药量不大，每天4片，我出来后就停药了，停药了还不行，因为睡不着觉，只好继续吃药。”
张文和，男，61岁，回族，50岁以前信仰伊斯兰教，51岁以后皈依基督教。北京通州人，2014年1月24日，张文和等15名家庭教会基督徒及慕道友在他家聚会学习《圣经》时，被北京通州区梨园派出所从家中抓走，2月24日被释放，3月3日被通州公安局警察送到昌平区精神卫生保健院进行强制治疗，2015年11月18日由其子在警察的允许和监控下接出。《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前往他家中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
这位已经61岁的老人，打开门笑呵呵地向笔者伸出双手：“你好，欢迎欢迎”。说着就像久违的老朋友一样把笔者带到客厅，指着桌边的椅子说：“请坐”，顺手提起早已准备好的茶壶，给笔者斟了一杯热茶。
这时，客厅的对面传来一声：“来啦！？”顺着声音看去，才发现对面单人床上躺着一位年老妇女，一眼便看出体质很弱，笔者忙起身打招呼。
“这是我前妻，”张文和向笔者介绍，“她现在身体特别差，生活不能自理。我现在被释放了，儿子希望我把他母亲服侍好。她是个虔诚的穆斯林，非常有爱心，她很认同我的一些理念。”
很多朋友都喜欢跟北京人聊天，因为他们热情的态度、坦率的性格，根本不用提问，好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很希望干干净净地把自己的全部生活都拿出来跟你分享。已经四进四出精神病院的张文和，依然改不了老北京的这个习俗。在感谢各界对他的关心之后，娓娓道来这一生像小说一样的经历。
张文和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正是中国各种政治运动频发的时期，政治迫害遍及城乡，人民生活异常艰难。在文革之初，被抄家、父母兄姐被打被斗，而那时的他才十二岁，靠打草卖草、捡拾废纸卖给废品收购站维持生活。父母怕他被打上“破坏大字报的现行反革命”，叮嘱他不能捡拾掉在地上的大字报。一斤青草卖四厘钱，一斤废纸卖三分五厘钱，尽管每天努力劳动，收入也很少。十六岁以后，下乡插队，刚去几天就被批斗，之后与“地富”及“地富子女”一起在砖窑劳动，又苦又累，收入也不多，他就是这样走过了青少年时代。
张文和说：“长大后我就想，是什么原因让老百姓生活得这样苦、这样难！慢慢地，我懂得了，老百姓的苦难是共产党的独裁暴政导致的，于是我以后积极参加了大陆的人权民主运动。我在1979年1月参加了中国人权同盟，积极地参加了西单民主墙的集会。我参与筹建‘在京上访人员联合行动委员会’，计划在中南海门外进行静坐请愿，要求中共政府为饥寒交迫、处境悲惨的在京上访人员解决食宿问题。后来由于民主墙运动在全国各地影响扩大，中共的公安部在1979年3月抓反革命，首先在北京抓了几个，其中有魏京生、任畹町和我。中共的检察员起诉我‘里通外国、出卖国家机密，攻击共产党、污蔑社会主义，煽动上访人员扰乱社会秩序，建立反革命组织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在关押了我19个月之后，中共称我有精神病，将我送进了延庆监狱中的精神病医院，进行‘强制治疗’。这是我第一次‘被精神病’。1981年6月被释放后，本来打算继续参加人权民主活动，但已经高龄的父母非常着急，说：‘我们都老了，又有病，难道你真的愿意在我们病重的时候，在我们去世的时候，你还在监狱里吗？’”。
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张文和后来没有再参与人权民主活动。直到2001年母亲去世后，他才重返维权战线。
“可时光已逝，江山未变，2005年国民党主席、副主席及亲民党主席访问大陆时，我被公安软禁。2006年，高智晟律师发起‘接力绝食反抗暴政’时，因为参加接力绝食，因为去探望高智晟律师，我被公安软禁两个多月。2007年，陈光诚在狱中时，因为去探望陈光诚的妻子和女儿，我被第二次送进精神病医院。2009年，胡佳在狱中时，因为去探望胡佳的妻子和女儿（被警察拦在楼门外），我被第三次送进精神病医院。这个社会根本没有人民的政治上的自由和权力，公安局肆意践踏人权，他们的手段很毒辣，把我这样的人关进精神病医院进行强制治疗就是其中的一种。”。
2014年2月24日张文和被从看守所释放后，依旧不自由，处于被软禁状态。3月3日，通州区梨园派出所在没出示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把他送进北京昌平精神卫生保健院，张文和开始了第四次被精神病的生活。
而早在1月24日张文和等15名家庭教会基督徒及慕道友被抓之前，张文和就被通州警方用警车强行带到北京市公安局精神病强制治疗管理中心的司法鉴定中心，由三位警察给他进行鉴定。可以说这次关押他应该是一个预谋已久的产物。
而就是这么名义上的鉴定，鉴定书至始至总都没有给到张文和及家属，在住院期间，他还是免不了被吃药，一天4片，这种连续的吃药，给他的神经造成了很大的后遗症，由于长时间对药物的依赖，出院后每天不吃药反而睡不着了！
这次看押他的医护人员态度和医院环境稍微好了一点，少有护士随意殴打病人的情况，也给张文和眼镜让他看书写字，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医生们没事了围一圈看他写东西会提醒：“老张，少写点骂政府的东西，写多了我们不好交差不是”。
张文和说：“最近的这次强制治疗比起前几次，稍好一些。以前的那些护士经常打骂病人，而昌平区精神卫生保健院一病区的医生很好，大多数的护士也不错，护士打骂虐待病人的现象很少。”
由于张文和常常被执行强制治疗，前妻病重需要有人照顾。他们唯一的儿子张驰，始终处于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后也患病住院。张弛出院后，家里面的母亲需要有人服侍，自己也得出去找工作生活，在这种压力下，张弛向通州公安局提出释放父亲回家帮忙照顾母亲的申请，提出消息10天后得到可以释放出院的答复，11月18日在警察带领下，张弛接出了关押了近20个月的父亲张文和。
站在笔者的角度看，对于现在的张文和来说，家庭是第一位的，他这个为人夫、为人父、为人爷爷的人，也许真的需要转换生活状态了。因为参加人权民主运动，他已经失去了太多的自由时间，现在应当是陪陪家人的时候了。但他说：“有时间还是想做点事情。”
回目录为妻儿告政府 重庆李家坤成精神病院内的“特殊的病人”
李家坤，男，生于1951年，是重庆市麻柳乡家园村4组村民，由于妻儿溺水死亡如今只剩他一人孤零零的居住在柳盛街大桥头院5楼。李家坤时常进京上访，检举、控告政府贪污修桥款造成他的妻儿溺水死亡的事实，因此遭到多次拘留，还被政府关进精神病院。近日，刚刚走出精神病院来京上访的李家坤向本刊志愿者讲述了他的不幸遭遇。内容如下：
李家坤说，事情发生在2007年的6月，我儿子李小林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重庆市开县临江重点高中，我一家人都很高兴，可家里贫寒，懂事的孩子决定在暑假期间进城打工挣点钱，添补学费。6月22日上午，我妻子向世碧送我儿李小林去汽车站，路过中河坝河时，河水上涨超出路面，只好趟水过河。我妻子、儿子二人行至河中间时河水陡涨，被河水冲倒卷走，经过4天4夜的打捞才把她们娘俩的尸体捞上来。这从天而降的横祸，让我痛苦的生不如死。
办完妻儿的丧事后我就开始逐级反映麻柳乡政府贪污、截留建桥款，导致我妻儿死亡。因为2000年麻柳乡政府就做了规划要修建公路，在中河坝河上建桥。当时还让村民集资修路，我村800多人，每人向乡政府交了1200元修路款。这之后乡政府又以修路、建桥的名义向重庆市扶贫办申请到495万元资金，只修了20多公里路也是我们老百姓出工修的，但至今也没有修建中河坝桥，只在河面上铺了些沙石水泥，每逢夏天雨季河水上涨，我们老百姓外出都很困难，经常有淹死人的事发生，因此乡政府应该为我妻儿的死负全责。
我多次找麻柳乡政府领导解决此事，领导们一直推拖。迫使我从2008年到现在一直上访，为我妻子、儿子讨公道，但至今没人管。2015年3月5日，我没办法只好到美使馆上访被北京警察送到久敬庄， 2015年3月11日我被接回去后开县高桥派出所开出了拘留证，说要拘留我7天，但没把我送到拘留所而是关在一个宾馆，我的所有随身财物被抢走，身份证也让他们抢走了至今没给我。13日早上，高桥派出所副所长带人强制把我送到重庆市精神病疾控防治中心做精神病鉴定，任我怎么解释没病不需要鉴定也没用，医院还是配合警方给我做了鉴定，也没给我鉴定结果。
11月15日早上8点45分，高桥派出所的人打电话让我去派出所补办身份证，拍完补办身份证的照片我往外走到派出所大门口，一个警察叫麻柳乡民政办的武学刚和3个不明身份人员把我搞上车拉到了重庆市开县精神卫生保健院。刚一下车，两个黑社会的人把我按倒在地，一个人还把屁股坐在我头上，把我双双使劲拧到背后押进精神病院的屋子里。
医生问明情况后不愿收我，武学刚他们不走，最后医生说“非让我们收也行，这是政府行为，出了事你们得负责”并让武学刚签字。之后医生给我检查身体，我告诉他我胳膊痛，第二天他们带我去开县人民医院检查是骨折了，也没给我看就又拉回精神病。我借机给女儿打了电话，告诉她我现在的情况，我女儿找到医院责备医院不该收治我。11月19日我女儿一家人又找到乡政府，政府的人都躲着不见面，我女儿一家人就在政府等着要说法。等到第二天乡政府的纪委书记和派出所所长跟着她们一起到开县公安局，结果还是不让放我，直到11月24日医院才把我送到乡政府。这里的医生还有点良心，给我开了药我不吃，医生还告诉护士“这是个特殊的病人，不要管他”。
我现今孤身一人，没有生活来源。去年地方政府因为我上访，把我应得的救助款也给取消了，这让我更加憎恨贪官，现在我和几个村民联名在告。他们滥用职权、贪污成性、诈骗人民和国家的钱财，违法的事情做的太多了，我立誓一定要把当地政府该修桥而没有修桥，造成我妻子、儿子遇难的真相公布于众，追究腐败贪官的刑事责任，给我妻子、儿子一个公道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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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精神病家族中的新成员：湖北十堰市竹山县王守安
王守安，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罗家坡村一组农民，1965年11月12日出生，今年整整五十岁。2005年一边务农的王守安一边做起了贩卖绿松石的生意，谁知就是这件事改变了他的命运。
2005年8月，王守安发现他购得的绿松石二次被盗，他怀疑是同村三组的张世红所为，于是找到张世红双方发生了冲突撕打，结果王守安被行政拘留十日。在王守安被拘留案中，罗家坡村民喻成珍、何耀芝出示了书面证词。王守安认为正是喻成珍、何耀芝的证词导致了他被拘留。于是王守安多次找到喻成珍、何耀芝二人质问，2006年6月19日喻成珍诉王守安到她家将她打伤，后喻成珍被鉴定为轻微伤。2006年6月28日，王守安被竹山警方抓捕，随后被刑事拘留。就是因为这个殴打证人轻微伤的案子，王守安最终被十堰市中级法院以打击报复证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在湖北省襄北监狱坐牢两年，王守安的妻子刘成银也因此案被判刑二年缓刑三年。王守安说除了牢狱之灾，他身体因这件事也垮了，现在被鉴定为四级伤残，不得不靠拐杖行走。对于致残的原因，王守安说是被警察打的，一是2006年6月28日抓捕他时警察对他进行了殴打，二是在看守所期间他遭刑讯逼供被戴铐子造成的。到襄北监狱后，监狱方面就为他配了拐杖。
对于这样一个轻微伤的案子，在自己双腿残疾的情况下被判刑二年，王守安认为自己坐了“冤狱”，为此他走上了上访这条不归路。王守安多次找各级相关部门解决冤假错案问题，但没有人接管此案，却经常发现有人跟踪他，王守安这才明白他成了当地重点维稳与监控对象了。一次一次的上访，是一次次的打压。王守安说：“到北京、武汉上访时，都被地方官用钱请黑社会强行抓回关押到麻家渡福利院，并被派专人24小时看守，地方官采用棍棒、捆绑、搜身、殴打、没收毁坏手机和证据材料，半夜用车拉到水库边以死相威胁，逼着我们与他们签订违法的息诉罢访协议书 ”。 王守安上访最近的一次殴打发生在2015年11月11日，当天上午他到湖北省信访局上访时，因对信访局刘处长的答复不满意他就拒绝离开，刘处长便打电话叫来了十堰市驻汉办的人员。十堰市驻汉办的人员来后就雇请了四名黑社会背景人员将他拖了出来，同时对他一顿殴打，然后将他送往汉口火车站遣返回十堰。
2015年11月17日，王守安再次来到北京上访。在北京南站，一名自称是中央巡视组的女人接下了他的材料，然后叫来了四个人将王守安带上车说是解决他的问题。但最终的结果是王守安第二天被这四个人押回了麻家渡镇政府，麻家渡镇政法委书记田长国当时在政府门口接下了车辆，王守安亲眼看到押送他的四人收下了麻家渡镇政府人员的钱。到达麻家渡镇后，王守安即被田长国、罗家坡村主任等人带到了老地方——麻家渡镇福利院。在福利院，镇、村的干部日夜对王守安进行轮班看守。
五天后的22日上午，田长国、麻家渡镇政府一名毛姓官员，及罗家坡村主任三人突然将王守安从麻家渡镇福利院提出，送到了竹山县精神病院。到医院后，王守安就被戴上手铐进入了病房，然后铐在病床上打了一针，于是王守安就昏了过去。王守安说发生这一切时，田长国等官员都在场。当天晚上醒来，王守安发现他就在精神病房，房内还有二个真正的精神病人。接下来的三天，王守安继续被打针输液。
从福利院离开后，王守安的妻子刘成银和委托人程柏清四处找他，24日最终在竹山县精神病院发现了他。于是他们质问精神病院说王守安从没有精神病，凭什么把他关在精神病院？！二人要求立即释放王守安。在家属的压力下，竹山县精神病院出示了一张王守安的“病情证明”，并将他释放。
这张由竹山县精神卫生中心――竹山县精神病院11月24日作出的所谓“病情证明”很简单，但对王守安的未来来说却极可能造成重大的影响。该证明诊断王守安患“偏执性人格障碍”，建议住院治疗、心理治疗。也许正是这一纸所谓的证明，将为王守安开启再入”疯人院”的大门。
但王守安告诉我们，他在竹山县精神病院三天没人给他做精神病鉴定，他不知道那纸证明书如何而来的，他一再对本刊说他没有精神病。本刊在与他多次的谈话中感觉他是一个思维清晰，正常的人，而不是一个精神病人。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网络月刊
文风
王守安的相关情况请风：
湖北竹山县农民王守安、刘成银夫妇不服有罪判决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50/2015/0702/12723.html
湖北省委书记到访竹山县 访民王守安夫妇进派出所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2015/0812/12966.html
湖北十堰竹山县王守安:上访仍无果 性命亦难保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50/2015/0706/12744.html
回目录云南红河州丁红英因讨债上访20余次被关精神病院
欠债还钱，应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家住云南省红河州石屏县为民巷三元街1号粮贸宿舍1单元3楼1号的丁红英，却因为讨要欠债惹了麻烦，并因此20余次被关精神病院。
在丁红英给我讲述她的经历时由于她一口地道的乡音，有些话我难以听懂，她不时在纸上写着让我看。她说，我原来是建水县百货公司职工， 1993年公司经理曹洪代他表弟向我借了25000元钱，说是给孩子读书用的。1994年我要收回借款惹恼了他们，他们还给我家投毒。丁文英强调，她反映的投毒的事是有事实依据的，她还拿出了1999年8月24日石屏县医院的一份出院证明，出院证上诊断一栏里写的是“皮肤农药中毒”。丁红英为此不断上访，她说我告状没人管，公安局、信访局都不管，都包庇他们。还说我有精神病，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关了20多次。我1996年退休，每月少给我200多元的退休金，也没人管。
我记得一次是在建水县信访局，他们把我送到了云南省红河州精神病院（红河州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病院主治医师人还好，说我没有精神病，不会给我乱治，他给我用的是解毒的药，让我回头跟政府的人走，给我解决问题。过了1个多月医院让我自己走了，记得出来那天是1997年12月30日。第二年建水县东正路派出所又把我送进去了，精神科不收，医生说不会医我的病，让给解决问题。后来建水县信访局把我送到黄土坡精神病医院，说让我一辈子关在精神病院里，医生说不可能，他们走后医生叫家里来人把我接走，我妈过来把我接走的。2004年还送过一次。2007年在昆明火车站被信访局和公安局的人抓住，一天没让我吃饭，下午3点多建水县信访局把我送到红河州精神病医院关了1个多月。
2010年1月，我老公病了，看病的待遇没给他，我到省政府反映，卧龙镇信访局和派出所的4个人把我送到了红河州精神病医院。医生和主任都不收，是医院的副院长叫收的。当时我家里也不知道，他们说让我姑娘签字，我说要送就送不要祸害我姑娘。他们还说逼着我姑娘签字，我姑娘要是不签字就不让我姑娘工作，我姑娘是教师，没办法只好签字。
这次在医院也没给我检查，逼着我天天用药，用了药心里上下不安。我说我又不看病干嘛老让我用药？他们说，没办法，不这样我们饭碗就掉了，后来就不让我强用药了。在里边呆了一个多月，姑娘把我接出来的，是3月份的时候。我在里边关着，我老公告他们侵犯人权，他有知识，他是从石屏县粮食局副局长位子上退休的。
2011年2月在昆明市，信访局和派出所又强行把我拉去关那个疯人院，把我手脚绑在床上一晚上，天亮8点钟才把我放开，3月份的时候才把我放出来。2012年也是2月份把我在昆明市的街上抓住的，3月份出的精神病院，也是关了1个多月的时间。2013年的一天，我在家里卖点小百货挣医药费，政府的人强行叫我收回去，用派出所的车把我送到红河州精神病院的。有一次我在家里他们把我家门锁打烂强行拉我去关押那个精神病院的，这是曹洪他们买通政府干的。这一年我被他们关了好几次精神病院。2014年也有关过，2015年6月在昆明的旅店把我抓住拉回来关在那个医院10几天，总共关了我20多次精神病院，日子我都记不清了。
“她的一份出院证明上记载她在2015年2月26日被送到红河州精神病院，3月24日出院，出院诊断是：1、妄想性障碍，2、高血压2级。她女儿办理的出院手续”。
丁文英回忆，这次也是在昆明的旅店给抓住押回来送到那个医院的，在精神二科关押。都是她姑娘签的字送进去的，也是她接出来，没办法这是政府逼得。丁文英说我也不敢在家住，逃到外地去住还老让抓回来关精神病院，好在还有命，医院也不让我强吃药了，开了我也不吃。
但这并不是她的全部经历，她还因上访被多次殴打，限制人身自由。
内蒙杨金枝上访最高法被送进精神病院
“侵害我到现在30多年了，一直伸冤无门，政策法律讲的那么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讲的，坚决纠正冤假错案，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实际上是发现一起打走一起，赶走一起”。
这是上访30多年，被关进精神病院的老访民杨金枝在本刊志愿者采访她时她说的几句话，她认为她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政府伪造债务，法院枉法判决做帮凶造成的。
经了解得知，杨金芝原籍是山东省掖县，后随亲属到内蒙居住并嫁到了内蒙。1982年杨金枝把户口迁往夫家所在地内蒙古牙克石市。因为性格的差异他们夫妻经常争吵最终导致离婚。在离婚诉讼中，当地法院不但剥夺了她对2岁女儿的抚养权，还剥夺了她所有的财产权。杨金芝不服判决，依法申诉到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个过程中她被放进案卷里的户口不翼而飞，从此成了一个黑户。
从1986年起，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高法），多次以 “不听劝告，长期滞留在京不走”为由指令北京市公安局将杨金枝收容遣送，并让当地法院做好杨金枝的息访罢诉工作，使其勿再来京上访。而这次杨金枝被北京市公安局送到北京市昌平收容所关押2个月后才获自由。此后杨金枝几乎每次到高法上访都被收容，一次最长收容时间达74天，共收容40多次。
但灾难远不止于此，2002年11月14日上午，杨金枝又到最高人民法院，刚到附近的正义路口就遇上警察查身份证，杨金枝连户口都没有更没法拿出身份证，警方辗转把她交给了建国门派出所，一直关到15日晚上，都没让她吃饭、喝水。还踢打她，斥责她是无理申诉。当晚杨金枝被建国门派出所送进了北京市昌平收容所，收容所医务人员告诉杨金枝，“不允许你上访了”。
带着疑惑和不安杨金枝等到了11月28日，收容所让她拿东西上车，杨金枝发现车上还有其他省份4个访民，他们一起被送到北京市昌平精神病院。下车也没让她拿她的东西，过来两个男人直接把她拖进了屋。
杨金枝说，当时我看见屋内的人都被捆着，我也被捆在床上灌药。灌药后感觉胸口痛，忍不住的呕吐，吐了护士还往我嘴里灌药，并查看我有没有咽下去，不咽就会挨打，逼着喝水往下灌。吃完药后整个嘴都麻木了。绳子勒的很紧，手都痛了，求了几个能走动的人给松点绳子都不敢。
每天等到早饭时才给解开绳子，下午5点晚饭后又捆上，这样捆了我28个小时，捆的两只手又痛又肿。和她一起去的上海女访民绳子当时没解，她受不了这折磨哭求大夫一针把她打死算了。就这样杨金枝在恐惧和哭号声中熬到12月20日才被遣送到昌平收容所。
杨金枝说，1984年在她和丈夫肖长发的离婚诉讼中，牙克石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时就没有考虑她的要求和利益，把她们的财产全部判给男方，判给她的只是自用的衣服被褥，还有300元生活费。让杨金枝更为意想不到的是，她为了争得2岁女儿的抚养权及应分得的财产权上诉到呼伦贝尔盟中级人民法院后，呼伦贝尔盟中级人民法院1986年的改判结果竟连一审判决给她的那点少的可怜的利益都没保住。还突然冒出根本不存在的要共同偿还的几千元债务。
在穷尽法律程序后杨金枝开始上访，牙克石市政府为了阻止她上访，注销了她的户口，把她的户籍证明装进她的法院卷宗里，在杨金芝上访维权过程中，卷宗被调来调去，户籍证明被丢失。现在近60岁的杨金枝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明、没有工作、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在北京流浪、上访近30年。
30年来，她无数次找各级政府讨要户口，但最终都被推到注销她户口的牙克石市去，牙克石市政府给她的答复是“只要你息访就恢复你的户口，要不你就那么呆着吧”。杨金枝不甘心，可是没有身份证哪个信访接待窗口都不让她进去，为了反映自己的冤情，杨金枝不得已拦截领导车辆被警方数次拘留。
最后杨金枝说，上访接待窗口没有户口身份证都不让我进，久敬庄、马家楼没身份证都不要我，多次拘留我，关进监狱里不要身份证。这就是政府和公检法打着维护人民权利，维护法律的名誉旗号，实际他们净迫害冤民迫害我，现在我伸冤无门，就是乞讨流浪，求社会各界关注！
回目录被精神病强制关押的北京前西单民主墙斗士张文和获释
（维权网信息员赵一德报道）2015年11月24日，北京通州的前西单民主墙斗士、民运人士在2013年因被精神病被关押的张文和获释，目前正在家中休整。
张文和，今年61岁，北京通州人，回族，50岁以前信仰伊斯兰教，51岁以后皈依基督教。1979年1月他在北京参加了任畹町等人发起建立的中国人权同盟。在那个时期，他参加了西单民主墙的活动；他在来京上访的人们中进行调查和串联，计划成立“在京上访人员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合在京的人权民主人士，去中南海门外静坐请愿，要求中共政府为饥寒交迫、处境悲惨的在京上访人员解决食宿问题；他曾寻访串联相关人士，计划建立“兴中会",开展进行民主活动。因这件事，他于2004年曾被“精神病”关押33个月。
2014年1月24日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圣爱团契在他家聚会学习《圣经》时，15名基督徒及慕道友被抓进派出所；26日其中张文和等13人关进北京第一看守所，以“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1个月。
2014年2月24日张文和出狱后，如同所有教案受难者一样，依旧不自由，被软禁，即使去看病也不被允许，为此张文和表示抗议，在3月5日北京通州区梨园派出所在没有出具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以谈话为名，用警车强行把张文和带到北京市公安局精神病强制治疗管理中心的司法鉴定中心，由三位警察给他进行鉴定。张文和随后被关进北京昌平精神卫生保健院，至今已经1年9个月，期间教会弟兄姊妹几次去探视张文和，多次不让见。
张文和电话：15330267929来源：维权网http://wqw2010.blogspot.sg/2015/11/blog-post_707.html
回目录浙江诸暨李小萍在押精神病院
【天网浙江讯2015-11-09】今天夜间，浙江诸暨徐斌致电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我妻子李小萍在押精神病院。来电称，浙江省诸暨市政府和诸暨市浣东派出所在没有李小萍本人及丈夫签字的情况下，于8月22日在北京被非法绑架后，又一次被精神病。现关押在浙江诸暨第五医院精神病院。
来源六四天网：http://64tianwang.com/bencandy.php?fid-5-id-21745-page-1.htm
回目录北京9男断肋骨 景正穷押四川三台精神病院
【天网四川讯2015-11-05】今天上午，四川绵阳维权代表杨秀琼【绵阳杜立端建百亩小产权房 淹杨秀琼包产地】致电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今天凌晨5.02分，四川绵阳杨秀琼，张瑞银，陈天茂，三台县邓大贵4人前往绵阳市三台县精神病医院，看望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景正穷在京遭欧打情况。
据悉，11月2号下午13时30分，景正穷一行4人于在北京永定门长途汽车站对面人行道，遭到一15坐商务车上下来9男子绑架，抢窃随身财物，其中景正穷呼救被抓上车时遭5精壮男子按倒该车坐位间隔处拳打脚踢【四川绵阳6人北京遭殴打押返 景正穷住院】，并威胁其他被抓人员说：你们老实点，这就是下场，在他们的威胁下无人敢反坑，于是将他们拉至有很多树子的地方又押了两个女的上车，而景正穷一路求助告诉押送人员他伤痛难刃无人管，狂奔20来小时后于11月3下午14时许直接送往绵阳市三台精神病医院四楼2号病房。
今天早上5.20许，通过景正穷的主管医生了解到景正穷的右侧肋骨，骨折多处软组织错伤，现今住院费是三台县政府支付的，经过与医生勾通后同意我们进去一个人探视，于5.30许我进病室见到了景正穷，问了他的情况于5.40许离开三台精神病医院医院。来源：六四天网http://www.64tianwang.com/bencandy.php?fid-5-id-21729-page-1.htm
回目录病情严重治疗无望 90后精神病儿被父杀死
“自己消失了”——这似乎是村子里的那些“神经头”，让亲人们回归正常生活的最“仁义”的方式。
河南省平顶山宝丰县翟庄村，当地人管患精神病的人叫“神经头”。2015年10月3日晚，这个村子里一个22岁的“神经头”彻底消失了。10月4日警方发现时，他已死于10公里外的一处机井内。
在案件告破前的20余天里，村中甚至没有人注意到，那个患病十几年，常在村中水泥路上大笑、骂人的“神经头”不见了。
没有人想要见到他，包括他的父亲。
10月27日，其父王军于家中被捕。警方在通告中将王军的杀子动机描述为：因被害人有精神病史，其行为经常对家人构成生命威胁。王军对杀害儿子的行径供认不讳。
而在村民和亲戚的印象中，王军却是一个连鸡都不敢杀的“老实人”。他曾带儿子看病，却因为无法承担的治疗费用而放弃治疗﹔在去打工的路上，病情复发的儿子砸折了他的肋骨﹔当发病的儿子拿着菜刀威胁他和妻子时，他开始担心，迟早有一天他会控制不住儿子手中的那把刀。
父亲王军发现，他已经无力拯救他那正在失控的儿子和家庭。
1、 最后一次“看病”
2015年10月3日傍晚，翟庄村东村口的大片麦田已完全淹没在黑夜中。离东村口不远，王军和他那患有精神病的儿子住在一个刷着暗红色油漆大门的院子里。晚上7点左右，王军推开那扇门，启动了停在家门口的摩托车。王军跟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儿子王健说，要载他去“看病”。
实际上，王军已经有半年没有带儿子看过病了。而这半年却是王健犯病最厉害的时候。
沿着王家门口的水泥地向西大概六七间房的距离，是王健姨妈李艳芳的家。每当邻居听见王健在家里“闹得厉害”时，就会跑来叫她去看看。
“健健拿着菜刀追着俺姐砍，他俩在院子里转。”李艳芳神情紧张地压低了声音，就像王健还在她眼前一样，“还有一次，我跑到他家时，看见俺姐的小儿子正跪在地上向他大哥求情，说：哥，哥，不要砍咱妈了。但健健说，非要俺姐也给他跪下才行，结果俺姐就给跪了，他才把刀放下。”
“他不‘神经头’时像人，一‘神经头’就不像人。”在翟庄村里，人们称呼精神不正常的人为“神经头”，在一位的村民印象中，这个姓王的“神经头”已经得病十几年了。“我姐姐家早就不成个样子，家里面那些凳子、电饭锅都叫他给砸了，床也撞坏了，我就跟俺姐说她家早晚得毁在健健手里。”李艳芳说，“他一犯起病来，直接吼他爸妈的名字，不喊爹妈的。”
最近这半年中，李艳芳曾3次看见外甥拿刀威胁姐姐和姐夫。今年22岁的王健，正值壮年，她拦不下。幸运时能碰见没有外出打工的中年邻居来帮忙，但大多数时，上了年纪的村民们也只是围在院子外面瞧瞧，或是吓得跑回家。实在没办法，她就跑到大哥家，叫他过来“吓唬”他。李艳芳发现，王健“怕恶人”，怕比他厉害的人。而姐姐李素英和姐夫王军却都是“老实人”。
2015年春节后，王健拿大石头砸断了正要出去打工的王军的肋骨。王军蹲在路边捂着肋骨，不敢动，甚至有人看见他“噙出泪来”。春节前，王健曾因病情严重入院治疗，本就欠债的王家，又花出去了“一大笔钱”。而王健这一打，不仅叫王军失去了一次出去赚钱的机会，也让这家里唯一的“壮劳力”，又添了一处伤。
十年前，王军就曾在做工的煤窑上出过事，废了左肩膀。窑上给了几千块钱了事，但他一天七八十块钱的工资也随之消失。之后，他只能去县城里找点轻活，有时跟着装修队打杂，一个月挣一千多块钱。而那时也是王健开始发病的时候。
“情绪暴躁、骂人”，一开始，王军并没有想到儿子会发展到拿刀砍人的程度，也曾带他看病、拿药吃。而看病的频率却取决于家里的经济状况，“一没钱了就不治，有钱再去治，他爸打工的钱都给他治病了。”一个村民说。
在离翟庄村大约30公里的宝丰县精神病院里，医生查到了有关王健的两次住院记录，一次是2014年7月20日到11月4日，另一次是2014年11月4日到2015年2月9日。连续两个疗程的住院治疗，是因为王健的精神分裂症已发展为重度。“患病前期，他在家中拒绝服药，这会影响到精神分裂症的早期控制。”医生翻看着王健的病例说。
2015年春节前，王健病情稳定，出院。6个月的治疗，免去国家报销的医药费和住院费，王家大约支付了五六千元。这笔钱，让王军不想再送儿子去医院。
今年3、4月份，李素英去医院给儿子拿药时曾和当时应诊的医生说，儿子病又厉害了，在家里拿刀威胁她，说是要杀了她。医生建议她，让病情复发的王健继续入院治疗，但李素英并没有将儿子送到医院去。
不久后，这位医生又接到王军的电话，“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国家有啥好政策吗？那孩子俺不想管了，您那儿管吧，俺不要他了。”
2 、不吭气的父亲
王健坐上了父亲的摩托，可车子并没有朝着宝丰县精神病院开去，而是驶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但没有人想到王军会做出“那种事”。
在李艳芳的印象中，姐夫王军是个连鸡都不敢杀的人，“老实得很”。有时候，姐姐李素英横他几句，他都是笑呵呵地不吭气。
王军和李素英是在村子里放牛时认识的。王军第一次来李家时，他甚至连饭都不好意思吃。回忆起这些事时，李艳芳难得地笑了起来，但转念一想，却发觉，姐夫这种不爱吭声的人，什么事都往心里憋。王健在家里乱发脾气砍人时，李素英有时会跑出来找她，但王军却从来不跑。
在李艳芳看来，姐夫王军甚至老实得有点“蠢”。她记得姐姐家曾因为盖房子挡着别人的庄稼，对方家里三四个人跑到王家来打，结果王军和李素英被打在地上，不敢动，也不敢还手。后来事情经过派出所的调解，让王家分出2亩地给对方，事情才平息下来。而王家这片地一共才五六亩。“对方家里找人了，我姐夫他家没人。”李艳芳说。
两三个月前，她见王军开着三轮车拉着玉米秆去卖钱，王健跟在后面。刚走没多远，王军没掌握好平衡，连人带车栽到路边沟里了。“健健就冲他爸喊：你想死啊！这是我的车，你再试试把车给我翻了？你看我砸不砸死你！”李艳芳回忆当时的情景比划着说，“健健就在那边指挥我姐夫，要他这样开，那样开，手里拿着石头在后面吓唬。”很多在村口的村民都看见了这一幕，而王军只对王健说了句：我知道了，你不要说了，然后扶起车，继续往前走。
面对“神经头”儿子，王军一向的方式是“忍着”。
李素英近来曾听王健跟她说，要拿刀去砍邻居，原因是他嫌对方“老是瞪他”。李素英劝他“可不敢这样做”，王健却反问说：“什么？你说俺不敢？！”她把心里的不安告诉了妹妹李艳芳，担心她大儿子哄不住了。
但为了多挣点钱，李素英开始出去打工。只有小儿子王亮放假回家时李素英会回去一段时间，因为“不放心他和他大哥在一块儿”。李素英曾亲眼目睹，王健死死地掐着王亮的脖子，要不是她及时掰开，她小儿子可能就断气了。
事发前，在无工可打，也没钱给儿子看病的日子里，王军就和他那患有重度精神分裂症的儿子待在家里。而随着王健病情的复发和加剧，王军心里也开始发毛。
他曾跟妻子说：你要是不在家，俺自己在家有点怕，健健病犯了，拿刀砍我，我真怕他把我砍死，你回家吧，咱俩在一块还不老害怕的。
但迫于生计，妻子并没有回来。
2015年10月3日晚上，王军下决心，“不要他了”。他开着摩托车带着王健，朝着临近的汝州方向开去。那是他和大儿子最后的一段独处时光。
3、 父亲的决定
大约开了20公里后，王军把车停在汝州小屯镇鲁辛庄村北一处农田的机井旁。据汝州市警方描述，在这个机井旁，王军诓骗王健服用农药后，将他推至井中，并用石头、水泥块砸击落井的王健，致使其死亡。
对于儿子神经质的喊叫，王军或许早已习惯。
事发后，王军一个人在家里，闷了23天。李艳芳曾几次到王家去，但发现姐姐出去打工了，只有姐夫一个人在家。她有时也见王军扫扫院子，或者去门口镐点菜带回家做饭。“那会儿见他精神不好，老是耷拉着头瞌睡，村里都不去。”李艳芳说，“但是没往那头想。”虽然那段时间都没有看到王健，但她并没觉得不对劲，也没问王军。
“本来也不想看见健健，以前俺自己在家，大门都会上上，他喊门俺也不开。”李艳芳又想起王健对她的“恶”，“俺劝他不要犯病，他就对俺拳打脚踢的。”
这期间，李素英也回来过，她曾问王军大儿子哪儿去了，得到的回答是：“送医院了，看去了。”再问下去，王军开始不耐烦：“你还问那些干啥呢？不要问。”
10月27日上午，公安局来抓人时，李素英还在旁村打工，李艳芳正在镇上的理发店做头发。只有村民围到警车旁，看着披着土黄色夹克的王军低着头被押进警车里。“当时不知道为啥抓他。”住在王家西边的村民说，“都是后来才传过来，才知道他把自己的儿子给害了。”
“哎，‘神经头’把他爸砍死了没罪，他怎么能把自己儿子害了呢？”另一位村民慨叹说，“他爸会怎么判，会死吗？”
李艳芳重复着姐姐知道这件事情后不断念叨的话：“艳芳，艳芳，健健死了，健健死了……”她到现在还不相信，姐夫真的做了那样的事情。“健健骂俺打俺，拿刀砍俺姐的时候，俺也想过：要是他在外面拿车撞死了，这一家也就安安生生的了，实在是没办法。但真听到他死了，心里还是受不了。你说俺姐以后咋过啊？”李艳芳别过头去。
在翟庄村的东头，一直立着一个建了很多年，但是始终没有粉刷的房子。这是王军和李素英十一二年前向别人借钱帮王健盖的。但房子刚刚起来，王健的病就开始厉害了，房子也就一直在那儿荒着。
李艳芳还记得姐姐曾嘱咐她说：可别说咱健健是“神经头”哦，咱还得给他找媳妇呢。
4 、“安静”的村庄
11月中旬的翟庄村，笼罩在土黄色的雾霾中，空中飘着从不远处洗煤厂散出来的黑粉。
在东村口的水泥路上，王健曾经喜欢开着他父亲那辆摩托出去转，有时也会站在别人家门前的水泥路上大笑、骂人。而现在，这笑声、骂声连同这个几乎是村里唯一的年轻人一起消失了。
村委会的门也一直锁着。村民说，他们的村长、书记，都住到镇上去了，在那里做生意。几次拨打村民告知的村长电话，均是无人接听。
据旁村的一位村干部说，村里不会强制管理这些精神病患者，除非对方开始危害公共安全。“这种事情，农村太多了。”这位村干部摇摇头说。
“俺村以前也有一个‘神经头’，但后来他自己跑没了，一两年看不见人，家里也没人找，就那样没了。”李艳芳说，“要是健健自己跑丢了，对他家可能也是种解脱。”
“自己消失了”——这似乎是村子里那些的“神经头”，让亲人们回归正常生活的最“仁义”的方式。
据宝丰县精神病院杨院长说，目前宝丰县共有重症精神病患者2000多名。他也曾遇到过村干部和家人直接把患者“赖到”精神病院，然后不管不问的情况。迫于无奈，医院曾向政府申请应急救治基金，但至今也没有批复下来。
在翟庄村所在的前营乡卫生院中，冷清地散坐着几个医生。关于乡里精神病方面的治疗，一位医生介绍说，病人可以凭“慢性病就诊证”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得到国家对于门诊和住院费70%至90%的报销。
从王健就诊的宝丰县精神病院医生介绍的情况来看，王健确实得到了这两方面的补助。但在县精神病院7月份已经开始实施的一项“贫困精神病患者医疗救助”项目，乡卫生院却并不知道，这也意味着乡卫生院下面的村卫生室以及王健一家也难以知晓。而据宝丰县精神病院医生介绍，这个精神康复公益项目可以每年补助精神病患者住院费4000元。
“人都死了，讲这些还有啥用？”一位上了年纪的村妇说。在翟庄村，很难见到除老人、孩子，以及妇女之外的人，年轻人和中年男人都外出打工，大多去了北京、苏州、广东等地方。村里老人在谈起这位消失的“神经头”和他的父亲时，也常常是讳莫如深，表示“这不是啥光彩的事”、“不好说”。
事情发生后，李素英也没敢把实情告诉小儿子王亮，她害怕学校里看不起他，让他再受到刺激。如果小儿子问起来，她打算回答说：爸爸去打工了，哥哥住院了。
李艳芳能感觉得到，现在身边亲戚，包括姐姐都在恨姐夫，怨他“怎么下得去这个手？”她也常常处在两种矛盾中，一方面想这些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想，不考虑他家里曾经发生了多少事。另一方面，她也会埋怨王军，“他不想想，以后我姐一个人怎么过，家里面欠着钱，大儿子死了，丈夫也生死未卜……”她把头扭向门外，现在白天她家的大门很少上锁了。
儿子下葬第三天，李素英便去了汝州。在截稿前的一次电话采访中，她说：“我在饭店打工，我要挣钱，养活我的小儿子。”她的声音脆弱而苍老。
在翟庄村，王家的大门始终紧锁着。门前那簇正在盛开的红花和对面大片的青麦芽，是父亲王军门前仅剩的生机。
（来源：北京青年报http://xj.people.com.cn/BIG5/n/2015/1130/c188521-27207801.html 2015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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