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

浙江温州洞头县小三盘村不愿当奴隶的村民为了生存，为了吃饭，为了捍卫岙口海涂的生存资源不被官权强行非法围垦，坚持理性维权，历经八年血和泪的洗礼，换过三个“一霸手”。在当今“为权力而‘真理’”的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真理异化，特别是在温州权力癌症化——法律高压线不通电的年代，渔民八年理性维权遭受到法西斯的专制，被关押49人，被雇凶疯狂毒打41人，没有被官权压垮，虽经省高院判决：洞头县政府废证违法，但至今仍讨不回公道！然而村民坚信《宪法》倘在，坚信真的共产党为民不变，仍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无奈致洞头县第一霸手公开信，让全国公众论理论法。　　

（一）为什么要致公开信　　

因为自2003年8月15日起至2010年4月19日为民维权代言，我已不倦地向三任书记从内部寄信进谏，都无法得到回音和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不能制止“为权力而‘真理’”的现代官场病态，反而遭到抢打出头鸟，坐冤狱三个月，被非法监视，至今外出仍不自由，这是党的悲哀，国家的灾难，村民的遭殃，历史周期律的来临？！！　　

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能松懈，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对第三任新书记，我抱着很大的期望，2009年3月15日带着已准备书面材料《公平公正化解矛盾》，主动找她谈话。我提出七点意见，第一点是：“转变观念，换位思考”，要求政府与中央保持一致，政令畅通，依法行政。小三盘村民不是刁民，也不是愚民，更不是奴隶，告知二审已判决洞头县政府废证违法，只要逐步解决好百姓目前和长远生计，给一只“生蛋的鸡”，善良百姓无其他要求。　　

4月14日，又寄一封信：《维护宪法的尊严和精神，政府和人民都遵守法律》，告知“小三盘滩涂归属的法律依据”。　　

4月15日，由苳副书记召开双方40余人坐谈，针对百姓八年维权斗争的焦点——滩涂归属问题的辩论，这本已是从对抗到对话，是化解矛盾的良策，但官权“持权力而‘真理’”，翻云覆雨，会上争论未以理以法服人，就下令要强行施工，这就是“新政”要快出“政绩”的决策，显示“权威”的开始，我当场告示：小三盘村民是压不垮的，不信等着瞧吧！　　

果真15日晚“公安”发出通告“从重从快，轻者劳教，重者判刑”的恐吓令。4月16日-20日暴力施工，我们用法律和判决书坚持理性抗争，阻止了非法施工。之后政府雇请温州所谓“保安”等打手，公安护航，在他强我弱势态下，我们采取忍辱退让至温州保安退场。5月20日，非法工地继续施工，我们无奈拆了部份墙砖，阻止正在非法施工，要求政府坐下来和谈，这是《刑法》第20条规定的正义举动，制止了非法施工。6月19日，政府动用专政工具，公安通辑16名阻止非法施工的维权勇士诬陷为“毁坏财物罪”进行歪打，这位新县委书记手段之毒辣凶残，比前二任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无须有”之罪名，实行白色恐怖，这是历史统治阶级采用的高压使人害怕、失信、不敢举措的一套，然而，小三盘不愿当奴隶的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是压不垮的。　　

10月1日庆祝国庆60周年，村民们高挂《毛泽东思想万岁》，又是在她执政的天下，竟出现镇委书记洪文才带队雇请社会游民近百人，公安在场，撕毁了《毛泽东思想万岁》横幅大标语，并第二次毁灭红歌。洞头的天下不是蒋介石复活了吗？！！　　

2010年4月19日，我们还是抱着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路线错误应由上面负责，再写书信：《不愿再看到矛盾激化，何能把主人变为游民》的忠言进谏，并请公安局长转交，目的之一是：化解矛盾，提出四条：①坐下来谈判；②失地农民要给出路，按居民处理；③给只生蛋的鸡，才能解决子孙后代后顾之忧；④在未解决前，暂时停止施工；并提出要求的理由和纠正错误共同前进。目的之二是：避免矛盾激化，若矛盾激化，出动公安和基层干部，这是要损坏公安的形象，又害基层干部，他们被迫冲在前头与群众对抗，官民进一步血肉分离，也就是害党害政害民。　　

我们的善心，县官的霸心，仍是“持权力而‘真理’”，又引发了“5.17事件”，警察打人抓人，“5.18”警察抢相机，造成群众手举“我们要吃饭”、“还我土地”等呼声到县政府门口静坐抗议的矛盾激化，这是我不愿看到的忠言劝告不理睬而造成的矛盾在激化！　　

其根本的原因是官权不受监督，视村民为愚民，为刁民，党的宗旨变味，政权变质，持权力而“真理”所置。为此，我无奈致公开信向全国人民呐喊呼唤！　　

（二）海涂是渔民集体生存资源的理法依据　　

毛主席讲：“做事要论理论法。”胡主席讲：“宪法和法律至上”、“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是共产党的一贯主张。”　　

我们是法治国家，对事的对与错或是与非的评判，首先要搞懂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宪法与法律是共产党领导制定的，其目的是——保护人民，制约官权，打击犯罪，是国家的统治工具。　　

其二，评判是非的标准是——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一切公民在使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其三，官与民对执法准则——　　

对官来讲，“法无明令不可为”，也就是胡锦涛主席强调“依法行政”。对民来讲，“法无明令即可为”，要遵法守法。　　

1、百姓要吃饭要生存的理由——　　

①生存权是天然人权。　　

人一出生就要生活，鲁迅先生讲：“一生存，二温饱，三发展”，这是自然规律。人活世上第一是要生存，第二是温饱，第三，要发展——期盼幸福生活。革命先烈拋头颅，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目的也是期盼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好政府的出现。也就是共产党的宗旨，而不是私产党的目标。　　

②新中国的公民是国家主人。　　

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所决定：国家用自然资源公有制来保障所有国民的生存发展，公民对自然资源有公平公正公有共享的权利，并受国家法律的保护。　　

③小三盘岙口海涂有史以来，是村民的劳动基地。　　

解放前，祖先开发，延续解放后，一直用于养殖采集生产，是劳动基地，生活依靠，是开采不完的金矿山，摇钱树。它抚育着小三盘一代接一代的华厦子孙。解放前是私有制——一家一户有多有少，解放后为公有制——村集体所有。全体村民只要劝劳，不怕失业。半劳力，无文化，体弱年老者随时可下海，生活不用愁。围垦后，不解决好村民目前和长远生计，把我们从土地主人变成了奴隶，这不该是真正共产党所为。　　

④国家建设需要也应解决百姓的生活出路。　　

洞头县围垦是求“政绩”，不管村民的生存，未围先卖掉1000亩，获利9000万元，是“持权力抢劫”，逼迫主人为奴隶。国家建设需要本该是好事，是为了满足所有国民的生存发展需要，国家利用自然资源保障全民和集体国民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坑害一部分人利益，专为官商特殊阶层利益。　　

同时，国家建设应该依法，但是洞头县以权代法。284公顷本该报国务院审批而不报(50公顷以上)，并篡改为2.84公顷，知法犯法。然而政府对村民生活出路不给解决，这就好似把一群羊赶到沙漠上，叫羊何能生存？假如工薪界工资不发放，你能忍受吗？你是否可以讲，这是“你的命注定”，就是大家都打工，工从何处来？工厂失业又怎么办？年老体弱半劳力、无文化怎么办？所以讲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海涂是渔民的饭碗。这是社会主义国家自然资源公有制——农村集体公有的性质所决定，如今饭碗被打破了，民以何为生？！！　　

⑤共产党执政为民，实现人民的幸福是政府的责任和追求。　　

强行围垦，村民以何生存？某些既得利益者唱高调说：发展生产，总要一部分人受苦，这完全是资改派谬论，是官僚资产阶级弱肉强食的人吃人社会在进化，是强盗的逻辑。　　

2、从法律依据看岙口海涂的权属——　　

（1）《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实行公有制。　　

《宪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这就是讲：公有制=全民所有+集体所有　　

《宪法》第十条：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外，属于集体所有。即：公有制（国民）=全民所有（城市）+集体所有（农村）。　　

这就更明确告诉我们：城市土地属全民所有，农村和郊区土地属集体所有。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对自然资源实行公有制，国家用自然资源（森林、山岭、草原、草地、滩涂等）保证国民（全民和集体）的生存和发展，（无人居住和城市属全民，有人居住农村属集体）。国家的发展也能促进每个人的健康发展，这样城市和农村（集体）不会有任何生存问题，不愁养不起老，不愁看不起病，不愁上不起学，不愁住不起房，不愁吃不愁穿。生产资料公有制（全民和集体）是公平正义的法律，是国家主人对社会主义自然资源公平公正公有共享的自然人权，也就是天理之良法。失去生产资料公有制，农村集体公民就变主人为游民，这样的所谓法治社会，其实是弱肉强食的官僚资本主义社会。那些繁杂复杂的解说，是官权任意断章取义，偏面理解，仍至强词夺理，强把渔民海涂本是集体所有也偏讲为全民所有，这是弱肉强食的陷阱；那些公检法，那些法官和没良心的律师是掩藏陷阱的杂草欺骗的工具，是“为权力而‘真理’”所持权公开抢劫！　　

（2）从国务院致函浙江省看海涂的权属。　　

我们的八年官司，官司不仅是告县府，告市府，而且是告省府，因为官官相互，以权力为“真理”。　　

我们官司打到省高院，从而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对滩涂、海涂权属请示国务院。国务院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于2004年8月25日致函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确认海涂，滩涂土地权属问题的复函》（注：海涂、滩涂属土地），明确指出： 　　

①土改分给农民和人民公社时确定给集体所有的应归集体；　　

②依法收回农民使用的国有海涂、滩涂时，应当按照《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土地使用权予以适当补偿；　　

③该函告诉我们，海涂滩涂属土地，土改和人民公社属集体的权属为集体，不属集体的国有海涂滩涂谁开发谁有长期使用权（土地法40条），依法收回农民使用权也应适当补偿。既然海涂属土地，渔村的土地宪法已明确规定属于集体公有制（宪法第6条、第10条）。　　

（3）从《物权法》看岙口海涂的权属　　

《物权法》第58条规定：法律规定的滩涂是集体的不动产。这就是小三盘岙口海涂已于1984年6月20日定权发证463亩，权证明确规定，使用权长期不变，受国家法律保护。也就是讲原来是长期使用权，如今是所有权了，（法律是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1984年后，我们还开发荒海涂767亩，属长期使用权（土地法第40条）。　　

（4）再看《海岛保护法》　　

《海岛保护法》第2条规定：无居民海岛属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务院行政职权。这就更明确规定了无居民海岛属全民所有。洞头县无权行使有居民海岛为全民所有的职权，有宪法的明确规定属集体所有，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农村的自然资源为集体公民公有公平公正共享的天然人权，村民是土地公有制的主人。根据官权对执法准则：法无明令不可为。《海岛保护法》没有规定有居民海岛为全民所有，所以洞头政府至今仍强调为全民所有，这是“为权力而‘真理’”的以权代法，属持权抢劫！　　

（5）二审已判决：洞头县政府废证违法。　　

其理由是——判决书确认：a、“被诉《通知》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 。 “二期围垦工程所涉海域的功能并未明确调整”；“涉及公共利益的辩解显然不能成立。因此，洞头县人民政府作出被诉《通知》时的事实依据并不充分。”　　

b、“被诉《通知》适用法律不当”。“首先，洞头县政府在被诉《通知》中未引用任何法律依据，显属不当”。“其次，洞头县政府被诉《通知》的法律依据，显然不适用于本案。”“第三，……原海域使用权人应准于续期。”“与中央［1983］1号文件和省政府浙政［1983］34号通知关于‘浅海、滩涂使用权长期不变，受法律保护’的精神相背离，也不符合《海域使用管理法》的规定。”　　

c、“被诉《通知》的程序亦有违法之处。洞头县政府被诉《通知》未向持有浅海滩涂使用权证的各村民委员会送达，显属不当。”“未通知，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不符合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①主要证据不足的；　　

②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③违反法定程序的；　　

④超越职权的；　　

⑤滥用职权的。　　

根据判决书已确认：①主要证据不足；②适用法律不当；③违反法定程序，依照《行政诉讼法》54条第二款，触犯其中1条就应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而判决书已确认3条不符合，却只判决违法，这已是二审向权力倾斜，不敢主持公道。　　

该案中，将284公顷不经国务院审批（50公顷以上需经国务院），围垦局、县水产渔业局无权批准，属超越职权，这明显违反《行政诉讼法》第54条（二）之④；还胆敢把围垦许可证284公顷篡改为2.84公顷，这就是滥用职权（属犯罪），属于违反（二）之⑤。　　

这就是讲“洞头县二期围垦工程”完全违反《行政诉讼法》第54条（二）1-5齐犯，该应判被诉《通知》撤销并追究责任，但只判“违法”，纵容包庇。因为当今是非颠倒，真理异化的时代，“为权力而‘真理’”，对二审违法之处我们已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再审的请求。　　

现就按二审判决洞头县政府违法来讲，小三盘岙口滩涂退一百步，使用权也属于村集体共有，政府何能持权抢劫！　　

（6）洞头县养殖保护区已经省府批准。　　

岙口是养殖基地，《海岛保护法》已颁发（明确海岸线不准破坏），建设需要第一要依法，符合科学发展观，不能破坏生态，破坏可持续发展，不能透支子孙饭。其次，要先解决好以海涂为生的养民和采民目前和长远生计，否则民以何为生？！！国无法必乱！　　

（三）我们的要求　　

遵照宪法和党的宗旨，我们坚信真正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不变，共产党领导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是保护人民和制约官权打击犯罪的，宪法和法律倘在，作为基层执政党的第一把手，应该遵照胡锦涛主席“宪法和法律至上”、“人民利益无小事”、“维护公平公正是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为此，我们再次提出要求。　　

1、坐下来和谈，化解矛盾。　　

主要官员（能拍板）与维权代表坐下来和谈，以和谐解决，化解矛盾。　　

我们不愿再看到矛盾的激化，也有利于警察无奈充当马前卒造成警民积冤加深血肉分离，基层干部无奈充当炮灰，造成党群关系恶化。弱势群体只要有一丝希望，只要适当解决，有饭吃，吃差一点无关系，都乐于用和平方式化解决矛盾，官民都应向真理投降。　　

2、失地农民以居民最低失业待遇。　　

因为土地被围垦后，生活出路被切断，不能叫失地农民成为游民，造成失地原因是政府非法围垦，商业开发所引起的，政府应承担责任，对失地农民以居民的最低失业保险待遇。　　

3、给一只生蛋的鸡　　

为解决子孙后代的后顾之忧，给“一只生蛋的鸡”。因为农村的土地属集体所有，世世代代，依靠土地为生，这是理与法所定的。　　

因为理与法在群众一边，政府应依法行政，政府职能不能错位，不能当董事长，不能当公司经理，不能“为权力而‘真理’”，暴力征地。群众法律意识在提高，八年维权没有被压垮，群众坚持理性维权，政府若不先解决好群众目前和长远生计，继续坚持以“权力为‘真理’”，强行施工，矛盾的激化升级，责任在官权，也损害公安警察的威信和形象，也危害基层干部与民对抗，一旦出问题，权力场的最高原则是避免以权力责任伤害自己。请不要把全部后果转嫁给别人，结果是权小或无权的基层干部和警察倒霉。　　

请接受人民监督，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浙江温州洞头县小三盘原维权村民　　

                    代言人、退休干部、老党员（45年）　　

                               林 炳 长　　

                            2010年5月22日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0年5月22日消息，2010年4月29日，深圳民工罗福生被老板（宝安区政协委员郑合容）无故开除后，不给工资，2010年5月8日肖青山带罗福生到深圳宝安区劳动局投诉，当时劳动局工作人员承诺7天内解决，3天后劳动局回复：“因郑合容是政协委员我们管不了”。为了帮罗福生讨回工资，2010年5月21日上午肖青山被迫到宝安区政府再次抗议！

 

罗福生案的相关情况请见：

深圳劳工罗福生被无薪赶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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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工作室2010年5月21日消息，此前被劳教的湖北维权人士、访民尹旭安于今天被“保外就医”，现已回到家中，这是刚刚出狱的尹旭安给本工作室打来电话证实的。

 

尹旭安说，2010年2月3日，他在劳教所内就查出患有严重高血压等疾病，发展到最近，他不得不被人领着到医院去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其家人为他提出了“保外就医”的申请，并终于近日获得了批准。“保外就医”获批前，尹旭安和他父亲分别签署了保证书和担保书，尹旭安保证要“遵纪守法”。尹旭安所在派出所的所长则和尹旭安谈话，出狱后要一个星期到派出所报到一次。

 

今天下午四点，尹旭安被其父亲从黄石劳教所接回了家中。

 

尹旭安是湖北省黄石市所辖的大冶市保安镇的村民，因反映法院判决不公致其夫妻离婚而上访。近年尹旭安长期在京上访，他积极参加了在京访民的各种维权抗争行动。尹旭安还积极支持了由民生观察发起的抗议深圳信访十四条的联署签名活动。2009年11月25日，尹旭安被从北京抓回大冶后，先被拘留，后于2009年12月25日被黄石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宣布劳教二年。尹旭安被劳教后，他通过家人起诉黄石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获得法院立案。

　 　

我叫邹桂兰，在武汉市可算是一个挂了号的人物。市政府办公室、市信访办公室、市稳定办公室、市公安局都知道我这个“老上访”，都知道我是“三邹”的头。

所谓“三邹”，并不都姓“邹”，除我邹桂兰外，还有一位邹厚珍和周爱玉。三人都是“老上访”，都是女的，都在相同的时间里关进了疯人院，都住在一个“号子”里。现在不止是“三邹”了，凡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上访户，我们都有联系，一人被关，大家相救。在法院大门前，在精神病院前，我们数次举起大横幅：“强烈要求释放XXX”

！人家说是“疯人造反”。精神障碍者神智不清，怎么结成这样坚强的团结组织呢？

我已年届花甲，原在一个工厂当会计，工厂关门后，去海南谋生。我丈夫叫黄思治，62级北航毕业生，学的是飞机制造专业。原在华中科技大学汉口分校机械系任教，后来华科大与江汉大学合并，黄任机械系副教授。

我丈夫1995年发病，我在海南谋生，学校方面告诉我，没多大的病，是风湿。后来病情加重了，我赶回武汉，感到诊的不对症，就自费到同济医大去检查，一查是骨癌，因前期误诊，已发展到晚期扩散，不幸于1996年元月去世。丈夫去世后，处理善后，我发觉延误丈夫的诊断，学校有关领导应负很大的责任，对安抚遗属也有很大问题，与校方数次交涉没有结果，丈夫去世二十天后，我给武汉市的市长赵宝江写了一封控告信，全文如下：

　 　

赵宝江市长：您好！

　 　

市民丈夫黄思治，年52岁，系华中工学院汉口分院机械系制图教研室副教授。中国工程图学会会员，中共党员。因患骨癌，由于该院有关领导很不关心，极不重视，导致误诊，于九六年元月五日英年早逝！

黄思治95年6月身感腰腿疼痛难忍，要求去医院治疗，系书记要管《联单》的人不给，说“要紧缩资金”，在校内医务所诊治。

拖延两个月后，才允许去市中医院治疗，检查结果为：风湿、异病、痹症。三者之间不定，当时要求转院，系里不同意，系领导向黄说：“不要一点疼就忍不住，共产党员要坚强些，风湿病算得什么，叫喊得那么厉害”。又一次延误了诊断时间。

直到　11月16日　，家里掏钱找同济医院专家门诊，经查确认为晚期骨癌。虽得以转院治疗，但癌早已扩散，一切完了。

　12月8日　上午我去找系领导借钱，回答说：“不能破格，学校里没有人破例。”下午找院长，他说：“学校里就只有黄思治得了破格的病”。生病期间学校没有补助一分钱。

96年元旦，学校领导没有一人去探视，距离黄思治五日永别人世的前夕，系领导才拿着《催款通知单》到医院来了一下。

党和国家明文规定，一再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身居华工分院院长和机械系书记执行党的政策完全背道而驰，糟踏人才！黄思治正处盛年期，是大学里教学骨干，先后获得89年“武汉市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证书”、“86年武汉工学院84——85年度学术论文评审二等奖”、“武汉市科学技术协会85年度有贡献的科技工作者证书”。先进工作者光荣证五本，荣誉证一本。对于这样一个有用于国家的栋梁之才，非正常过早死亡，学校领导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为死者的妻子，严正控告，并提出以下要求：

（1）上级派员调查，控告属实，应移交法院，追究法律刑事责任，或行政处分。

（2）我的儿子应给予照顾到亡父院校就读，并安排以后工作。

（3）应给予实际困难抚恤金补助，本人内退工资230元，两人难以生活，他们只补助八旬老母1000元，儿子600元，将死亡后补发十个月工资钱作为安葬招待费扣掉了。

心太狠毒！

谨呈

致礼！

　 　

邹桂兰

96年元25日

赵宝江市长对这封信作了批示，却转到了被控告人的手中，没有人认真地同我谈一谈，却遭到他们家属的辱骂。这就开始了我上访的漫长历程。

我从市里告到省里，从省里告到中央，从教育、纪检、政法、人大、信访办……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从这个部门到那个部门，都是一纸“回复”函，同一样的一句话，请某单位去处理。春夏秋冬，一年又一年，最后仍转到学校，就石沉大海。

转眼到了2003春季，我到全国人大申诉，遇到了一个好人，把我的申诉转到湖北省教育厅，省教育厅批转到江汉大学，因为是全国人大督办的，党委书记找我接谈，并把我带到党委办公室主任那里，当面交待，要党办主任办理，并负责解决。

我与党办主任数次联系，他推说没时间，到了四月间，又以“非典”为由，不许我进学校。又一年过去了，到2004年春天，我拜托一个老同学的关系，得以同新上任的党委书记见面。新官上任三把火，也凭着老同学的面子，他把承办此事的党办主任叫到办公室，并当着我们的面向他交待三点：“对邹桂兰反映的情况，以前的事就不追究了，解决现实问题，主要是三条：一，副教授级待遇解决房子；二，医疗费和抚恤费给予报销和补偿；三，孩子的上学和工作问题由我们（他自己和党办主任）负责安置”。

这算是我上访“八年抗战”以来，展现出的一缕曙光。我趁热打铁地不断催问。我到党委书记那里，书记说要党办主任赶紧“报上来”他好批，找到党办主任，党办主任说：要等书记点了头他才能“上报”。他俩在一层楼，却把我推来推去，滚了十来个回合。初露的曙光就这样消逝了。

我不得不继续上访。　2005年5月13日　，我在北京被武汉市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扣留，要我不要上访，回到武汉，学校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并给我看了驻京办给江汉大学的公函，全文如下：

江汉大学：

我办事处于　5月13日　将因其丈夫死亡要求解决责任问题的赴京上访人员邹桂兰接到办事处留置中心，在滞京55天里，上访人员一直要求江汉大学能按照信访条例就其反映的信访问题给予文字答复。对此，我办已与市信访处联系，他们告知邹桂兰的信访文字答复可直接到该校取。我们已与邹桂兰达成协议，由我办写便函，贵校酌情回复邹桂兰上访事宜。

我回到武汉，到学校去看文字答复，简直把肺也气炸了，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就连党委书记与党办主任当我的面许诺的三条，也一概否定。原来，这只是为了把我骗回武汉的一种手段，在文字答复中，江汉大学自己也感到站不住脚，在文尾写道：“如有异议，你可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查”。上级机关已经要他们“酌情回复”，目的是把我搞回来，我被搞回来了，上级机关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还会再理睬这事吗？我是“死马当成活马医”，给市人民政府写了一封申请复查函。果不出我所料，“复查”沓无音信，又是石沉大海。

一次次地受侮辱、受欺骗、我写了一封血泪呼号的信：

“回望企求公正的十年历程，面对着江汉大学的《回复》，留存在心灵空间的悲伤和忧愁以及那不堪回首的幕幕往事——在人祸的灾害下，我的‘家’已一贫如洗。精神负担、经济压力、凄入肝脾的伤痛，总是受害者有错、有罪。我有理由担忧，害人者凭着手中的权力，还会用‘更完美’的谎言来洗脱罪责，反而把‘罪恶的枷锁’架到我们的脖子上来……”

果然，这样血泪的呼号，不仅没有引起人们的同情之心，却反让我陷入深渊，我的上访之路，越来越艰难了，终至成为“追捕”的对象。有一次，我在北京某接待单位，就看到这样的“通缉令”：

　 　

　 　

　 　

速传真市政府总值班室，并报X秘书长阅示。

　 　

江汉大学家属邹桂兰再次进京

　 　

　9月29日　（注：2006年）江汉大学家属邹桂兰在北京东管头附近出现。市驻京办将此情况通报江岸区驻京班后，江岸区与江汉大学当日下午组织了各工作人员，成立联合专班，于当日下午乘飞机抵京开展工作。

联合专班抵京后，江岸区工作人员与邹取得了通信联系，邹拒不见面。目前，专班已与江岸区江汉大学工作人员在邹桂兰过去长住的东管头黄冈花苑宾馆地区等地逐一清查，尚未发现邹的踪迹。目前，市、区专班已进行部署，进一步查找邹的下落，力争尽快将邹劝返，防止其在首都非正常上访，制造事端。

二OO六年九月三十日

　 　

十月初，市驻京办与我联系，说市里和江汉大学已经组成了专门班子，要我回武汉同班子见面谈判，并称已拟好了解决问题书面答复。　十月九日　，我在武汉与江汉大学的专班见了面。他们约定在　十月十八日　一定给我满意的书面答复。我想，这一次像解决问题的样子了，就住在家里，耐心地等待18日的到来。我可万万没有想到，更大的灾难来临了。

　十月十三日早上　，街道政法书记，综治办主任两人来敲我家的门，他们提着一箱罗汉果和一箱水果。我说：我不要水果，要江汉大学派能解决问题的人来，并告诉他两人，　十月十八日　会给我满意的书面答复，他两人有些不高兴地离开了。下午五点多钟，突然我家的灯，一下子全熄了，有两个人猛敲我家的门，口里高嚷着：“查电！查电！”我感到有些不对头，就把门反锁起来。过了一会，管辖的户籍警来了，户政队长也来了，他们要我开门查户口。我说，你们查户口要拿出证明给我看，否则，我就不开门。我一听楼道里有好多人的脚步声，从窗子往下面一看，百多人在门栋口围着，还有扛摄像机的准备拍照，这分明是抓案犯的场面，我立即把洗衣机、床头柜都拖过来堵住房门，怕他们冲进来，接着派出所的警察也来了，要我开门，我立即给家属打电话，向110报警，110说，你打派出所，我说，我告的就是派出所的人啊？对方一下就挂断了电话。不一会，外边的防盗门被撬开了，里面的木门被踢开了。六个彪形大汉，抱的抱，抬的抬，我挣扎着，说：“你们抓我干什么，让我自己走吧！”他们也不听，几个人提手抬腿，把我抬下楼，塞进了一辆像装囚犯的车子，一直把我拖到江岸区党校内的一栋楼房前停下，把我从车里拉出来。这时，我完全瘫了，坐在地上发呆。见到街道书记，我问他：“你们怎么把我搞到这个地方来了？”他不理我。一个像混混的小青年走过来，恶狠狠地说：“坐在地上干什么，赶紧进去，不然，打死你”。我看到江汉大学的保卫处长，正在指挥布置，我对他说：“你们不给我解决问题，就算你们狠，为什么要这样来整我呢？”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也不回答。不一会，有人给我一杯水，我也渴极了，吞下一口，就感到一股药味，人就昏沉沉地想睡，进了房间，我只意识到铁门、铁窗、牢房……倒到床上就睡去了。

第二天，江汉大学、街道、公检法的人都来了，还有负责看守我的人，其中有的人我还认识，但对我宣布，不能喊他们的名字，有的人喊“教官”，有的人喊“教员”。在我的印象中，这种称谓，劳改农场中是常听到的，我成了“劳改犯”了！

第三天，派出所的户政队长来做“笔录”（我真成了案犯了！），这时，我已经倒了床，他坐在床边审问我。他的第一句话是：“别的人是坐着听审，你是睡着，是不是害怕了？”他们把我搞成这个样子，却说我“害怕得倒了床”。

问：今后还上访不上访？

答：上访犯法了吗？哪一条？

问：你到过天安门吗？

答：没到过天安门，去过府右街。

问：去府右街就是想进中南海。

答：我给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送过申诉的材料。

第四天，他要我写“对非正常上访的认识”我写了：什么叫正常上访？什么叫非正常上访？我分不清楚，十多年来，我一级一级的上访，先从学校，再到市里、省里、中央都上访过，我总希望能解决我的问题。如果你们认为是“非正常上访，那也是逼出来的，我无路可走啊！”

以后，市教育局，市信访局等有关单位，相继来人做“笔录”，都是追问我上访的，很少人谈我上访要解决的问题。

　十一月十五日　，派出所的户政队长来了，要我去检查身体，我信以为真，到了楼下，停了四辆车，我心想，这多人，这多车来护送我去检查身体，有必要吗？

我真是在做梦，四辆车一直把我送到了大门上写着“安康医院”的院内，一进门，我懵了，穿过长长的走廊，一连有四道铁门，把我推进尽头的一间，铁门咣当关了，这不是关犯人的房子吗？的确是的，房子顶上装有两个摄像头，房子内已经关了两个女的，一个叫邹厚珍，一个叫周爱玉，这就是公安部门所说的“三邹”的组成。

这里的确是关押刑事重犯之地，他们判刑后都因有精神病鉴定而在此服刑和治疗，其中还有杀人犯。我们三个女人为什么也关进来了呢？

有一次，医务人员留下了一个笔记本，我们翻开一看，有一段院长的讲话，说对我们三人应和刑事犯人区分开来，他们是“政治病员”。有这样一种病吗？后来，有一位姓杨的“病人”住进来，我们叫她“杨氏三姐妹”。因为她还有两个妹妹常在医院外吵闹，嚷着要他们释放姐姐。这杨氏三姐妹还当真地买了一些“精神病学”的书来研究，查不出有“上访病”、“政治病”这种症状。

在这里除了强制我们服药外，就是训斥警告我们：“如果坚持上访，就会关你一辈子”。

最荒唐的是有位“教官”的两次训话：一次是针对邹厚珍对他说：“我有胡锦涛主席的批示”。他大放厥词：“胡锦涛手长袖子短，他管不了，这里归我管，我说了算。”又一次，他听我说在北京曾找到《民主与法制》的记者，他很同情我们。他激动训斥我说：“现在报纸、电视上只有日期是真的，尽是假新闻。政府就算是流氓，《民主与法制》的记者又能怎样，小心你的儿子！”

这下子真捅了我一刀。我儿子从他爸死后，不能好好上学，十多年，他虽然长成了一个小伙子，我真害怕他为我和他爸的事上访、上诉，他们一直追查我儿子的下落，要我儿子同他们见面，甚至用安排工作为诱饵，但没有真正的文字把柄，我决不能让儿子出面，他们的手段太狠毒了。他这不露出了真面目么——“小心你的儿子！”

我把儿子不断地转移，躲藏，怕落到他们手里。他爸屈死了，他妈关进了疯人院，他们不会同情我孤儿寡母的，他们是什么事也干得出来的。

在社会舆论和许多上访人员的声援下，　2007年4月20日　我“出院”了，出院前，他们要我承诺两件事：第一，不要再上访，如果坚持上访就再关进来；第二，不要向外边提187天（指在江岸党校关押32天和安康医院155天）。

“出院”之后，我仍然处在严密的监控之中，我家门栋前装有摄像头，门栋前有两个人“值班”。我的手机也被监听，我不得不反复更换。这逼得我有家不能归，四处漂泊，我孤儿寡母，也只能秘密团聚。我不仅经济上危困，每月靠三四百元退休金过日子。我现在既不能为亡夫喊冤，也不能为孤儿谋生，我自己也成为“无行为能力”的精神偏执症患者，这顶帽子压得我做不成人。这就是我为我的亡夫为我家的生存权利呼喊十多年的结果。

只有上访，才给我一线希望。出院后，我上下四处奔走呼号：“还我人身自由！摘我精神病的帽子！”我到公安厅、政法委、法院、检查院、人大，要求对我进行精神病鉴定，凭什么把我关进疯人院187天？

上访回条一张又一张，从市里、省里、北京，又是冷暖寒暑地迢迢奔走，两年了，又像足球场上的皮球，被踢来踢去。从知命之年，一直到六十花甲，头已花白，眼已昏花，面已憔悴，心也麻木，我仍然往前走啊，走！

我真想自己的晚年能安定下来，像陀思妥耶夫那样，写一本《白夜》，泪花伴着烛泪，讲述这似水年华；我也想像鲁迅写《狂人日记》那样，写《疯人日记》，是我疯了，还是这个世道有人疯了。

学校本来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却摇身一变成了看守所；教师任劳任怨廿三载，却无缘无故成了阶下囚。这种事就发生在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荔堡镇问城中学。受害者就是该校代课教师马汉臣老师。

 

马汉臣老师是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荔堡镇问城中学的一名代课教师（原来叫民办教师），也是镇人大代表。1986年被泾川县教育局聘为民办教师，从教至今已达23年，未能转为公办教师，每月只有区区500余元工资，仅仅是公办教师的1/6，生活十分困苦。为了改变自己尴尬的身份和贫困的生活。2008年，马老师和泾川县其他所有代课教师走上了上访之路，他们按照《信访条例》规定逐级上访、依法上访。从镇政府到县教育局、从泾川县政府再到平凉市政府，代课教师转正和社会保障问题都没得到解决。

 

2009年2月份，全省各地市的代课教师集体到省城兰州上访，省信访局、省教育厅进行了接待，选出代表和信访接待组进行了对话（马汉臣老师是代表之一），省信访局、省教育厅的答复是：2009 年6月省上出台政策和方案妥善解决代课教师问题。但到现在也没出台方案和政策，也没什么回应。

 

2009年快结束了，苦等了一年的甘肃代课教师计划去省城询问2月份上访的答复落实情况。但县政府知悉这一消息后指令马老师所在的问城中学从2009年12月13日起对马老师进行人身自由的非法限制，每天校长黄某指派四名学校教工对马老师进行监控和行动限制，上厕所也被跟着，回家也被押去押回。马老师的电话被县公安局监听。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2009年12月22日。

 

当天上午，无法忍受学校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马汉臣老师提出要和县长曹某对话，学校校长黄某雇车押着马老师到县政府和县长曹某对话，对其指示问城中学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做法抗议，并要求解决代课老师的转正问题。曹县长态度生硬，污蔑代课教师。语言上发生争执。不欢而散。

 

2009年12月22日晚8点左右，快下晚自习的时候，问城中学的校园里出现了泾川县公安局的两辆警车，晚8：30将正生病的马老师拘押到泾明派出所，随后又押到县公安局，将马老师的手机没收。12月23日也就是马老师被羁押的第二日，荔堡镇人大接县政府命令，连夜召开紧急镇人代会免去马汉臣老师的人大代表资格（人民代表大会是很少像这样紧急召开的，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拘留一个上访者，这样的人代会，程序合不合法、公不公正可想而知）。到12月24日上午11时，泾川县公安局才通知马老师家属马老师被拘留（离拘押快40小时，严重违反24小时内通知家属的法律程序）。说拘留的理由是“扰乱省政府机关秩序”，要拘留15日（2010年1月6日到期）。

 

　　 太荒唐可笑了，一个代课老师，远在省城兰州千里之外的农村中学教书育人，每天被校长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没离开过泾川县半步，怎么可能到兰州“扰乱省政府机关秩序”？拘留也没有给家属《治安拘留处罚决定书》副本（按法律规定是必须在拘留的24小时以内将副本交被拘留人家属）。这是典型的非法拘禁罪，有预谋的报复陷害镇压。与此同时，在12月23日，全县所有上访的代课教师都一一被泾川县公安局或泾川县各乡镇的公安派出所传唤讯问。12月25日，马老师的家属打电话到县公安局询问马老师被拘留的具体原因和拘留的性质、有无处罚决定书，公安局办公室的女接线员说不清楚，让问治安大队。给治安大队打电话，治安大队又说自己不清楚，说不上来原因。是县政府的让抓的人，让问县政府。12月26日，马老师的家属去泾川县拘留所看望马老师，拘留所不让探视，说是上面领导下了死命令不许看望（按照《拘留所管理条例》规定，家属凭身份证有权会见被拘留人），人没见到，公安局遮遮掩掩，推三阻四，也没给家属关于拘留的处罚决定书副本，那马老师是不是被关在拘留所呢，是不是被害了呢？或者有其他什么见不得人的内幕？马老师生死未卜，这让人不由浮想联翩。

　　

依法上访维权，尚未成行却遭监控，权利没得到保障反遭陷害，最后被非法拘留。在清静纯洁的校园，当着天真纯洁的学生无故拘押他们爱戴的老师，这给学生们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永远抹不去的阴影。是对孩子们的一种伤害。在孩子们心目中政府县长原来是不讲法不讲理的，他们把人民当敌人

 

2009年12月

　　

 

 

2007年3月，河南省浚县屯子镇东小寨村村民王成立参加河南省浚县国土资源局拍卖会，获得浚县辖区内象山第二标段的两年开采权（有效期限从2007年3月到2009年3月）。但是，刚发的证，办理完相关手续，购齐相关设备，还没正式开工， 3月20日就接到浚县国土资源局的停产通知，通知上的理由写的是：接上级命令，限你立刻停止开采。其余无任何理由，而且通知上的批准人和承办人均没有写。之后浚县国土资源局又几次口头通知要求不准开采，直到2008年7月再次接到停产通知，两年的开采期限即将到期。期间，共断断续续开工2个月左右，皆为实际生产的前期准备工作，开通矿区与外部的通道，继续追加投入，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并没有实际收入。

浚县国土资源局这样长时间的各种原因无条件停产，使王成立承包的采石场无法正常开采，导致各种投入损失巨大。除拍卖竞标费37.1万元之外,还损失了各种费用共40多万元。所以，王成立到浚县国土资源局反映情况，商量退还承包金事宜。多次反映没有结果，无奈之下，只好向浚县信访局反映，可是，长时间没有得到浚县国土资源局的答复，只好逐级上访到鹤壁市信访局和河南省信访局。

2008年8月，在各级领导及信访机构的督促下，浚县国土资源局与王成立达成协议，商定浚县国土资源局在一定的期限内退还承包金共37.1万元，等承包金全部退还，由浚县国土资源局将开采证吊销。

事实上，国土资源局并未完全履行协议，只是在退还大部分承包金后（共退还34万元，仍欠3.1万元），就于2008年8月将采矿许可证吊销，并拒绝退还剩余金额。

按照协议内容，王成立多次向浚县国土资源局讨要欠款，没有结果。王成立向相关律师进行了咨询,律师的说法是：毫无疑问，浚县国土资源局不履行协议是不对的。另外，由于浚县国土资源局方面原因，王成立权益未得到保障并损失巨大，可以与国土资源局商议，要求浚县国土资源局对其经济损失进行补偿。（行政许可法第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于是，王成立再次向浚县国土资源局反映，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为了维护自己合法的权益，挽回损失，2008年8月以来，王成立不得不再次逐级向各级信访部门反映情况，并于2009年9月准备到国家信访局反映情况，引起了浚县国土资源局的重视，迫于各级监督部门的压力，浚县国土资源局同意与王成立商议此事。

于是，2009年9月28日，浚县国土资源局与王成立的委托人——王文良（王成立的弟弟）达成第二份协议：浚县国土资源局同意弥补王成立部分经济损失36万元，加上原来仍欠的3.1万元，一共赔付王成立共39.1万元，并约定付完款后双方再无任何纠纷，也不再提出其他要求。此协议有王成杰（王成立的弟弟）为证明人，侯宝华（屯子镇政府领导）为中间人。

出人意料的是，09年10月13日，浚县公安局却突然将王成立和他的两个兄弟王文良、王文臣（王成立的弟弟，委托人）以协助调查案件为由带走，并搜捕另外一个兄弟王成杰。并于09年11月6号下发逮捕证，以“敲诈勒索”罪名，将王成立、王文良和王文臣拘留。

令人费解的是：侯宝华作为镇政府的副书记，在整个事情过程中起很重要作用。身为中间人，提议国土资源局与王成立双方进行协商，并担保协商在法律上的合法性，保证对双方权益的合理保护。并在协议中声明；协议内容出于双方自愿；双方按照协议执行后，不再有任何瓜葛。

可是，协商的提议者，对此协商事件合法及合理性进行保证的中间人——侯宝华，却在事后成了“王成立敲诈勒索事件”的举报人。声称此协商事件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非法的，并举报王成立对事情“协商”解决的过程纯属“敲诈勒索”行为。

真是令人费解：王成立按照侯宝华的提议与国土资源局进行协商解决，反过来却被侯宝华“诬陷”为敲诈勒索。如果此事的协商过程是一种敲诈行为，那么，协商的提议者、中间人——侯宝华应该是这敲诈行为的始作俑者、元凶、罪魁祸首，怎么会是王成立呢？公安局抓捕了王成立，而侯宝华——协商的担保者却摇身一变成了举报有功的公民！如果协商合法，请问：侯宝华是以什么理由举报的，公安是以什么理由抓捕的呢？

这对王成立等人来说实在是太冤枉了，事情从头到尾他们都没有对浚县国土资源局或是其他人进行过任何威胁，多次反映情况根本没有人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才去到信访局反映，也是想能够尽快的解决这个事情，把经济损失挽回一些。浚县国土资源局先前的协议，难道只是一个骗局，就是为了把他们骗回来，稳住他们，然后把他们给抓起来吗？

一家兄弟四个人，三个人被抓进了看守所，还有一个在外面被他们搜捕（王成杰从一开始并没有参与这件事情，后来是因为签订第二份协议的时候他陪着一块去的，就作为证明人把名字写上了，他并没有参与其他），如果只是因为上访反映事情就这么被判刑的话，那他们受到的惩罚也太残忍、太不应该了吧！

试问：

1上访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作为公民，通过行使合法的上访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触犯法律了吗？

2王成立作为一名合法公民，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法律的许可范围内，向浚县国土资源局要求协商弥补经济损失事宜，触犯法律了吗？

3王成立与浚县国土资源局经过协商，达成协议，按照协议执行的，触犯法律了吗？

4王文良、王文臣作为委托人，代表王成立与国土资源局商议事情，怎么是敲诈了呢？

5王成杰，仅仅是协议的证明人，为何被搜捕呢？

好好的几个家庭，现在只剩下：两位年近八十的老人、两个懦弱的妇女和好几个上小学的孩子，举步维艰、生活艰难；求天不应，求地无门！上级领导一定要为王成立一家主持公道，查明事实真相！幸福是脆弱的，需要众人努力的呵护，更需要领导们的深切关注！祖国是美好的，美好在今天的努力，美好在万众对正义不懈的追求！

          联系电话：015514681712（席秀霞，二婶），015948325541（王永伟）

          地    址：河南省鹤壁市浚县屯子镇东小寨

 

采矿许可证

 

协议书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0年5月20日消息，今天下午，天津市民李哲给本工作室打来电话，讲述了他此前在天津市公安局安康（精神病）医院遭关押、虐待的情况。

 

李哲说，他是2009年3月18日被人强行送到天津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当时被关进了该院的四科七病房。他被送进病房后，由于不愿吃药与护士（实为警察）发生了冲突，多次遭到殴打，其头部等多处被打伤。李哲还说，在安康医院内，他长期被人捆绑，吃药打针打得他经常迷迷糊糊。李哲这次一直被关押到2009年6月初才获释。

 

李哲称他仅仅接到过几次法轮功打来的电话，并未修练法轮功，但当局一再说他和法轮功的关系。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0年5月20日消息，今天上午，山东省烟台市企业军转干部、转业志愿兵、对越参战老兵联合至烟台市政府部门上访请愿。按计划，今天退伍军人们将于8：30分集体到烟台市人大，人数预计将达四百人。

 

不过据现场的曲世涛先生介绍，烟台市警方显然早就掌握了退伍军人们今天的行动计划，许多退伍军人出门受到阻挠。曲世涛先生说，他本人今天一出门就被当地派出所和社区的多名人员跟上了，并被要求上警车，曲世涛对此予以了拒绝。另外，原本计划参加今天行动的烟台退伍军人王秋兰的电话今晨无法接通。

 

尽管如此，上午八点刚过，已有一百多退伍军人突破阻挠来到了烟台市政府礼堂前，其中军转干部最多，大家表示随后将列队前往烟台市人大。据介绍，烟台市政府前已出现大量警察。

 

最新消息:到上午九点左右,烟台市人大前已聚集了四\五百退伍军人人,现场军人高声喊口号,政府方面尚无人接待退伍军人们，而现场的各个路口、马路的两边则有数百名警察，烟台市所谓的维权重点退伍军人们均被安排两名以上公安人员跟随监控，并禁止拍照。
    
到上午十一点，退伍军人们还坚持在烟台市人大前，以下是现场图片：

 

 

 

 

 

 

尊敬的武汉市纪委车延高书记：您好！　　

我们是武汉市晶银投资担保公司的债权人。在此向您及您所领导的武汉市纪委举报武汉市青山区公安局纪委书记岳亚武勾结晶银投资担保公司最大股东李炼红，设陷阱搜刮民脂、洗黑钱的罪行。　　

据李炼红与客户所说：青山区公安局的纪委书记是我的“大表哥”，二表哥是武汉市公安局的副局长，三表哥是省公安厅的处长…。　　

　2009年5月31日　，在晶银投资公司财务办公室，召开的公安局专案组与债权人代表的对话会上，当代表提出：在整理债权人资料时发现立案前，有一批非正常的出金现象时，省公安厅经侦二队的副队长任丹接过话题说：“整个情况我们知道，08年底当时公司普通客户都在入金，只有一批特殊群体大批出金达1200万元之多。这个情况我们不便深入调查。建议你们向区政府书面汇报，政府指示深究，我们才可以进一步深入调查。”结果　6月3日　，债权人委员会将此情况的书面汇报材料就交给了区政府，至今石沉大海、没有任何答复。　　

　2010年4月29日　下午4点多钟，在青山区政府信访局，区维稳办干部魏德华在与晶银债权人63人对话时说：“岳亚武书记在你们公司的投资不是象你们所说的1200万，是500万元，是以他儿子的名字投资的。”魏的话证实岳亚武将资金500万元投入了晶银投资公司。　　

晶银投资公司于2007年、2008年组织的大客户赴日本、港泰旅游，岳亚武的妻子都参加了。有照片为证，也不难获得当年参加旅游的公司员工和客户的证人证词。在这里我们将大客户郑爱华的证词附于此举报信后。　　

在晶银投资公司法人代表被立案并监视居住前，郑爱华亲眼看见岳亚武抽逃资金，并在晶银投资公司找李炼红办理抽走资金的签字手续。见郑爱华的证词。　　

事实证明：岳亚武将巨额不明来历的500万资金投入晶银投资公司，并在公司被青山区公安局立案侦查前，通过李炼红搜刮的债权人血汗钱，连本带利将资金抽逃走了。然后企图将晶银投资公司打成非法吸存罪，让广大贫民债权人为其买单。这种身处纪委书记要职的高官，肩负着监督政府官员廉政执法的责任，自己却知法犯法，利用民间企业洗黑钱。让我们怎样能够相信这样的干部领导下的公检法会秉公执法，维护人民的利益呢？　　

身为公务员的岳亚武哪里来的500万元投资款呢？敬请市纪委车书记亲自挂帅，立案严查岳亚武的问题，我们翘首以待，期盼岳亚武被缉捕归案的佳音！不严惩岳亚武，深受其害的晶银投资公司630户债权人决不答应！　　

晶银投资公司债权人　　

2010-5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0年5月19日消息，湖北省广水市一批残疾人近日连续到当地政府前请愿抗议，到今天抗议行动已进入到第六天。

 

据在现场的残疾人汪佑强今天上午给本工作室打来电话说，从上周五（2010年5月14日）开始，广水市二、三十名残疾人就开始到广水市政府门前静坐，抗议当地政府剥夺残疾人生存权。昨天，当数十位残疾人继续在广水市政府门前静坐时，广水市政法委突然调来刑警队、当地派出所二小车警察，共计二、三十人，抢夺残疾人打出的标语，并将标语撕毁，双方一度发生冲撞。尽管如此，今天上午残疾人们的静坐行动仍在继续，他们还在广水市政府前打出了多幅手书的标语。

 

据了解，广水市这批残疾人以前都是靠开三轮车（俗称“麻木”）从事客运为生。2009年11月，广水市政府宣布取消三轮车营运，收走了残疾人的“麻木”。当时广水市政府出台了相关文件，规定在残疾人车主们未找到新的工作之前，三年内给予残疾人车主们每人每月312元的生活补助。

 

广水市这项政策涉及到近百名残疾车主，他们去年“下岗”后，尽管寻找了各项新的工作机会，但都无法成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车主不得不重新开始载客挣点生活费。结果他们营运时，多人多次遭交警、城管人员暴力对待，有车主的三轮车被砸，还有车主被打伤。

 

汪先生说，如果广水市政府这次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将到武汉、北京去上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