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

  • 北京对台政策亟待变革


    随着去年连战、宋楚瑜接连登陆大陆,随着最近陈水扁亲属及亲信弊案接连暴光,随着民进党人气大跌,随着国民党在县市长选举中大获全胜及小马哥人气的上升,大陆官方及民间都弥漫着一股乐观的情绪。北京当局认为:“台湾问题现在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变”、“大陆对台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民间,夹带着强烈民族情绪的普通民众则沾沾自喜,“台湾回归大陆有希望了”。然而,笔者却在这里要给这股情绪泼一大盆冷水。
    一、 时间并未站在统一一边
    台湾现在处于一个不统不独的状态,短期内看不到台湾独立的可能性,但笔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台湾问题长久地这样拖下去,台湾必将离大陆越来越远。
    先从台湾民意来看,现在台湾的主流民意是维持现状,大家既害怕急独又不愿急统。然而,任何事情都不是静止不变的,如果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比如说三十年、五十年,台湾仍处于和大陆分开的状态,我认为台湾的主流民意将会毫无疑问地滑向寻求台湾独立。原因很简单,就像两个人或两家亲戚,长期分开,长期没有来往,自然就“生疏”了、“淡漠”了。从人的本性和心理来分析,相信台湾广大民众对一个“新国家”也有巨大的好奇心。台海两岸如果长期这样分裂,民族认同感就会逐渐消失,一旦台湾的主流民意形成要求独立的局面,大陆有再强大的武力都无济于事。
    再从台湾的政治生态来看,具有统一背景的泛蓝阵营和谋求台湾独立的泛绿阵营现在在台湾各占据半壁江山。但笔者认为,这两大阵营并非水火不容。在蓝营,“两岸统一”不是蓝营的唯一选项;在绿营,“台湾独立”的主张也不是铁板一块。在近期,蓝变绿、绿变蓝都有可能性。在蓝营方面,国民党前主席李登辉现在就完全滑向了台独立场;在绿营方面,民进党的许多政治人物,包括陈水扁,他们改变了原来在一些重要场合拒绝向“国父”、“国旗”致敬的作法,这说明他们的“台独”立场也在变化。台湾的政治生态究竟会向哪个方向转变,大陆的对台政策、对台思维方式将起主导作用,大陆运作得好,两岸关系将会向有利于统一的方向演变,运作得不好,台湾将会走向独立。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来看,如果大陆仍坚持甚至强化现在的对台政策和思维方式,任凭时间流去而无所作为,台湾的政治格局蓝变绿比绿变蓝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客观事实是,绿营的力量正在从无到有、从地下到地上、从弱到强,我们说绿营的势力正日益形成气候并非危言耸听。从台湾的政治人物来分析,我想包括蓝营在内的政治人物们骨子里也有做“开国领袖”的冲动和欲望。
    二、愚蠢的对台政策和思维方式仍在继续
    观察中共当局的对台政策,我们不能不说,非常地愚蠢和危险。这些愚蠢的对台政策反映出的陈旧的、僵硬的、落后的思维方式更令人感到不安,对台思维方式不改变,错误的行动和政策还会继续。
    北京当局为了阻止台独、谋求统一,采取的最主要的手段是依靠暴力,对台湾当局和人民进行武力恫吓,中共当局把暴力看成了两岸统一的救命稻草和制止台独的法宝。在他们看来,暴力是万能的,没有暴力办不成的事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统一。这些充分说明了中共当局迷信暴力、嗜好暴力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96年的台湾海峡飞弹演习和2005年的《反分裂法》是这一暴力思维方式下的典型行动。事实证明,这两次行动都失败了。96年的飞弹演习过后,李登辉不仅没有停止台独活动,而且还高票当选了台湾“总统”。 2005年的《反分裂法》虽然披上了法律的外衣,但本质上仍是暴力威吓,只不过文字化了。其结果是台湾人民用百万大游行回应了这部法律,台湾的《中国时报》2005年3月15号晚上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2%的人反对中国通过反分裂法,43%的人赞成就统独问题举行公投,45%的人支持3月 26号举行的反分裂法大游行,其中23%的人表示愿意参加这次游行。调查还显示,主张台独的人也从早前的18%上升到23%。这个民调说明,希望遏制台独的这部立法结果却适得其反。
    除了武力恫吓,中共当局还对台湾各界人士采取了拉拢、收买和欺骗的手段,这些做法,中共当局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统战”。为此,他们在各级党委甚至包括各个大学都建立了庞大的“统战”机构。中共这样做,暴露了他们的又一个思维方式,那就是金钱是万能的,有钱能使鬼推磨,任何人、任何事都是有价格的。中共深信通过统战,通过“投机取巧”就能控制台湾进而收回台湾,并不需要从一些根本的事情做起。为此他们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统战攻势,先是大打台湾水果牌,后又上演熊猫国宝秀,最近这两年又先后邀请连战、宋楚瑜、李熬、邱毅等台湾统派人士访问大陆。表面上,中共当局对这些统派人士热情有加,但背后的一些行动却充分暴露了中共统战政策的机会主义本质和对两岸统一的破坏作用。李熬因在北京演讲的内容是言论自由,中共高层就对他的演讲进行了冷处理,大陆主要媒体对李熬的演讲也是一笔带过。邱毅因事前透露了在北大的演讲题目是《新闻自由》,其演讲就被粗暴地取消。令笔者印象最深的是宋楚瑜的演讲,那天我正在电视机前看他的演讲,看着看着,宋楚瑜的声音听不见了,直播画面也变成了一个小框框,取而代之的是评论员蹩脚的评论。这就是所谓的宋楚瑜大陆演讲被消音的事件,我后来了解到演讲被消音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宋楚瑜在演讲时提到了“中华民国”四个字。当时我的强烈感受是,当局怎么能这样对待主张统一的台湾人士?这不让他们感到寒心吗?这不是在把他们推向统一的对立面吗?这不是在为台湾绿营制造话题并让他们看笑话吗?这样的统战行为究竟是在促进两岸统一还是在破坏两岸统一?
    三、到了北京变革时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北京实现两岸统一的时间和机会并不多了。北京当局需要拿出大勇气、大智慧,彻底变革当前的对台政策和思维方式,着手于改变形象、变革体制,从如何增强大陆对台湾的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做起,只有这样两岸统一才有机会。
    增强大陆对台湾的凝聚力,平等待台湾是第一步。台湾与大陆分开这么多年,已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立的行政系统、文化结构和价值体系,北京当局必须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至于它是不是一个国家,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纯概念问题,搁置起来,不去纠缠。
    认识转变后,具体的对台政策就应彻底变革。第一,对台政策和思想不应再以武力为中心,放弃武力恫吓台湾的作法,弱化对台军事行动宣传。第二,放弃“一国两制”这一对台总方针,“一国两制”实际上是大陆兼并台湾,把台湾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这一点是包括泛蓝阵营在内的台湾主流民意不接受的。第三,立即改变围堵台湾、打压台湾国际生存空间的错误做法。因为中共这样做,不仅打压了台湾政府和台独势力,还严重伤害了台湾广大民众的感情和利益,愚蠢地制造了“台湾悲情”。
    增强大陆对台湾的凝聚力,最根本的是需要大陆废除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 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大陆不民主,统一不能谈,这是台湾朝野的共识和条件。台湾是民主体制,大陆是专制制度。在民主制度下生活的台湾人民不可能接受一个曾经制造了十年浩劫的专制政权,不可能接受一个没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领导人不经选举的专制制度,更不可能接受被全世界证明是失败了的社会主义制度,企图用落后的制度去统一先进的制度是徒劳的。“断共求生”,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共现在唯一的出路。中共若能主动进行政治变革,就抓住了处理台海问题的主动权,不仅能有效地增强大陆对台湾的凝聚力,还能有效地博得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好感和同情,从而为两岸统一创造国际条件。相反,中共如果不主动进行政治变革,造成了天下大乱,不仅直接威胁中共自身的既得利益,还会使台湾在乱中求独,如果出现了这种局面,中共将是千古罪人。


                                                            2006-6-21

  • 忍无可忍 随州民师发动大范围上访请愿活动


    今天(2006-7-31)上午,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至少二十个乡镇以上的民办教师来到随州市政府门前上访请愿。老师们到政府上访现场后,按乡镇非常有秩序地整齐地坐在政府楼前,到上午9点半左右我离开现场时,政府门前已座了大约二、三百人,二十余名民办教师代表身上还穿上印有“民办教师”的文化衫,同时,不断还有老师赶来。
    老师们在递给政府的申诉书中写道:‘湖北省96—98年这三年连续每年给随州市下达了500名民转公的指标,可原随州市政府借口发生自然灾害,三年内一个民师都没有转正,这在全国实属罕见。正因为这样,大批老师被辞退回家,现在是打工无人要,经商无资本,生活无出路,欲哭无泪。
    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生存权,老师们上访进京十余次,赴武汉十五次之多,到随州和曾都区政府更是上访无数,可政府总是对他们进行围、追、堵、截、吓、拉、骗,甚至关押,株连九族,亲人动辄被威胁开除公职。2004年进京上访代表张老师被劳教。
    2006年上半年,本着不与政府对抗的原则,老师减少了上访次数和人数,主要是代表出面交涉,可换来的结果仍是推诿和欺骗。到各地找律师,有的律师已同意代理,但遭到威胁,最终退出。
    老师们说,现在他们是走投无路、忍无可忍,被迫联合这么多乡镇进行上访请愿。老师们还表示,这次政府不给一个明确说法就不走,甚至采取更激烈的手段。
    《民生观察》认为,老师们的要求合理、合情、合法,尽管他们感到忍无可忍,他们还是在坚持文明上访,为此他们制定了文明上访呼吁书等文件,希望政府能充分考虑他们的诉求。
                                                        《民生观察》刘飞跃供稿
                                                           2006-7-31

  • 忍无可忍 随州民师发动大范围上访请愿活动


    今天(2006-7-31)上午,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至少二十个乡镇以上的民办教师来到随州市政府门前上访请愿。老师们到政府上访现场后,按乡镇非常有秩序地整齐地坐在政府楼前,到上午9点半左右我离开现场时,政府门前已座了大约二、三百人,二十余名民办教师代表身上还穿上印有“民办教师”的文化衫,同时,不断还有老师赶来。
    老师们在递给政府的申诉书中写道:‘湖北省96—98年这三年连续每年给随州市下达了500名民转公的指标,可原随州市政府借口发生自然灾害,三年内一个民师都没有转正,这在全国实属罕见。正因为这样,大批老师被辞退回家,现在是打工无人要,经商无资本,生活无出路,欲哭无泪。
    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生存权,老师们上访进京十余次,赴武汉十五次之多,到随州和曾都区政府更是上访无数,可政府总是对他们进行围、追、堵、截、吓、拉、骗,甚至关押,株连九族,亲人动辄被威胁开除公职。2004年进京上访代表张老师被劳教。
    2006年上半年,本着不与政府对抗的原则,老师减少了上访次数和人数,主要是代表出面交涉,可换来的结果仍是推诿和欺骗。到各地找律师,有的律师已同意代理,但遭到威胁,最终退出。
    老师们说,现在他们是走投无路、忍无可忍,被迫联合这么多乡镇进行上访请愿。老师们还表示,这次政府不给一个明确说法就不走,甚至采取更激烈的手段。
    《民生观察》认为,老师们的要求合理、合情、合法,尽管他们感到忍无可忍,他们还是在坚持文明上访,为此他们制定了文明上访呼吁书等文件,希望政府能充分考虑他们的诉求。
                                                        《民生观察》刘飞跃供稿
                                                           2006-7-31

  • 法院定周一重审陈光诚

    法院定周一重审陈光诚 重要证人仍然遭受压力 
     
    因揭露计划生育黑幕而被判刑四年零七个月的盲人维权者陈光诚一案重审,律师再次收到沂南县法院口头通知将于下周一开庭。对辩方有利证人受官方威胁控制,家属向本台表示处境两难。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图: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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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光诚的委托律师李方平星期三早上接到沂南县法院电话通知将于下周一,即本月27号开庭重申陈光诚一案。李律师星期三对本台说:“今天上午九点刑庭张法官,也是审委会委员,打电话通知说已经定下来了,下星期一上午八点半开庭,开庭通知书正在路途(寄的过程中)。我问已经确定了么,他说不会再改变了。”


    而沂南县法院却仍不愿对外界证实陈光诚案重审日期,本台星期三致电该院刑事厅询问:“(我想确认一下陈光按是不是下星期一开庭)不知道这个事。”


    陈光诚的家属也从律师处得知这一法院的口头通知,他的大哥陈光福星期三对记者说:“法院从来不给我们通知。他们可能也知道李劲松律师去美国,是不是有意的安排这个时间,肯定有很大影响,因为李劲松律师对这案件的整个过程比较熟悉。 ”


    沂南县法院月中曾通知律师将于二十号开庭,后又改口说只是预定日期。陈光诚的另一位辩护律师李劲松,在法定该日期前三天的期限还没有收到正式开庭通知的情况下,按多月前的安排,前往美国参加一个近20天的交流学习计划。李方平律师表示,已经将27号开庭的口头通知转告李劲松,他会尽量赶回来。


    李方平律师表示他将于一两天内前往临沂,除了要会见陈光诚,还要抓紧审阅一些再三要求下法院仍迟迟不允许复制的案件材料,包括几位所谓同案犯村民的案卷及作供光碟。


    五位所谓陈光诚的同案犯,在一审前,就被分别判缓刑或取保候审。他们的证词曾被官方作为为陈光诚定罪的主要依据。然而,这几位村民都分别向律师和陈光诚家属表示是在公安刑讯逼供下被迫指控陈光诚的。其中陈光余和陈光和都曾向本台讲述事件。陈光诚的大哥陈光福星期三说,目前这几位重要的证人,在官方多次威胁下能否出庭,不大乐观:“十六号你不是采访到陈光和了么?十七号他们就到家找陈光和家属,说听说他还要出庭作证,在什么地方打工,你赶快把他找回来。然后再找光东和光余。前天20号又找了一次,他们对光东讲:你还有一年的刑期,不要忘了,不要参与这事情,后果你自己是知道的。(去的公安是县里的还是镇里的)?县刑警队队长,叫高明,另一个不知叫什么名字。” 陈光和上周接受本台采访时曾表示一定会出席陈光诚的重审作证。然而本周记者已无法联系上他。而被判缓刑后到外地打工的村民陈庚江的妻子徐玉枝,星期三对本台表示,丈夫处于是否出席陈光诚重审的两难处境:“你说这不出庭吧,对不住陈光诚;出庭吧,我还是担心他被抓嘛,毕竟他还是缓刑一年。”


    李方平律师呼吁法院保证证人出庭,以显示司法公正, 他说:“现在证人出庭遇到非常大阻力,主要是外界,公权力吧,给他们施加的压力。 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有法院的出庭通知,或法院能保证证人出庭的话,对此案能公正审理会有好的作用。(这个要求有没有向法院提?)我们提过,但是他们现在还是不置可否。”


    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也是辩方要求法院传召的证人之一,她星期三对本台表示没有收到法院出庭通知,而且也还被软禁:“我肯定想去,他们肯定不让我去,反正我就慢慢等着。”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 天津大学原校长被免人大代表

      核心提示:天津市人大常委会罢免天津大学原校长单平人大代表资格。该决定起因于天津大学分管财务副校长杭建民挪用资金炒股致“至少在3750万元以上”巨额损失。中纪委和教育部认为,时任校长单平在此案中负有失察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严重失职错误。







    天津大学原校长单平(图片来源:中国人大网)

    日前,其被免去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季谭 匡志勇


    天津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11月21日表决通过了罢免天津大学原校长单平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


    该决定起因于天津大学分管财务副校长杭建民挪用资金炒股票,导致巨额经济损失。


    “此次事件造成天津大学的巨额损失,至少在3750万元以上。”有内部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


    事件发生后,中纪委和教育部在调查中认为,时任校长单平在这一重大资金损失案中负有失察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严重失职错误。


    早在2000年,天津大学决定对校办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争取上市,以提高学校校办企业的科研实力和发展后劲。当时任副校长的杭建民和深圳一投资公司洽谈,在未经可行性论证和未经校领导班子集体讨论、未报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便与该公司签订了委托其在证券市场运作的协议,并于2000年9月至2001年8月期间,将1亿元资金分三批委托给该公司。


    该投资公司收到学校资金并购买股票后,将所购股票用于质押融资,进行股票交易。


    2003年下半年,由于股市交易出现行情波动,该公司质押的股票被相关证券公司陆续强行平仓,款项被证券公司划走以后,该投资公司当事人潜逃。


    据记者了解,天津大学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一直较为密切。




    天津大学开高校炒股先河

    天津大学作为工科院校,办实业历史较长。在上市公司天大天财(000836.SZ)的股权结构中,第一大股东天津大学占有该公司总股本的 24.43%。同时,西部钢铁企业新钢钒去年公布的半年报中,其第四大股东即是天津大学


    有专家分析,一般来说,大学资金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教育部拨给各大高校的专项资金,另一部分是来自高校的自营收入。但从目前记者所掌握的情况来看,还无法确定天津大学炒股的资金来源。


    有关专家表示,如果高校拿自己的控股校办企业的资金去进行炒股,由于对于此部分资金国家并没有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约束,所以这一部分资金成为不可查证的资金。天津大学如果炒股时产生了一定的收益,即使并没有用于学校的发展建设上,这一部分的资金查证起来也十分困难。(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相关:天津大学买进上市公司新钢钒482万流通股,开高校投资股票先河


    在西部钢铁企业新钢钒(000629)2005年8月9日公布的半年报中,百年名校——天津大学惊现流通股股东榜首。天津大学在今年第二季度共买进482万股新钢钒流通股,位居新钢钒第四大股东。


    市场人士指出,证券法有明确规定,国有企(事)业单位不能涉足二级市场买卖股票。天津大学是首家在二级市场炒股而亮相股东榜的高等院校。天津大学炒股存在很多争议。专家指出,如果一旦其他高校跟风违规进入股市,那么风险不言而喻。专家呼吁高校资金戒入股市。


    市场对天大炒股颇多非议


    股票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危险的投资之一,在十大危险行业中排名第6位,此次天津大学炒作新钢钒股票在市场上掀起轩然大波。


    市场人士指出,天津大学炒股从目前来说还只是个案,但如果其他高校跟风违规进入股市,那么其风险就不言而喻。而且目前对于高校是否可以涉足股票市场上还存在很多争议。


    一般情况下高校进入股市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以高校控股的下属企业进入股市,另一种是以高校资金直接进入股市。


    从新钢钒2005年的半年报来看,该公司第四大股东就是天津大学本身,而不是它的实业公司。那么天津大学到底是以何种形式买入新钢钒的股份,本报试图采访当事方天津大学,但该校财务部、党办等部门都以学校放假为由拒绝接受记者采访。


    那么天津大学的炒股资金是哪里来的呢?一般来说,大学资金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教育部拨给各大高校的专项资金,另一部分是来自高校的自营收入。从目前记者所掌握的情况来看,还无法确定天津大学炒股的资金来源。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培敏表示,由于目前国内对高校自营收入的监控还是一片空白,因而这部分资金经常出现违规使用的情况。郑培敏指出,如果天津大学炒股的资金来源是国家的专项教育资金,那这就是明显的违法行为,国家应该一查到底。


    有关专家表示,如果高校拿自己的控股校办企业的资金去进行炒股,由于对于此部分资金国家并没有作出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约束,所以这一部分资金成为不可查证的资金。天津大学如果炒股时产生了一定的收益,即使并没有用于学校的发展建设上,这一部分的资金查证起来也是十分困难的。


    有市场人士对记者指出,由于高校炒股的资金无法控制,因而对于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收入也就无法监督。

  • 山西4名警察非法拘禁按摩院老板 致其死亡(图)


     
    [提要] 今年7月6日,山西怀仁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组长柴某与当地按摩院老板张建忠发生冲突,柴某随后叫来自己的三个部下准备将张建忠带回公安局处理。张建忠在逃跑中受伤致死。7月11日,怀仁县检察院以“涉嫌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立案侦查。11月22日,山西怀仁县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并将择日宣判。
     


    (制图/张园)



      因与一按摩院老板张建忠发生冲突,山西怀仁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组长柴某叫来三个部下将张建忠带上汽车,准备回局处理,张某途中受伤死亡。7月11日,怀仁县检察院以“涉嫌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立案侦查。7月24日,涉案四民警被捕。22日9时,怀仁县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22日9时,怀仁县人民法院大法庭座无虚席。县检察院作为公诉人出庭,4名被告都聘请了辩护律师。公诉人列举的一系列证据勾勒出了事件的轮廓:7月6日凌晨1时许,柴某应约到姐妹按摩店找一名按摩女,店老板张建忠向他要所欠的100元,但柴某并不承认欠钱之事,二人厮打在一起。
     
     
     
    张建忠的一位朋友从按摩店出来,朝柴某眼部打了一拳。柴某当即拨打110问谁值班,随后叫来自己的三个部下。当地派出所接到按摩店报警前来处理此事时,柴某没有移交,也没有回避,而是自己“办案”。他和手下将张强行带上车,准备“传唤”。不料,在县公安局门前,张建忠跑了。四民警返回按摩店寻找张的朋友未果,出门又碰上张建忠。张建忠在逃跑过程中摔了好几跤,后来跑进一个巷子,爬上一个大铁门,之后掉在地上。四民警将张抓住带上车,行驶一段后发现张表情异常,才把他送到医院。当日12时40分,张建忠经抢救无效死亡。法医鉴定为“头部接触地面致颅脑损伤,并发支气管肺炎,导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公诉人认为被告的行为触犯了刑法,应当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张建忠之妻康某在诉状中称,有证据证明,四民警曾用橡胶警棍、汽车防盗锁等物将张建忠打倒在地,又欲将他强行带回公安局,张建忠在逃跑中受伤致死。她要求法院依法严惩被告,同时要求四被告赔偿被害人家属243383.9元。


      四被告及其辩护律师称,四被告虽为经侦警察,但亦有侦办治安案件的任务。他们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张建忠进行传唤,并没有打过张建忠,不应对张建忠的死亡负刑事责任。至于民事赔偿问题,因事发后,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已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补偿协议”,被害人家属已获得35万元的“补偿”,不应再提出赔偿要求。


      审理进行了一天,审判长最后宣布合议后择日宣判。 (记者 梁保忠)(来源:山西晚报)
     

  • 越南革新扩大党内民主,也有利社会民主

    南方周末    2006-11-23 14:32:50





      越南革新扩大党内民主,也有利社会民主
      ———专访越南驻华公使裴仲云
      
      ■外国驻华使节访谈
      □本报记者 史哲 苏永通
      
      11月,属于越南。7日,越南成功跨过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门槛,即将成为其第150个会员。一周后,APEC领导人齐集河内,越南作为东道主躬逢其盛。今年的越南格外引人注目,除了11月的两件大事,越共“十大”、国会上高层领导人换届,引人关注。在APEC峰会落幕之际,本报记者就越南革新开放(越南将改革称为“革新”)、越南入世、中越关系等一系列热点话题,采访了越南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裴仲云公使。
      
      政治革新稳步前行
      越南革新是中国媒体前一阶段热议的话题之一。裴仲云公使看了很多中国有关的报道,利用这次机会,他坦诚地介绍了相关的情况,并做了更为清晰的解释。
      记者:越南共产党自“七大”以来,就以相对稳健的方式进行更深入的改革,能跟我们的读者大体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裴仲云:20多年的革新开放,把经济作为重点来抓,这个路线是对的。20多年来,我们也不断了解世界,特别是中国。经验告诉我们,稳妥非常重要。但在政治革新方面,也在探索一些做法。
      记者:今年越南很多领导人更换,外界非常瞩目。
      裴仲云:这次引起轰动的一个原因,就是许多领导退下来。有中国媒体用了“换血”这个词,但其实是这些领导同志到了年龄。本来政府和国会领导人应该是明年换届的,为了方便今后的工作,所以集中在今年。大家可能会觉得突然,但这也许是今后的规律。
      党代会之前,全民讨论也是一次探索,把政党报告交给各个阶层来研究很好,让住在国外的越南人也能了解国家的发展进程,这本身也体现了“为民的”思想。
      记者:能介绍一下越共十大上“差额选举”总书记的情况么?
      裴仲云:其实本来就确定两个人中一个为总书记,一个是国家主席,只是为了找到一个更合适的确认方式。不过,党内民主程序中,也有了自荐,比如说党的干部就有人自己提出来,有的想当中央委员,有的要当部长。
      记者:关于国会质询等其他方面政治革新的措施呢?
      裴仲云:政府总理要出来接受国会质询已经进行了几年,回答民众关心的问题。很多腐败案件,没有及时地被党组织发现,媒体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另外,也要求公示需要票选的候选人名单,这也在讨论中。
      总之,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扩大了党内民主,也有利于社会的民主气氛,这也是一个进步吧。
      但还需要更多的试验,有个过渡期,有些地方可能还不如人民所希望的……西方把个人自由抬得很高,我们还是需要协调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欧洲文明社会已经几百年了,我们还需要时间,需要保持稳定。
      记者:您如何评价越南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的作用?
      裴仲云:我们的发展有一些特殊的地方,过去包括媒体在内,许多方面都是由党领导的。我们的看法是,现在是信息时代,跟从前不同了。通过电视特别是互联网,人们能看到很多信息,海量的信息当然需要有引导,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
      我们提出要建立民主、文明的社会,文明体现在很多方面,首先体现在媒体。没有媒体,怎么能了解世界,了解国家的政策、路线,媒体对于国家的发展意义重大。
      在反腐方面,媒体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要建立民主社会,首先就体现在媒体的透明上。稳定是我们的最高利益,同时也要求媒体监督要有所作为。它在促进国家整体进步时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对腐败也起到了威慑、警示作用。这也增加了社会民主的气氛。
      
      “把自己和世贸组织连在一起”
      对于入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越南很早就已在进行相关准备。以至于在功成之日,世贸总干事拉米称赞越南向世界显示了如何一边谈判,一边进行稳定的经济改革。
      记者:越南为加入WTO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您觉得促使越南坚持不懈的动力是什么?
      裴仲云:入世,越南经过了多方面考量———WTO对越南有怎样的意义,会有怎样的影响等等。在越南看来,这是发展对外关系的需要,它顺应了国际发展的趋势。你必须参与这个趋势。所以,决定要加入WTO以后,越南就一直在努力,就是要把自己绑在WTO身上。
      越南正在进行革新开放,面临经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的竞争。入世首先是越南发展的需要,比如说搭上世界发展的快车,利用WTO平台扩大出口,吸引投资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等等。
      而且,入世也将对越南国内的革新产生新的推动。目前,越南已经提出了“全面革新”,这其中就包括从整体上调整越南法律制度,使之符合越南对WTO的承诺。
      记者:入世也意味着越南必须要对国内许多方面作出调整,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准备吗?
      裴仲云:首先,就是国家行动计划,这是越南在意识到迟早会成为世贸成员时制定的一个规划,内容就是如何履行世贸义务。
      行动计划首要任务就是要加速法律、法规的完善步伐,最近两年,越南国会承担了大量的立法和法律修改工作。另外,就是要有步骤地宣传,让越南政府、官员和民众了解越南的承诺、入世的权利和义务。
      还有一点就是政府的行政改革,要提高政府的效率,创造好的投资环境。比如在反腐方面,越南出台了《反腐败法》、《反浪费法》,加入联合国反腐公约,成立一个专门的反腐委员会,由总理直接牵头。这不仅对外有影响,对内也要对老百姓有个交代。
      要做的实在很多……
      
      美国也是越南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说起越南与美国关系的发展,裴仲云公使也对中国人关于此问题的看法很感兴趣。对于美国这个重要的贸易伙伴,由于历史的后遗症至今并未消除,越南人的感情总是有那么一点复杂的。不过,裴公使表示,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事情总需要向前看。
      记者:今年的APEC会议,美国总统布什访问了越南,越美关系的发展势头很好。今天的越南是如何看待美国的?越南民众对美国有一种怎样的感情?
      裴仲云:胡锦涛主席在与越共总书记会谈时,曾表示过,“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坚定支持越共十大制定的对外政策。”
      美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当然也是越南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当然,在某些方面的问题处理也最麻烦,避免不了,美国还有些人想通过人权宗教问题向我们施压。
      我们一再强调独立自主,希望与美国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美国的技术出口对越南非常重要。和中国人一样,很多越南人对赴美受教育非常向往。对美国而言,越南这个市场也很有特色。
      但对美国的感情比较复杂,因为过去那段历史,给越南留下许多战争后遗症,比如“落叶剂”、地雷等等。还有越战孤儿、在战争期间去美国的几十万越南移民。今天,他们有一些人回来参加越南的建设,但也有一些还保持着成见,也想着利用国外的势力影响越南的选择。
      其实,对于过去战争造成的伤害和损失,美国人也在体现他们的责任,比如有些组织向残疾人提供一些资金、设备和治疗,还有排雷行动。此外,还有在越南失踪的美国人问题等等。这些方面,有历史阴影也有合作。
      总之,在政治、经贸、教育等各方面,美国对越南很重要。发展两国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这里面有现实的利益需要,同时也要解决历史问题。
      记者:美国是否就“越南战争”一事向越南人民道歉?
      裴仲云: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是我们可以建立美好的未来,这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的话。从现状来看,说一句道歉,还不如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在越战问题上,他们也有个面子问题,我想这也是比较灵活的处理方式。我想越南还是会吸取经验,保持现在的局面,不要去破坏它。
      
      中越关系:“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好同志”
      在采访中,裴仲云曾多次提到中国,会很自然地拿中国作为例子,来说明一些具体的问题。对于目前的中越关系,他借用了“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好同志”加以形象概括。不过,他也没有回避现实中的各种担忧,只是作为一个从事中越交往多年的老外交官,他觉得那些担忧都是多余的。
      记者:越南入世后,在一些产品上可能会与中国形成竞争,对于这些竞争性因素,越南有什么考虑?
      裴仲云:在出口方面,竞争是避免不了的。越南和东盟国家之间也有竞争,关键是怎么配合出口,保持双方的友谊,不要搞垮价格。
      目前,在服装、鞋、少数电子产品方面,越南已经和中国有竞争了,但中国这么大,越南不可能与之形成全面竞争。竞争避免不了,早晚还是得通过沟通和合作。
      欧洲、美国对中国有配额限制,而越南明年就会取消配额限制。现在就有很多中国商人先行过去了。合作方式可以灵活适用,今后会有更多的方式。
      记者:在吸引中国对越投资方面,越南最希望获得投资的领域有哪些?
      裴仲云:中国对越投资目前排在第15位,但胡主席这次的访问之后,签订了十多个项目,应该有所提升。比如说广东的南方电网、华为、TCL、新希望、上海建设集团公司等企业也进入越南……这两年,中国比过去更关注对越南投资。
      越南政府方面最需要的是基础设施、能源和高技术。
      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在交通方面很有竞争力。中国在制造业方面也很好,当然,我们最需要的还是高科技了。
      记者:能评价一下当前的中越贸易关系吗?目前中越贸易中是否存在问题?
      裴仲云:我觉得中越贸易的发展,还是蛮不错的。去年(贸易额)87亿美元,今年有望达到100亿了,再过几年就能突破150亿。中国市场这么大,越南也是正在发展的市场,中国还是一个重要的投资国,前景非常好。
      问题在哪里呢?逆差,去年的逆差达30多亿美元。这次中越《联合声明》也谈到了贸易平衡的问题。当然,不可能绝对平衡,但不要太大。希望越南多出口产品到中国;中国的大企业多到越南投资,做大项目,尤其是公路、铁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领域;希望中国的西部大开发计划能带动双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
      投资方面,今年胡主席来访,签订了一些大项目。我们希望这样的项目能更多,另外越南一些世行贷款项目,希望中国企业能积极参与。
      科技合作也要跟上。跟中国一样,我们也需要掌握技术,采用先进技术进行自主创新。
      记者:您对中越关系的前景有怎样的预期呢?
      裴仲云:我保持乐观,有信心。有些人担心这担心那,我觉得没必要。越南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感情非常深厚,两国是“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好同志”。
      15年来,两国友谊、合作,一起发展一起繁荣,中国是越南最大的邻居、最大的市场和最大的伙伴。
      不是说我们偏重于意识形态,而是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我们在发展上面临很多共同面对的问题,中国国内出现的问题,越南国内也要面临,双方可以加强沟通。我们要吸取过去的教训,分享共同利益、战略利益。保持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才能共赢。
      这次胡锦涛主席访越,我们达成了很多共识,签订了很多协议。领土问题、海上问题还要具体谈判。怎么样加强和保持共识,对于中越关系的稳定很重要。
      (P1189081)
      



      越南驻华公使裴仲云  史哲/图

  • 房产商曝进贡内幕:5000万利润愿行贿2000万

    本报记者(朱红军) “我经手的商品楼里,很多都带着腐败的味道。”一位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说。


    此话已被多次验证。2006年2月,国务院首次界定商业贿赂重灾区,前两名——工程建设、土地出让——都和房地产市场密切相连。而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等官员,皆涉嫌与房地产有关的经济问题。另据媒体披露,上海市房地局土地利用管理处处长朱文锦也涉嫌受贿,已被隔离审查。



    而在今天,房价已成为压在中国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首。人们呼吁房价成本公开的同时,一系列问题也被提出:楼市的灰色成本知多少?潜伏于哪些环节?在权利寻租中呈现什么特点?多大程度上决定着房价的飙升?



    解密两大“弹性空间”



    海南某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坦言:“土地出让和容积率确定,是两块最大的‘弹性空间’。”



    盖房子先要拿地。2003年以前,全国城镇有偿出让的土地中,以招标、拍卖等方式出让的仅占5%,其余是“协议出让”。如此大的空白地带自然成了寻租的沃土——“一块地定价多少,有些时候就是领导手中的一支笔。”这位老总说。他从1992年投入房地产行业,转战深圳、广州、海南三地,自言拿地需要“进贡”。



    为维护关系以及为再次拿地做准备,开发商不吝代价。这位老总以亲历说明,“如果当官的给我的低价格带来了5000 万元利润,我愿意拿出2000万甚至更多。”另一位房地产经纪人也说,“很多地方制定了若干土地优惠政策,至于如何‘ 优惠’就看官员的脸色了。”



    土地非市场化出让导致的腐败愈演愈烈后,国家规定:土地必须以公开招投标方式出让。但是,这依然存有可供操作的空间。



    北京合作建房发起人于凌罡说,“项目回扣中间人的经手费一般是1%-1.8%,一个总投资额5亿的项目,经手费可以超过500万。”



    12个摸奖摊包围小学校门
     
    子宫中的动物们
     
     
    空中客车A380内饰
     
    少女如厕早产女婴落坑被救
     
     


    而“项目经手人”的主要职责,依照北京一房地产公司老总的说法,无外是通过疏通关系,在招标中与地方政府形成默契,以种种限制性条件先期排斥竞争对手。有些时候,符合条件的竞标者,在招标开始时就剩下一两家,输赢早已内定。这笔公关费用,当然由开发商埋单。



    1980年代末以来,中国违规土地出让、转让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每年要超过100亿元。其中多少被开发商以灰色成本方式返还给手握签字大权的人,不得而知。



    土地到手后,接下来的是规划设计。一般而言,土地出让之时,容积率等参数已基本设定,但总有开发商希望在这里做文章。容积率的高低直接决定可建的房屋的大小,对开发商而言,哪怕是百分之几的误差,影响的收益将是以数百万甚至千万计。而更改容积率的大权掌握在规划部门手中。



    某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形象地说,“我的一块地上是可以建10万平方米房子还是12万平方米房子,都由规划部门手中的容积率确定,如果一平方米是2000块,多1万平方,便是现实的2000万收入,我花多大公关代价也愿意。”



    随着国家对城市建设规划的日益完善,在容积率上大做文章已比较困难。但开发商在建设完毕后,容积率略微超出一些,小数点上的出入并不容易察觉。“职能部门的监管查处力度也是因人而异,许多时候根本就是因钱而异。”上述老总直言。



    某些公章染成了灰色



    一个房地产项目从签定意向、选址试点直至销售,有数十道环节。除了熟知的国土、规划、建设等部门外,还需经过人防、消防、环保、地质勘探、园林、卫生防疫、交通、市政等职能部门的审批或备案。



    “有公章之处,就有滋生灰色成本的可能。”重庆庆业集团总裁伍继延说。



    一些开发商认为,单纯为了节省时间,就需要额外给些花费。否则的话,一个部门多花一两天,全部手续就要拖延一两个月。对于多用“抛彩球”的方式筹措资金的开发商而言,销售回笼资金越早,下一桶金淘得就越快。



    “花费主要针对具体办事人员,少则几千,多则几万。”某地产老总告诉本报记者,虽不是大数字,但从审批到验收,这笔费用往往需要重复支出。因为每个部门里,审批时是一个人,验收时是另一个人,疏通关系的原则是“一个都不能少” 。



    时间因素外,诸如消防通道、人防设施,有时难免与小区规划冲突。开发商当然希望这些“小节”为自己的小区规划让步,这种让步也需要付出成本。譬如人防设施,许多公司往往将其作为后续的地下车库或地下商业设施来建设,这是违反规定的,但管理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



    这位老总说,在他所处的城市,不少小区都存在规划上的瑕疵,但被处罚的较少——没有其他原因,事前打好招呼了。



    正式动工建设前,政府各职能部门往往以会议形式,对开发商设计方案进行三堂会审。早几年,灰色成本曾在会议前夕,以信封装现金形式发放。“现在隐蔽了许多,事先的公关工作早在审议会议之前已经悄然运作。”一位开发商说。



    灰色成本甚至渗透到了房产进入实质销售阶段后。本报记者在盐城采访国内首份官方楼价成本清单时,一浙江开发商无奈地说,其首期销售的楼盘中,近90%房子的销售价格,因为“有人打招呼,被迫让利或折扣”。所以,他不得不在其他楼盘上把亏的钱补回来。



    2006年5月17日,“国六条”出台,规定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面积所占比重,必须达到开发建设总面积的70%以上。但时至今日,许多地方政府相应细则迟迟不出,某种程度上又促成了灰色成本滋生的空间。上海一地产公司副总坦率地说,许多开发商为了规避这个门槛,想方设法赶在规定生效日期前完成规划审批方案,这当然需要在正常程序之外花工夫。



    如何转嫁给消费者



    上不了桌面的灰色成本,开发商在后期成本测算中,如何入账?政策允许范围内的管理费用空间相对有限,只能充抵部分招待吃喝费用。依照业内的潜规则,真正的“大头”多从建筑安装成本中虚设。“与建筑商签定合同时,抬高合同标的即可。”上海一开发商坦言。



    “建安成本”成为灰色成本阳光化的通道的另外一原因是:建筑行业税率较低,抬高标底所产生的税赋相对较少。



    当然,开发商决不会自己为灰色成本埋单,而是要转嫁给消费者。2005年,安徽省安庆市的一家房产开发公司,在承建商品房过程中,先后分别向该市建委、规划、物价、人防、房产等有关部门的19个负责人行贿,涉案金额达到100 多万元。简单计算便可得出,如果是500套房子,每户就要承担“行贿成本”2000元;如果是200套,承担5000 元;如果是100套,那么每个购房户承担的“行贿成本”,达1万元以上。



    灰色成本究竟多大程度上提升了房价?部分专家认为,约4%。



    “但灰色成本不是房价上涨的决定性因素。”上海社科院房地产研究中心张泓铭教授说。他认为,如果纯粹关注灰色成本对房价的影响,是误入某些人的“陷阱”。政府最迫切应该做的是,遏止楼市里不正常的供需关系,降低开发商的过分投资需求,降低消费者过分的消费需求。



    接受本报采访的上海一开发商亦坦言,“以目前上海的楼价水平,利润超过100%。其实灰色成本若是摊在房价里,比例并不高。”



    在反腐专家、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主任任建明教授看来,即便灰色成本不是房价高企的决定性因素,但政府承担的责任不能丝毫懈怠,“如果政府部门的监管不到位,使得每个管理措施都可能成为提供腐败的机会,每个政策都会走样,复制效应不堪设想。”南方周末



  • 非暴力之声——两种非暴力


                    
    非暴力时代已经来临
    人类区别动物是人类有一颗发达的大脑,会思考,懂理性,“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是动物的游戏规则,动物不论是掠夺食物、地盘还是追求异性,都用的是暴力。当人类出现矛盾和冲突时,懂得制订和遵守法律、规章制度,懂得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懂得暴力是和平手段用尽后的选择。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古代人类社会,仍不乏关爱、宽容、谈判、妥协的范例。
    暴力在历史上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推动过历史的进步,这是由当时落后的社会发展状况、极低的文明程度决定的。随着人类由蒙昧野蛮到高度文明、由贫穷落后进化到富有发达、由杂乱无章到秩序井然,随着人类的大融和,随着地球村的出现,人类逐渐认识到暴力的非人性、非理性及巨大的破坏性,逐渐认识到暴力只会招致暴力。遵守非暴力原则,用对话、协商、宽容、妥协、选票来处理各种矛盾和纠纷日益成为政府和民众的共识。
    正是由于人类的非暴力属性及社会的不断进步,当今世界已进入非暴力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的结束,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
    两种非暴力
    和任何事物一样,非暴力理论随着实践在不断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非暴力的方式是不同的,本人把非暴力分为两种:一种是温和抵抗,一种是非武装斗争。
    温和抵抗是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或者为了表达某种诉求而采取的一种公开、理性、合法、有序、温和的反抗形式。
    温和反抗主要发生在现代西方社会,这些国家有发达的经济,成熟的民主制度、完善的法律体系、众多的民间组织,这些国家尊重人们的各项政治、经济权利。温和抵抗是公开进行的,这些国家的法律赋予了人民反抗政府的权利,赋予了人民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人们甚至事先通知政府或其他反抗对象我要游行、我要罢工了。
    温和反抗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某个政府或某种制度,恰恰相反,它是维护社会稳定与正常运转的工具,是社会化解矛盾、调节冲突、维护正义的杠杆,是民众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武器。
    温和反抗的具体形式有罢工、罢课、罢市、静坐、绝食、游行示威、发表声明、发公开信、广告衫、拒绝服从、不合作、顺口溜、集体出走、模拟选举、集体练功……
    非武装斗争是指除武装起义、恐怖袭击外的一切反抗形式。非武装斗争所运用的主要手段和温和反抗一样,但内涵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方式下,公开成为一项政治原则,并不要求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坦陈无遗。地下工作只要不违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就行。  一个人是否应该以公开的身份开展活动,取决于自愿。当然,秘密斗争只能是一种个别的、临时的策略,公开斗争应是主流。在这种方式下,我们不在拘禁与“温和”“有序”,一些较激进的方式如堵塞交通、卧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街头斗争都是我们的选择。关键时刻甚至还要争取军队的倒戈支持。
    非武装斗争主要发生在那些面临转型的现代专制社会。这些国家坚持专制统治,抗拒民主政治,言论自由、集会自由、集社自由等各项政治权利仍停留在纸上。各种不同意见、各种正义合理的要求常常遭到打压,“温和反抗”缺乏制度的支持。在这些国家,非武装斗争是人们用来实现社会转型而非调节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手段。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行政机器的高压统治注定了我们无法享受温和反抗的“和谐”与“快乐”,而时代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老百姓对暴力的厌恶与恐惧、民主政治的非暴力属性又使我们不能再走暴力革命的老路。非武装斗争是我们的唯一选择,舍此只能是祸国殃民。有些朋友质疑非暴力运动在中国的可行性,其实他们犯了把非暴力运动等同与西方社会“温和反抗”的错误。较激进的非暴力运动方式-非武装斗争完全有在中国开展的条件。区分两种非暴力的意义即在此。
    在非武装斗争中,有一种情绪必须时刻提醒与注意:急噪与冒进。由于是在一个专制社会开展非暴力运动,尽管我们小心翼翼,但仍常常面临牢狱之灾。我自己有这样一个体会,有时仅仅一篇文章、一个电话就招来恐吓、抄家、拘禁,这时真想拿起枪杆子和他们痛痛快快干一场,何别“遮遮掩掩”。这种情绪正是许多人暴力诉求的源泉。对此我想说的是我们必须克服这种情绪,企图一夜之间实现中国的民主化的人不是一个成熟的民主斗士。
    非武装斗争是一种非暴力形式,这就要求我们要做长期的准备。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只能走小步,走稳步,进两步腿一步,甚至有时“无所事事”。但在某一时刻、某一点上我们可以突然突破,如98组党。当我们在人员、理论、组织、干部、策略、各个环节准备好了之后,胜利离我们不远。
    回答对非暴力的几个疑问
    1. 非暴力运动适合中国国情吗?
    有些朋友说,中国是一个崇尚暴力的国家,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血腥暴力史,东方人阴柔的性格往往容易选择暴力。
    世界上从没有那一个民族、那一个国家的脸上印有“暴力”二字,崇尚暴力不是中华民族的专利,世界上比中华民族更崇尚暴力的民族多得很,落后、愚昧才是暴力的真正源泉。
    同样是阴柔的性格,韩国人、台湾人不都和平的实现了民主化吗?
    78民主墙、89民运、98组党、法轮功护法不都是采用的非暴力方式吗?在这些推动中国进步的重大事件中人们很自然的选择了非暴力,不正说明非暴力在中国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吗?
    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选择非武装斗争而非温和抵抗的非暴力运动方式。
    2.面对当局的不断打压,我们还应坚持非暴力吗?
    选择暴力就不被打压了吗?就不受挫折吗?打压只会更厉害,挫折只会更大。
    中国有实现暴力的条件吗?民众愿意选择暴力吗?暴力革命符合历史潮流吗?
    某些地区的民族分子不是在搞暴力吗?国内国际感受怎样?某些人口头喊暴力,他自己不做,只盼望别人做。当出现一点风吹草动,他比谁都躲得快。叫嚣暴力往往是急噪与胆怯的表现。
    现代国家的民主进程尤其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妥协、选举、非暴力是他们的共同特征。民主化通过示威、谈判、协议、选举完成。中国应该逆流而行吗?
    3.对手不遵守游戏规则,非暴力还有活动空间吗?
    不错,我们所面对的仍然是一个坚持暴力与谎言的专制政府,但也是一个不同于文革、不同与毛式独裁的社会,是一个存在于21世纪的社会,是一个不敢随便杀无赦、斩立决的社会,是一个不得不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是一个不得不参加全球竞争的社会,是一个形式上不得不接受“自由、人权、民主”价值观的社会,是一个资讯发达无法完全控制的社会,所谓对手不遵守游戏规则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非暴力运动的活动空间在当今中国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多和少的问题,而是一个靠我们开动智慧不断发掘的问题。
    4.如何解释当今世界的各种战争与暴力?
    我们首先应该看到这些暴力现象大多发生国与国之间,各国国内制度转型只是偶尔发生一些短期的极其低度的暴力,这些冲突根本没有超越非武装斗争式的非暴力运动的范畴,非武装斗争并不是不放一枪一炮,并不是不流一滴血,并不是不死一个人。
    我们说世界已进入非暴力时代是指战争与暴力不在是主流,是指枪炮声一天比一天少,如果以当今世界仍存在战争与暴力来否定非暴力是小儿科的问题。
    5.在诸多对非暴力的质疑中,有一奇谈怪论。有人借非暴力之父甘地的一些缺点如曾效忠英殖民当局、主张抵制工业化等来否定非暴力。对此我想说三点:A.世界上没有没有缺点的人。B.甘地不代表非暴力的全部C.不正是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迎来了印度的独立吗?这还不足以证明非暴力的巨大威力吗?
    6.统治集团内部若不出现开明派,非暴力运动能成功吗?
    非暴力运动不以开明派的主动出现为前提,不以政府的主动变革为前提。我们只要做好我们的工作,当我们的力量日益强大时,一场经济危机,一盘录象带,一个人的丑闻被揭露,一件很小的事情都会瓦解一个强大的专制政府.
    非暴力运动的前景是光明灿烂的!
     
                                                                      1999年

  • 非暴力之声—-杨建利与做


         从网上获悉杨建利先生回国身陷囹圄的消息后一直想写点什么,可我是一个一篇文章至少要写个把月的的人,直到今天才完成初稿。
         以前我并不知道杨建利的名字,我是因其文而知其人。在网上看到他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共内部有没有开明派》,当时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开始留心他的文章,总体感觉他的文章写得理性、深刻、透彻,讲究以理服人。今年年初看到他在联席会议上关于非暴力的一篇发言,很受鼓舞。因为在此前,我也写过类似的文章。不久我便和他取得联系,承蒙他的厚爱,将我的四篇《非暴力之声》一并在《议报》32期上发表。后来建利兄又四论非暴力原则与非暴力抗争运动,我都认真看了,并进行了简单的归纳总结:
      1.非暴力抗争运动即宪政民主分三步走:外力压政→借力参政→合力宪政。三步论的提出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在于为我们尤其是为普通民众指出了中国民运的美好前景。让民众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他们对民运的信心。
      2.暴力容易使我们丧失道义资源。道义资源是人们从事一项正义的事业、作“善事”时所具有的特殊能力、心理优势和精神财富,以及“得道多助”的规律所预备的各种助力。我想主张暴力的人一定没有意识到道义资源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3.暴力使我们丧失文明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岂止是文明力量,暴力还会吓跑广大的群众。
      4.暴力会失去控制,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
      5.暴力不会有好的结果,依靠暴力很有可能建立的是又一个专制政权。
      6.非暴力可以降低民众参与民运的风险。换一句话说,只有坚持非暴力才能增强中国民运对民众的吸引力。
           杨建利先生的辛勤耕耘大大丰富了非暴力的理论,增强了我们对非暴力的信心,越来越多的朋友接受了非暴力的理念,走上了非暴力抗争之路。对我来说,建利兄的努力促使我对非暴力理论进行不断思索,最近我对非暴力有些新想法,写出来欢迎朋友们多提意见。我们宣传非暴力一定要搞清到底什么是非暴力,和西方社会的温和抵抗相比,非暴力运动的外延在中国要有所扩大,他是指除大规模的武装革命及恐怖袭击外的一切行动。当然温和抵抗下的一些运动方式仍是主流。非暴力不仅仅是温和与渐进的代名词,在某一时刻,当我们从环境、心理、物质上作好了准备时,我们会在某一点上进行突破。建利兄的这次回国就是一次较激进的选择。
          对建利兄的这次回国行动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作为民运的一分子,不断为他做事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建利兄的这次行动就是做事的表现。他是在用行动向不发给他护照、剥夺他回国权利的人抗争!他是在向非法剥夺人们和平宣传政治理念权利的统治者抗争!是在向镇压工人运动的人抗争!是在向那些试图阻隔海外与国内民运的人抗争!
         做事不在大小,再小的事都值得肯定!专制政权的垮台、民主社会的建立就是在我们所做的一件件小事中悄然而至。我们每打一个联系电话就是对专制政权的一次打击,我们每发表一篇文章就是向民主社会更进一步。做事与不做事是有本质区别的。春节期间有一分二百人的联名信,遭到了一些朋友的非议,其间曲直我不做评论,但我正是通过这个名单知道了我一直观注的一位朋友又恢复了自由,于是我们又取得了联系。
         写到这里我觉得有两种不好的现象,一是有些朋友长期不做事,长期联系不上,或者长期保持低姿态。对此我只想说如果我们大家都这样,我们的事业如何进步?二是有些朋友特别是海外的所谓民运代表人物做事时不以如何推进民运进步为标准,而是以如何抬高自己组织的地位、如何增强自己民运第一人的合法性为标准。最近看到贵州莫健刚、孙光全二位写的《畅通民运渠道 增强民运团体凝聚力》一文,觉得写的很好,海外条件很好,但领袖们不做这件事,倒是洪哲胜先生作了大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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