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

一、被关进“学习班”强制洗脑四十八天的王道清老师
王道清老师是湖北省钟祥市的民办教师代表，我和他相识得益于我们随州民办教师的介绍。二OO六年上半年，我对随州市民办教师们的维权活动进行了多轮报道，在和随州民师接触的过程中，我就听说了钟祥市民师维权活动很活跃，老师们都很齐心，活动时出钱出物，很积极。湖北省各地民办教师前几次联合到北京及武汉上访行动都是钟祥市领导和策划的。因此，钟祥市被誉为湖北省民办教师维权活动的发动机。在钟祥民师中，王道清是一个领袖式的人物。
2006年6月底，听说随州有这么一个替民师说话的人，王道清老师和钟祥另一位民师代表张老师在随州民师的介绍下，慕名找到我。见面后，王老师拿出了一大包有关钟祥民师的材料，然后向我一一解释，并把材料毫不保留地给了我。同时，王老师还介绍了周边几个县、市民师的维权情况。谈话期间，当说到2005年10月份他们几个民师代表到北京上访时，当地政府对他们进行围追堵截，强行押解回来的事件时，王老师大为激动。他说：“上访这么多年了，看不到任何成果，又不能象西方那样搞游行示威”。我告诉他：“可以搞游行示威，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这么一个权利。哪怕你去搞一个游行的申请，对政府也是一种压力”。其实，我这些话只是说说而已，“游行”“示威”这些词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谈虎色变。
2006年7月10日，钟祥民师又开始了一轮大规模的上访请愿活动，参加的人数有二、三百人之多。当天下午，身在随州的我和王老师取得了联系，他告诉我，他们正在钟祥市政府门前。他还告诉我，他在前两天就将一份《游行示威申请书》递交给了公安部门，并于当天传真了一份给我，问我收出了没有。我以前告诉他的这个传真号是一个文印店的，听到他这么说，我于是立即到该店去拿传真书，结果店主躲躲闪闪说：“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传真书”。看来店主是被“游行”“示威”这样的话吓怕了。当天晚上，我再打王老师的电话时，却怎么也打不通。钟祥那边有老师告诉我，王老师可能被派出所的人监视起来了。由于钟祥市政府对钟祥民师这次上访请愿活动进行了干扰和打压，我和他们的电话联系很不顺畅。7月11日，虽然对他们的上访活动进行了报道，但很不完整和及时。过了几天，我得到一个消息，王老师和其它许多老师起被送进了“学习班”，自此，我便和他失去了联系。
2006年10月17日，我和随州两位民师代表来到钟祥市，当一路问到王道清老师所在的村时，看见他正在村头打牌，整个人消瘦了很多。看见我们来，他缓缓地站起来，领着我们向去他家走去时，他小声说：“刚才和我一起打牌的有一个是我们当地学校的校长，你们一下车，钟祥政府就知道了，这位校长是刚赶过来监视我的”。到王老师家后，王老师径直说：“长话短说，我刚从‘学习班’出来，他们把我关‘学习班’整整关了48天。其中，在党校关了30天，后又转移到宾馆关了18天”；“我的手机、座机，钟祥市政法委都给换了号”；“我现在暂时不能出头了”。这次，我们在王老师家只坐了几分钟，当我们出门时，那个刚才还在打牌的校长骑着摩托车赶了过来，他大概是担心我们又“密谋”了什么。而事实上，在极短的时间内，王老师还是为我们这次钟祥之行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二、出租车司机们的女代表
2006年8月7日上午，应一些退休教师的要求，我到随州市政府门前了解他们的上访情况。了解完他们的情况后，准备离开时，见政府门前，停了几十辆出租车，并且整整齐齐地停在马路的两边。我当时就意识到，可能这是出租车司机们在上访。见面前有两个中年男子，我上前询问：“你们这么多出租车到政府这儿来，是在上访吧？”；“我想了解一下你们的情况”。两名男子见我是一陌生人，很警觉，其中一位很不情愿地说：“这么多车到这儿来肯定是上访罗”。边说着，他们边想离开。这时，有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走了过来，刚才的两位男子说：“这是我们的张代表，有什么事你问他”。我向张代表说明来意后，她很镇定，也很大方，她告诉我，这次随州市的出租车上访主要是抗议政府客运管理部门胡乱收费，同时黑出租车又太多，抢了他们的生意。现在大家生意惨淡，生活难以为继。当我提出想在现场拍照并准备把此消息发出去时，张代表爽快地说：“那没问题”。下午，随州出租车司机们大规模上访的消息发出去后，几位海外记者打来电话采访了张代表。当我把张代表的电话号码告诉记者们时，我还担心她一个妇女，敢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吗？晚上，张代表给我打来电话，很高兴地说她已接受了好几个记者的采访，并且她还知道是香港、美国的记者，只不过最后她只问了一句：“接这些记者们的电话，电话费一定很贵吧？”
8月8日早上六点多，我的手机响了，拿起来一看是张代表打来的。只听她哭着说：“昨天晚上我们有两个司机代表被抓了，你赶快帮我们呼吁呼吁吧”。我说：“行，那你们的车撤了没有？”，张代表仍然哭着说：“问题没解决，我们决不撤”。随后，我赶到市政府现场，见到了张代表，她首先把两位司机代表被抓的情况详细向我作了说明，接着又张罗着联系两位司机代表的亲属，了解最新的情况，最后，她安排一辆出租车送我去见两位司机的亲属。
事情大概过了将近一个月，张代表突然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前几天，我遇到一个看守所的人，他说‘刘飞跃是一个反动分子，你们怎么信任他？’”；我说：“你看我像一个反动分子吗？”；张代表说：“不像，要是反动分子政府不抓你”，接着她说：“我们的事还要你多帮忙，我们以后还要找你的”。我说：“没问题”。
三、硬骨头代表李德才
李德才是湖北省武汉市东湖管理区湖光村的农民，70多岁了。2006年8月的一天，我在武汉见到了老李，当时快中午了，老李和一些人在省信访接待处上访。和一般上访民众不同的是，由于他们村位于武汉市郊，较富裕，他们是开着小车来上访的。由于当时信访局快下班了，我和老李简单聊了几句，了解到和他一起来的是他们村一些村干部，他们是为讨回原本属于自己村的湖泊而来的。老李还告诉我，他手里还有蛮大一个案子，发生在湖北省枝江市，当地政府强抢商户们辛苦创业创下来的商业市场。到中午了，我和老李相互留了通讯地址，便匆匆分别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给老李打去电话，我们聊起了枝江那边的案子。谈了一会后，我问老李枝江市那边是否有一些维权代表，老李很爽快地给了一个枝江代表的电话。那二天，我给枝江这位代表打电话时，她告诉我，“李爹爹”（李德才）已给她打了电话，让她注意一下接我的电话。接下来，这位女代表较为详细地讲述了枝江丰坪市场案。只是有点遗憾的是，她们没有相关材料和照片，这些东西全在老李那儿。和这位女代表谈完后，我接着给老李电话，他告诉我照片和材料他那儿都有，并且说：“过几天要到随州来买花盆子，真是巧，最近认识的两个人都是随州的”。
过了几天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老李来到了随州。当晚我们见面后，老李拿出了大量的材料和照片，材料厚厚一本，装订整齐。照片有几十张，老李还对照片进行了仔细的整理，一般的照片他都贴在一张薄纸上，一些重要的照片他把它们全部扫描到一张硬纸上。通过这些材料以及与老李的交谈，我了解到老李其实在枝江那个市场并没有商铺，他只是有亲戚在那边，大家看他敢于仗义直言，就一直选他做维权总代表。由于枝江这个丰坪市场原来是商户集资所建，市场搞活后，政府眼红，强行收回政府所有。这期间涉及到宜昌市、枝江市许多重要官员，有的已调任湖北省担任要职，其间关系错综复杂。老李在和我谈的时候说，他不怕这些当官的，他曾几次带领二、三十名商户进京上访，跑遍了北京的很多部门，但结果往往是他们被强行押回。在和政府官员们交锋时，老李还把一些当官们讲的吓唬商户、无视法纪的话录了下来，在他带来的材料中，我见到了一盘录音带。
2006年9月20日 ，我来老李所在的湖光村，了解他们讨要湖泊的情况。湖光村所在的团湖，过去一直是村里的集体财产，湖光村    村广大村民一直靠这个湖维持生存。在六、七十年代，这个湖被无偿平调给和平乡，村民们没有任何补偿，村民们自此失去了赖以为生的资源。从九十年代开始，湖光村的乡镇企业都跨了，许多村民无事可做，没有生活来源。现在，他们要求收回这个湖。
这天早上，我来到湖光村后，老李首先带领我看了他们悬挂在公路上的六组十八幅标语，其中有的写着“还我湖泊，还生存权”等内容。老李告诉我，就在昨天，武汉市东湖管理区派了大批的人员突然来到他家，说市长要来这边视察，标语必须取下来，老李和村民们当时坚持拒绝了这个要求。
看完标语，我来到老李家，刚坐下，老李的手机响了。接着我听到老李和电话中的那个人吵了起来。只听老李说：“标语是村民大会要求挂上去的，我个人无权把它撤下来”；“你别威胁我，我都70多岁了，杀头、坐牢我都不怕”。电话接完后，老李告诉我，电话是东湖风景管理区一位副区长打过来的，该区长在电话中威胁老李说：“老李呀，现在形式对你很不利，你再不撤标语，我们是会采取措施的”。老李告诉我，他根本不会理这些“鬼话”。这以后，老李又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说他们正在搜集这个事情更详细的材料，他们还会有新的行动。通过和老李的接触，我感觉他是一个敢说敢为的硬骨头维权领袖。
四、送来锦旗的马坪镇维权代表
2006年10月12日中午，我的手机响了，接电话一听不是随州本地口音，来人称他是广水市马坪镇的居民代表，他说他们镇上有一个化工厂，每天排出大量的有害气体，气味特别难闻，年老体弱的都受不了，希望我能为他说说话。
马坪镇离我们这儿并不远，接到这个电话后的第二天的上午，我们赶到了马坪镇。到马坪后，在这个镇的中心部位，有一处马的雕塑，在这里我们见到了等候我们的几个马坪居民代表。其中，前天给我打电话的姓董，另一位姓魏，二人都比较年轻。这倒令我有一点点意外，因为在这几年的维权过程中，我接触的底层民众的维权代表，绝大多数是年龄较大的人。见面后，小董和小魏立即把我们带到了附近的一居民门前坐下，并介绍说这家居民的斜对面就是那家排放毒气的化工厂——广水市鑫钼化工厂。我们刚一坐下，周围的居民立即围了过来，不一会就聚集了几十人。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有的说自己的小孩受不了这个气味睡不着觉，有的还拿出了自己住院的单子。其中，马坪粮管所的一位离休干部向我们详细叙述了自身的遭遇，他告诉我们，他是今年夏天刚搬到这儿的，他因受不了这家化工厂难闻的气味，病倒了，在医院住了好多天。看着居民们都有话要讲的样子，我感觉这家化工厂污染一定很严重。
随后，小董和小魏又把我们带到了附近的一中学居民的家中。刚一落座，屋里就挤满了闻讯而来的居民。这家房屋的主人姓周，他向我们介绍了一件非常有新闻价值的事。今年夏季的某一天，他和另外一位老同志去找马坪镇的镇长要求解决化工厂的污染问题，结果镇长不仅对他们发了一顿脾气，还说：“马坪镇情况特殊，只能引进这样的企业”；“这个化工厂每年交七、八十万元的税收，对马坪镇经济贡献很大，不可能关闭”。这些话让马坪居民看清了当地官员内心真实的想法。在马坪镇调查结束后，临走时，小魏拦住我们说，希望我们多关注他们这件事，并表示要给我们一点报酬，我告诉他，我们做民间维权，是公益性质的。
马坪镇这起污染案披露后，不仅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关注，令人意外的是，湖北当地报纸《楚天都市报》也很快进行了跟踪报道，并进而引起地方官员的重视，甚至“惊动”了省长。因此这家化工厂很快就被关闭了。化工厂被关闭的那一天晚上，小董给打来电话，说居民们正在放烟火庆祝呢。2006年 11 月 3日，小董和小魏及另外两位马坪居民来到我家，给我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的内容是“维权为民，服务社会”。从交谈中我们得知，化工厂被关闭后，还是触动了方方面面的利益，无形中小董他们还是得罪了一些部门和个人。因此，我知道这面锦旗他们是顶着压力送来的。
五、多疑善变的老何
老何是湖北省丹江口市的居民，多年来，他一直带领原均县（现老河口市）移民开展上访请愿维权活动。他们的案子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案子，大概的情形是这样，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在均县修建水库，整个均县县城要进行搬迁。当时还是十几岁的老何就随父母搬迁到了现在的丹江口市，而修的那个水库就叫丹江口水库。老何说，那个年代搬迁，国家没给任何赔偿，各人把自家的房子拆掉，用这些材料，自己建新房居住。对这个过程，老何作过调查，他说大搬迁时死了好多人。时间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令原均县的居民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父辈在丹江口市建的房子在居住了几十年后，政府却说房子的所有权不是他们的，政府要收回来。这个事在丹江口涉及到一万多人，大家都对此忿忿不平，为此，他们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上访活动。
我第一次遇到老何，他给了我许多他们的上访材料，通过这些材料及与老何的交谈，我了解到上述情况后，就对这个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老何讲“我们这个案子是惊天大案，涉及到整个城市的历史和现在，这样的事世界上都少有，你关注这样的事，会有风险的。你回家考虑一下，考虑成熟后，再来找我”。说完，老何把给我的材料全部收回去了。
一个多月后，我了解到国务院下发了有关大中型水库移民补偿的文件后，就给老何打电话，老何说：“补偿没有我们这些老移民的”。我于是表示说想最近到他那儿去一趟，了解一下他们的详细情况。老何说：“可以”。过了两个星期，临出发前，我又给老何打电话说：“我明天准备过来”。他说：“好”。随后，他还告诉了我如何搭车。第二天，在坐了近一天的车，经过了几百里的路程后，我到了丹江口市。给老何打电话不久，他就赶过来了。他说：“前面街头有几个石凳子，我们到那儿去坐会儿”。见面后通过他的眼神和言谈，我感到他对我仍不放心。不一会儿，另一位老均县移民代表赶了过来，她表示“我们还是到×××的家里去谈吧，街上条件太差了”。到目的地后，大家首先讲述了他们前不久的遭遇。前不久，他们到省城武汉上访，结果丹江公安闻迅追到武汉，老何被戴上手铐，强行押回丹江后，被行政拘留了十五天。老何说：“那个手铐铐得可紧了，现在许多代表都搞怕了”。老何还说了现在他的处境，“当地对他盯得可紧了，什么事都有人向上面汇报。我对他们说‘我打个屁你们都知道’”。
接下来我们谈到了均县移民的情况，谈到紧要时老何非常激动。我当时表示能不能把相关材料给我一份看看，老何忙站起来说：“你先和她们聊一下，我出去考虑一分钟”。随后，我谈了谈我的一些维权经历，包括一些成功的案例，听到这些，老何又显得很激动，多次有意无意地起身倒开水，并不时表示 “要是我们这些事报道出去了，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地方政府一定很恼火的”。整个谈话过程，我都注意到老何在犹豫不决，思想在挣扎。看到这种情况，我就对老何说：“我先去找地方住，你先考虑一下。行的话，晚上你就把相关材料带过来，不行的话，也给我回个电话，我明天好走”。说完，我就独自一个人出了门。吃罢晚饭后，我左等右等都等不到老何的人，也接不到他的电话。到了晚上9点半，我就给老何打电话，问他怎么没过来，他说：“我们不找你了”。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了丹江口市，当时在车上我想：“我们做维权工作，要是都遇见老何这样的代表，工作肯定是做不下去了”。
六、会聊QQ的鄂州农民代表王发首
11月7日离开丹江口市后，我就直奔湖北省鄂州市。在这里我要见一个农民维权代表王发首，。我是通过网络认识王发首的，王发首是湖北省鄂州市汀祖镇王寿村的村民，王发首今年四十多岁，和其它底层维权领袖不同的是，他会上网，会聊QQ，周围的人都很服他。去年以来，汀祖 镇在王寿村连续征地，办私立高中和综合市场。王寿村的地被征掉后，汀祖镇给的补偿标准很低，老王找来相关材料后，发现他们拿到的补偿款只有国家规定的一半左右，而镇上修路占用他们的田，补偿标准就更低。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老王的带领下，王寿村村民多次到省里、市里、镇里上访请愿。老王在QQ上曾对我说：“我带领群众上访，地方政府很恼火我，但我不怕，我的电话和QQ号都是公开的”。
11月7日下午3点多，我到达鄂州后，就给王发首打去电话，表示准备搭车到汀祖镇。老王说：“你在那等着，我开车过来接你”。大约半个小时，王发首和王寿村另外一个村民开着一辆红车就过来了。
上车后，我对王发首说：“我们先到征地现场去看看，拍拍照片”。老王说：“没有问题”，在车上，王发首向我讲述了汀祖镇及王寿村的许多事情。傍晚时分，我们到达汀祖镇，王寿村就在汀祖镇上。接下来，老王和那个开车的小伙子就带着我到各个征地现场进行了拍照。征地现场拍完后，我对老王说：“咱们俩合个影，你没意见吧”。老王说：“没关系”。于是他很爽快地和我站到了一起。忙完这些事后，老王请我到一餐馆吃饭，吃饭时，老王对我说：“你们这些人做这些事也不容易，揭露社会阴暗面，那是要勇气的”；他还说：“你们报道我们这样的事，见报好难的，产生效果更难，不过这些都没关系”。听到这些话，想到在平时的维权工作中，一些当事人总是问我“我们这个事怎么还没解决？”，又想到昨天在丹江口市的经历，不禁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吃完饭后，老王又给我提供了许多有关他们村征地事件的材料，并摸黑带着我到王寿村走访了好几户人家。走访结束后，他又把我领到他一个朋友家住下来，解决了我当晚的住宿问题。当我表示明天早上我就要离开时，老王说“我早上来送你”。我说“不用”。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悄悄离开了汀祖镇，没走多远，就收到了老王发来的祝福的短信。
                                                   2006-12-6

    撒谎的行为我们见过很多，可是像蔡武此人撒谎撒到如此厚颜无耻，如此惊世骇俗，就没有那么容易见到了。10月25日，蔡武在美国华盛顿“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费和中国研究讲座”上发表演讲，语出惊人地说：“中国的互联网是世界上最自由的新闻天地”！对中国政治现实稍微有一点认知的人，都知道这是弥天大谎，可是蔡武先生脱口而出。

    如果蔡武先生是一介平民，这顶多是道德问题，旁人肯定懒得管教他。可是蔡武不是一般老百姓，而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换句话说，从职权上讲，他是最有资格的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双料发言人。这个蔡武，就是这样代表中共和中国政府，在西方的学术机构撒下了荒谬到不可思议的谎言——中国的互联网是世界上最自由的新闻天地！

    这件事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谎言是中共政权的本质特点.任何观察、分析中共政治运作的人，如果不是对这样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就祇能得出可笑的结论；第二，政权的谎言本质，会滋生出以谎言为生存功能的人。蔡武如此坦荡发言，自己并不觉得好笑，恐怕连他自己都相信自己所说的谎言。在极权社会中，很多人跟着政府撒谎，但是自己都没有知觉，这是极权统治生存的秘密所在。于是，中共这样的政权仍然能够存在，就不是那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据北京人权人士胡佳消息，被关押的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的妻子耿和，11月24日（星期五）被跟踪的国保殴打。胡佳录下了与耿和的电话通话。事情经过是：高智晟的妻子耿和星期五下午在上街买东西时，因要求跟踪的国保人员保持距离，被两名国保严重殴打。事后半小时，她致电胡佳哭诉事件：“他们就骂我，把我的嘴巴牙齿全都打流血，小拇指头盖打的飞上去，衣服全都扯成碎片。两个男的打的我。”

无独有偶，11月28日（星期二），著名维权“盲人律师”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被警方传唤。晚上九点，袁伟静被十几个警察扔在村口，被村民发现后通知家人搀扶回家，大哥陈光福说：“不到九点时一个村民把孩子（和袁伟静一起被带走的）抱回我妈妈这边，他说袁伟静在村头趴在地上哭，他发现有两辆车十几个人把袁伟静抬下车，扔在地上拖在路边，车就走了。我去到那里看见有四五个看管袁伟静的在看，还有三四个村民围观。在村民帮助下把她搀扶回家，到现在她还不能控制自己，已经四十分钟了，到现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耿和和袁伟静被警察殴打和恐吓虐待的消息传出后，引发来自海内外各界人士的一致谴责。海外各大媒体BBC、美联社、法新社、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德国之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香港的明报、苹果日报、亚洲周刊等，台湾的中央社、中国时报、联合报等，美国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中文网络媒体博讯、新世纪新闻网、多维、观察、大纪元、看中国等，纷纷报道这两起令人震惊的暴行，也陆续采访了当事人和知情人，专家和评论人士纷纷撰文，海内外网友就此也纷纷上帖，强烈抗议当局和警察的非人性的野蛮行径。

尽管，中共在最近刚刚举办过掌权以来的第一次大型“中国人权展”，网上也传出中国准备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耿和和袁伟静的遭遇恰恰却说明中国政府并没有诚意，屡屡发生当局公然侵犯人权的事件，谁能相信建立尊重人权的“和谐社会”？

下面是海内外各界人士纷纷撰文强烈谴责当局的野蛮暴力行径。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发表文章：《强烈抗议中共国保当局对耿和、袁伟静的暴行》。文章说，我得知高智晟律师的夫人耿和女士遭国保大队毒打的消息，我从网上听到了耿和女士泣不成声的哭诉。我为她的遭遇哭泣、难过和愤慨，但当时我忍下了。我要看一看，暴行还会不会继续。

4天后……我又得到了这样一条消息：袁伟静被几个穿制服的公安抬着四肢扔在村口了。她躺在地上泣不成声。我再一次从网上录音中听到了一位女性的哭诉。

我无法再沉默了！这样的恶行一再发生，我无法再忍下去了！

这究竟为了什么？难道就因为她们的丈夫被你们抓走、正等待着接受你们的审判，而她们作为妻子，也就可以任由你们来践踏？！难道就因为她们作为家属，没有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听候你们的判决，而要为自己的亲人鸣冤叫屈？！如果她们同她们的丈夫一样有罪，就应该堂堂正正地按司法程序办理，为什么要这样下作，把享有天赋人权的公民当作贱民来对待，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这些毫无反抗能力的妇孺滥施暴行！

丁子霖继续写道：我希望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能看到我的这份抗议书。一个不把人当人的社会，一个视法律为一纸空文的社会，一个暴行遍布谁也管不了的社会，能是你们天天都在倡导的“和谐社会”吗？你们不觉得这样一种强烈的反差是对你们主张的辛辣讽刺吗？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发生这样令人发指的野蛮暴行，你们作为国家领导人，难道不觉的羞耻吗？

我强烈要求政府有关当局彻查和严惩那些以折磨人、虐待人为乐事的行凶者，毫不留情地把他们从公安司法部门清除出去。我呼吁温家宝先生立即着手整顿司法系统的违规犯法行为，坚决杜绝上述戮杀人性、人道的恶行。

▲维权网发表声明，抗议国保殴打被监禁人权律师家属，要求有关机构调查追究刑事责任。声明说，“维权网”获悉，高智晟律师妻子耿和被两名跟踪她的国保男警察殴打受伤。半小时后，她在电话上向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哭述这一暴行时，仍满嘴是血，她的牙齿被打松动、右小指指甲盖翻转过去。国保还用非常肮脏的语言辱骂她。事件直接起因是因为耿和抗议国保对她的骚扰，对方便乘机出口骂人、大打出手。

“维权网”强烈谴责国保对被监禁者家属采取的这类残忍、非人道的待遇，以达到恐吓、威胁、“杀鸡吓猴”的目的。这种株连家属的做法纯属非法，严重违反了中国政府多年前就签署的（1988年对中国生效）的国际人权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维权网”将向联合国反对酷刑特派代表和其它相关人权机构反应。 北京有关司法机构应该立案调查这一行暴事件、如果事实确切，应该对执法违法的国保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维权网”夏浓女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觉得关于这件事，起草《维权网》声明的人说的比较清楚了，就是说它的违法性。从中国法律的角度和违反中国宪法的违宪性，以及对中国政府已经承诺的人权的违背都是非常清楚的。

对高智晟律师的关押纯粹是任意性的。‘任意’这个字，是个技术性的字。几种形式的羁押，一种就是按照当事国自己的法律，就是违法的；第二，被羁押的人，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她）行使了自己合法的人权，而受到这种报复行为；第三种就是按照国际文献里边规定的法律权是不是被违背，违犯了比如说法律谘询权和公正审判的权利、家属和律师去拘留所看望的权利。所有这些，我觉得在高智晟这个案例里都受到了违犯。

第二个更严重的事就是对家属的骚扰和虐待，包括毒打。我觉得这是完全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是非常明显的对基本人权的违犯。如果说家属也有犯罪行为或者涉嫌犯罪，你可以提出法律文件，对她也进行拘留起诉，通过法律程序来进行。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没有任何理由对人家进行监视、跟踪、骚扰，甚至就是行暴。这个事太严重了！”

前面提到‘酷刑’，记者向夏浓女士请教现在国际社会有关‘酷刑’的界定。

她说：“酷刑专员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前两个月的会议上，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说明。‘酷刑’，国际公约的理解是很广泛的。就是说，如果你把一个人放在一个无能为力。。。对他进行威胁，让他没有办法，不得不服从的这种情况下，这就是酷刑。不一定要要毒打他，给他身上泼冷水，也不一定不让他睡觉、不让他吃饭、喝水。。。你就是如果进行这种威胁，把他和外界隔离起来，让他完全没有任何能力去回应这种局势的话，这就是对他施酷刑。”

▲网络编辑、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野渡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国际终止妇女受暴日”是联合国于1999年制定的纪念日，以此来表示“反对男人以暴力加害女性”的决心。野渡先生说：“每年的11月25是联合国发起的一个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的，它是每年的11月25日到12月10日，主题是什么呢，是承诺，参与这个活动的人的承诺，不针对女性使用暴力。”

此项活动起源于加拿大，在欧美、纽澳及南非等地已非常流行。加拿大每年几乎有50万人佩戴白丝带。然而此类活动在国内却少有人知。“这方面的活动，媒体的报道很少”，“特别在我们大陆”“它（国安）是把握的很厉害的。因为他们发现这样的活动也可能涉及到社会稳定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我们想将这个活动推广出去的原因。毕竟现在针对这个女性的暴力确实是很厉害的了，就象耿和这个例子，是个很明显的例子。”（野渡）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先生表示：就是从耿和被打的那一刻，就觉的这种妇女儿童受到伤害的事情实在是太恶劣了。作为施暴的一方我们也想对他进行规劝，启迪他向善。我们想以这种卡片的形式来传播这样的一种情感和这样一种理念。那么恰好在11月24日她（耿和）被打，25日就是联合国认定的减少对妇女伤害日，我们就以这个日子作为依托，设计了这个贺卡，通过网络广泛传播。这个贺卡设计的很美。里边白色的玫瑰和红色的玫瑰，红色的玫瑰代表给耿和的这种支持和安慰，白色的玫瑰是想让两名殴打耿和的国保的男警官，要让他们能够在心灵上有所忏悔，然后能在这种事情上翻然悔悟，能在这个领域上有所改观，以后不要再对女性施暴。

我们现在设计的思路是用这个卡片的形式，但是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去做条白丝带，戴着它。”“我们这个事情没有什么身份呀、群体的限制，谁支持这个，谁都可以去传播它。

▲北京作家王德邦发表题为《耿和、袁伟静血祭“国际消除针对妇女暴力日”》的文章，文章写道：在世界为消除对妇女暴力而宣传呼号时，在为纪念被独裁者暗杀的３位多米尼加女性——米拉贝尔三姐妹的特殊日子里，中国警察以其对妇女的“勇武”，用妇女的鲜血来回应着国际社会消除对妇女暴力的努力。当然，在此之前耿和已受到了近一年的监视跟踪，尤其在其丈夫高智晟律师因上书而于8月15日被捕后，她更是被软禁，受威胁，遭辱骂。同样袁伟静因丈夫披露临沂野蛮计生而被“连坐”软禁达15个月之久，期间多次被打，至于威胁、辱骂，那就更不待言了。

在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人的自由、尊严等普适人权价值日益为世界所公认之时，在中国提倡构建和谐社会、标榜依法治国的口号下，在首都北京，在山东临沂居然还公然长时间上演着这种与历史背离，与文明相左的反人性的野蛮而罪恶的闹剧。这种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众目睽睽之中，肆无忌惮的为恶，完全是对人类的蔑视，是对人类文明的嘲讽，是对人类人性的污辱。对于如此长时间公行的罪恶，人类不能及时制止，一则显示着人类的软弱无力，再则预示着人类的灾难深重。人类无力阻止一个政权对一个弱女子的暴力，人类就更无力阻止暴政对整个世界文明的颠覆。殷鉴不远，看看纳粹早期先对本国妇幼施暴，再对种族挥刀，最后就对别国动炮。

▲流亡民运人士魏京生先生在新西兰发表谈话，谈及耿和女士和袁伟静女士刚刚遭到的暴力迫害，魏先生悲痛的说，这不是当事警察的个人行为，而是走投无路的中共政权最新开发的流氓政策。因为表面上的法律条文和以前的迫害手段已经无法吓阻国内民权运动，中共的政法系统才研究出了这种新政策，故意当街迫害耿和、袁伟静—她们不仅仅是人权律师的妻子，也是优秀的人权义工。

▲流亡异议作家任不寐先生发表文章《耿和，你怎么哭了……》：

高智晟女儿格格在网络上的哭诉，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在那种折磨人的苦痛中，我起草了一份公开信。然而今天，当格格的母亲透过网络哭诉的时候，我完全失去了写作的能力。泪水淹没了我和家人的周末——女儿流着泪问我：爸爸，那阿姨为什么不打电话给警察啊?我只能告诉她们：欺负阿姨的就是警察……望着孩子满脸的迷惘，我感到加倍的窒息。

耿和仍然在电脑里绝望的哀哭，令我灼痛不安——忿怒和羞耻都已经是汉语思想的奢侈品，国家剥夺了我们所有的表达意志和表达必要。我曾想问：耿和，你怎么哭了……我感到我这个问题很愚蠢。除了哭泣，这个被国家欺凌的女子还能干什么呢？

我一直很反感从北京传递出来的那种声音：中国现在崛起了，强大了。我有我自己的理由相信这是习惯性的政治谎言。然而今天，那个伟大的强国以铁的的事实将我驳倒了：在耿和和她的年幼的孩子面前，这个国家的确是无比强大的。我因此也理解胡锦涛先生和李肇星先生在“国际舞台上”样板式的自信。那是一种充满力量的自信，这力量充分展示在他们的卫士身上，这些国家精神的象征可以英勇地将一位有良心的律师，一位普通的的丈夫和父亲胜利地抓进监狱，而在这之后，又能顶天立地威风凛凛地把她的妻子打的遍体鳞伤，而这可怜的女人在整个的强国里面找不到一个地方去讲理，只能透过密不透风的网络无助地痛哭失声；不仅如此，在这哭声引起一些微弱的同情之后，这个崛起的国家还能更强大地指控这女人打伤了他们全副武装的士兵。

一个以专政的强大武器，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践踏女儿、母亲和妻子的国家，一个拳打女人以维护和谐和稳定的现代中国，它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它所养育的精神弥漫在那强国以及文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精神滋长着里面更强大的犬儒、成熟和精明，这些坚硬的盘算蒙住了无数的心灵。我的祖国是强大的 ，也因为世界，坚定地站在它一边。

然而，我不知道中国和世界，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满两血污和一脸正义，你们打算怎样处理这位妻子的哭声。

▲《亚洲周刊》发表纪硕鸣文章《维权者最寒冷的冬天》指出：维权律师高智晟被公安关押后，他的妻子耿和被北京公安二十四小时监视，二十名警察分四班，每班一名男警带四名女警贴身监视，而营救高智晟的北京独立维权人士胡佳亦被软禁家中。近日，耿和更被殴打致伤，满嘴是血，牙齿松动，右小指甲盖翻开。海外网上最近流传高智晟夫人耿和指责被北京公安殴打的录音，凄泣的哭诉闻者揪心，高家及帮助高家的人都陷入被公安残虐的“寒冬”。

▲异议学者、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博士在接受法国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囚禁人家的丈夫不算，还殴打她们本人，这太过分太野蛮了。对高律师和陈光诚的家人的迫害，并非偶然的孤立现象，也决非地方警察的为所欲为，而是现政权严厉打压民间维权的必然结果。事实上，自从高律师和陈光诚身陷囹圄后，两位良心犯的的妻子及其家庭，就一直处在官方的严格监控下，失去了人身自由，耿和与袁伟静及其家庭已经受到极大的伤害。没想到，国保人员能够对她们施以暴力。耿和被打得遍体鳞伤，袁伟静被当地警方传唤九个小时后，警察居然把她象丢东西一样地扔在路上。

耿和的哭诉还在网络上回荡，又传来袁伟静的哭诉。这种祸及良心犯的妻儿的野蛮行为，居然发生在中共官方举办第一次大型人权展的时期，岂不是自打耳光！虐待妇孺，难道就是所谓的“大国崛起”？难道大国崛起了，就可以为所欲为、更加残暴？

▲异议人士、未来中国论坛发言人伍凡先生发表声明，强烈抗议中共政权对高智晟律师全家法西斯残酷迫害，文章说，近三个多月来，中共政权把耿和、格格、天宇三个人折腾得筋疲力尽，现在开始殴打耿和。事实上，高智晟是被秘密绑架坐牢，耿和三人是由特务警察24小时被监视跟踪和殴打，毫无人身自由，也等同在家里坐牢。

为什么中共政权要如此虐待高智晟全家？唯一可解释的理由是高智晟律师毫不低头，不屈服，不认罪，中共拿不出任何理由对高智晟判刑。因此用虐待耿和三人来打击高智晟，企图用亲情和血肉之情来瓦解高智晟的坚定意志。

▲北京维权人士曾金燕对陈光诚妻子被殴打非常愤慨，她撰文《嫂子，紧紧地拥抱你》：嫂子只是哭，非常痛苦，许久不能平静下来。家人把她送到医院，她说了一句”再也不相信法律，要杀人”，到现在她没有说更多的话，我们不知道她被当地警方带走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嫂子是一个坚强的知识分子型的女性，光诚被宣判入狱，她还是坚强地抚养孩子，理性地照顾自己和家人，并且和外界沟通寻求救援的方法。然而，现在她如此绝望地痛苦和哭泣，又拒绝说话沟通。上班的路上，我的眼泪伴着恐惧默默地流着。把偷拍机对准我跟踪我的男国保，在北京阴冷的晨光里，显得更加猥琐、丑陋、肮脏而且无能！

嫂子是一个坚强的知识分子型的女性，光诚被宣判入狱，她还是坚强地抚养孩子，理性地照顾自己和家人，并且和外界沟通寻求救援的方法。然而，现在她如此绝望地痛苦和哭泣，又拒绝说话沟通。上班的路上，我的眼泪伴着恐惧默默地流着。把偷拍机对准我跟踪我的男国保，在北京阴冷的晨光里，显得更加猥琐、丑陋、肮脏而且无能！

▲“声援高智晟联合会”之“援救母亲和孩子”委员会日前致函美国第一夫人劳拉，敦促她营救高律师及其家人。信中介绍了高律师及其家人受打压的遭遇，并指出，“耿和及其孩子所受的精神伤害是不可估量的。中共当局对她们的恶劣行径严重违反国际社会及联合国的人权公约。如果这种严重侵犯人权和人类道德底线的非法行径不被制止的话，那我们可以预见中共将带给全世界什么样的灾难。”

“声援高智晟联合会”兼“援救母亲和孩子”委员会发言人张雪容接受采访时表示，她们还会将此信寄送联合国相关组织、德国总理默克尔、台湾副总统吕秀莲、日本首相夫人等。她们还将着手联系各国妇女儿童权益组织，以期对耿和及孩子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

▲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盛雪女士对大纪元表示，耿和被打的事情非常鲜明的突出了中共政权的脆弱和无耻。中共掌握着这么大一个国家机器，掌握着军警特系统、司法、舆论等所有的社会资源，它还要用这种下流的、直接的、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去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柔弱的女人，说明中共已是完全用尽了伎俩。

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任何一个有同情心、有正义感、还有一点善念的人，都应该对这种暴行予以谴责。

海外人士应该藉助于我们在这样一个西方民主社会的优势，向自己所在国家的政府呼吁。很多西方民主国家都有妇女和儿童的团体，这些组织有些有跨国功能。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把这个声音传到国际社会上去，让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共这种无耻行径形成强大的、一致的谴责声浪。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首届年会全体代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温当局暴力殴打和凌辱高智晟夫人耿和的流氓行径：

惊闻高智晟夫人耿和目前在北京街头遭中共流氓当局秘密警察施暴，我们，全体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第一届年会的代表，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并严正责令胡温当局立即停止对高智晟先生和他家人的骚扰、监控，以及任何暴力的侵犯行径。

高智晟先生是中国的良心，他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和人权而抗争暴政，中共当局罔顾全人类最起码的人伦道德底线，迫害完全无辜的妇女儿童，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此，我们全体代表对胡温当局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和严正的谴责。历史将会让住你们犯下的每一个罪行；历史将会对你们犯下的每一个罪行进行正义的审判。

▲贵州异议人士吴玉琴发表题为《“和谐社会”下的罪行与丑恶》文章，文章写道：对于耿和被打的这一行为，我们表示严重的抗议和谴责！不要说高律师在以往帮助弱势群体维权的行为中，我们认为没有丝毫犯罪的故意，就算是高律师真的犯法了，也不应该牵连到他家人的身上。三个多月来，“国保”警察对高律师家人无休止的监控和跟踪，是毫无人性和非常残忍的做法。而“国保”警察动手打人，更是让人不可思议，历来都有“男不和女斗”的说法，可现如今警察却把自己贬为专政机关的一个流氓、打手。光天化日之下两个大男人对一个女人大打出手，这种行为难免让人认为当局构建“和谐社会”是假，施行黑社会弱肉强食的手段是真。也不知打人者是否是父母所生？家中是否也有女人和姐妹？为什么不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被打的是你的亲人，你们将会作何感想？世事难料，谁也无法预料自己的明天。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无知，而种下叫人终身不得安宁的恶果。

▲方影竹先生在《大纪元》发表评论，文章写道：在耿和被殴打的时刻，北京金碧辉煌的民族文化宫里正举办“中国人权展览”。北京国保恶徒的拳，将那里中共自我吹嘘的人权神话，击得粉碎。展览厅里有数以百计的图片，中共敢不敢把耿和被殴的照片挂出去？厅里还找了两个人“现身说法赞人权”，结果有人几个提问就驳倒了他们，在警察保护下溜走了。厅里贩卖人权谎言，厅外人权倍遭摧残，挂羊头卖狗肉，独裁者恬不知耻到何种地步！

北京国保恶徒的拳，该使那些听信中宣部花言巧语的人，那些听信杨振宁之流的拍马文字的人，那些兴冲冲准备观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人，清醒清醒了。北京是权贵阶层的大本营，上访冤民的集中营，警察和特务的渊薮。当然，北京也有人民的意志在，人民的觉醒在，人民的英雄在。高智晟便是代表人物之一。至于对待国保恶徒，则可送给他齐白石的题《蟹》名句：“看你横行到几时！”

▲澳大利亚民主阵线关于耿和女士被殴事件谴责中国政府：

惊悉耿和女士在北京被北京市公安局警察野蛮殴打，我们对北京公安的暴行予以强烈的谴责！

高智晟先生已经被捏造罪名囚以囹圄，但北京市公安局并没有就此停止对高智晟家属的迫害，跟踪、监视，甚至无理限制耿和女士及其子女的人身自由。今天这些便衣警察竟然野蛮殴打耿和女士，其行径令人发指，简直失去人性！我们试问打人的警察：你如何可以对一个柔弱女子下手？我们也要问问北京市政法委，难道这就是你们在北京实施的”和谐社会”？难道你们的”和谐社会”就是靠流氓般无耻的手段来维持的吗？

我们也正告负责跟踪监视耿和女士的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东城国保支队、北京市公安局十一处、小关派出所等单位及具体参与迫害耿和的公安人员，你们的肆无忌惮也许在今天会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但你们的恶劣行径同样也会被中国人民所牢记，你们的无良行径终究要得到惩罚！

▲家庭教会部份成员就耿和遭殴打事件的声明，声明说，经证实：高智晟律师的妻子耿和于2006年11月24日在北京被两名身高一米八左右的男性特务残暴殴打，一个懦弱女子竟然被中央政府授权的彪形大汉滥施拳脚，我们惊得目瞪口呆。更加难以置信的是，这样骇人听闻的暴行竟然发生在标榜“和谐社会”的胡温当局主政的中心，中国的首善之区—— 北京！我们实在无法接受，但凡有良心的国人不得不发问：中国高层的险恶居心究竟何在？

▲诗人和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欧阳小戎发表诗作：《致袁伟静女士－－故土上的流亡者》。

11月29日，忽闻伟静女士进公安局之后，被用车拉回，抛在村口，神志不清，问之，口中无词，唯失声痛哭。动用国家机器对无辜妇孺施以侮辱，可以断言该机器已烂透骨髓。

　　　　　　　　　　候鸟啊？
　　　　　　　　　　你们可愿在这霜冻的季节
　　　　　　　　　　飞往北方？

　　　　　　　　　　夫人，
　　　　　　　　　　请允许我
　　　　　　　　　　摘一颗最小的星星，
　　　　　　　　　　挂上你屋檐。
　　　　　　　　　　要是没有鸟儿传递，
　　　　　　　　　　请睁开你忧伤的双眼，
　　　　　　　　　　看看
　　　　　　　　　　这献给你的歌儿。
　　　　　　　　　　然后它会变成信封，
　　　　　　　　　　载寄给你，
　　　　　　　　　　我遥远的星星。

　　　　　　　　　　愿它入你怀中之时，
　　　　　　　　　　还未燃尽。
　　　　　　　　　　那是我的希望，
　　　　　　　　　　正在远方
　　　　　　　　　　为你摇曳一个初冬的黄昏。

　　　　　　　　　　这茫茫的故土上，
　　　　　　　　　　流浪着一个无辜的年代。
　　　　　　　　　　原谅我，
　　　　　　　　　　不知如何
　　　　　　　　　　分担你所承受的一切。
　　　　　　　　　　越过这浓雾下莽莽崇山向你眺望，
　　　　　　　　　　我看见了，
　　　　　　　　　　腊梅花被冰雪惊动的岁月。

▲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采访报道：

西安民运人士马育忠先生强烈谴责警察暴行。(录音)

北京维权人士倪玉兰指责警察人性全无，只会向百姓挥舞拳头。(录音)

贵州民运人士在网上发表文章谴责当局的卑鄙手段。(录音)

北京民运人士李海表示，绝不能让这样恶劣的行径重演。(录音)

一位上访人士听到这样的消息，彻夜难眠。质问:中国的撒达母什么时候枪毙！(录音)

一位退伍军人表示，中国的法律不保护守法的人。(录音)

中国的司法机关是制造冤，假，错案的工厂。(录音)

打人的警察其下场比他的主子还要可悲。(录音)

▲耿和，不要哭（扬帆 大陆） 

耿和，你好！

得知你的境遇后，我非常难过。我让你不哭，但擦不干我自己的泪水。在现实生活中，在危难的环境下，一切舆论上的支持都显得苍白无力。我深刻地感到你的孤苦与无助。但我们不哭，外强中干的是它们。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和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就足以把中共吓得不敢合眼了。滚滚的退党大潮更是把它们吓得屁滚尿流。胡锦涛、温家宝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始终装聋作哑。180的两个高大警察对你的暴力殴打是对和谐社会的最好诠释。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所有正义之士的努力都不会白费，光明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良田种树不种粮
    一、农民数百亩农田被强占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殷店镇容河村现有9个组，471户，耕地3710亩，人口1700余人。从2003年开始，容河村强行将该村许多村民耕种多年的农田收回，转包或出卖给村镇干部种树。在这些干部中，有容河村村支书、殷店镇干部及林业局干部共8人。据殷店镇政府2006年9月10日的调查报告，这8名干部共包田种树728亩，其中水田76亩，其余全为坡荒地、岗子地、河沙滩地和荒坡。在728亩土地中，现任容河村村支书一人就占了250亩。容河村村民对这个调查报告不认可，他们自己挨家挨户进行了统计登记，目前已统计了6个组，得出的结果是，在被干部种树的土地中，有水田175.79亩，旱地（可种花生、玉米等作物）135.8亩。2006年11月26日，我们一行两人到容河村进行了实地调查，我们除了看到大量的农田种的是树而不是粮食外，我们还明显感觉到种树的水田远不止殷店镇政府调查报告中公布的76亩，同时，在水田之外有大量的旱地，这些旱地本身是可以种农作物的，把这些地全部算作坡荒地、岗子地、河沙滩地和荒坡是不准确的。
    
    殷店镇政府的调查报告认定以上8名干部与容河村都签有土地承包合同，不属于强占农民土地。但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调查报告以8名干部与容河村都签有土地承包合同为由而否认强占行为是不准确的，该报告有意或无意忽视了容河村村委会及其主要干部强行将农民土地收走转包给村镇干部种树的事实。据容河村村民反映，农田承包给人种树，在农村来讲是大事，但栽树一事，容河村村委会没有召开村民大会讨论通过，也未进行公开招标。相反，容河村村委会及其主要干部采取了哄、骗、压等手段将农民的田强行收走。村民郑建兴、马光新对我们说，他们的田、山场都是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村干部卖给了别人。当有的村民不同意这样做时，村支书公然在大会上威胁说：“哪是你们的田？土地是国家的，该不该你，由我村上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五组黄克强1.2亩已栽好红苕的田，同组刘军0.5亩已栽好缸豆的田被强行翻耕种树。五组村民刘发国已60多岁了，老两口原有2.7亩水田和2.3亩旱地，村支书对刘发国说：“老刘你老了，做不来了，把你的田拿出来，以后给你搞照顾”。 刘发国的1.9亩水田和2.3亩旱地就这样被拿了出来。
    
    村民们说，2004年4月30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坚决制止占用基本农田进行植树的紧急通知》，可2006年，村民雷守忠等人的田还是被一村干部栽上了树苗。村民们还反映说，几百亩农田被栽树后，粮食直补的钱、退耕还林的钱，农民们都未得到。村民们认为，干部们强行栽树，就是看到现在农田不交农业税了。
    

     干部们种下的连片的树
    

     树支书种的树
    

     种了几年的树已快成材
    
    二、农民土地减少生活困难 无地农民靠捡破烂为生
    当七百多亩土地被村里强行收走后，许多农民未获得重新安置土地，绝少数得到安置的，安置的土地数量严重不足，属于位置差、靠天收的田地。土地是农民之本，土地骤减后，农民们生活出现困难。
    
    七组村民金汉申，一家八口人，两个儿子是哑巴，全家一直靠种地为生。金家原有土地十多亩，由于栽树占田，他家现只剩5亩多田，生活难以为继。上文中提到的刘发国夫妇二人，现只剩0.8亩耕地，由于村支书承诺的“照顾”始终难觅踪影，老两口的口粮都不够吃，刘发国几次欲喝药自尽，都被老伴再三劝阻。
    
    郑建兴是原容河一组的村民，2000年1月19日从陕西省迁到本地，花钱向本组村民宫桂刚买了房子、田6.8亩、山场17亩。2003年，容河村在没有通知郑建兴本人的情况下，将他的全部田、山场卖给一干部种树。郑建兴现在无地可种，全家被迫到殷店镇上以捡破烂为生。
    

     调查金汉申（左一）
    

     调查刘发国（中）
    

     刘发国被栽树的田
    
    
    三、村民维权抗争被打被抓
    马光新是容河村三组人，全家老少七口人，从1995年开始一直承包村里水田7.5亩，旱地2亩，菜园3分。2001年2月，容河村村支书要求马光新在田地里全部种上百合药草，马光新不从，认为村里提供的百合药草价格太高。村支书以此为理由，将马光新田、地，连同菜园全部收走，转包给别人种树。事后，在马光新的一再要求下，村里给他家重新安置了5.5亩位置和条件极差的田地。马家从此陷入困境，两个子女早早失学。马光新自此开始了常年上访。由于马光新的上访，影响了当地一些人的利益，他因此成了当地一些人的“眼中钉”，必欲整之而后快。2006年6月，马光新在山上砍了一些树，在家中做了几把椅子。没过多久，当地林业派出所的人对马光新进行了抓捕，将他戴上手铐带到镇政府宾馆后，立即对他拳打脚踢，一顿暴打之后，马光新身上的一百元钱也被搜走。马光新说，别人现在都在种香菇、木耳，他家不敢，因为他根本不敢在上山砍一根木头。
    
    何义忠是容河村六组人，2006年7月6日下午3点左右，一辆面包车开到他家门前，车上走下七个小混混，一进屋就对何义忠一家人说：“我们是肖立均派来的，肖立均的树是不是你拔的？！”。说完，这七个人抡起椅子就砸向马光新一家人，连两个小该也不放过。何义忠和妻子顿时被打昏在地，当场头破血流。后经法医鉴定，何义忠为“头皮挫裂伤及多处软组织挫伤，何义忠的妻子为“ 多处软组织挫伤”。事情的起因是这样，何义忠2005年秋从妻弟雷守忠手中转种了2.2亩田地，种上了麦子。2006年2、3月间，容河村以雷守忠这2.2亩田是从搬迁户手中捡种的为由，将田收回，发包给殷店镇干部肖立均栽树。肖立均很快在田里种上了白杨树苗。由于田里被栽树，造成麦苗被毁10%，减产300多斤。何义忠多次找到村里理论，村里就是置之不理。何义忠一气之下将树苗全部拔掉，于是发生了前面的一幕。现在，肖立均托人赔给了何义忠一家二千多元医疗费，但何义忠要求对肖立均进行处罚和法办。
    
    在这次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容河村的村民们现在仍在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抗争着，双方的矛盾很有可能进一步激化，在此，我们呼吁各级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平息矛盾，切实维护农民的生存权，还容河村村民们一个公道。
    

     被打的何义忠夫妇
    

     调查马光新（左一）
    

     待栽的苗圃
    

     人走屋空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6-11-28
    
    注：以上主要内容已同时寄往随州市政府办公室和《湖北日报》等国内外媒体

2006.12.08

广东佛山市因征地引发的维权事件不断，遭受各种各样的打压。本台综合了当地几个乡村的近期案例，呈现失地农民维权困境。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顺德区伦教镇希涌乡继上周抓捕了27 名维权代表后，至今仍有15 人被拘留，其中包括多位民选的村委会干部。村民更反映，星期五该村召开党员大会，商议罢免现任的村干部，由前任涉嫌私卖土地的村干部顶上。一位村民说：“现在他们还要抓四五个人，就是现任的村委，还有土地普查小组的骨干。大家都很怕，不敢有什么行动。”

希涌土地普查小组今年三月由村民自治委员会经过上级政府的批准成立，是顺德第一个由村民自发调查土地问题的组织，村民一直引以为傲。然而，星期三，伦教镇政府出动大量公安， 拆毁了普查小组设在村内工业区外的两个帐篷，并在当晚伦教电视直播事件时，将村民组织征地手续不齐全工厂开工的活动，称为犯罪活动。

自从上周四大批抓捕希涌维权村民代表事件以后，伦教镇的电视新闻便不断报道相关消息。该镇其他乡村村民代表指，这是对该地区土地维权人士的恐吓，三洲村的一位代表星期三告诉记者，村民对这种宣传手段十分反感，他们已经向广播站提出投诉：“投诉他们我说你不断报道那些村民不对，但村民为什么会做出这些事情呢，就是因为那些贪官，你为什么不报道。　”

此外，三洲的代表还反映，有迹象显示伦教镇正在酝酿大规模的抓捕行动：“ 前两天我无意间在村委书记的办公室发现他们一个计划，派人监视我们的行动，就是在桌上放着的一份文件。村里出的，他们前几天到街道（镇）里开会，可能安排了什么秘密行动。”

在顺德区并非只有伦教一个镇近期土地维权活动受打压，经过记者了解，陈村镇也有类似情况。

陈村镇赤花乡今年11月，村民居住的宅基地被征用，面临拆迁安置时，才发现村中四千五百亩土地百分之八十已被村委会及镇政府私卖，三千多村民十多年来分到平均不够一万元的赔偿。他们十一月中起开始在施工工地静坐抗议，每次聚集村民数百人。这种情况维持三星期后，在本周一被五百警察及城管人员驱散，其间两位维权代表被抓，写了保证书后被放。一位当时被抓的罗女士说，现在没有村民敢公然抗议了：“征地赔偿款不到位，村民只是要求他们协商好了条件在开工。可他们就叫来了几百个警察和其他好像是城管驱赶我们。几个男的把我拽上了车。”\x{e398} \x{e398}

然而除了面对公权力，维权还遭受黑势力的打压。在这次政府行动之前十天，赤花乡两名维权骨干家，遭到黑社会分子袭击。其中一位受伤的梁先生星期五接受本台访问时说：“两周前星期五，六个人冲上来什么都没说就打，我的手缝了六针，是木棍打的。我老婆的手是被铁管打的，现在还在敷药。另外一家主人不在，窗户玻璃都敲碎了，冰箱、电视都被打烂了。我们没有和人结怨，就是因为土地的事情。　”

警察至今没有抓到凶手，无法证实是否由官员指示的，但赤花乡事件绝非单一案例。同属佛山市的南海区三山港一周前也发生黑势力袭击正在抗议的维权村民事件，四人受重伤，最严重的手骨粉碎，当地村民指暴力事件中有官方人员参与：“郭锦泉那天被打的右手粉碎性骨折，用锄头柄打的。一共三四个村民受伤。来的黑恶势力有二十多个，加上国安（国保），一个姓胡的。。。好了，我们很危险，不说了。”

琳琳手里拿着县公安局昨天给李喜阁下的一份监视居住决定书
    —————————————————————-
    
    我呼吁河南省宁陵县公安局立即解除对艾滋病工作者李喜阁的监视居住决定,给艾滋病输血感染者予关怀、予爱心。
    
    蔡楚 06年12月8日 (博讯记者：蔡楚)

    杨子晚报5日报道，在新街口工作的刘先生昨天惊讶地发现，自己家的保姆一下子买回20多斤的猪肉。“都说要涨价啦，趁还没涨到顶多买一点啊！”保姆搬出了“囤积防涨”理论。
   
     　　坊间关于食品涨价的传言，让本来就敏感的价格问题再度成了焦点：饭店里的一碗面愣是从5块涨到了6块，菜场里的猪肉一天一个价，还没法还；小区门口福建人油条摊的油条倒是没涨价，但细细一打量个头小了不少    香港文汇报报导，11月份以来，中国大陆的粮食原料价格上涨，引起米、面、食用油涨价，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出现抢购现象。然而，中国物价单位的人士说，这次价格波动在正常范围之内，市民没有囤积的必要。
   
    *食用油涨价最多*
   
    文汇报的报导说，进入11月份以来，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在内的全国许多省份和地区的米、面、食用油等人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均有不同程度攀升，其中由其以食用油价涨幅最为猛烈，北京的食用油价格上涨一成，面粉价格涨幅超过10%。
   
    上海市场的食用油价格也出现“跳高式”增长，最高涨了三成还要多。广州、深圳等地粮油价格也出现上涨，部份地区居民因此出现抢购现象。中国大陆与农业有关的股票价格纷纷走高。
   
    *涨价随处可见*
   
    北京一位社会科学工作者王女士在接受中文部记者采访时介绍了伴随涨价而出现的一些现象。
   
    王女士说：“我注意到了。一个是报纸上都有报导，另外就是我身边一些小事情挺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这个社区的小粮店，它也做一些熟食来卖，但它现在说它有点儿承担不起了。它以前做馒头什么的，现在觉得比较贵了。还有我们附近的一个小的早点铺，早晨会炸油条什么的，但现在它就收摊儿了，它就不干了。所以这些我就能知道，确实是涨价了。我们家正好刚买了一桶油，比以前大概涨了几块钱，原来是60多块钱，现在涨到70多块钱。”
   
    *文汇报：三大主要原因*
   
    文汇报的报导说，面对涨价的原因，各方有多种分析，归纳下来，可以概括为三大主要原因：第一，这次粮油属于恢复性上涨。山东省物价局董姓负责人表示，前几年粮食价格一直不高，低于历史最高水平，这时候在市场调节下出现轻微上涨就属于恢复性上涨。
   
    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国际粮油价格走高。今年全球主要小麦生产国除中国明显增产外，其他国家普遍减产，国际小麦价格走高，导致中国小麦价格上涨。而食用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于豆类等产品的价格和市场油料价格都在上涨。
   
    第三，为保障农民在今年夏天粮食丰收的情况下收益不受损害，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以最低收购价大量储备小麦、大豆等农产品，这导致市场小麦流通量较少，价格因而上扬。
   
    *居民反应不一*
   
    对于粮油价格上涨引起居民抢购的报导，新华社有不同的说法。新华社的记者称，他们12月5日走访了粮油批发市场以及超市，发现粮油货源充足，居民消费心理平稳，购买和销售都很正常。
   
    北京市社会科学工作者王女士表示，由于中国的城市人口的恩格尔系数已经和发达国家差不多了，就是说城市人口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在总支出中占的比例已经很小，因此，对于城市中收入较高的居民来说，粮油价格的微幅上涨不至于影响他们的生活水平。但是她认为，对于粮油价格上涨，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
   
    王女士说：“这个像对于我们这种家庭人口比较少，还有那种恩格尔系数比较低的人来说，我觉得差这几块钱还是可以承受得了。但是我觉得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我们觉得还行，但是如果你考虑到比如说一个北京的下岗职工，北京给的补贴好像是每个月250块钱，如果250块钱的话，那你一桶油涨了好几块钱，那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了。”
   
    文汇报的报导说，总之，这一轮价格波动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中国政府粮油储备充足，价格不会猛增不停，市民也没有囤积的必要。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12月7日发表年度报告，指责中国目前有至少31名记者遭当局囚禁。

　　
　　举报信执著地飞到《南方周末》，连续6封。没有署名，没有笔迹。在那些打印文字的后面，是一串红色惊叹号。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烧伤科原主任朱志祥，从两个烧伤病人身上，多收了161万元医疗费，这些费用全部来自社保基金。”举报信称，“而在近4年来，他巧立名目，吞噬的工伤社保金远多于此……”
　　举报信后只留下一个手机号。本报记者试图拨打那个号码，但始终关机，发短信询问，亦不见回音。几天后，记者突然收到短信：“如果你有足够的坚持与勇气，就可以发现巨大的黑洞。我始终都不会和你见面，但会以我的方式帮助你！”
　　
　　两起病例多收上百万
　　2006年11月初，记者来到深圳。
　　但信中所指的两名病人，半年前已经出院。举报者也不清楚他们的联系方式。给医疗界各专家打了几十个电话后记者得知：重度烧伤者出院后，一般还要再经半年至一年的康复治疗。因此，目标最终锁定在广东省最专业的康复医院——省工伤康复中心。
　　果然，刘建雄就在那里，他的烧伤面积超过一半。面对记者，这个年轻人不停地笑——由于在火灾中严重损伤了大脑，他现在只有3岁小孩的智力。刘建雄曾于深圳某厂打工，去年5月在一次作业中身受重伤。另一名病人符有良病情更重——大火夺走了他的耳朵、鼻子，烧伤面积达90％。
　　对曾被深圳二院多收60万元治疗费，刘建雄的妻子自称“知道”。符妻同样清楚她的丈夫被多收了100多万元，“幸亏钱是国家出的。要是我们自己，打十辈子工也拿不出来这么多钱。”
　　但她们认为，自己的丈夫参加了工伤保险，治疗费由国家包揽，多收费对个人并无影响。相反，她们对当时的烧伤科主任朱志祥充满感激，连称他医术高超。
　　现年55岁的朱志祥，在烧伤领域的经历超过20年，拥有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头衔，于1999年底任深圳二院烧伤科主任。朱志祥还是“奥美定”的发明人之一———这种隆胸材料被使用后，由于问题频发，已被国家查禁。他的另一个头衔是深圳市整形美容学会副主任委员。
　　这位患者眼中的好医生，在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的医生眼中却没有什么好印象。其中一位了解内情的医生告诉记者，这几年从朱志祥负责的深圳二院烧伤科出来的病人，医药费在业内都被认为高得离谱。
　　那么，乱收费是如何制造的？
　　在40天的调查中，那位从未现身的神秘举报人，指引记者找到了曾举报此案的另一名医务人员，以及朱志祥的多位同事。这些人冒着风险提供证据、分析病历，惊人的秘密被逐一揭开。
　　
　　“上了翻身床就是开了印钞机”
　　重伤之下的刘建雄、符有良，均在深圳二院烧伤科重症监护室的翻身床上被抢救过。“上了翻身床就是开了印钞机。从此，翻身、换药、清创3项收费将滚滚而来，仅这3项费用，每天就可能超过万元。”一位烧伤科医务人员介绍。
　　这位医务人员对照病历，分析了朱志祥指使烧伤科医生对刘建雄乱收费的情况。
　　朱志祥在1999年底出任深圳二院烧伤科主任。此前，翻身服务曾是免费的，后来按物价局规定，一天收费200－400元。朱做主任后，烧伤科不但每天收取翻身费用，而且收费清单上常常显示一天翻身4－6次，每次翻身均需收费。在刘建雄病例中，每天的翻身费逾5000元。
　　与翻身收费相伴的是换药乱收费。所谓换药费就是给烧伤病人敷药时的手工费。曾与朱志祥共事的多位医务人员告诉记者，重度烧伤病人不能多动，一般两三天才换一次药，少数一天换一次药。而在刘建雄、符有良的收费单上，却显示出一天换药4－6次。刘建雄的病历更为荒谬———他烧伤面积为55％，有数次换药却按80％计算。2005年12月6日的一次换药收费，竟按烧伤面积100％计算。日积月累，两个病例的换药乱收费就达数十万元。
　　随后是清创。所谓清创，就是烧伤病人到医院急救时，为其清洗伤口、剪掉坏死的痂皮。通过使用同样的手法———多计次数、多算烧伤面积，两个病例中被多收的“清创费”亦达数十万元。
　　多名医务人员揭示，这些巨额收费背后的部分服务，根本不存在。
　　“对一名烧伤病人翻身、换药、清创一次，大约要3小时。这3项服务如果同时在一名病人身上一天进行4次，至少12小时，病人怎么正常休息？”一位知情者说。重症病房的夜班护士只有几名，床位却有十多张，护士们哪怕不停地给病人服务，也力所难及。而换药必须是医生操作，医生的数量更少。“果真这样，一位医生一天应付一名病人就够了，怎么可能呢？”
　　真正可能的操作是：通过在计费电脑上设置长期医嘱，逐日滚动自行收费。
　　因此，在符有良的收费清单上，仅换药与清创这两项手工作业费就花了100余万元，占了他的近半治疗费。
　　
　　奇怪的用药记录
　　在病人身上滥用药品，也是创收、拿回扣的重要方法。
　　刘建雄病历显示，每次换药时，均被联合用三四种昂贵的外用药，如金因肽10支，复春散10包，硅酮霜10支，硅酮喷膜10支。这些药品的单价均在80元左右，一次换药即需3000余元。
　　刘建雄、符有良到底需不需要用这些药？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烧伤学界知名专家逐一作了分析。
　　金因肽，一种作用于烧伤患者的上皮组织，促进皮肤生长的外用药。如果上皮组织被完全破坏，使用这种药就是浪费。只有在浅二度以下的烧伤中，上皮组织才没被完全破坏。而刘建雄、符有良均属于重伤，上皮组织已严重受损，金因肽能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但符有良却仍用去了500余支金因肽，这项药费达4万余元。
　　硅酮霜、硅酮膜，是用于去除疤痕的，复春散更是用于烧伤病人愈后皮肤痛痒，解决增生性瘢痕问题———它们都不是抢救用药。但以符有良为例，他在深圳二院主要属抢救阶段，却用掉了大量非抢救用的药品：上百支硅酮霜，600多支复春散，加起来达6万余元。
　　这种滥用药品的情况，给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一位主任医师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曾受深圳社保中心委托，调查过朱志祥手下另一单乱收费的病例。情况和刘、符两病例的收费如出一辙——那个烧伤面积只有50％的烧伤病人，每天的换药费却超过5000元。每次换药用几十支金因肽。病人从深圳二院转到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时，还随身带了一箱多的疤痕敌，价值2万多元。这种膏药可经清洗后重复使用3个月，根本不需成箱购买。病历还显示，这名病人在深圳二院烧伤科期间，居然每天要用200多瓶生理盐水。“每天能用掉这么多盐水吗？我觉得可以游泳了。”他调侃道。
　　
　　院士质疑“分解收费”
　　分解收费也是在刘建雄、符有良两病例中创收的重要手段。
　　曾阅读过符有良、刘建雄相关病历的一位烧伤专家介绍，在其中一个病例中，某次大手术竟虚写成了近40个不同部位的小手术，致使一次手术收费高达数万元。而按正常收费标准，只要4000元。
　　与分解手术同步进行的是虚写手术刀片。符有良的10余次手术共用去了200余枚刀片，每片单价逾200元。专家们告诉记者，一般的烧伤手术，每次用一两个刀片就够了。
　　这一情况引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烧伤学家盛志勇的关注。在深圳社保中心介入对刘、符两病例的调查后，深圳二院曾赴京找过盛志勇等一些烧伤界学术权威，想借他们来反驳调查。但盛志勇对本报记者称，“我只看了部分病历，不便对收费是否合理作判断。但我确实很不理解，为什么一次可以做完的手术，要分开七八次来做。这在北京是不允许的。”
　　朱志祥的同事指出，虚报皮瓣手术也是惯用的收费手段之一。皮瓣手术就是在肌腱、神经或骨骼外露的情况下，从身体完好的部位上“挪移”部分皮肤的活组织来覆盖。
　　在符有良病例中，皮瓣转移整复术共进行了123次，花费8万余元。有专家解释，他的深度烧伤达90％，身上已基本没有完好皮肤，进行上百次手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深圳二院的相关医生透露了这样做的原因：医生可以在手术中获得20％－30％的提成，多收一次手术费，就可以多拿一次提成。
　　
　　异体皮交易水深难测
　　一些重度烧伤病人，由于自身皮肤被严重破坏，需要移植异体皮。但接受采访的医学专家指出，由于价格昂贵，这种移植是比较谨慎的。
　　符有良的收费清单显示，治疗期间共有4次买异体皮的经历，共花去12万元。在一份交给政府调查机构的材料中，符有良所在工厂的老板刘义胜介绍了奇特的异体皮交易过程：
　　买皮的钱不是按常规打给深圳二院财务，而是由刘义胜直接给医生张某。张写下收条后一至两星期，才把发票交给刘义胜。
　　发票没有一张来自深圳二院。其中三张盖有河南省开封市一医院门诊收费专用章；另一张是北京市某工业企业专用发票。
　　经多方调查，记者获知这些异体皮的进价约4元／平方厘米，但卖给病人时翻了至少7倍。
　　付圆圆，现在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的一名烧伤病人，烧伤面积85％。她曾因工伤在深圳二院治疗，当时买异体皮花了29万元，共约1万平方厘米。
　　据付圆圆等病人介绍，这些交易商的手机号码均由朱志祥提供给病人家属，朱让他们自己联系，称这样就与医院没关系了。
　　曾接触过异体皮交易商的数位医生介绍，这种异体皮交易的回扣额高达30％－40％。
　　
　　乱收费黑洞有多大
　　朱志祥任主任时的深圳二院烧伤科，通过种种收费手段，制造了多大的乱收费黑洞？
　　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一位主任医师举了个例子：有个投了工伤保险，从深圳二院烧伤科转院过来的张姓病人。这位病人在深圳二院治疗的最后15天，已脱离危险期进入稳定期，收费仍达7000－8000元／天。转到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刚开始半个月，病情和在深圳二院时基本相同，收费只要原来的1／10。
　　“如果能有效监管工伤保险基金，合理缩减治疗期、增加康复期，在深圳二院多数烧伤病人的费用可以下降大约一半。”这位医生认为。
　　他的判断在深圳二院烧伤科前后迥异的收入变化中得到了印证。
　　在朱志祥任主任的1999年之前，深圳二院烧伤科的年收入为500万元左右。在朱任主任后的第二年，收入即达800万元，此后更逐年递增，到2005年达到3000万元左右。就在2006年初的一次会议上朱志祥还宣称，2006年要给医院创收4000万元。
　　据了解，这几年来该科的病人只是略有增加。
　　一位了解内情的医护人员介绍，烧伤科增加的巨额收入有一部分来自自费患者。记者得知，一位叫王文书的烧伤病人在朱志祥做主任期间在深圳二院治疗，没有工伤保险，个人付费达113万元。其中同样包括前面提到的多种手段：大量使用金因肽近4万元，大量使用复春散4万元，用去手术刀片50余片共1万多元，换药费用逾20万元，清创费用逾10万元等。支付这笔巨额费用的责任方怀疑医院有乱收费之嫌，请律师讨说法。律师发现：“王文书的入院记录显示，烧伤面积为52％，但在实际收费时却按照90％计算。”
　　但知情者们认为，乱收费最主要殃及的还是工伤保险，因为重大的烧伤事故大多是在工厂作业时发生的，而深圳的工伤保险几乎覆盖了各大工厂，目前有参保人员720万人，在各大城市中排第一。社保资金充裕，也因此成了一些牟利者眼中的“唐僧肉”。
　　“吃这块唐僧肉的风险极小。因为钱是国家出的，只要医好病，花多少钱病人都没有意见。社保机构即使感到收费高得离谱，但因为欠缺烧伤医学的专业知识，要挑出毛病很难。”一位医生分析。
　　案发前，在二院烧伤科检查工作的一位社保局官员曾气愤地说：“去年第一人民医院全院社保付费才200多万元，你们一个烧伤科就报销了1000万元，如果查出问题加倍处罚！”
　　直到有关医护人员举报朱志祥，才使医疗黑洞露出冰山一角。
　　
　　查处与整改
　　深圳社保方面的官方调查是从2006年4月份开始的。多位医护人员反映，深圳社保中心工伤处副处长牟一新在调查朱志祥一案的数天后，即受到不明身份者威胁，其小车被砸、手提电脑被偷。记者向牟一新求证，她对这一传言表示默认，但不愿详谈调查过程。
　　牟一新称，目前深圳社保局工伤处只有几个人，却与近百家医院、10多万医生打交道。事前监管人力不够；事后查处，由于医疗行业的专业化，调查也极为困难。目前他们能做的，就是举报一个查一个，并进行重罚。
　　4月底，刘、符二案的调查结果出台：在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烧伤科治疗期间，刘建雄被多收了60万元，符有良被多收了100余万元。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医疗费用中，约一半属于乱收费。
　　社保中心随后出台的处罚决定要求：深圳二院退还刘、符两起病例中被多收的巨额费用，并暂停其烧伤科工伤医疗单位记账资格一年。
　　这份决定上有句话充满了潜台词，“(责令深圳二院)组织力量对近4年的所有在其治疗的烧伤病例彻底的自查，对多收的工伤基金要主动退还。”
　　此案随后被移送至深圳市监察局、市纪委继续调查。6月下旬，朱志祥又因涉嫌捞取隆胸假体材料的巨额回扣被“双规”。据深圳市纪委公布，朱志祥每为患者植入一对乳房假体，就从中捞取4000元以上回扣，共收回扣7万余元。但举报人曾向记者反映，朱志祥在3年时间里共做了上百台隆胸手术。
　　有二院医生称：两个月后，朱志祥被解除“双规”后，深圳二院免除了他的烧伤科主任一职。因为处理结果不能让知情者满意，举报信才连续寄到了《南方周末》。
　　12月初，当记者前往深圳二院采访时，该院院长肖德明对记者称，朱志祥已被纪委带走，此后再也没来医院报到过。至于其他情况，他并不清楚。院党委唐书记则表示，到目前为止，医院还没有接到纪委对朱志祥的处理通报，所以也不清楚朱的情况。而分管烧伤科的副院长陈宾以开会为由，婉拒了采访。
　　本报记者又拨通了朱志祥的电话，证实其已经解除“双规”，但朱拒绝透露任何有关此案的情况。
　　自案发后，深圳二院已开始了对烧伤科乱收费的整改。一位医生向记者诉苦称，由于名声被搞坏，许多正常、合法的收费也被病人怀疑，造成了收费困难。更由于被社保中心暂停工伤保险记账资格，病人减少了近一半。
　　
　　警惕医院骗保
　　专业人士介绍，朱志祥的这种行为属于骗保。
　　近年来，医院与医生出于牟利冲动，骗取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的情况，已经成为值得警惕的一个动向。医院骗保，不仅数额巨大，而且组织严密、手法专业，隐蔽性强，难以查处。查处了后，由于往往是“法人骗保”，落到个人头上的处罚并不很重。
　　仅今年以来，北京朝阳区有7家医院因骗保被曝光。沈阳市皇姑区一家医保定点医院，在医保病人已经出院后照样每天收费，套取医保资金。而被中央电视台曝光的陕西省核工业二一五医院，让出租车司机四处去拉客，与享受城市基本医疗保险的患者联合，虚开多报治疗费用，骗取医疗保险。
　　在深圳，医院骗取医保的事也时有发生。深圳市社保中心在近6年来，先后暂停过52家医院的定点医保资格。但医保处与工伤处一样，也面临着监管上的一些困难。对此，深圳市医保处除强化各项常规监控外，也作了一些制度创新。比如向社会招聘有医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士，组建了一支40余人的监督员队伍，分片监督医院。问题严重的即向媒体通报。
　　卫生部得知此事后，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曾表示，该部已明确要求各医疗机构严禁自立项目、分解项目和提高标准等乱收费，必须取消科室承包、开单提成、医务人员分配与医疗服务收入直接挂钩的办法。各医疗机构要推行医疗服务收费公开，执行住院费用清单制度和费用查询制度。医院从患者手里多收钱不行，从医保基金和工伤基金中多收钱同样不允许。如果调查属实，有关部门应该对违规行为严肃查处。
　　多位接受采访的医院管理者认为，要切断医院伸向社保基金的不法利益之手，除了改善社保监控制度外，更重要的是要把公立医院从医药费的利益中剥离出来。医院应把所有的收入全部上缴国家财政，所有的开支亦由国家财政划拨，即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这样，医院才不再是一个牟利主体，从而回归到作为公益主体的福利机构上来。
　　(本报记者孟登科对此文有贡献)(P1191011)
　　
　　工伤骗保示意图(图表略，详见PDF)
　　打工者每人每月缴纳数元工伤保险金，由社保中心收取
　　烧伤病人刘建雄　符有良
　　仅从刘建雄、符有良两个病例中，深圳市第二医院前主任朱志祥共多收工伤社保基金161万元
　　深圳第二医院烧伤科
　　
　　四种乱收费手段：
　　1.乱收或虚报翻身费、换药品费、清创费，共计数十万元
　　2.多计药品，如硅酮霜、硅酮膜等，共计数十万元
　　3.把一个大手术写成几十个小手术，多收十几万元
　　4.从异体皮交易中获利，图中就是文中所指的来自北京某工业企业的发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