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

 全国人大公办厅：
        各位好!我是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东关学校的一名普通教师，2003新年伊始，我又收到了 5  张《随州日报》。《随州日报》是中共随州市委的机关报，即所谓”党报”。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今中国的执政党，其机关报所刊载的内容具有其它传媒所无法比拟的真实性、权威性，各级”党报”也是老百姓了解执政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重要窗口。《随州日报》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报纸，作为随州人我非常关注这份报纸，是它的长期读者，但令人遗憾的是多年来我本人一直被强迫征订《随州日报》，2003年又被强迫征订半年.每年的订阅费不是被强迫交纳现金就是被直接从工资中扣除。2002年上半年我不愿意交钱,但最后还是被扣工资。尤其令我气愤的是2002年下半年，我一家三口，儿子一岁半，家中同时被订了两份《随州日报》。
   工资是我的劳动所得，工资中虽有书报费一项，但也应由我本人自由支配，作为一个非中共党员，我没有订阅其党报的义务，任何人也没有权利要求我这样做。我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工资是我的合法收入，我理所当然享有所有权。而归我所有的东西别人为什么可以不经我本人同意随便支配？这不是对我私有财产权的侵犯吗？中国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联合国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非法扣除别人的收入难道不是在剥夺其合法财产吗？这种行为难道不是对我本人人权的赤裸裸的侵犯吗？
   据我从媒体上了解，强迫征订“党报”的现象在中国不是仅随州一个地区，而是全国性的。我国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以所谓政治任务去侵犯公民的权利难道不是凌架于法律之上的行为吗？全国人大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法律的缔造者，理应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和尊严，我真诚的呼吁全国人大制止上述蔑视法律、超越法律的行为。
   为了更好地维护本人的合法权益，对2003年上半年已经被强迫征订的《随州日报》我将采取不服从、不合作的态度：
     1.不主动领取这份报纸。
     2.不观看这份报纸。
   2003年下半年如果末经我本人同意，仍发生上述侵犯我个人权利的行为，我将取下列行为进行抗争：
   1.将历年来我被强订的《随州日报》退还给有关部门。
   2.将此公开信在随州城区广为散发。
   3.其它措施。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此信将抄送本人所在单位,并将象征性地把2003年元月1日的这份<随州日报>退还给学校。
 
                                                                                              刘飞跃
                                                                                            2003、01、06

 

2006年4月9日，滞留美国四年之久的中国篮球明星王治郅在体育官员的陪同下回到了北京。此消息一经传出顿时成为大陆媒体的热门话题，电视、报纸、网络纷纷报道。
2001年年青的王治郅成为中国乃致亚洲进入美国NBA打球的第一人，当时轰动全国，被认为实现了国人多年的梦想。2002年夏天，王治郅为了获得NBA新赛季的合同，必须参加NBA球队的夏季训练营。只有参加了这些比赛，才能向NBA各球队教练证实自己的实力，才有获得新签约的机会。但这和国家篮球队集训安排特别是9月的亚运会产生了冲突。当时王治郅提出自己在美国与球队汇合后，直接参加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世锦赛，然后继续留在美国而不参加亚运会，这个条件被国内断然拒绝，王治郅被迫由此开始滞留美国。2002年，中国篮球协会很快做出决定，将王治郅开除国家男子篮球队。在随后的几年中，王治郅虽和中国篮协有过接触，但终因国内不给解决护照等问题而无果而终。
从这次媒体的报道来看，王治郅这次回国的整个过程经过了刻意的安排，或者说中国篮协为王治郅回国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行动方案”。这个方案的重点就是王治郅的“道歉”。有媒体作过统计，在短短的两三天内，王治郅进行了三次道歉。第一次是4月9日，在美国洛杉矶机场乘机回国前，王治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初留在美国因为自己太年轻，考虑事情不成熟，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在此向全国人民道歉，希望今后能通过实际行动加以改进。感谢总政，感谢八一队和中国篮协给了我一个机会，将刻苦训练，在球场上表现自己。大家球场上见！”经过14个小时的旅程，到达北京机场后，王治郅接受早已安排在那儿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访问时，道歉的话又说了一遍，奇怪的是这段话像是被他背诵了很多遍一样，几乎与第一次一字不差。王治郅回家后不久，在居住的大院内，面对记者，他再一次提到了“道歉”，“以前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我希望用实际行动来报答大家。以前的事情我也不希望这样，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光是口头道歉还不行，据最新消息，王治郅几天后将会发表一个正式的书面道歉。
人只有在做错了事时才道歉。现在国人甚至包括王治郅自己认为当年滞留美国不归是错了。借在不听从祖国召唤，不归国效力，不“爱国”；错在王治郅当年无组织、无纪律，挑战组织权威；错在王治郅没有无条件的服从组织的决定；错在王治郅不该主张自己的利益和权利。
以上“罪状”成立吗？王治郅真的错了吗？从技术方面上讲，以中国队当年在亚洲的实力，除了一个韩国队稍有抵抗能力外，中国队打遍亚洲无敌手。即使没有王治郅，中国篮球队夺取亚运会冠军仍是如探囊取物。从人性和常理上讲，主张自己的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是人之常情。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当年王治郅已是亚洲最优秀的篮球运动员，在他的率领下中国队已夺得无数次亚洲冠军。在亚洲，王治郅已失去了目标。美国的NBA联赛是公认的世界上最高水平的赛事，赢得在这一舞台的锻炼机会是每个篮球运动员梦寐以求的事。同时，参加这项赛事还能取得巨大的收入，这些都是符合人的内在需求和人性的。
在参加亚运会和参加美国的高水平联赛上，王治郅和国内发生了冲突。到底该谁让路？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涉及到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关系问题，涉及到国家利益和个人自由问题。在中国，从古至今，国家至上、集体之上的观念居于统治地位，个人要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服从集体。所谓“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利益是最高利益，国家价值为唯一价值。为了国家，为了大局，国民应弃私利为公益，弃小家顾大家。“灭人欲，存天理”，我们每个人应随时准备奉献和牺牲，包括生命在内。在这样一种价值观的支配之下，个人沦为集体的一种手段，人的权利、人的自由都消失在集体无所不至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些观念体现在王治郅的身上，他被网民们指责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就不足奇怪了。然而，现代政治理论否定了上述传统观念。胡适先生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使之得不到自由发展，不能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和人格”。 胡适先生还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人自身就是目的，是价值的最终决定者，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另一个人的工具。一个社会如果不承认每个个人自己拥有他有权遵循的价值，就不可能尊重个人的尊严，也就不可能真正地懂得自由。事实上，集体主义表面上强调维护集体和国家利益。可集体主义中隐藏着极其自私的一面，它鼓励人们放弃对自己的责任，把自己放在别人的身上，它鼓励由某种集体来对每个个人的人生进行安排。集体主义要求每个个人的一切都交给组织（实则是领导者）去安排。集体主义要造就的是无私的个人（群众）和极其自私的领导者。所谓公共利益、集体利益，在缺乏制度的有效保障下，都成了特权利益的代名词，不但不能代表民众利益，不是每个人利益的总和，反而与民众利益、个人利益互相对立、矛盾和冲突。无私奉献的背后，是个人不择手段地去自私。个人越自由，社会的总体效率就越高。鼓励发展人的个性，尊重人的人权和自由，才是维护国家、集体利益最好的方法。
回到王治郅事件上，王治郅当年为了把握住个人更好的一个发展机会选择留在美国没有错，因为这是他的权利和自由，政府应充分尊重他的这种权利和自由。2002年，中国篮球协会不仅没有充分尊重和考虑王治郅合理、合情、合法的要求，而是将其开除国家男子篮球队，这种做法野蛮、毫无人性，是慌谬错误的。实际上，他们也很快意识到自己错了，在随后姚明等人去NBA打球时，中国篮球协会就将门槛放低了。今天王治郅回来了，错了的政府和体育官僚们为了维护自己所谓的权威、所谓的面子，非常龌龊地要求原本没有错的王治郅一再道歉不能不说是一场错位的道歉。

                                                                2006-4-17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四十年前的这场动乱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她使整个社会进入了混乱、屠杀和邪恶的境地。可是，在这四十年中，我们不能谈论文革，不能研究它，不能描述它的罪行，不能控诉它对人的蹂躏和凌辱，不能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正是由于统治集团的刻意封杀，文革的幽灵并未从中华大地逝去，她正以新的方式新的面貌毒害着我们这个民族，纪念文革我们不能不对这些新文革现象及其背后的因素保持充分的警惕。
一、 现实生活中的文革现象
在现实生活中，在我们的身边，从表象到实质文革都无处不在，她改头换面后以新形式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只要你留心，发现她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在日常生活中，文革及毛泽东仍是老百姓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老百姓一个很流行的解释是：“毛主席发动文革有他的道理，他不整别人别人就要整他。任何一个政治人物要想维护自己的统治都会使用铁的手碗，杀人是正常的事。毛主席不这样搞，这么大一个国家怎么管得住？文革虽然乱，但中国必须要经过这一步，要不然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安定局面”。
毛泽东是发动文革的罪魁祸首，可这样一个千古罪人在今天仍然被无数的愚昧中国人奉为神明。有的人把毛泽东的画像挂在家中最显要的位置，如神灵一样顶礼膜拜；有的人把毛泽东像挂在汽车驾驶室内，祈求他老人家保佑一路顺风；有的人把毛泽东像挂在建筑工地上，希望他老人家赐予平安与财富。近年来，收集毛泽东这个死人的像章竟成了一个热潮，其中有的像章甚至价值千金。就连文革中那些被整得死去活来的人，你在和他们交谈时，他们不仅没有把自己的苦难算在毛泽东的头上，还坚持认为毛泽东多么多么的伟大，似乎没有毛泽东他们的命运会更悲惨。至于在今天的上访大军中，可怜的访民们更是朝思夜盼一个毛主席式的“清官”。
文革时期要跳忠字舞，要早请示晚汇报，要言必称“毛主席教导我们”。现在大小官僚在开会时总要说：“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紧密团结在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周围”、“ 紧密团结在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周围”等新八股。文革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净化”人们灵魂的运动，今天，从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讲政治——反“邪教”——讲究“八荣八耻”， 试图用运动的方式清洗老百姓的思想的行动从未停止过。
文革中只许唱样板戏，只许传播一种声音。今天，追求自由仍是我们的一个梦想。小说被封杀、电影被禁锢、戏剧被审查司空见惯；昨天抓记者、今天停报纸、明天关网站。相反，“革命”题材的影视作品如《长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开国大典》等“主旋律”的文化泛滥成灾。中央电视台每天正在播出的“永远的丰碑”更是要求人们向这些革命英烈学习，要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党。
文革是野蛮的、血腥的。当今的统治集团仍相信没有暴力摆不平的事，他们仍用大棒对付人民。河北定州血案、广东汕尾血案就是最新铁证。至于野蛮、暴力拆迁，野蛮、暴力征地是一个连中共官方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公权力暴力执法更是令老百姓深恶痛绝。
在文革中，每个人都是一个螺丝钉，都是一块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砖。在现在，尊重人权、尊重生命仍是停留在纸上的一句空话。岂不说在政治领域把异议人士、法论功修练者从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失，岂不说劳教制度不经审判就剥夺人的人身自由，岂不说司法领域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施以酷刑，就是在一些非政治领域，如计划生育、群众上访，如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等方面，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案件屡屡发生。至于屡禁不止的矿难，更是直接剥夺了无数人的生命。
二、 虚拟世界释放出来的噪音
对于文革，从官方到民间绝大部分的人是否定的、痛恨的，但搜索国际互联网，我们仍发现了大量的噪音。网络是虚拟的，但声音是真实的。倾听这些声音，你会发现文革的幽灵再次降临中华大地并非杞人忧天，并非耸人听闻。
网民“诚挚” 用并不通顺的语言给文革作的定性是：“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史上唯一真正的民主时期”，“ 是一场人民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和引领下受《五一六通知》启发而群起形成的大革命运动。”在“诚挚”的眼中，“民主环境和状态就是：社会不存在剥削压迫的现象，人民群众能够充分享受《宪法》所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而且人民群众无论感受到任何的不满——对人或对事，都可以也都有义务使用任何的方式方法责令政府从速妥善处理——绝对没有任何限制或附加条件下的概可责令，并且倘使出现了政府打官腔推三阻四而不从速妥善处理的状况，人民群众更有自己来从速妥善处理的权力——其中包括使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权力”。因此，“文化大革命中残酷地打倒走资派和官僚，就是人类史上至今仅有的一次争取并且成功了的那个人民群众无论是对“谁”所做的事不满——哪怕这个“谁”是再大的官、再富的人、再大的机构单位，也都能够从速妥善处理的真正的民主时期”。
网民“qq12345” 认为：“文革是一次针对中国民众的民主启蒙运动”。 “qq12345”认为，“毛发动民众，依靠民众，对一部分当官的以直接的形式予以揭露和批斗。他在中南海贴出名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在后来的文革十六条中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又连续八次接见不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群众组织红卫兵。这就把整个游戏规则定得很清楚了：整当官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其实质就是放手武装（指精神武装）民众的民主启蒙，类似于美国建国时的允许私人拥有枪支”。
现在中国社会腐败丛生，道德沦丧，价值体系崩溃，老百姓怨声载道。在网上我们同样听到了这样的愤怒声，但伴随这些声音的还有对文革的怀念、向往。一位名叫“广西防城”的网民这样说：“假如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活着，那该有多好啊！贪污腐败的现象不见了！假如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活着，那该有多好啊！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弱势群体不见了；假如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活着，那该有多好啊！黑社会抬头的现象不见了；假如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活着，那该有多好啊！人为原因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不见了。真心怀念毛主席，就要怀念他老人家的般般好处，希望他能在生来世，带领我们走向无忧无虑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
文革在中国的爆发，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的独断与狂想，文革的源头在于扎根于中国的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在于包括政治家、知识分子、普通百姓在内的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意识的缺失。很显然，在今天的中国，这些封建因素远未根除。当这些因素仍停留在民族的血液中时，文革就不可能从我们的生活中彻底走开。悲剧不能再重演！我想作为一名中国公民，作为一名异议人士，努力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就是对文革最好的纪念。
                                                    2006-4-24

 

 

2005年6月11日凌晨4点多，二、三百头戴安全帽，身穿迷彩服的青年男子手拿猎枪、棍棒、铁锹、灭火枪等凶器袭击了河北省定州市开元镇绳油村的村民，造成6死48伤。从这次震惊中外的血腥征地惨案发生的时间、歹徒的打扮、作案的凶器及作案的经过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有组织的有背景的黑社会行动。这个案例透视出大陆日益严重的黑权勾结和权力暴力化倾向。

一、从近年触目惊心的黑社会大案看黑权勾结

在2000年轰动全国的沈阳黑社会头目刘涌案中，我们看到刘涌与沈阳正、负市长慕绥新、马向东和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等官员称兄道弟，大搞权钱交易。正是在这些人的庇护下，刘涌犯罪集团疯狂行凶42起，致死致残42人。就是这样一个血案累累、独霸一方的“黑老大”身上却有一系列炫目的光环：沈阳市人大代表、致公党沈阳支部副主任委员、嘉阳集团董事长。

浙江温岭市的张畏除了黑社会老大这一身份之外，还具有跨省份的八个其他身份：其中包括湖北省宜都市政协副主席、随州市青联委员、浙江某报社名誉社长、随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等四个官方头衔，牵涉张畏一案的67名党政要员当中，有市长、公安局长及党政干部42人、司法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10人。

除这两个案件外，还有黑龙江“大小地主”案、陕西郑卫国案等，这里面都涉及多名官员为他们充当保护伞。

在中国暴露出来的这些大、小涉黑案中，黑权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这些黑社会性质犯罪没有后台和保护伞是做不大的。

二、大陆日益公开化、明目张胆化和生活方式化的黑权勾结和权力暴力化倾向

日益“公开化”、“明目张胆化”是指公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越来越与黑恶势力勾结起来，越来越多地使用暴力。这种现象在大陆成了公开的秘密。日益“生活方式化”是指整个社会，不仅仅是有权有势者，包括普通百姓甚至弱势群体越来越习惯用暴力手段、用黑恶势力来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逐渐溶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下面我们从各个行业来说明这一问题。

中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一票否决制”的压力下，各地都采用了残酷的方式方法，有对孕龄妇女围追堵截的，有把怀有六、七个月身孕的妇女捆绑到手术台上的，有把怀孕妇女的家属扣作人质的，有非法扣押超生者家庭财物的，有扒掉超生者房子的，有因此整死人的。一些计划生育的标语口号很能说明问题。“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收田牵牛”、“一孩上，二孩扎，不扎就动法”。听了这些话，令人毛骨悚然。为了完成计生指标，各地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公然采用黑社会手段，极尽对老百姓威吓、迫害之能事，粗暴践踏人权。

“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这条2004年挂在湖南嘉禾县政府门口的标语已成了大陆野蛮拆迁、暴力拆迁的代名词。在我国各地的拆迁圈地大潮中，有把拒迁者包围起来断水断电达27天之久的事；有因拒迁被“诛连九族”的事；有趁人不在家中把房屋夷为平地的事；有把拒迁人污蔑为“反革命分子”的事；有把拒迁者逼得自焚、跳楼、跳水的。直到现在没达成补偿协议而强拆房子的事比比皆是，因拆迁上访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在拆迁大潮中，本与自己无关的政府总是站在开发商一边。甚至有时候动用国家机器以“莫须有”的罪名对拒迁反抗者予以拘留、劳教、判刑。

司法领域中的刑讯逼供现象一直是滥施暴力侵犯人权的“重灾区”。这里只举2005年4月轰动全国的佘祥林杀妻冤案为例。十几年前，佘祥林的妻子失踪，佘祥林被认定是“杀人凶手”。可当佘祥林在狱中度过了十一个春秋后，他的妻子又“死而复活”回到老家。佘祥林最近回忆了他是如何被司法机构认证杀人的：“当时我已被残忍体罚毒打了10天10夜，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尽快地休息一会，只要能让我休息一下，无论他们提出什么要求，我都会毫不犹豫地顺应。”“他们问我在什么地方杀的人，我随便指了一个地方，他们就给我照了相。”最近媒体上不断传出冤案的消息，可见刑讯逼供造成的悲剧还有很多。

上访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力，然而令人惊诧的是，就在堂堂中央政府机关门前，却布满了警察，便衣，甚至还有花钱雇来的地痞流氓，专门拦截上访人士，又打又骂，又抓又赶，有的上访者被殴打致残致死。更为严重的是，许多上访者被逮回去后往往要面临拘留、劳教、判刑。我不明白公民合法上访怎么就犯法了？弱者在于强者的抗争中，唯一的力量就是说理，可现在上访者还有说理的地方吗？

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单位“以毒攻毒”，用地痞流氓来帮自己催款；城管部门经常“掀摊拿秤”；局长书记们到娱乐场所要小姐被拒就砸烂娱乐城；对付要钱的民工，老板们总会请来黑恶势力；现在比较严重的是许多基层政权已黑社化了。我本人最近接触到几件事，感触颇深。有一位家长因小该在学校受到欺负，便在学校“胡搅蛮缠”，学校想尽许多办法都未解决，最后请来一黑社会老大对这位家长一顿暴打，将其赶走。事后有人质问校长“为什么利用黑社会势力？”。校长振振有词“现在谁不是走不通白道走黑道？”8月5日，我们当地一家医院医死病人后，病人家属要求讨个说法，却被医院保安和打手用电棍打成重伤。我有一位亲戚闹离婚，对方不同意，双方发生冲突。后来双方都请来黑社会势力摆平。上行下效，迷信暴力，越来越越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三、治黑必先反腐，治腐必先民主

“谁拥有了权力，谁便拥有了一切”“我是黑社会我怕谁”，这些话很好地反映了权力垄断者不可一世的蛮横霸道心态。这种心态的形成反映了大陆官员的权力正在恶性膨胀，并不断流氓化。当周围人都对他阿谀奉承、唯唯诺诺时，他就会相信没有他办不到的事，没有他不敢的事，甚至不惜使用暴力。

大陆日益严重的黑权勾结和权力暴力化倾向反映了大陆道德沦丧、法制失败，反映了权力正越来越背离“正义”。现在大陆老百姓常说“为了权，为了钱，当官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吃喝嫖赌这些坏事当官的干得最厉害。官员们公然选择暴力、选择黑社会，说明我们的法律对他们还缺乏足够的震慑力，说明“权比法大”。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敢公然蔑视宪法，无视公民财产，漠视一切公民权力。

黑社会与腐败联姻，二者已成“双驾马车”。腐败者操纵黑恶势力，意欲攫取更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利用这些“御用工具”， 腐败者一方面通过种种不法途径为自己清除障碍，摆平各种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在经济上为自己带来滚滚财源。

前面我们例举了计划生育、截访、刑讯逼供等问题，我们必须指出，这几个领域出现的权力暴力化倾向是“合法”的公开的行使的，是“制度性”的暴力。写到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黑权勾结和权力暴力化倾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当一个社会仍然坚持专制集权的政治制度，当一个社会仍然拒绝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时，当权力仍然在暗箱操作时，权力就会如一头猛兽，充满血腥和暴力。让我们呼唤一个民主、自由的良性社会早日到来。

 

最近，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栏目17年来首次更换播音员，两位相对年轻的主持人：三十出头的康辉和28岁的李梓萌粉墨登场。《新闻联播》栏目的这个变化立即引来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和互联网上网友的热烈讨论，借这个时机，我们来剖析一下这个不寻常的“新闻联播”电视节目。
一、 新闻联播的内容——毫无人性
《新闻联播》栏目号称是世界上收看人数最多的电视节目，每天晚上七点至七点半大约有7280万人收看这档节目，而美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新闻节目美国广播公司(NBC)的《晚间新闻》，每天的收看人数只是1000万。二者一比较，前者的收看人数是后者的七倍还多。这么多人看《新闻联播》，它都播了些什么呢？下面是2003年7月1日《新闻联播》的串联单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在京开幕，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14分钟
　　•温家宝出席香港特区政府庆回归升旗仪式，1分50秒
　　•温家宝出席香港特区政府庆回归六周年酒会并发表重要讲话，6分24秒
　　•香港民众以各种形式庆回归六周年，1分17秒
　　•李长春将出访古巴、阿根廷、新西兰三国，12秒
　　•誓言铮铮跟党走，歌声嘹亮唱辉煌，各地欢庆党的82岁华诞，2分1秒
　　•三峡电厂2号机组今天开始72小时并网试运行，1分46秒
　　•淮河干流全线涨水，防汛形势日益紧张，1分26秒
　　•美国国防部公布美侦察机遭朝鲜战机拦截的录像，33秒
　　•俄敦促伊朗尽快签署核安全保障的附加议定书，33秒
　　•伊拉克费卢杰一清真寺发生爆炸至少5人死亡，28秒　
对于《新闻联播》30分钟播出的内容，官方有明确的规定，以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日活动为头条，25分钟国内新闻、5分钟国际新闻。老百姓对《新闻联播》最突出的印象是“会议多”，他们说《新闻联播》就是中央领导人开会、接见客人，地方领导人开会、接见客人。同内的专家学者也对《新闻联播》播出的内容作了一番调查统计，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周小普教授带领研究生对《新闻联播》的调查结果是：在播出的所有新闻条数中，时政新闻占41．6％，而在新闻时长上，时政新闻更是占到50％以上。至于每类新闻的平均时长，占前三位的分别是领导人活动（157．8秒）、宣传重点（129秒）、会议新闻（93．2秒）。
作为一个新闻媒体，遵守新闻规律是必须的。在众多的新闻规律中，有两条是最基本的，一是新闻媒体首要关注的是热点新闻，是重、特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因为这些都是老百姓爱看的，可《新闻联播》根本不管这些，哪怕外面天崩地陷、地球灭亡，它的头条总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既使这个活动是纯礼节性的，这些播完后，还有喋喋不休的政治说教。唯一的例外是1986年1月29日，那一次，“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被作为头条新闻播出，没有将中央领导人的活动或国内重大事件放在头条，这在《新闻联播》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同样的情况后来也再没出现，甚至连‘9•11’事件，《新闻联播》都没有作为重要新闻播出。中国经常因矿难而大量死人，可这么重大的事从来没上《新闻联播》的头条，有网友实在看不过去，大声质问到：“究竟要死多少人才能上《新闻联播》的头条？”，答案当然是死再多的人都上不了《新闻联播》的头条。二是既然是新闻报道，内容自然是越新越好，越是独家新闻越好，可《新闻联播》不是这样的，它不仅大量采用新华社的通稿，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怪事，就是几年前已播出的电视新闻或几个月前的电视新闻会在《新闻联播》回炉，仅可考证的就有十几条之多。
老百姓爱看“新”闻，喜欢关注热点事件，这是人之常情、人之本性，同时，作为一个新闻媒体，反映老百姓的疾苦，反映他们的呼声是自己的责任，但是《新闻联播》栏目完全不顾忌老百姓的期待和诉求，它的“党八股”、“老三篇”不播完，你休想看到真正的新闻，你说这样的媒体还有人性吗？
二、“新闻联播”的主持人——令人同情
令人同情一：工作枯燥无味。“新闻联播”的主持人严格来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他们根本无东西可主持，他们就是一个播音员，他们的工作就是对着提示器念稿子，和一般的播音员相比，“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念的稿子千篇一律、毫无趣味，“主持人”个人没有半点发挥的余地，更谈不上展示自己的个性、才华。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尚能忍受，像刑质斌、罗京在《新闻联播》一播就是几十年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是一个有头脑有正义感的播音员，他（她）每天要用自己的嘴把那么多谎言、假话念出来，心灵上该多受煎熬。写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新闻联播》前播音员杜宪、薛飞，1989年6月4日，杜宪和薛飞主持当晚的新闻联播，他们身着黑装，语速缓慢，播报了关于六四清场等新闻。直到今天，人们仍思念、尊敬这二位播音员，大陆网友称他（她）们是中国人的“良心”，赞他（她）们坚守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令人同情二：工作时胆战心惊，工作外个人自由受限制。由于《新闻联播》承载了太多的使命，当局容不得它出错，播音员们在播音时都战战兢兢，唯恐出了纰漏。有记者曾采访了播音员罗京，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晚上七点半播完后，经常看到两个播音员露出笑容，说说笑笑，记者问：“你们都说些什么？”。罗京表示，其实每一次做直播都会紧张，如果节目能够顺利结束，自己的心情会格外的高兴，交谈的多是直播时“差一点”会出现的失误，心里的真实想法则是“又’混’过了一天。在工作外，每个人应该是自由的，可《新闻联播》的播音员不是这样。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谈了这样一件事，他说自己的歌唱得还不错，比老毕（中央电视台文艺节目主持人）强多了，但即使在老毕的节目中自己也不敢表现唱歌的天赋，“我们是《新闻联播》主持人，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事实上我们在电视中确实未看到罗京唱过歌，倒是“国粹京剧”唱了几回。罗京还谈到一件更令人不可理瑜的事，有一次他想改变一下发型，据他自己说都没能得到中央电视台台长的批准。
尽管《新闻联播》主持人衣食无愁，但天天生活在高度紧张、恐惧、无聊、不自由的状态，设身处地的想一下，他们真值得同情。
三、《新闻联播》的播音风格———令人痛苦难耐
《新闻联播》的播音风格，一是：高高在上，教训天下。中共官员自己说，《新闻联播》作为党的传声器，要保持高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所以每天晚上这个栏目都要板起面孔、一本正经地、像个老师爷一样把全国人民教训一番，似乎天下的真理只掌握在他们一家手里。大家可以想一想，白天我们工作了一天，晚上还要挨这顿训，多难受！
二是：《新闻联播》主持人在播音时，面容疲惫，表情单一，眼神呆滞，毫无生气和活力，而播音的音调也是一成不变，装腔作势。
《新闻联播》的这样一种播音风格，再加上枯燥单调的“党八股”内容，许多人反映半个小时的《新闻联播》很难坚持看完，这就是《新闻联播》的收视率从八十年代的50%以上下降到现在的5.6％的主要原因。我个人极少看《新闻联播》，但有时候又不得不看，每看一次痛苦一次，每看一次愤怒一次，每看一次就坚定了改变《新闻联播》及其背后所代表的专制制度的决心。
四、被妖魔化的《新闻联播》栏目
所谓“妖魔化”，是指《新闻联播》已不仅仅是个新闻栏目，它已经严重被“神化”了。首先从这个栏目的播出安排来看，在它播出时，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都要为它让路，绝大多数要转播这个栏目，极少数不转播的也不能播黄金节目，更不能播新闻，包括凤凰卫视。也就是说，《新闻联播》这个栏目背后有一种巨大的无比的力量，逼着全中国人都收看它，你不看都不行，因为全中国的电视在这一时段除了《新闻联播》你几乎没有其它的选择。
其次，从《新闻联播》的定稿来看，它也非同一般。一般媒体的稿件，主编、编辑说了就算，可《新闻联播》的稿件，《新闻联播》栏目的主编、编辑根本定不了，每天下午5时30分，由中央电视台台长、副台长组成的审查小组开始审定当日的新闻，而在一些重大选题上，相关报道还需中共中央办公厅直接审定。
再次，《新闻联播》的播出从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任何事都不能影响它的播出，每晚七点，它的片头曲都会准时响起。一般的电视节目，不可能不受外界或突发事件的影响，经常出现节目推迟播出甚至取消播出，但在我的印象中，《新闻联播》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它的播出风雨不误，任何人、任何事都要为它让路，它如一座泰山一样，岿然不动。
最后，这样一个不讲市场规律和新闻规律的新闻栏目，却有着巨大的市场收入。紧跟在《新闻联播》之后的15秒广告时段，其广告费是所有电视节目中最贵的。1995年中央电视台推出该时段广告招标，曾经创造了“标王”的新名词。1998年“爱多VCD”以2.1亿元天价“夺标”，相当于每秒钟花掉38000元。而2005年，“宝洁”为这一时段的广告投入3.85亿元。
五、《新闻联播》是专制政权的命根子
中国是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专制政权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政权的存在缺乏合法性。封建社会，皇帝为了营造自己的合法性，他要让人们相信他是天的儿子，代表天来统治国家。现在共产党为了找到政权的根基和合法性，它就需要《新闻联播》这样的媒体不断地对人民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引导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中共当局正是希望通过《新闻联播》等媒体对人民不遗余力的灌输，不遗余力的洗脑，从而达到神化自己的目的。
为了把自己的方针、政策强加给人民，为了让人人都知道“三个代表”、“邓小平理论”等“理论精神”，为了让人民相信“现在的政治制度和政策是最适合中国国情”，中共政权需要《新闻联播》这样的喉舌和工具，需要这些喉舌和工具喋喋不休地对人民进行政治宣传和政治说教，企图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把人民变成专制的奴隶。
中共执政几十年来，像文革、六•四这样的罪行罄竹难书，现在又腐败成风，道德沦丧，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广大老百姓生活困苦，人民的基本生存权毫无保障。在这种社会矛盾急剧恶化、遍地干柴的情况下，为了维持自己脆弱的统治，中共当局需要一个巨大的撒谎机器或撒谎系统，来大唱盛世赞歌，粉饰太平，营造太平盛世的假象。《新闻联播》就是这样一个最典型的机器和工具，专制当局正是通过对这些新闻工具的控制从而有效地控制了社会舆论、钳制了人民的思想、扼杀了言论自由，达到了欺骗人民、愚弄人民巩固政权的目的。
专制政权有两大支柱，一个是暴力，一个谎言，这二者是维系其统治的命根子，离开了它们，貌似强大的专制政权倾刻间就会土崩瓦解，历史和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中共当局正是看到了这点，所以千方百计地抓紧武力、钳制言论和思想。但我们要说的是，要想维护政权，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顺应民心才是根本，暴力和谎言并非是专制政权的救命稻草。

                                                             2006-6-20

 

美国总统小布什上台后，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政治概念——“流氓政权”。此一概念又被称作“无赖政权”、“邪恶轴心”。 这个概念的提出实际上预示着美国战略重点的转移，阻止、打击“流氓政权”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流氓政权”这个词到了中国后，御用文人们把它翻译成“流氓国家”，试图将“政权”混同为“国家”。当布什总统提出这个国际政治关系中的新概念时，许多人感到不理解，“流氓是指一个人，怎么能用来指一个国家？”；“这是美国人在给别国扣帽子，这是强权政治”；“美国人真是岂有此理！”。 “流氓政权”这个概念的提出到现在也不过几年的时间，然而国际社会在这期间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让全世界的人民越来越接受了这个概念，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布什总统提出这个概念的先见性和正确性。刚刚发生的朝鲜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进行核实爆就是最新的例证。
“流氓政权”的流氓表现
一、政治上专制集权 肆意践踏人权
现在，被国际社会公认的几个臭名昭著的“流氓政权”是朝鲜、伊朗、古巴、叙利亚、苏丹等。这几个国家，都无一例外地顽固地坚持专制极权统治，甚至像伊朗竟然开历史倒车，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国家。在这些国家，权力高度集中，权力成为社会的主宰。在权力这个金字塔的顶端是那些对人民握有生杀大权的大独裁者们。“流氓政权”一方面是高压，另一方面是谎言和愚民政治。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了把整个国家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总是把自己神化为大公无私的圣人，总是把自己说成是天上哺育万物的太阳，总是把自己描绘成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总是把自己塑造成全世界唯一的救世主。正是在这种弥天谎言的欺骗下，统治者整天干着名为“大公”实行“大私”，名为“民”实“窃国”的勾当。
在暴力恐怖统治下，整个国家成为独裁者及其官僚统治集团的私器，人民成为专制政权的奴隶。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人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甚至生命权、生存权都被肆意践踏，统治者根本没有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意识。
二、经济上倒行逆施  人民饥寒交迫
由于“流氓政权”都是专制独裁政权，统治者所宣扬的“为人民服务”不过是瞒天过海的谎言。在统治者眼中，普天之下，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他们真正关心的不是人民的死活，如何维护专制独裁统治，如何维护整个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才是统治者最根本的利益和出发点。同时，“流氓政权”大都信奉极端邪说，大都狂热偏执，为达政治目的和实现他们的“主义”，他们往往挟持整个国家和人民去做实验，把人民当做他们狂热思想的牺牲品。正是由于统治者们完全不顾客观规律，倒行逆施，国家经济陷入一片凋敝，人民食不裹腹。这一点，在当今的朝鲜和前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尤为突出。伊拉克国家不大，人口不多，但石油储量丰富，排在世界前列。按道理，这样的国家应该富甲天下，可由于萨达姆政权的穷兵黩武，妄图称霸世界的野心和思想，导致伊拉克国家经济陷入崩溃。在朝鲜，由于金氏父子顽固地坚持共产邪教，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国内出现严重的饥荒，死人无数。这和同在朝鲜半岛的韩国形成了鲜明对照。
更为无耻的是，当人民生活在饥馑之中时，流氓政客们却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在朝鲜，当许多人被活活饿死的时候，大独裁者金正日却攫取了庞大的财产。据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推断，金正日的个人财产大约有四十亿美元，并拥有总价值为两千多万美元的两百辆德国奔驰豪华轿车。在前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时期，伊拉克人民缺吃少穿，疾病流行，急需抗生素。在联合国启动了石油换食品的计划后，伊拉克政府开出的首批采购单却有隆胸的硅胶、粉刺霜、洁牙激光器和吸脂器等”重要医疗物资”，有瓷茶具、玻璃器皿、香烟和威士忌等”人道主义物资”，来提供给萨达姆家族的特权者使用，但却惟独没有人民大众急需的抗生素。这种事，也只有流氓政权才做得出来。
三、军事上穷兵黩武 妄图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在国际社会，随着《核不扩散条约》的广泛签署，停止以军事为目的的核活动、削减现有的核武器已成为全球共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成为严重威胁国际安全的过街老鼠。可是，“流氓政权”最显著的标志恰恰就是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死心塌地发展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旦当这些“流氓政权”拥有了一定的军事实力之后，他们就会原形毕露，就会向世界伸出魔爪。前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在上个世纪公然发动以吞并它国领土为目的的侵略战争就是例证。
这些“流氓政权”冒天下之大不韪，违反国际公约，一再进行核试爆，他们自称是为了国家安全，实际上是想利用暴力来维护自身的统治，延长“流氓政权”的寿命。“流氓政权”的上述表现和用心，彰显了统治者迷信暴力、崇尚暴力、嗜好暴力、玩弄暴力的本质。流氓政客们相信，暴力无所不能。这样一种思想，显然是和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潮流格格不入的。
四、本身是恐怖政权或支持恐怖主义
在从事或支持恐怖主义方面，各“流氓政权”可谓劣迹斑斑。在奉行原教旨主义的伊朗，上个世纪曾发生宗教极端分子冲进美国大使馆并摧毁大使用馆，公然践踏国际外交公约的恶劣事件。伊朗现任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今年多次口出狂言，“必须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我们必须将美国踩在脚下！”内贾德这样说，实际上是在进行赤裸裸的恐怖号召。至于伊朗同中东各恐怖组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是公开的秘密。
在朝鲜，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其特务部门竟跑到日本等十二个国家抓捕外国公民到朝鲜做间谍。在被抓捕的人当中，居然有十几岁的初中一年纪的学生。在叙利亚，“流氓政权”不仅支持巴勒斯坦各恐怖组织、黎巴嫩真主党等，还公然坦护前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各流氓高官。据说，前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这些氓政高官在叙利亚“逃亡”期间，敢公开在大街上行走，叙利亚政府对恐怖分子包庇竟然至此。
五、狂妄自大 出尔反尔 尽显流氓本色
在朝鲜、伊朗等“流氓政权”，我们经常听到文革式的语言。统治者的这些讲话、声明都盛气凌人、蛮横无理，显示了流氓当局狂妄自大、不知天高地厚的心态。当外界对他们提出善意的批评和忠告时，“流氓政权”往往跳起来又叫又骂，大有“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
在禁核问题上，这些“流氓政权”一会儿说要遵守国际公约，允许核查，一会儿又撕毁封条、拆下摄影机；一会儿一本正经地参加国际会谈，承诺弃核，可话音未落，又搞起了核实验；一会儿说只搞民用核工业，一会儿又得意妄形地宣布成功地进行了核试爆，进入了核国家俱乐部。“流氓政权”不守承诺、出尔反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可见一般。更卑鄙的是，“流氓政权”还经常在国际社会搞核讹诈。“你要我停止核活动，首先得给我援助”，“给少了还不行，给少了我就又要进行核试验了”。种种劣迹，尽显流氓本色。
“流氓政权”的本质
在伊朗等国家，“流氓政权”禁止妇女上学、参政，强令女人穿只露出眼睛的长袍，禁止电影、电视等文化娱乐活动。在“流氓政权”看来，任何社会进步的新产品和标志，都被视为不能容忍的威胁，无论是现代技术，还是艺术、生活方式。甚至家庭，有的“流氓政权”主张搞多妻制，不能不说是对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结构的挑衅。把人类拉回到蒙昧状态是“流氓政权”的目的。“流氓政权”的上述种种表现，让我们看清了他们所追求的那一套东西都是业已被证明了的落后的、反动的东西，暴露了他们反人类、反现代文明、反现代人类社会基本价值观的本质。“流氓政权”的所作所为，结果只会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大倒退。
我们说“流氓政权”是人类进步的障碍，是现代文明的敌人，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流氓政权”反人类、反文明的本质的根源来源于我们人类自身。在人类的本性中，有许多残暴、反动、流氓、念旧厌新的因素，当这些因素遇上合适的条件，它就会从魔盒中释放出来，危害人类。因此，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反对“流氓政权”及其背后的东西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课题。

                                                                2006-10-26

湖北省随州市政府大楼位于白云湖畔的小山丘上，这里四处青山碧水，环境幽雅。这栋大楼是随州市升级为地级市后兴建的，到过这里的人都说新政府楼漂亮、气流、威严。2006年4月3日上午，在这坐漂亮的大楼前上演了不和谐的一慕。二十多名原随州市锅厂的工人到市政府上访请愿，他们在政府楼前的草地上用白布扯出了一面旗子，上面写着：“政府迁址  锅厂饮用水无保障”。
笔者经过了解得知，原随州市锅厂位于随州市新政府大楼的背后，二者之间距离不过一、二里路。锅厂早在2001年就正式破产了，原先一百八十多名工人中的年青人都外出打工去了，留在家里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和小孩。我注意看了一下，这次到政府上访的工人年纪大都在四、五十岁左右。工人们大都衣衫破旧，有的甚至穿得比农民还寒酸。在现场，我和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工人进行了访谈。这位老工人告诉我，他们这次到政府上访，主要是反映由于兴建政府大楼导致他们无水吃的事情。四、五年前，随州市政府新大楼破土动工，位置就在锅厂前的一座山包上。当时锅厂里的居民都是用一个水泵从别处抽水过来饮用。这个水泵和连接管道正好位于政府大楼工地的附近，因此很快就被工程人员拆除了。政府当时承诺，政府大楼建好后，为锅厂安装自来水。当时工人们还为即将吃上自来水高兴了一阵。政府大楼一建就是好几年。几年来，锅厂里的居民被迫在一废弃的水井中抽水饮用。由于废井水量很小，居民们用水非常节约，平时洗衣洗菜就在一堰塘里进行。老工人告诉我，他们用的水水质非常糟糕，废井和堰塘里经常有牛粪、乱鞋子及各种垃圾。为此，大家克服了不少困难，直到2004年政府为锅厂铺设了自来水管道，锅厂人才解决了饮用水问题。
但锅厂里的人没高兴几天就发现新问题出现了。首先是新铺的自来水管道由于质量及施工问题存在漏水现象，每天大量的水白白流走；其次，由于锅厂早已经破产，原来厂里的水罐等配套设施老化、破旧，与新铺的自来水管道对接不是很好；最后，工人们还怀疑周围村民有从水管私自取水灌溉农田现象。由于上述这些原因，锅厂里的居民用的水的价格畸高。本来自来水的出厂价只有1.50元/吨，可他们一直都是按3.50元/吨交水费，就是因为他们要把大量流失的水算到成本里去。而在这用水的一、两年中，锅厂居民还按每吨四、五元的价格交过水费。今年年初，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来锅厂收水费，锅厂总表显示的水费应为一千多元，可各家各户收上来的钱只有几百元，中间相差七、八百元。由于水费收不上来，自来水公司停止了向锅厂供水，截止到4月3号，锅厂停水将近3个月。锅厂工人说，现在着急的是无水可用，以前有水用时又着急水价太高，一个月水费要交好几十元，而职工们的养老金最高的不过每月五百多元，这样用水就用不起。为了证实工人们说的情况，我骑车到锅厂去看了看，锅厂里的房子都很破旧，还是很早建的那种内走廊的样式，其情景和不远处的政府大楼形成了鲜明对比。我看了看他们现在取水的地方，水确实很脏。
最近几年，锅厂居民为用水的事进行了多次上访。他们首先去找到市政府，政府让他们去找水利局；到了水利局后，水利局说供水归自来水公司管，让他们去找自来水公司；可找到自来水公司，却被告之，自来水是商品，重新铺设或者维修现有管道更是要钱，他们没有这个义务，最后又让去找市政府。就这样，锅厂居民像皮球一样在各部门被踢来踢去，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在随后，我见到了这次锅厂居民的上访代表。他介绍说，他们上访主要是要求政府能让自来水公司把水接表到户，各家各户独立核算，只有这样才能控制水价，不出冤枉钱。可多次找政府都没结果，这次到政府来更是连人都没见到，平时见的政府王秘书长出去了，他们只得在大厅里登了个记，和信访接待员说了几句。不过，这位代表表示，一日用不到水，他们就会继续找下去。
望着一边是气派豪华的政府大楼，一边是无水可用的老百姓，我不禁想起了一年多来，就是在这座政府大楼前，我见到许多弱势群体的上访请愿活动，包括下岗工人、民办教师、退伍军人、出租车司机等。这些人到政府来一个共同的诉求是要求解决吃饭的问题，要求维护自己的基本生存权。可政府总是对他们说：“你们的困难政府知道，你们的遭遇我们深表同情。可政府有难处，你们要体谅政府的难处。政府现在没有足够的钱和能力解决你们的问题，请耐心等待。”上访民众总是反驳到：“没有钱你们盖这么漂亮的衙门？没有钱你们坐这么豪华的车？”由这些我进一步想到与更多的老百姓密切相关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政府也说这些民生生问题没办好，感到痛心，主要原因也是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这些方面。我想有没有钱不是一个问题，愿不愿意投钱就是一个观念和执政理念的问题，就是判断一个政府是不是服务于人民的问题。政府是百姓的政府，政府的权力来源于百姓。政府的存在是靠百姓的税钱养着的，其存在的目的也是为百姓服务的。百姓是“主人”，政府是“仆人”。尽管我们一再听到统治者告诉人民他们是“亲民政府”、“为民政府”、“政府与百姓零距离”、“政府与百姓面对面”、“群众利益无小事”，但我们不能只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离建立真正的人民政府还相差很远，那些用华丽辞藻标榜自己的人不过是在作秀。

                                                  2006-4-18

2005年10月份，因为我的一些维权及政治活动，湖北省随州市有关当局以”支教“的名义将我发配到村级学校：随州市曾都区吴山镇三合店小学。利用到农村的机会，我对当地农村教育问题做了一次调查。在调查的过程中，我对当地农民、教育管理者等进行了访谈。从和他们的谈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大陆农村儿童基本教育权的保护现状。
一、寡妇潘瑞林访谈录
潘瑞林是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吴山镇三合店办事处王冲村的农民，潘瑞林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她一个人带着四个娃，日子过得非常辛苦。
我们来到潘瑞林家，首先见到了她和她大女儿沈小平。听说我们是调查学生上学的事，潘瑞林指着她大女儿沈小平说：“就是她，读小学六年级时就失学了，当时只有十四岁。那一年她弟弟有病，我花了四、五千块钱，实在供不起了，就让她回来了”。“小平当时学习成绩可好，你上学校去问问，老师们都说这个娃可惜了”。“就因为失学我这个娃受了点刺激，现在都19岁了，整天坐在屋里，脑筋有点神经了。前天我走了，她拿鸡蛋在屋里画娃娃，平时在屋里也是乱弄。我现在实在没办法，啥都依着她”。
潘瑞林说她自己身体也不好，“我是个残废，9岁就得了小儿麻痹症，一到阴天我这个腿就走不了。我今年又长瘤子，花了不少钱，现在啥都做不了”。接下来我们谈到了潘瑞林的大儿子。我问：“听说你的大儿子在外打工，收入怎么样？”
“啥收入？一个月四、五百，五、六百块钱”。 潘瑞林说。
“听村里人说，你这个大儿子也很早就没读书了？”我问。
“我这个大儿子上学成绩也好得很，他是他爸去世那年失学的。有一次星期六他从学校回来了问我要生活费，我实在没有，他就没再去上学了，当时只有十四岁，正读初一”。“为这他回来后七天没吃饭，你上这屋，他上那屋；你看见他啦，他又到别处躲躲。当时他也哭，我也哭，庄上的人都来劝我们”。“现在他都20多岁了，大了，晓得我一个人顾他们四个不容易，前两天刚忙完田里活走的”。听潘瑞林说到这里我都感到辛酸。
“像你家属于单亲家庭，困难这么大，当时政府没有一点救济？你没找找？”我问。
“咋没找过?那时候没政策。我到上面一层层找，层层写信。到上头找到民政部门，上头都好，说你这娃有救济，我问到那儿救济？他们说你到办事处。我随身又转来找办事处，办事处又让我找大队，就这样连吃的粮食硬是没救济我一点”。 潘瑞林说到这里很气愤。
潘瑞林最小的两个娃现在都还在上学，说起小儿子潘瑞林满脸高兴。“我的小儿子叫沈小四，在三合店读六年级，成绩可好，老师们都说可别叫你这娃失学了”。“小四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前年有病休息了半年，返学后还是考第二”。 潘瑞林继续说：“要不是公路上给我们小四捐点钱，我这娃恐怕也读不成”。 潘瑞林所说的公路是指孝襄高速公路指挥部，去年这个指挥部106名职工每人捐了500块钱，资助了106名贫困生，帮助他们免除了一年的学费。
沈小四还有一个姐姐在吴山镇读初中三年级，今年学校给她申请了“两免一补”的指标，使她得以继续留在学校。
从以上的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像潘瑞林这样的家庭，如果得不到社会的有效救济和帮助，家庭就会陷入困境，小该就会失学，就像她的两个大娃。只有我们的社会有了一定的救助功能后，小孩的受教育权才会有一个基本的保障，就像潘瑞林的两个小娃。
访谈的最后，对于目前的现状潘瑞林表达了她的忧虑：
“小四今年的学费公路上虽然给我们解决了，不知道以后是个啥情况？小四的姐姐今年虽说免了一些钱，可还是要我们交住宿费、生活费，就这得一、二百块，开学时我到学校说我没钱，今年又有病，我先给你们打个条。到现在这个条的钱我还没还上”。
“今年打了点粮食就在这儿，你说我是顾得了吃还是顾得了卖？卖了没得吃的，吃了没得卖的。我就这样往前过”。
二、农民邱才金和他四个失学娃
邱才金是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吴山镇三合店办事处王冲村的农民，我们这次调查活动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他。邱才金今年四、五十岁，他有四个娃。邱春霞是他的小女儿，今年13岁，去年在离家十几里远的联工村小学读五年级，有一次周末放学后，有的同学被家长接走了，有的搭车走了，邱春霞的父亲邱才金腿不好又没车，就没来接她，邱春霞身上又没钱搭车，于是不得不走了十几里山路才回到家中。自此说什么也不愿意再上学了。
邱春霞还有一个姐姐叫邱春青，今年14岁，前年读四年级时失学了。“春青现在在做什么？”我问邱才金。
“今年打工去了。她年纪小，只能做小活，现在在帮人剪线头”。 邱才金答到。
“14岁就出去打工，造孽啊！“我说。
“没事，她和她哥哥在一起，有她哥哥照顾她。”邱才金说道。
“春青的哥哥叫什么名字 ？今年多大了？”我问。
“她哥哥叫邱迎春，今年26岁了，还没娶到媳妇。”邱才金回答道。
“我这娃我是真对不起他，是我不叫他上学的。初中没毕业就回来了，他自己还想上” 邱才金说到这里时显得有些难受。
“有一次我这娃回来说老师叫交20元钱，我说娃你先到学校去，过几天我弄点柴卖了再给你钱。后来实在是供不起他上学，就叫他回来了” 邱才金一脸悲伤。
邱才金的大娃是个姑娘，今年30岁了，由于家里穷，没完成学业就早早嫁人了。
三、与农村学校校长面对面
这次调查，我们还和三合店小学温校长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这位温校长很年轻，只有三十来岁。由于我的特殊身份，在访谈时，他还是有很多顾忌。
我们首先谈到了当地的经济情况，温校长介绍到：“吴山镇属于贫困地区，我们三合店很苦。你到农民家里去过，屋里都是黑的”。
“这里农民收入怎么样？”我问道。
“农民种点粮食只能解决口粮问题，温饱算是有了一个保障”。 温校长答道。
“很多乡村学校经费很紧张，学校运转举步维艰，三合学校困不困难？”我问。
“咋不困难？你到我们学校有一段时间了，你看我们学校哪有收入？今秋开学，学校收的书杂费都被吴山中心学校收走了，说是发放老师们的缺口工资。学前班今年只招了60多名学生，每个学生一学期收180元，一年毛收入也不过两万多元。学前班的教师是招聘来的，国家不发她们工资，学校必须从这点收入中发她们的工资，一个月300元钱，不算高吧。其它的小卖部、学生喝豆浆的收入更少。”温说道。
在来农村之前，我就知道农村学校现在最大的收入来处学生食堂。“食堂的收入应该不错吧”我故意问。
“食堂哪赚得到钱？后勤是为前勤服务的，不赔就不错了”他和我打起哑迷来了。
“可学校的老师都说食堂一年起码要赚个五、六万元钱。”我说。
“赚鬼！你看我们买的黄瓜，8角、9角钱一斤，卖给学生才一块二、一块四。中心学校的领导到我们这儿来检查都说我们这儿的学生伙食好。现在学生又少，赚不到钱”。温答道。
我想，温校长对学生食堂的收入讳莫如深，恰恰说明学生食堂对学校的重要性，也说明学校的其它正常收入很少。
“学校现在还欠不欠外债？”我问。
“欠那，几十万。以前欠30多万，现在还了一点。主要是各种借资、集资还有部分银行贷款。”温说道。
“今秋开学学校买的几十头猪，到现在还没结帐；在外面商店赊的办公用品，老板多次来要都无法给人家。”他继续说。
“学校现在太困难了，教育投入是个大问题。你在我们这儿做调查，真的要好好呼吁一下，正儿八经的。”温说。
“我们这次在农村调查感到这里农民确实很贫困，国家出台的两免一补政策（免书费、杂费、补生活费）对贫困家庭的学生很重要。三合学校今年分的两免一补的指标多吗？”我问。
“不多，今年一年级分给我们11个指标。两免一补指标层层划分，曾都区划到吴山，吴山又划到我们三合店。享受两免一补的学生以后每年都享受这个待遇”温说道。
“我听学生说，这学期补贴寄宿学生的生活费是100元，好像学生至今还没收到。”我说。
“是的。那是他们瞎搞。”温说。
“他们是谁？”我问。温校长笑而不答。
“除了两免一补外，学校还有没有其它救济学生的办法。”我问。
“今年上头给我们学校分了三个特困生的指标。每人再减150元，其它的就没有了。”温答道。
在访谈的最后，我们谈到了农村儿童年失学的现象，温校长的看法是：“这些没上学的学生不愿意读书，不成器，读不进的娃子骚多”。

2006年6月26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首次提交审议。一石激起千层浪，海内外媒体纷纷报道、评论，这是一部什么样的法律？北京当局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出台这样一部法律？其背后的用意是什么？
一、《突发事件应对法》到底要应对什么？
《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出台后，许多官方人士包括立法者给予了这样的说明和解释，突发事件应对法是从2003年5月开始酝酿的，诱因是“非典”事件中的信息不通和协调不畅。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曹康泰在解释出台《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初衷时说：“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较多的国家。各种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在大陆主流媒体对这部法律的报道中，他们也强调近年来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很多，经济损失严重，伤亡人数多。
以上种种情况说明，执政当局在向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中国最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有点多，《突发事件应对法》主要是针对它们的。然而事实真是这样的吗？实际上中共当局在撒谎，在欺骗世人，他们制定这部法律针对的主要是全国各地的社会安全事件，这些事件绝大多数是老百姓要吃饭、要生存的上访、请愿、示威、抗议活动，是老百姓维护自身基本权利的维权事件。近年来，各种社会安全事件呈爆发之势，老百姓的维权活动风起云涌，据公安部对外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大规模民众抗议示威74000多次，参与人数逾376万，即每7分钟发生一次；2005年大规模群众示威增至86000次以上，也即每6分钟就发生一起大规模群众抗议。面对这些持续不断，防不胜防的“社会安全突发事件”，专制者惯性的思维方式是：老百姓在聚众闹事、在造反，因此他们必欲把这类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后快。以上分析说明，《突发事件应对法》主要应对的是各种社会安全事件和群众的维权行动。令人感到滑稽好笑的是，中共当局制定一部法律却又竭力回避这部法律所针对的问题，让人感到虚伪之极。
二、公然违反宪法  钳制舆论
在这部刚出台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中，饱受抨击的是限制媒体报道的条款，就连国内媒体如：南方网、《财经》杂志也迅速撰文质疑、批评这些限制条款。
《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明确规定，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社会安全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准确、及时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并对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管理。而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的，若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由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这些对媒体报道的限制，不仅荒唐而且野蛮。大量事实表明，各地方政府由于利益关系，缓报、谎报、瞒报、漏报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或者通报、报送、公布虚假信息的现象，近年来可谓屡见不鲜，且呈愈演愈烈之势。《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由地方政府统一发布，并且将包括中央媒体在内的新闻机构置于突发事件当地政府的管制之下，实际上是对当地政府撒谎行为的保护和奖赏，是对广大民众知情权的剥夺。新闻媒体的报道其实是宪法言论自由权利的一种延伸，新闻机构进行客观独立的报道既是媒体的本质属性，又是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利。在严肃的法律文件中，明目张胆地限制新闻报道，是一种粗暴地封锁信息、破坏新闻自由的行动，是一种严重违反宪法的行为。中共当局这样倒行逆施，符合他们一贯钳制舆论和控制思想的做法，反映了他们对民间维权和抗争活动的恐惧和紧张，他们害怕事件人民知道了进行效仿，他们更害怕事态扩大危及了他们的统治和既得利益，这一切说明在他们的脑子里根深蒂固地认为，没有人知道的事情就是没有发生的事情，暴露了他们愚弄人民、欺骗人民的本质。
三、《突发事件应对法》是一张加强暴力专政的镇压令
在这部法律草案中，当局贴上了许多漂亮的、华丽的标签，如加大官员问责力度，为地方政府设置了7条“高压线”，要求他们积极处置在当地发生的突发事件，对未按规定采取措施的，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又如，规定了地方政府在处置突发事件时不得有下列行为： 违法征收、征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 不及时归还征用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对被征收、征用财产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按规定给予补偿的。正是由于以上一些内容，大陆个别媒体肉麻地吹捧这部法律是一部尊重人权和自由的法律。
对于这部法律草案，搞清楚它的立法出发点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仔细分析这部法律草案，我们认为当局的根本用意是欲对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民间维权和抗议行动加强暴力镇压，至于对自然灾害等事件的一些规定只是一个表面的附带安排。这部法律草案首先给了各地政府巨大的压力，要求地方政府必须积极、主动地处置发生在其境内的突发事件，防止事态扩大和蔓延，影响了“稳定”和“大局”就罢你的官停你的职；同时又扩大了各地政府的权力，公然允许地方政府剥夺新闻媒体报道的自由，默认甚至奖励地方政府的撒谎和欺骗公众的行为，允许地方政府为镇压行动筹钱筹物，赋予各地政府滥用暴力、武力的权力，如该法律草案明确规定：社会安全事件发生后，政府可对特定区域内的建筑物、交通工具、设备、设施以及燃料、燃气、电力、水的供应进行控制；封锁有关场所、道路，查验现场人员的身份证件，限制有关公共场所内的活动等等。总之，这部法律草案一方面给专政机器的暴力行为披上了法律的“合法”外衣，另一方面勒令各级政府加强对民间抗议、维权行动的镇压。
面对已经存在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中共当局不是从制度上、从根源上找原因，而是企图依靠强制暴力来解决突发事件，这是不可能的。中共这样做，是在玩火，玩火者必自焚。

                                                         2006-6-30

 

2006年3月3日，因基督教的传统节日复活节临近，在河南温县祥云镇张寺村71岁老人马文清家里，信徒们非常勇敢地参与节目的排练，并因各种亲戚关系，从北京房山、江苏徐州，河北诼州、河南的洛阳、信阳、洑阳、三门峡以及焦作本地区几个县的基督徒闻讯而来，以示对所信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崇拜之情。基督徒们认为，这是一种信仰精神的外在行为和肢体的表达方式。
然而，这次信徒们的聚会又一次遭到公安机关的袭击和镇压，在3月13日下午6点30分左右，当时聚会已经结束，基督徒们开始散会回家，突然遭到了公安部门的包围。不少基督徒惊慌失措，有的人跑出来，有的人被堵在屋里，有的人在回家的路上，有的人躲藏在麦田里，这些人中多数被抓进了公安局。随后，各地公安对被抓的信徒们的进行了大规模的审讯和迫害行动。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审讯过程中有几十人被毒打，其中残疾人李公社肋骨被打成骨折，在医院住院花去医疗费近2000元。新乡地区原阳县和辉县市有十几人被打，其中郭姓弟兄被打最严重，以至于有了轻生念头。除了殴打信徒们外，公安干警还对女信徒进行人身侮辱，比如女信徒刘会敏、李德芹、岳江辉、郑某某等在被审讯时都被公安人员要求脱光衣服甚至内衣。每次对信徒们的迫害行动，都是公安人员发财的机会。这次审讯，信阳市人基督徒蔡弟兄和基督徒朱弟兄分别被罚款1000元、2000元，并且没有出具任何收据。信徒范忠玉先被搜走现金4000元，后又让交5000元保释金而不给任何收据。在这次河南省3.13家庭教会迫害案中，信徒李会民被宣布劳动教养一年，家庭教会领袖71岁的马文清和张金枝、河北省诼州市的张亮至今还未释放。
对家庭教会成员的迫害近年来从未停止过。仅在2005年5月，中共当局在吉林省拘留了上百名不同团体的家庭教会成员。6月，当局在河南省淇县拘留中心关押了大约100名在该省进行宗教静修的牧师。7月1日，70名基督教徒在眭县被行政拘留。8月2日湖北省枣阳市关押的40名信徒受到虐待。8月7日，新疆和静县突然搜查了一个家庭教会并拘押了几名信徒。9月下旬，新疆的安全工作人员在审问关于家庭教会的活动时打断了新疆商人童其苗的胸骨。2005年11月8日上午9时，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对家庭教会领袖蔡卓华案件进行了审判。尽管有庞大的律师团为这些家庭教会成员辩护，蔡卓华牧师还是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其妻肖云飞和她的哥哥肖高文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及一年半。
除了对家庭教会进行镇压外，中共当局还打压其它宗教活动，尤其是残酷迫害包括法轮功在内的许多所谓“邪教”组织成员，阻挠这些组织的公开活动。2006年更是传出了骇人听闻的“苏家屯“事件，该事件披露中共当局有组织地摘除法轮功修练者活体器官以进行器官移植活动。
解读中国的宗教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搞清中国当今专制集团的本质就无法理解当局为什么会破坏宗教自由，分析中国对宗教活动的迫害要和中国现在是一个一党专政的独裁国家联系起来。专制制度总是坚持二元的敌对思维模式，它不允许异已力量存在，任何不受它控制的力量都被视为敌人。在骨子里，中共集团是反对宗教、敌视宗教的。尽管中国的法律写有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字眼，但那只是美丽的谎言。中国现在非常有限的一点宗教信仰自由，只不过是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得已而为之，只不过是为了统战需要给了人民一点点恩赐，只不过是为了制造在国际上作秀的本钱。
专制政权最高的目标是巩固自己的统治，维护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而不是尊重人权和信仰。只要你稍不听话，只要统治集团认为你威胁了它的统治和利益，它就会向你挥舞大捧。正如家庭教会成员的和平聚会，其实人数并不多，但中共当局仍然感到对政权有威胁，他们如临大敌必欲驱散而后快；正如法轮功，信它的人多了点，法轮功就成了“邪教”，就成了反动组织，就成了当局眼中钉、肉中刺。
宗教的本质是一个信仰问题，但专制制度不希望人民有自己的信仰。统治者要人民相信，他们就是救世主，权力、金钱就是信仰。在中国，统治者更直接地要人民相信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不管是在灵界还是在世俗中，中共当局是不允许出现一呼百应式的人物，这就是为什么李洪智会被当局恨之如骨的原因。
专制社会的本性是反对人民有自己的组织，它认为结党就是营私，搞组织就威胁了他们的统治和既得利益。尽管法律规定了人民结社自由，但那只不过是统治者自欺欺人。所以这么多年来，不管是在宗教信仰领域还是在政治人权领域，中共当局对组织性的活动都进行了残酷地毫不留情地镇压，当局对试图建立组织的活动人士判刑之重令人瞠目结舌。哪怕你的结社活动只是意向性的，哪怕只是刚刚露出了一个苗头，当局都不会放过。信徒信教往往要形成宗教组织，往往会有教徒聚会，这都犯了专制社会的大忌，遭到迫害就不足为奇了。
专制社会还有一个本性那就是它要控制一切，不允许有不受它控制的东西在社会存在。体现在宗教领域，你要搞家庭教会，就必须到宗教事务局去登记注册，必须要接受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你信教可以，必须参加“三自爱国教会”，必须“自治、自养、自传”，必须与外国教会脱离关系，主教必须由政府任命。广大的教民认为这些规定不符合教义，与圣经宣扬的原则相抵触。在这种情况下，镇压和迫害就不可避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按宪法规定，中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国家采取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然而，上述分析和案例证明执政当局仍在疯狂地镇压和破坏宗教信仰自由，刚刚发生的河南省3.13家庭教会迫害案是对中共当局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又一次嘲弄，嘲弄这一政策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专制者自己，因为是他们实施了这次迫害行动。

                                                                2006-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