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

民生观察工作室获悉，此前被判刑十三年的湖南异议人士、中国民主党成员谢长发二审案有了结果，湖南省高级法院裁定维持原判，而谢发发的家人近日探视他时遭到监狱方面拒绝。

 

谢长发的弟弟谢长祯今天（2009-12-28）给民生观察发来了谢长发的二审裁定书，该裁定书显示谢长发案二审不开庭审理，裁定书上的时间是2009年11月16日，而谢长祯直到一个月后才拿到这份裁定书，谢长发的辩护律师至今还未收到裁定书。

 

谢长祯说，2009年12月15日，他到长沙中院了解他哥的情况时，才得到了二审裁定书。16日，谢长祯到长沙监狱探险视谢长发时，监狱方面先是给了可以会见的凭条，但随后又说谢长发在监狱里宣传政见被关“禁闭”了。

 

附谢长发二审辩护词：

谢长发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

二 审 辩 护 词

（谢长发的二审辩护律师提交）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受本案被告人谢长发的委托和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并经被告人谢长发本人同意，在谢长发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犯罪一案中继续担任其二审辩护人。我们将忠实地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的辩护人的职责，依法维护谢长发的合法权益。

我们认真审阅了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长中刑一初字第0036号《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一审判决”），仔细研究了一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据，并详细听取了谢长发对一审判决的意见，现结合本案案情提出以下二审辩护意见：

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谢长发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实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对谢长发的量刑缺乏事实依据，且严重超审限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

（一）一审判决将谢长发策划组建“中国民主党”、提议召开‘中国民主党一大’等活动，认定是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行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

1、关于谢长发向湖南省民政厅申请登记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南省筹委会”

辩护人认为：谢长发作为公民向湖南省民政厅申请登记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南省筹委会”，行使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公民结社自由的权利，其目的是想通过合法途径组建政党，这种行为完全符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至于湖南省民政厅是否批准，则涉及到行政许可的问题，但谢长发的这种行为本身并无任何违法之处，更谈不上构成犯罪。

2、关于谢长发和“中国民主党”成员或“民运分子”聚会，到北京、上海等省市进行“串联”

辩护人认为：谢长发的上述活动，是一种正常的人际交往，目的并不是为了颠覆国家政权。如果仅仅因为这些人是“中国民主党”成员或“民运分子”而不允许他们交往，那么，宪法赋予公民最基本的集会自由就无法得到保障。

3、关于谢长发对生活困难的“中国民主党”成员进行资助

辩护人认为：谢长发的上述活动，是一种正常的人道主义帮助，而不是资助他们去颠覆国家政权。如果说这种资助就构成颠覆国家政权，那么，我国政府还为生活困难的公民（含这些所谓的“中国民主党”成员或“民运分子”）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是否意味着我国政府也构成颠覆国家政权。显然，一审判决的这一认定是荒谬的。

4、关于谢长发“鼓动”他人加入中国民主党并要他人广为联络成员以发展、壮大该组织

辩护人认为：从现有证据来看，中国目前是否已经成立有民主党这样一个组织，尚无法证明。退一步说，即便已经成立有中国民主党，谢长发也只是“鼓动”他人加入中国民主党，而不是“鼓动”他人去颠覆国家政权。

5、关于谢长发提议召开“中国民主党一大”

辩护人认为：谢长发虽然就召开“中国民主党一大”提出了一个笼统的设想，但他在提出上述设想的同时，认为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开放党禁，因而现在召开“中国民主党一大”的条件还不成熟，至于具体召开时间，仍然无法确定。由此可见，谢长发提议召开“中国民主党一大”，与“颠覆国家政权”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综上，谢长发策划组建“中国民主党”、提议召开“中国民主党一大”等活动，行使的是结社自由、集会自由的宪法性权利，与“颠覆国家政权”无关。

（二）一审判决认定谢长发撰写的文章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畴，是对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关于民主宪政主张的无知，也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有关的国际公约的曲解

1、谢长发撰写的文章，其观点跟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关于民主宪政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通观一审判决所列举的谢长发撰写的文章，辩护人认为其主要的内容是：①改变现行体制，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多党竞争；②反对暴力夺取政权，实行执政党由人民选举产生；③在中国推行民主和宪政。

让我们再去回顾一下历史，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针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实施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鲜明地打出民主宪政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宣传民主宪政，抨击国民党一党独裁，例如：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文章：“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社论说：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也就是“确定人民有游行示威、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社论抨击国民党：他们说这一套（民主）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在指责国民党以条件不成熟为由拒绝实行民主时，《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刊文说：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而中国共产党认为）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中国共产党甚至还举例说明他们在延安解放区是如何保证实行民主的：“大字不识的农民也可以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只要在候选人照片前放一个碗，农民认可谁，就在谁的碗里放一颗黑豆”，并以此证明：任何“国情论”和“特色论”全部是无耻的谎言。

由此可见，谢长发撰写的文章，跟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关于民主宪政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谢长发撰写的文章构成颠覆国家政权，那岂不有违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张？

2、谢长发撰写的文章应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是公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有关国际公约享有的基本人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2004年3月14日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增加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这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于保障公民包括言论自由权在内的各项人权的庄严宣告。在今天，言论自由权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普遍承认和保护的，是一种具有普世价值基本人权：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规定：“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

　　虽然在谢长发的文章中，列举了其认为在中国存在的种种不民主的现象，并进而得出中国是一个不民主国家的结论，但这只是其个人思想观点的表达，不论是对是错，都不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如不能因为某人说中国是一个落后的三流国家就认定他在颠覆国家政权一样。

3、谢长发的言论并没有对国家安全构成“现实而紧迫的威胁”

虽然言论自由权在一般情况下不容侵犯和剥夺，然而如果言论直接危害了国家安全，则可以受到禁止。但是，认定某种言论是否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应受到严格的限制，否则就很可能侵犯基本人权。如何判定公民的言论是否危害了国家安全呢？辩护人认为可以参照国际上得到公认的《有关国家安全、表达及获取信息的自由的约翰内斯堡原则》。该《原则》第六条规定：“只有当一个政府可以证明以下事实存在，言论才可能以危害国家安全受到惩罚：（Ａ）该言论是有意煽动即刻的暴力行为；（Ｂ）该言论有可能会引起这样的暴力行为；（Ｃ）在该言论与暴力的可能性或出现之间有着直接且即刻的联系”。这一原则被概括为“现实而紧迫的威胁”原则，即只有当言论对国家安全构成“现实而紧迫的威胁”时，才能构成犯罪。本案中，谢长发撰写的文章中，没有任何煽动即刻的暴力行为的言论，客观上也不可能引起这样的暴力行为，对于国家安全显然不构成“现实而紧迫的威胁”。

4、一审判决认定谢长发撰写的文章超出了我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范畴，这是对宪法的曲解

（1）一审判决混淆了思想、言论和行为的界限。法律只能规范人的行为，而不能规范人的思想和言论。法律规定的义务，都是“行为”上的义务，而绝不会是思想、言论上的义务。通俗点讲，法律只能规定一个人可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而绝不会规定一个人可以想什么、说什么或禁止想什么、说什么。通观谢长发撰写的文章，无论是谢长发在文章中认为中国缺少民主、自由，还是其认为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统治必须结束，都是谢长发个人思想观点的一种表达，应属于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范畴。

（2）无论观点对错，均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特别是刑事法律责任。观点、看法有分歧，甚至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对错之分，是非常正常的。谢长发作为一个党外人士，他不信仰共产主义，这是他的自由，因为法律不能强迫人们信仰什么、不信仰什么。谢长发对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无可厚非，即便谢长发所发表的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性甚至是攻击性的文章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但也仍然属于公民的言论自由的范畴，是在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而不是在颠覆国家政权。观点的对错，可以进行商榷，甚至可以进行批判，但绝对不能因为其观点、看法是错的，就追究其刑事责任。现代法治国家，都将“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要誓死捍卫你说出自己观点的权利”奉为圭臬。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一）谢长发不符合颠覆国家政权的构成要件

1、谢长发主观上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故意

谢长发的言论和行为，只能证明谢长发有希望组建“中国民主党”和召开“中国民主党一大”的意愿，但不能证明谢长发有采取行动推翻现行国家政权的故意，这两者之间在法律上有着明显的、本质的区别。

2、谢长发客观上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

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客观方面表现是：犯罪分子用暴力手段推翻人民政府、夺取国家政权，或者窃取国家部分领导权后，实行和平演变策略，使国家政权蜕化变质，成为反动阶级对人民专政的工具。从谢长发的言论和行为来看，虽然他希望我国的政权性质发生变化，但并没有采取颠覆国家政权的行动去促进、完成这种变化，即没有进入“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这个阶段，也即没有“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

（二）一审判决认定谢长发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违反罪刑法定的原则

如果说谢长发的言论和行为构成犯罪的话，那么，他也只构成“滥用言论自由罪”或者“非法结社、集会罪”，但是，我国刑法并没有将这种行为规定为犯罪。显然，一审判决违反了我国《刑法》第3条的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三）谢长发的言论和行为根本不可能产生社会危害性，不应认定是犯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的规定，任何一种行为，构成犯罪都必须具有社会危害性，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社会危害性表现在行为人的行为可能导致国家政权被颠覆，从而危害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反之，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根本不可能导致国家政权被颠覆，则当然不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本案中，谢长发的言论和行为，根本不可能导致国家政权被颠覆，更不可能对我国的国家政权的稳固造成危害。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权因有人写了几篇文章、试图组建一个政党就被颠覆了，那么，只能说明这个国家政权太弱不禁风了。因此，谢长发的言论和行为，客观上不可能产生“社会危害性”，不应认定是犯罪。

三、一审判决的量刑缺乏事实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5条第1款规定：“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据此，判决谢长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前提条件是：谢长发是首要分子或者其罪行重大。但是，从《起诉书》指控被告的人数来看，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仅谢长发一人，而无其他被告人，既然本案只有一个被告人，那么，自然没有主犯和从犯之别，更谈不上首要分子的问题。同时，从《起诉书》指控谢长发策划组建“中国民主党”、提议召开“中国民主党一大”、撰写《中国民主党宣言》等文章来看，既然“中国民主党”没有正式成立、“中国民主党一大”没有正式召开、《中国民主党宣言》等文章也没有在互联网上公开发表，那么，谢长发的言论和行为就谈不上“罪行重大”的问题。而一审判决在没有认定谢长发是首要分子或者其罪行重大的情况下，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显然，这种量刑缺乏事实依据。

四、一审判决超审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6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受理上诉、抗诉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审结，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有本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是决定，可以再延长一个月，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上诉、抗诉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据此，本案一审的最长期限为两个半月。根据一审判决，“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以长检字[2008]第17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谢长发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9年3月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9年4月28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那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最迟应在2009年5月17日审结。但是，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未对本案“补充侦查”的情况下，直到“2009年8月28日”才作出一审判决，“2009年9月1日”正式宣判，超期了三个半月。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辩护人认为，谢长发的言论和行为，充其量只能说明他不认同四项基本原则，不认同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权架构，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异议者”，而不是“政权颠覆者”。在一个现代化的、多元化的社会里，这种政治异议者理应受到国家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法治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在此过程中，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有分歧是非常正常的，特别是在对待某些罪与非罪的问题上更是如此，但辩护人始终坚信，只有尊重和保护基本人权的判决才是公正的判决，才是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判决！

三湘四水，自古人文荟萃，历代英雄辈出。基于此，辩护人希望湖南高级人民法院运用法律和政治智慧妥善处理本案。

 

综上所述，辩护人恳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充分考虑辩护意见，根据事实和法律，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谢长发无罪。

 

谢长发的二审辩护人：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

                             莫少平  律师

马纲权  律师

                                 2009年11月3日

 

民生观察工作室获悉，今天（2009年12月28日）上午，重庆市粮食集团十余个区县的数百名下岗粮食工人集体到重庆市委门前进行请愿抗议活动，要求当局解决他们下岗及生存权问题，现场则有数百警察戒备。

 

据在现场的黄先生向民生观察介绍，今天到重庆市委来的主要是渝中区、南岸区、沙坪坝区、彭水县等十多个区县粮食系统的下岗工人，人数达五、六百人。在我们与黄先生进行第二次通话时，电话里人声鼎沸，黄先生刚谈到周围有大量警察电话就断了。

 

重庆粮食系统共有数千名工人，工人们一再上访主要反映他们下岗买断的问题。以彭水县为例子，曾因维权被拘留过的彭水县粮食工人代表梁明远此前曾向民生观察介绍， 1999年彭水县县粮食局在未知会下属各单位，就径行做出了「破产」及「买断职工工龄」的行动，这是违法的，整个过程中又采取欺上瞒下的手段，致使大量国有资产被盗贪流失。梁明远表示，1999年至2001年彭水县买断工龄的有200人，后又陆续买断的约700人，当初的买断是强制性的，不签字一分钱也不给。买断的职工只有社保，其他什么都没有，往后的生活包括住房、医疗都是问题。同时，不同单位的粮食职工被买断时，待遇也不一样。99年有6个单位的职工被买断，一年补贴600元，后又有一批10来个单位的职工被买断，依年资的长短，一年补贴1500元。

今天（2009年12月27日）晚上，民生观察工作室接到在京访民的电话，称她们正被关在北京一保安公司的“黑监狱”内，被关的访民多达二百余人。27日下午，我们还获悉几位河南访民因探视被关押的访民遭到殴打。

 

据了解，二百多访民被关的地方位于最高法院新信访接待室附近一处名为红寺村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大院子，院门处挂有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的牌子。今晚正被关在这里的河南访民郑德林向民生观察介绍，她是12月26日被从马家楼转到这里关押的。这里被关的访民来自全国各地。云南一位七十多岁名叫李本英（音）的老太太在这里已被关了46天了，而广西南宁的访民秦远富在这里被了三十多天了。

 

福建访民陈美莲说，她已三次被关在这里了。陈美莲介绍，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的这处院子内有好多间平房，房子很大，每间房内关押数十名甚至更多的访民。“这里的房子连看守所的房子都不如，破破烂烂”“这里条件很差，没有开水，没地方洗澡，也没厕所”。陈美莲说这里的保安很多 “有四、五队”。

 

湖南永州访民何保凤今晚也被关在这里，和何保凤一起被关押的还有她一岁多的儿子。何保凤是今天从天安门广场抓到这里关押的。

 

网上资料显示，安元鼎保安公司是一家与北京警方有联系的公司。

 

另外，今天下午民生观察还收到郑州访民刘仙芝的投诉，她反映，昨天，和她住在一起的一个辽宁大连的访民被抓到当地驻京办了。昨天下午她就和另一位河南访民到驻京办去看这位被关的访民。结果进去后，遭到驻京办人员阻止，双方发生争吵、冲突，刘金芝等二人遭到殴打。刘仙芝说她头上被打了个包，另外那位访民身上也多处受伤。

 

到今天，刘金芝还在北京一医院内治疗，但没人给她出医疗费。

民生观察工作室获悉，今天（2009年12月27日）上午，湖北省随州市拆迁户邓春华及其家人举着标语先是在随州市最繁华的解放大道一路游行，后在随州市最大的商场——随州购物中心门前的马路停下来，并堵住了马路，一度造成大批车辆受堵，同时引来众多路人围观。

 

邓春华是随州市文峰社区的居民，2008年，其家二层楼房子被随州市规划局以违章建筑名义强行拆除。强拆时，邓家多人被打伤。房子被拆后，邓春华将随州市规划局告上法院，后经随州中级法院终审认定，邓家一楼房子不属违章建筑，随州市规划局强拆邓家违法。

 

官司赢了后，邓家要求恢复房子原状或进行赔偿，但问题至今未解决。近日，占领邓家土地的开发商强行施工，邓春华要求执行判决后再施工。昨天，双方在施工现场形成对峙，110来后也未能解决问题，施工方还是强行施工。

 

在无奈的情况下，邓家被迫采取了今天的行动。

 

 

 

民生观察接深圳劳工志原者肖青山消息，贵州农民工文龙2009年三月十三日入职东莞市长安镇惠美成包装制品厂，进厂时没有签定劳动合同，没有购买社会保险，全厂工人没有工作证。

 

2009年11月1号，文龙在车间上班操作过胶机时压伤右手大拇指，导致骨折。工厂不给文龙提供治疗也不申报工伤，不支付工资，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2009年11月26日肖青山帮文龙向东莞市劳动局长安分局举报血汗工厂的违法行为。2009年11月27日长安长安劳动分局收到文龙的举报信后，不但不依法为人民主持公道，查处黑厂，反而造成文龙被血汗工厂老板无薪解雇。

 

2009年12月9日文龙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起诉，一直到今天（2009年12月25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包庇东莞市劳动局，不给文龙立案，也不说明理由。根据法律规定法院收到当事人的起诉状后应在七天内是否立案应书面给当事人回复。

 

今天上午肖青山特地和文龙去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查询，法院的立案厅工作人员和信访接待员告诉肖青山和文龙说法院没收到文龙的起诉材料，肖青山说我们打电话查询了邮局，邮局告知文龙的起诉材料已被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名叫龙伟的工作人员已于2009年12月9日签收，肖青山又和文龙去找信访和立案厅的工作人员，他们回答还是说没有收到。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肖青山和文龙在法院门口挂牌抗议“法院践踏法律，欺负穷人”。这时法院信访工作人员才跑出来，叫二人进去说材料已经找到。并且同意在2009年12月28日给予答复。

 

我们是温州市龙湾区永兴街道萼芳村村民，在经历了长达数年的行政复议、诉讼和合法抗争后，我们赖以生存的320亩耕地还是被政府违法征用了!2009年6月18日，政府对被征土地实施强制培土填方，我村数百位老人遭到了200多名武警、协警的殴打、捆绑、踩踏，多人被打成重伤，其状况惨不忍睹!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我国治国方略的今天，在党和政府三令五申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保护耕地的今天，温州市政府有关部门却以如此野蛮的手段对付捍卫家园的村民!在历经了“马拉松”式的法律救济程序以后，我们的合法权益仍然无法得到保障，我们感到绝望、悲愤!–法律的尊严何在？!社会正义和公里何在？!在此，万般无奈的我们特向上级有关机关申诉、向社会各界控诉!

 

一、本案的关键事实

(一)被征土地状况

萼芳村现有人口3800多人，而人均耕地仅0.25亩，70%的村民依靠种地为生，如果失去土地，他们将没有生活保障。此次被征土地为优质农旱地320亩，以种植蔬菜为主，占我村耕地面积近30%。政府的大面积征地行为引起村民的极大担忧。所征土地每亩补偿价格仅为5.8万元，至村民手中仅为3万元，人均分配2000多元。按照这种补偿标准，失去土地后许多村民的生活水平将大幅度下降，甚至失去生活来源。

 

此地块原来是基本农田。然而，在征地公告发布后的行政复议过程中，我们得知被征土地已于1997年划为建设留用地。政府对土地性质、总体规划所作的重大变更并没有通知村民、历届村委会也没有收到关于土地规划变更的通知。我们认为，对于土地性质、用地规划的变更这一关涉到农民重大权益的事项，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通知土地的所有者村民集体组织，村民们在规划的制定过程中享有参与权、知情权与表达权。这是对村民集体财产产的应有尊重，即使土地用途变更，也好让村民们有足够的时间对未来的生活安排作出准备。但在本案中，政府在村委会和广大村民不知情的条件下，将他们祖祖辈辈耕种的优质旱地擅自变更用途，这极大地伤害了村民们的感情，也给村民们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二)政府“瞒上欺下”，伪造征地报批材料、剥夺村民的知情权

 

    1、《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九的规定：征收集体土地，须经村民会议决定通过。然而，温州市国土资源局有关征地主管人员与原永兴街道工业副主任姜法宏为了达到欺骗浙江省人民政府认为萼芳村已同意征收土地的目的，竟然用2006年4月25日召开的村民代表大会村民代表签到表造假，–在该签到表的空白抬头处事后填写村民会议的议题为“关于土地征收”，在表格的“记录内容”处则事后填写“大会一致通过同意征收本村土地三百四十一亩”等内容。实际上，2006年4月25日召开的村民代表大会根本没有涉及征收土地的议题。

2、《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第28号)规定：“在征收土地前，要将拟征地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告知被征地农民；对拟征土地现状的调查结果须经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确认；确有必要的，国土资源部门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组织听证。要将被征地农民知情、确认的有关材料作为征地报批的必备材料”。

 

从形式上看，本案征地报批材料似乎符合上述规定，如温州市征地事务处与萼芳村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书、温州市国土资源局龙湾分局的《听证告知书》以及萼芳村村委会出具的《放弃征地听证的说明》等等。但实际上这些材料均不是萼芳村村委会以及村民们的真实意思表示，它们是在政府有关人员的操纵下、在广大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的。

 

首先，本案的大前提是–征地方案根本没有经过村民大会的表决，村民们对此根本不知情。那么，温州市征地事务处与萼芳村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书是否可以看做村民们对征地事项以及补偿方案一致同意了呢？实际上，这些协议书也是政府有关人员以欺骗、利诱手段签订的。时任萼芳村村委会主任的章联苏事后向村民们交代了补偿协议书签订的过程：

 

大约是06年3月份，原永兴街道工业副主任姜法宏召集涉及征地的永兴街道六个村的村委会主任和支部书记，要求他们签订征地意向书，并强调这不是正式协议，征地事项将来还要经过村民大会表决，六个村的村委会主任和支部书记依照姜的要求签字了；大约是在06年的7、8月份，姜法宏将六个村的村委会主任和支部书记请到泰顺县冬泉度假村。在度假村，永兴街道书记张崇林、工办副主任姜法宏等人要求签订征地协议书，遭到拒绝。张崇林、姜法宏等人仍然强调“不是正式协议，将来还要召开村民会议，还有好多事要签字”。在张、姜等人的再三要求下，六个村的村委会主任和支部书记签字了。此事在萼芳村只有村委会主任章联苏和村支部书记黄明莲知道，尔后在协议书上正式加盖公章也是悄悄地进行的。

 

从章联苏描述的征地补偿协议签订的过程看，政府有关人员存在欺骗行为–将正式的征地补偿协议轻描淡写地说成非正式的协议。另一个导致村委会主任在协议上签字盖章的原因则是众所周知的–在当下的土地征用规则中，街道办的有关人员、村委会主任等人均可从征地补偿金中得到数目不菲的费用作为“酬劳”或“奖励”。(村长贿赂选举费用达250万元–400万元，从征地中得到更多的好处补偿，否则从哪里捞到大批资金补此漏洞)利益的诱惑是村委会主任们敢于在村民不知情的条件下签字、盖章的重要原因。

 

因此，所谓的征地补偿协议，是政府有关人员的欺骗手段、征地规则中的利益诱惑的产物，并不能代表广大村民真实的意思表示。事后广大村民对征地事件的抵触、村委会在村民们的要求下拒收征地补偿款也足以说明这一点。征地报批手续中的重要文件是村民会议的表决意见，这是最能体现村民意见的关键所在。本案中这一法律规定的必备要件的缺失足以说明征地报批手续存在的严重问题。

 

3、所谓的《听证告知书》以及萼芳村村委会出具的《放弃征地听证的说明》也存在严重不实之处。温州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称：征地补偿方案已在事先告知村民，并张贴《听证告知书》，萼芳村村民没有人提出听证要求，萼芳村村委会也出具了《放弃征地听证的说明》。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捏造事实。有关《听证告知书》的内容根本没有张贴公告!在萼芳村只有极少数村民知道此事。原萼芳村村委主任章联苏承认，《放弃征地听证的说明》是在镇领导的授意下制作盖章的，此事连村书记都不知道，村民们更不知道。而可以证明在征地前已将有关事项告知村民的萼芳村委会的会议记录也属于伪造的。这种做法完全剥夺了广大村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意见的权利。

 

综上所述，本案重要的征地报批材料均系伪造，温州市有关部门以这些虚假的材料欺骗了浙江省人民政府以及国务院行政复议司调查组的领导。

 

(三)违背承诺，导致村民更大不满

  在我村村民向浙江省人民政府、国务院提出就征地事项的行政复议后，温州市龙湾区的有关部门为了防止他们弄虚作假违法征地的事件败露，一方面派人阻止我村村民上北京参加行政复议；另一方面则召集村民代表、村干部召开协调会(2008年4月11日)。在协调会上，双方达成了七项协议，其中包括：减免萼芳村老人公寓中心建设有关基础设备配套费用；尽快落实萼芳村二、三产用地指标；追加萼芳村二产留用地指标，以发展壮大萼芳村集体经济；等等。在这七项条件中，最重要的是“追加萼芳村二产留用地指标，以发展壮大萼芳村集体经济”，考虑到萼芳村人多地少、大多数村民依靠种地为生这一事实，我村村民强烈要求追加萼芳村二产留用地指标以保障村民实际的生产生活水平，作为同意政府征地的条件。实际上，在协调会召开以前，温州市龙湾区有关领导曾经多次承诺，将追加萼芳村二产留用地指标、以弥补大规模征地给萼芳村造成生产、生活用地不足的问题。尽管征地将给萼芳村带来很大的损失，我村村民为了顾全大局，仍然同意将此条件作为同意政府征地的重要前提。

然而，政府并没有信守承诺，最后明确告诉我们，追加萼芳村二产留用地指标已经不可能，但征地工作仍然要按照原计划执行。政府有关部门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将导致萼芳村村民的重大财产损失，引起了广大村民的极大愤慨。这也是引发6月18日村民集体抑制政府强制培土填方的重要原因。

 

 (四)征地决定作出已逾两年仍未开发，政府有关部门仍然强制填土、野蛮殴打村民

 

根据《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征用土地不得闲置超过两年，否则由国家有关部门无偿收回。本案的征地决定(浙土字A[2006]-0142号、浙土字A [2006]-0145号、浙土字B [2006]-0116)号、浙土字B [2006]-0532)、浙土字B[2006]-0508号)的作出时间均为2006年，至2008年底均已超过两年，这些土地至今仍未开发，属于征地后闲置两年以上的土地。2009年9月26日国务院发布了一则《关于集约用地的通知》对于土地闲置满二年的，将依法无偿收回，坚决无偿收回或者重新安排使用。因此，上述征地决定均已失效。

然而，政府有关部门仍然决定执行这些已经失效的征地决定。2009年6月18日，温州市龙湾区有关部门组织武警、协警200多人，头戴钢盔、手执警械，出动挖掘机多辆，对萼芳村的土地实施强制填土。村民们怀着悲愤的心情守护在自己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土地上。令人发指的是，执行任务的武警、协警野蛮地殴打、捆绑、踩踏村民，共有数十位老人被打伤，数位被打成重伤，至今仍在住院治疗。(例如，老人黄光宝妈被武警推倒后昏迷、抢救一天后苏醒，双脚严重受伤，至今不能行走；老人阿兑儿妈被打倒在地当场昏迷，经医院诊断为脑震荡，至今仍在住院治疗；村民张崇星则被反绑在地，被警察脚踏颈部、锁喉，导致耳膜震裂、双耳失聪，经医院诊断为重伤；等等)。

 

二、我们的要求

鉴于征地过程中的政府伪造手续、剥夺村民知情权、野蛮殴打村民等违法情形，为了维护萼芳村村民的生存权，还法律以尊严，还人心以公道，我们特向上级有关部门申诉，向全社会呼救，提出以下正当要求：

(一)撤销违法的征地决定

由于本案所涉征地决定存在着上述严重的审批手续造假、未经村民表决、超过《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开发期限等违法情形，建议有权机关撤销本案的征地决定，还法律以尊严。

(二)如果基于公共利益确定需要征地，则应当给予村民合理的补偿

我国《宪法》修正案第二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本案所征土地并不是为了公共利益，根据征地方案，所征土地完全是给一些私营企业使用。而且，其中一些企业并不是自己使用土地，而是用于转卖获利。同时，政府确定的补偿方案也十分不合理，有违《宪法》精神以及党中央加大农民权益保护的宗旨。如前所述，所征土地每亩补偿价格仅为5.8万元，到村民手中仅为3万元，人均分配2000多元。但是，政府征地后的出让价格却可以高达每亩200万元以上(以毗邻被征土地的海滨工业园区的每亩出让价格150万元-200万元为参照)。差价是如此巨大!而他们给予被征土地农民的补偿却不足以维持基本的生存!!!这完全可以理解为：温州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与私营企业主联手对农民财富的掠夺!!!

如果政府真正出于公共利益确实需要征地，我村村民从大局出发应当给予支持。但根据《宪法》的精神以及党中央保护农民权益的宗旨，必须制定合理的补偿方案，村民拥有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补偿方案应当确保：征地后村民的生活水平不会降低；至少不能影响萼芳村村民正常的生活用地和生产用地。政府应当恪守原来的承诺：追加萼芳村二产留用地指标以保障村民实际的生产生活水平。

(三)采用出租、股份转让等方式，而不一定要征地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权。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依照这一中央文件的规定，萼芳村村民拥有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之权利。在我村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仅0.25亩的状况下，我村村民不愿看到祖宗留给我们的土地流失。如果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完全可以组织企业与我村村民洽谈出租、股份转让等方式取得土地的使用权，而不一定非要采取征用这一强制性的手段。这不仅尊重了村民们的选择权，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有利于斩断中间商贪得无厌的掠夺，对于急需用地的企业而言也是一件两全齐美的事情。

(四)尊重村民的基本人权，严惩6·18事件的组织、策划、参与者

发生于09年6月18日的强制填土培方、殴打村民的野蛮暴力事件实际上是一起以违法的征地决定为依据、严重侵犯人权的血案。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我国法治基本原则的今天，温州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制造的6·18事件严重践踏了萼芳村村民的基本人权，破坏了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践踏了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尊严。我们要求有权机关依法严惩6·18事件的组织、策划、参与者，责令其向萼芳村群民赔礼道歉，并向被打群众赔偿全部损失。

看了我们的申诉书和6·18殴打村民事件的录像真相，你们有何感想？!社会正义和公理何在？!法律的尊严何在？!恳求中央诸位领导派遣工作组莅临我村实地调查，公秉执法、严惩肇事者。归还耕地，还村民的生存权。保护村民的合法权益，是政府官员的神圣职责。

 

 

温州市龙湾区永兴街道萼芳村全体村民

总代表：方岩寿 13157711378

方德淼 13806881373

陈占鹄 15168796700

        2009年12月

 

2009年6月暴力征地伤人视频

民生观察工作室访民志愿者王丫头消息，到今天（2009-12-25）下午，我们又获悉江西、辽宁、河南多位访民因声援刘晓波遭到关押。

 

江西新余访民朱菊如今天上午10：20分刚到北京市第一中院，就被北京市在现场的国保人员认出并带走，带走时间是10：25分。朱菊如随后被带到了附近的北京八宝山派出所。到这里后，朱菊如发现了民生观察上午报道的上海毛恒凤、李豫生等四位访民和辽宁杨立才杨立新二兄弟访民，以及河南的陆勇。

 

李豫生在警察询问她时，她说她就是08宪章签署者，她愿意陪刘晓波坐牢。下午，四位上海访民被派出所交给了上海驻京办人员。杨立才杨立新兄弟俩则被交给了他们在北京朝阳区驻地的派出所。

 

陆勇据称是前天刘晓波案开审时到法院现场发放黄丝带的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到今天下午四点多，陆勇和朱菊如还关在派出所内。

 

另据悉，在广州的网络维权人士、公民记者北风今天从深圳罗湖海关去香港时，在罗湖海关被留置两小时，一个挂着值班队长的警察很有礼貌地对北风说，接上级通知，这次要阻止你出境。

 

北风前天曾通过TWITTER现场直播了刘晓波案开庭的情况。

近日，民生观察工作室收到正在北京上访的内蒙古阿荣旗数十位工商业主打来的电话和投诉信，反映当地警方强行扣押他们大批经营物资至今未退还补偿。

 

据业主们介绍，他们是阿荣旗那吉镇及其它乡镇的个体民营小企业主，主要经营汽油、柴油。业主们说，当年他们响应政府号召发展第三产业进行经商，个人出资申请获得了工商部门的批准并颁证，依法从事成品油经营，许多人办起了加油站。

 

1999年5月，阿荣旗公安局在没有工商、税务部门参与的情况下，先后对阿荣旗二十五家从事成品油经营的业主进行所谓整顿并巧立名目索要钱财，不给钱就抓人，先后被刑拘的业主达十余人。当时警方强令对已拘人员交钱就放人，交多少钱办案人员说了算，收完钱不给任何正式发票，有一部分人员给出了白条。

 

1998年到1999年，阿荣旗公安局打着自治区《关于控制劣制流通油》文件的旗号，不管是从大庆市等正规厂合法渠道购进的油，不管是润滑油还是食用油，见油就扣，不让扣就抓人。所扣的油送给了与公安有关系的加油站销售。这期间，几十户业主共被扣了117.5吨的汽、柴油。

 

针对这个情况，几十户业主十余年来一直上访不断，业主代表刑俊安因此被关在“黑监狱”内四十多天。后来，中央一位官员过问了此事，阿荣旗公安局被迫同意对业主们进行赔偿，但说只能分期赔偿。事实是到今天，业主们还未拿到补偿款。

 

                                                2009-12-25

民生观察工作室获悉，今天（2009-12-25）上午，著名异议人士、08宪章发起人刘晓波先生的案子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宣判，上海访民毛恒凤等专门从上海来到北京，结果遭殴打，到中午还关在北京一派出所内。

 

据上海访民沈佩兰向我们介绍，她、毛恒凤、金月花是今天早上七点多从北京专程到上海的，结果还在火车上时，毛恒凤就遭到多名男乘警殴打，导致她头上被打了个包、肋骨也被打伤。下车后，三人即来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前，当时现场有许多外媒记者和北京警察。毛恒凤于是上前讲述她今天被打以及以前的遭遇，结果警察很快将她、沈佩兰、金月花抓到了北京八宝山派出所。

 

到中午我们和沈佩兰通话时，她们正被警察要求做笔录。

 

另外，前天（12月23日）同样到北京第一中院声援刘晓波的河北访民陈连清，及其母亲和二个姐姐当天被抓到马家楼，昨天晚上陈连清在送往一护送站时跳车逃掉了，而其母亲和二个姐姐现已被送回了石家庄。

（2009年12月25日）

 

独立中文笔会强烈抗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本会前会长和现荣誉会长刘晓波博士11年有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2年，同时也向这位20多年来一直挑战文字狱恶法的勇敢同仁表达我们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崇敬，并在此转发国际笔会表达我们心声的声明如下：

 

国际笔会——在世界104个国家中拥有145个分会的世界领先言论自由组织，认为今天判决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是严重背弃他作为中国公民不可剥夺的人权。

 

在几百位中国作家、知识分子和市民体现勇敢团结的数周后，一场等于摆样子的审判，因刘晓波博士在起草和发表呼吁政治改革及人权的《零八宪章》中的作用，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他11年徒刑。

 

国际笔会会长约翰·拉尔森顿·索罗说：“刘晓波案是关于公认的国际人权标准，并非只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中国是一些国际条约和公约的签署国，不能在违背其本国和国际标准而行时得以免费通过。”

 

12月23日，刘晓波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审，其辩护律师参加了那两小时的庭审但被禁止透露细节。刘的妻子和外国外交官被禁止旁听，这个庭审很可能是为了减少新闻报道而与国际节日重叠举行。

 

当天上午，北京女作家刘荻（网名“不锈钢老鼠”）宣布，她打算以“08宪章的签名人和组织策划人之一”投案。她写道：“为了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也为了未来的人们不再因为自由言论和独立主张而入狱，本人情愿与刘晓波先生共案同罚。”她于开庭在前在法院外被抓走，据报被警方关押在一家旅店，将于今天稍后释放。

 

今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300多位《零八宪章》签署者发表了一份支持刘晓波的公开信，题为《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刘晓波于次日被正式起诉。

 

“国际笔会敬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冒着自由风险说出和写出自己思想的所有人们的勇气。”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玛莉安·博茨福特·弗雷泽说：“我们认同中国同仁的坚定信念，《零八宪章》必将为历史肯定为公民们争人权、争自由、争民主的正义之举。” 

 

 

《零八宪章》最初由300多名学者、记者、自由撰稿人和活动人士所签署，现在已有超过遍布中国的一万签署者。有关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信息，参见www.internationalpen.org.uk

 

有关刘荻的声明，参见www.pencanada.ca

 

背景：刘晓波最初获得国际笔会的支持是1989年，他作为被政府贴上“北京黑手”标签的作家、知识分子之一，因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中所起的作用遭到拘捕。早在他最近这次被捕前，刘已在监狱里总共度过了5年，包括1996-1999年的三年劳教，并经常遭到短期关押、骚扰及审查，是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因和平表达自己的意见而被关押的四十多位作家之一。刘晓波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刘荻是该会会员，于2002-2003年未经审判被关押一年。

 

国际笔会要求，中国根据所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异议作家刘晓波，以及被扣留所有因和平行使自己意见而被关押者。

 

国际笔会是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致力推进世界各地作家间的友谊和理性合作，为言论自由奋斗，代表世界文学的良知。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的145个成员分会之一，抗议中国当局对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监禁、骚扰、监控，致力于结束中国对互联网的监控和对自由写作的种种限制。   

 

联系人：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玛莉安·博茨福特·弗雷泽（Marian Botsford Fraser）: +1-416-413-4920，m.b.f@sympatico.ca,

独立中文笔会张裕，+46-8-50022792， wipc@penchines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