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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找一个词来形容现实中国政治所面临的挑战，没有比“制度创新”更为合适的了。自从中国政府提出要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概念以后，“创新”已经成为最为流行的政策术语。不过，在中国的政策话语体系里，“创新型国家”主要是针对科学技术和经济方面而言。尽管还没有在政治层面来讨论创新，但实际上，谁都知道，没有任何事情要比政治上的创新更为重要了。

很少有人会怀疑中国要通过改革而进行制度创新，但人们经常会简单地把政治创新和民主政治联系起来。实际上政治创新并不是说要仿效任何西方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仿效不来的，并且也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民主政治模式。尽管民主政治是个大方向，但民主只能是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创新的结果。

中国政治创新三层次意义

对中国而言，政治创新至少包含有三个层次的意义。

其一，改革现有的政治机制来推动和配合其他各方面的改革。

第二，改革现行制度来适应新的情况，消化社会经济变迁给政治体制构成的压力而求得本身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通过制度创新来建设新型的国家制度。

尽管第一和第二层面的变革也会涉及政治创新，但在这两个层面的制度创新仅仅停留在防守态势，政治改革不是整体改革的主体。只有在第三个层面，政治创新或者改革本身才能成为主体。

从中国的发展经验来看，迄今为止政治改革的重点应当说在前面两个层面上。并非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任何政治改革；但也应当承认以往的政治改革是辅助性的。

宏观地看，可以把到目前为止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是经济改革为主，政治改革为辅；第二阶段（自十六大以来）是社会和经济改革为主，政治改革为辅。

从80年代的先农村改革再城市工业改革，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再到1997十五大“抓大放小”改革战略的确立，经济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话语的主体。自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的改革，这个阶段的改革重点已经超越了经济改革范畴，重点已经转移到了社会改革上。在“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等概念指导下，开始了各方面的社会改革，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保和教育等等。社会改革一方面要消化和解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又要推进经济的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社会改革不能替代政改

经济和社会改革本身不是也不能替代政治改革，但这些改革对政治改革极其重要。如果说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在于民主化，那么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意义在于为未来的民主政治打下一个经济社会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民主政治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和机会。这已经为民主发展的历史所证实。一些西方国家在全球各地民主试验所出现的问题甚至失败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层面的政治改革也是很显然的。用中国的术语，在这个层面的改革就是要使得政治体系尤其是执政党能够“与时俱进”。这个层面的改革体现在历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到宪改等方面：从毛泽东时代的排斥市场经济到接受市场经济，从排斥私有财产到为正当的私有财产提供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从不容许民营企业家参政到把这个社会新群体吸纳到政治过程之中，等等。这些方面的变化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但它们已经实现了，并且都已经体现在制度上。

但也应当看到，这些改革也有局限性。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将近30年，中国社会已经积聚了巨大的变革能量。越来越多的因素在冲击着以往的渐进改革模式。渐进改革模式是否能维持下去主要取决于现存政治体制能否应付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但是，很明显，目前的问题和挑战已经不是以往具有防守性的改革和局部性制度调整所能应付的。国家层面上的制度供应不足已经成为了中国政治所面临的最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

中共须承担起制度创新责任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社会并不缺少制度创新。改革开放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和上面所说的种种创新分不开。然而，应当看到，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波又一波的急进分权运动，中国社会的制度创新大多在地方和社会层面进行。作为执政党，中共一方面推动着分权运动，但另一方面也一直处于防守地位，通过各种制度调整来应付不断产生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在很大程度上说，这种防守式的改革便是制度短缺的一个重要根源。很简单，在中国的现实世界里，尽管存在着不同的创新角色，但执政党仍然是唯一的国家层面的创新主体。从中外历史经验来看，尽管创新的压力来自国内外的方方面面，但所有现代国家体制的建设都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的结果。

中共要承担起制度创新的责任，这不仅对国家制度建设很重要，对执政党本身的转型也极为重要。任何政党能否得到多数人民的支持，其合法性基础最为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合法性已经从毛泽东时代基于革命的合法性转移到基于推动经济发展的合法性。中共和前苏联等共产党的区别在于前者有能力为社会提供经济利益，而后者则没有。但现在，中共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关键的发展点，就是要把自身从一个推动经济发展的政党转型成为能够为社会的大多数提供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政党。

所以，一方面，中共开始在逐渐把经济发展的责任移交给市场和社会的同时把国家转型成为规制型国家，从而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就一个良好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也开始把提高保证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能力作为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核心。而这种能力的提高所依靠的并非是简单的政治或者政策概念，而是需要一整套新型的国家制度。可以相信，以国家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政治创新会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成为执政党的首要议程。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坦率的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因此，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确实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如此等等。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关于民主，这是一个并不轻松的经久话题，但愿不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亲爱的同胞们：

57年来每逢今天，我们总是在听着一个“英明领袖”稍作变换地不断重复着为我们唱起新一年的赞歌：他说过去的一年是继往开来的一年；新的一年必将再创辉煌云云。然后列举一长串足以证明他创下丰功伟绩的数据，这些数据总是在增长，如果其中有某个数据出现减少的迹象，那一定是个有关祸害的数据。

若是年长者，一定还记得有过什么革命形式一片大好之类。在很多喉舌级别宣传中，我们所听到关于中国现状使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汇，莫过于什么“太平盛世”。各种宣传机器开足马力，为历史上那些专制帝王们歌功颂德，仿佛那些专制帝王，与中国共产党一样“伟大、光荣、正确”。

但是，我亲爱的同胞们，如果你们能够听见我——一个没有权势、地位、金钱，被剥夺了言论和行动自由的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声音，请不要离开。因为过去的一年，我们这泱泱十三亿的大国，并没有创造出什么值得称道的成就。

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我们依靠辛勤工作，每创造六块钱就要有一块被中央财政抽走，算上各级地方财政，我们不知道这一年工作下来，我们所创造的各种财富，究竟有几成留在了自己手上。而这些被抽走的钱中每六块又要有一块拿去供党政公职人员坐着高档汽车吃喝掉。

过去的一年中又有三千亿元被党政部门工作人员消费在饭桌上，2000亿元消费在了用车上，也就是说全国每人拿出380元供他们吃喝消遣，而380元在一些贫困地区是一个家庭半年的依靠。我们的孩子在素质低劣的教师手下受着那些更为不堪入目的教材的教育，即便是这令人忧心忡忡的教育，仍有大批的孩子被排除在外；我们农民和工友同胞们没有钱看病；我们文化传统仍在遭到进一步破坏，却没有什么新的文化因素融入到我们生活中；我们所有的高端军用产品和优质民用产品都只能依仗进口。也许当我们面对一名失学儿童的时候，只好这样自我安慰：“去受那劣等教育，还不如不受教育好些。”我们面对一位无钱治病的同胞，只好这要自我安慰：“送去医院里苟延残喘，将整个家庭拖入困境，还不如就此了结此生好些。”这是我们每一位国民的耻辱，因为我们在对我们的亲人和孩子犯罪！

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成了罪人？原因在于我们的政府和领导这个政府的党光吃喝和乘车就要从每位国民头上征收380元，而以2005年为例，每位国民，包括没有劳动能力的孩子和老人，都要向“国家财政”贡献2300元。而执政党和它的政府却只舍得从国民辛勤劳作中抽去的钱中返还给每位国民90块来喂养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接受教育、掌握科技、理解文化、拥有健康渴望。

5000亿不是小数目，按照民政部门公布的数据，2005年党政部门一共650万工作人员，而2005年中国农民的平均收入为3255元。也就是说：那些党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每人要一边开着高档汽车兜风，一边吃掉我们77000元，等于一位从事农业的同胞工作23年7个月零26天之所得！

这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不是凭空捏造，所有的数据均由官方自己公布的数据中换算得来，来自国务院、国家审计局和民政局的2005年的工作报告。如果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请去找中国共产党当局要一个解释。

我们无法知道，从我们辛勤劳作中抽去的钱都用在了哪些地方？我们只看到一栋栋富丽堂皇的政府大楼，却看不到我们脚下有一条象样的下水道。

譬如我们时常从新闻上看到政府——无论哪一级政府——正在筹建一个大型工程，以此证明他们的成就。那么我们同时也会发现，这些每一个耗费巨资的工程，没有一个在财务上是公开的。我们目睹着一切，却不知道这些动辄斥资千万甚至百亿工程，资金究竟如何运转，究竟有多少钱花在了工程上？在这片国土上，任何稍有份量的变动，我们都不知内情。没有公开就没有公正，是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这片国土上那些有份量的变动，其中公正的因素究竟几何？

当我们的双脚踩踏这片土地之时，我们没有国的感觉。这是每一位生在这片之上者的悲哀。生于斯土，长于斯土，却不能拥有斯土。如果将这个逻辑继续演绎下去，等于在说：我们每一位中国人，无论他是国家主席先生，或是街头求布施的乞丐先生，都是亡国奴！

没有异族入侵，我们的国因何而亡？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虚假谎言的包围中，足以笼罩十三亿人的谎言。我们已经连续几代人生活于其中，已经变得成为这谎言的一部分。我们似乎不再需要真相，似乎忘记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去寻找真相的责任，忘记了这个世界上除了生活在谎言之中，还有另一种生活：生活真实之中。57年了，我们不仅学会了对别人的谎言熟视无睹，甚至学会了对自己所撒下的谎言，也同样熟视无睹。因为那似乎已经变成了天经地义。

亲爱的同胞们，这不是我们自己。在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历史上，那些照耀这片土地数千年的名字如今暗淡了。投江的屈原、执节的苏武、忧国忧民的杜甫、精忠报国的岳飞、决死抗争的夏完淳……如果有人认可以上所列举的这些名字，是我们这四千年来荣耀之所寄。那请看看周围，在这片饱经风霜的土地上，究竟还剩下多少值得引以为傲的东西？我们没有了，我们的一切都已经被摧毁：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良知、我们世世代代赖以生生不息的属于这片土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甚至连天真的童稚，都已荡然无存。

同胞们，撒谎者大大地低估了民众的智慧和勇气，他们以为列举几个增长数据，就能骗得过全中国13亿人！过去的一年即便真的是令人高兴的一年，也只不过针对特权阶层而言。这是一个新年，这新的一年对于我们似乎毫无疑义，一年一年的轮回似乎只会重复一个可悲的怪圈。我们在这循环中毫无疑义地老去、死去，如同一部吞进食品制造出粪便的机器，磨损殆尽后没入尘埃。在这循环中，我们的家园渐渐在无声无息中被毁。而我，亲爱的同胞们，一个毫无权势、地位，不名一钱的政治犯，和你们——那些身处天涯或是海角同胞们——一样，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

把政府还给我们人民自己！

新疆教育部门歧视乙肝学生一事继续引起关注。全中国二千二百人联署要求北京的卫生部和教育部解释和澄清乙肝医学常识。而新疆律师张元欣透露，受到不立案和信息混乱的影响，新疆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勒令六十名携带者新生退学。乙肝岐视在继续。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的报导。

新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今年秋季开学期间取消十九名乙肝携带者初中生入学资格并将他们退回原籍。这一歧视侵权案件被新疆的艾滋病民间公益组织雪莲花揭露后，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然而，新疆政府不但没有采取措施纠正，反而取缔“雪莲花”组织，并举行新闻发布会，否认“乙肝歧视”。

多家乙肝携带者网站的网友十一月中旬发起致北京的卫生部和教育部的联名信，称新疆教育部门在新闻会上声称这些携带者初中生的传染性和威胁性是公开散布谣言。而根据国际公认的乙肝医学常识，乙肝通过血液、母婴接触和性接触三种途径传播。感染者不对周围人群和环境构成威胁，可以正常学习、就业和生活。

联名信呼吁，作为行业主管的北京的卫生部应尽快公开解释和澄清“与携带者共同生活、学习是否会威胁其它同学的健康”等问题。关注乙肝感染者的组织、北京的“益仁平信息咨询中心”负责人陆军，星期五接受本台电话访问表示：

陆军：非常有讽刺意味的两件事情：第一新疆教育厅开的这个新闻发布会是中国第一个因乙肝歧视开的发布会，而这个新闻发布会恰恰是为乙肝歧视张目、是在渲染乙肝歧视的气氛；第二个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是，在整个事件当中是教育部门而不是卫生部门非常高调地对乙肝医学常识进行解释，卫生部门却没有声音，没有覆行他们的职责。

据悉，参加联署的网友来自“肝胆相照论坛”、“战胜乙肝网”、“五味社区”、等七个乙肝权益网站，也得到了“北京爱知行研究所”、“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和“公民维权网”等公益组织的支持。截至到星期五下午联署已超过二千两百人，并继续开放签名。

在这起乙肝歧视案件中派出三名律师为学生提供法律援助的“新疆西部律师事务所”也签了名，该所的张元欣律师星期五就此表示： 张元欣：搞这一个联名信，要求卫生部对这个问题作一个正面解释，澄清社会各界对他混乱认识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对于避免乙肝学生因大三阳被迫退学是非常有效的举措。如果卫生部门对乙肝常识有一个非常权威的解释，恐怕大家、学校就不会对乙肝有一种恐惧感了。 据了解，不满被强行退学而提起讼诉的十名学生家长，在威吓之下全部被迫撤销对乌鲁木齐市教育局的诉讼。张元欣告诉本台，由于不立案和散布混乱的乙肝医学信息所造成的影响是：对乙肝患者的歧视持续而公开。张律师说，新疆高等工业专科学校最近有六十名乙肝携带者大学新生被勒令退学：

张元欣：我们那个案子一撤诉，新疆高等工业专科学校有六十个学生就退学了，那肯定是受那个案子的影响嘛，受到教育厅错误认识的影响。 记者：学生们有异议吗？ 张元欣：那就不知道了，反正有学生给我们打过电话，我们说你们愿意我们可以\x{5e5a}你们代理，有两个学生曾给我们打过电话，后来就没有联系了。 记者：那是刚入学的学生吗？ 张元欣：是刚入学的新生，（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都有。

受中国广大读者欢迎的《百姓》杂志主编黄良天被调离该杂志；有评论指出，黄良天的被调离不是正常的岗位轮换。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百姓》杂志是隶属于农业部的国家级综合性时政杂志，自2001年创刊以来，本着“透视社会、追求正义、探寻真理”的宗旨，作了不少为老百姓着想的报道，受到广泛欢迎；尤其是几个月前有关江苏江阴市野蛮拆迁导致人命案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不小震撼，《百姓》杂志由此声名鹊起、饮誉海内外。黄良天这次被调离后，据他本人说，将另有任用；他解释说，中央有文件：司局级干部必须定期轮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