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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23年7月11日消息】山东聊城溪边树学生团契在一起开毕业欢送会，遭国保、民宗等部门冲击，多人被拘留。目前据说有相关部门非法干预毕业生的就业和工作。

山东聊城溪边树学生团契6月初，在一间酒店举行毕业欢送会，被国保、民宗等部门冲击，团契负责人张合增弟兄和李弟兄被拘留15天和20天，一个基督徒学生被拘留5天。（目前应当已经拘留期满。）

在校学生被班主任领走，被告知不要参加“非法宗教活动”，“要去合法礼拜堂”。据说有毕业生在相关部门干预下被用人单位辞退。

请弟兄姊妹为溪边树团契祷告，也为各处从事大学生福音工作的弟兄姊妹代祷。

【民生观察2023年7月10日消息】本网获悉，因抵抗强拆被以“爆炸罪”逮捕的秦小坡一案，近日被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2023年7月10日，家属和代理人前往北京市公安局信访接待室，对昌平市公安相关办案人员的徇私枉法行为进行了控告，并要求无罪释放秦小坡。

7月10日，秦小坡的母亲高和平、委托代理人包龙军、王宇以及隋牧青律师一行4人，走访了北京市公安局信访接待处，对办理秦小坡一案的相关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了书面控告。

包龙军表示：“北京昌平区检察院在6月9日将秦小坡“爆炸罪”案退侦。合法房屋被非法拆毁、强拆伤人不立案，保卫家园正当防卫的清华学生秦小坡反遭刑拘，这本就是徇私枉法犯罪。

昌平检察院依法退回补充侦查，不但是履行了一个正当的监督职责，更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

我们在依法提出控告的同时，亦要求公安部门撤销案件，释放无罪的秦小坡，调查处理涉嫌徇私枉法的相关人员。”

秦荣、高和平夫妇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的房屋遭遇了强拆，其子秦小坡因保卫家园、抵抗强拆被抓走，被以非法持有爆炸物罪被监视居住6个月，期满后于2023年3月14日被以爆炸罪批捕。

2023年3月14日下午，秦小坡的辩护人包龙军和何伟律师来到北京昌平区公安局要求见办案人员。结果说要事先约，现不在。随后俩人又去了小汤山医院，想会见监视居住的秦小坡，被保安告知会见需经办案部门同意才能会见。

2023年6月9日，北京昌平区检察院将秦小坡“爆炸罪”案退回补充侦查。

据悉，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政府曾经于2021年8月启动了对秦荣、高和平夫妇房屋的强拆工作，但夫妇俩人于2021年11月19日和11月22日向北京市昌平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北京市昌平区政府经通过复议，决定撤销了东小口镇政府的限拆和强拆决定，且此后政府并重新启动对夫妇俩人房屋的强拆工作，以政府名义进行的强拆行动，到2021年11月22日即宣告截止。

故马连店村委和合作社收回夫妇俩人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为不属于政府强拆，至于马连店村委和合作社以收回夫妇俩人宅基地使用权名义是否属于依法律授权行使公共管理职能，则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因此，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于2022年8月30日、9月6日向夫妇俩人出具了《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并以该案件属于强拆为由拒绝调查处理，明显是想当然，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渎职行为和以消极不作为的方式纵容马连店村委和合作社违法犯罪的行为。

秦荣、高和平夫妇通过申请信息公开得知如下情况：马连店村委和合作社在拆毁他们房屋时，既未取得政府同意收回宅基地使用权的批准文件，而且政府也未授权马连店村委和合作社启动对他们房屋所在地的旧村改造行动，完全是马连店村委和合作社自行非法操作，但在他们依法向昌平区政府、昌平区东小口镇政府、昌平区农业农村局等单位申请，对马连店村委和合作社上述拆毁民居的违法犯罪行为履行监督责任时，上述单位完全不予理睬，明显存在渎职行为。

马连店村委和合作社在本案中存在明显的涉黑恶犯罪行为。马连店村委和合作社组织上百名社会不明身份人员，多次对夫妇俩人及其儿子秦小坡威胁、恐吓、寻衅滋事、故意暴力伤害，且在缺少夫妇俩人参与同意的情况下，试图以其单方制定的安置补偿方案强迫夫妇俩人接受，在没有达成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又不顾夫妇俩人的依法防卫强行推毁了他们的民居，并试图强占他们的宅基地。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北京市昌平区政府、北京市昌平区东小镇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农业农村局等单位，以滥用职权积极作为和消极不作为的方式，为马连店社区和合作社提供保护，致使马连店村委会和合作社赵勇和邵学东等人以公益为名称霸一方，为所欲为，造成的社会影响非常恶劣，完全符合涉黑恶犯罪的基本特征和犯罪构成。

关于秦小坡被以非法持有爆炸物监视居住一案的情况说明。首先，秦小坡完全是在自己家里行使正当防卫的权利，其所持有的二踢脚鞭炮仅有防卫的作用，并不是作为一种攻击性武器使用，如果马连店村委和合作社不非法侵入夫妇俩人的房屋，不可能发生任何冲突，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不依法打击强行闯入夫妇俩人住宅的寻衅滋事的犯罪份子，却对无辜的行使正当防卫的秦小坡进行刑事指控，很明显是选择性执法。

其次，秦小坡作为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有较高的学术涵养和法律素养，他也很清足自己持有的二踢脚鞭炮是国家法律和政策允许流通和持有的爆炸物，秦小坡是合法持有而不是非法持有，即便秦小坡对该鞭炮进行了适当改造，也无法改变秦小城合法特有的事实。

第三，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在办理秦小坡非法持有爆炸物案过程中存在严重程序违法，一直未送达相关对秦小坡采取强制措施的通知文书给家属，且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禁止家属和律师探视和会见，在家属和辩护律师向办案单位了解秦小坡涉嫌罪名时，一直语嫣未详，长期不正面告知，直到近半年后才电话告知秦小坡辩护人，夫妇俩人有理由怀疑办案单位存在先对秦小坡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罗织罪名等严重徇私枉法的犯罪行为。

【民生观察2023年7月9日消息】本网获悉，湖南“上访妈妈”唐慧及兄长唐世科涉嫌寻衅滋事案，将于2023年7月12日9时许在湖南永州道县法院开庭审理，庭审安排了三天时间。唐慧的辩护律师是徐利平和朱孝顶，唐世科的辩护律师是任建宇律师。目前唐慧、唐世科分别被羁押在永州市看守所、道县看守所。

据朱孝顶律师微博消息，唐慧、唐世科兄妹被指控寻衅滋事一案，将于2023年7月12日在道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预计开庭时间2023年7月12日至7月14日。

13年前因为“宫外孕”被误诊而导致永久丧失生育能力的唐慧在与医院维权并被补偿十一年后，被追诉为寻衅滋事；另外6年前唐慧的母亲在住院治疗期间被“碱中毒”医疗纠纷维权、4年前唐慧哥哥自留山上的樟树被砍伐维权也被追诉为寻衅滋事。

朱孝顶表示，他将为唐慧进行无罪辩护。他称，三起指控均事出有因，唐慧及家人的合法权益均受到了严重侵害，唐慧维权确有正当理由，不应评价为“无事生非，没事找事”的寻衅滋事罪。且永州方面将远远超过法律追溯时效的维权行为予以追诉，欠缺正当性与合法性。

案件虽小，但庭前会议就开了三次共六天，唐慧兄妹二人对于被异地指定场所监视居住的六个月期间称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已经提出要排除所有被刑讯逼供而形成的笔录，要求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据悉，唐慧是永州市零陵区人，案子均发生在零陵区，但却被指定到道县。

在指定监视居住期间办案警察曾对唐慧说：当年你打了永州一耳光，现在就千百倍的还给你。

这话很是传神，虽寥寥数语，却道出了唐慧与永州当局这十来年间的恩怨往复。也阐释出了在这片土地上，一个或几个个体为讨得自己所认定的公道而与当局对抗的最终结局。

唐慧有一个“上访妈妈”的称号。

2006年，湖南永州发生一起幼女被迫卖淫案，唐慧年仅11岁的女儿遭到轮奸、虐待并被迫卖淫。唐慧就此案不断上访，被永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认定扰乱社会秩序，劳动教养一年六个月。唐慧不服，申请复议，之后，对唐慧的劳动教养决定被撤销。

唐慧起诉要求永州劳教委行政赔偿。2013年7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永州市劳教委赔偿唐慧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94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未支持唐慧要求书面赔礼道歉的请求。

十年后，被劳教的“上访妈妈”唐慧被指控寻衅滋事罪。

【民生观察2023年7月9日消息】本网获悉，黄琦目前在四川巴中监狱服刑，其母亲蒲文清非常思念狱中儿子，今年4月申请会见黄琦至今没有消息。今年12月满九十岁的蒲文清身体状况不好，听力减退视力模糊，已基本失能，被管控还跟以前一样。

近日，蒲文清向外界发消息说：“我是一个无能的母亲，我感到很内疚，我申请去看他（黄琦），也没有批，我四月份就申请，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我也不知怎么办。所以说我是一个无能的母亲，我感到很愧疚”。

“我身体一天比一天更不好，各脏器衰竭，肝功能、肾功能、肺功能、心功能都不好。我已基本失能，管控同前……听不清，视力模糊。谢谢朋友们的关照。”

2023年6月23日，网友姜立军曾微信联系上蒲文清老人，在问候其身体后，表示将前往成都看望老人家。蒲文清表示，自己身体还是老样子，如来成都不要去看她，见不到她，反而来见她的人会被110接走，她内心会难过挂念。

近日，姜立军在网上呼吁，请关注黄琦母亲蒲文清老妈妈，请成都当局善待黄妈妈，并允许我们作为黄琦的朋友去探望黄妈妈！

2016年11月28日，黄琦被来自四川成都、绵阳和内江三地的15名警察从家中带走。在失联逾两周后，其家人于12月16日收到绵阳市公安局的书面通知，称他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批捕，关押在绵阳市看守所。

黄琦被抓后，其80多岁的老母亲蒲文清到北京去陈情，表示黄琦的健康状况危急，多次申请保外就医但都被驳回。2018年12月7日，浦文清在北京遭到暴力殴打和阻止上访。

2019年1月14日，黄琦被控涉嫌“泄露国家秘密”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一案，在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美国等西方国家外交官前往绵阳法院试图参加旁听，但均遭阻拦。多名赶去围观的公民被限制人身自由，在庭审完后才获释。

在开庭前几个月，黄琦的多名辩护律师隋牧青、刘正青、李静林等相继被当局解聘。开庭前黄琦的母亲蒲文清被当局软禁。

2019年7月29日，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黄琦“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及“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合并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没收个人财产2万元。黄琦提起上诉，但被四川高院驳回维持原判。

2019年12月24日，黄琦被转入四川巴中监狱服刑。2021年7月份开始黄琦得了甲亢，变得很消瘦。

2022年2月以来，黄琦通过狱方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递交了申诉材料。由于黄琦一直拒不认罪，狱方只允许他每月消费一百元。

2022年11月24日，蒲文清老人远程视频会见了在巴中监狱服刑的儿子黄琦。

2023年2月8日，宋玉生、藺其磊律师前往四川巴中监狱会见黄琦，遭到狱方拒绝。后俩人在酒店休息时，又遭到巴州区公安分局宕梁派出所便衣警察上门骚扰。

黄琦于1963年4月7日出生于四川，毕业于四川大学无线电子系，1999年设立“六四天网”网站。由于网站同时还登载各种批评时政的文章，引发中国当局的关注。

2004年，国际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和法兰西基金会授予黄琦“第2届因特网自由奖”。两年后，黄琦获第六届中国人权青年奖，其后又获赫尔曼．哈米特奖，中国民主斗士奖等。因坚持从事人权工作，黄琦此前曾两次入狱共坐牢8年。

三天前，7月6日，偶见网友上传屠夫吴淦先生品饮啤酒的照片，满脸笑容、一身正气，与2015年—709元年—入狱前相比，音容未改、笑貌依旧。当然，岁月无情，八年的牢狱磨难一定会对一个人的身心造成不可恢复的摧残，一定会在一个人的面貌上留下沧桑痕迹。被中共监狱摧残了七年半、年长吴淦约二十岁、比吴淦早三个月出狱的胡石根先生身上就明显地留下了中共迫害的印记。

从2015到2023，从709元年到709八年，整整八年，就这么如白驹过隙，转瞬而逝。这八年，被很多事件紧紧地连在一起，仿佛是历史长河专为709打造的一个时段，709蒙难者的家人们持之以恒的抗争、辩护律师和其他人权律师争取辩护权的坚韧、中外各界人士持续至今的声援和支持……，都使得这八年成为一个紧紧连接的长长的年份。

在中共那里，709一定隐藏着大量的阴谋和诡秘，这些阴谋和诡秘有待未来某一天解密，就像东德史塔西和苏俄克格勃罪恶档案的解密一样。这一天是不确定的，因为我们尚不能确知它是何年何日；这一天是确定的，因为我们确信、因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这一天一定在不远的未来等着我们。

其实，不用等待共档案的解密，仅凭中共党媒的公开报道、中共公安的权力行使模式及各种蛛丝马迹，足可判断709惊天大案是由中共公安头目傅政华、孙力军二人领衔操盘、炮制而成。傅、孙二人原本企图把709大案作为进身的台阶，他们也的确短暂达成了个人的目的，傅由正部级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调任司法部部长实职，孙由公安部国保局局长升任公安部最年轻的副部长，并且在2020年武汉疫情高峰时期出尽风头。然而，在所有官员无不投机钻营的中共专制体制内，权力地位、荣华富贵之得失均无章可循、飘忽不定，完全由更高和最高掌权者的任性所决定。2020年、2021年孙力军、傅政华先后锒铛入狱，被其所投机和效命的专制体制无情反噬，并于2022年均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得减刑、假释。短短五年之间，傅、孙二人由权柄显赫、权倾朝野的高光时刻堕入万劫不复、身败名裂、为天下笑的至暗深渊，恶有恶报，因果不爽，报应来得何其速也！傅、孙二人的过山车命运把中共官场的绞肉机本质暴露得淋漓尽致。

709大抓捕虽直接是由傅政华、孙力军二人为其个人邪恶政治目的而炮制和发动的，但此次规模如此之大的抓捕显非傅、孙二人能最后定夺；种种迹象表明，709大抓捕也得到了中共更高层级的支持，如一定得到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和时任中共公安部长郭声琨的支持和批准，否则抓捕行动绝难实施，网传2016年8月初709案庭审期间，孟建柱就亲临天津“指导”；709大抓捕甚至一定也得报经2014年设立的中共国安委批准，因而也一定得到习近平的首肯。

与傅、孙二人的盛极而衰相比，与中共公安部企图一举荡除民间异见人士而最终却不得不草草收兵相比，709蒙难律师和公民及其家人熬过了傅、孙之流及其把持的中共公安来势凶猛、其势汹汹的打压和迫害，慢慢稳住阵脚，以各种形式展开反击。709蒙难律师和公民在长达六个月的单独囚禁、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与世隔绝的严苛情势下，各自为战，进行了艰苦而有效的抗争，尽管中共使出了强迫电视认罪等卑鄙“文革”伎俩，709蒙难人士依然赢得了国内外各界的尊重。709蒙难人士的夫人群体绝地反击，有声有色、卓有成效，在国内外正义力量的声援下，迫使中共最终不得不大大缩小刑罚迫害的范围，709大抓捕以黑云压城之势始，以灰头土脸、一地鸡毛终，与“六四”屠杀一样成为中共挥之不去的噩梦和长久的负资产。

中共公安在709大抓捕中系统使用的颠覆政权罪名、武警看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剥夺或限制自行委托律师的权利等等反法治伎俩，在709之后成为对付民间异见人士的通用手段。这些手段或者像709案一样全部使用，或者两种以上组合使用，如在“12.26”厦门案中，中共烟台、宝鸡等地公安就对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常玮平律师等人滥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动用刑讯；经抗争后许、丁二人虽自行委托了律师，却又以莫须有的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要么剥夺、要么限制他们会见律师的权利。

中共公安之所以痴迷于对异见人士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剥夺或限制自行委托律师和与律师会见的权利，乃因明知根本无法定罪却企图靠与世隔绝、孤立无援的恐怖氛围来逼迫、诱骗异见人士认罪。中共的法律不仅一直被异化为仆从于中共的政法，而非独立的司法，而且十数年来更越来越公开的流氓化和痞子化。

709大抓捕全面暴露了中共敌视法治、仇视律师的专制本质，也直接向欧美宪政、民主世界发出了挑战，亮出了中共誓与西方宪政、民主阵营敌对到底的狼子野心。709大抓捕是中共红卫兵一代当权者对追求公民主体地位的律师和公民的扑杀，是陈腐、僵死、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斯大林、毛泽东皇权和共产专制党天下政治对宪政、法治、民主的公民政治的围剿，是党高于国、党大于法、党凌驾于政府之上的党国私家天下对真正的人民至上的国家的负隅顽抗，是共产专制的刀把子和枪杆子对人民意愿的碾压。2021年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不久，中共党魁习近平即毫不隐晦地向拜登宣称专制是未来的潮流、民主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无法发挥作用，亮明了中共绝不实行民主的死心和底牌。针对习近平的这番专制叫嚣，拜登在就任总统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称“这是21世纪的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我们必须证明民主是可行的。”709大案，以及二十六年前的“八九”学潮，都体现了中国大陆新兴的民主力量与冥顽不化的共产专制之间的较量；2300多万台湾人、740多万香港人都已证明民主是可行的，也证明了中国人像欧美民主国家的人民一样有能力建立高效而完善的民主，中共以子虚乌有的所谓中国特色抗拒宪政、民主，目的不过是为了死守共产专制党天下而已。

作为709大抓捕的直接蒙难者，吴淦和胡石根最后出狱，709大案可暂告一段落。然而，709蒙难律师谢阳二次蒙难，在709大抓捕救援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余文生律师再次被抓，李昱函律师被久拖难判。709大抓捕是“六四”屠杀后中共实施的又一次大规模镇压，709不会被历史遗忘，709蒙难者们将会被记入史册，而709大案的炮制者、参与者们如傅政华、孙力军之流，以及争相把709案的所谓起诉、审判写入工作报告以分享709天功一杯残羹的中共两高长官周强、曹建民等人，将被并且已被记入历史的恶人榜，沦为笑柄、贻笑后人。

民生观察 2023年7月9日

【民生观察2023年7月7日消息】中国湖北省武汉市肺炎受害者家属张海，最近已转回到汉阳区看守所，检察院发回警方重新侦查。张海的家属至今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他犯罪罪名的文件。

张海的父亲被武汉肺炎夺去生命，张海一直没有放弃追责，曾状告武汉政府公布疫情真相。此后，张海不断受到当局骚扰。

张海曾表示，追责不仅是为他的父亲，也是为了千千万万在武汉病毒中被夺去生命的人，更为了以后避免这种人祸再出现。

2022年2月初开始，武汉、大连、鞍山等地发生上万名退休老人抗议医改的“白发运动”。2月8日以及15日，武汉又连续爆发因医保改革而引发的市民维权事件。

因在网上转发武汉市民维权现场视频并表示支持，张海于2月17号被武汉警方从深圳跨省抓捕，随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

2023年4月初，张海被武汉市汉阳区检察院以同罪名正式批捕，随后羁押于武汉市第二看守所。

据悉，张海是湖北省武汉市人，51岁，现居中国深圳。其父亲张立法是一名爱国退伍军人，曾因参与上世纪60年代中国首次核试验而受到政府表彰。

据一份官方开具的死亡证显示，张立法于2022年1月中旬在武汉一家军区医院，接受骨折手术后感染了新冠病毒，并在七日后因新冠病毒引起的呼吸衰竭而离世。

张海认为，当时疫情的来源尚未查明，武汉地方官员在疫情之初瞒报导致全球受害，至今没有人为此负责。张海一直没有放弃追责，曾状告武汉政府公布疫情真相。

张海当时的诉求是，追究武汉中部战区总医院、武汉和湖北省政府的责任，起诉他们隐瞒疫情，导致他骨折的父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医院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

但他的诉状没有被任何一个法院受理，他的电话，微博，微信，同外界的交流都受到当局的封杀。他在武汉无法接受外媒采访，被限制出门还被跟踪，亲戚朋友也受到警告。

【民生观察2023年7月7日消息】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响堂村残障公民邵明亮，4年刑满出狱后仍被多人看守软禁在家，看病被阻扰，外卖和快递无法送达，被围困在家中无法正常生活。

2023年7月6日下午2:20分，邵明亮因肢体残疾无法自己做饭吃，于是在网上点了外卖，但当外卖人员将食物送上门时，却被派出所警察强迫带走，家里的门框也被砸烂，邵明亮无食可进。

邵明亮自2023年3月15日刑满出狱后，仍被多人看守软禁在家，后突破监控去医院看病，遭到看守人员的监视并阻扰其看病。

6月17日凌晨，又遭浦口分局珠江派岀所非法抓捕关押，期间遭到酷刑折磨虐待,至今没有给他书面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送回家后至今被软禁围困在家，不允许任何人探望，不允许外卖和快递送达，且银行卡被冻结。

因为肢体障碍，邵明亮无生活自理能力。呼吁外界的关注和支持，帮助他解除围困。

据悉，邵明亮是南京市浦口区响堂村人。早年因车祸落下终身残疾，后只能靠轮椅生活。因举牌宣传民主自由遭到警察殴打后，被送入精神病院关押。获释后，被当局软禁在家中长达两年多时间。

2019年3月16日，邵明亮被抓捕后失联，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2019年4月22日，其被检察院以同样罪名批准逮捕，关押在浦口区看守所内。2019年7月24日，邵明亮案在南京市浦口区法院开庭受审，其一审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上诉后二审维持原判。今年3月15日刑满出狱。

邵明亮电话：19551951142

在发生聂树斌冤案的中共河北省，最近又曝出近似聂树斌冤案的原伟东、汤凤武案件，从业已披露的信息看，原伟东、汤凤武案属冤案无疑，尽管该案仍处于二十二年来三次发回重审、一次二审、一次申诉后指令再审又发回重审的第二次二审阶段。像聂树斌冤案一样，原伟东、汤凤武一案存在着太多的实体和程序瑕疵，存在着太多中共特有的刑事司法实践乱象，如中共公检法特别是中共公安的粗暴、野蛮、笨拙、草菅人命、玩忽职守等等，存在着由中共的专制本质和斗争哲学、战争思维决定的宁“左”勿右顽疾……
1995年11月29日晚，河北省廊坊市下属霸州市胜芳镇杨长林、杨雪松、杨山父子三人于家中被杀，一直未能破案。
2000年12月22日，胜芳镇刘德成、王俊玲、刘根一家被杀。霸州公安认定此案乃王晓敏（女）因争风吃醋，委托尚志红雇凶，尚志红雇用原伟东、原伟东又纠集陈瑞武和杨洪义所为。
原伟东于2001年9月被抓，遭受中共公安刑讯逼供，先被迫招认自己伙同他人杀害了刘德成一家，后又被迫招认伙同汤凤武等人杀害了杨长林一家三口，汤凤武遂于2001年11月6日被抓。
2003年6月27日，中共廊坊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原伟东、汤凤武杀害杨长林一家三口，原伟东、尚志红、陈瑞武、杨洪义、王晓敏杀害刘德成一家三口，六人均判死刑。上诉后，中共河北高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发回廊坊中院重审。
2004年6月2日，廊坊中院第二次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王晓敏雇凶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改判王晓敏无罪，判处杨洪义无期徒刑，其他被告人死刑。廊坊市检察院提出抗诉、除王晓敏外的其他被告人上诉，河北高院第二次发回重审。
2008年4月23日，廊坊中院第三次一审作出与第二次一审完全相同的判决，廊坊市检察院再次抗诉，被告人再次上诉。河北高院二审期间，河北省检察院认为抗诉不当，撤回抗诉。
2009年11月12日，河北高院作出第一次二审判决，认定原伟东、尚志红、陈瑞武、杨洪义杀害刘德成一家三口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认定原伟东、汤凤武杀害杨长林一家三口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但可不立即执行死刑，改判尚志红、陈瑞武、杨洪义无罪，改判原伟东、汤凤武死缓。原伟东、汤凤武不服，向中共最高法院申诉。
2013年7月1日，最高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指令河北高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河北高院并未依指令另组合议庭再审，而是于2014年3月24日裁定撤销其自己2009年11月12日第一次二审判决中判处原伟东、汤凤武死缓的部分，第三次发回廊坊中院重审。
2014年当年，廊坊中院对案件涉原伟东、汤凤武部分再审立案，却拖延至2020年7月8日才作出再审的一审判决，认定原伟东、汤凤武故意杀人罪成立，二人均被判处死缓，原伟东、汤凤武再次上诉。
2023年6月3日，原伟东、汤凤武再审后的二审在廊坊中院（河北高院借用廊坊中院的法庭）开庭。因原伟东罹患胃癌，河北高院拒绝了原伟东参加庭审的请求，而原伟东拒绝以视频形式参加庭审，法庭决定中止对原伟东的审理，而继续对汤凤武的审理。庭审中，汤凤武解除对辩护人的委托，审判长宣布休庭。

聂树斌，呼格吉勒图是中国最典型的两个冤案，两人在被执行死刑的二十年后，在媒体的不断呼吁下，才改判无罪。曾经参与办案的人员，只有少部分被追责，对当事人和家属的赔偿标准极低，远远低于实际造成的损失。以下是我们分析为何当下中国司法体制仍旧在制造冤案。腐朽的独裁体制不变，无独立的司法制度，再多血的教训，对中国司法文明都无任何进步的意义。

一、刑讯逼供和命案必破

业已公开的案件信息足以从逻辑上确认中共河北省廊坊市下属霸州市公安一定存在刑讯逼供问题，尽管有近30名中共办案警员自证没有实施刑讯逼供——如果中共及其公安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他们是好人，那么坏人早就在人类绝种了；如果中共公安能让人们相信他们从不、从未实施刑讯逼供，那么人们宁可相信“八九.六四”屠杀压根从未发生；如果中共公安自证其没有实施刑讯逼供属实，那么原伟东、汤凤武否认杀人就更加属实、早就该被无罪释放。在全无客观实物证据的情形下，且不论原伟东和汤凤武被刑讯后留下伤痕、陈瑞武不堪刑讯而咬断舌头，只论如无刑讯逼供，原伟东、汤凤武、陈瑞武等人怎么可能自认杀人？
中共公安的刑讯逼供顽疾与中共假“对人民生命高度负责”的高大尚旗号所长期奉行的命案必破教条密切相关。中共口口声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却又致命地自负，一贯违反客观规律，命案必破即属此种致命的自负之一。刑事案件固有的规律是事后而非事前侦破、查找和确认证据，而刑事案件事前、事中并不必然留下证据，或者留下的证据零散、不完整而不足以证明案件事实，或者虽留有证据却难以被事后获取，这就导致无论是最严重的命案还是其他刑事案件，都一定存在大量的案件不能被侦破和确证，这是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无论是专门的警察（中共的公安）、检察、审判机关和人员，还是一般公众，都必须接受大量刑事案件不能侦破之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否则，在命案必破之执念驱使下，必然导致甚至为求“立功”而恶意炮制重大冤假错案，明知是冤假错案也要草菅人命、做成“铁案”，聂树斌、呼格吉勒图、佘祥林、赵作海、张高平和张辉叔侄等等重大冤假错案都与中共公安违背客观规律的命案必破执念有关。
命案必破之致命自负的刑事司法理念在根源上则要可归之于中共的对敌要狠、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宁“左”勿右之斗争哲学。在中共那里，宁“左”勿右在一切为了人民、尤其是一切为党的大旗下而天然拥有一种独具中共特色的政治正确优势，“左”是为了党，错了也有理，好心办错事，不用担责任，从源头上就对错案追究和国家赔偿制度形成了釜底抽薪。

二、被害人救济和补偿机制

犯罪首要和第一层次的被害人是特定的个体，英国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称之为犯罪的主害；犯罪次要和第二层次的被害人则是社会整体，因为特定个体及其权利、利益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代表和体现，所有个体都具有与特定被侵害个体相同的权利和利益，都可能受到同样的侵害，边沁称之为次害。主害是私害、私犯和民事侵权，次害则构成公害、公犯和对社会整体及国家的犯罪。正是由于犯罪不是单纯的私犯和民事侵权，而同时构成公犯，国家才以全体国民的身份惩罚犯罪。犯罪不仅体现着犯罪人与国家的侵害与被侵害关系，还体现着国家对被害人保护不力即失职的关系。国家当然负有查获犯罪人的义务，但也必须正视有相当数量的犯罪不能被查获，因而无法强制犯罪人承担刑罚责任以及对被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进而，国家就负有不能查获犯罪人时对被害人保护不力的补偿责任，国家应当建立犯罪被害人的救济和补偿机制。在这一机制下，即便犯罪人不能被查获、被害人不能直接获得犯罪人的赔偿，由于可从国家间接获得救济和补偿，被害人要求正义的情感也可得到部分满足，国家和警察部门的破案压力也会减轻，警方急于破案而刑讯逼供的冲动也会削弱。可以说，中共公安举世罕有的刑讯逼供痼疾与被害人救济和补偿机制的缺失存在割舍不开的关联，违反客观规律的命案必破恶习蕴含着国家对公民保护不力之责任的推卸。
此外，对于大量被查获的犯罪，由于犯罪人缺乏赔偿能力，纵然犯罪人受到了刑罚惩罚，被害人个人被侵害的权利和利益仍然不能得到弥补——这相当于中国民事司法中的“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象，国家同样有必要建立被害人的救济和补偿机制。
原伟东、汤凤武被卷入的河北霸州两起重大命案无疑就是这种难以查获犯罪人、被害人一方既得不到犯罪人的赔偿又得不到国家的救济和补偿的情形。部分案件不能查获之情形具有普遍性和长期性，是犯罪自身固有规律和人类侦查手段局限性的必然结果，凸显出国家建立被害人救济和补偿机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近些年来，中共持续建立全国性的“天眼”监控工程，实质上具有利用高科技手段变传统的刑事案件事后侦查为事前的防范和“侦查”，把侦查、证据收集前置到案件之尚未发生，颠倒了刑事案件及其他法律案件先发生、后侦查（调查）的逻辑关系，实现了相当程度的时空穿越，也使得刑事案件的侦查、证据的收集比以往简单许多。只是，这种全国性的监控系统事实上是以有罪推定、以全体国民为假想敌为前提的，存在侵害公民基本公私权利的合法性诘难和重大宪政风险。

三、疑罪从无之异化和发回重审之滥用

中国大陆从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开始即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要害在于，中共宁“左”勿右的专制政体内在决定了其立法抽象空口肯定、司法实践具体否定的极“左”本性，立法上的疑罪从无被中共公检法在司法个案中异化成疑罪从有，如原伟东三次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最好的结果也是疑罪从缓，即中共法院自欺欺人的所谓留有余地，如原伟东两次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而极少甚至根本没有痛痛快快实行疑罪从无的案例。至于2001年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冤案，也根本不是什么疑罪从有的问题，而是中共公检法特别是野蛮成性的中共公安赤裸裸地杀良冒功、草菅人命、恶毒构陷冤案、直取小民呼格吉勒图性命的问题。
法定的疑罪从无被异化为疑罪从有或疑罪从缓并不仅限于中共的基层和中级法院，尽管主要发生在这两级法院，而是流行于包括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在内的中共各级法院，只是由于基层和中级法院的案件最多、法官素质最为低劣而更为常见，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案件较少、法官素质较高而相对较为少见，但由中共宁“左”勿右专制政治所决定的从重、从严的极“左”刑事司法则是各级中共法院和整个司法体系的固有本质。这一本质决定了中共各级法院全无任何动力纠正本院制造的冤假错案，决定了上级法院针对下级法院制造的冤假错案全无主动纠正、勇于纠正的担当，而是本能地推诿责任、优先选择发回重审甚至重复发回重审，冷血地延宕程序，漠视蒙冤者的生命和人身自由，导致冤案经年累月长期拖延。原伟东一案中，河北高院最初两次发回廊坊中院重审，而不是直接提审改判；中共最高法院指令河北高院再审后河北高院不是自行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而是继续推诿责任、第三次发回廊坊中院重审，听任原伟东等蒙冤者的生命、身体健康、人身自由被刑罚公权吞噬。与一审法院廊坊中院简单粗暴判处原伟东等人死刑的疑罪从有相比，河北高院的这种推诿责任、缺乏担当、漠视人权的无休止的发回重审本质上同样是疑罪从有；2013年中共最高法院指令河北高院再审而不是直接改判，亦属疑罪从有，并且更加隐蔽、更加虚伪、更加不易为人所知。法定的疑罪从无原则，在所有层级的中共法院那里统统得不到遵行！炮制了聂树斌冤案和血案的河北司法当局压根没有吸取任何教训！2013年中共最高法院将原伟东等人冤案指令河北高院再审之际，正值河北高院对聂树斌冤案负隅顽抗、拒不纠正，中共最高法院明知原伟东等人重新落入河北高院之手必将面临与聂树斌冤案一样的拒不纠正之命运，却依旧推诿责任，不是直接提审、改判，而是冷血地指令河北高院再审，听任原伟东等人继续身陷牢狱。
中共的最高法院就是如此与基层法院等地方法院一丘之貉，顽固奉行专制的疑罪从有。高级法院滥用发回重审，最高法院滥用与发回重审本质和功能相同的指令再审，无不是疑罪从有之极“左”专制司法的体现。

四、超期羁押顽症

原伟东、汤凤武二人均于2001年被非法抓捕，非法超期羁押达二十二年。该案中，包括中共最高法院在内的各级中共法院丧尽职业伦理，毫无对超期羁押的警醒意识，听任二人被长期非法羁押。
粗略统计，自1993年以来，中共最高公（含国安）检法各家单独或联合发布的有关防止、清理超期羁押的文件至少有以下九个：1993年中最高公（及国安）检法联合发布《关于严格执行刑事案件办案期限切实纠正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1998年中共最高检察院《关于清理和纠正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问题的通知》、1998年中共最高公检法联合发布《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的规定坚决纠正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2000年中共最高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2001年中共最高检察院《关于进一步清理和纠正案件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2003年7月中共最高法院《关于清理超期羁押有关问题的通知》、2003年11月中共最高公检法《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2003年11月中共最高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的若干规定》、2003年12月中共最高法院《关于推行十项制度防止产生新的超期羁押的通知》。
这些文件大多空喊禁止超期羁押，却回避超期羁押的法律后果和救济措施，仅最后三个2003年的文件明确规定了法律后果和救济措施。《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规定“对已被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其法定羁押期限已满时必须立即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经过两次补充侦查，仍然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要依法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认为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要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二审法院“对于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案件，只能一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对于查证以后，仍然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案件，要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不得拖延不决，迟迟不判”，“严格执行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度”，“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期羁押，情节严重的……以玩忽职守罪或者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关于在检察工作中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的若干规定》称“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应当及时、依法作出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的决定，释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对于违反刑事诉讼法和本规定……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关于推行十项制度防止产生新的超期羁押的通知》规定“对已被羁押超过法定期限的被告人，应当依法予以释放，……需要继续审理的，应当依法变更强制措施”，“建立严格的发回重审制度。……对于原判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案件，只能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一次，严格禁止多次发回重审”，“无罪坚决放人。……证据不足，在法律规定的审限内无法收集充分的证据，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案件，应当坚决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绝不能搞悬案、疑案，拖延不决，迟迟不判”，超期羁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03年，河北高院第一次裁定撤销廊坊中院对原伟东等人的一审判决，发回廊坊中院重审；2004年，上述三个2003年的文发布、实行后，河北高院公然违反这些文件禁止二次发回重审的规定，第二次发回廊坊中院重审；2013年，中共最高法院指令河北高院再审后，河北高院第二次违反上述规定、第三次发回廊坊中院重审，而中共最高法院也无视其自己的上述规定，既未作出无罪判决，更未追究廊坊中院法官和院长的刑事责任。

法治的先决条件是政治的民主，在中共这样顽固与民主为敌的专制政体下，无论多么动听的法律条款都会被专制的政治所消解，疑罪从无、禁止超期羁押统统不可能切实遵行，正如中共的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不可能真正落实一样，聂树斌案证明了这一点，聂树斌蒙冤含恨而逝二十八年后，同样发生于中共河北省的原伟东、汤凤武等人的冤案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刑事审判追求的是法律真实，即有证据支持的真实，而非已不能复原的绝对的客观真实。法律真实的标准要求在法定期限内无可靠证据证明的，必须对嫌疑人和被告人以无罪论，必须无罪释放，即使在只有上帝才掌握的绝对客观真实标准看来释放错误，也必须释放。如果未来又发现新的可靠证据能够证明被释放人确系犯罪人，可对其重新追究，但在法定期限届满之际必须无罪释放，此乃绝对的法治底线。
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这一断言适用于专制社会，不适用于法治、民主社会，专制社会是历史封闭循环的社会，所以黑格尔又这样评价中国传统皇权专制社会：中国的历史本质上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皇帝和皇权专制在中国消失一百多年了，但与皇帝和皇权专制本质相同并且更加邪恶的中共极权专制仍在，中共的法律仍是专制的政法而非民主的司法。正因为中共专制及专制政法仍在，聂树斌冤案发生地中共河北省才又注定地再次发生了原伟东、汤凤武等人冤案，中共河北司法当局，中共最高法院是不会吸取聂树斌冤案的教训的，恰如醉心于一党专制的中共最高头目不会吸取“文革”的教训一样，中共的司法也不可能从其专制政治之中产生任何实质的进步。
法律已死，正如改革早已死去，中国人必须思考改变中国、推动中国进步的新的路径。

我们一家人已经无法生存。

从2022年9月12日至今，江苏省苏州吴小燕在苏州居住地无端突遭姑苏区沧浪街道马良、徐德良为首的不法分子纠结打手砸门撬锁私闯民宅损坏和偷盗财物，十多个打手一直采用24小时不间断的堵门手段非法拘禁限制我人身自由不准出门买菜任何正常生活，若要开门求生就遭犯罪团伙持利器暴力群殴我夫妻断骨流血的残害，9月15日傍晚推开家门被不法分子调戏猥亵，堵截挑衅暴力群殴致我夫妻断骨流血，报警公安机关始终不制止该团伙作案，9月16日继续110无果，持续到10月29日下午，苏华出警依旧未制止犯罪团伙非法拘禁限制我自由，反而他们能出门，随即又打伤了我，报110拖到30日才让120急救到我的住处后又被堵门人员禁止急救医生把我带走，使我仍然没有得到治疗，伤口被感染疼痛难忍，继续打0512-110不是让等着再没下文，就是拒绝接听我的报警电话，苏州市政府12345热线，120急救，12389电话均处于瘫痪状态，能打通这两个电话比中彩票都难，不是置之不理就是逃避责任不履职，或谎话连篇甚至造假害死人不偿命，至今不让我出门就医，让120来送医治伤却始终不准许（这段时间己暴殴我们三次了），在家呆着也被苏州恶官残害还有天理吗！我被打伤的至今伤痛难忍，随时命悬一线。鉴于2014年曾遭苏州沧浪派出所不法警察周国瑜非法拘禁暴打虐待致本人流产的发生（至今未解决任何问题），吴小燕特此呼救遭到的任何不测，都是苏州恶官所为，地方派出所恶警周国瑜们所为。2022年9月12日至今吴小燕被苏州不法分子反锁在家非法拘禁又296天非法限制自由持续中……我家己遭此残害，上百次110报警求助没有得到任何帮助让人生不如死悄无声息杀害我，敬请关注吴小燕被地方谋害的生死存亡！!

吴小燕电话：1337214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