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国涌
春节期间，湖北随州东关学校青年教师刘飞跃等543位普通公民联名向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发出一封公开信，就医药行业长期存在的药价虚高等严重问题提出严正批评，并提出抑制药价、加大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加大对医药行业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尽快启动医院产权改革、建立和健全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等八条要求。刘飞跃和这封公开信上签名的543人素不相识，是他在随州市的街头和其他公共场所征集到的，他们中有工人、农民、学生，也有公务员和知识分子，对痼疾重重的现行医疗体制的切身体会，使他们郑重地在公开信上签下自己的姓名，这大概是国人第一次就生命权、健康权受到潜在威胁时发出的群体呐喊。为此刘飞跃化了几个月的业余时间。
2月5日，《南方周末》“民生”版以《上书国家部委呼吁抑制药价》为题采访了刘飞跃，并摘要刊载了公开信的主要内容。几天后，杭州《青年时报》刊出时评《建议及时回应“公民公开信”》（艾君），对刘飞跃等公民的壮举予以高度评论，并呼吁政府“正面、及时、负责任地公开回复这些来信，更体现对公民权益的尊重，更符合现代国家执政的理念。”同时指出《南方周末》新闻标题中所用的“上书”一词不妥，在现代社会，公民和国家机关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关系，公民向国家机关提意见和建议是自己的正当权利，不是“下”对“上”的“上书”。
其实，刘飞跃公开站出来批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已不是第一次。去年他就曾强行摊派征订党报《随州日报》一事向全国人大发出公开信。他表示：“工资是我的劳动所得，工资中虽有书报费一项，但也应由我本人自由支配，作为一个非中共党员，我没有订阅其党报的义务，任何人也没有权利要求我这样做。”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他对《随州日报》“采取不服从、不合作的态度：1、不主动领取这份报纸，2、不观看这份报纸。”
这封公开信虽未能在国内媒体刊出，但因为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在那篇网上广为流传的《宣传文化》中列举了这一例子而广为人知。正如他说的，“强迫征订党报现象在中国不是仅随州一个地区，而是全国性的。”但习惯成了麻木的人们又有几人能拍案而起，对司空见惯的痼疾发出怒吼呢？在这一意义上，正是我们的恭顺、无奈、日复一日的等待、纵容成全了这架庞大的极权机器的正常运作。作为一个中学教师，刘飞跃不可能不知道他这样做所要承担的风险。但他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于我们看到的问题，对于我们遭受的痛苦，我们不能不行使我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的权利。”
刘飞跃的作为使我想起了湖南邵阳因维权而遭暗杀的中学教师李尚平，想起了许多勇敢地站出来捍卫自身权利的普通公民，如杭州拆迁户的杰出代表刘进成、席传喜等，正是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普普通通的人们构成了今天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他们的出现足以让许多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名声显赫的学者名流汗颜。当高智商的幕僚策士、御用文人为维持现状绞尽脑汁、夜不成寐时，他们已往前走了。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上层的国家结构与社会的脱节、分离，随著时间的推移，这种裂痕日益加大，社会的解放自我将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刘飞跃是一位普通的青年教师，更是一位公民，他的作为，实际上为全社会作出了榜样。当越来越多的人像他那样挺身而出，行使“无权者的权力”，拒绝做一头沉默的羔羊时，春天就离我们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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