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第五十四期

新春将至，好多人家已开始憧憬团圆，湘潭县青山桥镇的张喜明（化名）却是一脸失落，只能望着屋前荒废多年的田地发呆。寂寥的老屋里，原本是一家四口的平凡幸福，如今却已物是人非。
几年前，他的哥哥张德明犯罪入狱，母亲救子心切误入骗局，甚至丢了性命。然而，哥哥出狱后还是老样子，继续干着不齿的勾当……两个月前，张喜明亲手把哥哥“送”给了警察。
“我特别矛盾，不过我相信自己做对了。”1月4日，张喜明一脸无奈地说。
家庭变故接二连三
2009年，张德明因强奸患有精神疾病的女子，被判刑3年。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张家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改变。
关于母亲的离世，张喜明不愿多提，这是他一辈子都不愿去碰触的伤疤。我们只能从青山桥派出所大致了解当年的一些情况。
张德明当年被抓后，爱子心切的张母文化程度不高，听信传闻以为有“关系、门路”就能让儿子少坐牢。阴差阳错中，一位邻居自称有熟人关系，拍着胸脯保证可以“捞人”，条件是需要一笔钱。
张家经济条件本就不好，张母东拼西凑才弄来几百元。岂料邻居并非真心帮忙，他贪图的是钱财，不光抢走了张母的钱，还残忍地把老人杀害了。
原本飘摇的家庭，因为张母的离世，越发变得破落。“我跟我爸在村里抬不起头，我哥犯的事本来就让人咬牙切齿，加上母亲遭横祸，闲话越来越难听了。”张喜明父子索性不着家，在外打工。支撑父子俩的唯一动力，是张德明即将刑满出狱，大家都希望他能痛改前非。
哥哥出狱一如从前
好不容易等到张德明出狱，原以为父子仨能把这个家撑起来，可张德明的表现，再次让家人失望了。
得知母亲被人杀害，张德明曾有过短暂的自责和内疚。但是很快，张德明就“好了伤疤忘了痛”，成天游手好闲，在青山桥和衡阳一带转悠，把一些看上去“不懂事”的女人带回家过夜。
“那些女人大部分智力有问题，要不就是精神病人，不晓得反抗，也不晓得报警。”在外省打工的张喜明，听父亲说哥哥又回到“从前”了。
纸终究包不住火。去年5月20日，石鼓镇一户人家到青山桥派出所报警，他们患有精神病的女儿离家6天后回家，家人询问才知道，女儿被张德明带回家“过日子”了。张德明再次涉嫌强奸，成为通缉对象。
事情败露后，张德明凭借反侦察意识，多次躲过了警方抓捕。
弟弟选择大义灭亲
那段时间，张喜明不知挣扎犹豫了多少回。
“他是罪人，也是我亲哥。”一来，张德明的所作所为有悖法律，理应受罚。但转念一想，毕竟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张喜明虽然对哥哥有些“怒其不争”的责怪，但他始终希望哥哥能过正常日子。
一番挣扎后，张喜明跟单位请了长假，回到了青山桥镇。还没进屋，他先去了派出所。
“我老兄不争气，确实错得过火了。”上一次哥哥入狱，张喜明还是个20出头的小年轻，如今已过而立之年的他，似乎一夜之间找到了自己该有的担当——他主动提出帮民警抓捕哥哥。
“大哥，我回湘潭了，我们起码有十年没坐在一起喝过酒了吧。”当天，张喜明邀请哥哥到姐姐家吃饭，张德明虽有怀疑，但还是念及兄弟情如约而至。
但他还没动筷子，民警就堵在了门口。张德明“习惯性”反抗，倒是老弟的一句话让他断了逃跑的念想，“大哥，你想想娘，你再这样下去，她在天之灵也不会瞑目。”
于是，张德明平静地跟着民警走了，临走时还对弟弟说了声“谢谢”。
有人夸张喜明大义灭亲，他惭愧地摇头，说无论谁犯罪都应该受罚。不善言谈的张喜明，不知道该如何描述他们兄弟间的感情，“我恨他，他不应该一错再错；我挂念他，希望他能真正改过，出来后好好过日子。”
（来源：湘潭在线http://hn.qq.com/a/20170105/021380.htm?pgv_ref=aio2015&ptlang=2052  2017-01-05）

2017年1月10日重庆各区访民代表相聚重庆市大渡口区万泽平可能被强拆的家中，大家看到幸福美满的万泽平一家都很欣慰，担心被强拆后家破人亡，既表示对万泽平捍卫房产的支持和声援，又回忆2016年维权路上的艰难辛酸，探讨2017年捍卫、争取自身权益的路经和方法。
    重庆访民是一个人数多苦难重冤屈大的群体。他们之所以上访，多是因为政行违规，司法不公，地方政府相互推诿久拖不决的结果。
    在辞旧迎新之际，大家非常牵挂被非法关押在合川区成人学校的访民邓光英（由于邓的父亲拒绝签字，邓才没被精神病），被精神病的访民张芬，被非法行政拘留刑拘的访民同道。
    大家都相信，每个人的维权行为，不仅是在捍卫自身的利益，同时也是在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大家表示，2017年将加大维权力度，以实际行动响应习主席依法治国和421讲话精神，把访民合理合法诉求落实到实处，用实际行动来捍卫自身的权益，推动法制社会文明进步。
    黄伦：15260201196
    谭俊容：13436099003
来源：玫瑰中国http://www.rosechina.net/rq/jdxx/2017-01-11/8516.html

广州司法行政机关首次发放国家司法救助金
    今后，当事人如果遭受侵害导致生活困难的，可以申请国家司法救助金。一名男子被精神病患者捅刺身亡后，其母亲迟迟拿不到赔偿款，生活陷入困境，为了解决这名来穗务工母亲的实际困难，广州市法律援助处为她向广州市司法局申请到12万余元的司法救助金。此外，一名来穗务工人员因伤致残也获得逾6万元司法救助金。近日，这两名来穗务工受援人获得国家司法救助资金共181650元。这也是广州司法行政机关首次发放的国家司法救助资金。
    文/广州日报记者章程 通讯员阳树新
    案例1：儿子被害 丈夫身患多病
    今年3月28日，年仅20多岁的周某被江西籍男子曹某持刀杀害。儿子的不幸身亡，对母亲黄某打击巨大，黄某也是名来穗务工人员，丈夫身患多种疾病，一直靠药物控制病情，其他孩子都在家务农，没有收入来源，一家人生活困难。自从周某遇害后，黄某为处理儿子后事，连尸体火化和安葬费都是向亲友借的。
    然而，凶手曹某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至于曹某的家人，黄某也不知道他们身处何地，无法与他们沟通协商赔偿。
    因为没钱请律师，黄某不清楚该如何为自己争取权益。今年7月底，黄某了解到“广州法援可免费为困难群众打官司”。为此，她向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求助。不久，法院判决对曹某进行强制医疗。鉴于黄某的实际情况，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建议广州市司法局根据相关规定，给予其司法救助。最终，黄某获得国家司法救助金121100元。
    案例2：意外工伤 被鉴十级伤残
    广西籍来穗务工人员黄某原为广州一家五金制品公司员工。2011年3月，他在工作中手指被割伤，被鉴定为十级伤残。黄某认为公司隐瞒其受伤部位，导致工伤认定的部位少于实际受伤部位，并直接导致其工伤等级过低，未能获得相当的工伤待遇，于2012年12月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其精神损失费等，案件经过仲裁、一审、二审，其诉讼请求均被全部驳回。
    黄某对此不服，但因未在期限内对工伤认定提起复议或诉讼，也未对劳动能力等级提出复查，为此很难得到相应待遇。
    为获得赔偿，黄某往来奔波，花费了大量金钱，又因工伤手指受损，找工作受到限制，多次被辞退，没有收入来源，生活陷入困境。鉴于黄某的情况，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建议广州市司法局根据相关规定给予司法救助。最终，为他申请到司法救助金60550元。
    申请司法救助
    需要哪些材料
    一般应当提交七类材料：
    1.救助申请书；
    2.救助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材料；
    3.家庭生活困难情况证明材料；
    4.被侵害而产生的实际损害后果证明；
    5.申请人为当事人近亲属的，应提供与当事人的关系证明材料；
    6.司法救助涉及案件生效的法律文书；
    7.其他需要提供的相关材料。
    九类人可申请司法救助
    依据《广州市司法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实施细则》规定，当事人只要符合以下九种情形的其中一种即可获得国家司法救助：
    1.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造成重伤或者严重残疾，因案件无法侦破造成生活困难的；或者因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
    2.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危及生命，急需救治，无力承担医疗救治费用的；
    3.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而死亡，因案件无法侦破造成依靠其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生活困难的；或者因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依靠被害人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
    4.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致使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因案件无法侦破造成生活困难的，或者因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
    5.举报人、证人、鉴定人因举报、作证、鉴定受到打击报复，致使其人身受到伤害或财产受到重大损失，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
    6.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等，因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申请执行人陷入生活困难的；
    7.因道路交通事故等民事侵权行为造成人身伤害，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受害人陷入生活困难的；
    8.涉及司法行政事项的涉法涉诉信访人，其诉求具有一定合理性，但通过法律途径难以解决，且生活困难，愿意接受国家司法救助后息诉息访的；
    9.广州市司法行政机关根据实际情况，认为需要救助的其他人员。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两者往往一线之差，专家指出作家、诗人等比常人更容易患有躁郁症。据12月27日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基因编辑技术可被用于彻底治疗抑郁症或早年性痴呆症，但专家提醒有可能抹杀患者的创造力。
    《现代普罗米修斯：Crispr-Cas9编辑人类基因组》（‘Modern Prometheus： Editing the Human Genome with Crispr-Cas9’）一书的作者，科学家詹姆士？库什蓓克（James Kozubek）表示，改变人类基因可彻底治疗疾病，但同时也可能抹杀掉像霍金这样的天才。
　　目前，中国和美国正在试验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抑制癌症的扩散。Crispr-Cas9还可能用来治疗抑郁症或早年性痴呆症，但由于这些疾病往往和高智力相关，所以治疗的同时也可能阻止了天才的出现。
    库什蓓克表示，作家患躁郁症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的10倍，诗人患躁郁症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的40倍。
　　“科学家倾向认为生命中产生的变异是问题的表现，需要解决，按照正常的生命曲线发展。但实际上达尔文告诉我们，进化并不是朝着完美的方向或模式进展的，而是环境筛选适应的作用。”
　　库什蓓克在书中指出，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并不是完全无害的。
　　“在我们利用基因编辑工具改变基因之前，我们要注意回想下基因变异所导致的精神疾病也可能因为环境的原因有益患者。”
　　在大范围应用CRISPR-Cas9技术前，科学家必须证明该技术对患者不会造成伤害。
　　目前，中国正在试验CRISPR-Cas9靶向T细胞中控制PD-1蛋白质合成的基因，PD-1蛋白质可控制T细胞产生免疫反应，防止人体其他健康细胞受损。
（来源：环球网http://tech.sina.com.cn/d/f/2016-12-31/doc-ifxzczfc6641957.shtml  2016年12月31日）

本澳生活节奏近年变得急速，生活、工作、学业、经济压力愈来愈大，令不少人患上不同程度的情绪及精神疾病。据卫生局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到山顶医院精神科求诊数量达28,838人次，对比起2011年增加18.2%。由于社会普遍对情绪、精神病的认知不足，容易为精神病康复者带来负面标签甚至歧视，精神病患者及康复者，往往会成为弱势、被孤立的群体。扶康会总干事周惠仪表示，去年初次到山顶医院精神科求诊的人数达2,000人，人数有上升趋势。呼吁市民若发现因压力导致情绪出现波幅，应及早寻求复康机构给予支持。
卫生局于今年7月成立首支小区精神科外展服务队，主动调查并跟进潜藏于小区的精神病患者。周惠仪认同外展服务队的工作成效，指医疗及药物上的照顾对精神病患者来说十分重要。而不少人因多种原因，患病后却抗拒求诊，外展队的设立对小区中的「隐性」精神病患者有帮助，亦需要与民间机构合作，长期跟进小区精神病患者的情况。
现时不少民间团体为精神病康复者提供各种复康服务，2007年成立的扶康会怡乐轩就是其中一个专为精神病康复者提供复康、照护及职业培训服务的复康机构。周惠仪表示，怡乐轩主要为刚出院的精神病康复者提供照护服务。指大部分服务受众的精神病史较长，加上在服药及医疗上亦需要较好的照料，中心内会有社工、护士及临床心理学家来协助精神病康复者。当康复者的情况稳定后，中心会提供续顾的服务，如兴趣班、教育或工作上的培训，让康复者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
职业培训助康复者融入社会 加强企业信心
周惠仪亦指，复康的理念包括平等、参与、共融，如何令残疾人士融入到社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除了跟进精神病康复者的康复情况外，扶康会亦会对残疾人士及精神病康复者提供职业培训，让他们透过公开就业融合到社会之中。但她指出，由于不少雇主都不太理解精神病康复者的情况，导致企业聘请精神病康复者的个案不多。扶康会透过向企业进行推广教育，令企业对精神病康复者的就业能有更多信心，从而愿意接纳精神病康复者投身社会。
她并指，扶康会近年积极发展社会企业，社企按照精神病康复者的康复程度提供弹性工作时间，而社工及心理辅导员亦能在康复者工作时随时提供支持。当康复者的复康期转趋成熟后，扶康会就能协助他们寻找公开就业，藉此加强企业及社会对精神病康复者的信心。未来扶康会亦会加强职业培训工作，相信相关培训对康复者的职业培育及融入小区有莫大帮助。
复康机构人资不足 本地专业培训至关重要
社工局早前就《2016至2025年康复服务十年规划》文本进行公众咨询，当中有不少篇幅谈及到对精神病患者及康复者的照护及支持措施。被问到复康机构现时面对着什么困难？周惠仪坦言，复康机构除了提供照顾的角色外，令行业走上专业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周惠仪指，现时大部分复康机构同样面对着「留人才难」的问题，由于民间机构的薪酬与政府部门相差甚远，导致人才容易流失。亦指部分专业职种缺少本地培训，她举例指，过往本澳曾经有高校开办过两届「临床心理学」培训课程，但基于各种原因，相关课程之后就停办，但幸好理工学院即将会开办「语言治疗师」培训课程，有助吸纳本地专业人才。周惠仪认为，本地培训有助复康服务的专业发展，加强人员专业，从而带动复康服务的质素及内涵提升。
怡乐轩办分享会推广生命教育
另外，扶康会怡乐轩举办「遇见折翼天使之后」分享会，邀请到香港大学认知心理学家钟灼辉来澳分享他的经历事故，靠生存意志及努力克服伤病及抑郁，重新站起来的故事。钟灼辉在会上表示，他曾在澳洲遇上严重意外奇迹获求后，经历漫长治疗过程，认识到「治病先治心」，选择接受现实，以正向态度面康复过程的各种痛苦。又指压力对人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认为个人可以做自己最好的医生，通过对自己的接纳及理解，让身心健康获得足够的重视，取回对自己健康的责任及主导权。
（来源：论尽媒体http://aamacau.com/2016/12/10/%E7%A4%BE%E6%9C%83%E5%A3%93%E5%8A%9B%E5%A4%A7-%E7%B2%BE%E7%A5%9E%E7%97%85%E6%B1%82%E8%A8%BA%E8%80%85%E9%80%90%E5%B9%B4%E4%B8%8A%E5%8D%87-%E5%BE%A9%E5%BA%B7%E6%A9%9F%E6%A7%8B%E9%80%8F%E9%81%8E%E8%81%B7/  2016年12月10日）

拉合尔（亚洲新闻/通讯社）—巴基斯坦旁遮普邦首府拉合尔市最高法院暂停执行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死刑。原定上周被处决的基扎尔·哈亚特因杀死了一名警察同事，于二OO三年被判处死刑。现在，拉合尔最高法院要求政府在一月三十日前对他进行新的医疗鉴定。他的母亲巴诺表示，“我儿子需要治疗而不是被处决”。她还呼吁巴基斯坦总统宽恕自己的儿子，并在探监后表示“儿子的精神状态不稳定”。
巴基斯坦正义计划的活跃人士指出，法院决定叫停死刑是为了等待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对另一名死刑犯人依马达迪·阿里做出终审判决。后者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去年最高法院法官决定暂停行刑。并任命了一个专家小组评估其精神健康的状况。
活跃人士表示，二O一六年五月，哈亚特被认定患有狂躁型抑郁症。在狱中多次遭到其他犯人的殴打，二O一二年起被隔离。
活跃小组发言人瓦萨姆·哈西迪指出，哈亚特一案表明“完全没有保护精神病监狱犯人的措施”。最高法院只要没有明确对待此类犯人的法规，就会有更多像哈亚特和阿里这样的人面临死刑。
巴基斯坦在国际禁止处死精神病患者的公约上签了字。二O一四年十二月白沙瓦军校遭恐怖袭击、炸死一百五十多人后，伊斯兰堡当局为了打击恐怖主义而暂时中止了这项公约。二O一五年五月后，全面恢复处决各类死囚。
相关非政府组织统计，二O一四年十二月至今，巴基斯坦共处决了四百二十七人，使其位居世界执行死刑人数最多国家第三位，仅次于数据不详的伊朗和中国。
（来源：亚洲新闻http://www.asianews.it/news-zh/%E6%8B%89%E5%90%88%E5%B0%94%E6%9C%80%E9%AB%98%E6%B3%95%E9%99%A2%E6%9A%82%E5%81%9C%E6%89%A7%E8%A1%8C%E4%B8%80%E5%90%8D%E7%B2%BE%E7%A5%9E%E5%88%86%E8%A3%82%E7%97%87%E6%82%A3%E8%80%85%E6%AD%BB%E5%88%91-39648.html   01/13/2017）

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新年致辞，暗含着此前她并不愿意正面承认的内容：2017年欧洲面临着严峻的反恐局势。
2016年岁末，德国以柏林圣诞市场血案收尾，原本辛劳了一年的德国人在最重要的节日仍无法放松，德国各地均在圣诞市场升级防备措施，而整个欧洲也再次被突发的恐怖袭击笼罩在一片恐慌之中。
事实上，纵观1970~2015年，恐怖袭击长久存在于欧洲大陆，只不过西欧国家对于恐怖袭击的记忆大多停留在冷战结束之前;1990年后，东欧区域恐怖袭击次数大幅上升，西欧则趋向稳定，直至最近两年，伴随“伊斯兰国”(ISIS)的兴起和大批难民的涌入，繁荣的西欧国家再次被恐怖袭击笼罩，其中，法国和德国成为最新的受害者，而包括欧洲刑警组织在内的各方均警示，这些年轻的“独狼恐怖分子”还多患有心理疾病。
在新的一年中，默克尔表示，2016年是充满艰难考验的一年，而最艰巨的考验便来自恐怖主义，但“德国远比恐怖主义强大，将力保公民自由与安全”。然而一次次遭受恐袭惊吓的德国选民，还能继续对默克尔保持信任吗?
西欧与东欧的转换
根据马里兰大学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的数据，从1970年1月至2015年12月，欧洲大陆上发生了18803起恐怖袭击事件，为此有10537人遇难(这其中并不包括在欧洲因局部战争而死亡的人数)。
在这其中，有7724人死于爆炸，2588人死于暗杀，2365人死于攻击，548人死于人质劫持，159人死于飞机劫持，114人死于对建筑物的攻击，余下数千人则死于受伤或失踪。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0年前后，东西欧之间发生恐怖袭击的次数发生了转移：在上个世纪70~90年代，西欧出现了民粹主义恐怖主义分子，譬如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的恐怖组织ETA以及北爱尔兰的临时爱尔兰共和军等。
在此期间，英国和西班牙成为欧洲恐怖主义袭击的重灾区。在英国发生的1679次袭击中，共有2570名人员遇难，而在西班牙则发生了大大小小的659起恐怖袭击，其中共有1129名遇难者。
不过在2004年的马德里地铁恐怖袭击案中，已然出现了基地组织的身影，这是西班牙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恐怖袭击事件，此次事件中有190名人士不幸遇难。
2000年之后，西欧的恐怖主义袭击次数降低;而在苏联解体之后，东欧的恐怖主义袭击则日渐增多，其中一部分也同基地组织相关，近年来饱受恐怖袭击之苦的东欧国家是乌克兰。
犯人碰巧都是精神病?
2014年起在恐怖袭击事件中，欧洲不幸遇难的人数创下了新纪录。其中，法德两国成为了新的重灾区。
仅在2015年一年，在两起恐怖袭击事件中，法国就有140名人员丧生，其中包括《查理周刊》中去世的12名人员和在年末巴黎发生的连环恐袭案件中去世的130余名人员。
如果说2015年法国遭受的恐袭案件来自于极端组织对法国参与叙利亚战事的报复，2016年的德国则在大量涌入的移民潮下暴露了安全方面的诸多脆弱性。
自2015年9月4日德国向滞留在匈牙利的难民正式打开边界以来，德国共接收了大约150万难民。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署(BAMF)的统计，2015年来到德国的难民大部分是年轻男性：近2/3的人是33岁以下的年轻人，分别来自巴基斯坦、阿富汗、叙利亚、厄立特里亚和伊拉克。
与之相应的是，在欧洲进行恐怖主义或暴力行为的犯罪分子的年龄也在不断下降。根据欧洲刑警组织的统计，在2013年，每6个恐怖主义分子中就有一个是25岁或以下的青年人;而在2015年中，这一范围缩小到了每4个恐怖分子之中就有这样1个年轻人。与此同时，这些年轻的独狼还多患有心理疾病。
实际上，仅在2016年7月的一周之内 ，德国就发生了4起同难民相关的暴力事件和恐怖袭击案件。随后德国警方宣称，其中两起的犯罪嫌疑人患有精神疾病，一起的犯罪嫌疑人属于“激情杀人”，而另一起年仅17岁的犯罪嫌疑人则在德国迅速“自我极端化”。
而在2014年12月法国所发生的两起在节日期间开车撞向人群的袭击事件中，犯罪分子都患有精神疾病，随后均试图自杀。其中在第戎的一名犯罪分子最终被确诊为患有精神分裂症，而在南特的另外一位则被认为是“精神不正常”。
根据最近的医学研究表明，在2000~2015年间发生的独狼行动中，大约有35%的肇事者在心理方面存在障碍。而根据德国心理治疗协会方面估计，在德国的叙利亚难民中，一半都有精神问题，他们中有70%的人目睹过暴力，而50%的人则是暴力的受害者。
欧洲要如何面对与这样的潜在恐怖袭击共处的未来呢?不少国家采取了更加严密的安全措施，譬如在圣诞市场附近放上各种阻止汽车开进市场的路障。
然而正如柏林警察局长康特(Klaus Kandt)所指出的，路障并无法彻底防范恐怖分子，毕竟“用卡车杀人，还可以有很多种方式”。
（来源：第一财经http://www.yicai.com/news/5198301.html 2017-01-05）

近年来，关于精神病患者的报道层出不穷……比如某天发现某某因患精神疾病而被父母锁在家中十多年，某精神病患者袭击路人，某杀人犯实则精神病患者并自主无行为能力……再比如，一些长期被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折磨的青年不堪折磨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们曾以为精神疾病离自己很远，却在某天突然发觉它已潜伏四周。或多或少，每个都市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而不堪重负者，就可能病入凑股却不自知。
作为现代社会人的我们，绝对有必要了解精神疾病的相关知识和其背后的社会伦理界定。今天读书君就跟大家聊聊这个有点不开心也很严肃的问题。
首先，怎样界定精神病？健康和不健康怎样分辨？犯罪和精神病的边界是什么？如何在保护社会免受危险人物伤害的同时，尽量保证每个精神病患者的利益和权力？说到底，这是个标准问题：精神障碍诊断和分类背后的社会与伦理价值究竟是怎样的？
内容选自牛津通识读本《医学伦理》（[英国]托尼·霍普 译林出版社2015年9月）
精神疾病是什么？40年前在美国同性恋还算精神病
1851年塞缪尔?卡特赖特医生在《新奥尔良医学和外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章描述了漂泊狂这一精神疾病（摘自赖兹纳克，1987）。这是黑奴的一种疾病：它表现为黑奴要从他们的白人主人那里逃跑的趋势。
1952年《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一版出版。它包含了美国精神疾病的主要分类。同性恋被作为一种精神障碍列在其中， 并且它的地位在 1968 年出版的该书第二版中被进一步确认。1973年在美国精神病学会内部发生了关于同性恋医学地位的争论。通过学会投票，赞成将同性恋从精神障碍中除去的人以微弱优势胜出。
20 年后恋物癖还会被当做精神障碍吗？
标准一直在变！精神病确诊判断有时反映人类价值观
隐藏在精神障碍的诊断和分类背后的社会和伦理价值从20世纪60年代反传统精神病学运动发起时就一直被攻击。我们所认为的“健康”和“不健康”有时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可能并且应该会被挑战。尽管什么是精神疾病能够引起高深、难解的问题，但是我会将这些放在一边。某些情形，如精神分裂症，确实会使人们难以接触到现实并且带来痛苦，基于此，我认为这些情形理所当然是和精神病学的医疗专业相关的。本文我想要研究的是，我们在强制治疗和安全安置那些有或者没有精神障碍的人时所使用的不同标准。我将说明那些有精神障碍的人是受制于双重不公平的。
大多数西方国家有特定的法律允许违背精神疾病患者的意愿，强迫他们住在医院里并且接受治疗。这样的法律一般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出于患者自身的利益，当患者拒绝治疗时，何时可以将治疗施加于他们身上；第二，怎样才能保护社会免遭潜在的精神疾病患者的伤害。我认为在一个法律体系内试图去做这样两件不同的事情是错误的。
精神病患者杀人无罪：躯体执行行为，但心理并没犯罪？
刑法主要针对的是公众保护问题。然而，如果危险和违法行为是由精神疾病导致的，将精神疾病患者当作罪犯来处置是有问题的。在英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法律当中，认为一个人有罪必须要证明以下两点：这个人必须有过相关的行为，以及这个人具有为该行为负责的必要的精神状态。第一点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犯罪行为，第二点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犯罪意图。所要求的明确的犯罪意图随着犯罪行为的不同而变化。 比如，谋杀罪行必须有“明确的意图”，必须有杀死受害者（或者对受害者造成严重生理伤害）的意图。认为某人犯有过失杀人罪就只须表明这个人表现出重大过失。
即使一个精神疾病患者有过一个犯罪行为，他也可以被认为是“无罪”的，理由是，因为精神疾病他不必为他的行为负责，这是长期以来确定的自由主义原则。姑且这样认为：一个人的躯体执行了那个行为，但是他的心理并没有犯罪。
一个关键的英国案例是有关丹尼尔·麦克诺顿的， 他同莎士比亚一样会用不同的方式拼写自己的名字。 麦克诺顿受幻觉所苦，认为英国保守党正着手一个杀害他的计划。 他决定杀死保守党的领导人罗伯特·皮尔爵士。1843 年他开枪射击了皮尔的秘书爱德华?德鲁蒙德，但在开第二枪时被阻止了。鉴于其精神错乱，麦克诺顿被宣告无罪并且被送到了一个安全的精神病院（南伦敦的贝特勒海姆医院，贝特勒海姆是 bedlam这个单词的由来）。无罪宣判激起了公众的愤怒。上议院要求法官们制定法律确定，鉴于精神错乱，某些人在什么时候会被认为“无罪”（现在被称为麦克诺顿规则）。
讲真，预防性拘禁只针对精神病患者，这是赤果果的歧视吗？
假如你由于精神疾病而有过一个暴力行为，你可能会被拘禁在一家精神病院里，直到你被认为不会对他人造成一定的威胁为止。这可能会比一个精神正常、有过相似暴力行为的罪犯被拘禁在监狱里的时间要长得多。实际上即使你没有暴力行为，你也可能被这样拘禁着。
我将会用“预防性拘禁”这个词来指代在下列一个或者两个情形下为了保护其他人而将某个人限定在一个安全环境（监狱或者一家安全的精神病院）里：1.当一个人（还）没有采取一个暴力行为时；2.当他已经有过这样一个行为并且已经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度过了与他的行为相应的刑期时。上面列出的这两个自由主义原则现在能够被重新写为：“一个不应该被预防性拘禁的人。”我所担心的是这将适用于那些没有精神障碍的人，而不是有精神障碍的人。那是不公平的。
当然，有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社会如何保护自己免受具有伤害他人的巨大威胁的人的伤害。英国尤其关注对儿童有威胁的人。我想要做的论证是一个有关一致性的论证。假如有两个人，A 有精神疾病，而 B 在精神上是健康的，他们对其他人有同样的伤害风险。 那么，假如预防性地拘禁A是正确的（因为存在伤害风险），那么这样对待B也是正确的。 反过来，如果预防性地拘禁B是错误的（如欧洲法律的规定），那么拘禁A也是错误的。否则我们就是歧视精神疾病患者。
我推断，假如我们认为将对别人有一定伤害风险的精神疾病患者拘禁起来是正确的，那么对那些非精神疾病患者我们也应当这样做。反过来，假如我们认为对于非精神疾病患者而言，预防性拘禁是一种不可接受的对人权的侵犯，那么对于精神疾病患者而言，预防性拘禁也是一种不可接受的对人权的侵犯。
悖论：精神病人有决策力吗？强制治疗是否合法和公平
在文章的开头我写道，精神障碍患者受到了双重的不公平对待。他们被区别对待，不仅是为了保护其他人也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在医学伦理学和法律上，患者可以拒绝医生和其他人所谓的有益的治疗，这是一个长期原则。一个经典的例子是，一个耶和华见证会成员即使在不被输血有可能死时也拒绝接受输血。一个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有权拒绝任何即使是救命的治疗，这是许多法律体系中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适用于生理疾病治疗。但它在许多国家对精神疾病患者是不适用的。拿英国来说，《精神健康法案》规定了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的强制性治疗。
根据英国《精神健康法案》的规定，一个患者被拘禁在医院里接受治疗需要依次满足三个标准：
　　（1）他必须患有精神障碍；
　　（2）他的精神障碍“在性质和程度上使得他应当在医院里接受医学治疗”；
　　（3）同意治疗“对患者的健康、安全或者对保护其他人来说是必需的”。
　　当考虑保护其他人时，我已经考虑了内在的不公平。 我现在想考虑一下患者自身的“健康和安全”。
关于《精神健康法案》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精神障碍患者在其本人拒绝治疗的情况下，仍会被治疗，即使他有能力同意或者拒绝。假如其他人（如一个精神病医师和社会工作者）认为这是适当的，那么有行为能力的精神疾病患者会被强制治疗。这是不公平的，除非精神障碍患者确实没有能力拒绝治疗。但事实并非如此。某个人是否有精神障碍是一个主要留给医生的问题，并且它包含了导致忧郁的许多心理学问题。一些精神障碍患者会缺乏决策能力，有些则不会。
自残的精神病人是否该被强制性拘禁治疗？她用绝食抵抗
问题来自“B 诉克罗伊登区健康管理局”一案（1994）中英国的法律调查。一个被诊断为边缘型人格障碍的24岁女性被接收住进精神病院。她有自残的历史。由于她试图用刀割伤自己，根据《精神健康法案》，她被强制性拘禁。医院可以防止她的这些伤害行为，但是她的反应是绝食，结果她的体重降到了危险的低水平。到 1994 年 5 月，她的体重仅为 32 公斤，医生认为假如她继续这样做的话，她将会在几个月内死亡。医生为了防止她的死亡，打算对她进行管饲。她获得了一项阻止医生如此去做禁令，直到这一案件可以被合法审讯。尽管到那时她已开始进食，但是最高法院仍在考虑管饲是否合法的问题。
最高法院做出以下几点判定：（1）她有拒绝治疗的能力，但是（2）她有精神障碍，因此，尽管她具有拒绝治疗的能力，但按照《精神健康法案》她可以被强制治疗。这是因为她的精神障碍在性质和程度上应当接受医学治疗，并且这种治疗对她的健康和安全是必需的。
精神障碍患者与其他人所适用的是不同的标准，这又一次困扰了我。将救命的治疗强加于一个拒绝和有能力拒绝治疗的患者身上也许是正确的，也许是错误的。但是根据一个人是否有精神障碍而改变答案，这似乎就是错的。当然，许多精神障碍干扰了他们拒绝治疗的能力。也许最高法院判定 B 有拒绝治疗的能力是错误的。我们也许需要加深对精神障碍如何以及何时干扰这个能力的理解。但是对我来说似乎不能接受的是，完全绕过这个问题并家长式地对所有精神障碍患者进行治疗，而给予非精神障碍患者拒绝治疗的自由。这样做就是歧视，又一次违背了精神疾病患者的意愿。
（来源：搜狐文化http://cul.sohu.com/20161209/n475435406.shtml  2016-12-09）

一名被诊断患有精神病的20岁英国男子，6月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出席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竞选集会时，企图抢警枪射杀特朗普，周二被拉斯维加斯法院判处监禁一年零一天。
香港东网12月14日报道称，由于被告桑福德（Michael Steven Sandford）已被关押6个月，加上在狱中行为良好，可减刑大约两个月，预料他只需服刑多4个月，在4月中可以出狱。
报道称，其母亲的律师早前在伦敦表示，患有自闭症、癫痫症及强迫症。法官指出，被告都是因为有病才犯案。桑福德闻判后落泪，并就当日的行为道歉，指无意伤害任何人，现正接受抗精神病药物Risperidone治疗。
桑福德的父母、祖母和4岁大妹妹都到庭旁听。出狱后，桑福德将被递解返英国。
（来源：环球网http://news.sina.com.cn/o/2016-12-14/doc-ifxypcqa9605878.shtml 2016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