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14日,我出生在一个教师世家，父亲终身执教，哥哥原是教师，投身革命后当了机关干部，嫂嫂也是终身教师。1949年,无锡解放时,我才十一岁,小学毕业后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无锡梅村师范，毕业后又被保送入无锡师范继续深造。58年毕业后，被分配于无锡天元初中工作，59年调申新初中工作。在校品学兼优，工作时也被评为 “积极分子”、“优秀教师”。曾因工作中劳累过度，我晕倒在讲台上，后经无锡市二院手术治疗后，身体欠佳，在疗养院休养了8个月。复工时，因工作分配问题与学校教育科长龚纪文产生意见分歧而向厂党委反映，即被打击报复：他们以“三次不接受课务分配，两次不参加会议，擅自离校”三大罪状将我三开（开除公职、开除团籍、开除工会）。1961年由无锡市南长区专案查明：“申新校长室错了，华仲安应回原校复职”。1963年，中央再次责成江苏省委会同省团委、省总工会、无锡市委联合专案查明：“无锡市有关部门对华仲安同志的处理是错误的，应予纠正”，“这是党的政策的胜利”。可是由于我到北京告了状，无锡市却认为：“我去中央塌了无锡的台，我们无锡市委是代表党的，市委有了决定再到北京去，表示不服市委，不服市委就是反党”。因此，先后对我逼害40年，动用公检法等部门，对我全家关押、停粮、扣工资、打、砸、抢、抄，甚至关进精神病院，以至家破人亡。
一、 关于关押第一次我从北京上访回锡，无锡市收去了“中央要我来锡解决问题”的介绍信，当晚即由派出所以“找我谈话”为名，将我传唤至派出所，逼我检查承认“到北京去告状是错误的”。未达目的后，将我关进无锡市看守所，准备送我劳教。我母亲去省反映了“将我关押”的情况，回锡即被关进精神病收容所。直到我父亲带我母亲再次赴京，我才由中央责令放出。此时，我已被关押37天，而无任何手续。过后，我每次去北京回来，均要被关上15天，次数已无法统计，依然是无任何手续。唯一一次有正式判决的是1983年，无锡市信访局动用法院强套我宅院时，因我不服，从灶间出来一把将法院的文书投入灶膛，后经抢出，过后法警欲将我强行扭送法院而被逮捕。当时陪同法院来我家的侣桥居委主任袁良芬是唯一的目击证人，她在庭上依事实证实“是法警动用暴力企图将我扭送法院”的事实，逼使法院提供的律师也认为“构不成暴力，只能构成烧毁公文罪”。法院为强行霸占我家宅院扫平道路，依然判我二年徒刑（最高为三年），袁良芬也为此而被免职。至于用“露宿街头，到处乞讨”为名，将我强行收容在收容站关押二、三月那是家常便饭。
二、扣工资是惯常手法我不同意厂教育科长的意见，到厂党委作了反映，当即被扣发工资；我哥因没有听话“代弟弟写检查”也被扣发工资；我父亲因带母亲去了北京，反映了“他们将我关押”的情况，亦被扣去三个月的退休工资，直至其死，也未补发。
三、注销户口，停止粮食等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致人于死地！
众所周知，以前我们的粮食、布票、煤、豆制品等等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定量配给供应的。无锡市信访局在将我关进监狱的同时宣布注销了我的户口，停止了我的粮食、布票、煤、豆制品等等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当我父亲向中央反映后，由中央归纳成四个问题（关押、停粮、关疯人院及原开除处分），他们被逼将我从监狱放出，并由省专案查明了 “无锡市有关部门对华仲安的处理是错误的”，但我的粮食等一切生活必需品购买票证均未恢复供应。更为惨无人道的是，当时我妹妹还是一个在校学生，因户口和我同在一个户口本上，同样被注销了户口，停止了粮食供应。因为既无户口、又无粮食，连嫁人也嫁不出去，工作也不给安排，而被逼害至死，死时年仅49岁，至死都没有粮食供应，是一个中国式的“黑人”，死后尸骨无存。
四、多次遭受毒打，致残1、我哥哥华明被关工人纠察队“审查”期间，右腿被打断，牙齿被打碎。2、我妹妹文革中，因要其交出我们兄弟二人，而一再挨打至病。3、我在北京上访时，被中央信访局联络处工作人员打断右肋骨四根；在中南海喊冤时，被中央保卫局军官打断左肋骨二根；关押在工人纠察队审查期间，被毒打至昏死再用冷水浇醒，以至浑身是伤，还不给治疗，被逼喝自己的尿疗伤。
五、强夺我财产1、文革中一再来我家抄家，家中物品被劫一空，理由是“偷”来的，还开展览会拍照留存。但定案必需要有证据，为了找到我们“偷”的证据，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的前夕，还来第四次抄家，在苦无证据的情况下，被逼归还了我家极少一部分东西，大部分不知到哪儿去了。在补发我哥华明工资时，刚补助了二百元钱就耍起了赖皮，不再归还。2、83年抢夺我宅院，强占在宅基地。理由是我们在被征用的土地上拒不拆迁，后由法院判决，强制执行。我家房屋于53年所建，建时有无锡同意建造的批文执照；土地是土改中分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的土地所有证，占地二亩，上面种满花木，被当地称之为“花园小洋房”。1973年，无锡无线电技校确实为建食堂和宿舍征用郊区河埒人民公社协民大队9.75亩地(其中六队6.85亩,七队2.9亩)。我家是世居居民,不属河埒公社,而归属荣巷镇侣桥居委(主任即是袁良芬)管辖，而无锡无线电技校并未向荣巷镇征用土地（当时郊区公社与镇并存），这是其一；即使在征用协民六队、七队土地的土地征用调拨书上，也未有“征用需拆除的私房二间”字样，因此第一次81年要求法院判决时，法院也逼于苦无证据而未能受理，这是其二；第三，既然我家“私房二间”在其征用土地范围内就根本不需要82年再由无锡市城建局再出具“二间私房在其征用土地范围之内”的批复。82年，无锡市城建局的批复根本就是毫无根据的“画蛇添足”的不打自招（见附件、批文）；第四，世界上还从未有不付分文补偿而强制占有的先例（强盗例外），而无锡无线电技校至今未付分文拆迁征用补偿，何来征用之说？
六、关押精神病院是腐败官员的惯用手法1、62年，我母亲向省委反映了无锡将我关押的情况后，即被关进精神病收容所三天，当时无锡还无精神病院。2、94年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京开幕期间，我在天安门前大声喊冤“冤枉啊！青天大老爷，你在哪里啊？！共产党究竟有没有青天啊！”并撒“冤状”，随即被天安门的大批便衣警察抓走。该“冤状”据说被刊登在当时的《纽约时报》上。鉴于造成了影响，据我河埒派出所讲，罗干为此有批示，一定要无锡将我的问题妥善解决。但我被押送回无锡后的待遇是“被监控”。派出所派15个人24小时轮流监视我，连上厕所都有人跟进厕所，经过我一再反映，派出所被逼将公开监视改为暗中监控后，被我溜出无锡，再向中央反映，并于95年6月再次在天安门前喊冤、散发了冤状，即被无锡市信访局接回关进精神病院（无锡市同仁医院）。直至96年底，在我一再绝食抗议下，被逼将我放出。此间，我被关押了18个月[这是我第一次关进无锡市同仁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出院尚不足2个月，97年3月，北京按惯例要召开二会时，无锡信访局通知我到局，要强迫我接受“按教师待遇退休，不再去北京上访”，我未同意。从办公室出来，还未走出信访局大门，即又被预先准备好的便衣警察绑架，再次被送入精神病院。这次一进医院，我即绝食“以死抗议”，加上我出去后还未去北京，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事，医生也同情于我，因此未对我施用电麻仪、电休克等酷刑。信访局不得不表示“二会期间惟恐我再去北京制造影响”，答应我会议一结束，即行释放。这次我仅被关了39天，这是我第二次被关进精神病院。这两次的住院既无病历，出院也无记载。出来后，因我感到无锡市仍无“解决问题”的诚意，而我在锡已无保障，因此我再次到京，向中央反映了无锡信访局将我关进精神病院的情况，要求中央把我送进北京有权威的精神病院作司法鉴定，以查实我究竟是否患病，而中央仅一笑了之。在京奔波无果的情况下，我第三次到天安门喊冤。第二天无锡的人就来到北京。第三天中午，我又被关进无锡市精神病院，这次共关押了三年半，对我也用尽了电麻仪、电休克等一切手段。电麻仪是用最强的电流，一天两次，每次30分钟。上到最后，连医生也不忍再上，执行医生只要没有“领导”监督，就不予通电，即使通电也用小电流，有时根本连针都不插。时间长了,怕针孔消失，才用针刺两个针孔搪塞，否则的话，恐怕我是活不到今天的。同时医生也无奈地表示：“我虽然是病区主任，可是你的用药权不在我手里。他们要用药让你变成呆子，不能到北京去告状了才会放心。我们要吃他的饭，不得不听他们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次我共关押了三年半，其中，他们为我办理了住院、出院手续共12次，每次均是无锡市信访局 “陪同”并“代主诉”（见附件、医保病历），而我就在陆文华的控制下失去了自由。起先，陆文华对我家属尚保密，后家属知道后，我侄儿、姐姐一再去市信访局要求放人，而陆文华反而一再威胁他们，要将他们也关进精神病院，要他们自己考虑考虑后果。直到2001年底，经医生疏通，市信访局让我写了保证，不再去北京上访，如果再去北京上访，则愿意被终身监禁，才算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将我暂时释放考验。同时，将我哥哥华明继续作为人质，关在另一个精神病院（无锡市七院）。3、将我哥哥华明关精神病专科医院（无锡市七院）。1999年五十周年国庆，中央唯恐我哥哥和我一样会去天安门喊冤，制造影响，即通知无锡信访局，将我哥哥从北京接回解决问题，这正中无锡信访局的心怀，当即将我哥华明从北京接回，送入无锡市七院（精神病专科医院）。起初，医院尚不敢接收，将华明退至派出所，直到晚上才被逼收下。我哥在医院被关了3年又9个月，直到2003年6月华明病重，无锡信访局答应付给七院的华明医药费已欠至十四万，而我哥病重需重症监护，又要七院大笔花钱，七院感到不合算，便转院一推了之，让我领回。所欠七院十四万药费，后来才由无锡市信访局支付（见附件）。由于我哥华明是共产党的老干部，太相信共产党了，抱着你共产党要我死，我就死给你看的想法，每天大量服用了无锡市信访局要其吃的精神病药，致使目前精神滞呆，身患多种疾病（早博、老慢支、肺气肿、糖尿病）。出院后，虽然名义上给办了退休，实际每月只给348元生活费，可他每月所用的医药费已大大超过348元，我哥只能苟言残喘，勉强靠他人帮助维持生活。
七、全家株连，无一幸免1、我母亲因去省反映“我被无锡信访局关押”的情况，回锡即被关进精神病院。2、我父亲因去北京反映“我被无锡信访局关押”的情况，退休工资即被扣发达十八个月之久。直到文革开始才补发了十五个月，另三个月的退休工资至其死也未发，死后，连丧葬费也未发给。3、大哥华明因是其市委大院内的人（当时是市计委负责人），认为一切均系其指使，因此当面声称“我们要处理你”。从此，我哥职务一降再降，从市委调至南长区后，又调至郊区粮食局，后又从局内调至下属粮管所任粮管员。每逢运动，我哥必是审查批斗对象，理由是一贯管钱管物。运动结束，查无证据，只能称给你打打防疫针也是好的。他工资从原来的45元/月降至35元/月，文革开始后连35元也不发了，还被打断手足、打碎牙齿。1983年，强行霸占我宅院后，我哥不服去北京上诉，于59岁退休前夕，虽有40年工龄，却以旷工为名开除公职。虽然中央、省来市三级会办时，明确认定“开除公职是错误的”，但无锡市却不执行。直到1999年10月2日我哥被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服药，致使他目前精神痴呆、身患多种疾病，生活已不能自理。4、大姐华明亚因见我粮食被扣，千方百计支持了我粮票，便有人唆使我姐夫和我姐打架、包办离婚，并将我姐在水车湾26号的承租房强行封闭、收去，不让其居住，部分工资长期扣发，直至其死后一年才予以补发。5、二姐华明芬不属下放对象，强行下放。6、小妹华明惠虽是在校学生，却被注销户口，停止供应一切生活必需品；文革中一再挨打，封房后无家可归，连嫁人都嫁不出去，死后尸骨无存，连骨灰都不知到哪里去了！7、侄儿华南旬按政策应留城安排工作，但却强迫去苏北插队。诸如等等，无一幸免。综上所述，我仅因在安排工作时，与教育科长有意见分歧而去厂党委作了反映，而被打击报复开始，向中央上访后，又因塌了无锡市的台，进而遭到更重的迫害，所有这些，我已一再书面上书中央有关部门，可非但得不到解决，反而打击越来越大，以致家破人亡。有些人曾指责我，是什么人错就是什么人错，是哪一级政府错就是那一级，不能泛指共产党。而我是因上访，在你中央的眼皮底下反而遭遇更大的迫害，这能说是哪一个人或是哪一级的事么？共产党究竟有没有青天？青天大老爷又在哪里呢？当了执政党，还要明目张胆强抢民财，不是土匪是什么？！地方腐败官员还常用卑鄙恶劣的手段，向外界谎称我的问题早已妥善解决，而实际上我正被秘密关押、拘禁、上刑。在此，我含泪叩请包青天、记者为我伸张正义、讨还公道，在审查、采纳、报道之中能常来关心我、保护我全家生命安全不被地方腐败官员继续打击报复，谢谢！
江苏省无锡市河埒口孙蒋新村大孙巷272号 T： 0510 –85811319
华仲安 身份证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