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第五十四期

从犯罪事件人人喊打的凶嫌，到境况堪怜需要被帮助的失能者，精神病患在「正常」社会中长期以来是一种可疑的存在。因着挥之不去的污名，较其他身心障碍族群，患者的声音在公共场域长期隐没缺席，医疗专业或社工协助似乎就说明了一切。但真的是这样子吗？或许得先一一撕下标签，再慢慢找出重新贴上的路径，才有机会穿过重重隔离，理解何谓精神疾病。
「多年来我一直希望『康复者』能出来，但就算本人愿意，家属也怕左邻右舍得知不光彩而反对，所以几乎找不到病患公开现身分享自己的经验。」中华民国康复之友联盟（康盟）理事长李丽娟表示。
为了强调精神疾病经过治疗后能够回复正常生活，康盟将患者称为「康复者」，并于2014年与台湾精神医学会成功推动「更名运动」，将Schizophrenia过往的中译「精神分裂症」改为「思觉失调症」，希望中性的病理词汇洗去长久以来所背负的沉重污名。
无论是否因此能减低一些既定的印象或偏见，但对于患者而言，更名与否，疾病标签仍是不可承受之轻。
「目前领有重大伤病卡的康复者约22万，身心障碍手册则接近16万，这中间的落差显示许多病患或许因为担心他人眼光或找工作受刁难，而不愿拿手册。」李丽娟说。前者主要针对医药费减免，后者则关乎生活津贴、公共设施使用优惠等社会福利，从数字的落差中，似乎可以见到许多患者的「病人身份」在遇见「社会身份」中隐形了。
无法公开、难以言说、藏起标签⋯⋯精神疾病因为重重交织的社会／个人因素，病患主体的声音长期隐而未显。「相较其他的身心障碍，精神障碍者总是非常低调，深怕被认出，这也使得相关议题上，能够轻易地被医生、家属、社工，甚至人权团体『代言』。」酷儿权益推动联盟（酷儿盟）秘书长胡胜翔说，酷儿盟是提供多重障碍的性少数族群支持服务的民间团体。
「『摇摇哥』事件时，在人权团体与学者召开的记者会上，各方拼命在替『摇摇哥』代言，说将精神病患强制送医违反人权等等，我觉得很奇怪也很不舒服，以人权之名为他发声，却只有少数人真正想听他怎么说。」胡胜翔强调。
「正常」世界中的「他者」
精神病患的无声状态与污名化处境像两条互相交错缠绕的线，彼此牵动、勾连，而让精神病患及其家属较其他身体残疾者在社会上感觉抬不起头的原因，除了异常的身心状态，还牵涉更深层的「道德」危机。
「污名的本质是一个道德过程 ，过去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man）的研究便指出，社会性的『道德破产』与思觉失调症画上等号，因此精神病患被视为是发生危险事故的潜在污染源，更是无法善尽责任和义务的 『幼稚化』族群，难达到『成人』的道德层次。如此合理化管教训练或区隔处理的正当性，但往往造成患者的自信低落。」台湾大学心理系教授林耀盛表示。
特别在华人文化的处事原则中，道德立场与「面子」的交互作用，构成重要的行事准则，种种积极地表现或避免某种行为，皆源于害怕丢脸的羞愧情绪，并驱动社会中每个个体成为「道德的人」的渴望。而精神疾病除了身心状态的异常之外，还要背负较其他疾患更大的原罪——这是一个不好、不光彩、没面子的病，最好隐藏起来，被知道的话，不但丢自己也丢家人的脸。「『丢脸』意谓着『道德破产』，便带来真正死亡的感觉，比身体的害怕更强烈。」林耀盛强调。
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不经意透过语言或文字、感觉或姿态，以「疯子」、「神经病」、「该看精神科了」等奚落语调品评人事物时，其实就是一再强化此一道德贬抑的特质，引发一种「羞愧感」的集体经验，使得精神病患难以重新「做人」，僵固成某种特定形象的病患角色，也形成对立于所谓「正常」世界中的「他者」。
1980年代一连串的社会事件，包括疑似精神失常男子闯入萤桥国小对学童泼硫酸，以及龙发堂收容患者的环境以及方式引发非议，促成1990年《精神卫生法》的立法，其中并明确订出强制就医的规范。此一危害社会秩序的想象就此投下长长的阴影在精神病患身上，直到近年新一波疑似与精神病患者有关的重大社会事件发生，烙印更挥之不去。
「过去台湾的精神医疗体系其实是多元而复杂的，大多散布在各地方的私人医院或中小型机构，比较没有高度的集中化管理，1980年代发生种种的争议事件后，使得精神疾病被大众视为一种需要处理的社会问题。国家慢慢开始以医疗评鉴、医院管理等手段把原来被认为『反现代』、不符合标准的民间机构收拾掉，继之而起的是大型疗养院的设立与设置大量的急性精神病床。」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助理汤家硕表示，他的硕士论文以龙发堂的发展为切入点，考察台湾精神医疗迈向现代化的历程。
「现在台湾经过专业训练的精神科医师大约1,700人，而其中大部分都是在过去35年内产出的，」三军总医院北投分院精神科医师张廷硕说，他的「精专字号」名列1,600多号，是最新一代的专业精神科医师，通过专业考试后取得执照，上面的字号大致对应出现有的精神医师总数，「 在1980年代前，精神科跟神经科是在一起的，解严前后才分家独立。」他补充道。
诊断标准不稳定　生物取向成为精神医学出路
随着精神疾病进入现代医疗体系的视野，包括患者的认同、大众对疾病症状知识来源，于是都被统合在精神医学诊断系统下，其最主要的依据，来自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发行的《精神疾病诊断暨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
而看似「专业」、「正确」的国际医学准则，却从来不是不可质疑的权威圣经。历年针对DSM的删改、增补等修订，充分显露出精神疾病的标准一直受到时代变迁与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是一连串动态的过程，而没有一个绝对客观的标准答案。曾经是一种需要被治疗的病症，过几年后可能就只是人类存在本质的差异与多元，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1973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决议，将同性恋完全从DSM的诊断列表中去除。
DSM第一版发行于1952年，当时的疾病诊断名称只有106种，但到了2013年最新的第五版，诊断类别已超过300种，意谓着精神疾病的光谱，纳入许多日常生活中原本不被视为病的情绪反应与行为模式。对精神医学过度扩张诊断定义的疑虑，在DSM第五版刚发行时曾掀起不少争议。
以忧郁症为例，本来在第四版的诊断里，排除因亲人过世的哀恸反应（bereavement exclusion），认为这是人之常情，但第五版却将此排除条款拿掉，认为即使是因亲人过世而哀伤，只要够严重，依然要当作忧郁症看待，背后是「早期筛检」的概念。
但哀恸是否存在一种举世标准，精神医疗专业到底该如何看待，它跟牙痛、背痛一样是我们不能忍受的东西吗？凯博文就曾经投书国际顶尖医学期刊 《刺胳针》（The Lancet），以自己的经验反思，2011妻子过世一年后，还是极度哀伤，做什么都提不起劲，但他认为那是一种纪念已故亲人的方式，在哀悼中的怀念，自有其文化上的意涵，不是需要治愈的精神疾病。
「精神诊断最大的问题是不稳定，这牵涉到疾病的『实体』是什么，其实是不确定的。」
「到底忧郁症是什么？你的忧郁症跟我的忧郁症是一样的吗？台湾的跟美国的是一样的吗？不管哪一种理解方式，都会牵扯到当下社会的价值，DSM一开始的目的是用统计分析的科学方式取得一致的参照标准，但个人与不同社会之间衡量的差异性太大，使得它对于精神疾病的定义方式还存在一些争议，所以才会一直改标准。」张廷硕表示。
在疾病实体的本质问题难以衡量之下，将疾病归因于脑部神经传导物质失衡、脑部病变、体内化学平衡的改变，并能藉由药物控制改善的生物取向，成为精神医学与其他医学专业平起平坐的出路。
「从更大历史脉络来看，生物精神医学的出现，不过就是这二、三十年的事情，开药变成最主流的治疗方式，20世纪早期的精神分析或从社会角度的论述退居边缘。最终出线取得主导地位，不一定是因为比较有效，而是让现代的政府与医疗机构能够定位这些病患。其他方法都需要更长时间、更广泛的理解，缓不济急。」张廷硕说。
药物依赖的宿命与逃离的契机
来到医疗机构现场，精神医师在密集的看诊人次中，犹自顾不暇。「老实说我现在一个诊看30个人就已经很累了，有名的主任或大教授一个门诊可能有80或100人，造成一种现象，医生常常只有时间对着计算机开药。」三军总医院松山分院身心科主治医师王圣强说。
「『语言』却又是我们这行很重要的功夫，花时间好好谈、同理病人的疗效有时不下于药物，但当我花40分钟做治疗性会谈，就压缩到后面病人的时间，而繁琐的申请程序与很低的健保给付额度，使得很少医生愿意多花时间做心理治疗。」他补充道。
对于受慢性精神疾病困扰的患者，除非有一定经济条件安排自费的心理治疗，对药物的依赖几乎是一种宿命。
玮玮（化名）在7年前因为感情与经济因素，服安眠药自杀被送医急救，恢复过后被转送急性精神病房，开启他「成为」一个精神病患的人生。
在他身上的诊断从轻度到重度忧郁症，一直到近几年的双极性情感疾患（旧名躁郁症），他的症状越来越严重，药量也越来越大，「从最早的三环抗忧郁剂吃到百忧解、克忧宁，后来都没效，发作时什么事都不想做，一个人关在房间哭，后来医生换开三级管制药品『利他能』，那原本是治疗过动症的药，吃下去后没有理由的开心，但药效过后情绪落差非常大，得吃好几颗强力镇定剂才能慢慢缓和。」玮玮说。
高职就开始自食其力的玮玮没有家庭奥援，昏天暗地不停加班的职场环境让身体撑不下去时只得辞职，并再回医院调整药量，前阵子找新工作非常焦虑，并因新药强大的副作用而送急诊，「我也想做心理咨商，但一小时一千多的价格实在花不下去，只能想办法让自己努力撑着。」玮玮说，「医师除了开药以外，不会多聊什么，顶多问这个月还好吗、情绪状态怎么样？比如躁症多一点、没办法睡觉、比较忧郁，看不同状况就帮我换药，换完药下个月回诊还是一样的问题，这个月怎么样，还好吗？」
药物像是紧箍咒，维系患者在理性世界的边缘不至失序，却也偶有胆大之徒受不了制约，不遵从医嘱，不顾后果地逃离。
胡胜翔在高中时被辅导室建议去看精神科以来，病史已有12年，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使他几乎难以忍受，在5年前毅然自行断药，「有一阵子吃治疗躁郁的锂盐吃很凶，副作用会造成体内钾离子大量流失，某天睡觉起来发现只剩嘴巴可动⋯⋯时常要挂急诊，住家距离医院不能太远，那是一种随时会被副作用折磨的恐惧，所以虽然戒断过程很痛苦，还是决心断药，隔了一阵子告知医生，吓了他一大跳。」
「以前就把自己想象成病患，医生说有病就觉得自己有病，诊断什么就是什么，不会思考当中发生什么事情。」直到后来从参与社会运动的过程中找到生活重心，并脱离原生家庭的情绪纠葛，他才开始有意识地翻转病患的被动角色，甚至尝试触碰生命中最难以回顾的创伤，拼凑最早「病发」的记忆。
当时刚上宜兰高中的他，是老家二结第一个出柜的同志，父母无法接受外，学校非常慌张，也常被同学调侃，而在地区的第一志愿学校里竞争激烈，学业成绩不复以往，越来越差，种种压力终因一件小事而引爆。
「某天我因为早自习擦窗户而被导师狂骂，『等下就考试了还搞不清楚状况！』而我表示只是听从卫生股长的吩咐，『他叫你去吃屎你要不要去吃屎！』骂到后来我情绪崩溃地90度鞠躬跟老师道歉，隔天辅导室介入处理，导师大喊『是学生的情绪问题，我不应该道歉是学生要跟我道歉』，我哭着再次道歉，觉得很痛苦不想读了，就此休学。」胡胜翔回忆着细节，像是一直无法毕业的中学生，掉下眼泪。
「回想起来，觉得当年的校园辅导体系太过武断，把没法解决的『问题』丢给精神医疗。花了10年的青春生病，现在要花更多力气追回那些时间。」进入医疗体系后，随着不断变动的诊断——从精神分裂症、双极性情感疾患，一直到近年的边缘型人格疾患， 他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精神康复和生命的意义
「一般人生病时什么都不用做，乖乖吃药当个病人的角色就是生活的全部，好了之后再回到正常积极的人生，但对于精神病人而言，康复和『生命的意义』是在一起的。」因为身边有精神状况的亲友不在少数，在实际进行研究之前，作为一个陪伴者，汤家硕与精神疾病患者的世界有比较接近的距离。
包括怎么跨越心理门坎承认自己是精神病人、走进诊间有／无得到期待的效果等挣扎历程，他都曾一同走过，「也曾感到无法接受，都已经尽了这么多努力，这个人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后来发现要比他先接受这个限制，没有关系，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这样走了，我不会有任何遗憾，我觉得我们都已经尽了最大努力，那就这样吧！」
「精神药物的功能，只是提供重建『可欲的』生活的生理基础，但终究无法回答：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这其实有点像哲学问题，一般人都不一定答得出来，但一个精神病人比一般人更需要了解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否则继续在那个混沌的世界里面慢慢消逝无踪就好，干嘛康复？」汤家硕强调。
疾病的标签既是容器，涵纳种种来自角落的异常心灵；也是遮蔽，难以看见不同际遇与个性的独特个体。
对大多数没有类似经验的芸芸众生，要如何理解他人的精神苦难，简直难上加难，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在正常的理性世界之外，可以分类出一个个异常症状，让他们成为只是需要「处理」的对象，但若我们不能满足于此，或许得先一一撕下标签，再慢慢找出重新贴上的路径，才有机会穿过机构与药物的隔离，「理解」这些幽微的生命经验。
（来源：报道者https://www.twreporter.org/a/mental-disorder-public-percept 2017/1/9）

「被认罪」、「被失踪」、「被精神病」……内地网民戏称，现时已进入极具中国特色的「被时代」，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或异议声音，面对强势的政府机器，处于十分被动的角色，只能如肉在砧板上任人宰割。公权力愈来愈不受限制，官方以种种「砌生猪肉」的卑劣手法将「眼中钉」判罪，投入监狱甚至精神病院。
一个「被」字道尽了被压迫一方的无奈和愤懑，在一个扭曲的社会，人性被扭曲、价值观被扭曲，民间的怒火长期积压，有朝一日终会喷薄而出。
■被灭声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当局对言论的监控愈收愈紧，社交平台微博、朋友圈的一句话，都可能成为「罪证」。内地十月一日起实施《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新规定下，执法部门侦查刑事案件时，有权通过网上截取或服务供货商，搜集受查对象在微信、微博等通讯软件和平台上所发布的讯息、转发的网址连结和相片等，作为呈堂证据。
因土地维权而遭到封锁、镇压的广东陆丰乌坎村，有村民指近日公安逐家逐户登记和通知，当局会监控村民的微信，并会拘捕转发乌坎消息人士。其实，在上月的官民冲突中，就有四名网民被指散布虚假消息遭受不同程度惩罚，其中深圳一名网民（乌坎人）因发布老婆婆中枪身亡的消息而被刑事拘留。
内地以言入罪早有案例，不胜枚举，著名维权律师浦志强就是以七条微博被判「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两项罪名，判监三年缓刑三年。而这次的新规定赋予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等部门「依法取证」的权力，有维权律师指这做法侵犯了《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制造白色恐怖。
■被失踪
内地异见人士、维权律师、人权关注者等「被失踪」，可说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发出与政权不同的声音，就要有随时「人间蒸发」的心理准备。二零一五年七月中旬的维权律师搜捕潮，短短四十八小时内有超过五十七人「被失踪」、被传唤等，其后受牵连人数扩大至二百多人，引发全球关注。
令港人切身感到寒意的是，香港铜锣湾书店五名股东及职员自二零一五年十月起陆续「被失踪」，当中李波一案更涉嫌「跨境执法」，内地执法人员强行来港掳人。港人惊觉原来香港已不再安全，随时被以「自己的方式」失踪。
■被弃权
乌坎村维权领袖林祖恋被捕后，其家人为他聘请的律师玉品健、魏汝久先后遇阻。检方交给魏汝久律师一份署名林祖恋的手写声明，内容大致为「我相信政府依法依规办案，本人早已表态，不需要请任何律师协助，更不需要任何人为我请律师」，林祖恋变相「被弃权」，丧失辩护机会。当局其后为林指派了两名辩护律师，但上海律师张雪忠批评这使辩护变得毫无意义，被指派的律师甚至可能变成共同的加罪者。
而去年「七零九」维权律师大搜捕后，被捕律师的辩护律师也一直无法与其会面。在正式批捕后，多名辩护律师更突然「被解聘」，办案警官既没出示解聘通知书，律师要求与当事人会面证实也被拒绝。
■被认罪
被捕的维权人士、律师、记者、非政府组织（NGO）人士等，在电视上「被认罪」、「被悔罪」已成内地新常态。最新加入「认罪骚」是林祖恋，林祖恋在上访前夕突然被抓，汕尾市政府六月二十一日播出他的认罪影片。这位耿直、硬朗的老汉被逼在镜头前「亲身说法」供认自己收受贿赂，引起村民极大反弹，认为林老是「被认罪」，天天上街游行要求政府放人。
香港铜锣湾书店的五名股东及职员，也被轮流安排上电视「认罪」。当中店长林荣基挺身而出，冒险说出被带走、禁锢、被逼认罪的过程，指认罪片段「有导演有台词」，令香港市民以至国际社会都知道「认罪骚」是如何炼成的。
■被贪钱
内地为打压异议、人权、维权活跃人士，找不到其他罪名，往往就扣上寻衅滋事或一些经济罪名。曾代理艾未未、谭作人、浦志强、郭玉闪等案件的北京律师夏霖，今年九月二十二日被以「诈骗罪」重判十二年，法院指夏霖以投资为理由，骗取他人一千多万元人民币来偿还赌债。然而今年六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张千帆等七名法律专家曾发表声明，指夏霖一案所涉款项属于民间借贷，被告人完全不构成诈骗罪。夏霖的代理律师王振宇更指，这种政府强行出面替私人「讨要借款」的行为，正暴露出夏霖案的政治特色。
此外，今年五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何林夏被批捕及控以受贿罪，当局亦是通过莫须有的经济犯罪来执行。北京维权艺术家艾未未二零一一年也被当局指控逃税，被认为是对其政治活动的报复，包括他纪念二零零八年四川大地震中死于「豆腐渣」工程的学生。
■被嫖妓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环保学者雷洋「被嫖妓死」一案在全国引起轰动，警方被抨暴力执法。今年五月七日，雷洋在离家准备前往机场接机的途中，因「涉嫌嫖娼」被北京便衣抓捕，在带回审查的路上突然心脏病发死亡。事后警方声称，雷洋尸体上的伤痕乃因其激烈反抗并试图逃跑所致，但却未能提供执法影片；而涉事足浴店女子的供词也有漏洞，其后更遭警方严密监控，舆论批评当局企图隐瞒真相。
■被精神病
当局为阻止访民上访，经常采用另类打压手法。上海访民陆立明今年初打算赴京控告地方政府非法暴力拆屋，却被警方拘捕送到精神病院，受尽折磨，至二月十一日才获释。另一无锡访民汪荷娣，今年一月二十三日也被强行带到精神病院，至二月一日她的丈夫才到医院找到她，为她办理出院手续。维权人士认为，当局因没有证据起诉这些访民，所以将他们关押到精神病院，阻止他们上访。
「被精神病」也是当局报复民运、异见人士的手法。内地著名异见人士王万星因在一九九二年悼念「六四」，被当局关押在精神病院长达十二年，直至二零零五年八月、时任美国总统布殊访华前夕才获释，被送往德国与妻女团聚。总部在纽约的「人权观察」表示，王万星事件凸显中国有数以百计的政治犯，没来由地被关在精神病院。
■被自杀
当局的维稳、打压手法层出不穷，最极端的莫过于「被自杀」。被誉为「六四铁汉」的李旺阳先后被判入狱二十二年，在狱中被迫害致瞎、致聋、致残。二零一二年六月二日，香港有线新闻台播出李旺阳的访问，四天后（六月六日）李旺阳在湖南邵阳市一家医院被人发现「上吊」死亡。官方称其「自杀」，但外界指死因疑点重重，认为李旺阳是「被自杀」，事件引起广泛关注。
（来源：独立媒体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46823  2017-01-05）

  当小杨打电话跟我求助时，我丝毫没有把他跟精神病人联系在一起。叙事明确、条理清晰，而且逻辑思维能力很强。他曾经是一位战士，后来成为警察，工作表现突出，多次受到表彰，但因为生性耿直，看不惯派出所乱收费，向公安机关的领导提意见，逐渐遭到排挤。小杨不肯妥协，在单位开始被“穿小鞋”，被恐吓被威胁，最后竟发展到被“精神病”。于是，他状告云南德宏公安边防支队和云南省精神病院，该案在当地引起巨大反响。
　　耿直青年反腐遇挫
　　而立之年的小杨，身高一米八五，仪表堂堂。十八岁那年，他在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勤务中队服役，二十岁到武警公安院校学习。2008年，小杨二十三岁，毕业就被分配到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德宏州边防支队某派出所任户籍民警。青春似乎在他面前展开绚烂的画卷。
　　现实总未必那么美好。他在工作中逐渐发现该单位长期存在违规收费、乱收费等现象，并擅自提高多项公安系统行政性事业收费标准，而且这些违规收费的费用在领导手中都去向不明。例如，按照规定办理居民户口簿是5元，户口迁移证是2.5元，暂住证是0元，但派出所都是翻倍甚至翻几十倍收取。因为涉及面广，人数众多，乱收费的总额比较大。正直的小杨觉得不该再保持沉默，多次向原单位领导提出意见，反对违规收费行为，然而并未得到该单位领导重视，反而成为“异类”，小杨年轻的人生轨迹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自从小杨多次公开反对单位乱收费现象后，在单位长期受到领导排挤和不公正待遇，在生活上处处给小杨为难，令他苦恼。例如上级下发了一套型号短小的冬季制服，因其自身身材高大，小杨无法正常使用，多次向单位及其上级后勤部门要求更换合适体型的制服，均无果，导致小杨在单位四年多以来无可更换的冬季制服。人家说“穿小鞋”，他是“穿小衣”。小杨曾在2011年休假期间向北京上级部门上访单位存在的问题和个人问题，但被告知“应逐级反应问题”为由，并未给小杨任何答复和处理。
　　2009年，小杨被任命为该乡某村委会党支部副书记，履行民警任村官职责。在此之前小杨多次向单位党支部申请入党，一直未被单位领导通过，此后小杨年年申请，直到小杨2013年离开单位，都还不是正式党员。就这样，小杨无奈地履行了四年的不是党员的党支部副书记职责。后来组织上对此事件的解释是“审核把关不严”，“已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至于转正问题，边防支队纪委的书面答复说是“2013年8月，未按时向所在支部提交转正申请”。公安部边防管理局的书面回复说“转正时间为2013年8月”。
    无辜被精神病
　　小杨休假结束后就及时回到单位工作，但还是因越级反映问题而被列为管控的“个别人”。在举报和上访的过程中，小杨长期遭受来自各方面的恐吓、威胁，存在很大的精神压力，并出现了抑郁等情况，但很快就恢复了。小杨也及时调整自身了心态、通过积极努力的工作证明了自己，尤其在2012年—2013年在工作中做出了优异的表现。在生活上小杨利用休假期间发挥了自身特长和爱好，参加了家乡电视台多部生活剧演出并担任主角。并在2012年配合家乡工商部门破获了一起团伙诈骗案，家乡电视台将此新闻做了9分钟专题报道。随后小杨被家乡工商局特此表扬，并将表扬信邮寄自小杨单位以资鼓励。随后该新闻被小杨单位媒体和地方媒体多次报道。在工作中小杨连续六年担任中缅大型活动升旗手，并在日常公安工作中踏实工作、努力表现，多次被央视、光明网、中新网等媒体报道，2013年经上级部门批准还被新闻媒体拍摄个人宣传纪录片一部。
　　然而不论小杨如何努力工作和给单位带来荣誉，都未丝毫改变小杨在单位的处境，依然被单位领导排挤和百般刁难，小杨自分配到该单位五年以来，从未获得过该单位任何评功评奖。在单位生活中也是被领导“孤立”，尤其是在小杨负责单位户籍业务之后，和领导的矛盾更为凸显。据小杨提供的派出所单位账目来看，该派出所长期擅自提高多项行政性事业收费，与公安部、财政部 、发改委等政府部门明令颁发的收费文件严重不符。该派出所擅自提高一倍至数倍的收费费用，且乱收费行为存在数年之久。据小杨口述，他所在地区，并非只有其原单位有违规乱收费现象，其他边防派出所也长期存在乱收费现象，违规收费是一个片区性、大面积性的共性问题，也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半公开的秘密。
　　2013年10月，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小杨被单位通知休假，随后，小杨又接到单位领导及其支队上级电话，说他曾患有精神病的话，就必须回云南省内治疗，否则将予以逾假不归处分等理由多次威胁小杨及其家人。12月初德宏支队指派支队两名干部到小杨家乡准备将其接回云南省内“治疗”，经过小杨家属和德宏支队两名代表前后一个星期的“协商”，小杨家属被迫和德宏支队签署了由德宏支队书写的申请书、保证书、告知书等多项不公正协议。
　　因“丧失工作能力”遭病退
　　2014年8月初经德宏支队多次催促，小杨向德宏支队递交了归队申请书，同时其单位领导和支队上级明确告知小杨，到达昆明后需要进行相关鉴定和治疗，小杨和其家属也对此表示愿意配合。8月底小杨和其家属到达昆明后，德宏支队代表多次带小杨到多家医疗机构进行精神病检查，小杨均与配合，但各医疗机构均认为小杨不符合精神病住院治疗条件，而未收治住院;德宏支队为达到让小杨病退、同时让其一生背上“精神病”帽子，以便让小杨所有的检举、投诉行为均因其为“精神病”而不被正常的受理的目的，仍多次要求原告进行是否患有精神病司法鉴定，均遭到小杨拒绝。
　　2014年9月4日，在小杨精神情况稳定的情况下，德宏支队与云南省精神病医院恶意串通，共同将小杨送入云南省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小杨及其母亲因身处外地，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及考虑不得不配合德宏支队和云南省精神病医院的上述违法行为;为此，小杨的母亲在原告住院期间2014年9月14日，因精神压力过大导致其晕厥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三三医院住院治疗;最后，小杨被诊断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并认定丧失工作能力。
2014年9月15日，即在小杨住院期间德宏支队为小杨办理并审批了“因病基本丧失工作能力”病退手续。2014年9月18日小杨出院当天由云南省精神病医院开出了两份截然不同的证明，在出院证明上写明“好转自动出院”，而在小杨医学鉴定表上写明“情感淡漠、意志力减退、无自知能力”。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
　　在小杨被人为制造的借口“病退”后，他于2014年9月27日至2015年03月02通过了机动车驾驶证考核，并获得驾照。而且在2015年06月报考并通过了会计专业《会计电算化》科目考试，并在2015年12月参与演出了某大型电视连续剧。一位跟小杨有过深入交谈的精神病鉴定专家，亲口告诉我，小杨现在的精神状态完全正常。
    没有结论的尾声
　　2016年5月小杨向云南省纪委写了一封实名举报信，6月云南省公安厅来电告知对小杨的举报很重视，并积极开展调查，7月7日云南省瑞丽市公安局治安大队举办了户籍业务专题培训讲座，特别强调“在对老百姓办理户籍时不能私设门槛”，目前小杨的实名举报信正在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中。
　　现在，被精神病的小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窘境：戴着“精神病”的帽子，他以后的结婚、再就业和人生发展，都充满着不确定性……
　　附：小杨这些年的表现
　　小杨2008年—2013年连续六年担任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中缅国际胞波节掌旗手，参与瑞丽市公安局60年国国庆升旗，担任旗手的照片还在2010年10月2日上了电视。2011年参加了全国爱民固边模范村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姐勒乡卡南村宣传照制作，是三位形象代言人之一。2012年8月在探亲休假时，小杨配合家乡工商部门破获诈骗团伙案一起，8月5日在家乡电视2台播出9分钟专题报道。后家乡工商局向德宏边防支队、大队、户育派出所发送表扬信以资鼓励。地方媒体和部队媒体随后多次报道。2013年3月，小杨与队友参加瑞丽大队暨瑞丽市公安局举办的首届社区民警岗位技能大比武，获二等奖，并被中国新闻网报道。2013年3月上公安部新闻报道简讯一篇《云南一景颇族妇女为让儿子戒毒主动报警》(中新社)。2013年4月，因工作突出，被瑞丽大队树立典型，中国新闻社记者和瑞丽市电视台，到本单位派出所拍摄个人宣传片一部《乡村民警的一天》。2013年4月被中国边防警察杂志专题报道一篇《德毛果:“兵儿子”的好帮手》,后中新社，光明网也多次报道(帮助百岁老人德毛果办理二代身份证及日常走访)。2013年6月配合参与中央新闻13台记者到本单位辖区采访，后于6月27日被中央新闻13台《6.26禁毒日》节目上镜宣传。2013年10月在德宏州瑞丽市召开全省爱民固边会，参会宣传资料中多部资料涉及小杨的正面形象。此外，2013年—2016年，小杨多次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参加无偿献血6次，共计1700毫升。
（来源：壹读https://read01.com/7M7aLn.html  2016-12-25 ）

最近一个案例引发人们关注：同性恋男子余虎（化名）被几个亲戚送到驻马店市精神病院，而且精神病院接收了！医院以“性偏好障碍”的名义将其收治，截至出院，他被“强制医疗”19天。2016年5月，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侵犯自己的人身自由权，要求医院赔礼道歉，并支付其精神抚慰金1万元。6月13日，驻马店市驿城区法院对本案立案。
这个案子，且先不讨论同性恋是不是精神病范畴，或者同性恋该不该隐瞒自己的性取向与异性结婚的问题，仅该男子被送去精神病院而精神病院就收治的问题，就细思极恐。万一夫妻俩“一言不合”，一方把另一方送去精神病院咋办？相信很多人都和记者一样，存在这些疑虑，那么就让专业的法律人士来为我们答疑解惑。
  ◆精神病院收治精神病人有规范吗？
  答案是肯定的。
  河南晟大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帆说，精神病院收治精神病人，应严格执行《执业医师法》、《精神卫生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院工作制度》和《医院工作人员职责》等法律、法规及规章的相关规定，遵守各项诊疗规范。
  同时应遵守以下原则：1、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以精神健康状况为依据。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本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查。2、除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之外，不得对疑似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强制检查。3、 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4、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
  ◆家人是否有权将疑似患者送到精神病院？
河南言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政伟说，我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法律赋予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结构进行相关诊断，但是并不意味着只要将人送去，精神病院就一定会接收，而是需要执业医师进行专业诊断和评价，对于不符合精神障碍医疗的疑似患者不得接收治疗。
  ◆精神病院对于接收的患者
  会不会强制检查治疗？
张政伟说，《精神卫生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以精神健康状况为依据。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本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查。”
  杨帆说，若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有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医疗机构接到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不得拒绝为其作出诊断。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对其进行强制检查及治疗而无需本人是否同意。
  当然也就是说，只要不是有危险，疑似患者自己不同意的话，精神病院不能强制对疑似患者检查治疗。
  ◆如果真发生“一言不合”夫妻一方
  把另一方送去精神病院的事该咋办？
杨帆说，精神病院对患者的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这意味着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这种事情的。可能杨帆说，就算退一步讲，按相关规定，若患者对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有异议，不同意住院治疗的，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再次诊断结论或者鉴定报告表明，不能确定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或者患者不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不得对其实施住院治疗。
  河南工业大学法学院疑难案件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建宇说，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被精神病”一方要保持冷静，伺机报警求助。因为如果出现这样的事，已经涉及刑法范畴的限制、剥夺人身自由、虐待或故意伤害等情况。公安介入之后，应调查清楚，确定报案是否成立，是否应当立案追究加害一方的责任。
  ◆余虎的事如果确定是真的，谁该担责？
  宋建宇说，余虎的事如果是真的，这家医院收治这样的一位患者作为精神病人治疗，于法无据。这家医院医师的行为，已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等相关法律。他认为，同性恋根本不属于精神病的范畴。
  张政伟说，如果家人、精神病医疗机构等明知其不是精神病患者而恶意强制医疗的，应该依法承担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赔偿物质和精神损害的民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来源：未来网http://news.k618.cn/society/201612/t20161230_9914912.html  2016-12-30）

大马人精神病比例严重，俨然是精神病世界的“先进国”！
我国《2015年全国卫生与发病率调查报告》指出，每3名国人就有一人有精神病问题，槟城消费人协会针对此报告表示，更令人担心的是，我国没有应付精神病成为流行病的准备。
随着大马的生活节奏和物质要求日愈提高，国人要应付种种竞争，压力重重之下，出现精神病的几率又怎能不增加呢？
大人为了生活压力而忙，还要互相比较谁赚的钱多，谁比较有面子等；小孩和青少年，在大人不能输在起跑点这种畸形思想的压力下，让学习变成了成绩压力，小小年纪就有患上精神病的潜在危险。
这究竟是大马的观念有问题，还是全世界都是这样呢？槟消费人协会主席莫哈末依德里指出，忧郁症或将于2020成为世界首疾，说明精神病问题威胁全世界，但我国情况更为严重。
对于精神疾病，有些人视为“神经病”，即精神失常或智商有问题，许多人或因为拥有这种观念，不敢重视自身这种情况；至于常人爱以有色眼光看待这类疾病患者，也足以影响患者不敢面对精神出状况的事实。
在治疗精神病的软硬件设施方面，政府精神病治疗单位缺乏，让人难以寻找治疗管道，特别是乡区，相信患病者多是求助无门。
功效多大还待鉴定
私人界的精神病治疗单位价格太高，如果患者经济能力有限，收入只足够生活，如何愿意上门寻求协助呢？这些患者只能找一些宗教团体设立的精神或心理辅助单位帮助，功效多大还有待鉴定。
精神出状况，患者和家人都应重视，在恶化前求助；政府应重视人民精神健康，设立更多这方面的治疗单位，以及教育人民勇敢面对精神问题。
大马人应放慢自己的生活节奏，不应凡事都和人比较；做好自己，活得快乐，才是重要的人生方向。
人生要努力向前和上进，却不是与人比较输赢，否则输了健康赢了全世界又如何？精神状况发生问题，几乎影响了一个人大部分的生活，真的要小心看待自己的精神健康。
（来源：中国报http://www.chinapress.com.my/20161222/%E6%BD%98%E6%9C%89%E6%96%87%EF%BC%9A%E7%B2%BE%E7%A5%9E%E7%97%85%E5%85%88%E9%80%B2%E5%9C%8B/  2016年12月22日）

    尖子生是怎样炼成的？
　　孩子初升高，侥幸考上省重点。太太意犹未足，认为孩子本来可以百尺竿头，之所以不能更进一步，考进最好的中学比如华师附中，责任全在我——都是我一直纵容孩子的懒散。于是孩子初中毕业时，太太专门安排了一个饭局，美其名曰同学告别会，实际上只是请来几个同学家长——几个尖子生家长；酒过三巡，我才明白她是要给我上课。
　　不吃这餐饭，我现在都还懵懵懂懂，这餐饭吃完，我算大开眼界了，原来尖子生都是这样炼成的呀。整个初中期间，当家长尤其是当妈妈的，基本上就没正经事儿可干，都做孩子的全陪了。给孩子每天送饭送菜；周末陪孩子上这个辅导班那个辅导班；每年寒暑假放假之前，都要挖空心思到处打听哪门课哪个老师办的辅导班最好，然后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孩子塞进去。甚至自己跟着上课，孩子坐前排，自己坐后排，这样既可以监督孩子，也可以监督老师。
　　这么一来，孩子就跟职业运动员差不多了。几乎每个所谓尖子生的背后，都跟着一个专业团队，专职做生活服务，以及战略战术研究，情报搜集和分析。相形之下，我的孩子简直就是一个流浪猫，学习上我基本不管，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信任孩子，但实际上是听任孩子只身迎战一个一个疯狂的狼群。
　　还好，孩子还没有败下阵来。但我并不想吸取什么教训，高中两年，我对孩子的学习上还是不太管。据说但凡省重点，现在都被家长包围了——他们在附近居民区租下房子，一家老小都住进来，专门陪孩子读书。
　　但我的孩子，还是每天起早摸黑赶公车，中间还要转车。我儿子的同班同学，现在都没有休闲，甚至上厕所手中都攥着书。但我儿子至少每天一次篮球照打。我儿子有个同班同学，全年级排名第四，考北大清华肯定有如探囊取物。但前提是，他父母对他的时间控制精确到每一个小时。只要有一个小时孩子成了断线风筝，父母都会惊惊惶惶，不停地电话寻人，直到孩子重新回到书桌前，心里才算一块石头落地。
　　中国教育其实就是一个精神病院
　　竞技如此白热化，投入少一丁点，名次就会后退大半截。所以孩子的年级排名，一直徘徊在100到200名之间。很有几个老师，很多次语重心长地给我说，孩子其实大有潜力的，这样子可惜了。我都只是笑笑。我的考虑很简单，成绩是不是最好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拼出精神病。
　　成绩最好，精神不正常又有何益？美国爱荷华大学两次震惊世界的凶杀案，凶手不都是从咱中国去的尖子生吗？我访问美国期间，翻译也多次谈到，北大清华好几个留美生，虽然专业上一直很优秀，但由于精神原因，最终都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要么进大牢，要么进精神病院。
　　在我看来，毋宁说，整个中国教育其实就是一个精神病院。如果说运动员是牺牲身体健康来换取奖牌，那么尖子生不仅是牺牲身体健康，更兼牺牲心理健康。他们往往以心理残疾为代价来换取所谓优质学位。又岂止尖子生才是牺牲品，数量更为庞大的差生群体，他们一直在公开的歧视中生活，没有起码的尊严，没有起码的自信，他们比之尖子生更悲剧。
　　这其实是说，无论尖子生，还是所谓差生，他们的命运并没有根本的差异，他们都是千疮百孔。这种情况下，或许只有中庸之道，才是一个相对明智的选择？基于这个思路，一直以来，我都反对给孩子设定一个最高目标，而只主张给孩子划定一条底线。不求孩子跑在最前面，但求孩子别从底线上掉下来。我以为只有这样做去，孩子身体上心理上的代价才可能小一些，才是对孩子最大限度的保护。
　　在中国，做普通人实在太难
　　但是，我们的社会却不是这样设计的，我们的教育更不是这样设计的。像我这样来培养孩子，孩子就只能做一个普通人，而在中国做一个普通人实在太难了。我们没有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来为普通人服务，除非你有警车开道，否则作为一个普通人，你的交通肯定大成问题。我们也没有完善的公共卫生系统来为普通人服务，除非你有特权或者特别有钱可以享受最尖端的医疗服务，否则作为一个普通人，你看病也肯定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的整个社会体系、教育体系不是均衡的网状结构，而是典型的金字塔，越往下机会越少，越往下资源越少。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削尖了脑袋往上钻，必须让自己成为人上人。不是人上人就会是人下人，这种风险让每个人都不寒而栗。
　　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那么恐惧，那么浮躁。就好像背后有一个无形的血盆大口等着，谁落到后面谁就会被吃掉，我们只好没完没了地你追我赶，甚至不惜彼此践踏。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深知做普通人的艰难。所以，我既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付出巨大代价去做尖子生，又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做一个像我这样的普通人。
　　我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让我的孩子乘桴浮于海，彻底退出竞技。只有彻底退出竞技，你才有资格不服从它的一整套规则，才可以不受它的摆布。
　　这其实更辛苦，乘桴浮于海的经济代价，不是工薪阶层能够承受的。但我宁愿多熬夜，孩子也宁愿课余多打工。
　　退出竞技之后，孩子终于可以学学如何做菜，如何洗衣了；终于可以开始长途旅行了。这些其实是我早就想安排的。我对我的孩子其实有过很多安排，我想让他去武术学校学拳击，去急救中心学救生，去体育馆学游泳，去孤儿学校做义工。总之我认为我的孩子需要全方位的基础知识，尤其需要学习与人相处、与社会融合。
　　但是，所有这些安排都只能是纸上画饼，而又与学校教育绝缘。当我有机会出访美国和俄国，在剧院看到家长们带着三三两两的孩子一起看芭蕾舞，在美术馆看到老师们给成群结队的孩子讲解原版世界名画，我的感受非常复杂，既羡慕，又绝望：这才是人的教育，爱的教育。可人的教育、爱的教育的春风阳光，什么时候才能普降到我们中国孩子的身上呢？
　　只是因为我的孩子即将乘桴浮于海，我才发现，原来有那么多的家长、那么多的孩子都在用脚投票，用这样的选择来抗议中国的教育。这样乘桴浮于海的孩子，应该每年不下10万之众吧。按每人每年消费15万计算，那么我们国家一年流失的教育投资就在150亿元左右。这种经济上的账，尤其是人心上的账，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算过？
（来源：当代教育家http://learning.sohu.com/20161223/n476697050.shtml 2016-12-23）

什么是精神病？精神病复元人士的内心世界，又会是怎样的？香港精神科医学院与非牟利机构心影荟及浸信会爱羣社会服务处合办「Look at MI 摄影与精神健康推广计划」，鼓励经历精神困扰的青少年透过摄影，表达面对精神病的心路历程。在计划当中，青少年与同行大使一同学习摄影，并透过相片去探索对精神病的理解和想法。
Fish(化名)大学毕业后曾患上思觉失调。她最初对精神病了解不多，亦很担心自己的病情。在发病之后，她很害怕让别人知道她的情况，渐渐变得不愿意与朋友见面，对自己的病更难以启齿。在参与计划期间，Fish透过摄影，重新思考自己对精神病的想法，她发现，患病的经历对她的人生有另一种意义。她又指出，平日很难用言语或文字表达自己心中所想，但透过捕捉影像，能引起她内心的共鸣。她发现，摄影能让她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想法。
义工Karen表示，过去从报章上得知精神病复元人士的情况，故很想与他们同行，陪伴他们经历生命中的困难。她过去对患上精神病的人有既定印象，以为他们的能力较别人差，知识水平亦不高。从没有接触过复元人士的她，透过计划了解到精神病是很普遍，而且不同层面的人都有机会患上。她又指：「精精神病复元人士的学识水平可以很高，而且他们跟我们一样拥有梦想，对未来亦有很多想法。」Karen表示，参与活动过程中，令她对精神病有更广阔更深刻的理解，亦突破了过去对精神病的各种既定框框。参与活动的精神科医生，在病房外与病人接触，亦有很特别的体会。
在同行交流活动中，复元人士与同行大使对精神病有重新的定义和理解，并透过自身经验分享和指导，更掌握在患病复元路上的目标和方向。透过不同的摄影活动，反思自己对精神病的迷思和误解。
「Look at MI正视精神全港公开摄影比赛」是本次计划的重点，期望让公众透过相片，表达对精神健康及精神病的理解和感受，以提升大家对精神健康的关注。欢迎广大市民及读者一起参与，比赛详情请浏览：http://www.hkcpsych.org.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70&Itemid=623&lang=tw
   （来源：雅虎香港https://hk.news.yahoo.com/blogs/psyhk/%E3%80%8C%E5%BE%9E%E6%94%9D%E5%BD%B1%E9%8F%A1%E9%A0%AD-%E6%AD%A3%E8%A6%96%E7%B2%BE%E7%A5%9E%E5%81%A5%E5%BA%B7%E3%80%8D-060812884.html  2017年1月27日）

2017年2月6日，本网获悉：上海维权人士丁德元的辩护律师、基督徒戴佩清律师2月4日第5次会见了被构陷“妨碍公务罪”的丁德元时得知，浦东公安分局和浦东新区检察院要给涉嫌“妨害公务罪”的丁德元做“精神病鉴定”。戴佩清律师感到非常惊呀！她从各方已了解到丁德元从来没有所谓的“精神病”，他的家人也没有任何精神方面的病史，丁德元是个精神完全正常的人。
自从丁德元被抓捕后，上海街头的人权捍卫者郑培培、韦开珍、魏勤、吴玉芬、王宝妹、陈国英、彭妙林、王燕亭、周洪宝、徐佩玲、顾学群、丁菊英、张惠仙、陈桂英、唐霞珍、胡伯森、朱金娣、陈建芳等持续不断上街举牌要求停止迫害立即释放丁德元 。
人格健全的丁德元面临被上海浦东新区公安局和检察强制做精神病鉴定，让人回想起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于2009年3月23日在《中国新闻周刊》公开发表《孙东东：把精神病人送到医院是最大的保障》的文章。孙东东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它扰乱社会秩序……他们为了实现一个妄想症状可以抛家舍业，不惜一切代价上访。”孙东东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引发了国内外持续成千上万的访民数月的抗议和外媒的关注，孙东东最终不得不尴尬道歉。
上海人权捍卫者表示：上海浦东新区公安局和检察院要给精神正常的丁德元做精神病鉴定，肯定会激起民愤。如果丁德元犯有“妨碍公务罪”罪，那么应该有法院公开审判。要给精神正常的丁德元做精神病鉴定，这是无赖流氓行为，有辱习近平倡导的“依法治国”，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又如何体现？
据了解：丁德元年轻时在单位里有突出贡献而获奖，市政府有政策，给该奖的获得者一套房子。但是，获奖的丁德元因未获得房子而上访，多次询问市政府信访接待员：“市政府有没有这个政策？请给我一个说法”信访接待员无言以对。丁德元给市政府及中央各有关部门领导寄信，信件有去无回。多年来多次往返于上海和北京讨说法无果。
丁德元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意识强烈，从不回避政治问题。多年来，他自由写作了几十万字的帖文，在博客和微信等处广为传播，帖文对极权专制制度多有挞伐，不少篇章可以说入木三分。丁德元是从访民群体中走出的意志坚定、认识清晰的反专制斗士。丁德元的家成为上海同城聚餐的固定点以及外地朋友的留宿地，当局多次威胁和阻挠，他都置之不理。
2016年10月24日是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开幕日，丁德元欲去浦西，监控丁德元的10多个人为了达到阻止其去北京上访的目的，一名穿制服的警察第一个施暴拦截，双方发生冲突，丁德元在正当防卫时致警察受伤，该受伤警察经鉴定为“轻微伤”。按法律规定，“轻微伤”不构成刑事犯罪，没有刑事责任。而丁德元被政治迫害以“妨碍公务罪”抓捕刑拘。
2016年11月7日，丁德元被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张江地区检察院批捕，随后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执行逮捕。
目前，丁德元被“妨害公务罪”案被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张江地区检察院退回上海市浦东公安分局补充侦查阶段。公检部门企图设想把在上海民运圈和访民圈德高望重的丁德元通过“精神病鉴定”送进精神病医院非法关押，剥夺其人身自由。
本网将持续关注丁德元被“妨碍公务罪”案、被“精神病鉴定”的事态发展。
（来源：维权网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7/02/blog-post_74.html  2017年2月6日） 

刘锡伟，1934年出生，精神病学专家，曾任江苏省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几十年来他致力于为精神病人的刑事豁免权呼吁，首创“疯劫”学说，认为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都有得到一次科学、合理的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机会。
尽管杀害4名舍友并藏尸的马加爵、残忍杀害10名道士和香客的邱兴华在那个年代惹得舆论哗然、人人诛之而后快，刘锡伟却跳出来站在了“民愤”和“道德”的对立面：他们或许是患有精神病的，应该得到一次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机会。
网络上有很多关于刘锡伟的报道，褒贬不一，因为他的工作总是徘徊于法理和道德之间：他既是一名有着近60年从业经验的精神病专家，同时也从事着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工作，许多重大刑事案件中都能捕捉到他的身影。在刘锡伟看来，云南杀害同寝室4名同学的马加爵、陕西汉阴杀害10名道士和香客的邱兴华以及南京驾宝马撞人的王季进等人，均有精神异常的行为，应当给予司法鉴定的机会。
《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刘锡伟说，想要启动这道司法鉴定程序却难比登天，当事人可以申请，但最终决定权在司法机关手上。他曾为许多重大案件呼吁，希望对犯案的嫌疑人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然而屡屡不能得偿所愿。
精神病人的“剩余杀人”
2016年7月17日，82岁高龄的刘锡伟和年过七旬的妻子刘美晋匆忙吃过午饭后，启程奔赴无锡火车站，买了最近一趟去上海的高铁票，到达上海后又马不停蹄地坐飞机赶往石家庄。老两口随身只带了一些现金和应急的药物——年逾八旬老人的必备物品。
到达石家庄入住当地的旅馆时，已经是7月18日凌晨两点，妻子再三确认刘锡伟没有因长途奔波出现哮喘的症状后，两人抓紧时间补充睡眠，因为第二天一早还有“人命关天”的大事要办。
让刘锡伟和老伴不远千里，在半天的时间内从无锡辗转上海再到石家庄，是因为上午的一个电话，电话坐标地显示为加拿大。“刘老师，您能不能到石家庄，救救我弟弟。”电话那头的女人语气焦急，听起来不像是骗子。
女人告诉他，自己的弟弟在石家庄涉嫌杀人，但是作案时的行为实在古怪，家人怀疑弟弟患有精神疾病，但河北医科大学给出的鉴定结果是无精神病，女方想请刘锡伟看看案子的卷宗，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精神病。
“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也不会找到我，能帮就帮一帮吧。”老伴也一如既往地支持刘锡伟，提出像以往一样的要求：随行陪同。像刘锡伟这样的专家“出场费”一般是1万到2万元不等，他仅向求助者报销了路费。刘锡伟很高兴退休后还能做回老本行，何况能近距离观察到被收押嫌疑人的机会并不多，多数时候，他是从新闻报道的字里行间探寻蛛丝马迹。
早晨6点，刘锡伟就起来看案卷，9点见到了当事人的律师，看到了案发时的视频录像。录像里，嫌疑人用刀扎死了两名被害者，随后又在被害者面部连刺数刀，更匪夷所思的是，还拿起刀扎伤自己，案发后并未在第一时间逃逸，而是呆立在现场一段时间后才离去。
“这就是‘剩余杀人’，‘返祖兽性化症候群’。”刘锡伟说，正常情况下的蓄意杀人，凶手确认被害者死亡后没必要重复无意义的行为，杀人后第一反应是逃逸，嫌疑人却没有这么做。而“返祖兽性化症候群”，意为重症的精神病人犯案，并无独立思考能力，犹如动物，行为无迹可寻。刘锡伟第一次提出此概念是在邱兴华杀人案件后，当时有人叫骂有人支持，出现了两个极端。
随后刘锡伟旁听庭审，“法庭上对他有利的他讲不出来，对他不利的却一直在重复。”从家人口中得知，嫌疑人以前就曾被医院诊断为忧郁症，还吃过抗忧郁的药物。通过种种迹象，刘锡伟在休庭后吃中饭的空当写了一个疑有精神病的根据和意见书，建议重新做第二次鉴定。“最近二审刚刚结束，不知结果如何，恐怕不太乐观。”迟迟等不来消息，刘锡伟焦急的同时，却也无可奈何。
“马加爵和邱兴华，都有精神病”
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找到刘锡伟帮忙做鉴定，更多时候他是主动为这些即将“抵命”的嫌疑人奔波。
“马加爵案刚发生的时候，我们没见过马加爵本人，以为是吊儿郎当、五大三粗的流氓，实质上是个文弱书生，当时的鉴定专家经过翻看案卷和推敲商议，认为马加爵应该是患有精神病的，但是苦于找不到症状。”在刘锡伟、杨德森起草《精神卫生法》的刘协和等知名精神病专家眼里看来他的症状很明显：“同学之间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呢?而且杀人后碎尸放进衣柜，继续在这个房间里睡觉，庭审的时候还扮鬼脸，我们一看就认为是青春型精神分裂。”刘锡伟到现在还记得庭审时马加爵的姐姐拼命哭喊：“弟弟你一定要争取上诉!”然而马加爵决定不上诉。“他觉得自己杀了人就该死，完全丧失了自我保护能力。”刘锡伟说，没有了求生意念，一审很快定罪，马加爵被判处死刑。
2006年的邱兴华一案，是刘锡伟在外奔走最久的一次。邱兴华因为莫须有的猜测和妄想，趁道观内管理人员和香客熟睡之际，持斧头、弯刀，将陕西汉阴县铁瓦殿内工作人员和香客等10人杀害，其中最小的仅12岁，他甚至还把道长的心脏剖出来切丝炒熟了喂狗，手段极其残忍。邱兴华作案后烧殿潜逃，后被追捕归案。刘锡伟看过卷宗后认为邱兴华患有偏执型精神病，与刘协和的诊断“嫉妒妄想”不谋而合。一审开庭的前一天，刘锡伟自掏腰包赶到北京，一待就是34天。
1934年出生的刘锡伟在3岁时经历了南京大屠杀，作为顶梁柱的父亲被日本人杀害，母亲和刘锡伟兄弟姐妹6人日子过得异常艰难，刘锡伟在读高三时，正值抗美援朝，他投笔从戎，参军进入了军干校，分配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学医，还曾担任党支部书记。1956年底，他因品学兼优被分配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任中尉军医。本来以为迎来了好日子，却在1957年被打成党内右派，从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发配到当时相对边远的广西，六年同窗时交的女友也因此分手。在广西，刘锡伟自学了建筑，设计精神病院，也认识了现在的结发妻子刘美晋。
上世纪60年代初，刘锡伟成了最早一批司法鉴定工作者中的一员。“直至现在，我们的方法仍过于简单，目前的误鉴率有10%，苦于没有客观的标准和前卫的科学技术手段，所以很难鉴定出是否患有精神病。”刘锡伟说，目前行业仍处于提高阶段，国内精神病患住院后要经过三级确诊，由住院医生、主治医生和主任医生逐级确认，如果遇到疑难病症还有专家会诊。因为司法鉴定的时间有限，往往一小会就结束了，“我认为应该住院观察，至少半到一个月，心电图24小时监护也是这个道理。现在多数时候是公安人员采集病史，单这点上就不是很专业。”1983年刘锡伟回到江苏，就职于无锡第七人民医院，后改为无锡精神卫生中心。
退休后的刘锡伟偶尔和院长聊及司法鉴定一事，院长告知他，每年做1000例精神病司法鉴定，一例的酬劳在4700元左右，却远远不及成本，因为员工需要加班加点，付出很多劳动。各地的精神病司法鉴定都依附于精神病院，而行业现状比较混乱，“有时候法医都可以做精神病司法鉴定。精神病很复杂，他们的认识远远不够，有多年临床经验的精神病医生才能胜任。”
刘锡伟在广西做过30多起精神病司法鉴定，常说这项工作要保证质量，才能经得起科学检验。他是全国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大纲课题组的成员，课题组由两个群体组成，一边是在司法部任职的，年轻人居多;另一边是老一辈的专家组成的。“我们的工作很难做：非常复杂，非常艰巨，非常深奥，非常敏感，同时又非常严肃。”刘锡伟总结道。
“我是导盲犬，‘导’的是文盲、法盲和科盲”
南京王季进开宝马撞向一辆马自达，时速达到192.5公里，致马自达车内2人死亡，南京脑科医院诊断王季进是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部分责任能力，结论出来后很多人无法理解什么是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网友开始骂人，说鉴定专家是不是拿了好处，收了红包。后来我做功课，把很多报道一看再看，他13岁得病，期间复发了两三次，到案发时已经有22年的病程，应该是慢性长期而非急性短暂的。”刘锡伟的这一结论能促使王季进担负的责任更轻，恶语相向的人屡屡有之。
被网友质疑甚至谩骂的现象，早在邱兴华案中就出现过。因为刘锡伟坚持认为邱兴华是精神病患，所负刑事责任有限，他的“返祖兽性症候群”说法并不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为凶手开脱”“收了好处”，甚至有人说他“泯灭人性”，一时间他被推上风口浪尖。
“网上有3%到5%的人骂我，我就‘微笑迎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导盲犬’。”刘锡伟称自己是导盲犬，“导”的是文盲、法盲和科盲，他认为自己是在为这些疑似精神病患争取一个司法鉴定的可能性，不掺杂个人情感，“人道主义就是人道主义。”
尽管刘锡伟的呼吁大多石沉大海，他仍不能放弃任何一点的可能性。邱兴华案一审时，为邱兴华辩护的律师甚至没有提出启动精神病司法鉴定的申请，刘锡伟问对方缘由，答曰：“我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尽管业界权威的看法达成一致，认为应当启动精神病司法鉴定，但终审开庭仍驳回上诉，维持死刑判决，随后邱兴华在安康江北河岸边被执行枪决，没能等到一次司法鉴定的机会。事后一位专家解读，在民愤极大、伤及军警的情况下，一般不做精神鉴定，邱兴华的死是必然的，有一个作用：平民愤，抚慰社会伤痛。
“很多人说我多管闲事，也受到了各方面的阻力。”除了来自老百姓的质疑，刘锡伟还曾一度面对“上面”的压力。他在广西任职期间，一名复员军人杀了当地的信访处处长，被刘锡伟鉴定为患有精神病。曾待刘锡伟不错的卫生厅长恼火地找到他，认为他是“保护杀人犯，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应该被挽救”，希望刘锡伟能“幡然悔悟、明哲保身”。“我不能跟着他讲是没有精神病的，我说坚决不能改。”
当时跟随刘锡伟的副主任医生几次三番劝他：“老刘，不然你就把结论改一下。”都被刘锡伟拒绝。“现在改了容易，但以后如果追究起来，就是我的责任，何况还关乎一条人命。”
“我曾拜访过很多杀死人的精神病人的家属，他们很可怜。”刘锡伟回忆，马加爵的父亲在门口筑起了一道墙，与世隔绝，和外界完全不联系，因为只要出去别人就说他儿子是杀人犯。马加爵的姐姐向刘美晋哭诉自己生不如死，“她丈夫说她弟弟是杀人犯，虐待她，婆婆瘫在床上，让她护理，一旦不周到，就开始家暴，工作也丢了，无处可去。”
“我们不只关注精神病人的权益，被害者同样可怜。通常情况下被害者家属一定要想方设法让对方被判死刑，杀人偿命的观念很牢固，实际上这是‘同态复仇’，等于让另一个家庭蒙受苦难。其实，让对方非死不可的观点是可以改变的。王季进的案子我不光安慰了他的家属，也找到被害者的家属。”刘锡伟告诉对方，痛失爱子他如同身受，“但这是一场灾难，请你做好思想准备。王季进的鉴定结果很可能就是患有精神病，不会被判死刑。”受害人家属当时有点懵：“这种事谁能接受得了?等结果出来再说吧。”
施劫者和罹劫者的“疯劫”
刘锡伟一次次告诉受害人家属，患病者是不受控制的，希望得到对方的原谅，他首创了“疯劫”学说：肇祸的精神病人是施劫者，被害人是罹劫者。“这是一种灾难，以人为载体，但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疯劫”的灵感来自于早年香港的一部同名电影，由许鞍华导演，赵雅芝主演。14岁的孙子因为刘锡伟常把“疯劫”二字挂在嘴边，就叫他“疯劫爷爷”
“疯劫学我总结了五句话：有精神病无不了，无精神病有不了，装精神病跑不了，被精神病长不了，被正常人冤死了。”刘锡伟有时分析历史名人轶事，从精神层面似乎能看到另一种解读。曾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的严慰冰给林彪写过一封匿名信，说后者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恼怒的林彪查到了严蔚冰身上，欲找她丈夫陆定一的麻烦，“最后发现她可能患有精神病。”刘锡伟说，“而林彪患有恐惧症，他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安静，周围要布置成黑的，图画上的水波他也害怕。”刘锡伟常向别人科普，医学上的神经病和老百姓讲的神经病不一样：医学上的神经病是神经系统的炎症、肿瘤、外伤、退行性病变等。“邓小平患的帕金森就是神经系统疾病，次一级的神经症包括神经衰弱、恐惧症、焦虑症、强迫症等。”
不仅是他杀，自杀也是疯劫之一。刘锡伟的大女儿是张国荣的粉丝，“世人都以为张国荣是忧郁症自杀，实际上是被害妄想。”刘锡伟说，有一次在香港的同行间交流，他说张国荣有被害妄想，得到了在座的认可，原因是张国荣生前曾透露有人要放蛊害他，而忧郁症的情感低落、思维迟钝、行为降低等症状在他身上都没体现。“忧郁症可以跳楼，但并非跳楼的都是忧郁症。”
《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曾带同事朝格图找刘锡伟看病。朝格图进门换好鞋后开始和刘锡伟交流，期间一切正常，谈话完毕朝格图在阳台抽烟，开始出现反常：把还燃着的烟头往嘴里放;临走时不是把拖鞋放在门口而是放到主卧室的马桶盖上;晚上折返，说是包落在了刘锡伟家，怕给后者带来灾难，一定要找到，事实上并没有这回事。
后来刘锡伟在美国探望小女儿时接到了柴会群的电话：朝格图跳楼自杀了。刘锡伟第一反应是：“从几楼跳下来?”他想知道病患的求死心有多大，被告知是20楼。“别人说他是忧郁症，明显不是，吃烟头、放鞋、找包，他以为有一个假想敌要害他。”
因为小女儿在美国念书，刘锡伟曾6次赴美，“美国人的慷慨、诚实和爱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2007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韩国留学生赵承熙杀了32人后自杀，恰巧身在美国的刘锡伟看到了报道，认为赵承熙是有精神病的，后来事实证明了他的猜想。善后的工作让刘锡伟记忆深刻：32名学生公葬时，赵承熙的墓碑和他们并列立在了一起，希拉里在追悼会上讲道：“当他需要就医的时候，我们没能及时伸出援手，所以他也是值得同情的受害者。”
关于整个社会如何宽恕这些施劫者，刘锡伟认为应该成立一个公众安全维护中心。“国外早在1843就有麦克诺登条例，我们落后了近两百年。”柴会群曾在一篇报道中写道：“尽管为精神病人的刑事豁免权呼吁多年，但在几起影响重大的案件中，刘锡伟至今无一例成功。”
有网友评论刘锡伟是“悲壮的英雄主义”。虽然他的努力未必会得到想要的结果，但无论从情感还是操作性上，“疯劫爷爷”始终奔走在人道主义的路上，不光为了精神病人，也是给受害者一个交代，他们之间的对立关系需要一种力量来平衡，哪怕是一个人的力量。
“我们的人民，理应更宽容。”刘锡伟放下手中的案卷，笑着说道。
（来源：中国残疾人http://www.chinadp.net.cn/news_/persons/2017-01/21-15841.html   2017年01月21日）

身材健硕、一腔热诚与正义感的年轻人嘉曦，每星期会拿着一大袋面包、杯面、饮品探望露宿者，在露宿者被食环署职员洒水、扫走家当时，他会在示威请愿行动中挺身而出，雄辩滔滔地为他们发声，许多人误以为他是一名社工。其实，他也是露宿群体一份子，在深水埗区断断续续露宿6年，对露宿者的处境有着切肤之痛，加上口才了得，偶尔会被小区组织协会（简称社协，或SOCO）邀请为露宿者在立法会或示威行动上「代言」。
「我不知道困难的日子会有多漫长，可能过埋听日就上楼，也可能要等到我离开人世，但我相信只要一个人不贬低自己，坚持做正确的事情，你会有翻身的一日。」
嘉曦渴望「翻身」，更立志要做一名真正的社工，帮助弱势社群，但几年前患上精神病，却让他饱受社会的白眼，难以找到一份长工，几次租到棺材房、劏房后又因租金上涨、工作不稳而流落街头。尽管命运弄人，他直言最难受的，还是政府对露宿者赶尽杀绝的态度，「你（政府）要赶走我唔紧要，但你连听我们说话的机会也不允许，会否太绝情了？」
今天，他决定站出来，就是要换取一个被聆听的机会，向我们剖白自己的际遇、露宿者的辛酸，以及政府如何无理对待这班位处社会最底层的人，希望香港的露宿者问题能得到更多的关注。
「露宿不是我的个人选择」
「无人会想瞓街，很多人只是迫于无奈。」嘉曦斩钉截铁地说。
在2013年的立法会会议上，社会福利署助理署署长曾形容露宿街头是很多露宿者的「个人选择」，理由是「节省金钱」、「瞓街较为方便」、「不愿与他人同住」，一度惹来多间小区组织的反弹，指责这种说法等同推卸责任给露宿者，彷佛意味着不需要太多政策或援助的介入，露宿只是一已的喜好或是失败。
对于社署的说法，嘉曦感到被误解，因为他的半生命途坎坷——父母双亡、恶疾缠身，露宿绝不是由自己一手造成。而且，有别于上一个年代较常见的吸毒、酗酒、赌博型无家者，他属于新一代的经济型无家者，露宿的主因多数是失业、应付不了暴涨的租金，背后是一连串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如房屋短缺、经济不景、楼宇租金不断上升等。
「16岁时，父母突然过了身，房屋署便收回当时的公屋，因为当时未够18岁，政府便派福利署上门，问我想入住保良局，还是找一位亲戚作监护人同住，我选择了后者，与外婆同住。过了两年，外婆亦离开人世，房屋署又再次收番间公屋。」
「没办法，那时年纪太小，根本不知道怎样去加番个名在阿婆的公屋上，房屋署按『规则』要收番。」面对房屋署的无情，以及亲人的逐一离世，年纪尚轻的他伤痛之余，更感无助和孤独，在身无分文之下，他读完中三便辍学，省下升学的钱，出来打工养活自己，好让自己「有瓦遮头」。
学历低微的他，起初靠一把口搵饭食，当上了手表推销员，收入不错时还能租一房一厅的单位居住——直至他患上重病，失去工作能力。「大概是2010年中吧，肾脏、腰骨等问题涌现，每隔几天就要请病假，请不到假便变做part-time，但后来病到连freelance也应付不到，便沦落至失业、交不起租，要露宿街头。」他这辈子也不会忘记，人生第一次尝到被业主赶出街的苦头，是在2011年的农历新年前夕，那天家家户户都窝在家中吃团年饭，他却在冰冷的深水埗的街道上蹓跶至天亮，要到避寒中心「过大年」。
露宿诱发精神病　没有地址难找工作
16岁失去双亲、18岁失学、20岁失业，嘉曦无家可归，无依无靠，在漫长的孤独日子中，他患上了精神病，首次病发是在露宿后的两年，「当日我上社协找阿东（社协干事吴卫东），坐在大厅的椅子上，突然不断撞头埋墙，又拿剪刀自残，幸好阿东及时制止我，送我进医院急症室。」急症室将他的个案转介至精神科，被医生确诊为「思觉失调」，认为成长背景、露宿、失业都是病发原因。
然而，一日未摆脱露宿的困境，嘉曦的病情只会恶化下去——几个月后，他试过割脉自杀，再被医生诊断为「抑郁症」，及后在2015年年头，又曾失去控制及知觉，整晚在街上大叫大嚷、胡言乱语，演变成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至今仍要服用大量药物才能保持清醒。
沙田医院精神科医生严始立表示，露宿者精神病发的机率比平常人高，亦有精神分裂者因出现妄想、被害的症状而不敢回家，沦为露宿者，根据她在2015年做的香港无家者精神状况抽样研究，高达56%的露宿者都患有精神病，惟大部分没有「识病感」而延误诊治，嘉曦算是比较「自救」的一群，愿意自己求医。
嘉曦直言，最令他困扰的，不是病患本身，而是社会对精神病的歧视和不解。「找一百份工也没有回音！不知道是我诚实还是愚蠢，每次我都会向雇主坦言我有精神病，因为有时一个星期或一个月便要覆诊一次，我点都要向他请假。不少雇主听罢都说：精神分裂会斩人喎！然后便叫我等消息。」「又有一次，我住在仁爱之家（露宿者临时收容中心），半夜大吵大闹，被宿友举报，修女误以为我吸毒，便将我赶出宿舍，说我会影响其他人，我不断跟她解释这是精神病，她也不相信。一个月的宿期，本来已经很短，但旁人的不信任，却令我连宿舍也住不到。」
他认为，精神病、露宿者是双重标签，让他们成为边缘中的边缘人，是求职的一大挑战，更难单靠自己力量脱贫。「求职申请表上地址一栏，我们又应该写什么呢？通洲街公园？深水埗某隧道？明爱医院急症室？你不能这样写吧，就唯有漏空，但雇主一定会追问，最后还是如实招来，份工便石沉大海。」他又表示，有些露宿者连手机号码也没有，或弄丢了身分证却没钱补领，根本无可能成功求职，但若他们要申请综援，每月都要参与强制性的自力更生计划，每两个星期应征两份工作，通常都会失败而回，原因不外乎上述几点，他希望雇主能更寛容地看待他们的难处，给他们一个起点去以工作摆脱露宿生活。
多次上楼仍不敌贵租    陷入「再露宿」循环
有些人以为露宿者意志消沉，甘愿一世瞓街，没有向上流的动力，但根据城市大学联同四个小区组织、其他四家大学合办的《2015年全港无家者人口统计行动》显示，在全港1614名露宿者中，有近六成（58%）露宿者曾在露宿期间成功重新「上楼」居住，但达五成（52%) 人最终仍是敌不过租金无止境上升，无钱交租，又或交了租就无钱生活，惟有弃租、瞓街，露宿的恶梦犹如「永劫回归」——平均每人「再露宿」的次数为4.18次，情况令人哗然。
以嘉曦为例，在露宿期间，即使周身病痛仍坚持自力更生，精神状况较稳定时，便到处找一些散工做，如搬运、建筑、清洁等，以负担日常的基本生活开支，「只要是能力做到，及不犯法，我都会照做。但只会选择在深水埗区工作，连交通费也省下。」每个月数千元的微薄薪金，让他由2011年年头至今，上过五、六次楼，睡过三十呎的木板隔间房，也睡过只容下一个身位的棺材房，但还是摆脱不了交不起租的宿命，一间木板隔间房今个月2500元，下个月可跃升至3000元，他宁愿省下租金，换来一日两餐。
嘉曦表示，这是香港欠缺租务管制的荒谬。「在尚有租务管制的年代，业主不能胡乱加租（每两年一次的加租，幅度亦不得超过三成），或随意踢人走（若租客愿意缴交市值租金，业主必须同意续租），较能够保障租客的权益，但1998年政府取消管制后，私楼租金疯狂飙升，业主见到有新客比你更付得起钱，就可踢走你。」
他说，本来租客可以透过地产代理商找业主签订具法律效力的《标准租约》，在一年「生约」内可不被加租，但实际上，他身边的露宿或基层朋友连代理费也没能力缴付，只在街边招贴、报纸广告上找单位，这些不受《租约》保障的租客只能「睇业主眼色做人」，既没有议价能力，也承受随时被新客取代的压力。
针对租金暴升的情况，小区组织协会干事吴卫东建议政府恢复租务管制，减低基层市民因交不起租而露宿的机率。在2016年2月社协提交立法会扶贫委员会的意见书中，社协建议政府若能重订管制，应限制租金升幅在两年内不能超过18%，并指出1998年撤销租金管制是缘于金融风暴，当年是为了减少市场干预，刺激经济增长，但今天本港经济已回复炽热，物业炒卖令楼价及租金屡创巅峰，受罪的只是基层市民。
「拿了综援也要照旧露宿」   四成露宿者拒领综援      
即使租金、物价如此高昂，嘉曦坚持如非「死到临头」也不领取综援，在长达6年的露宿生涯中，他只领过两次，每次只维持数个月。「我有想过拿综援，但每次入到门口，白眼太多，还是却步了。我这么年轻，实在不好意思与老弱妇孺去争福利。」「但有两次，我病到任何工作也做不来，身上一蚊都无，惟有硬着头皮去领取，然而一找到工作，我便会放弃份福利。」说穿了，露宿者也是人，不想伸手向政府讨钱，也是为了面子和骨气。
社协干事吴卫东说，本港约有四成露宿者如嘉曦一样，他们没有申领综援，只靠低收入工作、拾荒维生，宁可自食其力。「其余的六成人即使领取了综援，也不代表交到租，因为现时单人的租金津贴只有1700多元，但一间无窗棺材房的平均价格也要1800-2000元，额外金钱补贴不了，还是要露宿。」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政策研究及倡议主任黄慧贤就表示，这种「超租津」（租金超过津贴金额）的情况在香港十分普遍，占所有一人综援户的54%，主因是香港的房屋租金不断上升，出现劏房「豪宅化」的现象，加上旧区重建，新楼落成或修缉过后租金亦会提高，基层市民成为最终受害者，即使有拿综援补贴生计，也宁愿睡在货柜车内、天桥底，省下租金及家具费用。
家庭破裂碍申请公屋　轮候及申请过程「非人化」
综援不够租、私楼租不起，这些都是私人租务市场的「死症」，因此嘉曦认为政府能协助露宿者彻底摆脱街头生活的唯一正途，还是让他们早日入住公屋，但对他来说，这竟然又是一条死胡同。「刚开始露宿时，我有尝试申请公屋，但等了几个月，都等不到一张蓝卡，即排公屋的编号筹。」没想到，房屋署最终否决了他的申请，他连一张公屋的入场劵也拿不到。
直至房屋署通知，嘉曦才发现，原来小时候与父母同住的沙田公屋单位名册上有他的名字，因此房屋署以「享用过政府的房屋福利」的理由拒绝他的申请，但当他要求进行除名手续时，结果又是失败而回。「由于父母死后没有留下房屋证，当年外婆也没有为他们申请死亡证，加上年代久远，难以追溯10几年前的事情，房屋署表示无法为我进行除名手续，终身都不能再入住公屋。」
「我不断跟他（房屋署专员）说，不是啊！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只有16岁，根本无法继承该单位，又不懂什么除名的手续，更莫说申请死亡证，我外婆执汽水罐、执纸皮，对这些也一晓不通。但房屋署的人却表示，我一日交不出相关文件证明他们的死，一日都无法申请公屋。」
嘉曦无奈地表示，很多无家者的背景都是家庭破裂，引起一连串的「技术性」问题，例如有些人尚未与分开已久的配偶办离婚手续，有些人与父母分居、离家出走多年未曾除名，都窒碍了公屋的申请进度及机会——家庭、婚姻的问题，突然变成各种申请过程中的限制，他质疑为何政府不能更「人性化」地处理社福事宜。
社协干事吴卫东补充说，处理这些特别情况涉及繁复程序，包括申请法援、上庭、见律师、社工转介，动辄花费经年，某些露宿的长者有机会等不到公屋就过身。他又指，大部分露宿者是单身人士，排在公屋大军的队尾，而每年单身人士编配单位只有约2000个，但总轮候人数达14万人，无数人等了十年廿载也未上到楼，「假设一个人今年30年岁，根据非长者单身人士计分制，由146分开始排到58岁才能排到standard入屋的400多分，要等足28年。」
政府四处驱赶成游牧民族    宿舍起在垃圾站上面感侮辱      
除了公屋以外，其实香港有四间免费临时收容中心，能够暂缓露宿者的住屋需求，包括救济会自负盈亏的湾仔、油麻地、深水埗区的露宿者之家，以及天主教仁爱传教修女会自资的仁爱之家，但吴卫东批评，这些宿舍的住宿期过短，为期1至3个月，许多露宿者尚未找到工作维生就要退宿，变相要「再露宿」。
嘉曦曾住在露宿者之家及仁爱之家，他表示宿位严重不足，以露宿者之家为例，深水埗区的露宿者达几百人，但该区床位只有70个，晚上经常爆满。另外，夏天时露宿者之家的环境较恶劣，木虱为患，且没有冷气，70多个人聚居在一起，感觉局促亦易生争执。然而，他认为有宿舍住「起码叫有瓦遮头，较瞓街有安全感」，故建议政府应资助这些机构扩建宿位。
最令他不满的，是三间露宿者之家兴建在垃圾站、公厕上面，卫生环境恶劣，令他感到侮辱，「我不介意闻臭味，但如果政府当我们是人，为何把我们摆在垃圾一堆？」事实上，在2013年，政府曾为了扩建油麻地戏院二期，而提出重置上海街的露宿者之家，却没有借重置契机纾缓宿位的紧张，而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提案仍然是把垃圾站与宿舍放在一起。
嘉曦说，某些露宿者不介意没有宿位，但最基本的需求是以隐蔽的方式生存，例如住在天桥底、隧道等，以不影响到街坊为主，又可以收埋自己。但随着近年食环署的驱赶、洒水行动愈来愈多，他们惨被「愈赶愈出」，赶到一些比较「明目张胆」的地方，如街道旁、店铺门前，容易惹来街坊投诉环境及卫生问题，令食环署又有更多的理由驱赶。
更甚的是，这只会令街头上的「游牧民族」愈来愈多。「露宿者分成两种，一种是居住在固定地点，周围有配套设施如公厕、凉亭等，这些人通常用木板搭屋，并形成一角部落群居；另一种是游牧民族，他们通常独来独往，身上只有少量的行李，去到边就瞓到边。前一种露宿者能维持仅有的人际网络，遇事如财物被偷时能互相照应，但随着政府的驱赶次数增加，愈来愈多露宿者成为游牧民族，变相社工较难接触到他们，生活更形动荡及孤立无援。」
他认为，政府根本无心解决露宿者的社会问题，不是以协助他们脱离街头生活为目标，而是把他们赶出大众的视线范围，本来无家可归已经够悲凉，但现时在街道上的最后生存空间也被扼杀。「政府从来没有专责部门处理露宿者问题，只是把一切责任外判给NGO，而社署的登记露宿者人数只有800多人，远低于民间调查的1600多人，连人数也掌握得不准确，针对性的援助又何从谈起？还有，政府平日的行动只有三招：清洁、行政手段驱赶及落铁马，有不少露宿朋友都感到很委屈，在他们眼中，我们好像与老鼠、蟑螂同等地位。」
（来源：关键评论https://hk.thenewslens.com/article/60075  2017/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