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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百九十八种非暴力抗争方式中，有一种看似不起眼的方式：挖苦性行动。说它不起眼，是指在开放的、非暴力行动有条件充分开展的社会里，相对于游行、示威、静座等抗争方式而言，挖苦性行动不是处在主流的地位，显得有点小。

 

但是，在像中国这样政治非开放的社会，挖苦性行动却大有用武之地。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公民的言论等各项自由和权利都受到严格限制，游行、示威、静座这些方式在组织、发动等方面都很困难，能够开展的条件和空间都非常有限，几乎是没有。

 

相反，像挖苦性行动这类抗争方式因为其自身的特点，在中国国内却有发挥的空间。挖苦性行动首先一个特点就是小、快、灵，进行时对场地、人员等各方面的要求不高，操作起来比较容易。其次，挖苦性行动是一种相对安全的行动。挖苦性行动由于本身规模小，当局对其恐惧感相对较轻，打压相对有所保留。同时，挖苦性行动常用比较隐喻、含蓄的语言和方式来表达自身的意思，当局打压起来也常抓不到把柄；最后，作为民间维权来讲，常常针对的是具体的人和事，很多事情是经济层面的，针对的是政府、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等现象。很显然，挖苦性行动是适合民间维权这一属性的。

 

我们说挖苦性行动不起眼，小、巧、灵，并不是说这类抗争方式没力量，解决不了问题，相反其力量是巨大的。这类行动在西方社会可能不起眼，在中国却是很起眼的。那么，挖苦性行动的力量在哪里呢？

 

当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正当利益受到侵犯时，大家常常要为此讨个说法，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曝光，是让外界知道事情的经过和做恶者，是给这些做恶者施加压力并进行惩处。当一项挖苦性行动公开进行时，实际上就是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一个曝光。曝光的方式有很多种，挖苦性曝光的优势在哪里呢？

 

在于它的幽默性、搞笑性、隐喻性、非常规性。这样一种方式具有强烈的吸引眼球的功能，具要强烈的新闻性，很容易引起外界和媒体的关注。前文所述几起案例，都得到了国内媒体的广泛报道和转载。媒体报道后，知道这些事的人呈几何倍数的增加，施害方受到的压力也大大加强。

 

挖苦一词的基本解释是“用俏皮话讽刺”。事实上这种讽刺就是一种嘲弄，是一种羞辱，是一种出丑。当一个人被挖苦、被讽刺、被出丑是件很丢面子的事，是对其精神上、心理上的双重打击，相信被打击者心理上一定会感受到这种压力。这就是挖苦性行动最原始、最基本的力量所在。

 

挖苦性行动是一种行为艺术，它具有行为艺术的魅力和力量。行为艺术是一种艺术家用行为来进行创作的艺术形式，它常用夸张的手法来表达人对世界的看法。为什么说挖苦性行动是行为艺术呢？挖苦性行动是一种行动，其表现手法也主要用夸张、非常规的方式来进行。它具有行为艺术一样的艺术震憾力、吸引力。挖苦性行动往往是在哄堂大笑中打击了要打击的人，而被嘲笑之人在苦笑之时常常发作不出来，甚至还得随声附和，就像长沙市信访局的人员接下了那面“截访先进单位”的锦旗一样。

 

回到民间维权，老百姓维权的对方往往是政府、官员、有权有势者，他们处在绝对强势的地位，而老百姓无权无势是弱势。当我们挖苦了这些强大的对象，而对方因师出无名无法进行严厉镇压时，正体现了挖苦性行动这类行动以小博大、以弱抗强的非暴力抗争的精神。挖苦性行动正是一种有效的非暴力行动的工具和方式。

 

挖苦性行动需要注意的问题。首先，挖苦性行动的前提是要有理有据，正义和公理只有站在我们这一边时，才能去理直气壮地去挖苦别人。不论什么事和人都去挖苦，企图用挖苦性行动实现不当目的是徒劳的；其次，挖苦有要度。挖苦不能变成谩骂和侮辱，挖苦性行动不能作为进行人身攻击的手段，不能能随意侮辱别人的人格。挖苦过度，效果适得其反；再次，挖苦性行动要有新意、有创意，不是什么样的的挖苦行动都能引起外界关注；最后，行动进行前，要做好预案，做好如拍照、录像等配套工作，争取媒体的关注是很重要的一环。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

 

在目前的中国，在民众维权过程中已出现了不少挖苦性行动的事例。如2012年3月26日上午九点，湖南省长沙市一批拆迁户给长沙市信访局就送去了“截访先进单位”的锦旗；如5月10日上午，位于江西九江市的一家广电网络公司营业厅门口，被挂上了一副“先进单位 要钱不要脸”的锦旗，抗议广电网络公司提前关闭电视信号。该锦旗是庐山路239号居民楼全体居民花钱制作的，之所以送这样的锦旗是因为去年10月份居民们已经花钱购买了有线电视机顶盒，交了180元钱的收视费，结果到了今年5月份，家里的电视信号就被全部关停，广电网络公司称补交280元才能开通。至于访民们常给政府、官员送些“不作为”之类锦旗的案例更多。这些事例说明，挖苦性行动在中国不仅能开展，而且正被越来越多的维权民众运用到维权实践中来了。

 

因此在目前的中国，挖苦性行动是一项值得推荐，大有作为的抗争方式。当我们遭到强权侵害时，当我们苦于找不到一种有效的、安全的还击手段时，不妨来挖苦一下吧。

 

 刘飞跃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2-5-21

    记得第一次看到介绍一百九十八种非暴力行动的文章时，推介者对其中的“裸体抗议”评论说，这种方式并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文化与此相悖，当时我对此观点是认同的。
    可是在中国近些年蓬勃发展的民间维权运动中，裸体抗议行动却一再出现。这一行动的参与者不仅有农民工，也有大学生；不仅有男人，也有女人。如2011年11月27日，在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以捡废品为生的一家人，因最小的孩子无钱看病，全家四口人当天赤裸着走上了街头；几乎在同一时期，在距电白县不远的深圳，河南籍农民工韩文德也雇农民工裸体上了街；在前不久的中国“两会”期间，一名中国人民大学的女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裸跪，为自己上访而死的母亲鸣冤。同样的故事2011年8月18日发生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门前，77岁老妇庄静慧当日裸体下跪于该院前要求“立案”。
    对于裸体抗议，首先一个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看待它，它的性质是什么。评判一件事务，首要的标准是看它合不合法。这种在公共场合裸露自己身体的行为，我国现行法律中只有2006年3月1日起施行的《治安管理法》第四十四条涉及到了。该条规定“猥亵他人的或者故意在公共场所裸露身体，情节严重恶劣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的拘留”。依据该法条的表述，行为人裸露身体的主观动机，是为了猥亵他人，该条规定主要是针对那些露阴癖好的人。很显然，上述列举的种种裸体抗议行动，其动机不是为了“猥亵”它人而是为了喊冤维权表达自己的诉求。有人还指裸体行为涉嫌是一种“流氓”行为，这种指责是从文化角度而非法律角度而言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的包容性越来越强，这样的看法在逐渐淡化。法无禁止皆可为，在现实生活中，裸体抗议者受到法律直接处罚的很少。
    将自己的身体裸露于大庭广众之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裸体抗议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出现，自有它的道理，更显示了它的力量。
首先，裸体抗议是一种方便易行，投入少成本低的行动方式。这种方式只需要行动者将自己的衣服脱下来就行，甚至有时候并不要求脱光。它不需要事前审批，不需要秘密串联精心组织，不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当然行动进行时，异样的眼光与窃窃私语总是难免的，行动结束时，把衣服穿上就行了。
其次，裸体抗议是一种小、快、灵的行动。这种行动从开始到结束一般不用太长的时间，对外部的环境要求不高，时间、地点容易选择与把握，行动的具体过程、方式、程度都可以灵活处置。
再次，裸体抗议是一种相对安全的行动。相对于那些经常发生在政府前的群体抗议性行动，警察动粗的可能性要低许多，当场无非是要你穿上衣服而已，事后的处罚也很少。
最后，裸体抗议的力量。裸体抗议不是作秀，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当抗议者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惊天一脱，你不注意也得注意，你不同情也得同情。正是因为这种行为强大的夺眼球功能，使得它们常常能登上媒体的版面，从而产生影响并推动问题的解决。
裸体抗议是一种挑战底线的行为，具有强大的震撼力。没有冤屈谁愿意脱成那个样子。这样一种“失节”行动是一种无奈之举，是一种最后的选择。抗议者脱光衣服不丢人，丢的是权益加害方和失职的社会的“面子”。裸体抗议不仅仅是一场场行为艺术，还是一次次深深的呐喊。
裸体抗议是勇敢者的行动，这种行为是一种“出格”的行为，没有勇气，没有胆识，脱不下来，脱不光。裸体抗议也是坚强者的行动，不坚强，无法面对嘲弄与流言蜚语。
裸体抗议与其它抗争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是以身体为行动的工具和舞台。这样一种抗争方式给人们的启示是，普通民众虽然无权无势，是社会的弱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弱者毫无作为。只要你肯探索，只要你有勇气，抗争的舞台是宽广的，方法总比问题多。
 
刘飞跃
2012年3月23日

 

当老百姓有了冤屈或者权益受到损害时，就会走上维权之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维权呢？一般人很容易想到去法院打官司，但是经常有维权上访民众问我“打官用有用吗？”“老百姓能告倒政府和官员吗？”。

这是一个很普遍性的问题，现实生活中确实很多老百姓选择了放弃诉讼这种方式。对此我的答案是打官司有用，应该打。但在当前的情况下，对待司法诉讼应重过程不重结果，应以平常之心代替过高的期待。司法诉讼是维权的方式之一。

司法诉讼是每个人固有的权利。法院是国家和社会专门设立处理矛盾和纠纷的机构，自古有之，有了纠纷打官司是很自然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任何人无权剥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正是每个人捍卫自身权利的结果，保卫自身的权利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也是尊重法律的体现。放弃司法诉讼就是放弃自身的权利，放弃权利也就意味着放弃了机会。你不去试一试，怎么就知道官司一定打不赢呢？再说，你不打官司对方可就要偷着乐呢。

司法诉讼是一种安全的维权方式。司法诉讼是一种体制内的公开的维权方式，是官方自称的所谓“正常渠道”。它是一种依法维权，是一种合法抗争。当局想要轻易打压师出无名，要不然就是自打自个的嘴巴，因为当局还要顾及自身的面子与形象。老百姓不会因进了法院就被抓、被判、被关，当局真要打压也只能利用别的借口。当纠纷双方都进了法院时，彼此之间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小了许多。在当前的情况下，当局打压得比较厉害的是上访这类行动，因为当局认为上访影响了稳定，地方官害怕因此不能升官进级，这也是司法诉讼比较安全的一个原因。

司法诉讼是一种和平非暴力的维权方式。我们宣扬非暴力维权就是要鼓励大家用和平、理性的方式维护和实现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很显然司法诉讼是一种和平、理性的方式。老百姓维权往往告的是政府官员、开发商等有钱有势者，处在弱势的位置，而对方则属于强势集团。诉讼是让强势者坐下来面对你的有效方式，老百姓讨说法没钱没势没枪没炮，凭的是一个“理”字。我们只有以理才能服人，讲狠不是正确明智的选择。

老百姓打官司也有胜诉的例子。从官司的胜率来看虽然比较低，但还是有打胜的例子。尽管中国的法院被管得很死，但仍然有缝隙；尽管中国的法官被管得很死，但并不是每个法官都没有良心；尽管中国的法律没有权力大，但法律自有它自身的尊严和力量。我个人这些年就接触到好几起胜诉的案子。如北京市民吴田丽家告北京市头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违规颁发拆迁许可证没获立案，但吴田丽不放弃，接着告门沟头区城建委非法裁决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结果获得了胜诉。如湖北省随州市邓春华告规划局违法裁定她家房子里是违章建筑并强拆案，结果法院认定她家房子的二楼是后来违章加盖，但一楼是合法住房，官司也等于胜诉了。如武汉汉阳拆迁户沈进杜平告汉阳区政府信息不公开案，近期也获得了胜诉。这些案子说明努力了才有机会，放弃了永远不会成功。

当然，老百姓对司法没信心也是有道理的，老百姓往往告的是政府，民告官这类官司自古就很难打。这类官司要么立不了案，要么立了案官司打不赢，要么胜诉了也执行不了。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司法还不独立，因为政府和官员还管着法院，因为权比法大。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老百姓打官司要有一颗平常心，对诉讼的结果和执行不要有过高的期待，重视过程而非结果是一种正确的心态。可能有人会问，既然结果不会很好，为什么还要打官司？重视过程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民告官的行政官司诉讼费并不高，成本低干嘛不试一试？其次，虽然打官司往往告不倒有权有势者，但让他们曝曝光、出出丑是对他们施压的一个过程。把他们的丑态和恶行放在阳光下，他们总不会那么舒服，许多被告不愿意亲自上法庭也说明他们感到被人告总不是件光彩和体面的事。最后上法庭实际上是将事情放大，放大了才有可能引起媒体的关注，才有可能引起其它方方面面的注意和由此带来的意外收获，这就是过程的作用。

一句话，诉讼是维权的手段之一，但非唯一的手段。

刘飞跃

2012-1-9

现在，国内民众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维权的参与者主要是广大的老百姓，他们因拆迁、征地、下岗等各种原因走上了维权之路。我及我创办的民生观察工作室多年来一直以关注底层民众的命运为已任，坚持依法维权、理性抗争的理念。在和广大维权民众接触的过程中，我一方面感受到了老百姓维权的决心、勇气和不气馁的精神，另一方面也感到有不少问题、经验、教训需要注意、总结、提高和推广。其中核心的问题就是非暴力，我把国内普通民众的维权称之为非暴力维权。民众维权为什么要坚持非暴力的方式、非暴力维权的力量在哪里、目前存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下面就是我这些年来对这些问题的一些感受，也是想说给正走在维权路上的广大普通民众的话。希望通过通俗的表述，来推广、传播非暴力的理念，推动非暴力维权运动的进行。

一、什么是非暴力维权？为什么要坚持非暴力维权？

非暴力维权是指用暴力以外的一切方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利益。

 

为什么要坚持用非暴力的方式维权呢？非暴力维权的依据在哪里？

 

老百姓维权的性质决定了只能用非暴力的方式维权。大家起来维权，有的是因为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应该得到的补偿、利益未得到；有的是工作的权利和利益受到了损害，有的是被政府和法院冤枉了，有的是被左邻右舍欺负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老百姓讨的是一个说法，要的是自己的利益。

 

这些事情都是些很具体的事情，大家要的是把问题解决，并没有要求一定把对方干掉。在政府方面，常把这类问题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而非“敌我矛盾”，也就是说这不是你死我活的问题。不管政府这种定性我们是否接受，双方不是处于敌对状态，不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既然彼此非敌对，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有了空间和余地。

 

老百姓的实力也决定了我们没办法用暴力去维权。老百姓维权是因为有了冤屈才站出来的，很多情况下是一个人，即使是一个群体，也没有严密的组织，顶多是些非常松散的联系。而对方往往是政府、官员、开发商、老板、黑社会，他们有权有势，政府更是有警察有军队。我们如果和他们硬拚，无异于鸡蛋碰石头。拚的结果是我们不仅败下阵来，还为政府镇压提供了口实，从而使自己陷入被动。同时，使用暴力后原来合理的诉求也变得不合理了，情势也由主动变被动，所以用暴力的方式维权确实是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事情。

 

对每个人来说，大家在这个世界上生存，都应该和平共处、友好相待。使用暴力是不明智、野蛮的做法。将心比心，我们干吗要用暴力去伤害别人呢？时代在发展、文明程度在提高，暴力越来越令人不耻。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现在全国各地、各类民众的维权行动，绝大部分是采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鲜有使用暴力的，这也证明了非暴力维权的合理性和现实性。

 

二、非暴力维权的力量在哪里？

 

老百姓主张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利益，被维权方往往是政府、官员等强势方。这些机构和人员有权有势，甚至有警察和军队，而老百姓手无寸铁，是弱势的一方。问题于是就来了，弱者要向强者讨说法用非暴力的方式和手段管用吗？非暴力维权能实现我们的目标吗？非暴力维权的力量在哪里？

正义的力量。任何事情都要讲个理，有理就有力量。老百姓维权，维护的是自己的正当权利和利益。正当的要求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也就是说，老百姓的维权行动是正义的。正因为这样，老百姓维权面对政府官员时理直气壮，而官员们则躲躲闪闪。这种理直气壮实际上就是一种力量，这是一种正义的力量。有了这种正义的力量，有了被维权方的理屈辞穷，老百姓就不需要用暴力而用非暴力的方式就能迫使对方让步，答应我们的诉求，实现维权的目的。这是非暴力维权的基础和根本。现实生活中，当老百姓把自己合理的要求向被维权方提出时，他们不敢轻易否认和拒绝，甚至不得不承认应该解决。尽管这种承认只是口头上的，也意味着他们心理上感受到了正义的压力。

非暴力是一种“软暴力”，同样具有逼人就范的强制力、打击力。

非暴力的打击力在哪里呢？

不管是上访、请愿、诉讼，还是集会、静坐、抗议都属于非暴力的行动。就拿上访来说，老百姓到政府去找官员，一次没用，二次没用，但持续“死缠乱打”下去，官员们自然就不胜其烦，会受不了。这是一种合法的“骚扰”，合理的施压。

上访打标语请愿抗议这些事大都发生在政府门前，政府是很要面子和“形象”的，他们会觉得老百姓天天在政府门口“闹”政府很丢人，因为这证明政府工作没做好，没解决老百姓的问题。社会上的评论、围观和议论，脸皮再厚的政府也会感受到压力。

现在当局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天大的事，每年投入的稳定经费达数千个亿。民众上访维权，本是合理合法的事情，但当局却认为破坏了稳定，维权者是“不稳定分子”。为了实现绝对的“稳定”，当局往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对维权民众四处围追堵截。这实际上也让许多地方政府不堪重负，倍感压力。现在当局实行维稳“一票否决制”，老百姓到北京上了访、登了记，地方官员就要倒眉，就升不了官。这些压力也常常迫使一些地方土皇帝做出让步、妥协。

综上所述，老百姓的这些非暴力维权行动是一种软暴力，其力量比暴力还要大，还要持久和稳定。

 

三、目前非暴力维权存在的最大问题

 

我从事维权工作这么多年，接触到全国各地各类的维权民众和群体，亲眼看到或了解到他们的维权过程，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参与者纪律意识、组织意识薄弱，甚至根本没有这些意识。涣散的纪律不仅降低了行动的威力，还往往容易滋生暴力，使行动陷入被动与失败。

先从常常发生在政府前的集体行动说起，由于当局打压得厉害，民众要聚集到政府前往往要突破重重围追堵截，实属不易。可大家好不容易到了这里，有的站在政府前，有的蹲在马路边，有的躲得远远的。这里三人一伙，那里五人一团。有的在说话聊天嘻嘻哈哈，有的在抽烟喝水。看上去一盘散沙，不像个样子。这样的维权队伍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这样的状况，政府看在眼里，围观群众看在眼里，自然就轻视不当回事。

在行动的过程中，有的参与者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向任何人打招呼，还有的人趁机上街办私事。更有甚者，有的人不顾大局，只打自己的小算盘，私底下与官员或被维权方勾勾搭搭进行交易。在谈判提意见时，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不顾及整个群体的最大利益。

这样一种状况，在遭遇截访时弊端就显现出来了。由于大家这一群，那一伙，处在分散的状态。截访者一涌过来立即形成多数，而上访者就成少数。这样往往多个截访者对付一个上访者，上访者被带走就成了很容易的事。

由于没有遵守纪律的意识，一些过激的言行很容易出现。如漫骂、堵楼梯、砸门窗、毁坏办公用品、打架斗殴等。这些暴力行为发生后，伤害最大的是老百姓。每次在集会请愿的场合，都有警察或便衣拿着个摄像机进行录像，主要目的就是找证据，抓辨子。抓住了这样的人，他们可高兴了，因为可以杀鸡骇猴，继续闹的人就会大大减少，就会震摄吓倒一大批人。在一些维权案件中，还曾发生过警方引蛇出洞的事情。

 

四、整齐的力量——静坐静站的学问

 

现在老百姓到政府维权，采取的主要方式是静坐或静站。通过多年的观察，我发现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这与上面讲的有关，没有纪律性、没有组织性、没有团队意识，散趴趴一片，所以把这点拿出来专门说说。

团结就是力量，人多力量大。不管是坐还是站，首选要坐在一起，站在一起，并且要有秩序，一排排地坐，一排地站，让人一看是整齐划一的，这才让人瞧得起，才让人感觉到是一个整体，这才能显示出人多的力量。

在静坐或静站时，除了自己要坐好，站好，还要留下行走的通道，尤其是给政府人员、给被维权方人员留下进出的通道，免得他们说我们又堵了他们的路，扰乱了办公秩序。同时，尊重了别人，别人也才会尊重你。

这些话我曾对湖北省随州市的民办教师们说过，2006年他们有次到政府上访很好地做到了这些，大家一排排席地而坐，还自发地穿上统一订做的黄背心，场面很壮观。我记得当时政府的人员、保安看到这个场面后一脸惊讶 ，有人私底下称赞不错，有官员甚至因此提到了介绍甘地非暴力运动的那部电影。

在这方面，国内的退伍军人们做的较好，他们出场时，往往列队进行，到达集会场所后，也是非常有序地分区分排站立，喊口号、歌唱、打标语都是整齐划一，并且常有代表站出来用喇叭高声组织、指挥。

 

整齐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刘飞跃

2011-11

各新闻单位：

     我叫王业连，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人，今年四十岁，我是1985年去西藏当兵的，而且是在海拔4700米的高原一干就是十四年，属于志愿兵。1999年部队办手续转业到宁阳县等安置，一直等到2001年5月才通知我到宁阳县发电厂上班，而我在等安置期间无任何补助。
    2002年11月通知我下岗至今，这几年无任何补助，转业八年多，我只上了一年半的班，家属也下岗，生活很苦，这几年，我没少为我的事给政府有关部门反应我的问题，但都没得到解决。
今年电厂强制关闭，我的问题彻底无法解决了，我该怎么办？向您汇报。

                                                     王业连  13705486460

 

■　刘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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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2006年第04期　　

　　
　　2005年10月1日到2005年12月31日，笔者对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吴山镇三合店办事处王冲村和桑园村儿童受教育的现状进行了详细调查，发现当地儿童失学问题严重，农村教育问题堪忧。
　　
　　当地农村儿童失学状况
　　
　　这次调查我们走访了王冲村和桑园村两个村家中有小孩正在和应该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所有家庭，这样的家庭共有117个，涉及适龄儿童134名，这134名儿童截止到我们当日调查时都没有超过16岁。在这134名适龄儿童中有19名儿童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就失学了，失学率为14.1%。在这19名失学儿童中有6位儿童小学没毕业便辍学回家，13名儿童初中没毕业便辍学回家。
　　19名失学儿童中，6名是小学失学生，分别是：
　　邱春霞，13岁，王冲村二组人，2004年小学五年级读了一半时失学，一直待在家。
　　邱春青，邱春霞的姐姐，14岁，2003年读小学四年级时失学。2005年上半年外出打工，在工厂“做小活”、“剪线头”。
　　沈锒锒15岁，王冲村一组人，小学四年级没读完辍学，在家已有几年，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和一群成年人在打牌。
　　龙宫随15岁，王冲村一组人，小学六年级时失学。
　　刘世成14岁，王冲三组人，2005年小学六年级还有两个月没读完就没再上学了，现在家放牛。
　　刘磊成14岁，王冲三组人，2005年读小学二年级时失学。
　　初中失学的分别是：王倩倩、沈林霞、沈小翠、张祥、张常、沈兰兰、付保林、胡爽、张村、沈金根、吴倩、沈小娇、沈金霞，他们的年龄在13岁到16岁之间。
　　王冲村和桑园村农民的收入很低，生活仍很贫困。这里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农业，而“种田主要是搞口粮吃”，现金收入很少。农民邱中祥有三亩多田，两亩多地。2005年一季水稻种下来，收了二千多斤粮食，留下口粮后还剩千把斤粮食，只能卖个七八百块钱，去掉化肥等开支，辛辛苦苦种一季粮食，只有335元收入。除了水稻外邱中祥还种小麦和花生。邱中祥告诉我小麦的大概收支情况：“三亩多田能收千把斤小麦，小麦留的少，能卖个七、八百斤，去年小麦6角3一斤。小麦投入和水稻差不多，一亩田也得一包多化肥，一包多磷肥，一亩田种子得20多元，加上收割费，小麦赚不到钱，落了点自己吃。”邱中祥说，花生算下来也只能落三、四百块钱。邱中祥有两个儿子正在上初中，一个读初三，一个读初二。邱中祥向我们介绍了两个孩子上学的费用情况。“两个娃一开学就得一千多块钱，一年两个学期得二千多。平时每个娃一星期上饭卡得30多元。娃们在学校还得喝豆浆，一天5角钱。有时遇上学校加点餐、买点笔买点本、订点资料、吃点零食，这点钱还不够。我们娃还是节省的，别的娃一个星期得50多块。现在不上连周了，一个娃每个星期来回的车费就得6块多。把这些加起来，两个娃一个月至少得300多块钱，加上开学的费用一年得5000多块钱。”很显然，农民邱中祥家的农业收入是无法支付两个小孩上学的费用的，为了能让小孩继续上学，在我和他访谈后没几天，他就外出打工去了。
　　贫困是造成这里儿童失学的主要原因。像邱春霞、邱春青因父亲邱才金腿有风湿病和严重痔疮，干重活不方便，家庭困难而失学。邱才金说：“说内心话，家里现在没钱了，娃们要笔要本都买不起”。邱春霞就是因去年一次放学后因无钱搭车回家被迫走了十几里山路而拒绝再上学。王倩倩、张常是因家庭子女多，父母为了能让成绩相对较好的其它子女继续上学被迫采取了“舍一保一”的办法，成绩相对差的他们就因此失学了。张祥的母亲说：“娃有时候回家要生活费、豆浆费，家里没钱，往往要很久才能给他。娃在学校也有个脸，也要面子。最近两年娃回来要钱，我总是出去借，现在都借不到了，我和娃一样自卑”。沈兰兰因母亲潘瑞英患癌症，动了几次手术，家庭一贫如洗被迫失学。在19名失学儿童中，沈锒锒、沈小翠、沈小骄、刘世成、刘磊成都是因家庭困难而辍学。
　　家庭是儿童上学的物质供应者和保证，教育支出农民是否承受得起、教育费用占农民家庭收入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对维护农村儿童的基本教育权非常重要。这次调查我们发放了117张问卷调查表，问卷调查表的第四个问题是“现在小孩上中小学的费用家庭还能承担吗？”。共有114人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62位家长说勉强能承担，48位家长说不能承担，只有4位家长说完全能承担。许多家庭说供小孩上学非常吃力，每个星期就怕双休日，小孩一回来就要钱。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地教育支出严重超过农民收入，教育费用农民不堪重负，农村儿童基本教育权面临威胁。
　　
　　遭遇新情况
　　
　　近年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学生人数骤减，农村学校大量被撤。三合店办事处原有十几个村，村村有小学，现在的三合学校也由初中改为了小学。由于学校大量减少，更加剧了农村学生上学难的问题。上学太远，学生不得不在学校住宿生活，这大大加大了上学费用。而学生搭车难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因为车次少、车次不稳定、搭车不安全甚至无车可搭。笔者亲眼看到由于车少有的学生放学回家时不得不爬在车顶上。在失学儿童中，沈春霞、吴倩失学的直接原因就是因无钱搭车和无车可搭。
　　我们在王冲村和桑园村两个村调查时，发现村里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外出打工，他们的子女失学现象较严重。沈林霞的父亲沈尚忠长期在外打工，而打工又弄不到钱，很长时间没回家了。沈林霞的母亲在几年前得病死了，沈林霞现在不仅无钱上学，连吃饭都是这家吃一顿，那家吃一顿。胡爽的父母都在外打工，几年不回家，胡爽一直寄养在亲戚家。我们调查时，胡爽父亲胡德军刚打工回来，他都不知道胡爽是哪一年没读书的。吴倩去年在吴山镇读初中时，吴山到三合店正修路，到三合店后还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家。当时父母都在外打工，没人接她。有时她要从吴山走回家，其间有三十公里左右的路程，这令吴倩不堪忍受并因此而失学。付保林、张村、沈金霞都是因父母外出打工家中无人照料而失学。
　　
　　教育走了样
　　
　　这次调查还对教育管理人士和部分老师进行了访谈，他们都表示现在失学的现象很少，一些儿童失学主要是由于成绩差、厌学造成的。像邱春霞、吴倩都有老师和家长做她们的工作让她们回学校上学，她们就是不去。沈锒锒也表示自己失学的一个原因是“自己不想上”。刘世成的原班主任说刘世成是读小学六年级还有两个多月了快毕业时“死活不想上了”。但进一步分析，“厌学”背后另有原因。如邱春霞是由于“要笔要本都买不起”、上学放学要走十几里山路而“厌学”；沈锒锒失学的另一个原因是“家庭困难、兄弟姐妹多，家中现在还欠有外债；吴倩是由于父母外出打工，家中无人照料，上学放学要“第走”（当地俗语，是只能步行无法搭车的意思）而“厌学”；刘世成是因为“有时学校要交钱，向父母要钱要半年都要不到”而“厌学”。相对于上面分析的“贫穷”一些原因外，学校大搞应试教育逼着学生死读书及升学无望更是造成学生“厌学”的重要原因。在调查中，许多学生都表示“上学没意思”“一天到晚都有作业”“老师只管成绩好的学生”“反正自己成绩差，读了也考不上”。我不否认学生主观上存在一些厌学的情绪，但我相信当我们的社会为他们提供良好的上学条件，当学校让他们感到读书快乐时，厌学情绪会大大降低。
　　由于诸多原因，造成学校管理存在许多扭曲、不正常的地方，农村学校现在工作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如何“赚钱”，这就出现了向学生家长乱收费、极端追求升学率等现象，这些因素同样造成了学生失学。沈金根的失学源于他的母亲和学校的一次争吵。沈金根有一次上连周（两个星期连上）花了一百多块钱，沈金根父母认为学校强迫学生刷卡不规范，导致学生乱花钱。沈金根母亲到学校问明情况时和校长、老师大吵了一架，沈金根因此就没再到学校去。龙宫随读小学六年级时，有一次作业没做完，老师吼他并打了他一下，加上当时他已被罚站了很久，又饿又急，一下子就晕倒了。后来查出龙宫随得了羊风病（癫痫），为此事他们家找过学校。龙宫随因此事一直在家休养，现在病好了也没再上学。
　　



　　
　　
　　学校的尴尬
　　
　　三合学校是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吴山镇三合店办事处唯一的一所学校。三合学校现有八个教学班，学生360多人，加上附属幼儿园的两个班共有学生420多人。学校正式教师有26名，全部为男教师。
　　就是这样一所小学校，现在负债三十多万元，一部分是建房欠款，另一部分是欠学校老师集资款。由于学校现在收入微薄，根本无法偿还这些债务。除了这些长期债务外，学校短期债务也不少，如今年秋天买的二十几头猪，很长时间无法付款，债主多次上门讨债。
　　学校校长和老师们向我介绍了学校的收支情况。今秋开学时学校收取的所有学生的学费全部被吴山镇中心学校收走。现在老师们的工资主要由六项构成，随州地方财政只拨五项，吴山镇中心学校承诺利用收起来的学生书杂费补齐老师们的第六项工资。
　　由于书杂费被收走，上头又不拨办公经费，学生食堂就成了学校的主要经济支柱。现在学生食堂有300来人就餐，据食堂相关人员介绍，由于学生人数减少，食堂收入也大不如前了，一个星期毛收入1000多元钱，一年下来也就五、六万块钱。由于学生食堂是学校的主要经济来源，其受重视程度在学校管理中处处体现出来。在学校的教师大会上，学校领导经常强调学生的就餐率，一再要求想尽一切办法让更多的学生到学校就餐。学校还规定每个班的就餐率必须达到95%，有许多班由于没达到这个标准被多次在学校大会上点名批评。除了学生食堂，幼儿园今年招了60多名学生，每个学生一学期收180元，一年毛收入有两万多元。另外，强迫学生早上在校喝豆奶一年能收一万多元钱。
　　很显然要用上述这点钱去支撑整个学校的运转是非常困难的。笔者在学校看到墨水、笔这些基本的办公用品都是老师自己买，办公桌也是有桌面无抽屉，椅子摇摇晃晃，整个教师办公室连一个水瓶都没配备，老师们都是自己带水瓶到办公室喝水。2006年年初，离学校放假还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学校校长公开在大会上讲他最后一段时间不在学校上班，要到外面躲债。
　　从以上调查来看，农村儿童失学的现象仍然很严重，辍学率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同时开课不足、歧视差生等侵犯农村儿童基本教育权的现象仍普遍存在。从表面看，造成农村儿童基本教育权受到损害的原因是农村的贫困、学校管理的错位等，但我们认为，当前教育体制尤其是教育投入体制是造成农村儿童基本教育权受到损害的根本原因。为切实维护农村儿童的基本教育权，各级政府近年来也作了很多工作，在遏止教育乱收费方面、在救助贫困儿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们需要做得更好。

酸甜苦辣签名记
我签名签的最多一次是在一个工厂小区，里面下岗工人很多。那是一个上午，小区里工人们三三两两在聊天。我把签名信首先递给了一个60岁左右的老工人，签名信他大概看了一半，就非常激动地喊了起来：“张师傅、王师傅，你们快过来签一个”。于是一下子过来了一、二十人，大家纷纷签名，其中一位师傅说：“我那位老伙计不在，这么好的事我替他签一个行吗？”我说：“不行，签名一定要真实，签字的笔迹要不一样”。签好后我还和师傅们聊了一会，《南方周末》报道中谈到的“有些药像糖水一样，治不了病也死不了人”就是从这儿来的。
有一次我在医院签名，遇到一对夫妇抱着一个小孩坐在医院走廊里，我想这一定是来看病的。于是我把签名信递给了丈夫。他很仔细地看完后，抬走头，语气坚定地说：“我不签”。我有点诧异，我还没有遇到这么坚决拒签的。过了一会儿，我听有人喊那位丈夫：“刘师傅，急诊室的灯坏了，你赶快去修一下”。原来他是医院的职工。
在签名的过程中，最令我感到困难的是一个星期五的上午，天下着毛毛细雨，我往来于火车站、汽车站征集签名，一个多小时下来竟没有签到一个。我当时感觉这事做不下去了。后来一想，人出门在外，警惕性是要比常人高。
这次签名还有一点遗憾，我没到农村去签。但我在城里找过许多农民工，他们往往能讲出许多看不起病的例子，但签名时却不太勇跃。
整个签名应该说签名的比例很高，大约占80%，拒签并不重要，但有些人拒签的理由让我感到心痛。
“签名没什么用，胳膊拧得过大腿？”
“签名给钱吗？给钱我就签”
“别掺乎这些事，个人把自己日子过好就行了”。
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对他们说：“表达观点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中国正是因为咱们老百姓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不愿抗争，所以像‘看病贵’这些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才会越演越烈。”
半年的签名经历不仅锻炼了我的社交沟通能力，还使我对社情民意有了一个更准确的把握。
公开信发表后的反映
2004年1月14日我把543人的签名信用挂号信和电子邮件同时寄给了国家发改委、卫生部、国家药监局和中纪委，随后还寄给了一青年报，该报没有回复。后来此信在海外由中国人权进行了散发，国内第一家报道的媒体是《南方周末》。随后国内外又有多家媒体报道，主要有山东电视台、齐鲁晚报、香港《民报》、《太阳报》、《南华早报》、《德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等。广州〈新快报〉3月底又连续两天进行了后续报道。
公开信的消息在海内外披露后，我周围许多人给出了积极评价，由于这件事的影响，以前对我不太理解的一些亲戚、朋友、同事在态度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同时我还收到国内外大量热心朋友的来电来函。西安的一位现役军官辗转找到我家的电话号码，谈了许多对医药的看法，最后他还批评我的公开信太客气了、不够严厉。美国的一位华文教授深夜4点打来电话给我提了四条建议。在众多的群众来信中，有的表示声援，有的谈了看法，有点的要求签名。下面摘取其中一封：
 刘飞跃同志，您好，我叫罗××，住广东佛山市……，我是一个63岁的退体工人，多年得了糖尿病，每月退体金500多元，光吃药就已经花去了½，为了维持起码的三餐，根本无法加强营养，因此手足并发症也出现了，每天生活十分痛苦，早有了厌世的念头。今天在《新快报》上看到你的正义之举，我们广大患者奔走相告，决心和你站在一起。我已把多人签名的信寄给了发改委，还将继续努力。
每当面对这一个个热情洋溢的电话、信件，我只有一个想法：把维护生命健康权的行动坚持下去。并努力把它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