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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愚    文章来源：法广       更新时间：2009-12-28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沈愚

 

12月26日下午，中国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侵权责任法》等三部法律。它将与之前的《物权法》、《合同法》一起,成为中国民法典的“支撑性法律”。

 

《侵权责任法》的第三十六条，又称互联网条款，虽然多有媒体学者批评，仍然获得通过，学界普遍担忧，该条将成为钳制互联网舆论的法律枷锁。

 

该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学者们认为，该条从比较法看，是全世界网络诽谤相关法律中最偏向于控制舆论的。甚至有网友认为，“《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是专门用来防止官员被人肉搜索的。“

 

例如，美国法院在一起网络诽谤案的判例中曾说，“对每一个可能带有诋毁的内容讯息进行审查，就像要求经销商审查公共图书馆里面的图书内容一样，是不切实际的。”

 

今天，有网友指出，“互联网专条其实是网络实名制的变种，且把管制风险从个体用户扩散到网络服务提供商，实现虚拟现实大一统。”

 

但该条款生效后，事实上将产生噤若寒蝉的效果。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迅认为，“一旦受到删帖压力，服务商最安全的选择是：只要收到通知就采取措施，否则不能确保自身安全。”

 

徐迅担心，如果网民上传了内容，而公务员以隐私或者诽谤为由要求删除，（站长）删不删？这与公众的知情权、言论自由以及对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权、建议权密切相关。

 

他认为，这不仅是民法问题，首先是宪法问题。

 

批评者担忧，“自此网络无媒体。非官方网站一律得承担“造谣”连带风险，网友不能再利用BBS等网络平台曝光。”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认为，该条款“为了保护隐私和人格权，采取了过分抑制表达自由的手段。很明显，在这里，手段与目的之间明显“比例失调”，体现了草案起草者对言论自由不合理的抑制。

 

他认为，该条涉嫌违反宪法关于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规定。

 

千龙网北京12月28日讯（记者 安力）记者日前获悉，北京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热线正在筹划组建“妈妈评审团”，将以“儿童最大利益优先”为基本原则，从家长的角度对网上不良信息展开监看、评议、抨击。目前，“妈妈评审团”成员招募工作正在筹划当中。那么，“妈妈评审团”发现了不良信息怎么处理？如何保证“妈妈评审团”工作取得社会实效？今天上午，记者对率先提出建立“妈妈评审团”这一建议的青少年教育专家宗春山进行了专访。

 

为什么不是“爸爸评审团”？

 

俗语说严父慈母。在打击手机黄毒行动中，通常在家庭教育中以严厉形象示人的父亲为什么没有被青少年教育专家选中呢？“为什么是妈妈评审团而不是爸爸评审团呢？”最早提出建立妈妈评审团建议的青少年教育专家宗春山对此回答得很干脆:因为面对危险时妈妈最勇敢。

 

宗春山表示，保护下一代，是所有母亲的本能与共性。“当任何事情一旦可能对孩子构成危害时，首先勇敢站出来的一定是母亲，这在全世界都一样，国外不是有一位著名的反战妈妈吗。”同时，母亲对子女在情感上的投入通常是父亲所不能及的。另外，从女性的角度看，妈妈直觉更敏锐、观察更细腻。宗春山最后笑着补充说:“有了妈妈评审团，可不意味着没爸爸们什么事了。手机扫黄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其中就包括每名家长，最终形成群防群治的局面，并长期进行下去。”

 

遵循“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

 

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利益的刺激，网上低俗信息打击行动未来面临的困难将进一步加大。有法学专家表示，我国现有法律对网上色情淫秽信息尚缺乏严格的认定标准。同时，打击网络、手机淫秽色情，仅仅依靠政府部门的工作是不够的，应该形成更广泛的群众监督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妈妈评审团这样的民间公益组织就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据悉，妈妈评审团将以“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为基本原则，对网上不良信息展开监看、评议、抨击，当好互联网建设的巡视员、监督员和低俗信息的评审员。

 

宗春山告诉记者，“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来源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其中明确了“当任何事情对儿童构成损害时，应遵循儿童最大利益优先的原则”。妈妈评审团就是基于家长，特别是母亲对子女的保护心理，她们对于网上低俗信息更为敏感，评判视角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或许可以成为打击网络不良信息的有益尝试。

 

征集妈妈成员应有广泛代表性

 

记者了解到，近期，北京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热线将向社会招募“妈妈评审团”成员，来担任互联网的监督员和不良信息的评审员。

 

宗春山表示，妈妈评审团的成员一定要有广泛的代表性，要照顾到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不应仅限于知识分子、专家等层面。“儿童群体本身也是有不同层次的，比如流动人口、打工子弟就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妈妈评审团就应该包括流动人口母亲代表。”

 

除此之外，妈妈评审团的成员还应具备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流利的表达能力，并能保障工作时间。最为重要的是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这意味着妈妈评审员不能只关注自己的孩子，还应关注所有受到不良信息侵害的青少年，宗春山认为，“担任妈妈评审员不是一种荣誉，可能更多的还要出于责任和奉献。”

 

别让妈妈评审团沦为“作秀”

 

“妈妈评审团”发现了不良信息怎么处理？如何保证妈妈评审团工作取得社会实效？对此，宗春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首先，要给“妈妈评审团”一个传递信息的畅通渠道。“孩子的事情是等不得的。按照目前很多政府部门层层审批的做法，最终批复下来直至解决问题可能会等很长时间。能不能为妈妈评审团建立一个专门的快速通道，把问题直接反映给相关的主管部门，简化中间环节，最好一个星期之内就得到回复。”

 

其次，要保证“妈妈评审团”的话语权。要真正重视评审团反映的问题，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做很多事情，“国外很多国家也有类似妈妈评审团的民间机构，她们会将一些监测到的社会问题评议后形成题案反映给政府，政府有关部门会立即讨论，并形成决策予以执行。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这样的形式，不要让妈妈评审团沦为作秀。”

 

第三，要把对网络不良信息的社会监督机制长期坚持下去，日后还可将这种形式复制到其他领域，比如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诸多方面。

 

　　新华网乌鲁木齐12月28日电(记者贺占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12月28日发布公告，自28日24时(北京时间)起逐步开放相关通信业务，首先恢复疆内用户对人民网、新华网的有限浏览访问，并将根据相关情况，分步恢复对其它网站访问和互联网业务，以及开放手机短信息和国际长途电话业务。

 

　　公告说，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为尽快平息事态、稳定局面，自治区对互联网、手机短信息等通信方式实施了局部管制。事实证明，上述通信管制的及时、果断实施，为有效处置“7·5”事件，维护全区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对全区的正常生产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各族群众从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给予了理解和支持。

 

　　公告称，目前，自治区整体局势平稳，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经过认真研究，并报请中央同意，决定按照“循序渐进开放”的原则，自2009年12月28日起逐步恢复相关通信业务，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通信的需要，方便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

 

　　公告称，由于本次通信管制开放是分步进行的，在12月28日之后，仍有部分通信业务未开放，无法正常使用，请大家予以理解和支持。自治区将综合考虑全疆维护稳定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逐步全面恢复各项通信业务。

 

　　关于逐步开放相关通信业务的公告

 

　　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为尽快平息事态、稳定局面，自治区对互联网、手机短信息等通信方式实施了局部管制。事实证明，上述通信管制的及时、果断实施，为有效处置“7·5”事件，维护全区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对全区的正常生产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各族群众从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给予了理解和支持。

 

　　目前，自治区整体局势平稳，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经过认真研究，并报请中央同意，决定按照“循序渐进开放”的原则，自2009年12月28日起逐步恢复相关通信业务，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通信的需要，方便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

 

　　自2009年12月28日24时（北京时间）起，首先恢复疆内用户对人民网、新华网的有限浏览访问，之后，将根据相关情况，分步恢复对其它网站访问和互联网业务，以及开放手机短信息和国际长途电话业务。具体分步开放时间，我办将另行公告。

 

　　由于本次通信管制开放是分步进行的，在12月28日之后，仍有部分通信业务未开放，无法正常使用，请大家予以理解和支持。自治区将综合考虑全疆维护稳定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逐步全面恢复各项通信业务。

 

2009年11月28日，民生观察志愿者原野在北京碰到了四川达州大竹县女访民徐美珍女士，她因为手术失败问题导致上访，多次被非法拘留。她向我们讲述了她上访的原因，并给我们查看了她的证据。现我们将此事件整理出来，公布于众。

 

民生观察志愿者原野（以下简称志愿者）：您好，请问您的病一开始是什么症状？我看到您最终是确定在达州市骨科医院住院治疗的，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了那家医院？

 

徐美珍（以下简称徐）：2004年，我摔了一跤，随后就一直感觉疼痛难忍。在去了广州中医药大学附一院和重庆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就诊后确定为右股骨囊肿伴骨折，但均因为手术费高达4、5万而无法住院治疗，后来知道达州市骨科医院能花不到2万就可以治疗，当然我就选择了这家医院。当时院方给我保证说，他们可以手术治疗，将我坏死的股骨头取出，安装人工关节，术后半个月就可以出院拆线，并且再不用拄拐杖。

 

我是1月11号住院的，在交了1万元押金后，于15号上午8点半开始手术，4个小时后，我被推出手术室，说因为出现流血多等症状，在没给我换人工关节的情况下就给我草草缝合，推出了手术室，导致我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还成了残疾 人。

 

事实上，他们不是手术问题，而是经济问题。院方说，我这个手术，再给他们5、6万就可以治好。原来说的是不到2万，现在开刀了，把我骨头拿出来了，要再放人工关节，又要5、6万，这就像你去某地方消费，他们告诉了你消费价格，但是你没消费到一定数额不让你出来是一个道理，他们拿他人的生命太儿戏了。

 

志愿者：请问您在此后要求院方给您一个公正的说法，他们是如何答复的？走了哪些法律程序？在这个过程中，您得到了什么答复？

 

徐：手术后，我于2005年1月28号让我爸爸找达州市卫生局的领导，讲医院给我手术失败等情况，但是卫生局的领导不听，还把我爸爸赶了出去。第二天我爸爸又去了卫生局，卫生局的领导和我爸爸一起去了医院，但是说了几句错不在医院之类的话就走了。

 

我实在没办法，就给报社和电视台打电话，向他们求助，因为当时我彻底躺在病床上无法活动了，成为一个高度残疾人了。院方为了减轻责任，派了3名保安强行把我留在医院住院，我要求出院转院治疗他们也不同意，我被迫在医院住了半年，在电视台和报纸的介入下，我才出院了，并给了我2万8千元钱的赔偿。2005年6月20号，我开始到北京上访，因为他们不公正处理这件事情，耽误了我的最佳治疗时间，以至于我虽然在2005年11月去广州二次手术，但现在依然是什么也不能干。但是我上访，我在2008年和2009年被拘留了3次，每次都是随便找个借口就把我抓回去，说给我解决问题，可是每次回去都不给解决，把我关押起来。

 

志愿者：是否可以说一说你们当地关押你的情况？

 

徐：2008年12月29号，我和达州市大竹县信访办主任文正其、石桥派出所所长王军、安吉乡党委书记谢一杰等人在达州驻京办达成协议。他们说回到达州后，给我们解决问题，他们会认真协调医患之间的理赔问题。但是一回到大竹县，他们就拿出一个事先写好的协议让我签字，我不签字，他们就采取车轮战，轮流对我恶语相向，甚至连我向外界打个电话都不可以。最后，我被非法关押在大竹县公安局拘留所。

 

志愿者：从你的经历来看，你被医院如此对待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那么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

 

徐：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现在成了残疾人，连活都不能干，自己的生存都得不到保障。并且，院方根本就不存在认真对待我的问题的态度。不过，我这件事情，只要一天不给我公正解决，我就还会信访下去，因为我这辈子就被医院毁了。

 

志愿者：好，祝愿您成功。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

 

徐：感谢您对我的关注，再见。

 

正在北京上访的徐美珍

今天（2009年12月29日），武汉市肖余庆、戴义龙、代芳、张春霞、张桂兰等多位访民专程来到随州市访问民生观察工作室，并述说了各自的冤情。

 

代芳原是武汉市硚口区粮食储运公司的一名职工，于1994年在江汉区王家墩机场内，由粮食公司分配了一套面积三十五个平方的福利房。十几年来，代芳一直在这里居住。2007年5月，武汉市政府以建中央商务区的名义将代芳等住房的房子拆除。当时，硚口区粮食储运公司只同意按每平方米400进行补偿。

 

代芳说，加上过渡费等费用，她这套房子只能拿到二万余元的补助，她认为这个补偿标准太低、不合理。为此，代芳走上了上访之路。

 

张春霞是武汉市硚口区汉西路下双墩109号的居民，她是为她的侄儿上访的。张春霞的侄儿叫张定，21岁，2007年6月4日因交通事故送武汉同济医院就治。院方当时确诊为“颅外血肿”，手术后转入重症监护室监护，在长达93天期间张定长期出现高烧不退、抽筋、大小便出血、肛门溃烂、手及肩背红肿溃烂。人瘦如皮包骨。而这一系列的症状，院方医生说成是“术后综合症”和“角弓反张”。家属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将张定强行转至较小的新华医院救治。新华医院检查发现患者在车祸时，盆腔骨折和肩部粉碎性骨折没有治疗，长期没有治疗而导致骨头坏死，所用药物产生长期过敏造成抽筋。在新华医院住院间，张定活下来了。

 

张春霞指，同济医院存在以下过失：缺乏责任心，未请骨科医生会诊，漏诊多处骨折，致畸型愈合和功能障碍；脑外伤术后，抗生素选用不力，抗感染措施不强，致患者发生败血症；住院期间护理不当致压疮发生，使得患者感染进一步加重；病历记录不客观、不真实，病程记录与护理记录矛盾。

 

张春霞还指，湖北省、武汉市二级医疗事故鉴定不公正，存在保护主义。

 

肖余庆、戴义龙是武汉市下乡返城人员的二名维权代表，民生观察此前曾多次报道了武汉市下乡返城人员维权抗争的情况（“棚户区”内的特困群体——武汉下乡返城人员群体写真 /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274）。肖余庆、戴义龙今天告诉我们，他们的问题还没解决，下乡返城人员要求参加社保的诉求仍未获准，还有许多下乡返城人员现在仍住在“棚户区”内。

 

1961年至1965年间，武汉市约有l万名城市居民，因“精减城市人口”被“下放”到武汉市周边农村支农”。当时，他们中的父母一代人多在40岁左右，原是武汉市区的个体业主、小商小贩，还有一些人靠从事搬运、打短工为生。他们当中，也有少量的社会青年和一些所谓成分不好的人员和家庭。到农村后，由于这些“支农”人员“人地两生”，不会干农活，生活一直过得很苦。当初他们到农村时，武汉市政府承诺，只让他们在农村呆5年，但谁知他们在农村一呆就是十多年。1975年后，武汉三支人员陆续返汉，近万名“支农”人员也随之回到武汉。“

 

这批人员及其子女信返城后，年龄普遍在50岁以上，大多无正式职业，仅有少数人从事个体小本经营，经济条件普遍较差，许多人住在窝棚内。

 

张桂兰的案情另案再发。

 

肖余庆电话：13297970428

 

从左至右：刘飞跃、肖余庆、张桂兰、张春霞、代芳、戴义龙

申诉人：洪道贵，男，现年70岁，汉族，因无房，原住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三溪乡街道，现租房居住通江县诺江镇春长街110号。

请求：

1、要求依照中共中央（1986）6号文件，解决父亲洪以明无罪判刑12年，赔偿经济损失，并补发工资及安葬费和抚恤金。

2、要求依照中共中央（1983）9号文件，责令三溪乡政府非法侵占我私有住房400多平方米。并落实归还和补偿，保障我一家人安居乐业。

3、要求依照中共中央（1986）6号文件，政府责令相关单位落实我本人24年的工资补发和工资待遇。

 

我的家原在三溪乡街道黄金地段的中街一楼一底，约400多平方米的建筑使用面积。相邻关系的左右两边是供销社门市部。父亲洪以明是街道主任，后为县工商联成员。1957年就是因为这宗房产招来灾祸，父亲遭受迫害，被打成“反革命”（已平反），当时三溪乡政府为了占据400多平方米的私房，把我全家赶往金碑村曹家洞的岩洞里居住。

 

1958年将我父亲逮捕入狱，判刑12年之久。在1960年“肃反”运动中工作组王英明对我说：“你父亲是反革命，虽然你没参加反革命，归还房子是不可能的。”那时是一个秀才遇到兵的极左年代，不由分说，就将我也打成“反革命”开除公职，强行押我到农村劳动改造24年。按中央[1986]6号文件，省两部、两厅、一委的意见第七条，错误处理期间停发、扣发的工资按[1981]84号文件执行，工资补发一律由原单位负责。按照中央[1986]6号文件《中央落实政策小组扩大会议纪要补充意见》的意见第三条第三款、四款之规定，我应按10级定为76元，而我84年落实政策时，定级才39.59元。平反后，至今未理顺申诉人工资待遇。

 

至1980年我父子才得到平反，我恢复了工作。为什么说，这一切的一切就是因为我家所拥有的这宗房产？主要因为地段好，当时供销社想占用，平白无故得不到，就恶意串通乡政府，由政府部门对我父亲实施迫害，后又对我进行打击。造成今天私有房产始终不能落实。平反后，又经多方努力想要回私有房产，但因房屋1967年被乡政府、供销社拆迁做了门市部（改建时我去阻拦过），所以组织上千方百计以各种借口不归还至今，使我蒙冤受苦，真令人感到痛心。我的这宗房产被三溪乡政府非法占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请求给予基本权益保护。依照中发（1983）9号文件和川委发（1986）47号文件规定给予赔偿落实。

 

我有这宗私有房产，三溪乡街道人所共知，而且还有当时经办人原三溪乡党支部书记吴朝东，乡长余朝海，供销社主任苟正鹄等书面证明，这些人的证明不仅是真相的自白和罪恶的忏悔，而是一种良知的发现。（见复印件）

 

我自产权遭到分割，1980年父子平反后，我不间断地向各级领导申诉我的私有房产权一直得不到解决处理。2009年申诉人多次向县委书记范申华提出申诉，经他批到我原住地三溪乡政府作全面调查后：“此房确属申诉人私有房产。”三溪乡政府并向县委书记范申华作了汇报：作为范申华身为县委主要领导，不但不体察民情，不关心百姓，反而说：“你们乡政府证明房子是他的，那你们就给别人拿钱吧！”这种领导干部把一个客观真实的历史遗留问题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他们在地方以权谋私，以权代法，不廉政、不洁身，违反党中央、国务院的大政方略，甚至出台小政策，与其分庭抗理，把地方搞成了就连《宪法》都不能约束和规范，背离了人民，这些人食国家奉禄，不为国分忧，不为人民办事，才正是国之忧患，人民之忧患，敬请上级领导考虑方略，疏通中道阻梗，以利下情上达。关于我的房屋财产，致使我七旬老人一家子无房居住，度日如年，雪上加霜，实难熬度，至今申诉人一直寄人篱下，借房、租房，严重侵害我的健康权、财产权，致使我老小一家人居无定所，立锥之地，生存之道，我一身坎坷，从满头青丝冤到了白发，今已古稀之年，尚无归属，构建社会和谐，体现老有所依，迫切希望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将我这个遗留的历史问题，早日划上一个客观、公正的句号，申诉人深表感谢！

此致

 

                           

 申诉人：洪道贵

 

                           二OO九年十二月

民生观察工作室获悉，今天（2009年12月29日）上午，武汉市汉阳区一拆迁户在进行抗议活动时遭拆迁公司人员殴打致伤。而近日，又有二位武汉访民分别被拘留、关“法教班”。

 

今天被打的这位拆迁户是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243号的居民丁晓波。近期，为了逼迫丁晓波签字搬迁，拆迁人员不断对其家进行骚扰，甚至将水淹进丁家。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今天上午，丁晓波及其家人到离家不远的一处路口进行抗议。当他们刚拉出横幅标语时，早已在此的拆迁公司的人员冲过来抢夺标语，并对丁晓波进行殴打，造成丁晓波全身多处受伤。随后，丁晓波还被这些人推上车带到很远一个地方，后丁晓波设法逃脱回家。

 

张建民是湖北工业大学的拆迁户，2009年12月26日，武汉至广州的高速铁路开通，武汉将进行相关庆祝活动，许多官员将到场。闻听这一消息后，许多访民计划当天到场抗议。25日，张建明将此消息电话通知了一些访民，结果26日他就被拘留十五天。警方拘留他的理由是2009年8月他组织武汉访民到一公园进行了集会抗议活动。

 

马秀云是武汉市汉阳区的访民，她因弟弟在拆迁时被打成重伤而上访。为了给受伤的弟弟讨个说法，近期，马秀云又到北京上访，她还到天安门广场穿状衣喊口号。结果昨天马秀云被抓回汉阳后，即被关进了汉阳的所谓“法教班”内。

 

据武汉访民介绍，马秀云因上访还曾被做过精神病鉴定。

民生观察工作室此前曾多次报道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瓯北镇缪北村，因强行征地引发冲突的情况。今天（2009年12月29日）早上，缪北村缪先生又打来电话说，近日永嘉县及瓯北镇政府又派出大量人员强行到村里占地施工，引发逾百村民不满和上访。

 

据介绍，昨天上午，永嘉县及瓯北镇当局再次调来警察、保安和大批“黑社会”背景的社会青年来到村里强行打桩圈地。当时警察、保安手里都拿着电棍。见此情景，此前被打怕了的缪北村民不敢再上前阻止。

 

无奈之下，一百多村民昨天上午集体到瓯北镇政府讨说法，但仍然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复，百余村民一直坚持到昨天下午五点多才不得不回去。今天，缪北村的施工还在继续进行，敢怒不敢言的村民们表示他们将继续去请愿抗议。

 

缪北村民表示，当地政府打着修高速公路的名义强行占地，村民们拿到的补偿每亩只有四万元，但政府转手就以几十倍、几百倍的价格卖出去。大家对修路这样的公益事业占地很支持，但永嘉县当局却是打着修路占地的旗号，将土地占领并转让出去建商品房、工厂。

 

2009年12月25日，湖北省随州市进行了第三届社区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针对这场选举，民生观察工作室收到了随州市多个社区居民的投诉，重点了解了铁树社区等社区选举的情况。通过我们的了解和观察，发现社区选举还缺乏制度上的保障，法律上存在许多空白和缺陷。实际操作中又存在不规范、暗箱操作，忽视民意，政府和官员一手说了算的情况。

 

随州市的这场选举对社区居委会主要候选人采取的是等额、间接选举。我们走访了几个社区，许多居民根本不清楚有这场选举，等额选举更让居民们对选举失去兴趣。而像铁树社区一些想参与这场选举的居民又被排除在会场外。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这场选举前夕，居民们不仅显得漠不关心，随州市城区甚至出现多张要求辖区主要官员滚出去的大字报。

 

铁树社区居住的主要是原随州市棉纺厂的工人，在地域上隶属于随州市曾都区西城办事处。铁树社区的选举与居民反映的情况主要有：

 

1、  采取代表间接选举制而非居民直接选举。目前，城镇社区居委会选举依据的主要是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对于居委会选举办法，该法规定，居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本居住地区全体有选举权的居民或者由每户派代表选举产生；根据居民意见，也可以由每个居民小组选举代表二至三人选举产生。

 

这次选举，铁树社区采取的是居民小组选举代表投票的办法。铁树社区居民因此质疑，按相关文件的解释，直选是社区居委会选举的发展方向，为什么不能采取居民直选或每户派代表选举的办法？

 

即使要采取居民小组选举代表选举的办法，组织法明确规定应“根据居民意见”，可铁树社区的居民说，根本没有人事前征求他们用何种方式选。

2、  居民小组选举代表选举与构成的情况。铁树社区分南、北二个生活区共6个小组，2009年12月14日上午，第一、第四小组进行居民代表选举；下午，第二、第五小组进行了选举；15日上午，第三、第六小组进行了选举。居民们反映，选举前没公告、没有“组织学习”。

 

居民们反映，选举时居民投票率不高，投票过了一会就没人投了，“选举时很乱很不正规，有人一次抓七、八张选票去投都没人管”。

 

铁树社区六个组这次共有六十八名代表投票选举居民委员会成员。六十八名代表中，居民直选的代表共三十六人，每个组六个人。这六个人中，每个小组的管理成员包括：组长、信息员、二名委员都在其中，只有剩余的二名是真正的“老百姓”；这批代表的候选人是由组长提出七名候选取人，七人中选取六人；

 

第二批居民代表是铁树社区居委会所属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共十六人。

 

第三批是特邀代表，主要是位于社区内各单位、机构的人员。其中有铁树学校主任、铁树医院院长等人员。

3、  居民委员会主要成员实行等额选举。随州市这届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于2009年12月25日正式举行，铁树社区居民委员会的选举于这一天早上七点半左右在在铁树职校举行。

 

这次铁树社区居民委员会要选举产生主任、副主任和三名社区委员共五人。社区主任、副主任各一名实行等额选举，社区委员实行差额选举。12月23日，选举委员会公布了候选人公告。该公告明确说明候选人由随州市西城办事处党工委提名。居委会主任和副主任各提名了一名候选人，社区委员推荐了四名。

 

25日上午进行正式选举时，有五、六名警察到现场戒备。选举时，有二名选举代表在会场“发了脾气”，二人对等额选举等问题提出了质疑，还重点谈到了近几年铁树社区收支不公开、社区主要官员没进行述职、述廉报告。

 

闻听25日进行正式选举，铁树社区一、二十位居民当天早上也赶到了选举会场，结果被阻止进入，居民们与现场警察发生了争吵。

 

尽管出现了上述种种问题，铁树社区的选举还是“顺利”、无悬念地完成了，当选人几乎全是上届原班人马。

 

对于这场选举，铁树社区居民在给随州市民政部门的申诉信中说，“我们认为西城办事处党工委，这次对铁树社区第三届居民委员会的换届选举提名推荐，未按照法律法规办事，必须向铁树社区居民公开认错，纠正错误”。

 

随州市烈山居委会的也进行了选举，25日参与投票的一李姓居民代表告诉我们，他们社区选举的情况和铁树社区差不多。他不知道候选人是怎么来的，到会场后就开始“打勾”，选举很快“顺利”地结束了。

 

25日选举前夕，随州市城区多处出现写有要求西城办事处党工委书记李汉阳等人滚出去的大字报。据称警方曾对这张传单进行了调查，西城办事处双龙寺社区的居民被人指称干了这事。

 

而在随州市开发区望城岗社区（原望城岗村），25日的选举并未能进行。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9-12-29

 

民生观察工作室获悉，今天（2009年12月28日）上午，武汉市汉口北垃圾焚烧发电厂周围的一批居民进行抗议活动时，遭到早已等候的警察等众多人员强行阻止，二名居民代表被抓。同样在今天，在北京的退伍军人继续申请游行示威未果。

 

据今天被抓的汉口居民杜先生向民生观察介绍，近日，汉口北垃圾焚烧发电厂周围的居民通过发传单、张贴公告以及网上QQ群等方式，宣传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危害，并号召居民今天展开抗议活动。这些活动和计划同时被警方掌握。

 

今天上午九点多，杜先生等人按计划来到北垃圾焚烧发电厂附近的一个路口后，周围立即聚集了百余居民。居民们来后发现，警察、政府官员和大量便衣人员早已在此等到候了。九点半左右，当杜先生等人刚准备拉出标语时，立即过来许多人员抢夺他们的标语。杜先生还随即被带到武汉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在那里，武汉市的国保人员对杜先生进行了询问，要求交待这次活动的目的、组织者等问题。直到下午二点左右，杜先生才被释放。

 

在今天武汉居民的这场抗议活动中，有一位在现场拍照的居民一度也被抓，其手机被没收，照片录像被删除。

 

居民们反映，位于武汉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的这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现在已建得差不多了，明年初就将投产了。居民们说，这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比邻防汛堤，距当地18个楼盘直线距离均不到5000米，并紧挨客运站、国际批发市场、288军工厂等人口稠密区。大家非常担扰由此带的环境和健康问题。

 

同样在今天，在北京的一批退伍军人代表继续到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申请游行示威，这已是他们第七次申请了。今天参于其中的退伍军人代表王耘东发来消息说：

 

我们今天在军委总政上访的一部分人，代表几万名维权无果的复转军人，第7次前去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申请游行示威。我们据理力争，进行了义正严词地交涉，时间长达几个钟头。由于北京市公安局再一次不作为，无视宪法的存在，视共和国公民神圣权力于不顾，继续无理地拒绝我们的申请。

 

他们只给我们看了看他们自己写了个不同意的书面材料，但仍然拒绝给我们，我们当然不签字并郑重地告诉他们，我们代表几万名维权无果的复转军人要继续申请游行示威。我的北京电话为：13126798608.总后勤部上访干部杨兵电话：15926818171.我们今天的代表里面还有光荣参加过35周年阅兵如今流落街头无人管的女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