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第五十二期

 10月10日，第2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北京安定医院、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等在京举行“精神卫生发展论坛”。
“精神疾病已成一项严重的公共卫生挑战。”北京安定医院院长马辛表示，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心理或精神方面的问题，希望全社会都能关注心理和精神健康并科学认识精神疾病。
据统计，全球约有4.5亿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或行为障碍。其中，超过3.5亿人患有抑郁症，约2100万人患有精神分裂症。仅在中国就有超过1亿人患有精神疾病。其中，有92%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没有接受治疗。
论坛首次发布了由经济学人智库撰写的亚太地区精神健康报告，在名为《精神疾病患者支持服务：亚太地区15个国家的对比》的报告中，中国在亚太15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排名第九，属于较为落后的第三梯队。
精神疾病已成亚太第二大健康问题
“在亚太地区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了精神疾病的重要性，” 日本金泽大学全球事务组织副教授 Atsuro Tsutsumi 在报告中说，“但对其关注度仍低于其他重大疾病。”
事实上，精神疾病已经成为亚太地区伤残所致生命年损失 (years lost due to disability/YLD) 的第二大因素。
伤残所致生命年损失，是20世纪9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引入的疾病衡量方法，其将病情的普遍情况与病情在发展过程中导致的患者虚弱程度相结合。由于精神疾病的发病时间相对较早，它所导致的总损失年数很高。按照这一标准，在报告涉及的15个国家和地区中，精神疾病平均占据了伤残所致声明年损失总数的20%以上。
更为严重的是，马辛说，抑郁症严重时，会出现悲观绝望的心态，甚至有自杀的行为，15%到20%的抑郁症患者会选择自杀结束生命。
中国被划入较落后的组别
该研究共涉及15个亚太地区的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研究针对不同国家在精神卫生方面的工作成果进行了评估。
按照环境、可及性、机会以及治理4类18个指标，研究对亚太地区的15个国家进行了评估和排名。这15个国家可以清晰分出四个组别，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得分均超过90分，位列第一、第二，属于第一组别；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与新加坡、韩国、日本作为亚洲高收入国家，列于第二组别；中国大陆得分为45.5分，位列第九，与马来西亚、泰国同属第三梯队；印度、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则排在最后一个组别当中。
报告还称，同一组别的国家在协助精神病患者融入社会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是类似的，但不同组别之间的程度相差很大。
“治疗缺口”巨大
报告指出，中国的精神疾病存在巨大的“治疗缺口”——需要治疗却没有寻求或未能获得治疗的患者所占的比例极高。在我国，有92%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没有接受治疗，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位于第四组别的印度（90%）。目前，未接受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总人数估算为 1.58亿。
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精神科医生过于稀少。官方数字显示，中国目前每10万人仅拥有1.7名医师，全球这一平均数字是3.96名。尽管这一数据在近年来显著提升。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卫计委“国家精神卫生项目办公室”顾问马弘教授依然指出：“我们没有足够的精神科医生。”
南方周末记者曾在西藏地区采访调研时发现，当地几乎找不到精神科医生，更没有治疗精神类疾病的药物。
报告同时显示，14%的中国注册精神专科医生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另外有29%的人只有三年的大专教育证书。整体看来，受过良好训练的精神健康人员处于严重缺失的状态。
中国计划在2020年将精神专科医生人数增加到4万人。马弘说，“我对于如何完成这一目标存在一些担忧。”
686项目——社区化治疗的中国实践
报告提及，关于精神卫生服务转向基层治疗方面的建议众多，但是在中低收入国家的成功案例很少。中国的“中央补助地方卫生经费重度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简称 686 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现状。
这被称为是一个为精神病人“解锁”的项目。所谓“解锁”是一个完整的流程，包括由精神科医生和护士在内的专业团队在关锁现场对患者实施解锁, 将患者接到指定的精神专科医院进行诊断和住院治疗（系统药物治疗,同时配合心理治疗、工娱治疗或改良电休克治疗等综合治疗手段）,患者病情好转或稳定后出院，回到社区继续接受随访、服药、康复和健康教育等一系列干预措施。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是686项目的牵头单位。马弘说，从 2005 年的 60 个试点开始，截至2012年，“686”项目已在全国解锁精神病患者2000多例，2012年一年就解锁救治286例，到 2014 年底，已经覆盖了中国 87% 的行政区，最终将覆盖整个国家。
“686”项目最大的意义是带动了全国的精神卫生发展，建立了服务网络和信息平台，出台了工作规范和操作流程，培训了大量的基层人员和患者家属，将以往被“锁”住的精神病人回归家庭，回归社区。
她补充说，在这期间，项目共登记了 430 万名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到 2014 年底，已为315 万名患者提供以社区为中心的管理和服务。
“综合社区团队应持续扩张，潜在的专业人才资源也不应被忽视，例如家庭成员可以通过培训成为病例管理员。”马弘总结道。
除了实践，亚太地区国家也都开始了实质的立法和政策制定。报告认为，最令人瞩目的就是中国标志性的首部精神卫生法。历经27年的讨论，2012年10月，中国通过了第一部精神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该法案于2013年生效。
 
新的精神卫生法正式强制要求部分治疗免费，但报告认为法律的实际益处有限，治疗仍然受限。马弘说，她所在机构的未发表研究发现，在拥有两名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庭中，93% 的家庭会陷入穷困。
（来源：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120151   2016.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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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0月10日是第二十五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心理健康，社会和谐”。根据我国部分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估算：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超过1亿人，其中1600万人是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其余大多数是抑郁症、自闭症等精神障碍或心理行为障碍患者。同一片蓝天下，他们却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自身饱受精神折磨，也给家人带来无尽苦楚。健康人群中，也有不少人深受焦虑、抑郁等情绪困扰，常发出“我是不是抑郁了”的疑问。
　　阳光再美好，须得打开心房才能感到温暖。心理健康是个人幸福、家庭美满、社会和谐的重要方面。关注国人心理健康，是“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题中应有之义，应引起全社会关注。
　　不良情绪离精神疾病有多远？抑郁症等心理精神疾病的患者为何逐年增多？对个人、家庭和社会有哪些影响？如何帮患者走出阴霾？如何预防心理精神疾病？本版将分两期探讨这一话题，敬请关注。
　　——编 者
　　抑郁患者门诊量每年增加20%，3000多万儿童存在心理行为障碍
　　现代社会环境变化快、生活节奏快，很多人自诉心理压力过大，紧张焦虑。生活中，我们也会接触到一些抑郁症患者——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沉默寡言，间或喃喃自语，偶尔歇斯底里。究竟什么程度的心理、精神问题属于疾病范畴？
　　谭先杰是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的医生。国庆前，他在新书《子宫情事》发布会上透露，自己曾在5个月内送走13名绝症病人，深受负面情绪困扰。“生命不能放不开，我最终找到了宣泄的渠道：对着大山大声喊，直到声嘶力竭、内心平复。”
　　“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这种暂时的抑郁、烦闷不是病。”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黄世敬说，负面情绪像饮酒一样，控制在一定的量之内，对人没有影响；一旦超过这个量，就可能醉酒伤身。比如抑郁持续2周以上，并且无法自我调整，已经严重到影响工作、学习和家庭生活，在临床上就会确定为抑郁症。“轻度的抑郁症可以通过自我转移注意力等调情志的方式，以及专业医生的疏导，得到治愈。中度以上的，就需要心理治疗加上药物治疗，来控制病情。”
　　近年来，在互联网加速信息传播的背景下，人们感觉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导致的自杀事件似乎逐年增多，这是否表明我国这一类精神疾病呈多发趋势？
　　——抑郁症患者门诊量猛增，但尚未开展过全国范围内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
　　2009年6月13日，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杂志发表了北京回龙观医院流行病学研究中心主任费立鹏对我国4省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结果显示，精神障碍患病率高达17.5%，抑郁症的患病率为6.1%，据此推算，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已经达到9000万。调查结果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介绍，我国目前将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等6种疾病列为严重精神障碍进行管理。“在精神疾病患者中，这6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比例并不高，抑郁和焦虑症患者占比最多。”
　　医疗机构的数据支持这一判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王刚介绍，该院曾经有70%—80%的病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如今超过一半的病人为抑郁症而来。医院也因此在2006年特别开设了抑郁症研究中心。目前安定医院抑郁症患者的门诊量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令我们不安的是，非精神专科医生对抑郁症的总体识别率较低，临床上很多患者的抑郁症状未引起医生的足够重视，继而导致治疗和干预率非常低。”
　　“截至目前，我国尚未开展过全国范围内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因此还无法从数据上支持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心理疾病呈多发趋势的结论。”王刚呼吁，应绘制我国精神类疾病“地图”，为国家因地施策，以及医学界有针对性地立项、科研，提供数据支持。
　　——“一老一小”精神卫生状况堪忧。
　　国庆长假，四川自贡市的谭友果家热闹起来了。女儿在广州生外孙后3年来第一次回家，老谭的话多了，眼神也活泛了不少。
　　“可惜假期结束闺女就得走。房子一空，心也就跟着空了。”谭友果感叹孩子们在身边的时间太短了。
　　空巢老人很容易产生孤独感和被遗弃感。专家指出，孤独感最容易使空巢老人产生抑郁、焦虑不安的情绪体验，若不及时干预，常常发展成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
　　有数据显示，中国的老年期精神障碍的患病率达1.5%，明显高于普通人群。“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年人的精神心理健康事关家庭和谐，社会稳定。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亟待引起关注。
　　我国儿童和青少年的精神卫生状况也令人忧心。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儿童青少年精神病学组主任委员郑毅教授介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在儿童精神科门诊中占60%以上，目前约有3000万儿童受到不同程度心理行为障碍的困扰。“比如行为异常、性格缺陷、情感障碍、社交不良、性角色偏差等，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障碍’会发展为比较严重的精神类疾病，这会影响孩子成长，甚至发展为社会问题。”郑毅说。
　　生物遗传性的个体基因缺陷、社会转型期的集体心理教育滞后，多重原因叠加致病
　　不久前，影星乔任梁因抑郁症自杀离世，鲜活的生命戛然而止，令人们唏嘘不已。
　　人们为什么会患上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是先天因素还是后天受外界影响所致？
　　28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小刘抬头望向天花板，南边墙角处的那摊水渍又出现了，慢慢化成了一朵骷髅花。“每天我都能看见这朵花，楼上邻居为什么就不承认呢？”其实，滴水声是他的幻觉。这就是妄想性精神障碍患者的苦楚人生。
　　杨甫德表示，重性精神类疾病患者比如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染色体基因片段存在缺陷、畸变、冲突。在童年的潜伏期，会表现出躁狂等症状，到青壮年期发病后更为明显。而相比之下，抑郁症等病症的生物遗传性病因是次要的，主因是应激性心理反应。比如长期被不良情绪侵袭，包括被坏人欺骗、被亲友误解、被同事冷落，以及投资、入学、擢升不顺……一件件糟糕的小事情不断累积，就可能在遇到突发重大事件时，变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难以自控的“情绪”演化为令人崩溃的、导致精神类疾病的诱因。此外，像患者术后、女性产后、老年人退休后、灾害发生后等，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出现巨大变化，而心理调适未能同步，就会导致抑郁症。
　　专家指出，无论病因是生物遗传因素，还是个人的应激心理反应，都与社会环境这个外在“催化剂”有关。王刚分析，从发病的几率来说，基因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异。内因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外因——社会环境。“社会转型期，人们普遍感觉人生中不可预测的压力增多，很多诉求难以实现。加之生活节奏加快，导致缺乏有效的心理疏导……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猝然发病。”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郑日昌认为，以前计划经济时代，从收入到就业，人们都在“分配”的轨道下按部就班地生活。“而市场经济带来了多种选择，产生多趋冲突。一些人什么都想要，车子、房子、票子，反而引发内心焦虑。”
　　在黄世敬看来，国民心理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容易产生焦虑。“某些群体富而不安，物质丰厚了，幸福感反而下降，出现失眠、焦虑、抑郁等症状，心里的这根弦越绷越紧，最终断了。”
　　精神疾病不仅仅是个体问题，应将其作为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予以重视
　　精神类疾病对病患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
　　干扰慢性疾病预后，影响身体健康。近年来，躯体疾病共患精神类疾病的患者不断增多。在神经内科就诊者中，抑郁障碍和焦虑障碍的患病率最高，慢性疾病如心绞痛、关节炎、哮喘、糖尿病甚至癌症等，常常共病抑郁症，而抑郁症又可影响慢性疾病的预后。在患这些疾病的老年人群中，抑郁症的发病率更高，抑郁症对健康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慢性疾病本身。
　　抑郁症与“自杀”如影随形。“自杀意念”是抑郁症诊断手册中的主要症状之一。杨甫德介绍，数据显示，抑郁症病人中，15%最终会自杀死亡，约70%曾经出现过自杀的想法。另外有国外的数据表明，在所有自杀死亡的人群当中，大概有70%以上的人患有抑郁症。
　　三毛、海子、张国荣……不少明星都因抑郁症离世。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报告显示，中国每年大约有28万人死于自杀，40%患有抑郁症。另有数据表明，自杀是我国全人群第五位、15—34岁人群第一位死亡原因，自杀每年导致16万小于18岁的孩子失去父亲或母亲。
　　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2014年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等机构发布的《中国自闭症儿童发展状况报告》显示，中国的自闭症患者可能超过1000万，其中0—14岁的患儿可能超过200万。大多数患儿家庭为了治疗倾尽积蓄、负债累累。
　　“经济负担倒在其次，感情上的折磨无法释怀。”北京的王先生说，他的老母亲退休后性情大变，记性不好、疑心重、脾气大，经常摔东西、打骂家人。“她以前是医生，一辈子为人和善。现在每天见面就吵，大半夜让我们去给她做饭，还跑到我单位闹事，老板让我回家处理完家事再上班，没办法我只能辞职。一家人原本经济上很富足，晚辈们学业、工作都很出色，但妈妈这种情况让我们高兴不起来。”经过咨询，王先生得知母亲可能患上了抑郁症。“麻烦之处在于，她否认自己有病，拒绝就医。”王先生很无奈。
　　专家认为，抑郁症等心理精神疾病患者虽然没有伤害他人的暴力行为，但对家人生活的干扰至为深远。比如，孩子们生长在父母或祖父母罹患抑郁症的原生家庭，对其未来的一生都有不利影响。
　　增加全社会医疗负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按照国际上衡量健康状况的伤残调整生命指标评价各类疾病的总负担，精神疾患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各类精神问题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率将升至1/4。
　　采访中专家表示，近年来，精神心理问题与社会安全稳定、与公众幸福感受等问题交织叠加等特点日益凸显。焦虑症、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及心理行为问题逐年增多，心理应激事件肇事肇祸案件时有发生，老年痴呆、儿童孤独症等特定人群疾病干预亟须加强，精神卫生工作仍面临严峻挑战。
　　“精神疾病不仅仅是个体问题，应将其作为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予以重视，全方位关注，全面谋求改善。”郑日昌说。
（来源：人民日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0/14/c_1119714631.htm  2016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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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10日）是世界精神健康日，有学者推算，全港至少有4成人口受精神病困扰，当中包括精神病患者家属。
有精神病患者母亲，因一时心软容许患病女儿停药，其后险被病发女儿用菜刀劈伤；亦有患者女儿因不察觉家母异常行为，习以为常后导致全屋被杂物堆积，自己反过来情绪受困成抑郁症。凡此种种，都显示我们应留心精神病患者的需要，提供援助和治疗。
本港一项研究就指出，发现精神病患者若不及早求医，病情除困扰患者自身外，亦会为其家人带来生活和情绪上的影响；而家属对精神病认知不足，亦会令患者延误治疗。
现年60多岁的Lily，女儿于中学阶段被老师发现行为异常，其后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治疗初期，女儿病情尚算稳定，直至一天女儿因药物有引致水肿等副作用而不愿服药，Lily又以为只要自己全心全意照顾女儿便足够，于是默许停药，岂料令女儿的病情出现反复，更差点酿成悲剧。
Lily忆述指，女儿常偷偷把食物藏于衣物间，一次Lily按耐不住责怪女儿，女儿竟因此先以餐刀劈伤Lily前额，后再拿出菜刀挥向Lily，幸Lily及时将女儿靠墙按住并连声道歉，才化解危机。
病患家属难耐困扰　患抑郁症
除了人身安全问题，照顾重症精神病患者更会消耗家属大量意志力，造成精神困扰，甚至连家属也会因此患抑郁症。
阿猫（化名）的父母于其幼儿园阶段离婚，她怀疑妈妈由当时开始患上精神分裂症，多年来一直没有就医，病征也慢慢浮现，最明显的是堆积杂物和经常怀疑有人偷钱，惟阿猫和其姊姊无法识别此乃精神病病征，一直不理解为何妈妈如此「古怪」。
她忆述妈妈当时堆积杂物的情况是「连坐都无位坐」，又因经常怀疑有人入屋爆窃而频频换门锁至大门损毁，严重影响到一家人的正常生活，令阿猫更因此而患上抑郁症，但就诊时间竟比妈妈更早。
同路人可助病人及早求医
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谢树基指出，精神病人一般靠家人或朋友发现病征并劝其就医，若家人并无相关认知，小区支持便变得重要。他续指，精神病康复者家属因长期照顾病患者，累积了不少相关知识、技巧、耐性及说服力，建议政府应善用他们的经验，让他们于小区精神健康服务的层面，受薪服务其他有需要的患者家属，除医生和社工外，担当病人及其家属「同路人」的角色，给予精神支持及提供相关知识，促成病人早日就医。
全港约4成人口受精神病影响
谢树基表示，中大与港大合作的精神病研究发现，全港有逾90万人有普遍精神病（如抑郁症、焦虑症等），另有逾17万人口患精神分裂、郁躁症等重症精神病。他称，大部分受情绪问题困扰的人一般会向身边2至3名家人或朋友求助，而后者在缺乏支持下，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故推算全港受精神病症困扰的人口达4成。他重申，精神病患者需要受照顾及社会支持，亦不能忽视患者的照顾者。
（来源：香港01新闻http://www.hk01.com/%E6%B8%AF%E8%81%9E/47574/%E9%A4%90%E5%88%80%E5%8A%88%E6%AF%8D%E9%A0%AD-%E9%9B%9C%E7%89%A9%E5%A0%86%E6%BB%BF%E5%B1%8B%E8%87%B4%E6%8A%91%E9%AC%B1-%E5%AD%B8%E8%80%85-%E5%85%A8%E6%B8%AF%E5%9B%9B%E6%88%90%E4%BA%BA%E5%8F%97%E7%B2%BE%E7%A5%9E%E7%97%85%E5%9B%B0%E6%93%BE  2016-1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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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讯10月18日下午，一25岁男子在湘江橘子洲大桥附近跳江，被游轮上的船员救下。据悉，男子患有精神分裂症，当时意识不清醒，从橘子洲跳入江中。目前，男子已被家人接回。
 
18日下午3点45分，湖南九洲龙骧水上客运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雅”号游轮途经橘子洲大桥，船员听见橘子洲上有游客喊“有人跳水了”，只见一男子在水中挣扎。游轮船员见状，将游船靠向男子后，抛下救生圈，船员谭谢军下水，将男子拖上船。随后，船员将男子送到休息室，并联系上男子家人。
 
船员与男子沟通得知，男子姓张，1991年出生，患有精神分裂症，还在药物治疗中，当时意识不清醒，从橘子洲跳入江中。下午5点，男子母亲将其接回。
（来源：红网http://hn.qq.com/a/20161020/008021.htm?pgv_ref=aio2015&ptlang=2052    2016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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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来，为了照顾患有精神障碍的哥哥和母亲，家住高新区祥云社区的李志强无悔付出了自己的青春，至今未娶。
昨天上午，在“关爱精神病患者，筛查服务进社区”活动中，楚天快报记者随同襄阳市同和医院的医护人员及高新区团山志愿者，来到了李志强的家进行采访。
弟弟和母亲患病忠孝男贴身照料
李志强的母亲，身体一直不好，十几年前开始相继患上胆囊炎、脑梗、糖尿病等大大小小10多种病，后来因为心理承受能力弱，又有了疑病症（精神病的一种）；李志强的哥哥小时候得了脑膜炎，大脑受到了影响，成年后被骗出去干活不给工资，导致哥哥的精神也出现了问题。
2000年的一天，李志强发现哥哥突然不见了，连续很多天都没回家。那段时间，李志强心急如焚四处寻找。
一个多月后，李志强在清河桥二桥头看到了穿着裤衩、昏迷在地的哥哥。“看到哥哥的那一刻，眼泪真的没憋住，‘哗’地全流下来了。走失前还好好的，回来的时候咋就成这样了！”
后来，李志强通过和哥哥聊天，断断续续地了解到，原来他是被别人骗去外地黑工厂做工，后来一个人逃了出来。身无分文的哥哥走了四五天才回到襄阳，最后饿晕在了清河二桥头。“回来后他的精神受到刺激，行为异常，虽然先后多次到医院就诊，但都没什么效果，只好回家养病。这一病就是17年！”李志强说，现在他每天要给哥哥和母亲洗衣、做饭，还要给哥哥穿衣，要像对待孩子一样，盯着他把鞋子穿好才放心，不然哥哥就会打赤脚，容易着凉。
母亲虽然有精神疾病，但身体还算硬朗，基本上也能自己照顾自己一些。而被精神疾患折磨的哥哥生活上无法自理，饮食起居各个细节都需要人照顾，经常把大小便弄到裤子上，李志强从来都没埋怨过，总是默默地将哥哥的脏衣洗干净。
2005年夏天的一天，趁着李志强洗脚的工夫，哥哥偷偷溜了出去，急得李志强血压蹭蹭往上升，额头直冒虚汗。因为他知道哥哥患病后有一个怪行为，那就是走路时总爱走在马路中间，非常危险。顶着毒辣的日头，他独自在马路上茫然徘徊，走了整整一个下午，脚都磨出了水泡，才在10公里外把哥哥找回来。
在记忆中，这样的寻找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回了。
11年不离不弃至今依然单身
2005年，李志强的父亲去世后，照顾哥哥和母亲的担子，就全部落在了李志强一个人肩上。哥哥不犯病时，还算听话，可是一犯起病来就会满床打滚，有时甚至动手打人。
由于担心哥哥和母亲突然发病，李志强辞去了原来相对稳定的工作，做起了销售员。“做销售员，上班时间相对自由，可以自己安排时间。”但李志强也从来不敢离家太久，每隔一两个小时就要赶紧回家看看。“像别人那样去到处旅游的事，更是想都不敢想。”
为了照顾好哥哥和母亲，李志强付出了很多，也为此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至今依然未娶。“一听说我家里有两个患精神病的亲人，对方听了都会直摇头。”11年来，李志强也曾试过找对象谈恋爱，但每一次李志强有了中意的人选，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中的情况如实告诉女方。好几个对李志强有好感的女性，了解实情后都选择了放弃。
这样失败的恋爱经历，李志强经历了6次。
曾经有人劝说李志强放弃照料哥哥，劝他说，哥哥对他来说是累赘，放弃了好找对象。每当这时，李志强都会当即回绝：“这叫骨肉亲情，家人有病，我怎么能离他们而去呢！”
心里最放不下的是一辈子的牵挂
在李志强眼里，哥哥的话不多，有时候会冲他发脾气，但他都尽量忍着，尽量不刺激哥哥。“现在好多了。”李志强说，两年前，通过襄阳市同和医院的治疗，哥哥和母亲的病都得到了控制。襄阳市同和医院精神科主任李军说，“只要药物控制得及时，平时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提起这些年的艰辛，李志强仍保持着乐观，他说，他做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从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
当被问及，是否想过放弃，李志强的回答非常坚定：“他们一个是我的亲妈，一个是我的亲兄弟啊！宁可让他们拖累我一辈子，也不能让他们受罪啊！”
苦、累、恋爱受挫，受到委屈，对于李志强来说，这些都没什么。他最担心的就是，如果自己“走”在他们前面，谁来照顾他们。
周围很多朋友同事了解到李志强的情况后，都给予了他很多帮助，李志强非常感激。
这些年，李志强也遇到过很多升迁的机会，但一听说要到外地发展，他都婉言谢绝了。“我不能离开他们，哥哥和母亲是我一辈子放不下的牵挂！”
（来源：荆楚网http://news.cnhubei.com/xw/hb/xy/201610/t3715225.shtml    2016-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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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话里藏着他们的痛苦，医生富有感情和爱心的语言，能让病人的痛苦和焦虑减半。”在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一线工作了28年，精神科主任胡晓华用他的耐心和爱心敲开了一个又一个“心灵壁垒”。
科里的医生们都说，从来没听到过胡主任大声对病人说话，还经常自掏腰包垫钱给病人买药。
被精神病人打骂成家常便饭
胡晓华管理的精神科男病房有84个病人，个个都是重症精神病。“在我们科，被病人打骂是家常便饭。”他已记不清这些年挨过多少次打，最严重的一次头上被打了一个拳头大的包。
去年底，一位26岁的重症精神分裂症小伙子住进了精神科。小伙子经常出现被害妄想。一天早上，胡晓华带着科里的医生查房时，小伙子猛地一巴掌扇过来，胡晓华眼前一黑，耳朵嗡嗡作响，他强忍着不适很快镇定下来，像没事人一样继续查房。家属听说后赶来向他道歉，胡晓华摆摆手说，病人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出现被害妄想去攻击别人也是正常的。
患者再多也不压缩沟通时间
胡晓华看病慢在医院是出了名的。每次专家门诊，他早上7点45分就会准时出现在诊室，18年来从未迟到过。30个专家号，他每次都要看到下午三四点，从来不会因为病人多而压缩沟通时间。
胡晓华说，精神病人心里都有“壁垒”，要顺利打开这个“壁垒”，需要病人信任，医生要花时间费心思。“跟精神病人建立信任并非易事。”他坦言，“一开始千万不要谈病，而是针对病人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例如失眠、胃口不好来帮助解决，见到效果后，病人就会慢慢地产生信任。”在胡晓华看来，精神科医生并不要求医术排第一，而是要有耐心去倾听。医生只有耐心倾听了，认真梳理才能抽丝剥茧找到症结。看一个新病人，最起码也要半小时以上。
十一期间，在深圳打工的王先生发来一个微信红包，胡晓华并没有点开。胡晓华说，王先生是随州人，曾患重症精神分裂症，在他手里治疗了5年，现在病情稳定了，已重返社会工作。因为复诊不方便，一年多来胡晓华就在视频里问诊，再把药邮寄到深圳。像这样的病人，胡晓华手机里有三四十个。
[记者印象]
胡晓华温和的脸上一直带着笑。“我愿意听他们说。”胡晓华说，自己从来没有把工作当成过负担。他坦言，这些年还有个小习惯：每次看完门诊后，总会找个没人的地方坐上一会，等坏情绪“消化”后再回家。谈话间，胡晓华不经意间多次流露出苦恼和自责。会对病人病情的特殊和一些矛盾无力改变而自责;对家属和社会的不理解不配合，将矛盾转加给医生而伤心苦恼……他是一个有“温度的医生”。
（来源：武汉晚报http://hb.news.163.com/16/1009/10/C2U9TDD303941BS6.html 2016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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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 ..
在 19 世纪末期，美国有一群特别的女记者 ..
她们潜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扮成乞丐、服务员、店员、精神病 ….
她叫 Elizabeth Jane Cochran，她就是其中一员 ..
她是最早期的调查记者之一，可以说是她开创了隐秘采访的先河 …
今天要说的，就是她的故事。
姐们出生于 1864 年，她从小就是一个敢说敢做的女子，也一直坚信男女平等
于是当她在《匹兹堡电讯报》上看到一篇歧视女性的报道时，她立马怒了。
那篇报道说女性就该待在家里，不应该上学受教育也不应该出来工作 … 当时 21 岁的姐们随即怒写了一篇文章驳斥这种观点
然而她没想到 … 报社的编辑看到她寄来的斥责文章不仅木有生气 .. 反而决定给她一份工作机会。
就这样，姐们在 1880 年代晚期走上了记者的道路，并且用 Nellie Bly 作为她的笔名。
那个年代，大多数女性记者通常就写写园艺、时尚等话题 … 但姐们却把目光投注到了社会上那些受压迫的人们身上 …
她的第一次卧底调查 … 是进入布莱克韦岛上一家女精神病院 …
为了让自己能顺利被精神病院收容，她在家各种练习当一个 " 精神病 "..
她表现得各种 " 疯狂 "… 整夜不眠，各种对着镜子撕扯自己的衣服头发 …
她的卖力表演甚至骗过了专业人士 .. 医院里的医生和法官最后都判定她有精神病，最终她 " 如愿以偿 " 被送进了那家精神病院
在那里 .. 她亲身经历了各种暴行 ..
吃腐烂的食物 .. 喝脏水 … 洗冷水澡 .. 被看护殴打 ..
医院里都是乱窜的老鼠 … 被送到这里的病人简直就是在受非人的折磨
就这么体验了整整 10 天 … 她才被人救出去 …
因为她的揭露报道 … 纽约市的官员最后终于同意给精神病院多拨款，并且下令改革精神病院照顾病人的方式。
    用这样卧底的方式，她还揭露了工厂里受到虐待和压迫的穷人、政府里不正当的政治说客、婴儿买卖等各种社会现象 ….
    她冒着危险，深入各种 " 龙潭虎穴 "，只为了揭露真相 …
    她的读者越来越多 … 人们都在期待她在下一篇文章中又会揭露出什么震惊的事情。
    她的报道也给社会公众带去了实质性的影响 .. 很多保护法都是在她的推波助澜下推行 …
    然而这样的做为 …
    自然也引起了很多利益集团的不满 …
    她曾被报社禁止再写严肃的社会话题，也收到过被逮捕的警告威胁，不过她还是坚定地做着自己觉得对的事情。
除了是卧底记者的先驱者 .. 她还是第一名独身完成环绕全球的女子 …
那是 1889 年，有人建议她所在的报社模仿儒勒 · 凡尔纳的著作《环游世界八十天》，派一位记者绕全球一周旅行 … 姐们自然的成为不二人选。
11 月 14 日，她从纽约启程，造访了英国、日本、中国、中国香港和其他地方 …
她孤身一人完成了长达 24,899 英里的行程，以 72 天 6 小时 11 分 14 秒创下了当时最快环绕全球的世界纪录。
那个年代，像姐们这样敢想敢做、无所畏惧的女性记者还有很多。
她们也许没有姐们这么有名 … 但她们的工作对女性地位的提高、对社会都有着非常大的贡献 …
（来源：英国那些事http://www.myzaker.com/article/58129fc09490cbe91c000014/ 2016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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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一个网络语言的爱好者。从“我也是醉了”到“然并卵”，你尽量搜集每一个最新的语例(对你来说，看了春晚的相声小品才知道某个流行语，不啻于一场侮辱)，不仅要追溯最原始的出处，还要给出最精确的释义。你每天都在微博上浏览好几个小时，生怕漏掉任何一条流行语，尽管如此，你仍然感到力不从心。因为互联网之大，众声喧哗，你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于是，你发了一条微博求助。不少私信随即向你涌来。大部分一塌糊涂，你匆匆扫上一眼便迅速删除，可是，有一条私信引起了你的注意:它对刚刚流行起来的“蓝瘦，香菇”做了详尽的释义和精细的考证，而且措辞彬彬有礼，斯文周到。你赶紧点进这位神奇的网友的页面，跟他互关。从此以后，最新的网络流行语就从这位网友那里源源不断地传了过来。如此这般持续了好几个月，你对这位见闻广博又和你趣味相投的网友大感好奇(虽然他在微博上只转发各类段子，绝口不提自己的生活)，打算跟他线下约见一面。万万没想到，你竟然发现，这位网友是个重度网瘾患者，正在某个网戒中心接受电击治疗……
以上内容，是《教授与疯子》这本书的大致内容，当然，是中国特色的版本。你，就是令人敬重的《牛津英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词典”)的第三任主编詹姆斯•默里(James Murray)，“教授与疯子”里的“教授”。而那位网友，就是大词典编纂史上贡献最大也最为传奇的志愿供稿人，迈纳(W. C. Minor)，“教授与疯子”里的“疯子”(当代精神病学家认为，他在美国南北内战任北方联邦军随军医生时，可能因战争刺激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在被精神病院收容的二十多年间，迈纳给大词典贡献了一万多个质量上乘的词条，然而他却从未和默里见过面，只定期以书信交流，以至于默里兴致勃勃地去拜访他时，才震惊地得知，这位学问广博、彬彬有礼的供稿人竟然是个精神病患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疯子。
事实上，迈纳在精神病院里过得相当不错，可以读书、写信、散步、会客、画画(他是个不错的水彩画家)、吹笛子、收藏古书，享有充分的自由，并不至于像中国的网瘾患者那样，由于莫须有的原因而被囚禁在网戒中心，遭受电击之苦。优裕的生活环境，是他为大词典编纂源源不断地贡献词条的前提条件。只是，如此好景持续了二十多年(几乎让人以为就是永远)，在精神病院院长换人之后，便再也无法继续下去，迈纳医生的处境不仅大不如前，而且日益糟糕了起来，在这样压抑的环境之中，最后他选择了自宫，试图以一种最为极端的方式来结束长期困扰自己的、无法遏制的欲望。–梅尔•吉布森与肖恩•潘联合主演的电影《教授与疯子》如何表现这一幕，无疑是个令人关心的问题。
而更令人关心的，则是电影如何表现大词典的编纂。好莱坞一直对偏执、疯狂的天才很感兴趣，前有纳什，后有图灵。1998年《教授与疯子》一书甫一出版，梅尔•吉布森就买下了电影改编的版权，诚可谓慧眼识珠，只是电影最终呈现的效果如何，实在很难说。因为就词典编纂这项工作而言，对天分的需求其实甚为有限，《英语词典》(在1928年大词典出版之前，这部词典始终是英语词典界的最高权威)的编者、人称“文章大汗”(the Great Cham of Literature)的塞缪尔•约翰生博士就曾讽刺说，词典编纂者(lexicographer)是“忙于追根穷源、考释词义的无害苦工”(a harmless drudge, that busies himself in tracing the original, and detailing the signification of words)，而沉浸于大词典编纂的默里和迈纳虽都富于学识与才干，但似乎也不适于被称为天才，更适合他们的称呼是–怪人。
是的，虽然默里是个正常人，而迈纳是个精神病患者，但他俩某种程度上是同一类人，尤其从世俗的角度而言更是如此。他们拥有常人难以理解的癖好，对常人不感兴趣的事物保有持久的专注与好奇心，愿意为之倾注大量的时间、精力与金钱。那句拉丁谚语“人类的一切于我皆不陌生”(humani nil mealienum puto)，用来形容他俩是再恰当也不过了。不妨这样说，在对自身之外的世界没有太大兴趣的平民百姓眼里，不管是默里还是迈纳，都是让他们捉摸不透的怪人。如果他们愿意翻读《教授与疯子》，完全可以找到大量支持他们观点的内容:默里曾经在某一天半夜把几个弟弟叫醒，只为看天狼星是如何按照他所计算的运行轨从地平线升起的;他尝试着用拉丁语呼唤牛群，观察它们作何反应;他不会游泳，却想发明一种新的水上救生工具，具体的做法是把许多鸢尾花绑在手臂上，但因为计算浮力时出错，他在水里翻了个倒栽葱，多亏朋友抓住他的长领结才把他从水里拽出来。这些可能都还没什么，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默里竟能以一种客观超然的态度，观察他的爱妻病危时夜间说胡话的状况，继而发现“她说的不是当教师时的文雅话，而是幼时的苏格兰土话”。大词典的编纂既需要，同时也激发了这种古怪的气质。
也不知道好莱坞编剧看过《编舟记》没有，这部在中国爆红(虽然局限于文艺小圈子)的电影，对编纂词典的怪人有生动的呈现。它的故事非常简单:一家出版社的词典编辑部人手不足，快要退休的老编辑荒木公平四处物色接班的年轻人却频频碰壁，因为没有哪个年轻人觉得编词典是什么有前途的工作，最后终于找到了合适人选:外号“认真君”的宅男马缔光也。光也是个再标准也没有的怪人，他的怪直接写在脸上–永远是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写在身上–虽然长手长脚，肢体动作却别扭得很，每天都穿着同一套衣服;也反映在他所生活的环境当中–光也那个租来的房间里书籍堆积如山，他对日本文学很感兴趣，搜罗了大量相关文献，整日埋首其中，无法与人正常交流，只能每天读书给自己的爱猫小虎听，唯一的社交活动是和房东竹婆婆偶尔吃顿饭，而竹婆婆对他那些书全然不感兴趣。而怪人还不止光也一个。比如，行事一丝不苟、古板正经的总编松本朋佑，为了搜集年轻人使用的流行语，不惜和光也跑到快餐店，偷偷摸摸地记录一群少女关于少女漫画和 BL的讨论。
觉得电影过于夸张了?实际上，倒不如说是尚有不足。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词典编纂者当中，为人古怪、行事偏执的比比皆是。比如，十六世纪之际，英国学者库珀(Thomas Cooper，1517-1594)为了编写《拉丁语英语词库》(Thesaurus Linguae Romanae et Britannicae)，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甚至都不愿意与妻子同床共寝。他的妻子因而怨愤至极，在词典快要完稿时潜入书房，抱出书稿投入炉中，多年辛劳成果，毁于一夕之间。库珀经受了如此打击，竟然还能从头再来，重又编了一次词典。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曾经和哥哥弗朗西斯•福勒(Francis George Fowler，1871-1918)一起编了《牛津当代英语简明词典》(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即COD)的亨利•福勒(Henry Watson Fowler，1858-1933)，决定在哥哥撒手人寰之后，以一己之力完成只编了一部分的《牛津当代英语袖珍辞典》(The Pocket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即POD)和《现代英语惯用法词典》(A Dictionary of Modern English Usage)。从1903年起，差不多三十年时间，他全都花在了编词典上面，五十岁方才成家。他的生活极其简朴，日常家务都亲自动手。他六十八岁那年，牛津出版社主动提出替他雇一个佣人，他却回信谢绝，认为有了佣人只会让自己终日伏案笔耕，再也无法动手做家务来调剂身心。
而最著名的怪人，则是《英语词典》编纂者约翰生博士。他身材高大结实，活像一头狗熊，因为童年时患过淋巴结核，他的脸上留下了明显的疤痕。他一眼失明，一耳失聪，头是歪的，身体常常前后晃动，时不时做出怪异的手势，喉咙里还会发出仿佛吹口哨一样的声音，或者如同母鸡一般咯咯作声。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是丧偶再嫁，比他大二十一岁。编词典期间，因为没钱买书，他找学生借来珍贵的《莎士比亚全集》四开本摘抄莎翁名句，物归原主时全拆成了散纸片，又在借来的书上随意写画，还腆着脸说这些记号用面包碎屑揉搓就可消去。为了词典编纂事业，他曾向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当时著名的文艺赞助人–patron)登门求助，结果遭到拒绝，等词典编成，他不仅发表经典名篇《奉答切斯特菲尔德伯爵书》(A Letter to Lord Chesterfield)将想要摘桃子的爵爷糗了一顿，连词典中对patron的释义都恶意满满:“怀着傲慢资助他人的恶棍，而他人则报之以逢迎。”(Commonly a wretch who supports with insolence, and is paid with flattery.)当然，这样的例证还不止一处，最出名的就是对燕麦(oats)的释义:“一种谷物。在英格兰通常用来喂马，但在苏格兰供人食用。”(A grain, which in England is generally given to horses, but in Scotland supports the people.)不仅拿到现在是天大的政治不正确，即便在当时也引来了诸多争议。他还对“国税”(excise)如此释义:“一种令人憎恶的货物税，抽税者是一群受雇于税收酬养者的恶棍，比例随他们的兴致任意调整。”(A hateful tax levied upon commodities, and adjudged not by the common judges of property, but wretches hired by those to whom excise is paid.)这个词条大大地触怒了课税官员，他们不仅将之视作诽谤，甚至想要控告词典编者，以便“合法地获得补偿”。
而在大词典的编纂史上，也有一个古怪程度和重要程度几乎不相上下的人物:第二任主编弗尼瓦尔(默里是第三任)。他是公认的“古怪的另类学者”，“爱好广泛，精力充沛却不谙世故，缺乏条理”。他一反此前的词典编纂者常有的无视当代出版物、只重古典作家的偏见，将报刊也列为语料来源，身体力行地从报纸上摘录了三十万张引文卡片，这是默里接手大词典编纂工作之后最宝贵的财富。因此，虽然弗尼瓦尔的兴趣多变、缺乏计划性和组织性导致大词典的编纂长期搁浅，但他却是“大词典最重要的义务资料员之一”–这种历史定评多少显得有些讽刺，颇有领导抢了秘书的活的味道。
不过，公允地说，尽管并没有从事任何具体的词条编纂工作，弗尼瓦尔仍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上任后扩大了编辑队伍，吸纳了更多的义务资料员，还设立了新的编辑职位–他称之为“义务分编”(sub-editor)，“负责整理引文卡片,补遗拾漏,提供初步的释义和词源等基础性工作,在义务供稿人和主编之间架起桥梁”。他于1864年创建了早期英语文稿学会(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汇辑刊行了许多早期和中古英语的珍贵作品，内容所及多为早期文献研究的薄弱之处或盲区”，默里之所以在学界脱颖而出，就是因为参与了该学会的古代文献辑考工作。此后，弗尼瓦尔又创建了一系列民间组织，如民谣学会(Ballad Soeiety，1868)、乔叟学会(Chaucer Society，1868)、新莎士比亚学会(New Shakespeare Society，1873)、威克利夫学会(Wyclif soeiety，1886)等。这些学会成员的不懈努力确保了语料来源的精准，为大词典的编纂做了充分的准备。
而类似默里与迈纳这样的关系，在大词典随后的编纂工作之中也延续了下来。大词典四卷本补编的主编罗伯特•W•伯奇菲尔德(Robert W. Burchfield)就是一个像默里那样既学识渊博又性格古怪的人。他坚持要求在补编本中收录大量小说家、诗人、剧作家用过的词。比如，奥登曾在诗中用过一个表示冰川运动的地质学词，实际上这个词在地质学中已经不常用了。伯奇菲尔德和一位科学家为这个词曾激烈争论。科学家说:“你不能收入这个词，因为现代地质学理论里没有它的地位。”而他则回应道:“奥登诗里用过的词我就打算把它收入，我才不管你们地质学里的鸡毛蒜皮呢。”这个词最后还是收入了补编本。
伯奇菲尔德自承“不是一个作风民主的词典编纂家”，喜欢搞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一言堂，不仅旗帜鲜明地跟艺术家站在一边，“当他们和科学家争执的时候，我每次都赞同艺术家”，而且力挺二十世纪的作家，如斯彭德、奥登、艾略特、格雷厄姆•格林、爱丽丝•莫多克等，“雄心勃勃地打算收入所有他们用过的词汇”。他认为，“既然像乔叟这类伟大的古典作家用过的每个词和词义都已载入《牛津英语词典》，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能把一批地位相当的二十世纪作家……所用的词藻排除在我们的补编本之外”，“只要天才们还活着，人们似乎永远也看不出他们是自己时代的天才”。英国人一般不太喜欢美国作家，他却对福克纳、品钦、奥尼尔等人青眼相加，尽量收录他们用过的词汇。他说自己的目标是努力找出到了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三世纪还会有读者的作家，“或许我会搞错，但是总比怯懦地认为没有一个作家够得上资格要好得多”。
伯奇菲尔德的迈纳跟原版相比要温和许多，而且不止一位。有一位弗吉尼亚大学的教授读了三十年的《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卡城《每日新闻》，“在他的教授的生涯里记下了每一件要闻”，这位教授把“他的笔记遗赠给了我们，这样一来，这两张报纸的引用率便远远超过它们应得的待遇”。还有一位以大篷车为家的女士，“她从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动身，游历了新墨西哥、科罗拉多、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等州”，“大篷车碰巧停在哪里，她就读当地鲜为外人所知的小报”。美国西部各州的语言风貌就是通过这位女士收集的资料“很好地体现在了这部词典里”。靠了这些怪人的帮助，大词典补编本才得以顺利完成。
事实上，即便是默里，他拥有的也不仅仅是迈纳。《教授与疯子》一书记载了另一个怪人:菲茨爱德华•霍尔(Fitzedward Hall)。他和迈纳“都是美国人，都是军人，都在印度生活过，精神都不正常”，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五十周年(1897年10月12日)的宴会上，刚刚完成的大词典第三册被当作对女王的献礼，牛津大学为默里举办了盛大的庆祝宴会，学界名流纷至沓来，若干志愿者也受邀出席，这两位对大词典编纂贡献最大的志愿者却都没有现身。霍尔的经历颇为传奇，他在印度学习了梵文，做了印度一个大学的梵文教授，离开印度返回英国后，又去了伦敦国王学院做梵文教授，最后因为和另外一位梵文教授闹翻而离开。大家对他的评价是:醉鬼、外国间谍、学术造假者，以及道德堕落的家伙。然而，这个风评极差、怪里怪气的家伙，却每天给默里写信，为大词典的编纂献计献策，无怨无悔地义务提供引语，整整持续了二十年，在此期间，他从未与默里见过面。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活脱脱就是另一个迈纳，默里对他的工作的评价是“无法估量的巨大协助”，“词典的每一页都有他的贡献”。然而，残酷的是，他几乎被人遗忘了。最显著的例子便是，《教授与疯子》用了整整一本书来写迈纳，留给霍尔的不过一页而已。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对这些编纂词典的怪人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求得内心的安宁、满足一己之趣味，个人的名利得失，早已不在计较的范畴之内。这类人并非西方所独有，也存在于中国，《英汉四用词典》、《新英汉词典》以及《英语惯用法词典》的编者葛传规便是。他从未上过大学，也从未出过国，英文全靠在家自学，听力练习是跑到街上听外国传教士布道。葛是国务院前副总理钱其琛的舅舅，据钱其琛儿子钱宁回忆说，钱其琛小时候在学校学英文，回到家里讲，葛“一听就说:不对，不对。然后，马上找出一份香皂的英文说明书，当作教材”。英文是他生活中的全部乐趣，每日的工作就是在阁楼上阅读英文报刊，不管内容，只看句型和用法，每当发现文章中有出现两次以上的新的短语和用法，他“就会像发现新的行星一样兴奋，认真记录下来”。他这种形式主义倾向，在其学生陆谷孙笔下也有生动体现:“他向我班讲完著名的汉姆雷特独白‘To be, or not to be’之后紧接着自问自答如下:‘be还是不be，想到头还是be，你们看有多大意思，我看没啥意思。’”葛还爱给人起各种各种的绰号，拿人的姓名开玩笑。你要是新理了发，特别是刮了脸，他就拿来复旦外文系某个教师的名字，叫你“容再光”。著名的语言学家杰弗里•利奇(Geoffrey Leech)被他私下叫做“蚂蝗”，另一位同样著名的语言学家兰道夫•夸克(Randolph Quirk)则得名“怪癖”。大卫•克里斯托(David Crystal)虽与利奇、夸克相比是小字辈，也逃不脱被葛叫做“水晶”的命运–都是姓氏的直接意译。而更加奇特的，则是“广益先生”。最开始是“Mr. This”，用来形容某个说话时经常插入“这个”、“这个”的人，this就是“这个”，更进一步， this读音近似“集思”，因为“集思广益”，所以就有了“广益先生”。思路之曲折诡异，只能用脑洞大开来形容。
美国著名记者约书亚•肯德尔(Joshua Kendall)写过一个《罗热类语词典》的幕后故事。该词典的编者彼得•罗热有家族精神病史:外祖母、母亲终身患有精神疾病，妹妹和女儿精神也都不正常，叔叔是割喉自杀的，死去的时候就躺在罗热的怀里。罗热本人偏执、忧郁、害羞，害怕不洁和混乱，之所以迷恋编写词典，是为了寻找心灵上的慰藉。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发现，编写词语清单能够给自己带来安慰，沉浸于语言的细微差别能够让自己免于焦虑。说起来，这何尝不是又一位迈纳呢?只不过他同时也是默里罢了。温切斯特在《教授与疯子》的第十一章写道，“编词典是孤独而单调乏味的苦工”，“只有默里和迈纳这样的人，才有能力与巨大的词语洪流搏斗，站稳脚跟”。
（来源：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48490）

精神科这一门医学专科起源于19世纪的精神病院，1844年，13位开设小型精神病院的医师聚集在费城，创立了美国精神病患机构院长协会（Association of Medical Superintendents of American Institutions for the Insane）。
当时的精神病院提供的是一种环境照护，叫作「人道疗法」，这种照护方式是由贵格会教徒引进美国，在那时候的成效颇佳。
大部分精神病院50%以上的初次住院患者都能在一年内出院，而且其中有一定比例的患者，出院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医院。19世纪曾有一个针对乌斯特州立精神病院所作的长期研究，发现该院984位出院患者中，有58%的患者终身情况良好。
然而到了19世纪后半，精神病院的规模迅速扩大，小区内的老年人和梅毒患者等神经症状患者都被扔到精神病院，这类病人根本不可能痊愈，人道疗法因而被看成一种失败的照护方式。
设想一种新颖的精神医学
在1892年的聚会中，这些精神病院院长立誓抛开人道疗法，转而采用物理治疗。
精神医学新时代的曙光乍现，他们很快就开始传扬许许多多物理治疗的好处。他们说各式各样的水疗，包括高压淋浴、长时间泡澡，是有帮助的。其中一间精神病院报告提出，为患者注射绵羊甲状腺萃取物能带来50%的治愈率；还有医师宣称，注射金属盐、马血清，甚至直接注射砷，可以让疯狂的心智恢复清明。
特伦顿州立医院院长亨利·柯顿（Henry Cotton）在1916年报告中说到，他治疗神经失常的方法是拔掉病人的牙齿。有人说发烧治疗有用，也有人说深度睡眠疗法有用，只是这些身体治疗的报告虽然在一开始看起来大为成功，但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精神病院的医师们热烈拥抱一种直接作用于脑部的三合一治疗，被大众媒体称为「奇迹般」的治疗—至少最初如此。
首先是胰岛素昏迷疗法。医师先为病患注射高剂量胰岛素，让他们因血糖过低而陷入昏迷状态，再帮他们注射葡萄糖，让他们活过来。
《纽约时报》如此解释，这时候「脑中的短路消失了，正常的电路重新开始作用，他们因而能恢复理智、认识现实。」接着是痉挛疗法，也就是利用四氮五甲烷（Metrazol）这种毒性物质，或电击的方式，引发病患的痉挛；等到病患清醒之后，就不会再有病态的思想，取而代之的是精神上的幸福感；至少精神病院的医师是这么说的。
最后一种「划时代」的疗法是额叶切除术（lobotomy），用外科手术摧毁大脑额叶（frontal lobes），立即就能显示成效。《纽约时报》说，此一「灵魂的手术」，能够「在数小时内，让野兽化作温驯的动物」。
《哈泼》、《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周六晚报》等知名报章杂志经常注销此类文章，社会大众便有理由相信精神医学对于治疗精神疾病已有重大进展，与其他医学领域一样突飞猛进。
但二战才刚结束，社会大众就被迫面对一项与这种进步讯息截然不同的事实，除了感到震惊，也让人无法置信。当时有42万5千人被锁在美国国内的精神病院，一开始是《生活》杂志，再来有记者雅柏·德伊琦（Albert Deutsch）出了《国耻》（The Shame of the States）一书，以照片带美国民众深入这些老旧设施的内部。
一丝不挂的男人在空荡荡的房间内缩成一团，在自个儿的粪便里打滚。穿着粗布罩衫的女人，光着脚被拴在木条凳上。病患睡在破洞的帆布床上，寝室严重爆满，病患得爬过床脚才有办法走出房门。一系列影像呈现出管理的疏失，以及病患遭受的痛苦，教人难以置信。书末，德伊琦用一个你一定能想象的例子描绘了这里的景象：
走过巴百瑞（Byberry，精神科医院）的病房，我想起纳粹在贝尔森（Belsen）和布亨瓦德（Buchenwald）的集中营。建筑物里密密麻麻都是赤身裸体的人类，像牛群般被放养着，但受到的关注却还不如牛群；恶臭弥漫，气味如此鲜明、恶心，这股臭味简直要生出实体的存在了。我看见屋顶漏水，四壁破败发霉，几百个病人住在里面，他们在腐朽的地板上或坐或卧，因为座椅不够。
显然我们的国家必须重新规画精神疾病住院患者的照护方案，而在研拟此项需求的同时，亦有另一项证据显示一般大众的精神健康状况堪忧。
战时，精神科医师负责筛检役男的精神疾病，他们认为有175万名美国男性在精神方面不适于服役。虽然其中可能有许多人是为了逃避兵役而装病，但这个数字仍然呈现出某种社会问题。
另外，许多从欧陆返国的退伍军人开始产生情绪困扰，1945年9月，兵役局局长路易斯·赫雪将军（General Lewis Hershey）向国会提出，此一问题已被掩盖许久，迫切需要国家出面处理。战时「效率低落与人员折损的最大原因就是精神疾病。」他说。
现在，精神疾病是美国国内首要关注的议题，而这时抗生素四处攻克细菌，每个人都能轻易想到该往哪找长期解决的办法。我们信赖科学的力量。我们认为现行「医学」疗法（胰岛素昏迷、电击、额叶切除术）对精神病患极有帮助，可以让更多病患采用。
既然已经有一套方法在对抗传染病方面成效卓著，我们也可以用同一套程序制造出治疗精神疾病的长期方案。我们只要研究精神疾病的生理成因，就能发展出更好的治疗方式，既可以提供给病况严重的患者，也可以应用在中等程度的病人身上。
「我可以想见将来有一天，精神医学界的人会彻底遗忘我们的来路，忘记我们的起始之处是收容所，是济贫院，是监狱。」此言出自康州哈特福医院安生机构（Institute of the Living in Hartford）主任查尔斯·浦林根（Charles Burlingame）。
「我可以想见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变成医师，用医师的方法思考，精神病院的运作、院里的医病关系，和最好的内外科医院差不了多少。」
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精神卫生法（National Mental HealthAct），以联邦政府雄厚的经济实力推动此一革新。联邦政府出资赞助精神疾病预防、诊断、治疗的相关研究，补助州政府、市政府设置诊所与治疗中心。三年后，国会成立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以监管改革。
「我们要体认到精神疾病跟生理疾病一样是真实存在的，焦虑症、忧郁症需要积极治疗的程度，不下于盲肠炎或肺炎。」纽约大学教授霍华·珞斯柯（Howard Rusk）在《纽约时报》为他开设的每周专栏中如此写道。「这些疾病都是健康问题，都需要药物治疗。」
舞台准备就绪，精神疾病及其治疗即将变身。社会大众信奉科学奇迹，政府注意到精神疾病的照护方式亟需改善，而精神卫生研究院已经准备好要来实现此一目标。
大家都预料有些了不起的事情就要发生，且多亏了抗生素的销售佳绩，制药产业迅速成长，足以把握良机。将上述推力全部结合起来，治疗严重的和不太严重的精神疾病（思觉失调、忧郁、焦虑）的仙丹妙药，如此快速地出现，也就不令人惊讶了。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左岸文化出版《精神病大流行：历史、统计数字，用药与患者》
（来源：风传媒http://www.storm.mg/lifestyle/184580 2016年1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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