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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维权人士常雄发今天晚上被上海市静安区公安局江宁派出所三名警察传唤带走，传唤案由尚不清楚，可能与10月13日杨佳二审法院门口的抗议活动有关。

 

据常雄发的妻子今晚十一点半告诉我们，常雄发还未获释，常雄发的父母到派出所要人也未果。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8、10、16

 

2008年10月16日上午八点多钟，湖北省约７００名抗美援朝老战士聚集湖北省政府大门口要求就生活困难问题给予答复和解决。

这次集体上访，是因为9月27日由市政府杨局长主持听取老战士问题情况反映后，承诺于10月15日前给予答复，结果老战士们天天等盼至15日晚未见答复，逐决定于次日集体到省政府讨要说法。

今天上午八点多钟，年老体弱的老战士们步履艰难神态坚毅的从四面八方汇集省政府门口，他们当中最年轻的已达74岁，许多人在80岁以上，有的拄着拐杖，有的相互搀扶。大家遵纪有序的聚集在一起，同时拉起三个醒目的横幅：第一个横幅上写“抗美援朝老战士要求公平、公正、公理”；第二个横幅上写“坚决拥护改革开放”第三个横幅上写“坚决拥护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遗憾的是省政府没有人出来接访，于是大家相互搀扶自觉形成一支队伍徒步走向数百米远的湖北省委大门口，在省委大门口外的广场上，老战士们高唱“志愿军战歌”、“我是一个兵”等军旅歌曲。悲壮的歌声在横幅的辉映下，引来路人的关注和同情。

中午12点多钟，终于等到接访通知，接访的有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民政厅副厅长、省劳动厅副厅长、财政厅处长以及军转办工作人员。上访代表由5名抗美援朝老战士和1名企业军转干部组成。老战士的诉求主要是1、要求按照沈阳的做法予以解困；2、53年前享受供给制的事实；3、要求按照沈阳的医疗救助办法：报销95%的医疗费用。退休企业军转代表主要提出解困和养老普调混在一起的不合理现象。政府方面的表态诚恳和善，说政府对老战士一向关心重视，前段时间由湖北省副省长李宪生主持布置：责成劳动厅、民政厅、财政厅等部门拿出一个解困方案，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弄出来，争取在11月下旬之前出台，并会认真考虑大家的诉求……。

今天的上访总的来说气氛和谐，接访融洽，唯一的不如意是：“抗美援朝老战士要求公平、公正、公理”的横幅一度被公安收走，但在老战士们的强烈要求下得以归还。同时，对维持现场秩序的公安人员老战士们普遍感受到他们的同情和尊重。

 

 

湖北省抗美援朝老战士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６日

民生观察工作室供稿

民生观察上海志愿者报道，昨天上海近百位访民集体到北京声援段惠民上诉案，今天早上这些访民被从北京截回了上海，到上海火车站后，访民郭益贵因截访人员违背诺言，不放其回家，他对此表示不满后，即遭到上海市杨浦区信访人员拳打脚踢，他的眼镜被打坏，眼睛、腰部、胳膊多处被打伤。郭益贵报警后，警察竟把他带上一辆车说要带到一个地方进行关押，后郭益贵说要跳车才得以获释。郭益贵还说，他被带上那辆车后，从上海声援段惠民押回来的访民也被带上了那辆车，可能有访民遭到了关押。

 

另据悉，今天武汉市七位访民集体进京上访，他们（她们）于今天下午刚到北京。其中的访民戴幼萍打电话告诉我们说，除了她之外，还有高新、孙明明、肖昌海的母亲等共七人今天一起到了北京。戴幼萍说，他们（她们）这些人大都是在奥运期间遭到关押获释后进京的。戴幼萍在前不久获释时，她所在的当地政府曾承诺解决她承包的渔塘问题，但事实是她找村委会交涉时，不仅问题没解决，当地官员还威胁她再到北京上访就判她的刑。高新是因房子被拆上访，孙明明、肖昌海是因过去遗留的房产被侵犯而上访。前不久，民生观察刚报道了武汉访民王桂兰、胡丽等人集体进京上访的消息，今天是又一波武汉访民集体进京上访。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8-10-16

近日，正在北京上访的原山东省腾州市环卫工人王慎兰等人给我们传真来了题为“环卫推行奴隶制 枭张狼顾待职工”等多份文件，除了反映她被非法辞退的事情外，还反映了腾州市环卫处严重侵犯职工劳动权益的情况。

 

据了解，腾州市环卫处有一千余名职工，市区内每天要处理的垃圾有五百余吨，像除夕日等节日处理的垃圾多达一千多吨。现在，腾州市区的面积在不断扩大，垃圾越来越多。每天早上四点二十分环卫职工们就得上岗，有的职工骑自行车十几公里到车队点名，晚五分钟当场罚款十元。一个班一天要拉七、八趟垃圾。王慎兰说，保洁工清扫街道，正常三个人的工作量硬叫两人干完，每天要清扫路面二千平方米。

 

在劳动保障方面，劳保卫生费每人每个月只有12元，职工们说装垃圾尘土飞扬，每天都得洗澡，洗澡票一张三元，口罩一天一换，手套一天磨烂一双，又得开支两元，每月12元的劳保费用根本不够用。环卫工人天天和垃圾打交道，但环卫处几年不给职工进行体验。环卫工人张爱华干了二十四年清洁工，长期劳损得了职业病却不给检查身体，到了该退休的年龄也不给她交养老保险金，她到腾州市建设局反映时，被环卫处罚款300元，同去上访的马运新、孙学爱、张福兰也各被罚款一百元。保洁工王芳出了车祸也不被认定为工伤。清扫工具12个月只发8个月，剩余4个月由职工自行解决。在劳动报酬方面，职工们的基本工资每天只有8元钱，一个小时平均一元。干够8小时才算加班，加班费为每小时二点五元，一天一人给二元的计效工资，安全费一天一块钱。

 

2002年初，腾州市环卫处清理所谓的临时工，王慎兰等人因此被清理回家，而王慎兰从1988年就开始到环卫处上班，此时她已干了十五年。王慎兰等人说，她们干了一、二十年都不给转正，转正指标都被环卫处倒卖了，每个指标卖三万至五万元不等，一些领导的亲属也冒名成了正式的环卫工人。当职工们工资微薄时，环卫处二十多名高管人人享受专车接送，环卫处主任又花三十八万元购买高级轿车。

 

鉴于上述情况，王慎兰等人开始了上访，王慎兰因此多次被关押。2005年3月11日，王慎兰在北京上访时被抓回当地劳教了一年九个月，今年两会期间，她又被环卫处派人轮番监管。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8、10、16

 

在口头上，在书本上，在政府的公文里，到底权大于法，还是法大于权，这已是一个不用争论的结论：法应该大于权。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却不是这样，在一些掌握着人的生杀大权者的眼中，往往权比法大得多。下面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一、他被县委以一纸便条判了五年刑

邓桃一，这个现年63岁的跛脚老人，头发已经花白，脸上一片苍桑，身穿一件脱了皮的黑色劣质皮衣，常年奔波在他那茫然无期的上访路上，不知道洒下了多少眼泪，受过多少冷眼，挨过多少斥责！

邓桃一，1945年出生，1974年曾任湖南省隆回县县革委常委，县总工会副主任，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副主任。中共党员。1977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关押于隆回县看守所。1980年2月9日县委集体讨论，以“破坏社会秩序罪”由当时县委主要领导杜景芳、刘国隆、雷崇旺三人签名，盖县委公章判刑四年。因已羁押接近四年，判四年就快出狱了，所以后又加一年，判处邓桃一有期徙刑五年。

1980年2月县委判邓桃一刑的便条内容是这样的：“经县委集体讨论，认为邓桃一防碍公务，非法拘禁他人，诽谤中央领导，已构成犯罪，应依法判刑四年，强迫劳动改造。”

我们看看时代背景，1977年是个特殊时期，邓桃一被当时的军管小组批准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关押，是当时历史时期特殊情况。而要真正落实处理，还是有法可依的。当时的县法院对处理邓桃一案件时，有10个法官参加集体研究。有位副院长说：“邓桃一当时是县革委常委，这些会议他可以主持，我看不够成犯罪，材料应退回检察院，建议检察院撤诉。”有位法官说：“邓桃一派性错误严重，可以作行政处分，不够判刑。”最后达成一致意见：整个事件不够成判刑。但是当时的县委压着法院一定要判刑，法院不敢违背县委意见，只好提出：那么县委应该写个条子，要不然没有根据。于是县委才出具了那个判邓桃一有期徙刑四年的便条。

1982年11月6日，县法院又做出复查意见：“邓桃一上述事实存在，原审法院不同意判刑，县委研究判刑四年。后又签意见判刑五年。”

所以从整个判刑过程看，当时的法院是不同意判刑的，而是县委非判邓桃一的刑不可。邓桃一的五年徙刑，完全是县委利用手中的权力一手操办的。所以邓桃一说，他的判刑，既没有主审法官签名，也没有组成合议庭审判，既没有列出他触犯了法律哪一款哪一条，更没有履行判刑的各种手续。直至80年6把1日他在监狱里才同时接到起诉书和判决书，也就不奇怪了。

邓桃一在看守所关押了近四年，又到监狱服了一年多刑，精神受到严重摧残不说，妻子离了婚，家庭破碎了，真正一个妻离子散。天漏又遭连夜雨，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腿又受了伤，医治后留下残迹，一条腿跛了，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现在他年老体衰，生活无着，孤苦零仃。但是，他的意志还没有被摧毁，对被县委判他五年徙刑一直不服。他说我犯派性错误我承应，给我行政处分我也接受，但我没有犯罪，没有触犯刑律，为什么判我的刑？几十年来，他一直没有放弃他的申诉权力。他服满五年刑期后，一直向县法院和中院上访上诉，要求澄清他的错案，然而一次次的申诉，一次次的失败，谁也没有理他，大家都把他拒之门外。有人讥笑，有人歧视，他从没有恢心丧气，为争取自已的合法权利在苦苦奔波。

二、眼看见光明，突然阴了天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在市里当了一个不大也不算小的官，就找到了那位同学，谈了自己的遭遇，并请他帮忙。那位同学听了他的倾诉，平时也听到过他的一些情况，引起了他的同情，说只要案情如他所说的那样，重审应该有希望。于是邵阳市中院才受理了他的上诉书。

2005年3月，邵阳中院受理了邓桃一的案件以后，主审法官李××向隆回县法院调阅档案，只调阅到原县军管小组79年1 月5日立的36 号“邓桃一反革命”案卷8 宗。主审人认为有必要调审原一审法院的审判卷，数次电话催促，隆回县法院说该案卷已无法找到。事后得知，并不是案卷找不到，而是县法院某院长故意把案卷中的一审审判卷抽走，拒不上交。由此可以得知，县法院某些人的抵制态度是何等坚决。

邵阳市中院主审李法官根据他的调查和本人的申诉，于2005年10月14日写出了邵中立复字第48号“关于邓桃一扰乱社会秩序一案的审查报告”。报告的第六条做了如下“处理意见和理由”：

“主审人经复查认为，原判定申诉人邓桃一在文革期间参与派性斗争的行为事实成立，邓桃一亦未否认。但邓桃一认为是其履行职责的行为，不属扰乱社会秩序。这只能说明是在当时文革历史条件下，闹派性斗争的行为。其行为在当时是否构成犯罪，值得慎重研究。原判对邓桃一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徙刑五年，在法律程序上也是存在问题的。按照当时的宪法和法院组织法规定，还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必须组成合议庭，公开审判，被告人有辩护权，法院判决书上应有合议庭成员签名，并应该引用法律条文。据反映，一审判决是由当时的县委常委研究决定的。中共中央1979年9 月9 日发布的中发（1979）64号文件，已明确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因此，建议对本案进行再审，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隆回县人民法院重审。”

拨开云雾见青天，看来邓桃一的案件有希望了。可是，他高兴得太早了。隆回县无视法律的尊严，和公平正义对着干，非要把邓桃一的案子办成铁案不可。隆回法院申院长本来是邵阳中院的审判委员，要摆平这件事，那是太容易了。中院主审李法官的一腔正义，立即化为泡影。邵阳市中院领导强令李法官写出驳回书和终结书。邓桃一在中院的申诉成了死结。

        三、接待过他的法官都说是错案，县里一出面，马上被驳回

邓桃一本来是个不服气的人，他不能就此罢休。为了争回自己的权利，他只好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访申诉。凡看到他的材料的人，看完就说：你这个案子并不复杂，一看就是个错案，完全可以重审。2005年11 月，邓桃一来到省高院，省高院信访第二接待室刘法官接待了他，对他的案情非常重视，并给邵阳中院写信说：“此案发生在文革期间，应按中央政策处理，请你们认真接谈，妥善处理。”话虽然是些原则话，但态度是诚恳的。11 月2 1 日，邓桃一回到邵阳，找到市委领导接待处，市中院一位姓晏的女副院长。这位姓晏的女院长对递过来的信看也不看就说：“你这案子告到哪里都没用，我们已报终结。”邓桃一说：“现在是法治社会，你是法院院长，更应该讲法。你们驳回申诉，维持原判，是依据法律哪一款哪一条，给我指出来，我也口服心服呀！”女院长横蛮无理地回答：“我们不要拿什么法律来跟你讲，就可以终结。”看，原来法院院长办案是不要用法律的！

受斥责，遭冷眼，他已经习惯了。他坚信正义一定能得到申张。邓桃一又来到省高院。高院的法官们认真研究了他的案子，并由唐法官负责复查。唐法官按照办案程序向隆回县法院调取原审判材料。首先拖着不送，后多次催促下仅发送抽出原审法院审判材料的原县军管小组79年1 月5日立的36 号“邓桃一反革命”案卷8 宗。省高院一再催要原审法院审判材料的。隆回县看到省高院重视并插手调查，立时慌了手脚，不但不上交案卷，而且马上派一个副县长和两个法院院长去长沙，找到省高级人民法院。也不知他们跟省高院的领导使了什么手法，耍了什么名堂，省高院立即翻了脸，命令主审法官停止办案，写出驳回书。主审的唐法官不愿意违背良心办事，不同意写驳回书。于是省高院的领导另外指派曾法官出面写出“湘高法刑153号”驳回书，和“湘高法104号”终结书。邓桃一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又碰了个硬钉子。

                四、上京路上离奇事，层层阻扰失自由

开弓没有回头箭。邓桃一决心讨一个说法。同情他的法官也对他说：“现在虽然讲是法治社会，但法是由人来执行的。领导不讲法，我们也没办法。看来你只能去最高人民法院去试一试了。”邓桃一把自己收集的所有证据材料整理好，走上了去京城上访的道路。

2007年8月，在k2次开往北京的火车上，邓桃一闭目遐思：这是最后的希望了。他相信党中央，相信政府，一定能依法办事，排除阻力，给他一个合理的处理答案。这时，一个铁路乘警把他弄醒，专找他的岔子，查他的身份证，询问他到哪里去。他说是去北京告状的，乘警要他下车。邓桃一说：“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是我的权力，你凭什么要我下车？”两人争吵起来。他想，这个乘警怎么光查我的身份证？是我的样子长得像坏人么？事后他才得知，原来与他同去的人在另一车箱，看到县里特地派县法院姓朱的副院长暗地跟踪他。是这个跟踪的人向乘警打招呼，要他利用警察身份，把他赶下火车的。

这还不算。火车到北京站后，其他车箱的人都下了火车，唯独他乘坐的车箱不开门，把一车箱旅客关在车里。等了二十多分钟后，一辆小汽车开来，乘务员才打开车箱门。小车上下来的两人走上车，乘警指着邓桃一说：“就是他，就是他。”不由分说，邓桃一被两个人“请”上了小车，其他旅客才准许下车。原来是邵阳驻京办的人员为阻止他上访，如临大敌般把邓桃一截留下来。

在邵阳驻京办，邓桃一说明了自己上访的理由，驻京办工作人员用了各种手法阻止他上访，说有问题回去解决。邓桃一说：“在邵阳能够解决，我还来北京干什么。”驻京办把他送到由他们租来的房子里，并派两个牛高马大的北方人看守，不准他外出，限制他的人身自由。邓桃一跟驻京办的人又进行一翻理论，把自己的案情说了，递上了材料。说：“只要你们帮我解决了问题，我马上回去。”驻京办工作人员看了邓桃一的材料，觉得问题的确复不是他们所能解决得了的，才把他送到最高人民法院。

五、天天眺望北京城，只望云开天地睛

邓桃一在最高人民法院呈递了他的全部材料。受理法官仔细研究了他的材料，也说：“你的案情说起来简单也不简单，说不复杂也复杂。无非就是文革后期，县委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了你五年刑。当时的法院是被动的。这个案子我们作为工作人员不好表态，我会向领导汇报。你们湖南的问题很多，领导要一起进行研究，有结果我马上答复你。”邓桃一在北京等了几个月，年底又去找那位法官。法官说：“领导现在很忙，你的案子还没有研究。现在快过年了，你先回去，有了意见，我会告诉你。你的电话号码我都能背出来了：13036719168。是不是？放心吧！”

邓桃一回到了他的家乡隆回县桃洪镇，已经过了一个春天，还在等待着北京传来的好消息。可是，在这么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在强大的权力磁场中，法制还没有深入到某些当权者心灵的时代里，他能够如愿吗？但愿法律能能真正挺起胸来。因为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民生观察工作室供稿

民生观察近期连续报道了浙江省杭州江干区强拆民房的情况，昨天和前天，江干区的拆迁大军连续拆除了江干区定海社区四季青街道赵宝龙、马玉树和郭炳锡的房子，强拆时，当局出动了上千人马，此处的拆迁是为了建设钱江新城项目，由于钱江新城的拆迁涉及到数千户，因此此处的拆迁被称为杭州最大的拆迁项目。

 

今天，江干区的拆迁大军移师江干区弄口社区十二组，强拆这里最后的一户，沈春水的房子，据沈春水今天向我们表示，昨天晚上，江干区的公安、城管等人员就来到他居住地，他岳父家，强行将他们堵家里。今天早上，沈春水和他妻子欲外出时，遭到看守人员的阻挡。期间，沈春水的妻子还被那些人抓上了车。

 

沈春水说，今天早上六点半左右，江干区的公安、城管、政府人员及大量身份不明人员共六、七百人就到来他家，拉起了警戒线，很快就将他的房子拆除了。

 

据了解，弄口社区的拆迁不再是钱江新城的项目，而是杭州铁路投资公司在此进行的一枢纽工程进行的征地拆迁。弄口社区有109户因此项目被拆迁，沈春水是坚持到最后的一户，他一直拒绝签署拆迁协议。沈春水说，杭州铁路投资公司没有相关拆迁手续就强拆民房，他和其它的人曾到省国土资源厅进行调查，结果查不到对他们的拆迁许可证。同时，拆迁方还采取了先拆迁后办证等方法。5月9日，沈春水家的小房子被拆除，家中被停水、停电；5月11日，拆迁方在沈春水的房子三面搭脚手架，逼得沈春水无法继续在家中居住。

 

在拆迁补偿这一块，沈春水二间五层的房子共六百多个平方米的面积，拆迁方只给了275平方米的补偿，安置房还要二年半后才能入住。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8、10、15

 

 

民生观察成都志愿者报道：我今2008年10月14日上午九点多，在到省高院去路过成都中级法院时，见到估计有两百多上访群众聚集在该院大门口和两边，其中有一因拆迁而申诉的杨太婆和另一申诉上访的妇女还爬到大门的灯柱和平房上，与下面的人一起都在高呼共产党万岁！胡主席万岁！打倒司法腐败官！请牛敏院长出来接待！于是我就下车在此看了一天热闹！。

 

在现场见到的情况与上周二基本相同:不少冤民都是拿着自己的申诉材料等候在大门口，在高呼共产党万岁！胡主席万岁！打倒司法腐败官！要求牛敏院长出来接待无果的情况下，人们于是又各自拿出各种各样的申冤状、长达几米的大横幅、及塑料布双色打印的巨大冤状，一些人又将申冤状挂在身上及贴在挂在墙上、玻璃上和大门上。然后十点时因围观群众也越聚越多和法院大门紧邻大街，所以秩序很乱，随后不久就有法警出来并请来了派出所警察到场，进行劝导、疏散 、维护秩序。但是今天和上周二与以往不同的是，据我所见，法警 、 警察均未对上访群众采取过激行动，都是在心平气和地维持秩序，不过其中也出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新现象，比如:中午时有人说后大门有一因生效判决长期得不到执行的上访者，睡在了后大门口，使其车辆根本无法进岀。于是我就去到后大门，一看，真是有个男人睡在后大门口的，使其车辆确实无法进岀！可我返回前大门不久时，就听说后大门有法警和法官一道，对睡在门口地上的男人进行了一顿拳打脚踢的狠打，并强行将其抬上警车又打，幸在上访和过往群众的齐声极力声援相救下，才未遭更狠毒的毒打了。

 

今天估计还是有近二十人都是穿的同样的白色冤衣，胸前写有”强力要求纠正千件冤案”，背后写有”严惩司法腐败”下面又写了一个大”冤”字。在大街上来回走动时，很是吸人眼球！同时还有人在大门上挂有两幅”党中央关于信访工作的指示阳光灿烂！信访人的尚方宝剑！在信访工作中违反规定使用警力处置群体亊件————撤职丶开除！”的大标语。也有人含着泪水地不断高呼质问道：”难道非要我们上访人员变成人肉炸弹，才能解决问题吗？！”

 

后来直到下午快下班时，法院才有人岀来接待杨太婆。杨太婆听说有法官要接待她了，就立刻想下来了但她自己已经无力下来了，于是法警又去拿来梯子，与上访和过往群众等一起将她安全的接了下来。由于牛敏院长一直没有露面，只是一些中层干部出来接待，上访群众又都普遍不信任他们，因此，现场又是哭声骂声、控诉声一片，场面极其混乱。由于法院大门紧邻大街，现场群众喊声连天。大批围观群众与访民站在法院大门前对法院愤怒地齐声高喊，打倒腐败法院！打倒土匪法院！严惩犯罪法院！黑法院。不少上访群众都说：有些犯罪法官虽然已经或正在或即将受到应有的惩罚，但还有更多的犯罪法官尚未落入法网和由这些犯罪法官所办出大量的冤丶假丶错案，又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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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现场上访群众普遍说：因成都中级法院近年来判决了大批冤丶假丶错案，不服法院终审判决的再审申诉案件就高达4000件之多，不少受害群众申诉几年，有的长达十几年仍得不到依法解决。冤民中最突出的问题，也是抗争最惨烈、最坚决，最难解决的，当首数被强行征地拆迁访民，一些人无家可归，甚至被打得一身是伤，上访中挨打被拘留、被非法关押。其次是数量不少的下岗失业劳动者被企业非法解除劳动关系，工作几十年失去工作，却无任何养老医保安置生存保障，可地方当局及成都法院并不依法保护这些无辜者。因此，我们今天的行为，完全是被迫无奈所致。其实我们也不想这么做，我们找牛敏院长的目的，就是要他给我们一个何时答复、何时解决的时间表。听着她们的悲愤哭诉，很难想像今天过去了，明天还会发生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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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虽然听说后大门发生了”打人”亊件，但总的来说，给人的映像今天和上周二还是比以往要好一点了。因法警和警察在前大门未再对上访人动粗了，虽然门前的秩序仍是很乱，但是与以往相比又要好一点了。因为只要法警和警察不对上访群众动粗野，一般的过往群众，一是不会久停不走，二是不会起哄一起大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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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周虽然比以往明显地要好了一点了，但是根据该中院目前积案太多和有的问题还不是法院一家所能独立解决等的实际情况来看，要想要成都地方当局和司法部门自己把这些问题解决好，我认为依然是不可能，为了一方和谐稳定平安的需要，为此我还是谨呼吁全国人大和中纪委丶中央政法委以及最高两院，应速派联合调查组进驻成都中院和四川高院。

 

                                                               2008、10、15

 

 

 

 

因上次进京上访，武商集团野蛮拆迁问题未得到任何答复，2008年5月底，我再一次进京上访，遭遇北京警察搜包，被送至西绒线胡同37号，然后用大交通转至马家楼登记，于当晚5月29日晚由代表湖北省政府人员姓陈的一位年青人接出，上警车转送武汉市政府驻京办关押地东管头村。事先代表省政府的人员，那位姓陈的年青人承诺先安排大家吃饭，然后再受理个人案件这一条件，而结果是直接将我们大家关进东管头村。承诺没兑现，而导致我等一共十二人在警车先要饭吃，后致引发在警车上绝食两餐，其中有一位78岁高龄的老同志。5月30日中午由江汉区政府驻京办负责人宋主任，带到一招待所住地，有许多人员看管起来，5月31日早送上火车，晚上六点半钟到汉口火车站，陪接访人员万松街道办事处付主任樊齐军及武商集团姓朱的和不知名的一个人陪同我下火车，在汉口火车站东侧这个不知名的人当着樊齐军及其它陪教人员欧打我，随后，看管人员同行上街道办事处的面包车，将我再次关押于武汉市东西湖柏泉江汉区教育局教育实践活动中心，开始长达一百多天的囚禁生活。

 

不准我出房门，房内、没有电视机，不准我抽烟。不准我看书报，看见了书和报、就收缴。不准我说话，要我老老实实每天按规定坐在板凳上。还不准任何人跟我说话，一旦发现追究其责任。不准唱歌，连《国际歌》不准唱。奥运会、残运会，不准我看。

 

生活：囚禁了两个多月后，头发已经很长了，胡子也很长，一直在我强烈抗议下，于8月5日中午，才来人在我的房间给我理发。

伙食：每天早餐、两个小馒头，一碗稀饭，一点咸菜。中晚餐：一两个青菜，一点饭不足份量。时常有头天的剩菜，给我吃，几乎没有油水的伙食，让我从进班到出班就没有吃过饱饭。

七、在我睡觉时，两次蜈蚣爬到我的脸上。长期房内阴暗潮湿，下雨时，房内满墙上流水。

八、走廊两头的铁门，每天24小时锁着，由专人看守。让我插翅难逃。

 

在6月8日中午，我由于不堪其伙食条件、向看守提出加一点饭菜、看守人员李志强听到我说话，从另外一间房冲出来，恶狠狠对我说：“你闹什么闹，给我放老实一点”。我好言解释这一点要求为什么不能满足，何况今天过端午节。看守李志强说：“你算什么东西，你也配？”我说“既然我不配，你说我算什么，他又恶狠狠对我说：“你什么也不配，我是代表专班、代表组织、代表政府、代表街办，对你实行看押。”我又问李志强：“你即然都代表了，你跟我定个性，我这是个什么性质问题？”李志强说：“定什么性，你这条烂命，有什么可定性的”。 于是我对李志强说：“既然我是条烂命，我可以不要了”我说完后，头朝窗户撞去，玻璃整个碎了。我想死，我想自杀，我不堪这非人的法教班，形同黑牢，将我囚禁于这里见不到光的地方。

 

6月底的一天，我的14岁的儿子想见我，自已一个人跑到我所囚禁的地方柏泉，想见我，看门人不让进，法教班不让进，最后我辖区万松街办事外来人将我儿子送到社区，一星期都没有洗澡，他们却都对我说，你儿子在社区过得很好，每天24小时有人陪着你儿子，有人照顾你儿子的生活，你有什么话说，可以跟儿子写信。我当时就写信交给了街办的领导人，希望他们能转交给我写给儿子的信。至今现在为此信还没有到我儿子手上，我放出法教班这么多天，信也没有收到。

 

7月10日下午，我在房门口听到我的看守李志强站在大厅对其它人说：“今天又是我总负责，不想当领导都不行了”我一听吓一跳，他又要对付我，整我了，我无奈将铁片吞于肚子里，再次自杀，来解除我的痛苦，我想到死就没有痛苦了，死了就应该可以快乐了。

 

7月14日晚上，法教班公安局的警察吴国光代表专班找我谈话，了解我吞了什么东西，由于由看守李志强陪同作谈话记录，谈话不欢而散。

 

7月15日，早饭送来与原来的量减了一大半，一个小馒头，一点小碗盛着几口稀饭，我始绝食了，我再一次绝食自杀。

 

7月20日，绝食五天，街办焚齐军主任找人谈话，希望我不要绝食，配合他，同时可提任何要求，我答应他，配合他，但没提要求。

 

7月底，我的儿子与我的前妻听说我在法教班里我吃不饱，买了一百多元的食品及调味品，请街办周全进主任进班带给我，至今我出班也没有收到。

 

10月6日，下午，事办周全进找我谈话，我问他我儿子买的一百多元的吃的东西，我怎么没有收到，他支吾无语，最后说了一句，为我的安全着想。可我儿子花了一百多元的钱都不退给我儿子，我一问，他装着不知道。

 

8月初，同情我遭遇的看守，私下告诉我，看守李志强，在一次喝多酒对其它看守说：“我们就是把高新逼成傻子、逼成神精病，把高新逼疯，这样做我们目的就达到了。”看守私下又说：“他们简直没有良心，太缺德了，你高新又没有犯罪，又没有犯法，为了自已的合理舍法的房子和财产到北京上访，他们不是人，连畜牲都不如”。

 

8月11日中午，由于下雨，房内墙上的水珠直往下流，潮湿，关节炎发了，头晚一夜没有睡，软着无力躺在床脚边，突然，有许多人来到我的房间内，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很艰难地站起来，他们有人说领导来了，其中，有一人说：“高新同志，你辛苦了，”我上前问是哪里的领导。有人说这是市里的领导。我就跟这位领导握手请他坐，这位市领导问我吃得怎么样了，我说：“早上一点馒头一碗稀饭，中午、晚上就一两个青菜，又没有油水，我这一百七八十斤的人，就剩这一点本钱了，我指指瘦瘦的身躯，市领导说：“那得四菜一汤，”我又说：“我在这间房已经73天没有出这个房门了，这算什么？”市领导又问：你睡得怎么样？我说：“莫谈睡了，睡到半夜蜈蚣、蚂蝗都爬到脸上来了，怎么睡得好，蚊虫特别多，我这里没有驱纹的东西”。这位市领导没有就再问什么，起身离开我，临出门说了一句，“好好休息吧”。

 

8月12日，法教班负责人郭华冶查房，看到我，对我大叫到“你看你像什么话，把胡子刮它，”大叫的声音都变调了。昨天市领导来看我，还称商新是同志，今天法教班负责人郭华冶对我大喊大叫。我到底是不是同志，我很疑问这事。难道我不配称同志吗？

 

8月13日，我在煎熬着教班里的每一天，无奈之下，又想到死，了结自已的生命，于早上偷到一把水果刀，准备自杀了。又不想边累其它看守人员，等时机自杀，后被他们发现警察吴国光强行要我交出水果刀，还把我住的房间上上下下彻底的擦查了一遍，才放我回房间。

8月30日下午3点多钟，法教班负责人郭华冶查房，我正在房内走动。他恶狠狠地问：“高新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走”郭华冶叫起来喊：不准你在房内走动，你跟我老老实实在那里坐好，老实地待着，转身对门口的看守说：“你们都钉好，不准他走动，让他老老实实到那里坐好，一直要把他紧关着”。

 

9月4日下午5点多钟，法教班负责人郭华冶来到我房门口，看我站在卫生间门口，又喊，“你老老实实在那坐着，不准站着”。

 

9月13日为了更残酷的对付我，将我转到附楼上下铺八人间的学生房囚禁。整个窗户，被封了四分之三，直剩一缕光进房间。直到9月24号才放我出来。

 

从北京到武汉放出法教班一共119天的非人生活。在法教班，三次自杀，一次偷刀自杀未果，让我感觉到是生活在地狱里。人身自由没有，生活权力没有，个人政治权力没有，吃的东西不如猪狗，关着不如犯人。

 

我用山东快书的曲调，唱下这几句话。

法教班，黑监狱

进京上访，关柏泉。

吃的不如猪狗，

关着不如犯人，

一天早晚不见光，

不准出房坐黑牢。

我前后两次进法教班，在一个不到的时间里我被囚禁长达160多天。

家庭：儿子因我囚禁，中考失败，自已想读书，无奈借高利货一万多余元，让儿免强上了高中。

母亲：因我囚禁无音讯，于9月22日中风，生活不能自理，至今在医院，理药费无法付清。

我：囚禁这长时间，无任何收入来源无法担当养家糊口之责任，完全靠借钱来生活。

 

                                                        武汉拆迁户访民高新

                                                        2008-10-14

民生观察新闻稿

Civil Rights and Livelihood Watch,CRLW

民生观察推出医改建议书：医改需要“渐近”与“休克”疗法并行

2008年10月14日，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在其网站上正式公布了世人瞩目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医疗这一事关全民的重大民生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民生观察工作室是一个致力于关注中国民生问题的维权工作室，民生观察工作室主办人刘飞跃2003年就走上街头呼吁民众签名，要求政府降低药价，让老百姓看得起病。这一维权行动当年曾得到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刘飞跃因此被广州某报评选为2004年维权风云人物，并被称为民间健康维权第一人。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获知今年国家将推出医改方案后，民生观察工作室近几个月来一直在撰写自己的医改建议书，昨天医改方案出台后，我们又仔细阅读了这份医改方案草案，今天借机推出我们自己的建议书。

 

医改是个系统工程，对于医疗卫生体系应坚持公益性等问题，社会上已有共识，我们的建议书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重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已进行了很多年，改革一直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国家发改委昨天推出的医改方案再次强调要进行渐近式的改革。我们认为，渐近式的改革方式不是唯一的选择，“休克”疗法不应是个贬义词，对医疗卫生制度中的“以药养医”“大处方”等顽疾，政府就应该彻底进行改革，该出手时就出手，要敢于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我们的建议书认为国家发改委昨天刊出的医改方案中医改投入应以地方政府为主等内容需要改变，我们的建议书强调中央政府要负起维护全国人民健康权的主要责任。

 

民生观察工作室的建议书是一家之言，欢迎各界指正，本建议书已通过网络发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8\10\15

 

民生观察维权工作室联系电话：13308663980；传真：0722—3588161；网站：http://www.msguancha.com；电子邮箱:liufeiyue1970@hotmail.com。

欲退出此新闻发布名单，请来信告之。

 

附民生观察工作室的医改建议书：

 

医改建议书：医改需要“渐近”与“休克”疗法并行

中国的医疗体制变革，关系十三亿人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对政府和民众来说，这场改革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改革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如果失败，这不仅意味着老百姓又将继续在无健康保障的情况下煎熬，还意味着政府将承担没有履行职责的压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关乎到每一个中国人，医改成功与否不仅仅是政府一家的责任，人人都有献计献策的责任和义务。

一、医院体制改革等医改难题要有“一步到位”、不怕“休克”的决心和勇气。

现在，医院是中国老百姓看病维护生命健康权的主体。绝大多数的医院名义上是公立医院，产权属于国家，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国家对医院的管理权限逐渐下放，政府对医院的投入急剧下降，在我国公立医院的支出中，政府投入只占7%。①政府的投入不仅不够支付医务人员的基本工资，甚至不够支付水电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医院和医生不得不“开源节流”，不得不创收，其结果是整个医疗服务体系走上商业化、市场化的道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医院创收的途径就是卖药，即所谓“以药养医”。

当“以药养医”成为医疗机构的一个基本体制后，产生了诸多严重的、难以克服的问题。首先是药价虚高。即然要卖药赚钱，当然是药价高，利润也就越高。医药生产厂家利用虚列成本、“新药”换旧药等手段取得较高的药品定价从而与医院实现“双羸”。其次，医疗机构“以药养医”，最初的理由和初衷是为了维持医院运转，但许多地区的医院，尤其是条件好的中心医院，现在不再是如何生存的问题了，而是如何取得暴利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人性的使然，广大的医生们也积极加入了逐利的行业，他们利用“大处方”“大检查”等手段与药商大肆进行交易，回扣之风如洪水汹涌不止。据保守估计，中国供方诱导的消费或不必要的服务量占到卫生总费用的20%以上，其中药品浪费一项至少占到卫生总资源的12%。②

近一、二十年来，政府和社会想了很多办法，出台了许多政策，试图化解“看病贵”这一问题，如计划部门多次大幅度降低药品药价，实现医院收支两条线，实现药品招投标制度等等。尽管出台了很多举措，但收效甚微，老百姓看病越来越贵，其中重要原因就是上述的种种举措没有触及“以药养医”这一核心制度。

现实告诉我们，实现“医药分离”是医疗服务机构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从国际上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医药是分离的。任何改革都会影响许多集团和个人的既得利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更是这样。近年来，以医生为代表的医疗从业者，成为各地高收入人群。一些地、县级中心医院的医生的月收入（主要是药品回扣）达到数千元、上万元。医院、医生、其它医疗机构、其它从业人员、享受较高医疗保障待遇的社会成员，甚至各级卫生管理部门，都是目前医疗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医院体制改革必然要触动这些人和机构的利益，他们的收入可能会因此而下降，改革因此将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和抵抗。湖北一地区的医生在集体收受贿赂被检察机关查处后，医生们集体怠工，把能在当地医治的病人推到省级医院，一时造成武汉的医院病人大增，这一案例题就清楚表明医改面临的巨大阻力。

随着中国医改方案的出台和实施，政府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将提高，对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监管将大为加强，对药品的价格将实行严格控制和监督，各级医疗保障制度将逐渐建立，对药品流通的监管也将越来越来严厉。这一切都需要政府发挥主要作用，但令人担忧的是，以前的经验教训表明，由于法制不健全等原因，政府的许多管控措施失效，流入形式，并最终失败。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涉及到各个领域，涉及到千家万户。对这样一个顽疾进行变革难度是巨大的，医院体制变革与药品价格管制等尤其困难。中国的医改总体上如经济改革一样是摸着石头过河，是渐近式的，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已试行多年了。渐近式的改革是必须的，也是有成效的，但不应成为唯一的改革方式。对上述医院体制变革、药品价格管制等改革路上的拦路虎、硬骨头，就需要政府展现坚定的改革决心和勇气，该出手时就出手，并且要重拳出击。对那些需要彻底改革的东西，只要配套措施基本到位，就要坚决让改革一步到位，不要怕付出代价，不要怕“休克”（实际上也休克不了），患得患失只会招致改革失败。“休克办法”不能完全理解为贬义词，它有存在的客观需要和理由。对“以药养医”为代表的医疗体制，就要坚决将药房请出医院，要坚决管住医生手中的笔，要坚决刹住回扣之风和虚高药价。

二、明确医改方向和目标，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

据统计，2002年，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到只剩下15.2%。③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患者未就诊比例为48.9%（城市57%，农村为45.8%），④即有约一半的人看不起病。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在卫生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医疗排列在第188位，即倒数第四位，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2001年，全国卫生事业费总额为546亿元，其中中央部分只有35.43亿元,占总额的6.5%。⑤这一切表明，老百姓看不起病与政府投入不足尤其是中央政府投入不足有直接关系。

对于医改，现在社会达成广泛共识的是，改革后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必须坚持公益化，而非市场化、商品化的方向。追求健康并能够得到基本保障是一种公民权利，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利是政府和社会的基本责任。提高公众健康水平，以非营业为目的，应是各级医疗机构的主要目标。实现上述医疗卫生目标，政府责无旁贷。政府履行责任，首先就必须大幅度增加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

加大政府投入现在并无多大异议，关键是怎么投？投给谁？我们认为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至少在这几方面要保障投入。

1、鉴于医疗的公益性质和世界各国的经验，未来中国的医院仍将以公立医院为主，公立医院仍将占多数，营利性的私立医院占少数。既然是公立医院，政府至少要保证公立医院人员工资及医院日常运转的办公经费投入。

2、建立包括预防、传染病控制在内的公共卫生体系，政府必须全额投入。

3、建立全民医疗保险，需要政府投入，并且要加大政府投入比例，因为没有足够的投入，医保报销和赔付的比例过低，影响医保体系的建立和成败。

上述政府投入项目，以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是完全能够承受的。

三、建立全民医保而非财政预算国家统管的医疗保障模式。

国内有研究机构发布报告设计了这样的医改框架方案，即通过政府财政投入，按照确定的服务项目，体现为选定的诊疗手段和基本药物，向城乡居民提供大致均等的、免费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只需要个人分担少量成本的基本医疗服务。其核心意思就是患者到基层医疗机构就诊不用怎么出钱，药物、相关费用由国家付给医院。同时，该报告对患者到县以及县级以上，所谓二、三级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到这些机构住院诊疗，主张用商业保险和医疗求助的方式解决。

对于上述医疗保障与投入方式，一方面让人感觉回到了计划经济“看病不要钱”的时代，另一方面让人无法接受的是上述方案将病人住院这一块看成是“非基本医疗”，从而设计将这一块完全交给社会，国家不用投入。上述医疗保障与投入方式，只会带来低水平与低效率，实际操作起来会严重影响医疗服务质量和医疗事业的发展。政府放弃对所谓“大病”的责任，则回避了老百姓目前看不起病这一核心问题。更重要的是“看病不要钱”这样的思维方式，使医疗机构和人员失去了压力与激励机制，中国过去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已吃尽了苦头。

现在我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已推行了数年，城镇居民保险已在一些地区开始试行了，这三大医疗保障体系的运行，实际上标志着我国正在建立全民医疗保障制度。全民医保制度的建立，将使我国绝大多数公民获得基本医疗保障，降低民众对看病的后顾之忧和预期，刺激民众投资与消费。同时，全民医保，尤其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日渐建立，对满足农民基本医疗服务需求，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实现医疗公平，增进民众健康有重大意义。

医疗保险制度相对“看病不要钱”的政府统管制度来说，制度设计更合理，国家、社会、个人多方参入并投入，可以避免由政府唱独角戏，单纯地依靠行政手段带来的种种计划经济式的弊病。

在建立全民医保的过程中，建议尽量让所有的医院都能平等的接纳医保患者，从而让各医院之间形成竞争。同时，对那些服务质量高、医疗费用控制得好的医院进行奖励，反之进行惩罚，最终形成医院的压力与激励机制。

四、对解决非住院常见病问题的建议

我国目前实行的全民医保，主要针对的是住院病人这一块，虽然医保中的个人帐户可以购买药物，但目前个人帐户的筹资能力太低，尤其是农民个人帐户，有的一年只有几十元，对农民日常看病起不了主要作用。更麻烦的是，农村卫生室、社区医院、个人诊所等不能接接纳医保病人刷卡，民众还不能直接在这些基层机构使用帐户里的钱。

当前，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老百姓以非住院的方式在基层医疗机构看病的比例比较高，费用也偏高。农民的许多大病是由小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延误而致的。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认为首先应从当前的医保制度找出路，因为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障制度的主体就是全民医保体系。具体的做法，建议大幅提高医疗保险中的个人帐户筹资比例，并允许个人帐户中的钱能应用于包括农村个人诊所在内的所有合法医疗机构和药店。

现在，农村卫生室、社区医院等基层医疗机构，国家基本上没有直接投资，为了解决民众中常见病、多发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的问题，建议把这些机构改成公立医院或是具有公立性质，国家对其进行投入或补助，解决这些基层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工资等基本问题。

五、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政府天然的责任和义务。2003年非典时期，我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问题得到了充分暴露。根据各国的研究和实践经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应主要包括：1、计划免疫接触和管理；2、计划生育和妇女孕产期保健服务；3、儿童保健服务；4、结核病、艾滋病、非典型肺炎、鼠疫、禽流感、血吸虫病等重点传染病的防治。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和政治运动的原因，在农村建立了一套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该体系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随着医疗市场化，这一体系受到了很大破坏。现在，公共卫生存在防疫力量薄弱，传染病重新抬头等严重问题。公共卫生体系是整个医疗卫生体系的基石，公共卫生搞不好，公民的健康就不能说得到了有效维护，整个国民的健康水平将下降甚至崩溃。

鉴于上述原因，中国急需建立并完善包括乡村医生在内的防役保健队伍，国家应提供免费接种、免费保健、免费治疗传染病等服务。

六、对药品生产与流通体制的建议。

药品行业虽然属于市场行业，但药品有很强的专用性、毒副作用、药品识别专业性、使用权属于医生等特性，这一切决定了药品严格管制的必要性。由于药品的特殊性，必须强化政府对医药的研制、生产、流通等各个环节的管制，对医药产业实行苛刻的准入制度，对药品的研制和生产标准进行严格的控制，保证医药产业安全。

同时，强化医药产业的规划，通过产业整合，切实解决低水平重复等问题。管好一般药品价格，严格“新药”审批管理，重拳打击药品回扣和商业贿赂之风。                                                

 

民生观察维权工作室

2008-10-15

①参见：《新医改方案或废除“以药养医”》

②参见：《中国医改 问题·根源·出路》

③参见：《中国卫生总费用研究报告》

④参见：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报告

⑤参见：《中国医改 问题·根源·出路》

浙江省杭州市钱江新城被当地政府和媒体称为杭州最大的拆迁项目，昨天，我们报道了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钉子户”陈宝龙、马玉树被强拆的情况。今天四季青街道“钉子户”郭炳锡的房子又被强拆，七十五岁的郭炳锡因阻止强拆被现场抓走，而该街道的另一“钉子户”莫有才在10月8日就已被拘留，他妻子虽然昨天被迫签字接受拆迁协议，但莫有才到现在还未释放。

 

据郭炳锡的女婿王海根向我们介绍，今天上午八点左右，昨天那批千人拆迁队伍，包括江干区的公安、城管、保安、政府干部、法制办人员，钱江新城管委会的大批人马等再次来到他们家门前，拆迁大军开来了四部大型机器，一个多小时就将他们家房子拆掉了，而现场那些警察衣服上没警号，有村民怀疑这些人是冒充的。

 

强拆队伍来后，郭炳锡爬到他家二楼，试图抵抗强拆，但随即被现场警察抓上警车带走，现在下落不明。王海根说，他们家房子浙江省认定是国有土地，但杭州市当局却说他们的土地是集体土地。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按政策应“拆一还一”，可杭州市当局因说他们是集体土地上的拆迁，他们家三间五层共七百多个平方，政府只给三百多个平方米的安置房，安置房他们还要按每平方米千余元的价格进行购买。他家剩余的面积政府只按每平方米170元进行赔偿。

 

王海根说，郭炳锡是“老党员”，当过兵。面对强拆，郭炳锡一再说：“自己当年没死在战场上，现在却要死在共产党手里了”。 王海根也说，他自己活了五十多岁，还没见过这样不讲道理的事情。

 

今天，“钉子户”莫有才家的房子原计划也要被强拆的，但莫有才的妻子阿娇昨天被迫签字接受拆迁协议。阿娇今天跟我们说到，由于莫有才一直被关着，公公婆婆又逼着她签字，她没办法才签了部分文件时，竟在电话中哭泣起来。据了解，10月3日，江干区和钱江新城管委会派人到四季青街道莫有才等部分“钉子户”处张贴强迁公告时，莫有才与张贴人员发生争吵，一度把公告撕下来贴到一张贴人员身上。10月5日，四季青派出所传唤莫有才并关押了他十四个小时。10月7日晚上，四季青派出所再次传唤莫有才并宣布对他拘留七日。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8-10-14

 

“钉子户”郭炳锡房子被强拆

 

“钉子户”郭炳锡爬上自家房子拒强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