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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黄行芝，性别：女
出生日期：1966年7月18日
住址：湖北省潜江市江汉油田向阳工商银行

上访原因：
本人，黄行芝，1984年参加工作，于2004年被湖北省潜江市工商银行非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至今我也没签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字，没拿银行任何补偿金。现如今没有缴纳社保养老金。也没有所谓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由于没有任何的收入，身体又有多种疾病，生活特别困难，黄行芝多次到北京正常反映诉求也被潜江市驻京办事处经常限制人身自由，都不记得多少次了，多少天了，北京市信访局副局长，北京市信访局新闻发言人张恩玺明确规定：不能对正常上访群众搞拦，堵，卡，载，办，“学习班”等方法限制公民的人生自由。

维权经历：
1.2008年7月29号我被潜江市公安局从北京押送回潜江市非法限制人生自由30天。
2.2013年10月21号潜江市工行行长付明，办公室主任谢南泽雇佣北京的黑保安将维权的8人从北京押回潜江，由于几个女同志身体有病，才没强行押回，但是又被押回潜江驻京办事处又将我软禁长达8天。
3.2013年11月29号在北京驻京办主任，从璟付主任张志诚共同安排，我又被潜江市工行一行6人，在裤子和鞋子都没穿的情况下，强行绑架押从床上拖起来，抬上车，我在河北服务区上厕所时，银行保卫科长段家用和保安冲进女厕所，我裤子都还没有来的及提上来时就讲我强行拉上车，在回来的路上我报警高速交警122，通过很多朋友与媒体参入营救，我在河北邯郸得救。
4.2013年12月7号我在北京反映我们的诉求。被北京驻京办从璟雇佣多名黑保安押回潜江，关在一家私人宾馆关了5天，强行收身，抢夺手机不让与家人联系，剥夺自由与通信权利。
5.2014年3月5号，我在武汉火车站，又被广华派出所所长汤良荣，还有潜江市信访办局长，王舒伟银行谢南泽等一行两车人强行绑架押回，黄行芝不想回，他们人多，又是啦又是掐的，胳膊都被掐紫掐伤，衣服也被拉破了，抢夺没收了手机，不让与家人联系，关押在高场的公开挂牌的法制“学习班”，关押在法制学习班的还有伍立娟，因家人去找到了法制班要求释放两人，3月9号又将黄行芝，伍立娟转移到西大院一家私人宾馆式黑监狱，在西大院非法关押期间伍立娟遭到女保安的殴打，非法关押到14号晚上才让回家。
6.2015年3月5号，黄行芝在北京反映问题，被送马家楼遭到遣返回潜江后被潜江公安局拘留10天。
7.2015年5月17号在北京被送马家楼遭到遣返被潜江公安局拘留10天。
8.2015年，8月21号从马家楼押送回来被拘留10天。
9.2016年8月24号在北京工总行被北京刑事拘留2016年9月15号。
10.2016年9月15号被潜江市公安局从北京看守所接回继续非法关押在潜江市看守所到2016年9月26号。从2016年8月24日到2016年9月26日共非法关押了32天。

解决情况：
黄行芝，1984年参加工作，于2004年被湖北省潜江市工商银行非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至今也没签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字，没拿银行任何补偿金。现如今没有缴纳社保养老金。也没有所谓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至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有打压维稳欺骗。

维权感言：
从2004年被银行非法下岗至今，一直用法律程序维权，其结果没有主张黄行芝的诉求，反而维持了银行剥夺劳动者青春期的非法行为，从此走上了维权不归之路，打压拘留，被逼的无法生存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走上了轻生的念想，没有得到理解与同情，反而遭到刑事拘留32天才释放回家，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部门给出解决问题合理条件，各部门推诿踢皮球，找不到主要领导，市长见不到，法律博士市长龚定荣多年前都了解黄行芝一起维权的三个人，潘向荣，黄行芝，伍立娟，也接待过伍立娟，法律博士市长龚定荣解决不了一个劳动合同纠纷了十八年的信访，奇怪吗？不奇怪！因为他们有权就是傲慢，不给你们解决你能怎么样啊？现还告知黄行芝说你们三个人，潘向荣，伍立娟不能再进政法委办公室大楼进不去了，这两年进了政法委大楼无数次解决问题了吗？没有啊！你们让不让进无所谓，你们不就是这样傲慢吗？我们不相信还要再等十八年不解决问题，如果真是这样，上访维权是没有退休时间表了。

【民生观察2020年11月10日消息】重庆访民唐云淑到重庆市信访局寻找巡视组不予安排，受阻。

唐云淑说：习主席请你督察督办，及时解决人民的冤案，中央第十二巡视组的工作人员来重庆市巡视体察民情，为何不让冤民见面，只能说明他们是来走秀的？不是真正的来巡视督察的。

2020年11月9日上午，重庆冤民唐云淑来到重庆市委市政府信访办3窗口，向工作人员反应了父母、丈夫被人杀害，房屋财产三栋被人摧毁，暴力强拆、被人贪污了而到各级有管辖权的部门申冤二十多年了，不但无人解决，反而长期被地方黑恶势力腐败分子打击报复：把唐云淑冤关了一千多天，被各级政府、公检法有关人员跟踪、监控、绑架、抢劫手机钱财、黑关、毒打、（行政、刑事）拘留、逮捕、刑讯逼供、被精神病鉴定、判刑，致今无人依法解决问题，唐云淑要求领导给她拿中央巡视组的号，那个信访窗口接待员女人不给唐云淑巡视组接待号，信访窗口接待员她只开6号接待室政法委的号。

唐云淑当时反驳，我们的六大冤案都见不到中央巡视组的领导？那要啥案子才能见中央巡视组的领导？信访窗口接待员那个女人置之不理。唐云淑只有到了二楼反应问题，唐云淑要到中央巡视组的接待室找领导刚推开门，马上被守候在门口的两个工作人员，凶神恶煞的架着双手拖拉拽出了二楼接待室门口。这个巡视组办公室形同虚设。

中央巡视组领导是来了重庆，可是重庆老百姓有几个人能见到他们？更别说解决问题了。如果他们是真正的来履职巡视的，那么应当凡事有冤的人都能见到他们，而不是还有几人守候在门口，根本没有访民能被安排巡视组接待，谁也拿不到巡视组的接待号，谁都别想见到巡视组的工作人员。巡视组的工作人员冤民根本连人都见不到，那巡视组的工作人员他们到底是来巡视什么的呢？只能说明他们巡视组又是来忽悠重庆人民的，中央巡视组几十年都是这样作秀巡视的。

冤民唐云淑电话：15683637229

【民生观察2020年11月10日消息】多年以来，维权人被各部门以各种指示、命令、规定，等为由进行打击、区别性、歧视性对待……，遭遇种种不公与苦难，实施者长年以各种明显违法违宪的命令、规定来整治维权群体，却不受监管追究。现作为受害者，何斌、徐彩虹，2020年10月24日于北京中关村双榆树中街邮局邮寄行政诉起诉书，向源头责任部门——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其依法履职。

湖北公民徐彩虹，何斌徐彩虹夫妇多年在北京维权，长期参加北京维权访民开庭的声援，也经常帮助维权访民被抓捕后的经济援助，同时声援被抓捕的异议人士，也给予异议人士抓捕后在监狱的生活上的经济帮助，举牌呼吁在押政治犯等，夫妇两个人都非常热情的接待其他到北京的维权朋友。能帮的就帮一下，就是这样的一对夫妻，在北京长期被监控遇到重大会议等其他重要日子都要被驱赶，为了生存在北京开了个餐馆，餐馆基本都是一些访民就餐利润空间不大，但是能维持自己在北京的各项生活开支不成问题，却多次遭到北京公安，国宝，城管的违法骚扰与为难直到餐馆被取缔。

何斌徐彩虹夫妻因为合同纠纷一事而上访多年，因为租了法院的商铺，合同没有到期发生纠纷，合同没有到期被强迫收回导致生意损失，夫妻俩多次遭到拘留，多次被软禁，威胁跟踪监控等等，今年由于疫情原因被限制不能出门，加之湖北是疫情严重区，这一年已经过的还剩下两个月了，每一个访民都想在一年又一年的循环中寻找希望，没有希望没有答复日期，只有对访民的打压与报复，所有问题但是由于上层不作为造成的。夫妻俩起诉栗战书，李克强并就之前因此对原告造成的伤害、损失、履行连带赔偿责任，要求赔偿九千万元人民币。

何斌，徐彩虹的起诉书全文如下：

行政起诉书

原告：何斌、男、1973年生、现住北京，电话：18613827675。
原告：徐彩虹、女1970年生、现住北京，电话：13071121012。

被告1：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定代表人：栗战书（委员长）、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永定门西大街甲一号邮编：100806。

被告2：国务院、法定代表人：李克强（总理）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府街右街2号电话：010－63084868　邮编：100017

诉讼请求：

1.请依法确认被告对各种依据违反宪法的：意见、条例、规定，等针对维权人等、侵害维权人等权益的各种违宪作为不予监督、纠正的不作为行为违法。
2.并判令其依法履职，监督纠正各级部门的违宪行为，并就之前因此对原告造成的伤害、损失、履行连带赔偿责任九仟万元（90000000.00）。
3.就原告被侵害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进行公开见报及各大媒体公示声明消除影响。
4.由被告承担本案产生的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

原告夫妻因遭遇不公，多年维权，再商业预备连锁期间遭遇种种侵权，又因举报违法被公权力打击报复，又不得已维权上访，并因此遭受极其巨大损失，伤害，诉诸各级部门，而问题却长年不得解决，反而遭受各种“依规”违宪侵害各种原告权益的待遇，身份被“标识”，出行、住宿、临检等均被“报警”，区别对待；自由活动被限制，生活隐私被侵犯，天安门等各大景点和所谓“敏感地带”不许踏入或接近，注册商标增补项目被刁难，敏感日期不许随便走动、必须接受监控，个人信息未经明示及本人同意被采集并遭滥用，人身权力的长期被侵害；原告曾在长安街远端正常骑行及中关村大街购物行走均被“人脸识别”后遭警察拦截和包抄围堵，被带到派出所“盘查”数小时和长时间当街留置盘查造成路人频繁侧目，其他诸如在京住所被警察频繁滋扰甚至撬门驱赶，（原告在前门做生意期间，对原告加大维稳，动用街道和派出所以及社会人员联动，还加赠多部摄像头监控经营的店面，目的在于制造麻烦、撵走原告；该店面于2017年在北京派出所主持下被撬门将财物、设备拉走侵占，让外出回来的原告夫妻在寒冬中无处栖身，滴水成冰的日子在外住帐篷，财物至今未还，没有一个说法）；并多次提供北京警力联合地方人员，兴师动众到住处“围捕”无任何违法行为的原告，只为在“敏感日子”把原告带离北京……以配合维稳。其他如多次在原告正常工作生活时警察半夜入室将原告强行带走送到“久敬庄”，再由地方政府雇佣黑车押回地方，稍不顺从就遭黑保安强抬四肢如贩猪卖狗般强抬硬拽丢上车；如此种种行为给原告身体、身心、生活工作造成极大困扰，在原告周围的人中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对原告身心造成极大伤害。家人被株连，被骚扰、被跟踪、被伤害，生活被影响。社会各种宣传，并政府官员当面宣讲：上访被追杀，上访株连家人，影响上下三代工作、生活、学习，等等……，而针对原告及其同类人群实施以上种种侵权行为的执行者都声称：是依据各种“有关规定”执行的，而以上各种随意侵犯人权的行为明显违宪，据了解，多年来维权上访者遭受同类侵权行为属于普遍现象，并因此引发的爆发性事件不胜枚举。

原告认为：如此长时间、大范围、多部门、多类型、针对性强，受害者极多的各种违宪侵权“意见”“规定”如此无拘无束，被告却不履行其监督、纠正的职责，依法撤销各级部门与宪法相抵触的各种法规和决议，以杜绝更多侵害的发生。

而被告的违法不作为，成为放纵、鼓励的信号使各种“依规”违宪侵权行为塌方式泛滥。

宪法是国之根本，事关宪法权利，所有公权力部门的规章制定、执行都需三思而后行，制定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都要符合宪法精神，否则即为违宪，必须得以纠正甚至追责。这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具体体现。

如今暂时各种违宪侵权行为重点用在维权上访者群体身上，在上上下下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这种做法，特别的扎眼，也特别的露骨。若不及时纠正，实施者势必敢将其泛滥到任何领域，造成更多极其恶劣不可挽回的社会后果。这点不得不令人警醒。

原告维权上访多年，前后被公权力侵害，精神被摧残，家人被伤害、离世，身体被伤害导致无法有自己共同的孩子，事业被抢夺断送，多年持续伤害，不解决问题。使夫妇无法正常生活，更无法生意经营。过去被糟蹋的不堪回首，现在被残害的惨不忍睹，未来阴霾密布。

由于被告的违法不作为，使加害方利益集团肆意对原告进行多种侵害，拖延推脱不解决问题。使原告遭受极大伤害、巨大损失，造成难以弥补的人生缺憾（事业和孩子、父亲），事业以及事业的至高点且加害伤害一直持续扩大，并在周围人群造成负面影响……。

原告认为被告的不作为，导致、加重、和助长了各种侵害、苦难和损失，其工作的缺位是以上各种后果的源头。

被告理应积极改正，及时作为，承担责任，并消除影响。

综上所述：由于被告的违法不作为导致原告的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生命健康权、工作生产权、名誉权、生育权、隐私权、获助权、平等权、财产权等等受到严重侵害。过去的积累被抢夺断送、现在持续被伤害、未来的希望被断送。

二被告被称为“人民选出来的，为人民服务机构”。理应接受人民的监督，并为其造成的后果负责，不能豁免于法律监督之外。

为保护合法权益，维护《宪法》尊严，特依照《宪法》《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规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请依法受理，判如所请。

此致
最高人民法院

原告：何斌，徐彩虹
2020年11月3日

【民生观察2020年11月10日消息】辽宁营口一位退役80多岁老兵刘春山及儿子刘学波寻衅滋事、敲诈勒索一案将在2020年11月11日上午营口西市区法院开庭审理。

曾参加过解决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80多岁的老兵刘春山因在网络上举报辽宁某前高官插手土地纠纷被营口市站前区公安以寻衅滋事罪立案侦查，其儿子刘学波因帮父亲刘春山在网上发布举报信也被抓，之后，警方又以刘学波多年前敲诈派出所所长指导员16万增加一个敲诈勒索罪的罪名。刘学波承认帮父亲发微博实名举报辽宁某前高官，但不认可敲诈勒索的指控，称是警方的构陷。

本案曾被站前区检察院起诉至营口市站前区法院，站前区法院也于2019年11月份开庭进行过审理，但最终没有判决之。2019年春节前，该案经上级法院指定被移送到营口市西市区法院管辖。

本案比较吊诡的是：警察先是以敲诈勒索罪抓了刘学波的老婆，后来刘学波的老婆没事了，刘学波倒成了敲诈勒索案的嫌疑人被提起公诉，其老婆成了指控刘学波敲诈勒索罪的证人。本案在站前区法院审理期间，律师提出申请要求法庭通知刘学波的妻子及几个涉案的警察也就是本案的受害人出庭，但没有一个人出庭，担当时的法庭没有通知证人出庭，当时法庭给出的理由是没有必要。

这个理由显然是不成立的，因为这些证人证言牵涉到刘学波是否有罪的重大事实，且该案疑点重重，怎能说没有必要呢？不过，还好，这次营口市西市区法院的法官非常认真负责，通知了涉案的关键证人出庭，希望11日的庭审能还愿本案的真相。

本案敲诈勒索案是否是构陷暂切不谈，单单警察被敲诈已经超出正常人的想象。这地的警察也太怂了吧，不仅有失警察的脸面，可能还涉嫌渎职吧。期待营口市西市法院，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给本案一个公正判决。

辽宁营口老兵刘春山一个80多岁的退役老兵，因为网上发帖举报遭到打击报复性构陷，并且还珠链儿子刘学波被抓捕构陷入狱以敲诈勒索罪起诉，滑稽可笑的是指控证人是刘学波的妻子，刘学波也是50多岁的人了，手无寸铁就能把派出所所长与指导员敲诈勒索成功16万元？

敲诈勒索与寻衅滋事罪都是用于对访民(量身定制）的口袋罪，本月11月11号上午开庭，营口市西市法院，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是否给本案一个公正判决我们拭目以待。

本网将继续关注刘春山与儿子刘学波本月11日上午开庭审理此案的情况。

11月9日，中国大陆毛左网站“乌有之乡”发出了一封叫张兴德声讨首都师范大学的公开信——《就“11月5日请沈志华讲四史的报告”事件致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一封公开信——兼评沈志华学派之十八》，出来为中断播放沈志华学术讲座事件中的恶意举报辩护，更将学术观点上纲上线为政治观点与路线之争，并意欲将首都师范大学捆绑成庇护学术观点的事件责任人，显示着中国当下“恶意举报”者有恃无恐的猖狂，与对现代文明的人权、法治的无视。

据网络披露，11月5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组织讲座，“沈志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建立与终结”。但在直播当日，一些朋友询问为何讲座在开始一小时后中断？主办方的官方在网站发表了正式声明，指出线上讲座中断原因是因为遭到恶意举报，故而中途转移。主办方对干扰正常学术交流的行为表示严正谴责，并声明保留进一步追责的权力。

沈志华教授讲座中谈到：“朝鲜战争的问题确实是中国人特别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这可以想象，这是那一代人经历的非常重要的事件。但对于这件事情，人们的记忆曾经是错误的。”历史学研究的依据是档案文献，以前的历史记忆有错误，也不奇怪，因为过去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从来没有解密过，所以人们都不知道，报纸上说什么就是什么。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档案开始解密，中国档案也陆续披露出来，大概从1996年以后，各国学者对于朝鲜战争的理解才比较接近真实的历史事实。

从沈志华教授通过前苏联解密档案来研究朝鲜战争而得出结论来看，他是个言说有据持论有理的学者，完全超越政治偏见与权力定论，是真正立足学术的探索。然而，他的观点居然遭致毛粉的恶意攻击，一些倚仗权力后盾而假借学术争鸣的政治御用文士蜂拥上纲上线，疯狂挥舞大棒，无端扣押罪名帽子。

正如张姓公开信开篇就说：（沈志华停播事件被首师大定为恶意举报）爆了一枚重磅炸弹。绝不同于一些“抄袭”“顶替”“论文作假”之类的没有多少“政治含量”的信息。它给人提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这就是习近平多次强调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要守土有责。作为首都师范大学应该有这个自觉性。并断言“这是举办方，宣传方，有意无意地在客观上起到了反对前不久全国全民纪念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70周年活动、否定习近平在这期间两次讲话精神、否定抗美援朝的正义性、正确性、正当性。为沈志华一向顽固坚持的错误理论提供新的宣传阵地，根本就不是学习‘四史’，不是‘正常的学术交流活动’。这是一起严肃地政治错误行动，为此，笔者呼吁主办方首都师范大学党委对此应该进行调查处理。”

从张姓公开信通篇就是政治棒子与帽子的言词来看，这显然不是学术探讨，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并且不仅要审判沈志华教授的学术观点，而且连坐首都师大有包庇之责，意在将首都师大与沈志华教授一并绑架上政治审判台而封杀与治罪。

中国大陆近年来高校举报教授讲课，网络媒体举报公民言论等等事件已经泛滥成灾，以致于大批的大学教授因此被解聘，大批发言平台被关闭，大批的个人微信等等注册用户被封禁，甚至大批的公民被投入监狱。中国社会已经深陷入言必得咎，人人自危，人人畏言，随时因言获罪，进而道路以目的地步。

中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权利”，作为学术研究，当然有自己依据事实得出结论的自由，并宣讲自己学术观点的自由。这即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学术繁荣的必需条件。然而，在中国当下，类似沈志华教授这样纯粹宣讲自己研究成果，竟被扣上政治错误的大帽，不仅讲座横遭停播，而且被一些捍卫政治正确者以学术名义穷追猛打，咬着不放，还要追究首都师大举办讲座的罪责。如此公然不顾基本人权，不讲学术道德与作人底线，本质上已经超越了“恶意举报”的范围，而达成了恶意构陷。

纵观中国今日之所以各种因言论而招致的恶意举报横行，根本原因不在于人性之恶，而在于极权制度唆使纵容激发鼓励这种恶。中共极权集团从建党之始就将各种举报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尤其在夺取大陆政权后不断掀起的历次政治清洗运动，都借助过举报之风。近年来，中共为了强化极权统治，大肆宣讲政治，提倡一尊意识，进而设置各种举报，鼓励怂恿人们互相检举，以期达成民众互斗，清除社会一切与极权统治意识相背的思想与言论，于是中国社会在各各领域掀起了举报恶浪，使大批讲真话，做真学问的公民与学人遭致整肃。这本质上就是为极权统治清除异议服务。然而，如此一来，中国学术与思想统一于政治，就事实不存在任何研究与创新，而只能成为政治传声器，这样中国学术与思想必将死水一塘。

中共极权集团操控下的恶意举报，不仅违反宪法，侵犯公民基本言论自由权利，而且也严重阻碍着中国文化思想的创新与传承，必将阉割民族的生机，因此是毒化社会，灭绝民族的死路。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9日

2月15日晚十一点左右，昌平区许志永家中，我正忙于武汉疫情的志愿者工作，朋友发来信息询问志永的情况，称“听说他被抓了”，当时我也有大概8、9个小时没有联系上他，内心很是焦虑担忧。2月16日凌晨00：26，我准备上床睡觉，忽然听到门外有粗重的敲门声，同时有男性的声音大喊道：“开门！安全检查！”深夜独自在家的我听到这样的响动很是害怕，急忙拿起手机，手颤抖着给朋友发了条信息“门外有人敲门”，慌张的在门口走来走去，最终还是迟疑着去开了门。

两个穿白色防护服的男性以“疫情期间安全检查”的名义先冲进门，把我推到椅子上要求我坐好，并给我戴上一次性口罩。我正要询问他们的身份，随后进来的一位未穿制服且没有出示身份证件的男性突然从背后给我戴上手铐，说了句：“我们是公安局的”。只见两个先闯进来的脱去身上的防护服，嘟囔了一句“热死我了”。虽然已经连续被国保的车辆跟踪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仍然对于这一次上门始料未及，等我缓过神来的时候，房间内已经站了大概10位未穿制服也没有身份证明的男性，我才发现自己还穿着居家的睡衣，急忙表示需要更换衣服，其中一人跟我说：“稍等一会儿，有位女民警马上就到。”我坐在椅子上又等了5、6分钟，一位拿着执法记录仪的穿着制服的女民警进入屋内，带我进入卧室更换衣服。

换好衣服重新回到客厅的椅子上，进来一位在2019年12月31日被传唤时见过面的海淀国保，向我出示了传唤通知书，同时面无表情地宣读：“李翘楚，现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你进行传唤。”听到这个罪名，我懵了，努力地回想着自己到底哪个行为构成了这个罪行，接下来会面对什么，那种对未来的不安和恐惧不断涌上心头。接下来，该位国保带着两位人员在许志永家的两间卧室进行搜查，而我继续被要求戴着手铐背靠着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们从客厅拿出手机、U盘、笔记本电脑、书籍等物品装进密封袋中，之后让我在搜查物品清单上签字确认，同时在场的还有奥北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在搜查的空挡，刚才宣读传唤通知的国保问道：“还记得我吗？”我说：“记得”，他说：“看来我之前告诫你的话全白说了是吧。”许志永家搜查完毕后，他们说接下来要去位于海淀区天作国际小区的我自己家进行搜查，临走时我问能不能带着养在鱼缸中的小乌龟和小金鱼（那是志永的女儿最钟爱的宠物），那位宣读过传唤通知的国保无奈的笑了一下说：“我们没办法让你带着鱼缸呀。”

大概三十分钟后，车停在我家楼下，我全程一直戴着手铐，路上不敢吭声，心里一直在嘀咕自己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要这么大的阵仗。大概有4、5位民警在我家进行了搜查，我家里空间不大，他们在书架、柜子、床底下、衣柜里翻找东西，翻出了未使用过的一部手机、扫描仪、录音笔、以及我之前给良心犯寄送明信片用过的公民印章，并让我签了搜查物品清单，其间有天作国际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在场。我提出能不能吃一粒止疼药，我有偏头痛的毛病，负责搜查的国保给我倒了杯水。临走时我指了指柜子，问能不能把我抗抑郁症的药物装进随身的包里，还是那位负责搜查的国保，迟疑了一下，之后把柜子里的药物全部装进我随身的包里，对我说：“你放心，如果时间比较长，我们也会负责给你开药。”听到“时间比较长”几个字，我心里咯噔一下，想着这可能不是类似上一次的传唤了，我会经历什么，我会失联多长时间，这些都是未知数。

半小时后，我背拷着坐在一辆蓝色的商务车上，全程手铐勒得我手腕很疼，我尝试调整姿势却越勒越紧。随后，车到了海淀区办案中心。我第一次被传唤时也是关押在这里，24小时释放了，所以，心里不由得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24小时之后我就被放了啊！

之后，经过验血验尿的体检程序后，我被要求戴着手铐坐在审讯室的铁椅子上，两位未出示过身份证件的便衣人员坐在我对面，年轻那个又高又壮，很凶地瞪着我；年长的那个低着头不看我。

这时，年轻的那个凶巴巴的质问我：“知道为什么传唤你吗？”

我回答：“不知道”。

他用提高嗓音表示更加生气的样子：“你是不是在网上乱发东西了？！还接受了外媒的采访？”

我真的被他的语气吓到了，心跳急剧加速。可是我的这些行为并没有什么错啊，于是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一点点，尽量不让声音颤抖，我回答：“我只是如实的把自己的传唤经历发布出来，有媒体关注我，给我打了电话，我也只是回答了自己被传唤的经历，这些也有错吗？”

他不理睬我的反问，继续大声说：“你这段时间都做了什么？见了什么人？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听得一头雾水，从戴手铐跨新年回家后，即使是春节期间，都有国保的专门车辆跟踪，他们对我的所有的行踪都一清二楚，为什么还要问我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呢？我所有的行为都等于是在他们眼皮底下进行的呀。

见我不说话，另外一位年长一些的语气和蔼地说：“你做的事情肯定会留下痕迹，没有事情我们也不会找你，你也不用着急回答，之后我们有很多时间慢慢聊。”

听到这里，我的心咯噔一下，我可能会被“消失”吧！想起在网上看到的709律师的遭遇，我不禁哆嗦了。审讯好像快结束了，我鼓起勇气问了一句：“许志永现在怎么样？他还好吗？”

和蔼一点的那个人走到我身边拍了下我的肩膀，回答：“我能跟你保证他现在起码是健康的。”

审讯结束后，我被要求在讯问笔录上签字，年轻一点的那个显然很不满意我的回答，他在签字时嘟囔着：“我都不想签这个字”。之后，我被送回办案中心临时关押的房间，房间内只有我一个人，我坐在冰冷的石板上，一直戴着手铐，恐惧、焦虑、担忧不断袭来，加上房间内实在太冷，实在困极了，就在冰凉的石板凳上躺一下，可是立刻就感到冰凉刺骨。一夜未眠。2月16日一早，给了我一个菜包子，我申请吃抗抑郁的药，看守人员说：“我们也做不了主，你要不是发烧感冒之类的问题，再等等吧。”

在办案中心的时间过得很煎熬，我一方面不断回想着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被安上了“煽动颠覆”的罪名，同时担心着已经跟我失去联系十几个小时的志永：听审讯的意思，他应该是被抓了吧？有没有受到暴力对待呢？疫情期间的防护有没有得到保障呢？另一方面，心里也没有完全放下还在进行中的武汉志愿者工作，方舱的防性别暴力建议写的怎么样了？几个小时前还在沟通的病患家属是不是已经等到了医院的床位……时间就这样在复杂的思绪中度过。

大概16日下午，我被带到办案中心的大厅，门外的车上下来5、6个未穿制服未出示过身份证件的人，拿出一个黑头套罩在我头上，我瞬间什么也看不见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吓得我腿都软了、脑中一片空白，被两个人架着胳膊推进了车里。

我全程戴着手铐和黑头套坐在车里，已经没有了时间概念，不知道车行驶了多久，也不知道车被开到哪里。

当黑头套被取下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处于一间四周都是软墙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两张椅子，在我的周围站着4、5位年轻的穿着制服的女性看守，还有一位较为年长的正对着我，声音严厉的要求我将身上的衣服全部脱下来进行检查，并换上她们事先为我准备好的衣服和拖鞋。之后，我被要求以双手放腿上的固定姿势端坐在桌前的椅子上，三位看守围站在我身边，戴着对讲机，她们称呼我为“目标”。她们说：“你在这里不许说话、不许乱动。”

我的眼镜被没收了，被规定不许东张西望。不敢转动头、眯缝着眼睛用余光打量着房间，居然看见房间里有一扇巴掌大小的窗户，给了我一点点惊喜，因为我可以知道是白天或是黑夜了。

我不由自主的把头向窗户那边偏了一下，突然传来：“目标！坐好看前方！谁允许你动了？！”吓了我一跳！站在我对面的20岁出头的年轻女孩，面无表情，眼睛紧紧的盯着我。我第一次看到真人也可以像机器人一样！只是当她们把我的细微的动作、表情的变化等等用她们对讲机汇报时，我才感觉她们也是活人。

晚饭后，我还是被要求呆坐着。突然门外有动静，两个人影进来了。我的心不由自主的加速跳动。兩個穿著便裝的男性進入房間，手裡拿著工作證件，我看不清證件上的名字，也沒敢去問。

个子高的说，他们是负责我案件的预审，让我称他“李警官”，还说他是2013年”新公民案”丁家喜的主审。李警官拿出一张纸念着，原来是我“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通知。我正在想着“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几个字，他看着我，声音低沉的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最高会被判死刑，我们对你将实行死刑犯的管理制度！你想想那些看守都用什么眼光看你？！”

“死刑犯”这个词，吓坏我了。我感觉呼吸困难，脑子一片空白。刚才还在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不知道他们又说了什么，后来听见问我有什么需求。

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刻意让自己平静一些，掩饰住在这个四周密闭的小屋子坐着的无助焦虑，我说：“我有比较严重的抑郁症，一直服药，我要求尽快恢复吃药。还要求通知我父母。”

在笔录上签字时，我看到笔录上的羁押场所叫做“北京市通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招待所”。唉，这个四周密闭管理森严的小屋子竟然叫“招待所”。

2月17日晚上，第二次审讯，李警官说：已经书面通知了我的父亲，但对于吃药的事情，由于我之前就诊的协和医院属于发热门诊没办法取得我的病历信息，暂时无法给我吃药。

但我6月19日回到家时才知道，2月16日我失联后，我父亲先后联系了许志永家所在的东小口派出所和我家所在的北下关派出所，派出所的民警都未告知具体情况，我父亲又给市公安局打电话，市公安局接了两次电话后就不再接电话了。大概过了一天，我父亲被毫无法律手续的叫去通州区玉桥派出所，见到了北京市局和通州区的国保，他们起先什么话都没说，直接拿了篇许志永的文章让我父亲阅读，问他有何感想。我父亲很疑惑：你们抓的是我女儿，为什么给我看许志永的文章？难道不是因为女儿写了什么文章被抓的吗？

国保又拿出一张通知书让我父亲签字，签字后就把文书收走了。我父亲在情急之下根本没看清楚自己签的是什么通知书。

后来，我父母被北京市局的孙国保约谈时，才知道我涉嫌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母亲问孙国保：“我女儿到底做了什么而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孙国保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回答。我母亲追问：“是不是像我们老师平时批改试卷上的主观题一样，觉得是就是，觉得不是就不是？”孙国保说：“你也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是依法办案。”这种“依法失踪”真的是人生至大的诡异。

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这间小屋子里，我头顶上的白色刺眼的灯，24小时亮着。前一个半月，我上午下午都必须连续4小时的固定姿势坐着，吃饭上厕所时可以趁机动一动，我有时会多次要求喝水以换来变换姿势的机会。一天8小时一动不动的坐着，全身都僵硬了，好像血液都凝固了。

站在我身边的3个女机器人看守，她们看守“死刑犯”的经历，会对她们的人生有巨大益处吗？她们贴身看着我睡觉、洗澡、上厕所的时候，她们的内心是怎么想的？

后面的两个半月，机器人看守少了一个，我被允许每坐2个小时站起来走动20分钟（在9月9日的国保约谈中，李警官还特意强调：“你站起来活动的机会都是我给你争取来的，你怎么就只说你在里面怎么受苦，我们对你好的部分呢？做人是不是得讲良心？”）。

由于长时间以同一姿势久坐，我的小腿肌肉开始萎缩，出来后走路都不利索。每天晚上的入睡，正对着头顶明亮的灯光，本来就容易失眠和神经衰弱的我起初根本无法睡觉。我刚用手遮住眼睛，看守就厉声呵斥，有时还会粗暴的把我的胳膊扳下来。我才知道，睡觉也需要固定的姿势，必须仰卧，双手、肩膀、脖子、脸必须露在被子外面，不能有任何遮挡。睡着后的姿势变化，也会被机器人捅醒。

我渐渐知道了在“被监管场所”需要遵守的“规则”：必须服从看守人员的管理；有任何问题，必须举手报告，看守人员通过对讲机向上汇报，得到允许后才可以进行；禁止与看守人员交谈；当有人员进入时，不得随意张望；在室内移动时，必须缓步进行，并与窗户和墙壁保持一定距离；内务设施摆放整齐、上厕所洗澡时也必须由看守人员在旁监管。如果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就会被看守人员和管教厉声训斥，被威胁剥夺每日本来就少的活动时间。

我被完全剥夺，出现在我面前的任何人，都可以训斥、威胁、教育我，这个管教系统以“国家安全”之名自赋无限权力，最大限度地行驶绝对权力，这是一个剥夺生命力的管教系统，妄图把被监管的人变成“听话的机器”，活着就是为了不断接受审讯。

【民生观察2020年11月9日消息】庞晓娟是黑龙江齐齐哈尔隆翔商亭租赁有限公司的副经理。2002年其公司承接市城管局申请立项的政府招商项目（净菜上市）工程，为实施该政府项目，经过市政府审批同意。此后由于市与区城管之间多年的协调失败而互相争权、争钱、争地盘，最后导致市政府项目夭折，给其公司造成严重损失。

市政府、市城管局、铁锋区协商，将其部分商亭安置在铁锋区保卫路“城乡结合部”，有四个商亭就安置在龙沙区春虹街，由市城管局负责每年换占道许可手续，2013年行政审批权利下放，占道证应由各区更换，其公司商亭来源历史遗留问题，不能与私搭乱建的棚亭相提并论应安置解决。由于商亭网点的安置协商时间长达四年半之久，给企业造成一定的困难，致使公司天天面临动迁，年年面临拆扒，十几年来没有过上几天安稳的日子。

2019年3月22日，铁锋区城管局拆扒春红街，将庞晓娟的公司商亭违法强拆故意砸碎，情形惨不忍睹！铁锋区城管局没有下发任何法律文书，以及法律部门裁定的有效法律文书。投资人李国全向其要求拿有效文书，却被城管勾结多名没有穿服装的青年人打倒，现场四人的手机被抢，录制的现场视频被城管等人给删除，录像机内存卡给拿走，至今不归还！现场其中三人被打住院，十天后城管向派出所提供的执法记录仪被剪辑多个片段，至今没有一个部门人员出面为此事负责！

以下为庞晓娟的情况反映：
一、2018年9月，龙沙区城管和铁锋区城管联合下发通知，拟拆迁“春虹”街商亭，我公司正式向齐齐哈尔市“城管局”提交申请，一直在等待协调解决没有任何答复！
2019年3月13日我公司已经向铁锋区城管现场“办公室”提交公司及相关部门的证据，并在我公司四个商亭上贴上商亭情况说明（有照片为证据）。

二、2019年3月22日，在事前铁锋区政府没有下发任何公告、通知、没履行任何强制拆除的法律程序的情况下，铁锋区城管综合执法局几十人带着铲车和数十名社会人员对春虹街的商亭予以强制拆除，我公司四个商亭全部毁损。我和公司的投资人李国权，与铁锋城管交涉，铁锋城管不但不予理睬，反而唆使一伙未着装的人员将李国权按到地上，围住李国权对其拳打脚踢，李国权已经68多岁的人了，哪架得住一群青壮年的围殴，我们拍摄现场情况的手机也被铁锋城管的人抢走了4部，录制的现场内容被强行删除，我们的包也被铁锋城管的人抢走了，手提兜里面的录像机的内存卡也被抢走，至今未还；

三、我女儿坐在车里亲眼看见父母被众人围打，我女儿坐在车里也被也被数名城管和社会人在车外围攻恐吓，被多人强行拉下车，手机被城管抢走，互相撕扯连打带吓，精神上被恐吓突发心脏病，被120急救车救走了；
我和李国权后来被多名社会人员强行带到城管“临时办公室”软禁起来，被多人控制不让出门；
由于现场其中有一老人张雨的父亲被打吐血，被120救护车救走，我着急去医院了解情况，向屋内看管的人员请示去医院，却两次被多名社会人员围攻，其中一男子将李国权锁喉，我上去施救，被高个子（不着装）打倒昏迷，没有人救护，我要求去医院看病，城管队员和社会人员不同意我出门，我被迫报警110！民航路派出所的民警赶到，我们才有机会出门，我现场向公安民警指认几名打人者，但警察当场并没有抓人。
由于我女儿病情危急，120需要家属到场，在120救护车坚持下，我们老两口才随救护车被带离现场。除了我们一家三口被打伤之外，还有一个老人在现场被打的吐血，也被急救到医院。

四、我们离开后，该辖区派出所的警察经与铁锋区城管沟通，下午两点左右将我们被抢走的包、手机才要回，但我们手机中拍摄的城管与社会其它暴力强拆、打人的视频都被铁锋城管删除，现在的视频是现场其它角度在场人隐蔽拍的，当时他们围追堵截想抢没抢到，以及手机没解开锁没来得及删除的部分才得以保留，而录像机的内存卡至今没有归还给我们。

城管和社会群体他们抢手机的目的就是掩盖违法执法行为，铁锋城管暴力强拆，事前没有做出强制拆除的行政决定，没有依法送达有效法律裁定，没有给予被拆迁方申辩、陈述的程序，事中对被拆迁业主围殴、抢手机、抢包，事后对被打伤的被拆迁业主没有说法，还以删除手机视频等手段意图蒙混过关。试问，这哪里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哪里是国家机关的执法！

为首的王队长简直比街头的混混、流氓还穷凶极恶，他们拿着国家的工资，行使着人民赋予的权力，就可以这样胡作非为吗？

从中央到地方天天宣传扫黑除恶，改善营商环境，那些报纸上的黑恶势力我没见过，但今时今日的铁锋城管的所做所为就是黑、就是恶，他们的黑、恶包裹在国家公权力的外衣下，危害远胜那些为非做歹的流氓、恶霸。我们3月22日多次给“环境建设监督管理局”打电话投诉，回答等待解决，我说：城管已经开始拆扒了，公司损失严重请求援助……可是至今没有回复！

五、当年我和老伴在外地挣钱，回家乡投资政府项目“招商引资”，我是抱着为家乡的发展尽一分力的美好愿望回来的，2002年的87万元，首批投放商亭40个，一项就六十万元。对于我们全家来说那是毕生的心血，谁知道这个政府项目如此的害人，自打这个项目承接以来，就因为市、区两级城管的纠纷，商亭无法如期按点落地，通过信访、告状，好不容易给安排落地了一部分，又今天拆，明天扒的不得消停。

不是我们不配合政府工作，可你总得给我一个说法啊，毕竟我公司的商亭不是私搭乱建的个人行为，即使拆扒，可以给遗留其它空地保留，也不应该“土匪性的损毁”，那是我为政府项目投资的产物，是实施政府项目产生的历史遗留问题。

六、从2018年至2019年3月11日我多次找市城管局，没有得到答复之后，2019年3月13日上午，我正式向齐哈尔市“环境建设监督管理局”提交反应材料，多次去问询协调结果，答复只是等待（10个、15个、20个工作）至今未得到答复；3月22日上午，商亭面临被拆，我给接待我们的（董同志）打电话说明情况，回答还是等到20个工作日才能答复。
我们保护商亭不让城管拆，三人被打住院，四部手机被抢，现场录像被城管和社会人给删除（我有其它隐性手机，保留了拆扒、打人现场）。

七、政府项目、铁锋区政府“招商引资”，多年来，外地投资人面临政府项目夭折的损失，面临铁锋区城管原大队长严明勾结社会收费群体的欺负长达八年，导致公司直接经济损失，请上级领导查明事实，还我以公道！

我代表投资人请求：
1、严惩参与城管打人的工作人员和参与打人的社会人员，并支付受害者的全额赔偿以及被打人员的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等各项人身损害赔偿；
2、责令铁锋城管全额赔偿因其违法强制拆除，给我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四个商亭的直接损失和租金损失）；
3、公开登报向我公司赔礼道歉；
4、依法追究相关工作“此事件的负责人”及参与打人、抢劫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5、追究城管执法毁灭原始证据的违法行为，城管向派出所提交多个被剪辑过的执法记录仪就能证明抢手机现场）。（我保留部分录像、照片、120、被打人员的医院诊断为证据）
6、依法追究2017年3月20日铁锋区城管违法强行叼走商亭的经济损失和行政违法责任和刑事责任。

我们请求各界人士援助，电话：13604524119

【民生观察2020年11月8日消息】本网获悉，进上海“进博会”期间，河南郑州知名维权人士陆聪利赴上海探亲，11月7日在上海火车站出站口，被车站派出所民警查身份证后将其扣押。

据悉，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2020年11月5-10日在上海举办。河南郑州知名维权人士陆聪利远嫁上海的女儿，也恰逢近日即将临产；女儿早早给曾经做过厨师的父亲打招呼，希望在此期间为其做饭。

然而，当陆聪利买好车票后，街道维稳办工作人员就上门将其堵在家中，企图阻止其前往上海；陆聪利认为女儿生孩子是人生中的大事，尽管街道办工作人员千方百计阻止，他还是突破重重阻碍乘车来到了上海。

不料，11月7日7点多，陆聪利下车刚来到出站口，就被车站派出所民警查票查身份证，而后其就被扣押在了火车站派出所。

知情人士透露，陆聪利被车站派出所扣押后，便打电话告知女儿，女儿到车站见父亲时，陆聪利便将随身携带的背包让女孩带回家中。

下午，本网试图拨打陆聪利电话已无法接通。

与此同时，本网从知情人士处获悉，下午三点半左右，上海某派出所警察到陆聪利女儿家中，要求查看陆聪利随身携带的背包，并从其背包里搜出了一份“上访材料”带走。

陆聪利简介：

陆聪利，河南郑州知名维权人士，1957年8月28日出生，高中文化，三级残疾；户口所在地:郑州市2七区北工房前街38号。

近年来其积极参与同城朋友圈活动，长期关注声援弱势群体，2014年持续声援“郑州十君子”，2017年7月13日深夜到沈阳医院为诺奖得主刘晓波烛光送行……

2001年，陆聪利因位于郑州繁华地段的祖屋被政府与“河南省益通置业”开发商强拆，当时生意红火、占地面积458平方的“红太阳酒楼”被夷为平地，且拒不赔偿；陆聪利不服，在抗争过程中被所谓的“执法人员”将下肢被打残。

2003年，执法人员将陆聪利以“妨碍公务罪”被刑拘，送进郑州市第二看守所被戴重型脚镣惨遭酷刑，被毒打折磨得吐血不止、奄奄一息。

2005年，陆聪利在维权路上悲愤绝望时，父母也因得知祖业被强拆，在一个月内两丧，双双含冤九泉。

2008年，陆聪利被二七区办事处官员设圈套构陷“敲诈勒索政府罪”判刑三年零六个月。在新乡监狱服刑时备受摧残、九死一生，故而维权至今……

陆聪利说：“只要加害我们的罪人仍然逍遥法外，只要我们丧失的合法权益没有偿还，只要我们的正当权益得不到满足，只要我一息尚存，都要走在、甚至是（走不了路）爬（行）在追求公正的路上”。（以上部分内容摘自与陆聪利自述的《陆聪利的血泪控诉》）

姓名：陈喜珍，性别：女
出生日期：1956年9月14日
地址：湖北潜江泽口街道信心村7组13号
联系电话：13687259881

上访原因：
因为潜江泽口开发区违法强拆，因为没有任何合法手续进行强拆，导致无家可归，强拆过程导致损失惨重，所有家电，日用品，家具都被淹埋，强拆时把家人都绑架，任何东西都没有拉出来。

维权经历：
2018年9月10号一9月20号被非法行政拘留10日
2019年7月18号一7月27日被非法行政拘留10日

酷刑折磨：
在看守所两天两夜不让她睡觉被迫她签字，她都拒绝签字的情况下，在2019年7月27日晚上12点转钟时，村书记王育凯带三个人刘良兵，梁明，王秀安一共四人开私家车，说把陈喜珍接回家，随后离开了看守所，村书记王育凯带领其他三个人将陈喜珍带离看守所不到两百米，在没有监控的情况下，村书记指示其他三人将陈喜珍转移到另外一辆车，陈喜珍死活不下车，村书记王育凯就与其他三人合伙把陈喜珍强行拖下车，另外还有三个不明身份的人一起，一共六七个人将陈喜珍抬到另外一个车上就开始对她拳打脚踢，打耳光，打头等随后带上黑头套绑架到泽口开发区竹根滩镇永林4组兰汉城家里，在这个破旧的楼房关押了101天。
陈喜珍在非法关押101天的期间里，受尽折磨，多种酷刑虐待，每天跪地几个小时，抄写信访条款，村书记王育凯私设黑监狱，私用酷刑等严重犯罪行为，把陈喜珍关押在私设的黑监狱101天，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逼迫她签字，在非法关押101天期间里几乎天天被殴打，被强迫写信访规章制度，不让她睡觉等酷刑，在关押期间被殴打晕死过去几次，在生不如死的情况下她还是被强迫签字，签字过程是书记王育凯按着她的手写的字，签字后过了几天才释放陈喜珍回家。
陈喜珍回家后报警报案被绑架关押一事，多次寻找公安局，派出所，信访局，政法委等相关部门都不于解决问题，用各种理由推诿，踢皮球，陈喜珍不断的维权到省信访局，省公安厅等部门，最终在2019年11月14日在潜江公安局立案，从立案至今为止没有结果，

解决情况：
从2018年开始逼迫坼迁到遭遇强拆过程，一直寻找各个相关部门的领导，领导又不接待，接待的部门也是推诿踢皮球，多次到北京维权上访都遭到绑架遣返回潜江，多次到省信访局也遭到绑架回潜江，从强拆问题不解决到绑架关押黑监狱101天，还遭到拘留两次，受尽折磨，问题至今为止没有解决。

目前现状：
从2018年开始逼迫坼迁到遭遇强拆过程，一直寻找各个相关部门的领导，领导又不接待，接待的部门也是推诿踢皮球，多次到北京维权上访都遭到绑架遣返回潜江，多次到省信访局也遭到绑架回潜江，从强拆问题不解决到绑架关押黑监狱101天，还遭到拘留两次，第二次拘留证在被绑架关押期间被村书记抢夺走了，维权过程多次绑架受尽折磨，问题至今为止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