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度调查
二、本月被精神病动态
三、精神病人权益
四、评论呼吁
宣扬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人兽恋?我们看的是同一部《美女与野兽》吗?
五、民间行动与倡议
六、域外传真
2017年3月号
主办:民生观察工作室
本期封面:盛兰福

一、深度调查
二、本月被精神病动态
三、精神病人权益
四、评论呼吁
宣扬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人兽恋?我们看的是同一部《美女与野兽》吗?
五、民间行动与倡议
六、域外传真
2017年3月号
主办:民生观察工作室
本期封面:盛兰福

孙子开车相送,为防呼救儿子还用胶带缠妈嘴
老人被关50个小时后才因女儿报警被接出去
老人说儿子因征地补偿款问题想阻止她出庭
3月28日上午11时许,64岁的老太太刘玉栈向咸阳市公安局高新分局联盟派出所求助,称儿子刘某峰扬言要绑送她去精神病院,希望警方能介入。而联盟派出所对刘玉栈并不陌生——仅2015年,该所就曾为刘玉栈和儿子刘某峰之间的家庭矛盾做过两次调解。为此,对于刘玉栈的这次求助,派出所工作人员劝她先回家去,有事可打110报警。
然而,就在这之后,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事发
刚出派出所就被儿子强拉进面包车
刘玉栈描述,3月28日从派出所出来后,她就被儿子强行拉进了一辆面包车。开车的是孙子刘某河,时间是上午11时40分许。
“他们父子俩在车里用事先准备好的麻绳,将我手脚捆在了一起,还拿走我的手机和金戒指,说是让我好好配合,去医院治疗,否则没好果子吃。”老太太说到这里放声大哭。
面包车驶离村头后,先是在咸阳西郊一加油站加油。加油员小胡回忆说,当天上午他正在上班,路上开来一辆本地牌照白色面包车,男司机说“把油加满”。小胡拿起油枪开始工作,突然他听到车内有人喊“绑架咧!快救命!”小胡透过玻璃看到了惊人的一幕:一位身穿红毛衣的老太太被用绳子捆绑着手脚,斜躺在后座上挣扎喊叫。
司机显得有点紧张,油费142元,他付了150元,8元的找零都没顾上要,就驾车出了加油站,甚至连油箱盖都没来得及归位。而几名加油站员工随即拨打了110报警,并提供了面包车的牌号。加油站工作日志显示,拨打报警电话时,是3月28日12点08分。
母亲刘玉栈在加油站内的呼救,让刘某峰很是恼火。加完油后,他让儿子刘某河把面包车又开回村里,从家里取了一盘塑料胶带,然后绕着老太太的头缠了好几圈,以防止她再次呼救。
而此时,警方调查结果显示,面包车是东南坊村一村民的,当天被刘某峰父子借走,说母亲刘玉栈有精神病,要送母亲去医院治病。因为涉及家庭纠纷,被捆绑者和实施捆绑者又是母子关系,警方没立案。
细节
每当想挪动身体挣扎时,儿子就用脚踩她的头
刘玉栈说,之后,面包车又驶上了高速路。她手脚都被捆绑,嘴巴也被胶带缠绕。每当她想挪动身体挣扎时,儿子就用脚踩她的头,让她老实点。“一路上也不问我是否要上厕所,我也不知道要把我拉到哪里去。”老太太泣不成声。
面包车跑了好几个小时,刘玉栈听到儿子刘某峰在打电话,称对方为“白大夫”,说“把人送来了”。从双方的对话中,刘玉栈感觉对方起初不怎么情愿,但后来又同意了。
面包车停在一个院子里。刘玉栈被几个人从车里抬下来,发现自己到了一个陌生地方,当时大概是3月28日下午5时。从路边宣传栏中,刘玉栈意识到这里应该是洋县磨子桥镇中心卫生院。院内有一个被隔离开的独院二层楼,门楼上写着“精神科”。大门从里面打开后,几个人将刘玉栈往里抬,刘玉栈大喊,“我没有精神病!”但一个工作人员回应,“送到这里来的人,都说自己没精神病”。
大铁门“咣”地一声被从外面锁上了,刘玉栈瘫坐在了地上——她看到周围有许多或目光痴呆、或自言自语的人。刘玉栈再次向工作人员抗议说自己没有病,一位工作人员说“没有病才让你吃药呢”。刘玉栈说,自己至今没有明白这话的意思。但她知道反抗没有意义,也没人相信自己,只好乖乖地按照要求吃药打针。
第二天,刘玉栈给大夫说了自己的家庭情况,并拿出包里自己和儿子打官司的材料给大夫看。大夫看完有点吃惊,当天再也没有给她打针吃药,还安慰她说“既然已来这里了,就要想开点”。
求救
在精神病院内借电话联系上了女儿
当天下午2时多,有家属来精神科探望病人。刘玉栈借用对方的手机匆忙给女儿刘海蓉打了个电话。
而刘海蓉是3月28日中午发现母亲“失联”的。她告诉华商报记者,母亲早年和父亲离婚,后来因为家庭财产和哥哥关系恶化。这些年一直和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3月份以来,哥哥刘某峰多次托人带话,让自己不要参与,还扬言要把母亲送到精神病院,所以她尽量躲着哥哥。
3月28日下午,刘海蓉拨打了数十次母亲的电话,却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哥哥刘某峰的朋友赵某打来电话,说知道母亲刘玉栈的下落,让刘海蓉出来见面。刘海蓉怕有危险,向联盟派出所报了警,称母亲可能出事了。“但警方答复说中午加油站工作人员报警,调查证实我妈有精神病,被我哥哥送到精神病院看病去了。”刘海蓉问是哪个精神病院,警察却没有答复她。
当晚10时49分,赵某再次给刘海蓉发短信,告诉刘海蓉“你妈目前很安全”。刘海蓉问对方母亲在哪里,赵某没有回复。
第二天早晨,刘海蓉拿着赵某发来的短信及母亲早前写的一封“遗书”等,再次报案,她认为母亲可能被哥哥绑架了。但派出所说正在调查,让回家等消息。下午2点42分,刘海蓉突然接到一个汉中的电话,电话里母亲说,自己被关在汉中洋县磨子桥镇中心卫生院的精神科住院部,让女儿赶快想办法来救自己。
刘海蓉赶快向派出所求助,说母亲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希望警方能解救。但多方联系,接警人员表示刘玉栈是被亲生儿子送进去的,且还出示有母亲患精神病的证明,所以警方无法立案介入此事。
声音
“她经常来村委会说事,咋可能有精神病?”
多方求助未果,3月29日下午刘海蓉只好叫上朋友开车前往洋县。
次日,刘海蓉到了磨子桥镇中心卫生院,拿着身份证和户口簿想探望母亲。接待的工作人员说刘玉栈的儿子有交代,除过刘某峰本人外其余人均不能探视。就在交涉时,院子里走动的刘玉栈听到了女儿的声音,母女俩隔着大铁门放声大哭。
刘海蓉直接去了洋县卫生局。她给局领导出示了相关证明,说母亲这些年一直在和哥哥等人打官司,完全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不存在精神病一说。她还出示了法院一张传票,4月13日母亲还要出庭应诉官司。“如果我母亲真的有精神病,法院能给她发传票让出庭吗?”
洋县卫生局领导意识到问题严重,于是要求磨子桥镇中心卫生院尽快放人。卫生院也意识到事情的复杂和蹊跷,于是通知刘某峰赶快来卫生院领人。
3月30日下午7时许,已被关了50个小时的刘玉栈终于走出了精神病院,随儿子和前夫一起返回了咸阳。
咸阳市秦都区东南坊村村委会主任崔放远告诉华商报记者,刘玉栈和儿子关系交恶好几年了,街坊邻居都知道,村里也经常给调解做工作。他很肯定地说,从来没听说刘玉栈精神有问题。“她经常来村委会说事,咋可能有精神病?”
4月6日下午,联盟派出所刘姓负责人拒绝了华商报记者的采访要求,说自己不知道此事。
解答
母亲说儿子此举与独占80多万征地补偿款有关
亲生儿子为何要将母亲送到精神病院?即便是母亲精神方面真的有问题,儿子为何不送她到距离咸阳更近的大医院救治?而是要选择送到200公里外的小镇医院精神科?
4月7日下午,华商报记者给刘某峰打电话,但他以“这是我的家务事,没必要告诉你们”为由拒绝采访。记者问他,3月28日是否将母亲手脚捆绑、嘴巴封堵,他在电话里回答说,“我拒绝接受采访”。拒绝接受采访的还有刘某峰的父亲、刘玉栈的前夫。他的理由是“这是我们家务事,没有啥好说的。”
而刘玉栈说,自己名下原有一块土地,几年前被国家征用。但在未经自己授权和同意的情况下,80多万元补偿款却被儿子刘某峰领走,为此她将当地街道办事处起诉到了法院。这起将于4月13日开庭的官司同时还把儿子刘某峰追加为第三诉讼人。她的分析是,儿子刘某峰已经意识到一旦开庭,街道办和自己都必输无疑,“他绑架我去精神病院的目的很简单,就是阻止我13日出庭。”而据华商报记者了解,原定13日开庭的案件已应刘玉栈的要求推迟审理。
并非初犯
刘某峰曾将妹妹打伤住院
编号为“咸公高(联)调解字(2015)0408001号”的“治安调解协议书”显示,2014年9月30日,因为家庭纠纷,刘某峰和其儿子刘某河将刘某峰妹妹刘海蓉打伤住院。协议书第三条写道“双方本着化解家庭矛盾的原则,刘某峰不得在今后对母亲刘玉栈、妹妹刘海蓉恐吓、殴打,否则公安机关将从重处理”。落款日期为2015年4月8日。另一份2015年5月29日主持的调解“座谈笔录”中也写道:调解之日起,刘某峰及其儿子刘某河不能对刘玉栈有辱骂、侮辱、殴打、虐待等行为。
律师说法
其子和卫生院涉嫌非法拘禁
陕西卓勋律师事务所姚永安律师认为,刘某峰父子的行为已触犯刑法228条规定,构成非法拘禁罪,且期间还有对母亲殴打、侮辱等情节,属非常恶劣的违法行为,应受到司法追究。
姚永安同时认为,咸阳公安部门在这起儿子绑架母亲案件中存在不作为行为,也应予以追究。而洋县磨子桥镇中心卫生院片面听取受害人儿子的不实反映,对精神正常、完全具备民事承担能力的刘玉栈强制关押,违法用药,有关人员的行为已涉嫌非法拘禁,应承担刑事责任。该医院还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
疑问
既然没有精神病,卫生院怎敢接收?
医生称被家属蒙骗
承认“精神病证明”无依据
4月8日上午,洋县磨子桥镇中心卫生院接诊刘玉栈的白姓大夫对华商报记者说,从如今的情况来看,是刘玉栈的儿子刘某峰蒙骗了自己和卫生院。
本来不想接收,但对方称已经到县城了
白某告诉华商报记者,大约是今年2月初,一对关中口音男女来到这里,40多岁的男子说自己母亲有精神病,想送来治疗一段时间。白某问对方是哪里人,怎么知道的磨子桥镇中心卫生院。对方回答说是咸阳人,叫刘某峰,这些年一边跑运输一边到处为母亲求医治病,听说磨子桥镇中心卫生院精神科治疗效果好,慕名而来。白某又问病人主要有哪些症状,男子回答说经常自言自语,总是说有人在跟踪她要害她。
白某说他问刘某峰,咸阳距离西安很近、大医院很多,也有精神病专科医院,为何要选择一个这么偏僻小镇的医院。对方说这事不想让乡亲邻居们知道。两人聊了一会后,白某告诉对方卫生院精神科只收治当地的患者,建议他还是送母亲去西安更合适。刘某峰不置可否,临走前要了他的电话。
就在白某快要忘记此事的时候,3月28日下午,刘某峰突然打来电话,说把母亲刘玉栈送到磨子桥来了。白某说自己起初拒绝,但刘某峰说已到了洋县县城了。“我当时觉得这么远送来也不容易,说那就先住下吧!”
当面包车停下后,白某看到老太太被捆绑着躺在后座上,嘴巴也被封着,有点疑惑,刘某峰解释说:“她犯病后咬人哩,没办法!”白某还表示,自己特意查看了刘某峰和刘玉栈的身份证,看到两人是同一个住址。又问老太太和刘某峰啥关系,老太太也承认刘某峰是自己儿子。
称是上了其子的当但收治程序合法
第二天,也就是3月29日上午,刘某峰给白某打电话说母亲曾是个“上访户”,如今自己要给村上和镇上说这事,希望能开一个证明,证明刘玉栈有精神病,他也就好给有关部门交代了。
白某说自己当时也没多想,随手写了一个简单的诊断证明,大概意思是说初步诊断刘玉栈为精神分裂者,建议住院留观治疗。“他让我用手机拍照给他发过去,我就发了”。而当华商报记者提出想看看原件时,白某说拍完随手就扔了。
又过了几个小时,刘某峰给白某发来短信,说自己的妹妹可能要来探望母亲,希望不要安排。白某觉得这不合常理,就问为什么,刘某峰说,“我们家事情比较复杂,以后告诉你。”
此时,白某开始觉得事情蹊跷,他到病房找到刘玉栈问情况。刘玉栈讲述了自己这些年和儿子闹矛盾、打官司的大概经过。白某表示,他立刻后悔了,上午不该给刘某峰开证明。为了慎重,他还告诉护工当天停止给刘玉栈打针吃药。
而在洋县卫生局给卫生院打电话让尽快放人后,白某称他给刘某峰打电话,质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刘某峰说,“事情很复杂,一时半会说不清。”“如今看来,刘某峰骗了我们。”白某说。至于对刘玉栈的收治程序是否合法?白某解释说,法律规定精神病患者送医有两种渠道,或直系亲属,或地方政府司法部门。他认为刘玉栈是亲生儿子送来的,从程序上来讲卫生院没有错。“过错是太相信他儿子了,我不该给他儿子写证明。”至于如何认定刘玉栈有精神病,白某说一是老太太儿子的介绍,二是老太太刚来时情绪比较激动,很符合精神病患者的基本特征。




(来源:华商网 http://ehsb.hsw.cn/shtml/hsb/20160414/582459.shtml 2017年4月14日)
赵凤,今年60岁,河南驻马店市西平县师灵乡人,2016年7月中央巡视组进驻郑州,赵凤前去反映情况,却被西平县镇政府的人从河南省信访局带走送到精神病院,至今不让回家。
日前本刊联系到赵凤的弟弟。
志愿者:“你好,我是《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的。想向你了解一下赵凤的近况,您能介绍一下吗?
赵凤弟弟:“好的,她从去年被送进精神病院,一直到现在都还没出来呢!他们不让她出来。”
志愿者吧:“她是怎么被送到精神病院的?”
赵凤弟弟:“她就因为是告状,具体情况我在家我不清楚,啥材料她都带着呢,都没在家里。”
志愿者:“他是因为什么事情上访的?”
赵凤弟弟:“因为财务纠纷遭遇不公,她告那个当官的,具体情况我也说不清楚。”
志愿者:“她从去年7月送到精神病院,到现在还没有出来,你们家属收到过,通知什么的吗?”
赵凤弟弟:“没有,啥都没有,他把人关着啥也不敢说。”
志愿者:“她现在被关在什么医院?”
赵凤弟弟:“她现在关在漯河市慈善精神病医院,在召陵区。”
志愿者:“这期间你们见到过他吗?情况怎么样?”
赵凤弟弟:“去看过,我兄弟去见过他,刚开始他们不让见,说不在那,不让进去,后来我兄弟在外头骂他们很久他们没办法才让他进去看看。”
志愿者:“那时候大概是什么几月份?”
赵凤弟弟:“嗯,那个是年头里,11月份吧!”
志愿者:“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赵凤弟弟:“在里头也不给她看病,医院里说是俺们乡里的掏钱就让她在里头住着,不让出来。”
志愿者:“没说什么时候让她回家吗?”
赵凤弟弟:“他们不让回。”
志愿者:“你们有要求让她回家吗?”
赵凤弟弟:“他们光说,让他在那儿治病,让他在那治病,害怕她出来告他们。”
志愿者:“那就让他这么一直在里面呆着吗?”
赵凤弟弟:“我也怕她在里头呆着,呆出毛病,但是我们也不当家呀!乡里也没说要让她关多久,我们也没办法。”
志愿者:“当时送她进去是谁负责的。”
赵凤弟弟:“我也说不清楚具体是谁,只知道是乡政府的,有个乡里的书记。我也觉得他们是违法,但是我们去找,他们都不理你。人一直这么关着算什么呢!但我们有什么办法?到时候没病的都关出病来了。”
志愿者:“他们违法,你们有想过怎么办吗?”
赵凤弟弟:“那咱没办法,你去了他们都不理你。”
本刊志愿者日前致电漯河市慈善精神病医院,该院刚开始说需要找赵凤的主治医师了解情况,后来又否认赵凤在该精神病院。
就此事,本刊志愿者咨询了专业律师,律师表示:根据《精神卫生法》,第28条疑似精神障碍者是可以被迫去诊断的,被迫的范围仅限于“家属”,没有家属的才是“民政救助部门”。但只有有暴力行为可能随时对社会造成危害的,才符合强制收治条件。所以,这个求助中,镇政府没有权利要求被关的人去诊断。
律师强调 :【非自愿住院】是精神卫生法的规定,未触犯刑法【强制医疗】是刑法、刑诉法规定的,行为触犯刑法,警察立案,检察院提出申请,法院裁决,安康医院执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是同义词,这个概念很重要!
同时专业人士建议赵凤家属可以:一、根据二十八条,政府无权收治,先向镇政府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开送治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然后行政诉讼。
二,根据三十条,向卫生局进行控告,控告医院违法非自愿住院,然后向卫生局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开投诉处理结果和处理过程文件,然后再起诉卫生局。
三,向医院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其公开对当事人实行非自愿治疗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再起诉医院。
同时,向公安局报人口失踪,如果没有书面通知家属的情况,那么再起诉公安局。
当然,方法再多,也要当事人自己积极维权。
截至发稿,赵凤依然关在精神病院,未曾出来。
“自从我的案子去年10月在郴州市首次立了案之后,从去年10月份开始,他(郴州市精神病医院)从网站上公布说他们不再出诊了,如果出诊要跟110配合”。”说明你这个事还是有一些效果”?“对,对我这个是郴州市是首例”。”!
这是本刊联系上小罗时的一段对话。小罗口中的“他”是指郴州市精神病医院。谈到这个诉讼还要从小罗的遭遇说起。
小罗全名罗金,1987年11月出生,湖南郴州人苏仙区,从小父母离异,跟母亲一起生活。“父母都不愿意养我,生活过得很不好”。小罗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2005年在快高考的时候,我身体出现了毛病,身体骨头不对称,左右手脚长短不一,尤其是一边锁骨比另一边高出五公分基本上是残疾了,当时要求母亲带我去看病她当时当时正值要结婚买房,不愿意带我去看,即使去看也只是走个过场,她说我是心理有病,要联合我爸来害他要弄他的钱,不让他结婚”。说到这小罗语气有些无奈。为了看病的问题小罗开始与家里发生了一些矛盾,并持续激化。“在几次和家里沟通沟通不了的情况下我心里很急,我没有收入,想看病,很着急,多次沟通不行的情况下,砸了一些家里的东西”。小罗这样说。在这次事件后小罗的母亲只是打电话向学校反应了此事,之后小罗伤心情急下对母亲动了手。事后小罗躲到了姨妈家,母亲叫来同学到家里拍照取证,到精神病院去找人。
小罗回忆了当时的情景:“2005年12月6日郴州精神病院开车带着手铐到湖南株州将我强行拉上车送到郴州精神病院,一进去就进行了电击后进行“重症监护”。第二天开始用药,按照有精神分裂症治疗”。“有一次电视台和公安局弄一个精神病人到医院,我找机会找到精神病院副院长诉说了家里的情况,之后却得到一个“疑心病(怀疑自己有病)兼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后来我没有要求再看病,而且表现很好,说我妈很好,是我自己不懂事,不孝顺,确实不想让他结婚,想害她是我不对,罪大恶极,对我妈表现出这个态度她才勉强从精神病院把我接出来”。
这次在精神病院的36天的入院“治疗”令小罗终生难忘。“他们(精神病院)有一种观点,就是,你若是不服从他,就会对你采取措施,电刑,扎针,电疗,就像电影里面的那种军统特务一样,一电、十秒钟左右屎尿都出来了,这是受刑不是治疗!他说是治疗,反正精神病院镇压你给你吃药,如果你想出来,必须百分之百的服从他们、服从把你送进来的那个人,他说什么你都得答应,都得说是、说好,然后不然的话就觉得你的病还没好”。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小罗的语气多少有点激动。
谈到这次为什么过了这么久还提起诉讼,小罗说:“05年出来之后也曾想过起诉,却不受理。我这次起诉除了要翻这个案子,主要是因为家里人尝到了甜头了,因为之前那个事儿和家里有矛盾,不太理母亲,她想用强硬的办法针对我,她送过我一次精神病院了,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如今有什么大的事情我也会对她屈服,现在我都快三十了,她还是这样对我,还继续这样搞的话,我一辈子都毁在她们手里了。所以第一个要明确当时送我进去是一个非法的行为,第二我不想跟她们有任何联系,让她威胁不到我”。
“而且我还有个事情,让我对身边的和家里人都觉得非常伤心,因为我出来之后打工赚了点钱去检查了一下,我这个骨头是因为内分泌的事儿,是一种叫做甲旁亢的病,已经确诊。但是明明是这个病,如果我的母亲,及时给我检查治疗的话,我的两侧肩膀骨头也不会差好几厘米也不会形成现在严重的畸形和残疾,我的母亲却说与她无关,我现在29岁,十七八岁发病时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这个病例检查是2011年做的,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当时因为我没有钱治病,我要去打工挣钱,她先不让我去打工,怕别人说她不让我上学,把我送到学校,如果我不上,就说我厌学,要把我送到精神病院”。此时小罗语气中透露出深深的无奈。
2016年小罗请律师向郴州市苏仙区法院提起诉讼,将家人及郴州市精神病院诉至法院。
诉讼请求是:
一、判令停止对原告人格权的侵害,并排除妨碍、消除其患“精神病”影响、并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精神损害和名誉损害等等20万元;
二、判令被告从此不再限制人身自由,干涉过问原告的任何事情,并归还户口本。同意将原告户口迁出其家、依法追究被告非法拘禁罪的刑事责任。
此案于2016年10月立案。并于2017年3日3日开庭审判。谈到对这次诉讼前景的看法小罗情绪有点低落:“这次庭审结果不太好,开始律师去法院不立案,去了四五次才因为现在是立案登记制才立上案。法院在调证据时也故意为难我,证据不去调,调了也不给我们,开庭前才给,开庭时,庭审偏向非常严重。不给我结合事实陈述诉状的机会,直接说:“对方诉状你收到了吗”?被告说:“我收到了”。“好了,那现在就举证”。因为很多证据不在我手里需要去调,我有书面申请,口头申请,但法院不调证据,开庭举证时,审判长说:'你现在没有证据是不是?现在举证的时候,没有证据就说你没有,别讲那么多理由'。还有每次我发言举证时,对方可以申辩,对方的问题发言我申辩,就说'让你说了吗'?'没给你时间说'。'现在不是你说话的时候'。就是打断你不让你说话。你要发言,每次的关键时法官就打断,说你说的不对,还在法庭上说我不可理喻。我一直在跟他们好好讲,但法官一直存在一种明显倾向,非常的严重”!陈述法庭上的遭遇时小罗语气语气已经很淡然了。并对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揣测法官这样有两种可能,一,法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的人权案子,将来都可以这样送(精神病院)的话,就会人人自危的。他开始就认为只是家庭小矛盾,调解一下就解决了,不用大张旗鼓的诉讼。二,他先入为主的传统观念,认为你小孩子不听话,惹你妈生气了,怎么样,把你这个人叫过来就解决问题了”。对本案的审理小罗曾在审判前到郴州市中级法院申请提级管辖却被拒绝。“这个事情具有普遍性,精神病院作为一个医疗机构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饮鸩止渴,需要提级管辖起到示范效应,结果中院把人大的介绍信和提级管辖申请书从窗口扔了出来”
说到现在精神病院滥收治人的问题,小罗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见闻:“母亲一种观点,认为自己对我很好,是我这个人太坏,道德品质有问题,认为精神病院能把我治好,她基本是这种想法,当然这和精神病院的宣传有一定关系,觉得小孩子不听话,或者和自己观点不同,或打人或赌博或邪教等,这些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生活习惯和社会道德问题。但在我母亲和精神病院的宣传来看,是可以被“治疗”的。道德问题搞成精神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是很多原因造成,可能是社会风气啊!可能就可能朋友影响啊!可在精神病院的宣传当中他是觉得它是可以治好这个问题的,那这么多犯罪呀,强奸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能治好的吗?都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吗?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吗?所以说精神病院的宣传就是有问题的,我感觉他们有点像现在那些私人男科、妇科医院把一些小问题说得很严重然后标榜医术高自己能治好。所以他们应该涉嫌非法拘禁!并且他们仅听我母亲的一面之词就收治我,至少对我应该有一个评估,又没个鉴定就直接去用药,这些处方药对人的身体有很大的伤害,对人的生育能力有很大的损害,我还没有结婚。问:给你用了哪些药,具体哪些药名你记得吗”?“记得,一舒、梦立欣、启维,病历上都有”。
接着小罗说:“现在很多告精神病院的案子最大的门槛就是不予受理,且时下,下面很多法官法院以所谓的大局为重,他不会判精神病院严重违法,如果这样判的话,告他(精神病院)的人会很多,因为别的精神病院我不好说,但是我住的精神病院,很多精神病人都是因为和家里产生了矛盾,就被送到了精神病院,只要你服软,完全答应他们的事情就能离开精神病院,我在那里头了,遇到最奇葩的,就是他老婆说她不会做家务,给他送进去治治。这里简直包治百病了。还有钱不给老婆,在外面找女人被老婆送进去的。但这种人,因为心里觉得有亏欠,对自己被送进去,没有太大的反感。所以说没人愿意起诉的原因,一个是当事人没有维护权力的意识,一个是现在下面的基层法院先入为主在很多情况下不保护当事人权利,现在送精神病院和精神病院收人随意性很大,如果我想把我母亲送进精神病院也是可以的,区别就是她会有很多亲戚关注,而我没有人关注,死了都没人知道”。
“《精神卫生法》颁布以后,其实并没有什么样的改观一点儿都没有,在全国来说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改观,所谓的法律并不是万能的,关键是执行如果执行标准到位合宜的话再轻的法律能起到效果。若执行完全不到位,那也没有办法,一纸空文”。在庭审将近一个月后小罗对本刊志愿者说了以上感慨。随后又略带自豪的说:“自从我的案子去年10月在郴州市首次立了案之后,从去年10月份开始,他(郴州市精神病医院)从网站上公布说他们不再出诊了,如果出诊要跟110配合”。”说明你这个事还是有一些效果”?“对,对我这个是郴州市是首例”。
对判决结果,小罗也做了自己的预期:如果我这个官司因为各种原因败诉了,虽然我还会争取,但是心里会接受,因为至少解除现在的威胁了,过去的事情,又是家里人,能算就算了,对不对”!随即他又表示了自己的忧虑:”但是如果判决我败诉了,可能会助长她(母亲)的这个气焰,接下来没过多久又把我送进去了,到时候她会想都这样抓你了都没事,那我要再抓你,把你手机一收,事后还能判你个自愿!”。言语中小罗透着浓浓的担忧。有自己思想的小罗曾为《精神卫生法》的起草进京递交过书面材料。
2017年3月30日郴州市苏仙区法院以证据不足驳回罗金的诉讼请求。现罗金正在积极筹备上诉中。


判决书:



当我们再看到盛兰福时,很难把这个神情沮丧、吃两口饭就把筷子端正的摆在碗上,双手扶膝正襟危坐目光涣散的人和以前那个精力旺盛谈笑风生,说话间两眼放光比手划脚的盛兰福划为一人。
盛兰福,1965年生于辽宁大连,2010年因司法腐败,受到不公正对待,走上了上访维权之路。
2017年2月24日下午4:30左右盛兰富到北京丰台区检察院查询自己举报被刑拘期间遭警察殴打虐待案的处理结果,保安不让进,盛兰福拍门并拨打110报警,要求警方处理此事,丰台分局青塔派出所接警后强行将盛兰富带到派出所。随后交给大连驻京办,大连公安局车号警辽B2408的警车将盛兰福带到朝阳区好风景酒店院内停车场,在晚上21点左右转到一辆面包车上,朋友在电话中听到盛兰福请求要上厕所,被要求不许打电话,随后电话关机,失联。
4月5日盛兰福讲述了自己失联这段时间的经历。
“被带回大连后就被拘留10天,紧接着就被送进精神病院15天”。
24日盛兰福被连夜带到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民主广场派出所,并在派出所被滞留了两天两夜,据盛兰福描述在这两天里,25日被戴手铐在椅子上铐了九个小时,26日被铐了十二个小时,晚上就在候问室的小床上休息,连被褥都没有。 期间有警察对其进行侮辱谩骂,并且在这两天两夜期间不提供食物。在26日半夜,将盛兰福送到大连市拘留所进行行政拘留10日,在3月9日行政拘留期满出来后,下午1点左右派出所副所长李晓峰带人又直接将盛兰福,送到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精神病医院)。“这个李晓峰所长在派出所里打过我”:盛兰福说。“这都是安排好的,在我没出来之前就安排好了,到医院后他们叫大夫出来谈了一会,就强行将我送到3号楼五楼五病房,进去之后,就是打针吃药,一间房住四五个人,有人不吃药他们就按住强灌,非常吵闹,无法休息”。“早晚吃两次药,开始我也不吃药,但是他们强行往嘴里灌药,几次之后没有办法,就只有自己吃了”。问:“给你吃什么药你知道吗”?盛兰福:不知道,不告诉我,只说是调节情绪的药”。问:“吃后有什么感觉”?盛兰福:“吃了药后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后来的状态就感觉到很焦虑”。“也看不出是什么药,吃药是一个原因 ,但我感觉这是一种精神迫害”。问:“你最后是怎么出来”?“是我姐姐要求的,她找到派出所要求放人,我在里面也多次要求,因为是派出所强行送进去的,家属同不同意都无所谓,在我们要求下才放的,不然还会一直关”:盛兰福说。3月23日上午10点左右盛兰福被姐姐接出了呆了十五天的精神病院。“出来后也没有给任何病历和鉴定,只有我姐姐说在病历上看到是按妄想症对我进行治疗”:盛兰福说。
这已不是盛兰福第一次被送精神病院了。
2015年11月份盛兰福因为19万元被骗找法院立案法院不管,和法警发生冲突被司法拘留15天。在拘留期间被拘留所的警察打伤。11月19日释放后他到医院检查发现4根肋骨被打断,腰椎也有问题。
为此他多次到东城区检察院控告拘留所警察和法院的违法行为,检察院不管。12月11日上午他再次到检察院去,检察院的人不让他进门,他一气之下踹检察院的牌子,检察院的人报警,盛兰福亦报警要求警察查一查检察院上班不办公的原因,被天坛派出所警察强行带到派出所。
随后派出所以给他看病的名义把盛兰福送到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精神病科,盛兰福对警察表示自己没有精神病,并对此表示抗议,可警察强硬的把他推进去,盛兰福向医生说明,自己是被警察打伤的,因为告警察被他们送进来的,并一再强调自己没精神病。
在那些医生拿着剪刀要给他剪头发准备收治时。盛兰福大声抗议医生助纣为虐,警告医生要承担后果,并拿出医院的诊断证明让医生看。医生看他伤的确实严重也便没再收他。
天坛派出所又把他拉回所里关到12日下午2点多把他送到拘留所,拘留所的人听他说了自己的情况,看了他的伤之后也不收他,派出所的人才放他走。
随后12月14日浦志强庭审那天盛兰福在法院外给记者讲述自己的遭遇时被警察抓走。送到丰台看守所,在看守所中因争取看病治伤的权力,又被管教铐了起来。“12月24日就被管教拷了起来,我的铐子和杀人犯的不同,杀人犯戴的手铐脚镣虽然有铁链连在一起,可他们能直起身来。我带的手铐脚镣没有铁链,是用锁头锁在一起的,站不起来,只能蹲着走,手、脚之间只能拉开一手掌长的距离,就这样还在脚镣上挂了两个圆柱形的铁块,一个能有4斤重”:盛兰福这样描述当时的遭遇。
期间盛兰福经历同监室人员的打骂,鼻饲等遭遇。盛兰福说:“直到2016年1月21日放我那天他们才来,给我解开铐子”。
那次的被打伤、被送精神病院、被锁铐虐待的艰苦经历没有打垮盛兰福,出来后很快又生龙活虎的开始维权抗争。
这次,看着面前这个完全变了个感觉的人,真是不敢相信这个人是盛兰福。吃两口饭就把筷子端正的放在碗上,两手扶膝坐好,旁边有人影走过就会猛然一惊,吃过饭出来他会不自觉的原地来回踱步。
问起今后的打算,盛兰福从神游物外的恍惚状态回过神来,说:“灰心了,不管是以前的诉求还是被骗的钱”。问:“你之前说回去可能还会被关精神病院是怎么回事”?“他们说如果我还继续这样,就还会把我送进去,唉!不说了,总之我们是弱势群体”:盛兰福如是说。随后他拖着拉行李的小车告别了大家。望着盛兰福拉着小车枯瘦的背影,大家感慨良多,不知他在这段被精神病的日子里经历了什么,让他甚至有些不愿再提起,如同变了个人。
唯有祝他真能过上他期望的平静安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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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民之声2017年3月27日)我叫白建强,住湖北省枣阳市北关村二组, 男 ,身份证号:420683196401300012,联系电话 17090376306 13797767188
在2012年枣阳市城投公司在没给任何补偿和安置的情况下拆除了我和父母亲的门面房屋,拆除后我多次找与其相关的部门和逐级找信访部门讨公道,反映多年无果。
2014年3月1号,我在襄阳火车站被枣阳市北关村副书记蒋直峰和北城派出所民警耿安强等人拦截并带回枣阳北城派出所关押。第二天派出所民警陈春哲把我骗进审讯室,他写了一些东西后让我签字,我说与事实不符我不签,然后他把我押到枣阳市第二拘留所拘留8天。
此外,2014年5月26号我在北京旅游,枣阳市东园村侯玉方打电话说让我们去前门见他,见面后他们安排了食宿,5月27号北关村郭秀国买了回去的火车票,28号回来后他们又把我带到北城派出所拘留10天,这次他们不给拘留证。
2014年6月7号解除拘留后由北关村郭文章等三人说接我去玩一天,上车后郭文章说要去襄阳我感觉情况不对强行下车,然后郭文章打电话,没多久北关村王忠义带了几个不明身份之人把我强行拖上一辆面包车押到襄州精神病医院。在襄州精神病医院单据上亲属签名一栏里是北关村副书记蒋直峰签的名字 押送我去的时候我的亲属没有一个人知道。入院后院方强行给我注射不明液体,时间不大我就失去了意志大脑一片空白没有思维,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天我清醒后感觉浑身疼痛,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刑具把我搞的遍体鳞伤, 18天后伤痕还清晰可见。这样让我强行吃不正常药物达56天。
第二次是2016年3月1号,我在河南南阳火车站被大约8人自称警察的人员拦截并强行搜身,当时收走我的红米手机一部和多样手机配套用品及去北京的火车票,然后他们强行把我拖上一辆遮挡号牌的面包车上,又一次把我押送到襄州精神病医院。大约住了6天左右陈院长和另一人员把我押送到丹江口市优抚医院精神科,,强行让我吃不正常药物长达两个多月,每天吃3次。
2016年5月11号,我前妻、俩女儿和北关村副书记蒋直峰及枣阳北城派出所警官陈春哲把我从丹江口市优抚医院接回。
(维权网信息中心报道)2017年3月25日,本网获悉:在北京做美容化妆品业务的湖北省鄂州市蔡建平女士发出求救信息,称鄂州市梁子湖区涂家垴镇官田村的镇村干部,因恐惧侵占农民补贴行为被曝光追责,居然将自己患有间歇性精神障碍的妹妹蔡应兰从绑架绑架回地方,在未经家人同意的情况下,以其监护人身份将其囚禁精神病院中进行折磨。
据了解,鄂州市梁子湖区涂家垴镇官田村蔡顶湾12号的蔡应兰,生于1879年,今年已经37岁,在其25岁时患有间歇性精神障碍,但自理能力属于正常,也无攻击性和破环性意向与行为,平时服药治疗,情况稳定、良好。由于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忙于农田的耕种与管理,蔡应兰一直跟着在外做生意的姐姐蔡建平生活。
2014年,地方政府对二轮承包地进行确权,认定了蔡应兰哥哥蔡建国为一户、妈妈詹华芝为一户、蔡应兰为一户,然而政府被村民的承包地转租出去,但蔡应兰一直没有领到土地流转补偿与粮食补贴。到2016年,鄂州市梁子湖区涂家垴镇进行新农村改造,给予五万元一户的补偿,但村委会只承认蔡应兰哥哥的一户。也就是说,涂家垴镇与官田村的镇村干部涉嫌侵吞蔡应兰和妈妈的粮食补贴及相关款项占为己有的不法行为。
另据了解,涂家垴镇官田村有土地数千亩,村委会统一收回后要流转发包,奇怪的是自己村民承包要100元一亩地,而流转承包给外地人却在合同上只要26元一亩地。就是这样,蔡应兰母女的土地流转后粮食补贴以及补偿款还要被侵吞。土地流转后的粮食补贴及新农村改造补偿款项被镇村干部侵吞的,还有其他弱势的村民,因为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大部分弱势村民敢怒不敢言。
蔡家人就这些涉及蔡应兰母女基本生活的补偿、补贴问题,多次向上各级地方政府反映实情,但得到的都是相互推诿不作为,迫于无奈到北京国家信访办反映了以上情况。2017年3月5日,跟姐姐在北京生活治疗的蔡应兰,被鄂州市驻京办雇佣的黑保安强制押送到武汉,于3月6日押送到鄂州市精神病院,同时镇长王刚和村书记蔡江平出具书面声明,称蔡应兰无故上访给社会造成危害,强行扣留到鄂州优抚医院治疗,强行给予打针、吃药,该声明还称如果发生意外,由镇、村负责。
由于强制收治精神病患者被滥用,大量的信访人被当作精神病人,由党委、政府、综治、公安等组织强行送入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性灌药、折磨,造成巨大的人权灾难!2012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第六十二号主席令,决定于2013年5月1日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该法的第四条明确了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第五条规定了全社会应当尊重、理解、关爱精神障碍患者。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歧视、侮辱、虐待精神障碍患者,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第二十八条明确送精神障碍患者诊断、治疗必须由近亲属同意,除非找不到近亲属或发生伤害自己、他人的紧急情况下,才可以由包括近亲属在内的公安机关送医院。在该法的法律责任章中,明确了滥用职权将精神障碍患者送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造成严重人身伤害的还需承担刑事责任,精神病院阻止家属探望、照顾患者的,同样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目前,已经在精神病院遭受折磨20天的蔡应兰被强行吃药、打针,导致大腿肌肉严重萎缩,且身体上出现多处青紫,院方以由村支书蔡清水作为监护人为由,拒绝蔡应兰家人的探望、照顾,蔡应兰实在上已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急需要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的关注。
蔡应兰姐姐(蔡建平)电话:18071033769。
[访民之声2017/3/24消息] 3月7日,湖南省湘乡市龙洞镇访民辜湘红在北京被强制遣返原籍,随后其被关押到娄星康乐医院(精神病院)遭强制治疗14天。
辜湘红告诉本网人权观察员:“我是在北京市西红门地铁站被北京警察查身份证后抓走送到久敬庄,在久敬庄我的身份证和手机被不明身份人员抢走,我也被带出久敬庄连夜把我押送回原籍。3月8号上午到了娄星康乐医院,在医院几个人看着我天天被强制吃药。我妈天天在湘乡市信访局反映,要求释放我,3月22日医院才把我送回家。
辜湘红曾因上访十数次被关精神病院。去年的大年三十,在京上访的辜湘红被拦截回乡后,湘乡市龙洞镇政府工作人员就要把她再次送到精神病院,辜湘红一路据理力争,在快到医院的时候对方答应暂时不送精神病院,年后再上访就会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关起来。
[访民之声2017/3/8消息] 3月2日,因上访多次被关精神病院的湖南省永州市访民何芳武再次被关入精神病院。
今晚,何芳武的弟弟告诉本网人权观察员:“何芳武是3月2号晚上被从北京截回来,当晚送到江华县康复医院精神病医院的。这是个精神病院,送他去的有永州市江永县公安局、允山镇政府和派出所的,他们还把我叫去让我签字,我不签,告诉他们如果不把人放了这次就给你们搞个鱼死网破。”
为了安抚何芳武弟弟情绪,允山镇镇长说两会结束就把何芳武放出来,精神病院的大夫也承诺不给何芳武用药,只是在精神病院关着他,等到两会结束在放他出来。
[访民之声2017/3/11消息] 3月2晚,上海市黄浦区截访人员将王晟和她的母亲在北京房山区西营村临时租住地绑架,随后带回上海,王晟被关进精神病院,她的母亲则被软禁在度假村。
王晟的母亲趁看管人员不注意给本网人权观察员发来消息,内称, 3月2晚,黄浦区信访办人员带来了专门截访的十几个彪形大汉,又打又拖强行把我母女俩绑架到他们的黑车上,拉到北京接济站过夜。第二天乘1461次车将我母女俩押回上海府村路接济站,黄浦区豫园派出所一个姓胡的警察将王晟接走,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王晟送到了黄浦区精神病院。因我户口在杨浦区,杨浦区政府将我关进长兴岛度假村,由专人看管,不能自由活动。本网人权观察员进一步询问王晟有没有被强制用药及王晟母亲的姓名,至今没有得到回复。
王晟母亲认为这是政治迫害,是为了两会维稳对她母女实施的极为卑鄙的迫害手段,意图逼迫她们母女放弃上访,这种行为严重侵犯了她们母女俩的人格尊严。对此,上海市黄浦区精神病医院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