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天国，出生于1953年，现年56岁，中师学历，小教高级职称。1976年参加教育工作，多年来一直在红安县高桥镇高桥中学任教，专职体育教师。期间，我在湖北大学体育学院、县师训中心进修，并获得“荣誉证书”和“优秀学员”称号。辞退后为了不让我去上访，我被返聘回高桥中学继续任体育专职教师，但每月工资只有380元。
2004年红安县在“一次性解决民办教师问题”工作中，由于红安县拥有绝对权力的领导没有按省【2001】14号文件规定的“考试要以相关学科为主”的精神，即在小学语文、数学、中学英语三门学科中任选两科作必考科目，因此我被迫参加了毫不熟悉的小学语文、数学的教学方法的考试。我的体育专长在文化和业务能力没有得到发挥，自然而然我就进入了低分的行列，所以才被辞退。
就在红安县“一次性解决民办教师问题”工作启动前，我就多次找了相关领导强调：我要以体育学科考试为主，语、数再另选一科，但领导们置若罔闻。转正工作中，我又12次找了领导，但领导们还是我行我素，我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在多次和领导论理、论政策无果，领导们一意孤行的情况下，2004年教师节这天，我在县委办公室服下了大量的农药，然后向楼顶跑去，决意跳楼，被办公室工作人员死死拉住……随之而来的就是领导对民师的强词夺理、哄骗、欺上瞒下、拘留的手段。
在权力大于法律、大于人权，人性、良心、道德均被泯灭的红安县领导层里，我们这些弱势群体要想得到公正公平的待遇，难于上青天！至今仍旧如此。
2006年10月30日，我们在多方奔走无效，喊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情况下，我和霍爱珍、刘小社、夏汉莲、韩先贵四名已盖天命之年的民师相约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服毒自杀。我服下大量的农药后，又向天安门广场的游人们磕头，直磕得额头破皮，鲜血染红了面颊。然而，我们的维权行为是徒劳的。几次喝药后，造成我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经常涎水不断，眼视力减退很快，连电视上的大字都看不清楚。
同年11月11日，我们四位民师在服毒抢救脱险，身体尚未恢复的情况下，和此前（9月9日）在湖北省委门口服毒自杀的另五位民师被惨无人道的红安县政府一起抓捕入狱。想想我们在超低薪中守望转正，已为农村教育事业奉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在我们的人生步入老年时，却被毫无人性的县政府斩断了血脉，我们的生路在哪里？绝望之际，我和同时入狱的黄立华老师毅然选择了绝食，准备让自己的生命消失在政府的牢房里。
生，我们没有生路，死，红安县政府要维护“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的形象，不能让我们死，而且派专人照看我们民师，24小时监控我们的行踪。2007年10月31日，趁照看我的行政干部不备，我独自一人进入了县政府大楼从六楼窗口跳到附近四楼的顶上，跳楼时我前胸挂白纸大红“冤”字，后背挂“党啊，你在哪里”白底黑子匾。也许是我命不该绝，跳下来后并没毙命，但我的左脚踝骨骨折，脚骨骨裂。在这种情况下，红安县政府并不是送我到医院医治，不是反思改正自己的过错，而是不顾我的重伤把我送进牢房关押。狱中的我身痛、心痛交加。我想：这就是我为共产党教了一生书的下场吗？到现在脚仍肿得老大，不能长距离行走。由于最佳治疗时机是在牢房熬过来的，致残终生。
至今，所有的新闻媒体的采访，上级下派调查民师问题的工作组都被红安县政府以各种手段通融、化解。没有一人真正深入到民师中进行实地调查、采访。就连民师们在北京请的代理维权律师，也被红安县政府化解，看来悲剧还将继续。
我们期盼，我们渴望，谁能替我们主持公道！
陈天国
2009、1
民生观察工作室整理发布
2008底到访民生观察工作室的陈天国老师
陈天国的教师资格证
陈天国任教期间获得的荣誉证书
陈天国获得的教师专业合格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