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

栗战书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北京市西城区西交民巷23号
邮政编码：100805
中华人民共和国

布鲁塞尔，2020年2月24日
关于对程渊、刘大志、吴葛健雄的拘留

栗战书委员长：

我们本次致信，是关于三位维权人士——程渊、刘大志和吴葛健雄。他们自2019年7月在湖南省长沙市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而遭到抓捕。他们都是公益倡导民间组织长沙富能的成员，该组织通过法律倡导和赋权来促进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包括艾滋病毒携带者、艾滋病患者和乙肝患者。

欧洲议会高度重视为非暴力维权者提供权利保护和不受歧视的环境。因此，我们关切一种越来越常见的模式，即中国正利用现有法律规定模糊的“国家安全”罪，例如“分裂主义”、“颠覆”或“煽动颠覆”，针对诸如长沙富能这样的维权人士、维权律师，以及最近发生的女性维权人士陈建芳。

我们注意到，长沙富能的共同创始人程渊在促进健康权、反歧视和弱势群体赋权方面有着多年的经验。他的工作合法而且非暴力，支持了数起基于健康状况歧视的影响性诉讼。2013年，程渊和另一位律师在江西省代理了一起艾滋病就业歧视诉讼，这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院判决，要求对原告予以赔偿。本案原告体检呈现艾滋病毒阳性，而被拒绝担任教职。我们也知道程渊还致力于结束中国的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以及要求对歧视性户籍制度进行改革。我们了解到，近期在这两个领域都正在进行改革。

程渊、刘大志和吴葛建雄的工作显然有助于推进政府制定的既定政策目标，以建立基于法治的社会，消除歧视并促进经济和社会权利。他们的工作还有助于支持贵政府履行国际法赋予中国的义务和责任，并使中国社会更具包容性，更加平等并因此更加安全。

中国是许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其中包括《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其中载有健康权和国家有义务不加歧视地实现这一权利。中国也是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因此有责任维护“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最高标准”。

在贵国的第三次普遍定期审议（UPR）中，贵国政府接受了几项建议，以确保为维权人士和民间公益组织创造有利的环境，并促进健康权。特别是贵国政府已接受：
❏保证见解和言论自由，加大努力创造一个使新闻记者，维权人士和民间公益组织可以根据国际标准自由开展活动的环境（意大利的建议）
❏继续为公众提供公共健康教育咨询，并支持非政府组织在社区中提供健康服务（约旦的建议）
❏通过全面立法，禁止一切形式的歧视，以保护人们免受边缘化的侵害，保护弱势群体，并行使其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经济和社会权利（洪都拉斯的建议）

我们也认识到中国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计划协调委员会（PCB）中的作用，该委员会有责任保护和促进人的基本权利，并采取基于权利的方法来终结艾滋病毒的流行。作为联合国的主要成员，贵国政府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承诺，而只有在认识和支持民间社会和人权维护者的合法工作的基础上，才能更加坚定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到2030年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以实现消除艾滋病毒，结核病和疟疾流行的目标，

因此，我们谨敦促呼吁有关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程渊、刘大志、吴葛建雄以及所有其他因非暴力的维权工作而被拘留或监禁的维权人士。

请接受我们最崇高的敬意，

ReinhardBütikofer,绿党/欧洲自由联盟(德国)
MariaArena,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人士进步联盟(比利时)
PetrasAuštrevičius,复兴欧洲(立陶宛)
MichaelGahler,欧洲人民党(德国)
BernardGuetta,复兴欧洲(法国)
HeidiHautala,绿党/欧洲自由联盟(芬兰)
MoritzKörner,复兴欧洲(德国)
HannahNeumann,绿党/欧洲自由联盟(德国)

【民生观察2020年4月30日消息】“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以下简称“法律顾问团”）在4月20日公开了新冠肺炎索赔起诉状模版后，短短两天内有多名打算维权的新冠病毒肺炎受害者遭受地方维稳部门施压，被要求放弃维权，其中两人迫于压力无奈放弃了维权。公益机构长沙富能杨占青也因为与法律顾问团合作被国家安全部门的警察调查，他出生地的亲友遭受两次传唤。

近期有6个在疫情中感染病逝的家庭在法律顾问团帮助下着手通过诉讼方式要求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市政府进行赔偿，另外还有一名感染后康复的患者王芳（化名）因为多次索要检测结果无果后也求助于法律顾问团。

感染新冠肺炎康复后索要诊断证明，发现病历被篡改，遭单位领导谈话后不得不放弃维权

有一部分维权当事人同意接受媒体采访，王芳是其中一个，她在1月17日开始发烧，但因核酸检测阴性而一直无法住院，后在2月13日得以收治，住院后，她在病情告知书上签字时，医生告知她的病情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诊断病例”，在住院期间又做了4次核酸检测采样，其中3次为阴性，还有一次结果可能就是阳性，但医院一直不给她。在3月5日她治愈出院临上车去隔离点时医院才把出院记录给她，上面写着“病毒性肺炎”，但没有写新冠肺炎。由于她购买的商业保险可以对新冠肺炎住院有补贴，需要有明确的新冠病毒肺炎诊断证明才能申请。她多次问医院索要无果后在4月7日联系到法律顾问团的杨占青，杨占青认为患者有权利了解自己并复印自己病历资料，建议她尽可能先和医院交涉，若医院坚持不提供，再考虑起诉维权。她再次和医院交涉后，医院同意她4月12日下午过去复印病历，在她复印病历时发现她的出院记录内容被篡改，新改的出院医嘱写明了她“达到新冠肺炎出院标准”，但她做的核酸检测结果在病历里仍然找不到，护士解释说是因为病历需要消毒还没整合一起，但对出院记录随意修改未做任何解释。虽然新的出院记录对于她证明自己曾感染冠状病毒是个有利的证据，但仍然没有病毒检测结果报告，还是不能申请保险公司理赔。

王芳平时和杨占青都是文字或语音留言，4月21日早上8点多，王芳突然说有事要和杨占青语音通话，在6分多钟的通话中，王芳说她单位领导今天找她谈话，说她犯了政治性错误，不能和法律顾问团的人联系，那是违法的，更不能接受媒体采访，领导看到英文媒体昨天对她维权的报道，说那是个政治问题，在反对政府，要求删除，问杨占青能不能联系到记者删掉。杨占青找到报道后发现那篇报道仅写了她当时自己对政府发布的疫情信息表示困惑，并无反对政府等言论，并且总共就几句话。杨占青一方面解释媒体报道若没有不实之处无法删除或调整，一方面提醒她应该是有维稳部门不愿她维权，通过单位领导找借口给她施压，建议她暂缓一段维权避下风头，并且给单位解释自己维权的目的和方式，没有用任何非法方式维权，取得单位理解和支持。王芳说她的保险理赔截止到4月30日，如果这段拿不到检测结果就没用了，只能放弃维权了，想不到维权这么麻烦。“一般来说，单位领导不可能翻墙实时查看新闻，应该是安全维稳部门监察到后通知单位逼他放弃维权，”杨占青说。

家人在酒店隔离点被疏于照顾而死亡，维权遭遇警方威胁无奈放弃维权

武汉柳芸（化名）的父亲平时身体健康，但由于相信了官方宣传，没有采取任何防疫措施，在2月1日开始发烧、咳嗽，在2月4日做了CT检测后被社区安排在酒店隔离，同时服用医生开的药物，在2月8日，柳芸打听到一个中药药方治好了好几个患者，晚上10点左右熬好后送到隔离点的酒店前台，希望能给她父亲服用，在她离开酒店后，电话里得知父亲说自己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并且无法自行下床，她催问酒店前台去查看情况并把药物送过去，前台告知已经通知驻酒店医生，但医生认为病人没有发烧就不用检查和送药，在第二天早上8点开始，她多次拨打父亲电话都无人接听，无奈下求助区政府和社区，但对方告知要等医生吃饭后才能查看，她只能不断催问酒店前台，一直到9点半左右，酒店前台才告知医生去查看了。但10点多她再次问酒店了解情况时，酒店说她父亲房间门反锁无法打开，同时告知她父亲几天前做的的核酸检测出来了，结果是阳性。她认为她父亲肯定是想自己爬着出去但理智不清而误操作反锁了房门，她非常希望父亲能够被安排到医院诊疗，而不是在隔离点那么绝望等死。后来酒店告诉她，医生打开房门进去后发现她父亲已经昏迷，半小时后医院救护车接走还没送到医院已经病逝了，死亡证明上写着“病毒性肺炎”，没有写“新冠病毒肺炎”。她非常痛心父亲被酒店疏于照顾，拖延一天最终逝世，她要为父亲讨个说法，联系到法律顾问团之后，顾问团根据她的材料帮她撰写了起诉状草稿，她又有些犹豫了，说和她丈夫商量一下再决定递交诉状。

在4月22日她又决定维权，并且询问如何追加隔离点酒店为被告，她说她给酒店联系希望取得她父亲的病毒检测报告，但当时负责隔离酒店的政府工作人员马主任不愿意提供，并且不承认酒店当时疏于照顾她父亲，让她非常气愤，她决定连酒店一起起诉。就在交流案情时候她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她出嫁前的户籍地派出所电话，一个李姓警官说不要有过激的行为去维权，并问他是不是认识一个叫杨占青的的人在维权，不要和杨占青的组织联系，让她放弃维权。她困惑自己出嫁这么多年，怎么原户籍地警方还知道她的各种信息，并且知道杨占青的名字。她认为这个时候被警方干涉，肯定是那个马主任勾结警方，不让她维权，她感到很气愤，决定继续维权。但不到十分钟，柳芸发了一段语音留言，说她和家人商量后决定不维权了。杨占青问她是否又遭到威胁，她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了句：谢谢！

“我觉得不是那个政府工作人员指示派出所给她打的电话，普通政府工作人员不会知道我的信息，应该是公安部门通过微信监控着我和这些受害人联系情况，他们通知地方公安机关要求当事人放弃维权。”杨占青说。

除了上面两个受害者家庭遭受威胁外，还有一个受害者家属被当地派出所传唤几次，他每次据理力争，认为派出所干涉维权于法无据，坚持维权到底，除非得到赔偿和赔礼道歉。

协助受害者的公益人士出生地亲友遭传唤调查，疫情索赔维权坎坷不易

杨占青介绍说，他出生于河南，户口在23年前就迁走了，但这个月，他堂弟被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找了两次询问和杨占青的联系情况并且做了笔录，还签订了保密协议。杨占青说，他和他堂弟本来没什么话说，在国内就很少联系，出来后一年也最多聊两三句无关公益工作的生活话题。杨占青介绍说，他之前曾因为公益机构的工作被抓走一个月释放后，亲友们都劝他不要再做违法的事情了，过好自己生活就行。“由于我离家工作后就很少和家人沟通联系，更没有长时间相处过，所以不容易解释给他们，就像这次我堂弟被调查，还签了保密协议，所以我也不想了解他被问了哪些问题，但我想无非就是警方把我做的公益行动说成是危害政府。我知道我短时间内难以给他解释警方为什么会调查我，只给他说我做的事情都不违法，只是政府不愿意看到我写的和说的。”杨占青说。

杨占青认为，警方连自己长年不联系的亲友都盘问，说明这次疫情索赔维权给当局很大的压力，同时也意味着疫情索赔前路坎坷。从他接触到的受害者来说，大部分人平时很少关注维权话题，不了解安全工具软件，突然遭遇此次疫情成为受害者，缺乏维权的工具和经验，很容易顶不住维稳部门的胁迫压力而放弃权利。“大部分受害者觉得微信挺好的，对于让下载安全软件沟通的建议比较抵触，另外对自己维权会被政府干涉不太相信，有人还专门强调说自己堂堂正正维权，不用加密沟通。他们对政府的非法行为没有认识，完全没有和维稳势力抗击的心理准备，结果遭遇警方口头威胁后就非常害怕，马上就放弃维权了，导致前期的努力白费了。”杨占青说。

对于后期的索赔援助工作，杨占青说，只要还有人咨询求助，自己肯定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这两位明确放弃的当事人对法律和政府是非常的失望，根本想不到这样平和的维权却被阻挠维稳。做为一个公益人士，虽然知道环境恶劣，但仍希望中国政府能对在疫情中受害的家属做些赔偿抚慰，能对公民权利有一点点尊重，不要让民众一个个用自己亲生经历体验到公权力的蛮横，最后对社会向好彻底绝望。”杨占青说。

采访联系人：
1、杨占青（顾问团合作伙伴，公益机构长沙富能发起人）WhatsApp/Signal：+1(929)287-7799
2、威胁柳芸的警察电话及传唤杨占青堂弟的国安电话可回复索取
附件1王芳被威胁后放弃的聊天内容截图（见附件，可来信索取更多被威胁内容的截图信息）
附件2柳芸被威胁后放弃的聊天内容截图（见附件，可来信索取更多被威胁内容的截图信息）
附件3杨占青堂弟被传唤后的聊天内容截图（见附件，可来信索取更多被威胁内容的截图信息）

姓名：何鹏，性别：男
出生日期：1976年10月1日
身份证号：512921197610016013
住址：西昌市太和镇太和西街116号
联系方式：19960283713

上访原因：何鹏是重钢西昌太和铁矿的正式职工。上个世纪末，国有企业内部改制实行定编定岗，时任矿长陈大元内部规定，要求每个职工付两千元上岗费。何鹏迟交，1998年11月，陈大元强令何鹏写辞职报告，何鹏不写。事后通知何鹏到劳资科解决问题。刚进劳资科就用木棒暴打何鹏。陈大元又责令劳资科伪造何鹏签名，将何鹏辞去（当时何鹏昏迷不醒一天多，造成二级智力残障的惨重后果）。凉山州劳动仲裁委员会也支持倾向太和铁矿。
此后上诉到法院。从1999年3月的民初审，到1999年9月二审中院，和高院的第240号终审，都是维持太和铁矿胜诉。其中川高院法官徐高玉篡改笔录，隐瞒真相枉法判决，导致了何鹏开始在成都、北京等地的上访喊冤与投诉举报。

维权经历：
1999年11月，何鹏去成都上访，被西昌民政收容44天。
2001年，何鹏去北京上访，被刑事拘留30日。
2002年11月，劳动纠纷案起诉至西昌市法院。
2003年以超期为由，做出初字第3号驳回起诉书。
2003年4月，中院做出终字第20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
2004年3月，做出凉中民监字第3号驳回再审申请。何鹏不服向四川省高院申请再审。
2008年4月，省高院在凉山州中院进行听证会。太和铁矿和两级法院弄虚作假，且拒绝当事人出庭参加。
进京上访后于2008年7月做出行监字18号裁定书，指定凉山州中院再审。
2008年10月，做出撤销(2003)川凉中行终字第20号裁定书和(2003)西昌行初字第3号裁定书。
2009年4月，做出行再初判决书，确认西昌市公安局收容何鹏44天属于行政违法，予以国家赔偿。
2009年10月，做出川民监字裁定书，驳回再审申请。何鹏不服，继续去北京上访喊冤。
2011年4月26日，西昌公安局对何鹏以“妨碍公务罪”下达刑亊拘留通知决定。释放出来后，继续上访喊冤。
2014年7月，做出行政处罚3001号决定，将行初字第20判决书撤销，对何鹏予以国家赔偿。
2014年8月，何鹏据第3579号决定书起诉西昌法院，做出4119号决定书。何鹏不服上访北京。
2015年开庭审理做出维持3579号裁定书。
2015年1月，做75号和第8号决定，维持原判决定。何鹏不服上诉中级法院。
2015年，中院做出行终字第52号判决，撤销第8号判决和75号决定。
2015年3月，太和铁矿对何鹏做出1065号决定书，随后西昌行初判字做出第9号判决，维持1065号行罚决定。何鹏上诉至中级法院。
2015年4月，中院做出行终字第53号判决，撤销第9号判决书和1065号行罚决定，给何鹏予以国家赔偿。
2015年9月，西昌市公安局以何鹏“寻衅滋事罪”刑亊拘留。
2015年，中院终字第50号判决，撤销2004年一审法院的第3号判决书，撤销3579号决定，予以国家赔偿。
2015年，行初判字第4号判决维持4119号决定。何鹏不服上诉至凉山州中级法院。
2015年，中行终字第51号判决，撤销第4号判决，撤销4119号行罚决定。
2015年5月，何鹏劳动争议裁字第1号案卷正卷，被有关部门销毁。何鹏不服上访申诉。
2016年2月，州公安局做出第2016号决定，对何鹏予以国家赔偿。
2016年5月，获得国家赔偿协议，签名生效金额9591元。
2016年6月，何鹏被太和铁矿公安科故意找茬殴打为轻微伤。
2016年9月，何鹏向法院起诉，做出3401行初25号判决不予受理。不服继续上访北京。
2017年9月，获得赔字第3号判决书，总共赔偿10477元。
2019年2月，何鹏被构陷“敲诈政府”而“寻衅滋事”罪，逮捕判刑两年半，目前正在服刑。

案情特色：这是一起典型的拿法律当儿戏浪费法律资源，并和地方政府、国营企业相互勾结联手串通，抵触司法非常恶劣的案列。将一个智障的残疾人不当人看待，而且落井下石搞歧视的恶意迫害，变相对行政法简单粗暴的游刃和践踏。

姓名：文仁贵，性别：男
出生日期：1953年10月14日
住址：德阳市罗江区御营镇玉脑村8组19号
身份证号码：510602195310143735
联系电话：18383875295

上访原因：1997年5月，罗江县（现德阳罗江区）缉毒大队抽查辖区吸食毒品行为，对正在店铺经营百货的文仁贵也进行了检查。公安局以涉嫌贩卖假酒，将文仁贵留置盘查等待处理。禁毒大队辅警向某不问缘由将文仁贵殴打致伤。在无手续关押十天后释放，且将暂扣的所谓“假茅台、五粮液”等酒私自处理。此后用协议的方式给他一定的补偿和赔偿。同年9月，文仁贵再次遇到涉嫌犯罪的刑事羁押194天。事后再次用协商的方式予以了解。协议处置后文仁贵回到户籍地，对这样的处理向当地公安、政府组织、信访办咨询，才知道这样的处理不合法律原则。于是文仁贵从1998年起，到成都、北京两地的公安、信访等机构奔走呼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维权经历：
从1998年到2008年的时间内，文仁贵多次反复去成都、北京上防喊冤。
2009年9月，文仁贵与成都铁路公安处再次达成协议,新增一次性支付5万元的追加补偿，同时用公函的方式承诺不再上访和司法诉讼。
2011年2月前，文仁贵因户口等三个地方性个人权益的问题进行上访。四川省公安厅信访办对文仁贵的信访请求事项作出信访终结决定,但文仁贵不予接受。
2016年6月、2016年8月、2016年9月、2016年9月、2016年9月、2016年11月多次去北京中南海等地上访，被北京西城分局训诫。
2017年1月三次、2017年2月两次、2017年3月、2017年5月、2017年10月多次到北京中南海及其周边等上访，被北京西城分局训诫。
从1998年开始的德阳、成都、北京等上访活动后，到2018年判刑服刑的十余年时间内，往返德阳和成都一千余次，去北京120多次。累计路途天数1500多天，是四川境内很多上访群众熟悉知名的上访人员。

酷刑经历：
2016年11月22日,文仁贵被以“非法上访、扰乱公共秩序”由罗江县公安局给予行政拘留处罚一次。
2017年3月和同年10月，文仁贵再被原罗江县公安局给予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各一次。
2017年10月，文仁贵因去北京所谓的敏感地段“非法上访”，被德阳公安局以“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逮捕判刑两年三个月。
除以上记录外，被地方政府从北京接访（截访）回来后，没有手续的关押50多次，每次3天到10天不等。行政治安拘留四次（共拘留六次），每次十天。
除限制自由关押拘禁外，还屡遭身体迫害，有警察指使对其暴力伤害。雇凶恐吓随意抓捕，扣押东西，不给吃喝。牙齿脱落，身体伤残。当地政府委托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对文仁贵进行精神鉴定，认为文仁贵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有承担部分刑事责任的能力。

最新动态：2020年1月底刑满释放的文仁贵，在梳理了稍显病态的身体后，突破地方政府的干扰封锁，不顾疫情的安危，再一次加入到继续呐喊的行动行列中。

【民生观察2020年4月30日消息】本网获悉，“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母亲87岁的蒲文清老人病重，已罹患多时的肺癌有恶化迹象，最近自主呼吸已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需要借助家用制氧机缓解呼吸困难症状。蒲文清老人前几日曾发表《最后的告白》公开信，表示自己时日无多，冀望有生之年能够见到黄琦。

2019年，黄琦被控“泄漏国家秘密罪”以及“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被绵阳中院二罪合共判刑12年，四川高院二审维持原判。黄琦身患包括尿毒症、冠心病等多种疾病，曾多次申请保外就医被拒，当局对其政治迫害重判12年，令外界一片哗然，纷纷谴责中共恶行，而当局同时还控制、软禁黄琦87岁高龄的母亲蒲文清老人，做法毫无人道。

据了解，2019年12月，黄琦被从绵阳看守所移送到四川巴中监狱服刑，蒲文清老人随即申请探视，但监狱方当时以服刑人员刚到需要适应为由，表示家属在两个月后可以正常探视，岂料遇到“武汉肺炎”疫情，监狱方表示延后再作安排，但如今全国普遍已经复工复学，不过监狱方仍以“疫情防控”的名义拒绝。按照相关规定，服刑人员每个月可以有一到两次打电话给家属的机会，然而黄琦却被禁止通讯，蒲文清老人一直没有接到过来自巴中监狱黄琦的电话。

蒲文清老人的身体每况愈下，最近，罹患多时的肺癌有恶化迹象，自主呼吸受到一定影响，全日需要借助家用制氧机缓解呼吸困难的症状。蒲文清老人几日前发表《最后的告白》公开信，表示自己时日无多，冀望能在有生之年见到黄琦，但直至现在老人仍被当局软禁在家。

蒲文清老人曾在去年聘请两名律师代理黄琦案，但均遭被迫解除，未能会见重病的黄琦。

有知情人透露，多位朋友曾想去探望，但都无法做到，当局派多人负责看管，防止有人接近老人的住所，可想而知中共当局是如此残暴不仁。

【民生观察2020年4月30日消息】北京知名人权律师余文生被捕已超两年零四个月，到下个月（5月）9日即是被秘密审讯满一年，然而当局至今未给予家属任何法律文书以及迟迟未见判决结果。

据了解，余文生被拘捕以来，家属唯一掌握的信息仅仅是余文生被羁押在江苏徐州，案件由徐州警方承办，最后由徐州中院审理。余文生被捕后，余妻许艳女士前后曾聘请多位律师，但案件跟进均告失败，徐州警方以各种理由拒绝律师的正常会见申请。

两年多来，许艳女士曾多次要求信息公开，以更多了解余文生的健康状况以及羁押状况，但均如石沉大海，当局以不回复、不解释、不理会等的方式回避所有法律规定的办案程序，籍以封锁一切有关余文生的案件信息，致使家属及辩护律师疲于奔命孤立无助。

余文生于2018年1月19日清晨送小孩酥读书时在自家楼下被捕，前一日的18日曾公开发表修改宪法建议。警方最初以“妨碍公务罪”的名义带走余文生，而后增加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一周后异地管辖将余文生交由江苏徐州警方承办。经家属多方查证，得知余文生案已于2019年5月9日在徐州中院秘密审讯，其后家属曾多次递交申请，要求告知案件具体情况，但徐州中院一直未予回应，而律师的多次交涉均告无果，家属更无法与当事人进行书信往来，余文生与世隔绝音讯全无。

许艳女士表示，余文生秘密审讯已快满一年，当局理应作出“判决结果”，这样拖延判决并超期羁押的做法明显违反法律法规，然而余文生案的种种荒唐事实却真实发生在号称“依法治国”的当下。

许艳还表示，自从余文生被捕后，突然变故的家庭出现诸多问题，加上父母年事已高，身体时有状况出现，小孩还小，亦需要照顾，家庭的大小事务无人分担，而余文生案的不公处理更令人心力交瘁，导致自己多次病倒，希望案件早有结果，以便作出调整安排，不至于折磨心志。

今年是唐吉田、刘巍两律师被吊销律师证，即”吊照门“事件十周年。这十年来中国律师界遭遇的打压映照出中国人权极度恶化，中国法治极速倒退，中国在背弃人类文明大道上狂奔的现实。要真切认清中国最近十年来的发展，”吊照门“之后中国律师的遭遇就是绕不开的参照。

2010年4月底，北京司法局作出对唐吉田、刘巍两律师吊销律师证的决定。而原因是唐吉田、刘巍两律师于2009年4月27日在四川泸州中级法院代理一被控“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案”时，迟迟不见审判长进入法庭，几个身份不明人员却进入法庭，无理要求旁听人走出法庭接受安全检查，旁听人员质疑他们不是法院的工作人员，要求其出示工作证件，遭到拒绝；那几个身份不明的人员同时又强行要求二位辩护人离开法庭，却不给任何的理由，辩护人要求其出示工作证件也遭到其拒绝，甚至恼羞成怒，对辩护人大喊大叫；后审判长李旭东带几个法警到辩护人面前，要求辩护人配合这些不明身份人的安排，李旭东也拒绝说出这些人的身份和要求辩护人离开法庭的理由；辩护人走出法庭后，发现在楼梯的角落里和楼层上，有几个人对着辩护人和旁听人员偷偷拍摄。这种偷拍的行为在法院是禁止的，但此时法警和法官对这种行为置之不理；庭审过程中，审判长十几次打断辩护人的发言及被告人的自我辩护和陈述，不允许对证据质证、不允许对犯罪构成进行分析、不允许对被告人行为性质进行分析、不允许对法律适用进行分析……只允许核对公诉人提交的证据数量、只允许被告人回答“是”还是“不是”；直至法庭辩护快要结束时，审判长再次阻断发言并斥责辩护人。

泸州中院如此行径，公然违反法院禁止偷拍的行为，违反《律师法》第三十六条，“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其辩论或者辩护的权利应当依法保障”。第三十七条“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泸州法院的审判根本不是在独立的审判，法庭的秩序任由某种”旁听人员“操控。为了维护辩护人的发言权利，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为了使审判员明白法律是不容许如此的践踏，唐吉田、刘巍两辩护人最终选择和平退庭，并在退庭时交上书面的辩护意见。

如此清楚的泸州法院违法审案，居然不能受到追究，相反北京司法局还听信泸州法院的所谓“扰乱法庭秩序，干扰诉讼活动正常进行，情节严重”的指控，而将唐吉田、刘巍两律师吊证，这是公然的助纣为虐，当然，这也同时向社会释放出中共当局正开启严酷打击律师的信号。

果然，在随之而来的岁月，中国律师遭遇了越来越严酷的打压。其中还发生了震惊世界的2015年7月9日即“709大抓捕”事件，先后将300多名人权律师与人权捍卫者传唤、警告、失踪、拘押、判刑，使中国当局对人权律师的大面积迫害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点。此后又以吊销、注销律师执业证或强制解散律师事务所等方式继续迫害人权律师。十来年，先后有李和平、周世锋、浦志强、江天勇、王全璋、谢阳、王宇、包龙军、谢燕益、余文生、陈武权、王全平、张展、李昱函、陈家鸿、温海波、覃永沛、祝圣武、刘正清、隋牧青、王理乾、王龙德、陈科云、文东海、李金星、童朝平、刘士辉、宋美英、朱汝玲、马连顺、刘书庆、程海、玉品健、张雪忠、刘晓原、陈建刚、王清鹏、常玮平、钟锦化、任照、黄志强、卢思位、卢廷阁、吴绍平……等等律师不是被非法构陷身陷囹圄，就是被吊销或注销执业证，或被非法传唤，或被迫流亡海外；还有丁家喜、许志永再度被构陷失去人身自由。另有更多的人权律师遭到官方毫无理由的警告或停业处罚，被各种非法手段骚扰也是人权律师们的家常便饭，甚至家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都受到连累。中国当局对人权律师的迫害，导致了大量的人权律师失业，成为世界律师发展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也是中国法制史、世界律师史上令人震惊的一页。

这十年来，中国律师的遭遇昭告着中国当局宣称的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社会的虚伪欺诈。同时向世界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就是极权社会是否能与法治建设相容？中国极权社会能否通过先法治再民主的形式来达成向现代文明的转型？

在学术领域，一直存在先民主再法治与先法治再民主的争论，而事实上在极权统治下这是个毫无争论意义的伪命题，因为极权即不允许民主，也不允许法治，因此就不存在先民主或先法治的可能。从唐吉田、刘巍吊照门事件至今十来年的血泪事实，否决了那种指望极权下通过民主或法治来达成和平转型的幻想。

十年来中国律师遭遇的严酷打压现实，撕下了极权统治下标榜法治虚伪的面纱，力证了在极权统治下指望通过民主或法治积累来达成社会转型的落空。面对中国如此现实，中华民族如何实现自己向文明世界的转化？成为摆在国人面前不容回避的严峻课题。

民生观察 2020年4月29日

【民生观察2020年4月29日消息】江苏省南通市锦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欣酒店）法人张跃，实名举报被逮捕原南通市崇川区副区长陶高兵诈骗罪，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至今不立案不裁定。

陶高兵，原南通市崇川区副区长，目前是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6刑初2号和南通市检察院（2020）通检三部刑诉1号案的被告人。

2014年4月19日，任港街道办滨江时尚广场售楼中心开放，国际知名影星钟丽缇小姐现场表演，崇川区副区长陶高兵先生发言致辞为任港街道办出场助力。

2014年9月19日，陶高兵主持召开城建指挥部134号会议，专题研究任港街道锦江之星实施提前征收搬迁事宜。

为达到非法获取张跃财产的目的。2014年10月17日，陶高兵利用职务之便，主持召开城建指部140号会议，把拆迁伪装成房屋买卖，借用党和政府的名义，对张跃实施诈骗。

2015年1月21日，陶高兵欺上瞒下，指挥南通市崇川区财政局通过江苏银行南通汇丰支行汇款至南通市崇川区任港街道财政所（锦江之星拆迁专户）共计3080万元。

陶高兵指挥任港街办李俊，明知该3080万元属于拆迁专户专款专用，为达到诈骗张跃的目的，巧立名目拆迁款变成借款，制作虚假的《房屋转让合同》。

陶高兵指挥崇川区住建局和区政府办理违法的国有土地上不可能出现的集体土地村镇房屋所有权证，南通市不动产中心证明不存在。

陶高兵指挥任港街道办设置圈套，逼迫张跃陷入错误的认识，张跃被陷入任港街道虚假诉讼的房屋租赁案件中，其输掉官司花了几百万的律师诉讼费，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

2020年3月27日，张跃通过顺丰快递（运单号：SF1008247833203），给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邮寄送达举报信，显示2020年3月30日签收，但法院至今不立不裁。

上述证据收集获取程序合法，特别具有权威，内容客观真实，足以认定指控事实。

综上所述，陶高兵滥用职权违反财务制度，虚列支出套取财政专项资金，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意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张跃数额巨大的财物，挑战司法权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020年2月，原南通市崇川区区长陶高兵涉嫌受贿、滥用职权一案，由南通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陶高兵在担任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主任、崇川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土地租赁、项目承接、款项审批等方面为相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利用职务便利，接受他人请托，帮助他人承接相关工程并违规拨付工程款，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依法应当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受害人张跃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登记立案工作流程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举报投诉，请求依法立案。

张跃电话：13809081540

【民生观察2020年4月29日消息】湖南邵东县冤民唐利德实名控告，地霸唐承祥父子吞食其祖业，将他家澡堂基脚彻底挖掉，并对其造成人身伤害一案，邵东县公安不但不立案调查，不采取措施将凶手缉拿归案，还毁灭相关证据；邵东县黑田铺镇原乡党委政府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致百姓合法权益受损。

唐利德血泪控诉：黑恶势力及其背后隐藏的“黑保护伞”严重破坏当地政治生态，严重破坏了经济秩序和社会安定，严重侵蚀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安全感。黑恶势力及其背后隐藏的“黑保护伞”一天不除，社会秩序，社会治安就一天不得安宁。

台前虚下忧民泪，幕后操作害人深，法律无情民有眼，岂容胭粉掩遮颜。

不知道案情内幕的人，看似云里雾里，“乡党委书记”怎么会买凶杀人呢？公安、法院怎么会毁灭证据呢？但是知道案情内幕的人觉得这样的奇葩冤案，有失公允，有失公正。湖南省邵东县黑田铺镇党委书记、邵东县公安局、邵东县法院违背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原则，存在有组织、有预谋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典型的黑恶势力“保护伞”。
事实与依据：

一、黑恶保护伞下集团侵权、集团涉黑

（一）、集团侵权

1988年，湖南省邵东县政府出台了《非农业用地清理、登记、发证的通告》，通告第五条第1、2、3项明文规定：【所使用土地界线不清的；所使用土地权属有异议的；所使用的土地界线与四邻有争议的；暂缓登记、发证或处理后再准许登记、发证】当时我村书记唐自祥（唐早生堂侄）为协助唐早生唐承祥父子吞食我家祖业，利用职务之便、指派自己亲手栽培的本村会计唐志辉和同黑田铺镇(原乡)国土所临时工黄某伟、谢某梁，在我全家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协助我邻居唐早生偷偷将我家祖业遗嘱所管辖的正屋后的尿坑划到我土地使用证的红线图外，由唐志辉带领黄某伟、谢某梁，配合我邻居唐早生单方签字生效。

（二）、黑保护伞下集团涉黑

2007年7月，我帮幕后凶手唐承祥大儿子唐利南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9月，因小孩要回老家读书，我回家陪读，因十几年没在家，家里一片狼藉，准备在自家祖业遗嘱所管辖的正屋前的杂屋基地上盖点临时澡堂，被我屋后邻居唐早生唐承祥父子无理阻拦，我多次找老村书记唐自祥、当时的村书记刘成祥前来调解，都被一一拒绝后，我只得买来篷布在自家祖业遗嘱所管辖的正屋后的街檐上围个棚子作为临时澡堂，谁知风一吹，吹得七零八落，无奈，我只得改到自己祖业遗嘱所管辖的正屋后的尿坑里盖临时澡堂，又遭唐承祥父子阻拦。

同年12月4日，唐承祥得知我陪本村村民唐相成老婆去邵阳市中心医院看病，当天不能回来，约下午7点，唐承祥带领与他没有任何亲戚关系的乘吾村书记谢求芝、石江村书记刘成祥领导的村支两委、房亲等前来，据一位不敢透露姓名的知情人透露：谢求芝说：“他要砌，你就打，打死了黑白两道我们全权负责”，唐承祥夫妻不但对我家无理谩骂，还公然强逼亲生父亲唐早生来换我性命。

二、黑保护伞下，故意伤害案，有案不立、有案不侦查、不采取布控措施将凶手缉拿归案、毁灭证据，存在有组织有预谋之嫌疑。

1、黑田铺镇原乡党委书记金卫国透露：“2007年12月17日早晨8点，石江村书记刘成祥赶到黑田铺镇政府向我汇报称：“我村今天有人死”，约上午9点，听说你家人就报案了”。

案情回顾：上午9点，我正在低头砌澡堂基脚，凶手唐早生和其妻朱迟英在没有发生任何争执的情况下，偷偷用锄头轰击我的后脑，连挖五锄，欲致我于死地，凶手唐早生行凶后，急忙坐扶锡至邵东的中巴车往正在邵东县城开鸡婆店的儿子唐承祥家方向逃去。

案发后，我家人及时报警求救，邵东县公安局黑田铺派出所办案民警接到报警后及时赶到，该办案民警见我必死无疑，凶手唐早生安然无恙的坐无锡至邵东县的中巴车往儿子唐承祥家方向逃走了，没有按照公安《办理刑事案件的程序》对案发现场进行“勘查、拍照”等结案措施，也没有采取任何“布控措施将凶手缉拿归案”，只是找了一位案发现场的目击证人唐金顺作了一份简单的询问笔录后，见120将我救走，他们也就跟着走了。

约下午4点半，凶手唐早生又坐邵东至扶锡的中巴车回来。趁我还在医院抢救，无人在家的可乘之机，与其妻朱辞英自服安眠药后，躺倒我家堂屋里的柴草上，故意制造聚众闹事的假象，约晚上6点30分，路人发现凶手唐早生夫妻躺在我家堂屋的柴草上，上前一看，唐早生死了，帮凶朱迟英还健康活着，事后，黑田铺镇党委政府、黑田铺派出所高度重视，闻讯将我家毫不知情的兄嫂夫妻以协助调查为由，控制到黑田铺派出所第二天上午才将其放回来，当天晚上，镇党委书记金卫国及时答应给付唐承祥三千元钱。

案发当晚，幕后凶手唐承祥见我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又指派十多名社会流氓地痞，雇车到远离石江村十六七公里外的邵东县中医院，将该医院抢救室门打烂，以我杀死唐早生为谎子，要将我杀死偿命，幸亏我抢救室的病友家属多，报警后民警及时赶到，我才第二次免于一死。烂崽走后不到十分钟，黑田铺乡政法书记赵湘平又带人来到该医院，不顾我命在旦夕，恐吓我家人说：“你们必须先出钱安葬凶手唐早生再说，不然你家还有人死”，幕后凶手唐承祥见两次取我性命没有得逞，乡政法书记带人到我家敲钱空手而归，只得又带领儿子胞兄买来石灰在我家堂屋公开葬父22天之久无人问津。

3、黑田铺乡党委见唐承祥两次取我性命没有得逞，政法书记带人到我家敲钱空手而归，唐承祥带领儿子胞兄在我家堂屋，公开葬父没有消除恶迹，又指派镇领导在远离石江村六七公里外的地方雇请老百姓，带来工具将我家澡堂基脚彻底挖掉，直至我村村民联名控告，我乡党委书记金卫国才指派乘吾村书记谢求芝安排唐承祥将父亲挖出来埋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邵东县公安局不但对诽谤杀人的凶杀案不立案侦查，不采取布控措施将凶手缉拿归案，不查清安眠药的来源，反将唯一能证明涉案案情的目击证人的调查笔录都销毁，连我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诉讼证据材料都被邵东县法院主管领导邹辉斌一一销毁。

三、邵东县人民法院只依权不依法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公安查无此案，法院不理案，使故意杀人案变成了无名案，无头案。迫使我到处伸冤，逐级上访，自查取证。最后在铁的事实面前，（法院认为再继续隐藏下去，会引起极大民愤）。转眼八年过去了，2015年9月，邵东县法院称：“必须改变案件性质，才帮你立案”。无奈，我只得任由法院主观认定案件性质，最终邵东县法院将故意杀人案摇身一变，降格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受理，并定于2015年10月28日开庭审理，开庭后，法官称该院领导不允许宣判，在我再三跪求下，邵东县法院才答应于2016年4月1日重新开庭。

2016年4月1日，邵东县人民法院办案法官在走二次开庭的形式时，将我唯一的两所医院的医药发票原件全部毁掉，不管我怎么苦苦哀求，该案的判决书迟迟不下，直至主审法官肖苏容产假后，也就是幕后凶手唐承祥即将要上诉时，邵东县法院才指派该庭一工作人员电话告知我去邵东县法院拿判决书。

虽然邵东法院（2015）邵东民初字第2678号民事枉法判决书，主观认定了石江村村支两委出具的唐早生的遗产系儿子唐承祥所制的伪证。在幕后凶手唐承祥不愿意放弃继承权的情况下，判处幕后凶手唐承祥赔偿我61177.53元的微少赔偿金，为进一步控制我的合法权益，2016年7月20日，邵阳市中院的(2016)湘05民终797号民事终审判决书，仍旧走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形式维持原判，判决后，我多次向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都被一一拒绝。

幕后凶手唐承祥见自己后台硬，不但拒绝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还公开扬言说：“唐利德如果还要告，我就要他家赔我家两条人命”。无奈我只得于2016年9月23日，依法向邵东法院执行局申请强制执行。邵东法院不但采取冷硬横推、消极执行、拖延执行，还巧立名目违规评估敷衍塞责。无奈之下，我于2017年10月23日至2018年1月30日期间，先后四次向邵东县法院、邵阳市中院申请强制执行，仍旧被一一拒绝。

2018年3月，我只得再次向湖南省信访局涉法涉诉办公室、湖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举报求助，在强大的压力下，邵东县法院再次偷偷指派该院副院长姜玉平主管执行该案。2018年10月，姜玉平副院长高度重视，声称：“压力太大”，仍旧利用巧立名目的评估建议报告价格，在没有任何人知晓的情况下，在阿里巴巴网上走了拍卖这一间半房屋废墟基地的形式。2019年2月28日，又在没有任何人知晓的情况下，声称是黑田铺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一个拍卖公告。

四、黑田铺镇党委书记莫志福、副书记刘春辉公然和法律抗衡，大搞党群分裂。

2016年9月，我将黑田铺镇石江村书记刘承祥的贪腐、官匪勾结、屠杀祸害守法公民的行为，实名向邵东县纪委如实反映，当时的邵东县纪委高度重视，及时将该案向黑田铺镇纪委进行交办，黑田铺镇纪检书记陈琼了解了该案案情后，觉得其后台硬撑，很是棘手，只得向黑田铺镇党委书记莫志福汇报，并及时将资料转交给莫志福书记。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不但该案如同石沉大海，举报材料不翼而飞，连我的农村合作医疗都被偷偷取消。

2017年7月邵东县成立了督查组，我再次将我村书记刘承祥贪腐、官匪勾结、屠杀祸害守法公民的恶性事件进行举报，莫志福书记为达到为刘承祥书记保驾护航为目的，在我不知晓的情况下，借助我举报村长唐某兵为谎子，指派该镇干部，调查我的家史，将我农村合作医疗卡上返回的钱、报销医疗费用及我享受低保等资格全部取消，进一步侵害我的合法权利。

2018年3月，举报人再次向巡视组反应，领导高度重视，立即对该案向邵东县纪委进行交办，黑田铺党委书记莫志福见铁的事实及强大的压力下无法推脱，2018年4月5日，黑田铺镇党委组织该镇有关领导，约请我到黑田铺镇政府交谈，声称是“纪委领导安排他们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只要我再不告刘成祥了，我的直接经济损失全部由黑田铺镇党委政府负责”。

我根据《宪法》、《民事诉讼法》、《侵权责任法》等有关规定，递交了2007年黑田铺镇原乡党委政府为协助地霸、唐承祥父子吞食我家祖业，将我家澡堂基脚彻底挖掉的赔偿申请报告、赔偿清单及赔偿的法律依据后，党委书记莫志富、副书记刘春辉见我不愿意放弃控告刘成祥的违法违纪行为，党委莫志富书记的答复是：“我没有权利赔偿”、刘春辉副书记的答复是：“没得赔、一分钱都没得赔”。

无奈之下，我只得再次根据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黑田铺镇党委书记莫志福申请信息公开，当地官员为协助地霸吞食百姓祖业，老百姓不能维护自己的权力时，莫志福书记不但将我拒之门外，连我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都被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多次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群众身边涉黑涉恶腐败方面的问题向上级有关职能部门反映，都如同石沉大海。

2019年1月，因我镇党委莫志福书记的团队洗钱，大搞党群分裂，侵吞守法残疾公民合法权利原因，黑田铺镇残疾公民见莫志福书记团队组织庞大，地方无法昭雪。只得联名网上求助，声讨合法权益。党委莫志福书记、刘春辉副书记不但采取“冷硬横推”、“顶而不办”，还指派邵东县政府的保护伞团队人员，借助党和政府的名义，指派邵东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将我身份证拉黑，进一步控制我的名誉权、肖像权、人身自由权。事后，邵东县公安局认为该行为是在公然和法律抗衡，于是立即解除对我的侵权行为。

根据我国《宪法》结合《刑法》、《党政廉政准则》、党中央国务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以及群众身边涉黑涉恶腐败方面的主要问题等有关规定，我冤民唐利德再次哀求领导严厉彻查该案，给冤民含冤昭雪，还守法公民朗朗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