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刊呼吁——
二、精神病院黑幕
三、受害者访谈
四、本月被精神病动态
五、精神病人权益
六、评论呼吁
七、民间行动与倡议
八、域外传真
现今焦虑、忧郁症需积极治疗的程度，已和盲肠炎、肺炎相当
2016年10月号
主办：民生观察工作室
编辑：乔楚 晋贤
本期封面：叶钟
分类： 第五十二期
寒冬将至：督请当局立即释放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维权公民
11月3日，本刊观察员再次收到还被关押在南通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院）许金华的求助信息，称当局还未释放她，并通过医院医生传话，询问她解决上访问题的条件。
我们注意到这种先关押起来再谈条件的行为，成为政府强迫上访人员妥协最普及惯用的伎俩。
然而，我们还是要指出，关押在精神病院比看守所和监狱受到的迫害更大，因为他们在面对身体和精神折磨后，还要遭到医生打毒针，吃药，电击等酷刑。本刊观察员注意到，一个正常人经过几个月药物治疗，出来时多半会出现痴痴呆呆，大脑半瘫痪的状态，快则需要静养半月才能恢复正常，慢则三五个月，有些情况严重者可能终身都难以恢复。
就是这么恶劣的情况，据本刊不完全了解，还有几位维权人士现在正被关在精神病院——
许金华：女，出生于1956年12月18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和平桥街道人，因医疗事故导致残疾而上访，2016年7月22日下午，和平桥街道派居委会纵治办主任找到她，说上级领导吩咐带她去谈事情，谁知一下楼就被强行推上车送到了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院）。医院说“这是政府要关的，想出去就找和平桥街道（办）沟通，让他们写证明，医院才会放人”。本刊观察员曾于十月份前往该医院探望她，是非常正常人的，然而，至今她已经被关100多天了！
谢勋英：女，出生于1963年4月20日，贵州省福泉市黄丝镇鱼酉村人，因被拐卖和被性侵而上访，2015年5月25日，谢勋英被政府从北京接回贵州，月底被关入福泉市安宁精神病医院。至今已被关押1年5个月的时间！
政府给出的放人条件是让谢勋英把户口移走，可她丈夫何芳武的湖南老家政府又不愿意接收，所以没有任何的援助，她就这样被关着。
赵士琼：女，50岁，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城南经济开发区荆西村人，因为土地被侵占到北京上访，被村委会与2016年5月22日送到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关押，已经关押5个半月。
本刊观察员知道后电话联系了该精神病院，并向接听电话的大夫说明赵士琼精神正常，是因为上访被村委会瞒着家属强制送精神病院。 医院回复说，“不会收治正常人，一般在不配合治疗的情况下才采取强制治疗的手段，她的情况我不知道，也没法核实你的身份，没必要给你说。”
丁建勇：男，今年53岁，居住在上海宝山区泗塘四村，因为和宝山区泗塘民警发生争执被打断肋骨后得不到依法处理上访。2016年8月26日，被闯入家的8名不明身份人员绑架至宝山区精神卫生中心接受强制治疗。
叶明峰：福建人，因上访被政府关押在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的精神病康复医院(简称神康医院)。此前三十多位福建维权人士曾集体声援过他，但是由于家属等原因，始终未获释放。
从以上几位的经历，我们不难看出，当局政府在送维权人士进精神病院时的随意性，已经非常泛滥，而医院对政府是言听计从，从无考虑这种犯罪行为所带来的人。
这种狼狈为奸的行为不仅违反了中国政府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更违反了中国的《宪法》、《刑法》、《精神卫生法》等法律，同时作为医生也违反了自己从医时所发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医学誓言）。
鉴于此，《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严正呼吁：
1、由于天气转冷，请本着基本人道主义，立即释放以上几位及所有被精神病人；
2、促请各级地方政府，遵守中国政府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及其它文件，遵守中国《宪法》、《刑法》、《精神卫生法》等法律，停止犯罪行为；
2、促请各位医务人员，谨记自己从事医学事业时所宣读的誓言，停止作为迫害公民的帮凶，停止这种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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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访民林淑玉讲述被强迫送精神病院的所见所闻
山东省栖霞市蛇窝泊镇蛇窝泊村访民林淑玉，因为儿子的意外死亡，原来平静生活不复存在。对儿子的死亡负有责任的村委会推脱责任，林淑玉开始上访，接踵而来的打压报复，使林淑玉陷入艰难的维权路上。
2001年6月1日，林淑玉的儿子在村委会大院内的戏台上玩耍时, 意外跌入没有护栏的废品泡花碱池死亡。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林淑玉向村委会提出5万元的赔偿。但村委会书记孙镇山不但不同情，反而恶语相向，林淑玉为此四处控告，孙镇山四处托人送礼。
儿子死亡事件发生后，林淑玉再无心经营她的食品批发部生意。面对窘迫的生活，她帮助丈夫讨要工资，却发现丈夫的工资也被人冒领，并且按有领取人的指纹。林淑玉到栖霞市公安局申请鉴定指纹的真假，结果公安局不予立案受理。为了寻求真相，林淑玉四处控诉，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受尽了非人的折磨，没人把她当人看，经常被打的遍体鳞伤、头破血流、甚至被殴打致残。从北京到地方，无数次的伸冤过程中，遭到了无数次的非法关押，最严重的一次把她关到了济南市天桥区大桥镇大吴村一个私人设立的精神病院。
由于时间已经过去多年，林淑玉不能记得被关精神病院的具体时间，也不能记得精神病院的名称，只记得是在2002年，那时天还有点冷，穿的衣服挺多，出来的时候天又冷了，她在精神病院整整待了一个夏天。
林淑玉回忆，当时她是到山东省政府上访，山东省政府让当地截访人员把她接走，她不答应，截访人员就把她关到济南市收容所。在收容所里，她绝食6天6夜不吃不喝，而后济南市天桥区大吴镇大吴村精神病院的院长刘君，将她接到了精神病院。她发现里边关的几十个人全是上访人员，刘君和他老婆经常拿着皮鞭之类的工具，把上访人员往死里打，提供的伙食连狗食都不如。
被关着的上访人，有的被折磨成疯子。有个女上访人，被关押了5年多，院长夫妻2人曾用1米多长的竹竿，将那个女人打的皮开肉绽，鲜血哗哗的流，流了好多好多的血，好可怕啊！直到现在想想都后怕！
还有一家三口，夫妻二人还有一个小女孩。小女孩16岁时关进这家精神病院，她到精神病院时，小女孩已经18岁了。刘君夫妻对小姑娘很放心，经常让小姑娘帮着外出买东西，有一天小姑娘跑了，他们2人就疯了一样四处找人帮助寻找，没找到，就把小女孩的父母都绑床上，用皮鞭往死里打，把小女孩的父母打的鬼哭狼嚎，死去活来。
后来刘君夫妻看林淑玉挺老实的，就让她离开小黑屋，出来给“精神病人”做饭。有时煮面条给大伙吃，全部干面条是不超过小半尺碎段，又脏又乱，面条做好了后，发现锅底里面有很多泥沙！
关了几个月后，当地政府部门的政工书记马玉升，带着林淑玉的的丈夫，到精神病院来接她，“失踪”数月的林淑玉才和家人团聚。林淑玉还了解到，这个精神病院至今还关有上访人员，有很多上访人在控告这个精神病院。为此这个精神病院经常搬家，她先后找过多次，但都无法找到，只记得具体地址是:济南市天桥区大吴镇大吴村。
她告诉本刊记者，虽然在精神病院的几个月内没有被强迫吃药和打针，但她今生今世永生难忘黑色的2002，2002年的夏天。
但这并不是她苦难的终点，2005年4月28日早晨5点钟左右，栖霞市公安局人员找到林淑玉家中，以解决问题的名义将她带走劳动教养1年半。直到2007年，在林淑玉多处控告的情况下，公安局才给了她一份劳动教养决定书的复印件。自此林淑玉才明白自己被劳教的原因，居然是欧打蛇窝泊镇政府干部林忠义。林淑玉愤怒的用“厚颜无耻、颠倒是非”来形容造假案的人，因为是林忠义几次把她严重打伤。
现在的林淑玉
林淑玉叙说被酷刑
上访始末
维护祖宅权益：福州硕士工程师叶钟被关精神病院72小时
2016年10月27日，叶种在北京中南海周边递交上诉材料，由于没有渠道送进去，就把材料给了在府右街执勤的民警，随后被民警送到久敬庄服务中心，晚上就被福州政府找的保安连夜驱车接走，48小时后车到福州，29日下午，即被镇政府人员直接送到福州神经康复医院关押。
送去医院后，叶钟当即向医院表明，自己没病，并且非常正常，是在北京投诉镇政府拆迁办乱作为，被他们送来的。
医生可能已经习惯了这种说辞，淡淡的说“来，我们先给你做个检查”，“我拒绝做检查，你们要强行关我也可以，马上给我做精神病鉴定，如果我有病就关，如果我没病，你们就马上放人”，叶钟口气强硬的回答。接下来医生的回答让他目瞪口呆，“不行，我们要先关押你一个月以后才能做鉴定”。
由于关进去的当天是礼拜六，第二天礼拜日，是医院院长等主要领导休息时间，所以除了吃药没有遭受其它盘查。针对是否被强迫吃药的问题，叶钟说“我如果不配合的话，会被关在铁笼子里，四肢被固定在铁护栏上强迫灌药的，肯定会变本加厉受迫害，所以我吃药了，一天吃三次，一次吃两片”。
礼拜一上班后，针对他的鉴定开始了，七八个医生轮番问话，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通过言语、行为做诊断，诊断结果证明他一切正常。还不死心的医生星期二上午又让叶钟做心里测试等各种考试，经过这些测试，最后医生都不得不承认他的精神状态正常。
叶钟要求医院立即释放自己，医生说不能放，且要把材料给公安局，他们表现出这是公安局的意思，叶钟提出查阅公安局制作的材料，被医院拒绝。在僵持中，叶钟向他们说“如果老百姓跟小民警吵架一，下就被送到精神病院；如果我跟镇府工作人员吵架一下，就被送到精神病院。那么在中国作为一个公民一点人权都没有，还不如外国的一条狗，与其做这样的中国公民，还不如做外国的狗”。
提起这个情节叶钟很气愤，说“2013年5月1日实施的《精神卫生法》规定，如果有危害别人生命财产的行为，公安机关还是可以抓我进来鉴定一下，我没有危害别人的行为呀！！他们有什么理由让我到这里来鉴定”！
礼拜二的下午，同为福州上访群体的20多位维权人士，听说叶钟被关在精神病院后，他们自发前往医院举牌抗议精神病院非法关押正常上访人士，在一大片的呼喊声中，医院和政府最终决定释放叶钟回家，这才结束了整整3天72小时的恐怖之旅。
陈叶钟，38岁，硕士学历，建筑结构工程师，福建福州晋安区王庄连潘村人，住在连潘村129号。
这个具有硕士学历，并且是建筑结构高级工程师的人，怎么会走到今天被迫害的局面！一切要从福州晋安区2014年的拆迁动员开始。
2014年12月，叶钟祖宅所在地连潘棚户区房子开始动迁，，百分之99.5的人都在这两年内断断续续搬走了，剩下的几十家认为补偿不合理，所以就一直没有签署补偿协议，而叶钟就是其中一户。
他说“我们这边是市区二环，市中心呀，一平米房价3万多，我祖宅650平米多，就是2500万，如果加上土地价格，我家的房子市值超过3000万，所以在谈补偿协议时很多利益就被政府拿走了，强拆时家里所有的电器、首饰、金银、字画等全部被埋在里面，现在实施了强拆，谈不妥的全部强拆被驱赶”。
由于拆迁补偿条件一直谈不拢，叶钟自己也花5万元在北京聘请了律师帮忙，政府拿不到想要的签署，竟然找人代替叶钟签署了补偿协议，并下达了最后拆迁时间——2016年8月30日。眼看着房子保不住的叶钟在拆迁的头一天找到连潘区房屋征收总指挥、镇党委副书记、拆迁办主任、村长等人，希望能给他们一家四口安排一个暂时居住的地方，以安全过度到领取安置房为止。
政府答应了他的要求，叫他赶紧去找房，价格好谈，拆迁办镇政府领导出面去办手续和交钱，先付三个月的房租，以后每个月镇政府交房租，直到他们安全过度到领取安置房为止。叶钟想政府官员发话，应该是政府行为，应该可靠，也等同于镇长等一行人的许诺，就放心去照办。
他很快通过房产中介公司找到了一套房子，房租3200每月，压二付一，镇政府派工作人员陈如海，带了9000元现金和叶钟两个人去交房租，并在租房合同上同时签署了陈如海和叶钟两个人的名字，以表明房子是镇政府替叶钟租的，是政府行为，合同上除去房屋中介费1600，尚欠房东押金2400元，而就在安排他们走后，政府不再支付剩下的钱，房子在8月30日被按时拆除。
叶钟拿着房产证、身份证、户口本、派出所证明，到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处以及晋安区房管局要求安置，得到的答复却说不给安置，因为他外公、外婆及母亲三个人与他没有法律关系。
叶钟拿出了1951年的房产证原件，原件是他外公、外婆和母亲三人的名字，他母亲是独生女，生育有两个儿子，叶钟和哥哥叶锋，“由于外公、外婆及母亲均已经去世，我和哥哥是唯一合法的继承人，权利所有人，”叶钟说。
精神病院放出来之后，政府有谈过赔偿的事情吗？针对本刊的提问，叶钟回答“我去找他们，他们就说先来了解一下，去了后又说时间太短，来不及处理，过一段时间再谈……”。下图为叶钟
土地证房产所有证
住院部的医生栏
对叶钟怒吼的拆迁者
江苏于艳华被派出所和劳动聘用公司强制送精神病院
于艳华，女，今年54岁，户籍地是江苏省徐州市开发区大屯煤电腾飞新村，曾就职于江苏徐州大屯煤电公司。
2005年8月，于艳华因为心肌炎后遗症在江苏徐州大屯煤电公司医院住院期间，由女儿陪护。 但突然于8月4日这天，母女二人在医院被人无辜殴打致伤。由于女儿伤情严重，先后辗转四家医院救治，花费数十万元，仍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于艳华也经常出现失眠、焦虑的症状。
事后于艳华发现，肇事者的母亲是借用他人的名字（大屯煤电公司员工郭传英）住院治疗，为了骗取使用医疗保险费。 出于被打后的气愤，也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于艳华到大屯公安分局、大屯煤电公司等相关部门举报。
让于艳华没想到的是，她的举报得罪了大屯煤电公司医保科科长李侠南，2005年9月26日10时，李侠南和两个社会闲杂人员，在公司大楼门口将于艳华一顿毒打，致于艳华浑身是伤，住院71天，留下了脑震荡后遗症。
两天后，9月28日，针对医院被打事件，江苏省徐州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技术鉴定组出具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书》结论为：被鉴定人于艳华患有“神经症”，部分行为能力。
于艳华不满该鉴定结论，多次向大屯公安分局求助，强烈要求重新做伤情鉴定，让对方赔偿医疗费，追究打人者（医院被打事件）的法律责任。
2005年10月1日，于艳华在徐州解放军九七医院住院治疗脑外伤（李侠南殴打所至）期间，接到大屯煤电公司政委汤秀林的电话，让她尽快赶回，解决她女儿的伤情问题。于艳华急于解决问题，按九七医院的要求写了请假条后，如约在自家门口等公司来人接。不一会来了两辆车，车上下来的是大屯煤电公司绣绮园派出所指导员，其谎称公司领导在后边车上，让于艳华上后边车。于艳华上车后发现车上两男、两女共4人都不是公司领导，对方也不肯透露身份，于艳华见状就要下车，两个男的过来把她的胳膊拧到背后，驾到后边座椅上，两个女的用白色的带子把她五花大绑，固定在座位上。
于艳华说：“我一再给捆绑我的大夫解释我没有精神病，他们还是强行捆绑我，说以前做的鉴定不算，要重新给我鉴定。就这样大屯公安局民警和山东济宁精神医院的人，瞒着我的家人把我五花大绑，强行送到山东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在这里遭到捆绑，强行超大剂量的打针，灌药，催眠迫害。当晚我弟弟于战权闻讯和他朋友赶到医院，看到我浑浑欲死的样子，质问护理人员：“你们给我姐用了什么药？把她迫害成这样？”并强烈要求把我带走，医院不允许。住院第三天的时候，医院专家会诊，我请求不要在给我这样用药，会把我害死的，专家才说药物减半每次打5毫升。幸运的是我遇上了一位好心的护士，每次她值班的时候都不给我用药，避免了更大的伤害 。她还劝我，“回去后再不要告状了，再告状他们还会治你的。”
得助于家人的努力，2005年10月10日上午，护士长高晓翠让我家人交钱，可以放我出院，我弟弟的朋友给医院主任理论“谁让你们把人绑来，谁和谁要钱还不一定呢！”主任见状才让我们走。
之后我和家人找到给我做鉴定的“周专家”及护士长高晓翠，他们慌张地说：“这不怪我们！都是领导的意思，我们只是执行。就这样我在医院被非法超大剂量打针,灌药限制人身自由十天。没有人在迫害我的住院同意书上签字，没有人交住院费用，就连山东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病案室的一个男同志在电脑上看到后都苦笑着说：“从来没有过不交住院费，不签字，在这里呆十天的！”
遭受了被精神病后，于艳华上告到公安部等有关部门。2007年5月16日她收到了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出具的《于艳华同志住院情况说明》，内称：2005年10月1日接到大屯煤电公司的求助电话，要求派车将你接到我院住院治疗。我院立即派三位医护人员随车到大屯煤电公司，并与大屯煤电公司公安处取得联系。并办理了转院手续，入院第三天专家会诊确定为“神经症”。“神经症”并非精神病的一种。
于艳华说：“医院为了赚钱，明知我与大屯煤电公司和大屯公安分局有矛盾纠纷，不讲法律医德，助纣为虐，恶意捆绑迫害我，我的健康权，人身权完全彻底被医院剥夺！致我精神受到严重摧残。两年多后，才慢慢缓过来一些。济宁精神医院就是想把我真的“治疯”！我为被精神病的事多处反映，始终无人受理。”
逃难在泰国的于艳华
鉴定书
湖北白建强两度被当地政府强制送精神病院治疗
《精神卫生法》已经实施3年多的时间，但被精神病现象依然很普遍，尤其是对于维权访民来说，被精神病成了当局稳控访民惯用的手段，湖北省枣阳市访民白建强今年因为上访再次被枣阳市警方强制送到精神病院，治疗了两个多月。白建强，今年62岁，家住湖北省枣阳市北城办事处民族北路2—2号。
2012年，枣阳市政府以城市改造为名，大搞房地产开发，施工方为枣阳市城投公司，枣阳市公安局郭勤作为此施工项目的包保人。在没有达成拆迁补偿协议情况下， 枣阳市城投公司将白建强和父母亲共有的一套门面房强拆。白建强多次找与其相关的部门要求解决强拆后的补偿问题，但他诉求一直没有得到回应。为此，白建强多次上访。
2015年5月26日，在北京的白建强接到枣阳市东园村侯玉方打电话，让他去前门见面，并安排了食宿。5月27日北关村干部郭秀国买了回乡的火车票，带白建强回原籍，北城派出所立即将白建强拘留。
2015年6月7日早上8时许，白建强刚走出拘留所大门，北关村村委会的郭文章、郭秀国、蒋直峰三人说接他去玩一天。上车后白建强感觉情况不对，要下车遭到阻拦，郭文章打电话联系，没多久北关村村委会的王忠义带了几个不明身份人员，强行把白建强拖上一辆面包车，押送到位于襄阳市襄州区航空路204号的襄州朝阳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他被强制打针吃药，受尽折磨。北关村副书记蒋直峰冒充其亲属签字同意治疗。
白建强说：“刚进去就强行给我注射不明液体，时间不长我就失去了意识，大脑一片空白，没有思维，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天我清醒后感觉浑身疼痛，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刑具把我搞的遍体鳞伤体，每天强行让吃不正常药物。清醒一些后给朋友打电话诉说遭遇。”
6月22日，朋友到精神病院看望白建强，发现他目光呆滞、精神恍惚，朋友拿的东西也不敢吃，整个人瘦得变了形。右肩膀和大腿上有伤痕，后背上还有烟头烫伤的痕迹，整个病区三、四十个病人，只有八、九个是真正的精神病人，其余都是因嫖娼、打架、吸毒等原因被进来的。 见到朋友，白建强对医生说：“这么多人来了，我可以出去了吧。”医生说：“你女儿说了，除了她们母女三人，任何人不能见你，任何人来问，都说没有你这个人。今天是星期天，你的朋友才见到了你。”
出院后白建强才知道，大夫是在骗他，他女儿和前妻更本不知道他在精神病院，他住院期间他的姐妹去医院要求接他出院都遭到了医院拒绝。直到 8月2日他的朋友们才把他接出医院。
第二次被送精神病院是2016年3月1号。白建强说：“我在河南南阳火车站，被大约8个自称警察的人拦截并强行搜身，当时搜走我的红米手机一部和多样手机配套用品及去北京的火车票，然后强行把我拖上一辆遮挡号牌的面包车上，又一次把我押送到襄州朝阳精神病院。大约住了6天左右陈院长和另一人把我押送到丹江口市优抚医院精神科，每天三次强行让我吃不正常药物。2016年5月11日，北关村副书记蒋直峰及枣阳北城派出所警官陈春哲和我的家人把我从丹江口市优抚医院接出来，结束了这种惨无人道的生活。而这两次把我送到精神病院都是在我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送去的。”
白建强身份证号：420683196401300012白建强
出院小结
住院通知书
精神病院收费收据
重庆访民张芬再次被警方强制送医治疗“精神病”！
重庆市合川区访民张芬， 10月11日被强制从北京带回原籍，合川区南津街派出所强制将其送到合川区三庙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治疗。
据知情人介绍，张芬是因为国庆期间在北京“非访”，前几天又在中纪委自焚抗议司法腐败被强制带回原籍。前天，张芬的儿子郑鋰宇被合川区南津街派出所叫去威胁，被迫签字同意送张芬去精神病院，不签字就把张芬送到拘留所拘留，随后张芬被送到精神病院。
张芬，女，重庆市合川区南津街梳铺村二道桥村民，因为遭遇车祸以及自家的鱼塘在修建铁路时被毁，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于2013年开始上访。在上访过程中她遭遇了意想不到的迫害和摧残，期间，政府认定她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两次强制把她送到精神病院，还曾因为上访被拘留。来源：民生观察网http://msguancha.com/a/lanmu50/2016/1013/15064.html
安徽访民石传凤欲进京 精神病院人员参与截访！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6/10/21消息：石传凤是安徽省广德县邱村镇谈里村百上组村民，因上访曾多次被关精神病院（安徽广德县石传凤为土地维权六次被关精神病院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51/disishiliuqi/2016/0511/14391.html ），今天上午，她致电民生观察人权观察员说，她到北京又被拦截下来了。
石传凤说，昨天她来到广德县车站时，发现她关押她的广德县第二人民医院（精神康复中心）四名人员出现在车站，试图阻止她出行。但昨晚石传凤还是到达了安徽宣城火车站，当石传凤准备上车进京时，邱村镇派出所警察和镇、村干部等人出现了，强行将石传凤控制，并带回了广德县邱村镇派出所。回广德县后，石传凤的身份证、手机均被扣押，当局还威胁她再到北京去就再送她进精神病院。现在，石传凤暂时来到了她妹妹家。
石传凤，现年57岁，安徽省广德县邱村镇谈里村百上组人，现住邱村镇赵村街道306号，做了28年的裁缝，后因土地被侵占开始进京上访，被三次拘留、六次关精神病院强迫接受治疗。来源：民生观察网
言难非：残酷的现实将我一步步送进“精神病院”
一、政府对民众苦难坐视不管
2005年刚过完春节的一天，大姐电话告诉我，说二姐被人骗到青岛搞传销去了。我这才明白，为何二姐在得知我们的工厂已经停工并等待拆迁后，总是打电话鼓动我去青岛和她一起做生意。我电话通知二姐说，我会前去考察。随后我马上和两个亲属买了去青岛的票。
我们见到前来接站的二姐和把她骗过去的一对夫妻，在了解了她们所谓的“生意”确实是传销后，劝说她们离开，但是二姐和那对夫妻根本就无法接受这样的劝说，因为她和那对夫妇都投入了在外打工几年才赚到的钱，而且那对夫妻已经骗去了一些人，他们如果离开，无法把钱退还给被骗的人，因为那些钱已经交到“公司”了。
我见二姐不愿意离开，偷偷打当地110报了警。前两次无论我怎样请求，接警警员一直推脱这不是他们管辖范围，说这是归工商管。因为以前就听过传销组织中的险恶，担心工商局的人来了，未必有能力控制局面。于是就第三次打110，我只要求他们过来人告诉二姐这种形式的生意是传销，是非法的。在我一再请求下，来了一年轻一年老两个警察，自称是辖区片警。我简单和他们说了下二姐所做生意的性质，然后再次要求他们要告诉我二姐那是传销，是骗人的，让他们劝说我二姐和我们回去。
在回程的途中，二姐告诉了我那里面的情形，说有很多农民全家甚至连同他们的亲属都被骗进去，因为拉不到人头加入，又不愿意放弃（一旦放弃他们以前的投资将全部作废），他们很多人准备卖牛卖房子继续坚持，甚至有人打算去卖血继续投资以维持“股份”。有个和二姐原先同在一个工厂工作，后同期下岗的女工，因营养严重不足，得了子宫脱落，但为了能赚回本钱，还是在那里坚持。我听后很震惊，因为我非常了解他们苦难的生活状况。
那些被骗去的有好多是我父亲所在的钢铁厂的工人的子女，有的本身也是这个厂的下岗职工。他们的父辈也就是我的父辈几乎都在钢铁厂里从事过非常艰苦和有害的冶炼工作。他们每日在极高温的炉前工作，不停用铁钎翻动着炉里的矿石，让它们经过高温变成铁水。在我记忆里，父亲和他的工友们下班拿回来的的白色手套帽子上都是黑黑的，整张脸也都是黑黑的。很多工人在刚退休后甚至还没有退休前就因矽肺病晚期而死亡。其实根本就没有几个炉前工人可以享受到退休工资，有的即使能活到有退休工资的年龄，也多没有几年都相距离开人世。只有那些坐办公室的人一直活得很久，且身体都很好。若干年后，和父亲谈起他的工友们都早早得矽肺病去世的事，父亲说他们工作时从来没有人告诉那些矿石在生产时产生的粉尘是有害的，厂里也没有提供过任何有效的防护措施。
我的父亲本来也在厂里做了十年左右炉前炼钢工作，因生病时在厂医院发生医疗事故瘫痪在床上二年，后来坚持锻炼到可以自理，就被调到看管厂生产工具的岗位，得以远离矽尘而存活至今。但是在去年给他做的一次胆管结石手术期间，他的肺病也差点要了他的命。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工作环境中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工人们，退休时的工资还是上访多次才得以拿到，因为此前的厂领导根本就没有给他们交纳任何的社会保险。而我二姐这些差不多工作了十年的年轻的职工和还没到退休年龄的工人，在95年国企改造中被强行要求给三千元钱买断工龄。起先他们拒绝买断，因为一旦买断，以后不但没有固定的工作，而且将自己交付剩余的社会保险。并且他们认为厂里只拿出三千元做为他们工龄补偿是不合理的。所以刚开始她们置之不理选择外出打工，但没几天就都被叫回工作，如果不回来算自动离职。回来上班没几天又以没有活为由放假，然后他们又外出打工又被叫回——在这样拉据战中，他们选择去县政府抗议厂子被贱卖工人们没有得到合理补偿，但是领头出面交涉的工友被县政府的保安当场打昏，后被他们这些工友拼命抢回才得以保全性命。发生这件事后，工人们不得不同意拿三千元钱买断自己和厂里的关系。
把二姐骗去做传销的夫妻也很悲惨，其丈夫的父亲在他们三兄弟都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最小的弟弟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去厂里偷铁卖，被厂保卫人员抓到关到二楼警备科，因担心被判刑，他就从警备室里的窗户跳下来，当场摔断了腰，从此躺在床上由他老母亲照顾至今。而他的二弟弟，一个老实本份的孩子，也因为以养猪为职业得了严重的腰肌劳损。他一直幻想着多赚些钱找人照顾他小弟弟，把母亲和二弟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虽然厂里的工人们和他们的子女们生活的悲惨程度相差无几，可是那些原厂里的官员们都靠从这个厂得来的不义之财发了家，而且仅靠着他们的吃喝就养肥了镇上一家最大的饭店。那些借工厂改制时，在县领导的主持下把至少几千万资产以几百万贱卖的厂领导们，或是在上海或是在北京或其他大城市各自买了房产，永远离开了那片他们用工人血汗和寿命获得了利益的土地。那些下岗工人们也大多选择了离开家乡外出打工，而她们被骗去做传销的钱都是她们几年辛苦打工搛下来的。
下岗工人们的命运如此，周边农民的日子过得也似乎不比他们更好，就在零七年，我因去西单拉横幅被关西城看守所八十多天后，在被遣返回老家，后在一家复印社临时工作时，有一次银行拿坏账（银行追讨不回来的贷款）单让复印，我仔细看了那些坏帐单，大概分为两种：一种是几十万或几百万的单位或个人的贷款，另外一种就是周边农民用来买种子或药品而借贷的几十元甚至几元的贷款。在改革开放了差不多三十年，农民却还要为买药贷款五元钱，为买种子贷款三十或五十元。虽然这不是全部农民的境况，但至少可以从中看出当地的农民是多么贫穷。
从青岛回来后，我终日为这些苦难的家乡百姓的遭遇忧虑，思考着如何能帮助他们。那期间因为思虑太多，导致睡眠不好，头发大把脱落。后来没几天赶上开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统称），我通过两会热线反映，以为举报后政府会加大力量取缔那里的传销，会让更多穷人避免再受骗（因为穷人只能骗穷人）。但是，半年后再问二姐，她说根本就没有人去干涉那里的传销组织，是被骗到那里的人因确实再骗不到其他人加入，才不得不自动解散离开，而他们被骗走的钱无一人拿回来。
得知这样的结果，我很愤怒，也对这个政府彻底失望，觉得这个人民用高额赋税所养的政府的官员们，除了会压榨人民，它的职能部门都不能或不愿用举手之劳阻止本已穷苦的百姓遭受更悲惨的损害，对于这样一个政府，已经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应该让它下台，应该由全民选举一个受人民监督的真正为人民做实事的政府。
二、抗议独裁，宣传民主
眼见家乡工人在工厂上班的悲惨及下岗后被骗搞传销而政府不作为的现实，我认为由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除了腐败，除了会欺负老百姓，除了会祸害这个国家的环境外，于这个国家于人民已经完全没有益处，完全没有再继续存在的必要，应该让其下台，应该由人民民主选举可以被监督的政府来执政，只有这样的政府才有可能是符合人民要求的政府。于是在2005年8、9月份，凭自己对民主肤浅的理解，写了主题为《中国，路在何方》的宣传民主、抗议一党独裁的资料，并印了几百张，准备在10月1日去天安门撒，想以此抗议独裁统治导致百姓困苦不堪并唤醒民众的民主意识。
在去之前我写好遗书，把自已所能想到的后事都安排好，邮寄给我的一位同学，告诉她如果我被捕或者被枪毙，请她把我的这些东西交给我家里人。我之所以抱着必死的决心，是缘于我内心对中共暴政的了解。这样的了解来源于共产党对那场1989年6月（几年后我才从网络上得知那场运动被简称为八九六四，因为镇压大概发生在六月四日）由大学生发起的反腐运动的镇压。当年还是初中生的我，在电视上看到学生抗议的情景和军队进入广场戒严的画面，当时并不知道部队进入广场后对学生运动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因为在电视上没有看到这样的画面（那样的画面是不可能在国内电视台中被看到的，当时也没有网络）或听到这样的消息。直到那年暑假，一个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的在外地上大学的姐姐，从学校回来说，她们学校两位老师到天安门参加运动，一个被坦克压掉了半个头，另一个吓得半疯跑回来，说学生和北京市民死伤很多。当时我和好友听后非常愤怒，就准备写大字报贴到街上，抗议中共的暴行。后来好友的父亲提醒我们说，这样做可能会有风险，就放弃了。
虽然大字报没有写成，但自此对共产党的不信任和恐惧的意识就在心里扎下了根基。相信我这个年龄以上了解六四的中国人，都在那个时期有了这样相同的意识。因为自那以后的很多年里，人们都开始谨小慎微地过着自己的日子，不再热衷谈论国家大事和官员的贪腐行为，也没再听说发生过民众公开对共产党的执政行为表达抗议的群体性事件。
曾几何时，我一直认为这个国家自从六四惨案发生后，再无一人过问政治，直到06年接触维权群体才知道有许志永等等一些法律人士一直为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做着努力，盲人法律工作者陈光诚还因此被判刑三年。再后来从网络上得知，即便在八九六四后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空屠杀后的血雨腥风还没有散去，就已然有很多仁人志士冒着随时被抓捕甚至牺牲的危险，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推动着中国的民主运动，比如今年再次被判刑七年半的胡石根老师，就因为在九二年秘密组建反对党而被判刑二十年，当年同他一起组党的几个年轻人，被判的刑期加起来就有上百年。
处理好了自己的东西后，我在2005年10月1日上午包好打印的传单，坐车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走了一圈，看到被低矮的铁链围着的国旗空地比较宽敞，铁链外边还围了很多人在观看，觉得那是适合撒传单的地方。但国旗下方有武警把守，正思虑如何进去，就看见有几个小孩子跨过铁链冲进国旗下方，我来不及想为何会有小孩子跑进去，就乘武警过去抓那些小孩子的时候，也跨过铁链把所有传单撤到天空，在我还没看到任何人上来拾我扔出的传单时，却看到几个穿着便装的人（便衣警察）从四面八方冲向我，将我按倒在地。他们强行把我连同我的传单一起塞到一个面包车里。车子开了一段路，停在一个有铁门的院子前，几个警察从车上拉我下来时，我的背包掉在了地上，我试图去拾回，但被强行推到了院子里（后来才知道是天安门派出所的后院）。到院子里，我发现那里已经关了一群老弱病残穿着如农民般的人，有的还带着小孩子。我很惊奇这些看起来朴实的农村老乡亲为何也被关在这里，他们回答说是上访的，也是到广场上抗议被抓进来的。再问，才明白所谓上访就是案子在当地得不到解决而跑到北京来告状的，那时我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悲惨的一个群体。也猜测那些冲到国旗下的小孩子应该就是上访人的孩子了。我看到一个满脸被浇伤的已经看不出本来面目的女子，虽然看不出她的年龄，但看她领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猜测她的年纪应该和我差不多大，问她为何事上访，她说是因为在硫酸厂工作和一个人发生矛盾，那人故意用硫酸泼到她的脸上，因为那个凶手有亲属在当地政府部门为官，她上告无门才跑到北京上访，可问题也一直得不到解决。我看着她那双因哀伤过度已经暗淡无光的眼睛，再看着她那可怜的小女儿，就搂着她大哭，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帮助她。当看到这些可以算中国最朴实的百姓的悲惨处境，我更加意识到自已的想法是对的，这个国家有着无法想象的更多的黑暗，而更黑暗的是这些本已经蒙受冤屈的百姓却被警察抓住关起来。这个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真的是不配再治理这个国家了，应该让他们下台，应该让民众了解“只有民选的政府才会避免产生这么多冤案，才会避免有冤无处伸”。于是我在那个院子里开始讲演，斥责共产党的黑暗统治和腐败无能，宣讲着自己的民主理念。警察几次冲进来想把我拉出去，都被访民们拦住而没有得逞。访民还拿出自己的面包和水给我，就连我要小解时，也是众多的女访民们围起来让我在方便袋里解决。下午稍晚的时候我们被拉到应该是叫马家楼的地方。我们被要求填写了份因何事上访的表格，后就被放了出来。这期间我认识了几位看起来比较有经验和智慧的访民，从他们口里知道了许多上访者的悲惨遭遇，有许多上访者因状告和当地政府有勾结的势力而不敢公开上访。几乎所有的上访者都要随时注意被当地政府雇佣的截访者或者当地政府派出的执法人员抓回去（当地政府的政绩是和上访比例挂勾的，上访越多政绩越低）而且还发生过访民被截访者打死的事情，还有一些年迈有病的上访者病死或冻死在上访途中。
三、遭“被精神病”迫害
了解到访民的悲惨遭遇而且得知他们大多住在南站，许多人都需要人帮助写上访材料，我想我有电脑会打字，可以帮助他们。然后我回到家里，收拾了几件自己需要的衣物，并把电脑拿到南站给那些访民写上访材料。几天后，我再次回到家里拿东西时，被我之前叫来北京照顾她自己儿子的大姐（大姐儿子初中毕业后到北京读一所职业学校，因我打算去天安门撒传单，担心被抓后她的儿子没人照顾，就把大姐叫到北京）和她的儿子强行控制，他们说我的言行异常，应该是精神出了问题，并强行要带我去精神病医院。我和大姐争辩说，我现在的思想是我以前就有的，你只是个家庭妇女，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又不多，怎么会和你说这些呢？！
但不愿意花时间和家庭妇女做常识性的勾通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假如我们平时不屑于或惰于与她们做思想上的沟通，这貌似忠厚甚至看起来满怀爱意的家庭主妇，在关键的时候就可以成为一个政权打压反对他的异议人士的不需要任何劳务费的急先锋，而我就尝到了这样的恶果。
我因为担心被送精神病医院并气愤大姐对我的强制行为，而不停地和她争执着想表明自己精神并没有出现问题，但越是争执她越是说我不正常。前段时间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愚昧是最大的罪，而同愚昧之人争辩是危险的。我既然已经犯了不愿花时间与大姐勾通改变她的愚昧的错误，就不该再犯和她争辩的错误，如果我当时表现冷静，或许有可能就不会被强行送到医院。后来僵持不下，就同意和她们一起去医院。
在路上，为了避免大姐真的把我当作精神病而强迫我入院，就再次努力和她解释我的想法，想让她明白我的行为并不是出于一时的精神失常。后来那个出租车司机将车停在路边说：“她说的都对，她没有病，我不会送她去医院的”！大姐非常不满司机的作法，一个劲的斥责他，我想如果我就这样回家，就凭大姐的愚昧加蛮力，我还会被她强行送到医院，就对司机说让他送我去医院，鉴定没问题大姐就会放心了。到医院后我才意识到我真的是高估了大姐的心智。到医院后大姐进到一个诊室，在医生耳朵边说了几句话。我就看到那背对着门的应该是中年的男医生拿起笔在一张单子上签字。当时我猜测他签的应该是住院同意书之类，当那个医生手里拿着他签字的单子走出来时，我就质问他为何不给我做鉴定就让我住院，他只是从我身边匆匆走过，甚至都没有看我一眼。不一会就来了几个医护人员，强行把我往住院楼里拖，我大声抗议说，我没有精神不正常，只是因看到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做出一起抗议行为。我不停的诉说着，希望能引起坐在医院走廊里病人家属的关注而出面阻止，但那些病人家属很多人都说这个人病的不重，只是可能太压抑了，让她说出来就会好了。可见当年甚至现在中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也都认为能公开反对共产党的人就是精神有病，哪怕他们也承认共产党已经完全到了该反对甚至该推翻的地步。
曾经有一个英国记者说过：在一个谎言遍地的国度，说真话简直就是革命行为。而在我们这个谎言遍地的国度，敢说真话的人就会被认定是疯子！就这样我被强行关进了住院部，虽然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离开那里，但为了不被采取更强烈的手段，每次护士给药我都很顺从放到嘴里吃掉，然后应她们要求张嘴给她们看。大概过了两三天后，有一天，那个签字让我住院但却连一眼都没看过我，就更别说和我交流过一句话的医生，走到我身边，他丝毫没有问及我的病情，只是用充满憎恶的眼神冷冷地问我：“你去天安门撤传单对不对？”这时我才更肯定大姐在他耳边应该就是说我去天安门撤传单的事情（但我不敢肯定大姐是否告诉他我撒传单的内容和目的），从他憎恨的眼神和冰冷的话语中我倾向认为他并不认为我是精神不正常的，至少不认为我去撒传单的行为是在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情况下进行的，否则他的问题和憎恨就毫无必要。 至于他这种憎恶到底是源于中共几十年的洗脑，认为给政府捣乱的行为就是可恶的，还是来源于他是受益于体制想维护体制的初衷，我不得而知。只是当时我理智地意识到和这个对我充满敌意的但却可以掌控我人身安全，甚至可以说是生杀大权的医生对抗，是非常不明智的，所以就低声回答说“不对”。
虽然至今我都认为我当时对那个医生的回应方式是正确的，但我不得不承认接着我又犯了另外一个错误，有一天一个女病人被强行绑到床位上，而她只是总是和医生要求出院回家而已。她不停的哭泣祈求放开她，我心生怜悯，偷偷地将她的绳子解开。护士发现后大骂我，然后将我四肢绑在床上，我没有哭闹，只是自己乘她们不注意偷偷将绳子一点点解开。可以说在医院期间我除了做了这么点违反护士意志的事情，其他的都是完全配合的。我不知道后来我身上发生的伤害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而起，如果是的话，那只能怪我当时又忘记了一个宗旨，就是在一个人性冷漠的国家或群体里，只有对任何事情哪怕是极其不公正的事情都应该保持冷漠的态度才不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我之前去撒传单的行为已经违反了这样的宗旨。我犯了这样的“错误”后没几天，有一天我被带到另一个楼座里的一个很小的病房里，里面有一些连着电线的各种仪器。有个类似于理发店里给女人烫发用的仪器的下面放着一张铺着白色床单的单人床。一个女医生双手按着那个仪器站在床头。我不知道他们要对我做什么，那女医生授意我躺到床上去，然后将仪器戴到我的头上，不一会我就感到全身被电击的感觉，在剧烈颤抖后我完全失去了意识。
对，他们对我做的就是传说中的电疗，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电疗的人，完全可以在好莱坞电影中电刑处决犯人的境头里感受到我当时所遭受到的情形。不知过了多久后，我清醒过来，但我对之前所有的事情完全失去了记忆。我躺在床上问身边几个穿着白大衬的人，问他们我这是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冷漠地看着我。后来我努力回忆，才逐渐意识到这里是精神病医院。因为这次电疗的恐惧，之前还并不很担忧的我严重焦虑起来，我不知道我何时才能出去，用在我身上的恐怖手段是不是还会再次使用或者还会有其他更为恐怖的方式。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真的又被强行带过去做了几次电疗，每次在去往那个房间的路上我都想要挣脱跑掉，但都被强行抓住带进了那个电疗室。当时那种想逃生的恐惧的心情估计很多人也只有在做到最凶恶的梦境里才能感受到。
后来在我强烈要求下，家人从言谈中认为我并没有严重的精神分裂，而只有些焦虑（也不想想一个本来没有病但却被强行控制，被强行电疗，被每天强迫吃药的人如何才能不焦虑呢），担心如此下去我只会更严重，就同意让我出院。出院后我看到住院单子，才知道我一共在医院住了二十四天，电疗六次。这次住院被电疗对我记忆力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后来更深入接触到维权群体，了解到有许多维权人士也有过相同的被迫害经历，有的受到的迫害比我更为严重。比如北京维权人士李金平因呼吁为赵紫阳和六四平反、组织人权座谈会等活动触怒国保，被强行关到精神病医院后，遭强行打针吃药近八个月，被迫害成脑血栓后，才被转到其他医院医治。现在每次见到他，都是一副怕冷并不由自主颤抖的样子。再有新公民运动参与者宋再民，也因为坚持组织公民聚餐，其女儿在被唆使下把他强行关进精神病医院近一年时间。还有持不同政见者张文和先生，被数次强行关进精神病医院。个人维权被送到精神病医院的就不胜枚举了。
如果说中国有什么更黑暗的地方，我想精神病医院算是一个吧。独裁统治下的中国精神病医院，很多时候已经沦为关押、迫害、摧残持不同政见的，敢于起来维护自己权利的，甚至拒绝说谎的人士的工具。（民主中国首发/时间：2016年10月5日）遭诬煽动学潮 囚15年「特务」被精神病
六四镇压一万日，《苹果》讲个你不知道的六四故事。「我主张地方自治、竞选。 」梁强一开口就是民主，这个病床上等待心脏支架手术的63岁阿伯，八九年是国家头号敌人。《人民日报》头版要闻《插手动乱造谣煽动 一批台湾国民党特务落网》点名的「特务梁强」，1989年被当成煽动学潮的境外势力、国民党特务判囚15年，狱中绝食抗议，被当精神病电击。回望经历他说：「过去就过去了，不想提，就想国家能前进就好。」
「胡说八道，然后开枪镇压学生。说我幕后策划、是国民党三人领导小组成员，我什么也没做。」当年36岁的梁是北京轻型汽车公司干部，刚从日本公费留学归来，由于家住天安门附近，每天仅过跟学生聊天，1989年5月27日被捕。对于被捏造成境外敌对势力派到中国煽动学运的代表，他至今感荒唐。
当年因特务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15年，他狱中绝食79天抗议，「被精神病」绑在床上「电疗」、服药13年，梁强2004年出狱，房子被没收、入狱前19年工龄政府不承认，所幸妻子不离不弃，他在北京卖了几年包子，近年在妻老家河南安阳做「看厂」（类似保安），够温饱但不够医病。此次心血管百分之九十五堵塞，要做心脏支架手术。他今在微信朋友圈「卖书治病」，收微信红包、回赠一本自己的书《唯人趣谈》，是马克思「唯物」理论的相反。
（来源：苹果日报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china/20161020/55804697 2016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