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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翁金妹举报信

    我丈夫王小洪系中共党员,退伍军人,国企职工。于2017年8月1日下午被黑恶份子殴打致残,经签定为重伤,至今卧床不起,濒临死亡。报案后,江苏常州钟楼分局五星派出所拒绝立案,三年来,江苏常州钟楼分局徐海、五星派出所指导员陈茹梅、王超益民警,采取诬陷、诽谤、恐吓、威胁多次打压我和我儿子。

    一、案情经过.监控录像显示2017年8月1日下午5点02分凶犯从勤业中学后面的来加来健身馆出来,5点12分骑电动车在我家门口,先撞倒我丈夫,随之发生口角,争执中,将我丈夫拳打脚踢,直到丈夫倒地后,凶犯才逃逸案发现场。有完整监控资料证明。

    二、出警不立案,2017年8月1日下午5点20几分,监控录像显示5点12分凶犯殴打十几分钟全部过程,5点22分两只双手重重的推倒受害老人,严重受伤,头脑、脸上、脑袋、胸部、肚子、腿部受伤。受害者老人倒地后还踢了两脚,目击者想抱我丈夫起来,但腿打断了,站不起来,凶犯没等警车到来,逃逸案发现场。王超益接警没有给我们笔录,就问了一句好走吗?我们说不能走,需要送医抢救,王叫我们自己打电话,然后就开车走了。路上行人帮忙打了120电话报警求助,有监控录像显示很清楚,事后王民警还说谎,说是用警车送我们去医院抢救治疗的,简直一派胡言。诽谤老人喝酒闹事,王超益发现我们受害者家属不知情况,而且一直逃避责任。我们是8月3日晩上医生做手术后,发现我先生不是自己摔倒的,因为严重粉碎性骨折,而且从头到脚都是软组织损伤,叫我儿子去交警支队看看路边监控,方才知道是恶魔打的,我们去五星所报警,五星派出所前台说,王超益接警的,这个案子别的民警不好插手,我们联系了王超益,一会说出差,一会说生病了,一直说谎,就是我们在大厅见面,也说有事,没有空接见来访。逃避现实,荒谬掩盖,拒不立案。

    三.为犯罪开脱。2017年8月30、31日我在五星所查看监控录像,监控不同角度有三个画面,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总算找到凶犯是从来加来健身馆出来的,监控录像上显示2017年8月1日下午5点零2分从来加来出来,骑着电动车摇摇晃晃的到劳动西路至长江路丁字路撞了我家老先生,我先生看他撞了人想跑,就上前说不要跑,这个凶犯从车上下来,说我先生碰瓷,凶相毕露,拳脚相加,遍体鳞伤,倒地后来两只手重重的把老人推到,老人倒地后还踢了两脚,逃逸案发现场。8月31日我们去来加来找凶犯信息,打电话给王超益,总是说没空,只好报警后五星派出所来了两个民警说你们的案子他们不好插手,叫我们来加来门口等王超益,等待了半天到天黑王超益也没有来,这样一等就是三天,我联系王超益去了来加来,结果监控录像与电脑信息都没有了,与凶犯串通一气。9月6日说凶犯还没有找到,然后又说你们放心吧凶犯找到了,家里有钱的,是常州本地人,有正当工作的,你那点医药费赔的起的,知法犯法。

    四、恶意作假,重伤定轻伤。每次王超益带我去一院做了初步伤情鉴定,先把我关在门外,出来也不给报告我看,只说轻伤二级,要等一个月后重新做鉴定的,结果前后去了六次还是不好做,每次去做鉴定他先进去交流半个小时,让我先生进去把他脚要扳到跟正常人一样,还不能说痛,我先生痛的头上冷汗直冒!每次做鉴定对病人是一种身心上的折磨,对我们很不公平,病腿锯了一断,装了30公分长的假肢,刀口长18公分,而鉴定结果是7.8公分,相差十公分,应签定为重伤,却鉴定为轻伤一级。

    五、不抓罪犯却打击家属

    1、2018年11月23日,我儿为父亲伸张正义,化龙巷发帖,揭露案情经过,五星派出所陈茹梅对我儿子学校施加压力,给学校发短信,学校迫于压力,辞去了我儿子的工作。

    2、2020年8月27日晚8点,钟楼分局五星派出所7个民警硬闯我家,我说家里有病人不好受剌激,有什么事外面讲,闯进来抢我二个手机一台电脑,更可恨的是翻箱倒柜找我儿子,屋面上的天窗打开没关,9月1日大暴雨,导致家里进水,我的字画及材料损失严重。抢了我的手机删了我重要的资料,录音录像等等。9月3日我报警仍然不给,9月4日我在五星乡政府报警二次,乡政府领导带我到五星派出所等了二个小时才还给我手机,手机被整整扣押九天,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工作买菜付款等等,期间还派人监视跟踪我。

    3、2020年9月11日上午九点,钟楼分局与五星派出所7个民警,对我搜身,抢我手机,把我关进黑监狱8个小时,对我人身攻击,诽谤,恐吓威胁,给我带黑头套。不经我同意打开4G流量用去60元。

    非常可恶的事情,我强烈要求对王小洪被故意伤害致残事情立案调查。还我公道!对徐海、陈茹梅、王超益三位不作为乱作为民警,一查到底。

    举报人:翁金妹
    电话:15861192561(微信同号)
    联系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勤业吴家村89号
    2020年9月13日

    附:王小洪被故意伤害案案情经过及处理经过

    2017年8月1号,那天我和我儿子去看画展,下午五点左右,我们回家发现我先生不在家,然后我们听到外面有人说,快去看看马路上的是不是你老公,于是我们跑出去一看果然是他,只见他坐在地上,我儿子想扶他起来,但是他说脚很痛走不了路。我先生王小洪,59岁,在家门口散步,一骑黑色电动车,蓝色上衣男子前面带着一个小孩,先是电动车晃晃悠悠的撞了我家先生,把我先生的胳膊撞出血了,我先生让他不要走,对方非但没有道歉反而想要逃跑,而且随即对我先生连推带殴打十几分钟,最后双手用力把我先生重重的推倒在地,我先生当即就没能再站起来!因为我先生是中共党员,又是北京军区复员的老兵,整个过程中他都没有还一下手,对方把他当沙袋一样毒打!而且罪犯打人后就骑车逃逸了!至今仍然逍遥法外,没有得到任何惩罚!

    当时警车来了,下车的是接警警官王超益,他就简单的看了下问我先生能走吗,我们说不能,并请求让他警车送我们去医院,他不肯并说没有这个义务,笔录都没给我们做就上车走了。还是路边的好心人帮我们打的120,我们一直在案发现场等救护车过来送医院抢救,检查下来医生说是股骨头严重粉碎性骨折,身上多处软组织伤!需要立刻动大手术,而且要把自身原来的股骨头和韧带割掉,换一根人造的股骨头进去。医院第二天安排了手术,我在手术室门口等了足足八个小时,看到我先生嘴上戴着氧气罩,腿上一条近二十公分长的刀口,插着导血管,被推出来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难过!至少要知道犯罪分子为什么要对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下如此的毒手?

    后来医生说这么严重的伤肯定是外力引起的,让我们去看看周围的监控,于是我儿子先去的交警大队调监控查到是被人故意伤害所致的,让我们赶紧去派出所报案,于是我儿子又来到五星派出所报案并要求民警立案侦查,接待我们的是当时的处理民警王超益,他就是案发那天的接警民警,之前他一直说很忙,好不容易才见到他,他又说他有事,监控还是我们自己在监控室待了一天一点一点查到的,而且他监控还不肯给我们。然后他不是说出差就是生病,感觉见他一面真的很难,就这样一直等我们出院后一个多月,才终于约好去市一院法医科做的伤情鉴定,鉴定的时候王警官把我关在门外不让我进去,然后出来的时候他手上拿着一份盖了医院红章的鉴定报告,在我面前晃了晃说是轻伤,报告都没给我看就被他带走了。

    我们表示有疑议?这么重的伤怎么可能是轻伤呢?过两个月的时候我们再去,法医说不能做。他说要三个月以后再做一次,于是我们又等了三个月,我轮椅推着我先生去的,到了法医科,王警官还是先把我们关在门外,他拿着上次做的鉴定报告进去跟法医交谈了近半小时,然后才让我们进去。法医连我们的病历都没看,上来直接就说要让我先生的腿能像正常人一样弯曲起来,这怎么可能呢,他的韧带都已经割断了,主治医生都说以后都只能靠轮椅和助行器活动了,就好比让一个没有手的人去抓东西可能吗?然后又让我们等半年后再去做,结果半年以后去还是像当初那样无功而返,前前后后一共鉴定了五六次,每次法医都是同一个人,未免也太巧合了吧?而且我们每次找王警官,他们的态度都非常恶劣,电话里都是冲我们又吼又叫的,这是身为人民警察对待我们受害者应有的态度吗?

    我先生腿的残疾已经构成既定事实了,这么严重的伤还怎么可能跟正常人一样活动呢?我先生由于是部队退役的军人,对于自己残疾的事实想不开,几度想自杀,而且脑子里被对方殴打的那幕总是挥之不去,连睡觉的时候都觉得有人要害他,已经严重抑郁了!我们只好把他送到常州102医院精神科住了一个多月,经检查有脑积水,还吸了高压氧才有好转,但是人已经恍恍惚惚,没有精神,跟从前判若两人了!我由于担心他回家后还会想不开,只能放弃了工作,每天只能寸步不离的看护他。

    我们从治疗到现在一共用去三十多万元的医药费,我先生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在医院的时候虽然请了专门的护工护理,但是家人同时也背负了巨大的煎熬,出院后我还请了专业的康复师每天到家里来帮我先生按摩大腿,希望他肌肉不会萎缩,后续假肢的更换还需要一大笔费用,家里已举债累累,期间我们曾多次去求过王警官,让对方出面拿点钱出来给我们治疗,王警官直接说“不可能!”什么叫不可能?难道调解不是身为一个民警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吗?而且王警官一会说没有找到人,一会又说对方有钱的,赔得起的,这讲话不是自相矛盾的吗?其实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施暴者是谁,而且一直跟我们隐瞒了对方伤害我先生这一事实,还是我们自己去查了监控才知道的。他不心虚又为何要隐瞒?

    我身为普通老百姓,有困难只能找职责部门,但是我们的案件被他一直搪塞这么拖延3年多了,到现在都没有立案,我们家属强烈要求立案,希望请有关部门的领导能帮我们伸张正义,赔偿一切经济损失,作为民警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不为民,不作为,不依法办亊,已形成违法违规行为。希望将犯罪份子绳之以法为感!

    陈述人:翁金妹
    2020年9月10日
    家庭住址: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勤业吴家村89号
    联系电话:15861192561

  • 四川叙永县村民举报信

    四川叙永县旺龙村2000村民实名揭发村干部买卖侵占贪污的举报信

    尊敬的省市县纪检委、监察委领导:

    我们是四川泸州叙永县大石乡旺龙村群众代表,代表全村二千多人的权义和经济利益,联名向您们公开举报揭露本村书记赖月容(15328344167)和村长赖永刚(15328319069)利用责权,非法买卖群众公共集体林地,和侵吞2500亩火烧山和泥石流等违法乱纪的具体行为和证据事实。请你们认真阅读高度重视,为我们村民的所盼情感和切身利益,做出一些具体的姿态和动作。

    事实与理由:

    一、2004年3月,村长赖永刚私下出售大坡头林地200亩,公开卖价为3.8万元。本社村民罗方森(18860079686)找到赖永刚说“同等条件下我要买。”赖永刚却说“你买就是4.8万元。”罗方森说“你把所有证据手续办好,我就拿钱来。”三天后,罗方森拿着钱找赖永刚,赖永刚却耍无赖说“”200亩不卖了,要全部卖掉,罗方森没有买成。2004年7月20日,赖永刚安排好叫几个人在旺龙村一社小安子刘维彬(18090894593)家去签卖林场的合同。村民闻讯也跟着去了那里。就只问村长:这么大的事连村民会都不开一个?这是我们大家的,你怎么敢卖?谁给你的权力?就是要卖你也只能卖树无权卖地。赖永刚威胁村民,就有村民拒不签名扭头就走,没法走的只好在协议上签字。时任社长的彭计庭(13350814078)就组织群众邓盛世(13198868283)等十多人到叙永县政府去投诉。县政府说“我们不知道具体情况,叫你们大石乡政府解决。”谁知,在镇政府官员的大吼下,胆小怕事的村民被大石乡政府官员软硬兼施,吃了一顿饭就忘记了自己的权益。20O4年12月18日村长赖永刚,又重新与水尾镇村民杨中亮(13108302888)写了一份卖林协议,在不让村民知晓和监督下,一行11人签了为期30年面积是850亩,全部卖价为20万的协议书。奇怪的是协议书上写明的却是18万转让费。2006年又以6万元的单价卖了200亩光山买给杨中尧(13419179909)栽成竹子。在2016年,旺龙村获得一百万精准扶贫款,书记赖月容和村长赖永刚拿出41万元又从杨中亮手中买回650亩林地,报帐却是43万8千元。在2019年杨中尧又将200亩竹山,以24万每亩的价格转卖给马岭镇下乡老板曾某(17781862288)。

    二、在2008年5月12日,沙湾碾子边罗学高在稻田烧草引发火灾,过火面积大约是500亩左右。2011年8月12日,旺龙村付能堂烧草而引发火灾,过火处抵达贵州边界,连烧七天七夜。烧毁4个村9600亩林地。这次火灾惊动国务院,出动消防队、武警中队、高炮部队,连续打了三发降雨弹才将火扑灭。事后,国家下拔青苗赔偿费每亩一百元,加上两次的过火面积大概是接近百万。随后规划成绿色林,连续三年,每年每亩还有补助费。可是,村民至今分文未得。特望纪委各位领导实地调查秉公执法。

    三、2015年7月13日,遭遇百年罕见的瓢泼大雨。一小时后林场林地就垮几十亩,连万年未动的千吨巨石也瞬间被冲走。水花测起几十丈高,将三户人家砖房拔葱式的直接移到沙湾大河里。事后国家补贴与帮护单位泸州医学院和叙永县农工党,以及社会其他单位与个人援助资金三百多万去向不明,农民的山林竹木田土被冲坏,至今分文未得。

    四、2017年元月,泸州医学院第一书记王杨勇(15228228777)与所有村干部和村民李井泽(17883600015)等多人商议,决定修建一条公路,经费需要140万由帮扶单位泸州医学院出。3月份报告5月份下款,8月份动工,10月份完成。事后140万到了支书赖月容和村长赖永刚的手上。此后,村民多次问书记赖月容和村长赖永刚什么时候修这条公路,赖书记和赖村长却说“这条路暂时不修了,其他地方要用这140万。”直到现在,这条公路都没有修,钱也不知去向。特望领导圆老百姓想要富先修路的梦想。

    五、1983年旺龙村村民杨聚尧(18048151739)自己出钱在在本村栽了二十多亩杉树。1994年杉树长到2米以后,杨聚尧一家外出打工,直到2005年后才知道自己种的杉树林,被书记赖月容等人,利用职权伪造合同、林权证,将杉树林砍伐后给出卖了。当事人曾多次向各级政府和领导反应此事,但至今未得到解决。希望领导实地调查摸排,给付出者应得的那一份劳动汗水。

    六、2014年本村的李增文(18145096820)曾在乡上当过干部,撤区并乡返回到农村老家。当时所有材料和申请都备好齐全,因书记赖月容和村长赖永刚从中作梗,故意不签字将名额转给书记赖月容的父亲名下。

    七、2013年大石乡书记夏青(13518383198)为标新立异,与上海雨阳公司在大石乡栽一万亩油茶。其中旺龙村3千亩,栽油茶树时对农民说,“国家每年每亩补贴100元钱。三年后回收,五年后大量回收。二年后在大石乡修建一个大行榨油厂。”但现已六年过去了,榨油厂没有修,更没有人收购茶子,农民分文未得。6年累计3千亩100元就是180万,这笔补贴款到底谁领了?

    八、旺龙村20公里公路硬化,国家每公里下拔65万元,群众集资每公里8万元。而水泥路承包出去每公里才55万,还剩360万。此后的三年,每年叙永县划拨道路维修款8万元,又从12年起下拔6万元的公路维修费,累积也有的416万。按防护栏和路灯大约50台,市场零售价才1500元一台,但入帐报销平均是7000元一台,况且防护栏也没按协议完成。2015年7月,因雨水泛滥把湖桥普萨的公路桥冲坏。重新建全包出去才4.2万,但入帐报销是10万。据我们调查获悉,书记赖月容和村长赖永刚把这些钱分了。

    九、在2018年,旺龙村村长赖永刚利用工作权限,依托挂靠双挂钩政策之机,把旺龙村十多户群众动员迁搬到大石村顺龙坝。借此机会赖村长分文未支却得二幢房屋,每幢房屋是二层半,每层是130平方。

    十、2018年3月,全村70多户低保户每户收180元的医保。5月份全部都交给支书赖月容。因国家政策调整有变,要把向所有低保户收取的180元归还给低保户。临近7个村在当年12月份前全部退完,只有旺龙村直到现在分文未退。

    十一、在原大石乡书记夏青(13518383198)预谋帮助下,书记赖月容与其妻陈鸿礼办理了假离婚。07年超生一女孩,取名为赖寒,户口上在兄弟赖月军头上分文未罚。而其他群众超生却要罚几千到几万,有的连工作都被下了还要交罚款。为什么在同等条件下,赖月容就可以继续当官而分文未罚。

    以上就是村民反应的发生在群众身边看得见、说不清、搞不明白的大小事件。现特向您们实名举报表达村民的集体愤怒和憎恨情绪。

    从2017年来,多次向地方政府和党委反应上述问题,市长热线12345和叙永县民情热线2214580也投诉多次,可是直到20年8月25日,才在大石乡政府综治办刘建平(18008216551)处才得知一点乡镇官员的基本态度,书记和村长利用职权想方设法,把属于村民的集体林地作为捞取个人私利的经营性项目。家族得益,个人得利。这个私心严重小学都没毕业,还当了二十多年村干部的党员合格吗?为了得到国家更多的补贴就是有头无尾,找个项目把国家下拔的钱在帐上做平了就不管了,就连贫困村精准扶贫的册子每年都要换几次。他们习惯了也是长期这样关门造册、弄虚作假、哄骗上级、糊弄群众,如此之事真是罄竹难书!

    故此,为了维护我们村民的合法权益,也为了八千五百万党员和公职人员的廉洁性不受玷污,我们群众才决定集体向您们纪检委监察委实名举报揭露这些顽瘴痼疾的腐败分子。只有你们实地调查清除了这些腐败现象和行为,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满意笑容和赞誉夸奖。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青气满乾坤!

    此致

    四川泸州叙永县大石乡旺龙村群众代表:李增文、杨聚尧、邓盛世、罗永怀、彭计庭、杨玉峰、赖华均、罗俊书等

  • 玉林斑美拉案 辩护律师在行动

    【民生观察2020年9月24日消息】斑美拉案,被广西玉林的官方炒作为斑美拉特大传销案、广西第一大传销案。

    “斑美拉”本是余石容经营的一家公司的字号,因为经营模式先进、发展势头良好、热衷于公益,曾经被中央电视台邀请制作节目,公司负责人余石容与央视著名主持人董倩进行《对话中国品牌》。公司的理念就是在销售产品的同时,让有意向的客户变成代理商,也能赚到钱。

    公司也曾邀请中国顶级刑法学专家高铭暄、赵秉志、阴建峰教授对公司的经营模式进行分析、论证,他们一致认为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但三名刑法学专家敌不过广西玉林市的公、检、法联合办案。当二审法院的法官和侦查人员在侦查阶段就联合办案了,别说是刑法学专家了,就算是上帝、佛祖、老神仙来了,或许也难以与其辩驳。

    果不其然,有了共同联合办案的基础,该案在侦查、审查起诉、一审中都是一路绿灯,玉州区法院不听被告人的辩护,不允许辩护律师发言,不采信辩方证据,甚至不惜对律师动武,把辩护律师架出去。

    果不其然,一审判决不仅对余石容等人重判,而且还罚没了数亿元财产。一审判决结束的次日,中级法院便在其官方网站上刊登一审法官的文章,公开宣示:一审判决有理。

    这起被玉林市司法机关强行非法管辖的大案,被告人及其家属感觉自己如同被打劫了一般。谋财不要害命呀,他们本来对二审抱有极大的期望,可玉林市中级法院在立案半个月之后,突然宣布:二审不开庭。

    辩护律师向玉林市中级法院提出变更管辖的意见

    2020年9月22日上午,斑美拉案中余石容的辩护人冯延强律师、秦华俊的辩护人刘良强律师来到玉林市中级法院。因主办法官罗斌及合议庭其他成员都不在,刑一庭的法官助理邱助理前来接待。

    辩护律师此前曾明确要求罗斌法官书面告知此案的合议庭组成人员,结果得到的书面告知是这样的:工作人员在便签纸上写下合议庭成员的名字交给律师。

    随后,两位律师来到诉讼服务中心联系该院的监察室。不久,两名监察室的工作人员前来接待,其中一名接待人员姓罗。辩护律师明确要求该院查清楚一个关键事实——曾在本案侦查阶段与侦查人员、检察官“一起长时间的互相讨论、深入研究、查找案例”的法官姓名及职务。

    两位辩护律师还针对此案存在的二审法院插手基层法院一审程序、公然自称是一审法院、鼓励基层法院的法官非法驱逐律师的一审法官、在一审判决书作出次日便在二审法院的网站上刊登一审法官的文章等违法问题,明确要求该院立即撤销不开庭审理的决定,将该案的二审移送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法院管辖。

    辩护律师赴玉林市检察院控告二审法院的不法行为

    从玉林市中级法院出来,两位辩护律师又赶至玉林市检察院,就玉林中院诸多违法情形进行控告。

    对辩护律师反映的中院违法决定不开庭审理的情况,接访的检察官很诧异,他说本地的案件只要上诉基本上就开庭。辩护律师联想到,被告人余石容曾说“同监室二审的案子都开庭”,玉林中院执勤的法警也说“我们法院刑事二审的案子都开庭”。为什么偏偏斑美拉案的二审不开庭?

    辩护律师也向该检察官反映了玉林中院刑庭法官在该案侦查阶段参与办案、对案件未审先判的问题,并提交了证据材料。该检察官也认为作为法官作为裁判者,这样的做法很不合适。这位检察官还仔细核对了辩护律师的邮寄地址,会在7日内向律师书面告知处理进展。

    辩护律师去玉林市工商联合会反映民营企业家被掠夺的问题

    玉林本无管辖权,硬要抢。究其原因,为了钱。

    刑法打击的传销活动,是指以发展人员为目的,没有实际商品交易或者不以实际交易为主的,以赚取人头费、门槛费为敛财手段的传销行为。现实中的表现形式通常是以介绍工作、旅游看房、考察生意、相亲或会见网友为由邀约参加所谓的纯资本运作、连锁销售等传销骗局。

    而斑美拉公司有实际经营活动和真实存在的商品,且一直以销售商品为目的。许多代理商均是在亲自使用之后感觉到效果好才主动加入的,绝非虚假宣传。根据物流单和银行流水可知,斑美拉公司的交易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斑美拉公司允许因产品质量问题退货,有退货渠道,符合实际经营的特征。

    最关键的是,斑美拉公司是以销售业绩为计酬依据,而非以发展人员数量为计酬依据。上线代理商的利润可能会更多,但是利润的增加是源于下线代理商不断地销售产品,而不是基于人员数量增长收取的入门费。没有被害人报案是本案的最大特色,根本就不具备法定的“诈骗财物”的入罪要素。

    在玉林市工商业联合会,辩护律师提交的材料中明确提到:“国家不断鼓励和提倡电子商务的发展,中央层面反复强调和下文件要保护民营企业、维护民营企业家权益、维护法治秩序。然而,背后个别地方执法机关又在大力地打击微商,逐利式执法、创收式执法。”斑美拉案,就是司法机关掠夺式办案的典型案例,必须引起重视。

    离开玉林市工商业联合会,辩护律师安排下午会见被告人,然后转战南宁。明天,将有十几位辩护律师一同前往广西自治区高级法院、自治区检察院、政法委、监察委员会等部门反映情况。

    辩护律师认为,玉林斑美拉案,程序严重违法、实体严重不公,如果放任玉林市司法机关的种种违法行为,无论是对法治建设,还是对经济发展,都将贻害无穷,必须立即纠正。

  • 女儿住院感染新冠而死 家属起诉追责索赔

    【民生观察2020年9月23日消息】今天上午10点多,新冠病毒受害者家属杨敏将三份起诉状通过邮政快递寄往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起诉状中,杨敏作为原告将武汉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分别列为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并请法院责令武汉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及其下属职能部门卫健委就其隐瞒疫情信息的行为向原告登报道歉并要求三被告承担近200万元的赔偿。据悉,该诉讼是中国国内第五起新冠病毒受害者家属索赔案。

    原告杨敏认为自己女儿感染的太不应该,在1月19日武汉百步亭还在举行4万人参加的万家宴。“我女儿在1月16日去医院做手术,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有人传人的疫情,所以,我和女儿都没有任何防疫措施。”杨敏说。

    原告及家人不知疫情信息 原告女儿住院感染后致死

    杨敏在起诉状中写道,1月16日,原告的女儿田雨曦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做化疗治疗。在19日晚上开始出现发热症状,连续几天高烧不退。原告才想到1月20日钟南山通过媒体表示出现了人传人的新型冠状病毒,怀疑自己女儿就是感染了新冠病毒,但该院医生不敢出涉及新冠病毒感染的诊断结果,更不说针对性治疗。原告女儿的病情日益加重,几经周折,先是23号晚上十一点多转到红十字会医院,又在25号晚上转入武汉市金银滩医院。

    但由于前期被告一和被告二隐瞒新冠病毒疫情信息,新冠病人随后激增,在原告女儿转入武汉市金银滩医院时,全武汉的医护人员严重不足,原告女儿在卧床不起,连喝水都困难的情况下,却没有医护人员及时护理、治疗,完全躺在污秽物里,病情也日益加重,出现了咳血、血氧浓度急速下降等严重症状。

    “我不愿再谈起我女儿那时的遭遇,每想起来就万分痛苦,也请大家不要再问我这方面细节。”杨敏伤心的说。

    原告不忍心每天通过网络看到女儿健康状况日下并且在毫无尊严的环境下治疗,在1月27日冒着生命危险到武汉市金银滩医院危重病房去照顾女儿,女儿在29日被转到重症监护室,在原告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照顾下,女儿虽然得到较好的个人卫生护理,但健康状况仍未缓解。

    在2月1日原告女儿的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为阳性,原告也开始出现高烧不退的新冠病毒感染症状,随后被隔离治疗,原告在2020年2月2日进行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也为阳性。原告在病重期间一直惦记女儿,只希望自己赶快恢复后继续照顾女儿,可就在2月6日,原告女儿被送进ICU后不久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才24岁,正处于豆蔻年华。

    隐瞒疫情行为违法 要求登报道歉并赔偿

    原告杨敏在起诉状中提出8项诉求:
    (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一和被告二及其下属职能部门卫健委向公众隐瞒疫情信息的行为违法;
    (2)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三被告就原告女儿死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三被告就原告女儿死亡承担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共计1810020元;
    (4)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三被告就原告女儿的死亡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
    (5)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一、被告二承担原告女儿的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共计5000元;
    (6)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一和被告二连带承担;
    (7)请求法院责令被告一和被告二及其下属职能部门卫健委就其隐瞒疫情信息的行为向原告登报道歉;
    (8)请求法院依法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司法建议,对隶属于被告一、被告二的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和渎职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杨敏将起诉状打印签名后通过邮政快递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寄出。“希望法院改变以前的做法,依法办案,受理我的诉讼案件,若法院违规办案,也悄悄把我诉状退回来,我就再给他们寄。”杨敏说。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合作伙伴,也是主要参与协调律师和受害者咨询的公益机构长沙富能发起人杨占青介绍,目前湖北已有6起涉及新冠肺炎疫情的追责索赔诉讼,其中5起是受害者家属提出的诉讼,但迄今无论是武汉市中院还是湖北省高院都没有立案。这些法院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办案,都是口头通知不受理,不给家属出具不予立案的裁定书,更不告知不予立案的理由。若缺材料应通知原告补交材料,若不符合起诉条件,应告知原告法律依据,但法院都没做。“希望法院能够依法办案,或者督促政府成立’新冠疫情追责索赔工作组’,解决受害者家属诉求,而不是一味回避。”杨占青说。

  • 村民为“好人耿光旭”奔走喊冤

    【民生观察2020年9月23日消息】2020年9月16日,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大坪村村民自发为“好人耿光旭”奔走喊冤。村民们认为云南曲靖案耿光旭不是黑恶势力而踏上了上访的道路。他们认为耿光旭是最好的村支书,是当地最好的企业家!他捐款1个多亿为村民修路、建学校、通水通电、帮百姓买保险、给考上大学的学生发奖金…

    如果把这样一位心里真正想着群众,真正能够为人民做事的好干部打成黑社会,老百姓实在想不通!“我们恳请省、市党委、政府、政法委、扫黑办,检察院、法院领导,要体察民情,听听我们老百姓的呼声,实事求是,公平办案。他是我们14个自然村的当家人,我们希望他早日回家,带领我们重新过上幸福的生活,现在我们快生活不下去了,我们感觉天都塌下来了”!

    因此,村民们纷纷向省政法委、省检察院、市政法委、市检察院信访部门反映耿光旭的真实情况并递交上千人的万言书,同时非常感谢各位领导耐心的听取村民们对耿光旭情况的真实反映!这样的好人不应该被冤枉!

    据悉,“云南耿氏兄弟案”是指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大坪村村支书、富源县人大代表、曲靖市人大代表耿光旭及其兄弟耿光照,两人是当地有名的民营企业家,涉足煤矿、农业、养殖业等多个行业,是当地的纳税大户,并解决了诸多就业问题。但因为在民间放贷、收账过程中存在一些纠纷,被当地警方在扫黑除恶运动中打成黑社会。而据代理律师们称,这是“模范村支书”、“脱贫致富的带头人”在扫黑除恶运动中被指控为黑社会。今年7月,还发生了13名辩护律师集体前往曲靖市人民检察院反映问题的情况。

    在全国扫黑除恶运动进行的第三年,我们发现这场运动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却存在太多的问题。为完成指标上纲上线,把民营企业家打成黑社会,为罚没巨额财产不惜搞逼供信,三家内部协调,诉判一致,辩护空间被严重压缩,二审不开庭维持原判,导致很多涉黑案家属喊冤申诉。随着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接近尾声,这些被掩盖的问题将来会愈发突显。

    在这几年的扫黑除恶中,出现了一批被打成黑社会的民营企业家,其中难免有一些“逐利性扫黑”的现象。地方企业尤其是房地产企业,成为打击的重点,办案机关以过去十几年里存在的一些纠纷为切入点,以涉黑的名义径行接管企业,查封冻结扣押财产,只要判决没有出现意外,就存在从巨额罚没中“返利”的情况,这非常可怕。

    清华大学刑法学教授张明楷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谈到“返利”机制的危害性,说这是某些办案机关的利益驱动。比如,有报道称,池州市陈氏兄弟涉黑案就是这种典型,2020年5月14日,法院进行宣判时,法庭内外哭声喊冤声不断。

    而13位知名律师为什么要跑到市检去信访,因为他们深知,涉黑案件虽然都指定在基层法院,但起决定作用的都是市检或省检,审者不判,判者不审,以庭审为中心只是一句口号。在法庭上辩得再好,再把控方证据打得稀里哗啦,都不及上级检察院、法院和扫黑办的批示,很多结果早就是内定好的。异地管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刑讯逼供,查扣冻全部财产,三司内定,诉判一致,庭审走过场,顶格重判,全部罚没,二审书面审,已经成为这类案件的标准套路。

    如果大律师大教授们都通过上访而不是通过庭审辩护为被告人喊冤,我们口口声声说的法治还存在吗?有钱请律师的企业家尚且如此,无权无势无钱的草民们,蒙冤的话还有活路吗?

    当运动式治理过去后,是留下一地礼花的碎屑,还是远处此起彼伏的喊冤声声?或许,历史会对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有所评判吧。

  • 成都何艾芩再去北京喊冤

    【民生观察2020年9月23日消息】今年年初就在北京居住喊冤的成都冤民何艾芩,受疫情的影响躲过了惯例的北京“两会”,所以不受干扰的继续待在北京。但是躲了初一没有躲过十五,在延期的“两会”就要召开前夕,还是被警方暴力拦截,交由政府送回成都,软禁到两会结束之后方才得以全身自由。

    今年的5月,何艾芩在北京西城被成都警察暴力拦截,西城警察熟视无睹。转运到房山区临时非法关押地,北京警察欲索贿而为成都贪官作保护伞。何艾芩认为北京警察不仅渎职失责,违背中央一再强调“对上访人员进行保护”的政策要求,而且还蛇鼠一窝或明或暗向成都警方索要好处费。

    9月下旬,躲过成都封锁线的何艾芩再度来到北京,就管辖地北京没有依法保护她的人身安全,维护她的合法上访权,而且还存在资金索贿的腐败问题,到北京市公安局进行投诉举报反应诉求。

    工作时间抵达北京市公安局的何艾芩,遇见四川来的文仁贵,重庆来的冉崇碧,也是投诉北京丰台警方配合截访、非法羁押、存在经济上的现金交易问题。同时,她还观察到来这儿投诉反映同样问题的还有其他省市的上访冤民。

    何艾芩介绍说,遇见一位自称是国务院退休干部模样的老人,无不爱惜和痛斥的劝说引导他们“不要上访,上访是没有任何用的。现在的官员成拦路抢劫的土匪,警察变为维腐走狗,教授为兽类,处干是畜类,中国已经沦为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官员变成没有丁点人性的畜牲了,不会同情你的,只会更加残酷迫害老百姓。”

    此后,何艾芩还吃惊的目击,一位不知何故、何由、何事的活人瘫倒在市局门口,无人搭理也无人护理,只是有很多人用手机拍照。结果警察将正在拍照的一位年轻人二话不说抓进警车,还扬言继续拍照者照样不误。此话一出,吓的很多过路拍照者,纷纷转移镜头离开而走。

  • 青岛村民王书春敲诈政府案

    【民生观察2020年9月23日消息】2013年5月,山东青岛村民王书春的房屋被强拆,此后王书春持续上访反映诉求,五年后即2018年8月底,在当地政府终于肯为王书春的信访事项召开听证会以后,王书春却被以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同年9月21日被批准逮捕。

    政府批准建设并居住十年的房屋 突然成了违章建筑

    2000年3月,青岛胶州市的村民王书春向镇政府申请宅基地。2002年3月,镇政府批准了申请后,王书春在码头村自建了95.4平米的房屋。十年后,即2012年,青岛市委、市政府开展大沽河综合治理工作,认定王书春的自建房屋位于大沽河河道内,需要进行拆除。

    本来,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当初是政府批准王书春建房,现在政府又要拆王书春的房,过错不在王书春,政府得赔偿。但是,胶州市的九龙街道却滥施阴招,将王书春的房屋按照违章建筑来进行评估,欲以极低的评估价进行补偿。合法的变成非法的、应赔偿的变成应补偿的、正常价格变成极低的价格,王书春当然不能接受。

    然而,胳膊拧不过大腿,王书春的螳臂也挡不住街道办的大车。2013年5月23日,九龙街道向王书春下达了《限期拆除通知书》。两天后,直接强拆。

    五年上访换来的听证会,却成了他的滑铁卢

    从2013年11月开始,王书春多次到北京、山东省巡视组、中央巡视组上访,反映其被强拆的房屋应当按照有证房屋进行补偿。近五年后的2018年8月28日,九龙街道终于肯为王书春的信访事项召开听证会。当时,王书春仍然是拒绝按照违章建筑进行补偿,并要求参照相对合理的胶东机场、青连铁路的标准进行赔偿。听证会后,王书春被以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9月21日被逮捕。

    王书春敲诈了谁?法院说他敲诈的是政府

    青岛胶州市法院认定,王书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上访为要挟,强行索要公私财物,要求政府赔偿房屋的价值明显高于其房屋自身价值,非法占有的故意和敲诈公私财物的目的明显,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刑三年半。

    王书春不服,上诉。2019年11月21日,青岛市中级法院认定,王书春到中央、省、市各部门上访要求支付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房屋价格,实质上是以影响地方政府形象为威胁、要挟内容,达到从政府等有关部门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构成敲诈勒索罪。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不忍老汉蒙冤,家属委托律师申诉

    接受代理申诉的是山东本地的两位青年律师,淄博的张凯和济南的周云昌。两位律师研究此案后,一致认为:政府作为行政机关,行使的是公权,当然不能成为被要挟、被勒索的对象。敲诈勒索罪中的被敲诈对象要产生“恐惧心理”,政府怎么可能因为产生“恐惧心理”?它也没这个生理功能呀。

    住宅权是公民最基本的财产权,甚至是天赋人权。公民基于对政府的信任,依法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建设的房屋,政府不得说拆就拆,行政法上有一个基本原则,即信赖保护原则。政府辜负了公民的信赖,并因此造成了公民的经济损失,当然有权利主张赔偿。所以,本案不具备敲诈勒索罪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要件。

    再者,公民依法提出的赔偿要求、正大光明的在政府组织的听证会上主张具体的赔偿要求,作为政府,只需依法作出赔偿与否或者赔偿多少的决定即可。岂能将公权和私权混同?

    所以,青岛市两级法院的判决,明显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改判,王书春无罪。

  • 重判任志强是公然以言治罪践踏人权

    9月22日,中共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对红二代、地产大亨任志强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任志强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420万元人民币。世人皆知,任志强这次被中共以经济罪重判,其实是因他著文直斥中共党魁习近平是“脱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因此外界普遍认为,重判任志强是典型的因言获罪,是中共集团为了“杀鸡儆猴”,警告党内对习党魁有异议的红二代以及反习阵营,吓阻中共集团中开明改革势力对现代民主的向往。

    本次任志强被中共当局以经济犯罪重判,法院说,任志强在2003年至2017年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4974万余元;收受贿赂125万余元;挪用公款6120万元;滥用职权致使国有控股企业遭受特别重大损失1.167亿余元,其中国有股东华远集团财产损失5378万余元,任志强个人获利1941万余元。而事实上任志强在离任北京远华房地产公司董事长与总裁职位时,作过职务审查,当时并没有查出他所谓经济问题,而今天却又忽然宣布他有诸多经济犯罪,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次重判是对任志强大胆直言的打击报复。因为任志强先生今年3月初写出了《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一文并在网络上流传,质疑中共党魁习近平2月23日有关武汉疫病的17万人大会的讲话,公开揭露习近平“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任志强在文中说:“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随后,任志强先生针对2月23日会议讲话中的一、二、三、四和最后,谈出了自己的一、二、三、四和最后,即“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就是“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就是“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就是权力包办市场而由企业承担责任;加强党的领导就是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用此疫辨诚臣;最后人民就只能成为那个“代价”。

    任志强先生的信被传于网络后,3月12日他被强迫失踪,随后据知情人士透露说任志强被关押于北京市纪委蟒山审查点。直到4月7日北京纪委部门才发布公告,宣布任志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随后网络传出任志强先生的孩子及身边工作人员也被中共当局拘押,使任志强显然遭致了亲情与友情的绑架、要挟。7月23日,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区监委再发布通告称,任志强严重违反共产党纪律,涉嫌贪污受贿,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并移送检察机关起诉。直到现在指控任志强四宗罪而开庭审判。9月11日任志强被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任志强当庭坚持自辩,拒绝认罪,直到9月22日被重判18年。

    由任志强先生为国为民大胆直言,公开暴光中共党魁习近平要当皇帝的小丑行径及中共因舆论控制而导致武汉病毒泛滥的罪恶根源,结果招致中共当局抓捕,家人也被关押,最后被中共当局以快速罗织的经济罪名重判,可以看出这是中共当局一以贯之的通过经济问题来打击迫害不同意见人士的手段,因此是赤裸裸的违宪侵权剥夺公民言论自由权利案。

    任志强出生于1951年3月8日,两三岁时,随父母落户北京,父亲曾任商业部副部长。1969年1月,他被下放至陕西省延安县冯庄公社。1969至1981年,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第38集团军服役,先后任排长、连长、参谋。1981至1984年任北京怡达公司副总经理。1984至1988年任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经理。1985年,任志强被以“贪污罪”罪名关进看守所14个月。当时任志强给自己和员工发了一大笔奖金,虽有上级批准,但在领取奖金的单据上只有签名,没有数额。由于此事存在较大争议,因此任志强拒绝认罪。1986年,法院改判任志强无罪释放。后任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华远集团公司总经理。曾当选为西城区人大代表,现任北京市政协委员。他还分别在多个社团组织、大学等机构任顾问、理事、兼职教授、副主席等职务,在华远集团持有股权的合资公司或下属公司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等职。2013年9月22日,任志强在北京发布自传体回忆录《野心优雅》,记录了自己60年的极富传奇性的人生。2014年11月24日,任志强在微博发表声明,宣布正式退休。

    任志强多年来在微博上经常发表呼吁中国建立西式民主政治的言论。2013年,在北京大学演讲,号召学生“联合起来推倒面前这道墙,重新建立社会民主制度”。2015年2月14日,在出席“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5年年会”时发言说,“政府过度强调了枪杆子和刀把子,反对西方的价值观,文革之风又起来了。”2015年9月21日,转发了中国共青团中央关于“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微博,称“‘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个口号骗了十几年”。否定习近平所提的“两个不能否定”,提出“共产党极权、不合法”、“当今体制是垄断的皇权、中央极权”,支持宪政。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视察中央电视台,后者打出“央视姓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的标语,任志强微信上说“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还称“这个不能随便改!”“别用纳税人的钱去办不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事。”紧接着,任志强又道:“彻底的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了?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后任志强遭到文革式批判与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并从此后遭际当局严密监控及禁止出境。随后任志强辞去了担任的各种职务,并接受了中共当局的严格履职经济审查,当时审查结果显示任志强没有经济问题。而后来仅仅因为任志强直斥习近平是“小丑”,结果遭致拘押并被以多种经济罪名重判。

    任志强先生虽为中共体制内官僚,但是秉持良知,坚持争取民主的初心,屡屡践行宪法赋予的公民言论自由与参政议政的权利,先批“媒体姓党”,再斥习近平要当皇帝的“小丑”,结果招致中共构陷重判。中共当局对任志强的迫害,不仅严重违反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及公民有言论自由与参政议政权利的条款,而且公然违背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社会的要求,是公然剥夺人权,践踏宪法,挑战人类文明,因此应该受到文明世界的坚决谴责。

    民生观察 2020年9月22日

  • 上海万文英

    姓名:万文英,性别:女,
    籍贯:江西南昌
    所在地:住上海宝山区
    联系方式:13816370905

    上访原因:
    从2010年到现在10年了,因为房子遭到非法强拆,遭到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长期在被打压与监控之中,现在到目前为止任何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依然是居无定所。

    维权经历:
    2010年3月,万文英和年幼儿子赖以为生的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上下两层祖传房屋被中共当局非法强拆,从此母子俩流离失所九年,当局始终没有依法进行安置补偿,连本来早已符合迁移入户法定条件的入户请求也被一再刁难和拖延。为此,不得不走上艰难的上访之路。十年上访,不但未能维护和讨回自己的拆迁等合法权益,长期遭到打压,多次关押软禁等。
    2013年3月8日因在中南海上访维权被当局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名义非法行政拘留10天;
    因上访维权,曾先后被强关在宾馆等黑监狱多次多天;
    2018年6月27日,因入户权利一再被剥夺,不得不前往上海市公安局门前喊冤。在没有做任何违法行为,仅仅喊了一声冤的情况下,就遭遇上海市公安局门前负责“维稳”的打手上海市静安区分局033702号畜生警察的拳打脚踢,从车下打到车上,当时一脚踹断我左侧3-6共四根肋骨,致使卧床达半年之久。而且更奇怪的是,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报警,不管是向公安报警,还是向检察院报警,不管向最高检察院到公安部有理有据的刑事控告,不管怎样提起诉讼,信息公开,不管怎样调取打人现场的监控视频,所有的报案、控告、举报、起诉、信息公开和投诉,所有努力均泥牛入海,全无结果。警匪一家,警黑一体,以黑治国,黑冠全球。我绝不放弃对故意伤害犯罪分子033702号畜警的控告和追诉,我不相信,他可以永远这样逍遥法外。

    解决情况:
    从2010年维权到现在一直没有解决问题。唯一就是打压,绑架软禁跟踪等。

  • 任照向政府申请信息公开

    【民生观察2020年9月22日消息】前律师任照因网络言论被八里岔乡派出所调查,为了监督八里岔乡派出所的执法行为,特向该所申请公开2019年至2020年维稳经费的使用明细,以行使一个公民的监督权。

    任照:就在一个小时前,我爸爸打电话,说昨天八里岔乡派出所在调查我,爸爸说我要再在网上发表不当言论,就有可能失去自由。

    我已经从6月份以来自动禁言,因为身为一个不能执业的律师,已经失去在法庭上仗义执言的机会,在网上说的再多也无济于事,所以,也就不再说话了。

    但是理性归理性,如果理性能解决问题,恐怕历史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我重新在朋友圈发言,也仅仅3天左右,不想昨天就有派出所调查的事情出现。

    没想到我失去律师证还不是故事的结局,是不是一句话不说就是结局呢?我估计也不是。我的同行们不是有不少身陷囹圄吗?他们都做了什么呢?在我看来,他们做的事都是作为一个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但是就连这最基本的权利都无法实现,甚至会因此失去自由。

    但是,我想起一句话,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是法律对公权力机关的行权原则,公权力机关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且执法必须依法,没有任何例外。

    那么,八里岔乡派出所对我的调查是否符合《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呢?如果不符合,它就是违法了。

    为了监督八里岔乡派出所的执法行为,我要申请其公开2019年至2020年维稳经费的使用明细,行使一个公民的监督权。

    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

    申请人:任照,男,汉族,1983年8月3日出生,身份证号:411528198308037115,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息县八里岔乡莲花村任庄,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226号40号楼4层410号,联系电话:13598818106

    申请事项:申请河南省息县八里岔乡派出所公开2019年至2020年维稳经费的使用明细。

    事实与理由:申请人系河南省息县八里岔乡派出所的公民,属八里岔乡派出所的辖区居民,八里岔乡派出所的维稳经费使用明细与我息息相关,为了实现公民的知情权,现向你所申请公开此信息,望从速公开。

    此致
    河南省息县八里岔乡派出所

    申请人:任照
    2020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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