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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律师阅卷难是因割法院的肉吗

    【民生观察2020年4月29日消息】2020年4月27日,上海屈华律师和山东冯延强律师,因接受安徽吕先三案中第一被告人徐维琴和第二被告人邵柏春的委托担任其二审辩护人,第四次来到安徽省高院,要求复制该案视频证据但遭到拒绝。

    据屈华律师发文称:律师阅卷难是因割法院的肉吗?律师接受委托担任刑事被告人的辩护人,会见,阅卷,出庭等是其常规工作。特别是在当下的疫情时期,会见、阅卷、要求开庭审理二审案件,更比以往难上加难。

    今日,我因接受安徽省吕先三案中第一被告人徐维琴的委托担任其二审辩护人再次要求复制本案视频证据。这已经是今年我过完年后冒着疫情风险第四次来到合肥。

    今日与我同去要求复制视频证据的还有从山东来的刑辩大律师冯延强,他是担任本案第二被告人邵柏春的辩护人。此前,我已经复制了本案纸质证据,通过本案涉嫌共同犯罪的原吕先三律师的二审辩护人周泽大律师报料,此案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需要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为查明案情,本案视频证据是非调不可。

    下午,安徽省高院本案承办人金华元法官接待了我与冯延强律师,安排我俩在10楼会议室等候,还耐心的为我提供了一审判决书和二审中的新证据。可是对于要求复制视频证据的问题,先是以周泽律师此前复制了全案视频资料在网上报料为由,只准我俩分别复制自己委托人的部分,经我们据理力争后默许,其后又以领导将视频证据拿走暂时联系不上为由劝我们外出等候,表示会在下班前联系我俩。但现在已经是19时30分了,不知道他们下班了没有?经过多次电话主动联系也无人接听。

    难道律师阅卷是割法院的肉吗?肯定不是。律师与法官均是法律共同体的成员,目标都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法官完全可以凭借律师卓有成效的工作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即律师是法官的盟友,法院完全没有对律师防范的必要。也许是金法官真的还在忙,我多想啦。

    真心希望社会正义最后守门人的法官坚守良知和法律底线,排除干扰,依法办案,万勿以枉法裁判方式构人以罪。

  • “长沙富能案”承办检察官避而不见

    【民生观察2020年4月28日消息】“长沙富能”仨工作人员程渊、刘永泽及吴葛健雄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已经进入第十个月头,该案被长沙国安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亦已超一个月,然而三人除了尚未曾会见律师之外,连家属聘请的律师亦被以当事人写有声明为由拒不承认,并为当事人指派律师,强行代理案件,但却一直拒不告知官派律师的资料信息,而案件的承办检察官自接案起一直避而不见,令家属求告无门极其无奈。

    据悉,周一(27日)下午,程渊妻子施明磊女士与吴葛健雄父亲吴有水律师一起到长沙市检察院,要求会见“长沙富能”案的承办检察官韩冰囡,工作人员以该人不在检察院为由推托,要求家属下次再来,家属则要求预约,但遭到拒绝。

    施明磊女士和吴有水律师从大概下午一点半左右一直等到五点多检察院下班关门,始终未见承办人出现或者有其他人现身答复家属的诉求。

    而下午四点多,临近下班前,检察院案管中心工作人员终于接通韩冰囡电话,而其为避见家属以及拒不告知律师信息一事作出的解释则是因为案件“涉密”,因此检察院可以无需向家属提供律师的资料信息。

    由于早前长沙国安曾宣称已经为三名当事人分别安排两位律师代理案件,因此家属一直要求国安提供官派代理律师的基本信息,以便与之联络,方便第一时间了解案件情况,但当时长沙国安拒绝提供。

    而上个月(3月)23日,案件由长沙市国家安全局移送长沙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家属遂向承办该案的韩冰囡检察官提出告知律师信息的要求,一度透过电话、寄送材料等方式试图联络韩,但其一直拒听电话和拒不回复信息公开申请,至今已超一个月之久。

    有评论指出,中共当局以“颠覆”大罪打压多年来一直做事低调温和且致力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的公益人士(机构)事实就是政治迫害,而且采用的手段极其无耻,并想通过封锁消息的方式进行秘密审讯,以达到延续统治的目的。而在邪恶的国家机器面前,家属的抗争犹如以卵击石,多年来所有涉政案例基本如是,显示中共当局由始至终是作为一个邪恶统治者的事实存在,并非简单的社会管理机制出现错误或者政策失误,因此只要中共继续存在,政治迫害将会永不休止。

  • 李文足患急病终与王全璋团聚

    【民生观察2020年4月28日消息】本网获悉,刑满出狱已被以“疫情隔离”为由软禁的“709”王全璋律师已于周一(27日)晚八时许回到北京家中与妻儿团聚,李文足喜极而泣,夫妻分开接近五年,终于重聚相拥,场面令人感动。

    事发昨日(周日26日)下午,李文足与野靖环等人带同小孩在颐和园游玩途中突然腹痛,身体因剧烈疼痛以致无法直立,随之伴有呕吐和腹泻等症状。随行的人随即拨打120救护电话,两点多李文足被送到北京西苑医院急诊科救治。

    急诊科医生在经过疫情排查及相关检查后诊断李文足罹患急性阑尾炎,需要立即进行手术,但检查数据却显示李文足其中一项指数偏低,因而无法手术,只能改为保守消炎治疗。李文足在医院输液后于半夜十二点左右回到住所休息。输液期间,“709”李和平律师与妻子王峭岭女士以及“709”另一家属刘二敏到医院探望陪护。

    急诊科医生则叮嘱称,李文足阑尾发炎理应手术切除,但客观因素只能输液消炎,因此必须密切观察,病情随时有恶化的可能性,到时必须立即送医救治。

    由于李文足仍然疼痛难忍以及病况难测,陪同李文足回家的王峭岭与刘二敏在小区登记检测后入住陪护照顾,并将李文足儿子泉泉送去别家暂住。

    而身处济南软禁在家的王全璋在得知妻子因病入院后心急如焚,当即出门准备火速赶往北京,但前去车站途中遭到看管人员拦截。据称,济南警方一度怀疑李文足身患急病事有蹊跷,最后可能证实确有此事。

    事发第二日(周一),李文足在社区医院输液期间曾致电王全璋,得知王已由济南警方的押送下正在赶往北京途中,不过王全璋在进入北京地界后的回家之路并不顺利。期间李文足曾多次致电询问进程,但王始终还在路上,其中有提到山东警方正与北京警方交接之中,并一度以说话不方便为由挂断电话,显示王全璋正被警方留难阻止回家团聚。

    晚上八点,王全璋由七八名人员陪同进入小区回到家中,但陪同人员仍然故意刁难,一度提出要求检查已经陪护李文足一天一夜的王峭岭与刘二敏的绿码等身份及健康信息以及要求入屋检查,遭到王峭岭以住所属私人地方为由拒绝对方进入,并称自己与刘二敏在二十多小时前陪同李文足回家进入小区时已经有过一系列检测和身份信息登记,且一直未离开过,同时以疫情期间大家相互减少接触机会为由,要求来人立即回避。

    根据王峭岭拍摄的视频显示,王全璋进入家中后随即洗澡换衣,之后才与妻子拥抱,苦等丈夫回家接近五年的李文足终于在抱住丈夫后哭泣不止,多年为夫发声抗争的坚强背后难掩满腹辛酸,而王全璋只能紧抱爱妻频频以“对不起”慰籍妻子多年的付出与守望,场面十分感人。

    4月5日,王全璋刑满出狱后立即被山东警方接走,并以“疫情隔离”为由安排入住王全璋在济南的住所。该住所由王全璋多年前买入,改去北京执业后一直处于出租状态。王全璋出狱前本有租客,但被警方强行赶走后腾出房子,用来软禁王全璋。直至此次回到家中,王全璋在出狱后被软禁二十三天。而之前,济南警方面对家属的质疑时曾一度以王全璋有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的判决为据,认为看管(软禁)王全璋的做法有理有据。

    网友刘先生表示,看了王峭岭拍摄的王全璋与妻儿团聚一刻的感人视频后,更加认为中共的邪恶迫害与无耻本质根本难以用具体的语言去描述,可能只能用宇宙无极限来概括。中共是人类前所未有的邪恶组织无异,根本没有任何试图解释的必要,正如民间所说,只有更坏,没有最坏。过去五年里,“709”家属们让国际社会及更多人更加了解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她们的坚强和坚持令人钦佩,她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动容。而李文足是家属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一个,接近五年的时间里一直通过不懈的努力为丈夫发声并抗争。“709”事件中,家属的团结互助抱团取暖的方式令人感动,在自己丈夫已经回家后,依然能够伸出援手组成一体,继续为余下未释放人员的家属进行助攻,比如王峭岭(李和平妻)、原姗姗(谢燕益妻)、刘二敏(翟岩民妻)等家属,这种行为十分难得。

    本网临发稿前,北京传来消息,李文足所住的北京昌平区领秀慧谷社区居委会再次前去敲门,要求王峭岭和刘二敏离开,否则同样需要隔离14天。而李文足则提出抗议,表示自己的阑尾炎还需每日去社区医院输液治疗,王刘二人正因此留在家中陪护。居委会人员则表示,每日出门输液可以致电120救护车辆,不过出门输液一日则隔离期限延期一日,同时,王全璋不得离开住所,否则将会被强制带走隔离。

    有关王全璋在北京的情况本网将会继续关注和报道。

  • 大山深处的罪恶

    提到今天的四川古蔺,很多人知道的就是郎酒和赤水河畔。其实古蔺位于四川南部与叙永县毗邻,与贵州的习水赤水交界,苗、汉杂居有80多万人口。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在过去的30年,这里却是全国拐卖儿童的主要输出地,有三万左右的儿童从这里被拐卖到广东和福建。

    这个内幕丑闻,是70年代出生的吴丽平,通过寻找自己的弟弟被拐卖,利用二十年的卧底、走访和调查取证,获得的第一手从来没有被外界知道,如今第一次公开的详细过程和数据内幕。整个事件有点类似40年前河南周口卖血,20年后才被披露艾滋病成灾有同等重要意义的非典型性话题。关于此事,希望能够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支持和同情,把内幕揭开让世界知道。

    1988年圣诞夜出生的吴玉龙,由于家境超生严重,吴玉龙的父亲便把刚出生的孩子送养给本地的陈宗章、李义芳夫妇收养。几年后,陈家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就把收养的吴玉龙转给做职业人贩子的陈宗章的亲弟弟。进入90年代中期,吴玉龙的姐姐吴丽平逐渐有了能力,懂事的吴丽平也不甘心丢失自己的弟弟,便开始单枪匹马踏上漫长而又艰辛的人性苦旅。

    经过深入细致实际的走访调查,吴丽平知道每个孩子的大概价格和目的地。成交价一般是8000到9000元,而四川古蔺地区是主要的输出地。随着市场需求和销售队伍的壮大,输出拐出地和运输销售网遍布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地,形成有规模稳定的偷拐销儿童贩卖网络。拐入地是广东汕头贵屿镇为据点。吴丽平亲自看见在一家废弃的旧房子里放满了儿童床,有一老妇人负责看管送饭,让孩子们叫她奶奶。平时不让孩子出屋,定期带孩子们出去放风。这个场面被吴丽平形象的形容为“赶鸭子似的”。直到1999年12月,贵州人贩子被家属当场抓获,引出【(2001)黔高刑一终字第299号刑事判决】而轰动一时,涉案的上百人参与拐卖儿童,成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话题。

    这个案发地,通过吴丽平调查掌握的买入儿童多达4千余人。吴丽平还知道当地上户口的“合法内幕过程和价格”。一个男性儿童到派出所上户口的收费标准是每位3万元。吴丽平还获悉不少更加严重的被拐卖儿童死亡和监管不力变成刑事犯罪分子,以及大量刑事案案发源的大量数据证据。

    2010年,吴丽平向古蔺县公安局打拐办举报,要求调查人贩子团伙,但都以缺乏经费而无端搁浅。直到2012年1月,吴丽平向时任公安部打拐办主任的陈士渠求救,公安部向四川省公安厅下达督办函后,打击拐卖儿童的嚣张气焰才有所收敛,但是古蔺县公安系统仍然没有任何实质的行动。此时吴丽平还获悉,丢失儿童的家属想要委托公安去转回已被确认的拐卖儿童,家长不仅要送烟送大公鸡,还要送钱送给他们才去福建解救孩子。

    在吴丽平掌握了弟弟的下落,需要古蔺警方打拐办主任徐发政去福建接弟弟回来,但是这个主任却说“你弟弟的案子算啥子案子嘛!我们古蔺卖出去的孩子有3万多个,本地很多杀人案也都没有查获,你家的案子就稀奇吗”?!

    无奈的吴丽平只好独自一人又踏上救弟弟脱离虎口的慢慢之路。途中结识了全国各地的被拐儿童家属,组成寻亲联盟QQ群,又通过群认识很多有共同需求的家属,再一次掌握了大量的带有全国性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案发警方不立案、不调查,很多都是借口没有经费。由于共同的经历和需要,让大家选择了坚强的面对。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她们一起到公安部反应,在公安部门口把陈士渠局长逼出接受被拐家属的诉苦。

    2013年5月,吴丽平见到北京的于建嵘教授。为了获取第一手数据,于教授让助理安排差旅费,派吴丽平前往全国拐入集中地福建与广东卧底调查。不到30天就把83个孩子的具体数据交给于教授的助理。

    2013年9月,徐州沛县法院开庭因被拐起诉索赔抚养费一案。全国各地的被拐家属赶到法院要求撤销该案,但是买家对被拐家属大打出手,当地警方实施抓捕抬上警车。幸好有北京律师李长青打电话到公安局交涉,最后不仅放人法院还撤销了该案。

    2014年5月底,几十个被拐家属到广东省公安厅投诉,要求对汕头收买儿童进行排查,最后遭到不明身份人员的殴打。

    2015年3月,在吴丽平带领下到北京公安部投诉举报。此后被送到久敬庄收容站。吴丽平逃走留在北京工作。2年内每到过节或是敏感期,古蔺县公安局就用电话询问吴丽平在哪里。

    在北京的吴丽平和被拐家长们,经常受到来自户籍地与北京公安的联合骚扰或者是抓捕。其中有些家长不是被抓回,就是被治安拘留,或者是被处罚判刑。

    2017年,吴丽平的弟弟被找到,上了央视一套《等着我》节目现场。公安部打拐办陈士渠局长当场点名要求四川古蔺公安重新立案侦查,可惜和可疑的是,至今还是没有任何进退的无头案。当年12月,吴丽平又写信向公安部、中纪委、扫黑办、省公安厅等实名举报。2019年3月,终于迎来泸州市公安局作为重大案件挂牌办理,可是还是没有任何结果。吴丽平继续抗议争取,在2019年5月,向古蔺公安局提起政府信息公开,结果古蔺县公安还是不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时间给予答复或者是处理。

    如今,彻底觉醒和清醒明白的吴丽平已经知道,这是一个内外勾结相互包庇违法犯罪的利益共同体,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永远都不可能有公平正义的满意答案,所以选择越过国内的壁垒转而寻求国外的力量,继续自己没有结果的未尽旅程!

  • 无锡数十访民向市委书记伸冤

    【民生观察2020年4月26日消息】本网获悉,近二十年来江苏无锡市大量拆迁扩建,期间不乏非法强拆,导致该市访民数量大增。这些访民因为维权上访,又被维稳当局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由非法截访、殴打、拘禁。4月24日,无锡市49名访民亲笔签名,要求无锡市委书记黄钦纠正冤假错案,归还他们的土地、物资等私人财产。

    无锡访民蒋子春介绍,在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的情况下,政府以“公共利益”为名掠夺公民个人产权,政府在征迁中有着巨大的自身利益,其陷于自身利益而无法自拔,公民产权与公共利益就此变成镜花水月。并且,当公民的房地产被强征后,政府又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由,不择手段的非法阻扰他们为全年上访,当局常以暴力围堵、殴打、拘禁为手段,逼迫上访人停止维权。

    在2010年4月1日凌晨,蒋子春被无锡梁溪区扬名街道原书纪朱刚,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组织黒社会人员入室抢劫家中财物。抢劫完毕,他们又强拆了蒋位于无锡市虞湾里86号200多平米的房屋,强拆过程中他们还把她丈夫打伤,导致蒋丈夫右眼被打凹陷,肋骨被打断,耳朵被打聋,眼角打破,缝了三针,流了15天血。家中财产全部压在废墟下,同时还非法绑、架拘禁她一家三口在黒监狱中29天,期间不让吃饭、不让睡,还暴力殴打侮辱女性房主蒋子春。释放后,蒋子春夫妇立即报警求救,但公安局却保护街道书记等人,不立案,不查处,致使违法犯罪分子至今逍遥法外。此后,蒋子春开始逐级上访,但却遭到多次绑架、殴打、拘禁、羞辱。2011年3月7日,蒋子春准备进京上访,无锡扬名街道书纪朱刚,通过非正常手段窃取到了这一信息,就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组织多名黑恶势力人员及村霸,把她绑架至无锡梅园2号饭店非法关押了8天。在关押期间,蒋子春不能走出大门一步,街道政府还指使多名男性看守人员与蒋子春同宿一室,致使蒋在更衣、洗浴、上卫生间时都被监视、羞辱,蒋子春作为一名女性深感受辱,8天被关押过程导致她身心遭受严重伤害。蒋子春失踪后,家属曾经报警,她获释后也亲自报了警,但警方均不立案,不查处,不履职,公然包庇纵容街道政府违法犯罪。

    无锡访民陶国芬反映,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信访局局长张立新利用访民大肆敛财,2016年6月底陶国芬、李梅芳、过国兴三人在北京举报地方政府贪污腐败、非法强拆百姓房屋,强制抛荒基本农田,剥夺百姓生存权。16年6月30日,三人在上访村睡觉被北京警方清场至久敬庄是晚上10点多,久敬庄工作人员多次催促无锡驻京办来接人,可无锡市驻京办人员拒不接人,导致无锡市尤渡里的尤桂凤老人在久敬庄由于空气混浊不流通突发心脏病送医抢救,无锡市锡山区驻京办人员到第二天中午才把访民接进北京京华宾馆。

    锡山区驻京办负责人张振志在临退休之前大肆敛财,他为了收受回扣,不惜花比高铁票高十几倍的大价钱雇佣北京黑车黑保安,车牌为京ED1510,指使七人押送我们回无锡,一到车上那些凶神恶煞的人就强抢我们的手机和随身物品,稍有不从就要打人,在途中17小时不给我们吃饭、上厕所强迫我们在高速公路边解决。

    2020年4月24日,江苏无锡49名亲笔签名致信市委书记,要求市委书记黄钦纠正冤假错案,他们的土地、物资等私人财产。全文如下:

    尊敬的黄钦书记你好:

    今天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给你写信,你在无锡市做领导已经8年,对无锡地方各级政府在征地拆迁以及医疗事故等的违法行为应该有所了解,正因为有地方各级政府简单粗暴的非法强拆、偷拆、打伤房屋被拆迁户,有很多家庭房屋被地方政府非法强拆一夜至贫。依法维权诉讼至法院枉法裁定,枉法判决,有的十几年、二十几年无家可归,百姓伸冤上天无门入地无路,到公安报案一切公权力部门,对如此抢劫百姓财产是视而不见,不闻不问,才导致无锡市的上访群众人数居高不下,由此导致冤假错案不断发生,去北京上访回来遭非法拘禁、拘留、甚至刑拘、判刑的,还有堵人家门不让人出门限制人身自由的,监视居住的!取保候审。有关学习班的,也有关党校的,还有被栽赃陷害敲诈勒索地方政府的。反正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而信访部门还利用访民大发不义之财,像北京回来为何便宜的513、5元的高铁不坐却要花15000-18500元黑车押送?就是驻京办要收回扣,因为给车子和保安的费用总共不到8000元,其余部分被驻京办和信访局私分,这是不争的事实。如今你从市长高升到一把手位置,应该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将我们的冤屈得以改正,还我们财产、土地、早日脱贫。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让我们能安居乐业。谢谢!

    此致

    以下有冤民亲笔签名:
    1、陶国芬13771477853
    2、蒋子春15861430993
    3、王彩霞15961781584
    4、周荣清13818262106
    5、黄菡清15961837819
    6、姚耕13063607878
    7、沈阿珍15358002379
    8、惠雅萍18015354785
    9、朱建新13861830210
    10、吴兆祯13921155881
    11、何秀菊13771156083
    12、徐锦媛13338760956
    13、徐菊英13961798731
    14、黄民菊13338748352
    15、浦炳生13771008069
    16、华惠清15190298918
    17、殷白梅13861462388
    18、尤贵凤 吴士兴13357901780
    19、苏惠娟13814216702
    20、顾银英13771454573
    21、沈耀忠13771329077
    22、李惠才15261630278
    23、毛黎惠13376222228
    24、倪满良13771554021
    25、倪彩英13382200839
    26、陈风娣18961749713
    27、沈志华18015339039
    28、浦梅芬15995251830
    29、倪彩英13382200839
    30、沈琴芬15251422031
    31、支伟忠13906182709
    32、沈泉珍13921522432
    33、王芹香18914128365
    34、孙进良13222898392
    35、周建芬15961753367
    36、陈泉鸿15896223625
    37、丁建英13814218591
    38、尤月芬13616171947
    39、潘国亮13861808719
    40、朱丙泉18961767684
    41、孙静芳18961710265
    42、殷锡金13771032890
    43、顾国清13003380254
    44、顾泉珍13584191255
    45、王明华13826159292
    46、冯康15052271833
    47、严雅言18921134769
    48、王伟俊13382889231
    49、顾建荣13912388357

  • 恐惧与谎言必容不下社会公益

    著名政治家哈维尔断言极权统治赖以存续的两大支柱是恐惧与谎言。而要想使恐惧与谎言不被击破,清剿社会中一切危害恐惧与谎言的因素,就成为极权的工作主题。如此,发自人性良知、爱与公义的一切社会事务,志愿者、公益活动、民间关爱弱势与保护环境的NGO、信仰群体等等,自然成为了极权的天敌。因为任何公益的存在,都会衬托出极权的不义,都会威胁极权垄断社会道义资源,防碍极权抢占一切道德至高点,破损极权掳获民心与宣教崇拜,伤及恐惧与谎言。所以,极权会不断将社会一切公益活动、公益团体及参与公益的个人扼杀于萌芽状态。

    日前媒体披露,北京三名90后热心公益的知识青年遭致警方拘押,这是中国大疫之下对公益人士的又一次动刀。

    据报道,在北京工作的公益志愿者蔡伟、陈玫和蔡伟女友小唐三人于4月19日同时失去联系。三人的家人、朋友和工作单位几经打听和报警,才得知失联当日,他们被公安机关带走了。

    蔡伟及女友小唐两人被发现失联后,身在外地的父母曾报警,警察说没有消息。两人的朋友到两人住处敲门无人回应,想带开锁师傅开门,却被物业阻止;朋友打电话给辖区警察局,被告知说人不在里面。

    4月23日至24日,蔡伟及女友小唐的家属陆续收到来自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据两人通知书内容所示,蔡伟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为由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女友小唐则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包庇罪为由同样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陈玫家属至今没有收到书面通知。

    蔡伟和陈玫为好友,业余热心参与公益志愿活动,他们也是“端点星”网站的志愿者,网站以备份新闻类内容为主,备份文章来自国内的各大主流媒体、门户网站和微信、微博等。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时,该网站有疫情相关文章的备份,发布了疫情动态,保存了疫情记忆。目前尚不确定北京警方将其三人监视居住是否与此有关。

    三人失联之前和家人朋友联系都正常。忽然被带走,家人朋友心急如焚,不知他们目前在如何的处境之下。

    三名失联青年皆是受过良好教育,多年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据知情人士透露:蔡伟是湖北人,1993年生,原在北京某互联网公司工作,2015年本科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2018年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大学期间,蔡伟参与过大学生通识教育夏令营,也在一些青少年教育活动中做义工;陈玫,陕西人,1993年生,2016年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被带走前在北京某公益机构工作。大学期间,他就热心公益,曾为大学生公益活动筹集书籍、组织公益讲座等;小唐,安徽人,1990年生,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虽然目前仍没有得到警方明确以什么事由而拘押蔡伟、陈玫与小唐,但从三人热心公益,给备份新闻类内容的网站作义工,并且汇总、归纳、整理过一些有关武汉瘟疫材料来看,应该是触动了当局有关疫情信息控制,消除历史痕迹,以利“甩锅”之需的决策。

    从人类极权发展来看,消灭历史,伪造历史正是谎言的核心功课,而之所以伪造与消灭历史,就是基于对历史罪错的恐惧。今天武汉肺炎正在祸害人类,世界在承受巨大牺牲的同时,为防范今后再遭此悲剧,追索疫病成因成为必然选题。面对世界对疫病成因的追溯,掩盖就成为事件肇因者的本能,于是那些敢于保存历史,意图厘清事件脉络的人,就成为了意图掩盖者的敌人,被拘押控制消声就是宿命。

    蔡伟、陈玫、小唐三人本着公义与求真所做的一切,无论于法于理于情都是无可厚非的。但他(她)们不幸妨碍到了极权的恐惧与谎言的神经。其实在这场疫灾中,因追求真相,探索原由,而被拘押者早有如郭泉、许志永、陈秋实、方斌等等。可以肯定,在接下去的日子,中国大地将会有更多心怀公义、追求真相、反省疫灾者被投入大牢。

    从中国大地70年来的极权统治历史来看,历次政治运动无不与消灭良知与公义相关。远者且不说镇压敢说直话的“反右”、文革;就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掀起的清理民间NGO,就将为贫困地区建图书馆开展乡村教育的”立人乡村图书馆“负责人拘押,将关心艾滋病人士判刑、将救助弱势群体与争取工人权益者失踪判刑,如此等等,都揭示着依靠恐惧与谎言维系的极权统治是容不下社会公益的。

    就在蔡伟、陈玫、小唐三公益人士被拘押同期,一些地区已经传出律师因关注武汉疫病受害群体维权而遭到训诫的消息,尤其明显的信号是中共新近成立”建设平安中国协调工作小组“,已经将对疫情受害家庭排查与矛盾纠纷化解列为工作重点,这就预报着中国正在开展对涉疫维权群体的维稳,接下去这个涉疫群体就是必将受到权力严控的对象。也就是说在接下去相当长的岁月,类似北京蔡伟、陈玫、小唐被拘押的人士将日益增加,即三北京公益人士今天的命运将成为每个想保持良知者的共同命运。因此,每个良知尚存人士,为了避免成为今天的北京三公益者,努力起来改变现实,就是为了避开自己无辜入狱的厄运。

    民生观察 2020年4月26日

  • 湖北50岁蜂农因疫情无法转场

    【民生观察2020年4月26日消息】年近五十的湖北养蜂人王翠娥,坚信自己身上有蜂毒,免疫力比普通人要强得多。为此,她还拿出了“证据”:在养蜂人的圈子里,没有一个人在这次疫情当中被感染。

    蜂毒之说,多半只是心理安慰,养蜂人常年与世隔绝的工作环境,天然处于自我隔离当中,倒可能是他们免于遭遇病毒的先天优势。

    但王翠娥和她的同行们忽视了一点,真正对养蜂人造成威胁的,并非病毒本身。当他们需要转场,去往下一个鲜花盛开的采蜜之处时,以往通坦的路途,突然中断了。他们需要办理一大堆证明材料,大部分地方,无法为这群迁徙的人,以及他们的蜜蜂,提供一个短暂的落脚地。30万养蜂人,谁都无法幸免,尤其是湖北养蜂人。

    蜜蜂一堆一堆地死掉

    王翠娥预感到了危机的降临。

    2月底,云南罗平的油菜花陆续凋谢,油菜开始长虫子,菜农要打农药了。若是在往年,她和丈夫会选择带着300多箱蜜蜂,转场去四川,今年走不通了。

    她是湖北当阳人,特殊的身份去到哪里,都会引发恐慌。在罗平街头,高音喇叭每天都在喊,不要跟湖北人接触,有一次王翠娥的丈夫突然开玩笑说,要不试试喊一声我就是湖北人,王翠娥赶紧打消他的念头,“我说你别啊,真会给自己找麻烦。”

    王翠娥并不想给其他人添麻烦,能有一个容身之地就相当不错。她在云南已经滞留了半个月,但是菜农一打农药,她的蜜蜂就可能中毒。

    她哪里也去不了,除了回家。她开始联系家乡的村里,甚至是市里的畜牧局,“我要回家,我真的待不住了。”

    她的蜜蜂开始一堆一堆地死掉,不到一个月,300多箱蜜蜂,死掉了180箱,“死得我都心灰意冷了。”她预感到,如果自己再不走,蜜蜂基本上都要死在那里了。这种无助的感觉,让她想起了2016年的惨痛遭遇,那一年,她从北方乌兰察布的荞麦花田里满载而归,却不想遇到家乡林业局用飞机给森林打药除虫,195箱蜜蜂因此全都死光了,亏损了二十多万,至今都没完全缓过来。

    那两天,一则信息出现在王翠娥的朋友圈里。一个四川的养蜂人,240箱蜜蜂绝大部分被毒死,只剩下30几箱,绝望自杀。王翠娥第二天就看到了朋友发来的现场图,“他吊在树上,袜子都没穿。”

    “他太傻了,蜂子死了,至少可以重头再来。”这个说话极快的女子突然放慢了语速。

    武汉的养蜂人秦望平看到这则消息时,正在云南曲靖繁殖蜜蜂。在武汉家里利用白糖喂养繁殖,他需要花费3万块钱的白糖,而如果是外出繁殖,加上交通、食宿等各种开销,则能为他省下1万块钱。

    从去年12月20日离开武汉之后,一直到2月份,他都心无旁骛,即便是得知武汉爆发疫情时,也并没有太过担心,他的妻子和孩子,一家人都带在身边。但是到了3月,当地农民在打药前提前通知了他,提醒他赶紧离开。他开始急了,但他比王翠娥幸运,不仅快速办出了各种证明材料,还顺利叫到了车。

    3月7日,秦望平一家人和他的180箱蜜蜂踏上了回家的路。几乎同时,王翠娥也踏上了归途。当时湖北疫情还没有解除,但却是他们最后的港湾,也给了养蜂人坚持下去的理由,秦望平回到武汉,还能赶上油菜花,王翠娥老家当阳的橘子花也能暂时弥补转场不顺带来的损失。

    赶花的日子

    某些时候,养蜂人是一个浪漫的职业,他们全国各地追花,酿出香甜的蜂蜜。这种浪漫的情愫,在王翠娥身上延续了好些年。

    25年前,她和丈夫从公公手里继承了8箱蜜蜂,正式开启了养蜂人的生涯。那时候两人结婚不久,一边繁殖蜜蜂,一边跟着同行去各地赶花。

    每年4月底,蜜蜂在家里采完橘子花,一般就会北上陕西延安,或者是甘肃,之后转场河北沧州,去采洋槐,去河北石家庄,采荆条,采完荆条,继续北上东北,到辽宁再去采瓜花,或者是荆条,然后去黑龙江,采椴树花。最后一站是内蒙,采荞麦,荞麦之后就结束回家。回到家,大多时候已经是下半年,蜜蜂进入秋繁。如果在家里秋繁不好的话,他们就跑江苏繁殖。基本上每年都是这么走一个圈。

    有时候也不按套路走,要是天气好、条件允许,他们还会跑牙克石、海拉尔,最远跑到过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

    他们就像游牧民族一般,迁徙途中常年住帐篷,没电的时候就用太阳能,没水的时候连续十多天没办法洗澡,虽然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对刚刚入行的年轻情侣来说,这就像是度蜜月,一点都不觉得辛苦。王翠娥打小就没离开过湖北,头一回见到内蒙古的大草原,兴奋得连蹦带跳、大喊大叫,她的丈夫在一旁则是忘我地唱起了歌。

    在众多花粉当中,玫瑰和荆条是最好的。因为收割的原因,玫瑰花不是每年都能遇上,每年5月,玫瑰花开时,若是正巧遇上了,王翠娥的丈夫都会送她一朵,持续了好多年。后来老夫老妻了,丈夫还是会送,王翠娥却开始害羞,“还不如多采点洋槐花,能卖点好价钱。”

    洋槐花酿出的蜜被誉为“中国四大名蜜之首”,价格也高,油菜花蜜一吨卖8500元的话,洋槐蜜就能卖到3万多。所以养蜂人都喜欢赶洋槐,但是洋槐花期非常短,五月三、四号开,10天左右就谢了,花期得踩得非常精准,不能随便乱跑,不然等于白跑。养蜂是一个非常考验经验的行当,同时,因为要时刻互通有无,又是一个朋友遍天下的行当。陕西、甘肃、延安、辽宁、黑龙江,“反正全国各地什么地方都有朋友。”

    但是,即便是像王翠娥这般拥有25年经验的老蜂农,也有束手无策的时候,比如养蜂人的天敌–天气,“就怕老天不给蜜。”

    养蜂人看天吃饭,最怕刮风下雨,有花无蜜。每次转场,养蜂人都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判断哪些地方能去,哪些地方不能去,但总会有失误的时候。

    去年,王翠娥在辽宁遭遇大暴雨,花全都打下来了,“唉,眼看着水涨起来了,一下子把我的蜜蜂全部都淹了,水都到我的床板了,真把我给吓着了。”几人一晚上都没睡,哪还顾得上采蜜,都忙着搬蜂箱。这还不是最惊险的时候。有一次在河北,突然下大雨,王翠娥在帐篷里感到地面震动,以为山坡滑坡了,“我打了一把伞,出去一看,我说完了,糟了,河水涨到离蜂场只剩下一扎身了,把我吓得啊,我当时都报警了,我跟警察说,你们赶快来救我,哪怕蜜蜂飞走了,我都不要了。”

    即便如此,她还是没有想过要停下脚步,劫后余生,首先想的,依然是下一站应该去哪里赶花。养蜂人的生活,一年当中,有近十个月时间,在各地辗转迁徙,偶尔的停留,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采蜜,要么就是回家。但这一次停留,却哪个都不是。

    归途

    带着秦望平回武汉的大货车,因为运输蜜蜂,享受国家绿色通道,在高速上一路畅通,但是快进武汉时,却被拦在了新洲区的高速路口。他证件不齐全,需要当地村民的接收证。村长连夜给他送来了证明,这才得以放行。

    但是云南来的司机被告知,车子不能进,要是进去了,就出不来,得隔离。这下司机就慌了,他建议,要么把蜂子卸在路上,要么就把蜂子拉回云南。于是,半夜两点,秦望平的蜂箱被卸在了高速路口,司机调转头,走了。当时武汉并未解除疫情,一般的大卡车不能动,有通行证的车子哪里去找?

    王翠娥也被交警拦在了家门口。在高速路口等着办证明的三个多小时当中,她的蜜蜂全都从蜂箱里飞出来,“满天飞的都是黑压压的蜂子呐,老蜂全部跑光了,采集蜂全部跑空了,我都急死了。”王翠娥跟他理论,先让我的蜜蜂走,我人留在这里,司机的驾驶证、我的身份证,我们所有人的身份证全部押这里,“他就不让,真的不通情理。”

    当时她恨不得让自己的蜜蜂狠狠蛰拦自己的交警,“他们防护得很好啊,头盔都戴着,搞得严严实实的,根本就咬不着他们啊。”后来放行时,警察跟她开玩笑说,大姐,你赶紧把你的蜜蜂收到箱子里去,都跑出来这么多。“我说我的妈呀,当时你为什么不放我的车子走,都害得我跑了十几箱蜜蜂了。”

    采集蜂飞走,直接导致了王翠娥今年的油菜花没采上,别人都打了几十桶蜜,她只打了几桶,“我都气死了。”

    这时,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帮他们找到了拥有通行证的车辆,并且协调各个部门,将养蜂人连夜送回了村子。虽然归途坎坷,但好歹是回家了。该基金会助理秘书长苏菲说,在支持蜂农转场上,湖北的行动是最快的,所以我们也想让湖北变成一个典范。湖北都可以接收,为什么其它地方不能接收呢,哪里的疫情有湖北严重?

    最怕出不去

    养蜂人每天都会被蜜蜂蛰,身上留有蜂毒,平时很少生病。同样的,这次疫情期间,他们几乎不怕新冠病毒,觉得能以毒攻毒。他们最担心的是,今年极有可能不能像往年一样,去各地追花了。

    其他省份的养蜂人虽然也会面临手续问题,但至少不会受排挤,许多当初一同在云南罗平繁殖的同行,有的去四川,有的去安徽,有的去江苏,那里油菜花正盛,有的回了西双版纳,可以采集橡胶树和咖啡花。唯独不愿意去武汉,哪怕当地的油菜花已经长疯了。养蜂人很清楚,只要不进湖北,就没问题。

    王翠娥已经听说了,有户口是湖北的养蜂人,到了安徽,被当地人撵走了。她很担心,去外地的话,“会不待见我们湖北人。”

    秦望平身边的朋友,出去就被隔离了,最少的三天,最长的七天。养蜂是一门专业活,最怕人蜂分开隔离,一分开“就完蛋了”。如果在以前,这个时节,他应该在河北或者河南的某个地方,但是今年他觉得不能够到处转了,条件也不允许。他现在打算等五一以后,在武汉市完全解封的情况下,直接去辽宁,那是他妻子的家乡,点对点,那边打接收证,“妻子带着我回娘家,总没问题吧。”

    等到七月,辽宁荆条花开,极有可能是秦望平今年唯一一次可以采蜜的机会了,在两个月的漫长等待中,他需要用白糖喂养蜜蜂,以保持自己的蜂群。

    王翠娥已经连续亏损三四年了,还欠了一堆债务,儿子在武汉当消防员,不止一次让她转行。可她很难放弃这个坚持了25年的事业,今天打算再出去养一年,如果是挣不上钱的话,明年就决定不干了。年成好的时候,她也曾赚到过一二十万,但是养蜂成本连年上涨,蜜贩子又将收购价压得很低,她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她和同行们也想过一些办法,比如绕开蜜贩子,自己零售,油菜花蜜卖20块钱一斤,洋槐花能卖50块钱一斤,在朋友圈,或者供货给淘宝店,也只能勉强维持几百箱蜜蜂的日常开支。

    她的状况实在太差,以至于年初从罗平回程时,掏不出5000块钱的运输费,最后通过中国绿发会资助,才得以回家。

    但是真的要说放弃并不容易,当问她养蜂多少年时,她习惯说一句“我儿子几岁了,我就养了几年了”,她把蜜蜂当做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带,蜜蜂也供养了她一家人的生活,只要一天不看见,她心里就好像丢失了什么东西。“一下子丢掉的话,真的还是有点舍不得,毕竟养了这么多年,有感情的。”

    “喜欢是喜欢,但是养蜂如果一直没有效益,就喜欢不起来了。”王翠娥说。

    另据媒体消息,今年2月26日,一名44岁的蜂农在云南一处养蜂房内自缢身亡,有消息称是因为疫情封山,蜜蜂不能转场而导致其自杀。

    刘德成离世的消息不胫而走,全国很多蜂农感到惋惜,纷纷在网上留言悼念。为何他要以这样的方式离去?有网络消息称,“刘德成因疫情封山封路,蜜蜂不能顺利转场而自杀。

    事发后,云南省易门县公安局介入调查,该局出具的死亡证明显示:2020年2月13日,易门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指令:在易门县龙泉街道罗所社区居民委员会林士桥村旁的养蜂房内发现一男子死亡,经处警核实,死者姓名刘德成,经现场勘查、尸表检验、调查访问,死者刘德成的死亡性质排除他杀。

    当地警方还在刘德成的手机里找到了一段未发出的遗言,这段文字是2月11日写下的,还没发给他妻子。

    像刘德成一样的养蜂人,在云南还有不少,他们知道刘德成去世的消息后,纷纷惋惜。前段时间,还有蜂农在网上发起募捐,筹到的钱都给了刘德成的妻子。

    2月15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交通运输部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解决当前实际困难加快养殖业复工复产的紧急通知》(农办牧〔2020〕14号)。其中第二条将“转场蜜蜂”纳入生活必需品应急运输保障范围,切实落实绿色通道政策,除必要的对司机快速体温检测外,确保“三不一优先”,便捷快速通行。

    政策出来了,最近路也通了。目前,蜂农们开始在云南转场北上。翟小龙是四川简阳人,在云南省临沧市云县茶房乡养蜂。他说,他和父亲去年12月初到云南养蜂,有200箱蜜蜂。2月23日下午,他表示正在运蜜蜂的途中,已经到了成都境内。“现在到处的路通了,村里也要接收,已经顺利转场了。”

    他说,目前有部分蜂农已经在转场,还有一部分还在云南当地。

  • 四川成都张作成

    姓名:张作成,性别:男
    出生日期:1949年7月27日
    户籍地址:成都彭州天彭镇八一村三组
    身份号码:510126194907275617
    电话:18583912388
    微信号码:pnw75hf41pv222

    上访原因:2014年,没有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张作成,为了扩大养殖规模,计划建立自己的农业合作社。由于基层组织换届计划受到阻挠,而且对已有的养猪场百般刁难,打砸养猪场设施设备,还驱逐恐吓殴打张作成,企图达到低成本强占耕地的目的。2015年7月对政府行为不服的张作成到彭州、成都、北京等地上访。

    维权经历:
    从2014年到2015年的时间内,去彭州市委市政府反映投诉举报问题二十多次,没有任何结果和答复。
    从2015年到2019年(实际只有两年),去成都上访五次之多,去北京喊冤十次有余。
    2016年2月,去北京喊冤在郑州被截访,彭州市天彭镇警察李道银对张作成进行殴打辱骂诅咒,抢夺私人财物。
    2016年7月,孤身一人去河北北戴河喊冤递交材料。北戴河警察将张作成临时安排在宾馆,命令地方政府前来接人。
    2016年8月底,去杭州G20峰会的路途,在武汉武昌被彭州市政府工作人员劝回。回来后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行政治安拘留14天。
    2017月9月,去东北女儿处探亲,回来后于9月29日被彭州市公安局关押逮捕,随后由彭州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

    酷刑虐待:五年的时间里,除了拘留服刑外,非法拘禁4次累积20多天,导致残疾的身体更加伤残和损害,身心受到明显摧残,老化的程度和速度加快。在未来不多的暮年,还多次收到死亡的恐吓和警告。如今生活无收入,残疾无保障,疾病五医保,住房无着落,体验者生不如死的赤贫生活环境中。

    最新动态:张作成这个风蚀残年的残疾老人,紧急呼吁地方政府能够在为数不多的来生中,关心关怀这个孤独老人的残年岁月。就是不为这么悲痛的冤屈考量,也应该从人道原则、精准扶贫的政策上,为他的晚年做一些人性的安排。

  • 四川罗顺银

    姓名:罗顺银,性别:男
    地址:四川省中江县冯店镇冯准路121号
    身份证:510623195802048613
    电话:15198004258
    微信:z45hz8avtido22

    上访原因:
    罗顺银1976年参军,81年退伍,内招到中江县积金镇兽医站做兽医站技术工作。受军队熏陶养成一股不怕事的个性和做事风格。
    2000年8月份,用挂号信给国务院、中纪委投递实名举报信。揭露县畜牧局每年重复收取农民生猪消毒费、猪税和母猪保健费大约300多万元。还存在对在岗职工吃、拿、卡要,明显的存在贪污挪用买官卖官等腐败问题。
    2001年下半年,国务院办公厅复函,部分官员受到查处。局长调走、副局站变成调研员。从此与中江官员产生隔阂矛盾。此后畜牧局用不存在的超生五胎、旷工21个月等理由进行追责,编造公文将罗顺银报复性的开除公职。
    2002年3月,为制止恐吓罗顺银的告状行为,县畜牧局指使太安镇计生办主任等携带不明身份的10多人,威逼罗顺银在超生行政处罚书上签字。为了安抚胆战心惊的孩子不受伤害,罗顺银在处罚书上违心的签字。罗顺银不服向县畜牧局、人事局投诉反映未果,由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信访、投诉、举报的喊冤之路,结果是至今没有任何改善的结果。

    维权经历:
    2007年12月19日,以陈付县长、何萍局长(现任副市长)成立了联合调查处置小组,同意按历史遗留问题一次性解决四万元补偿化解全部矛盾,包括不再上访纠缠上述事实和责任。对此,罗顺银态度鲜明的予以拒绝。
    从2008年5月起,到成都反映、控诉基层乱作为事宜,找过人事厅、人大、纪委、省委、省政府、组织部等机构,累计多达100多次。最后都是推脱哄骗,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2010年起,罗顺银开始去北京投诉举报反映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打击报复、弄虚作假、贪污公款。先后去北京五次有余,信访部门虽然收了材料听了报告,但是18年以来无一结果。

    案情进展:
    省委省政府信访办、纪委、省人大常委会,偏听偏信县政府的联合调查组编造的假象、违背客观事实,随后做出的错误回复,对我作为退伍军人的尊严和权益一再进行侮辱和剥夺。上访18年走投无路,多次想到自杀、想到死亡,对地方政府官员歪曲事实隐瞒真相谎报结果无法无天,悲愤至极。

  • 黄琦母亲最后的告白

    我目前病重,自己觉得很恼火,肿的很厉害,肺上肿瘤又扩散,肝肾功能又不好,明天准备到华西去看病,看情况如何再说。

    我现在是多病在身,年龄又大,身体又不好。

    我在世的时间是不会长的。我自己的病态都是几种疾病,肿瘤对我的威胁太大了,而且肿瘤现在已经扩散了。去年11月12号照的片子,今年3月2号又照一次。做的薄层CT得出的结论是很准确的。现在肿瘤扩散是没得办法进行治疗。

    我的病情不会好转,只有逐渐逐渐加重嘛。我在华西住院就已经做了诊断。当然这次诊断最致命的还是我的肺肿瘤,在原来的病灶上又长三公分多大,现在又新增了两个病灶。除此以外,双肺还有炎性病灶,这两个肺都没有什么好的全部都是炎症、肿瘤大小不等。另外我的肝肾功能有点不正常,肝肾功能一直都不很好。

    我体重是明显下降。以前是104斤,现在只有86斤,都是洗澡的时候净称的。体重在逐渐下降,看起来身体条件是越来越差。自己都是尽量让自己不要倒下去,我是这样想的尽量打起精神。但是有时实在无能为力,没办法,因为心累气紧,心脏也乱跳,肿得厉害心累气紧,有点儿受不了了,就是这个样的。

    我本身糖尿病不敢吃糖,加上我反酸,肾功又不好,所以禁忌的太多了。我不敢吃咸的,吃了咸的肿得更厉害。不敢吃甜的,糖尿病不能吃。肾脏功能不好,很多都要禁忌。豆类的、海鲜的都有禁忌,还有老百姓的观念说,吃了要发病也不能吃,比如鸡这一类的也不能吃,所以吃的东西的范围太窄了。加上胃子不好,吃的量比较少。但是我都尽量在调整。在我身边的同志也是尽心尽力的照顾,给我调整饮食,他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尽了最大的力量在努力。由于我胃部反酸胃痛,饭量少,整天不到一两。胃痛胃酸,吃也吃不得。没有力气说话,吃也吃不多。很难,难啊,难啊,难得很啊!我知道,我知道啊,但是我无能为力啊,我是无能为力啊。

    目前疫情没有解除,我又病成这个样子。不知道他(黄琦)在监狱内的情况。他在监狱四监区,进去那个地方就没有变动过。据监狱杨科长说,就在那个地方(学习)没有做工作啊。没有工作,没有分他工作。我担心的是黄琦的身体不好,没分他工作,我想肯定是他有病,很恼火,才不分工作。我觉的他活出来的希望和我活着的希望很小,小得很呢。没有分工作,肯定是身体不好,说明他的身体很不好。(黄琦)肾脏病后期有个高血压,进监狱以后才有高血压。对后期高血压,充分说明他这个高血压属于肾性高血压。就说明一般在这种情况都是很恼火的情况。他那个身体拖不得好久,出来的希望小得很呢。我们见面的机会可能都没得……(哭泣)。

    另外,我找人找了律师,请了律师。现在疫情期间,那边根本不理。最先律师去过,说主要就是法官。法官出差,出差一个星期。法院说他学习没有完不能见,起码最慢也要两个月才能够见。(律师)到绵阳法院查阅卷宗,绵阳法院答应他只能阅读,不能复印、不能拍照。

    我想见北京张磊(律师)。约好张律师跟我俩在绵阳见面,这个也被国宝阻挡。无辜的把我从车上拖下来不让我去。后来张磊律师又乘飞机到成都,到了楼下和他见面。等我到楼下的时候,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们(监控者)就打110,那边来了十几个人就把张磊律师拖着走,这边的人就把我鼓捣着拖回家。我跟张律师也就是想见个面,根本就没想到家和他签那个合同,请他当律师。他们都说他是人权律师,不可能请他当律师。就这都不让我们见个面。

    我请了个张正林律师,签了合同都不准许看。回去又都把那些合同全部给他没收了,情况就是这样的。现在想请律师也很难,很难啊!

    现在一直都在监控我。我看这个目的,就是不想让我活着。规定我第一个不能上北京;第二个不能接受媒体采访;第三个不能和目前正在告状、上访的人见面来往;第四个我请律师也有规定。不能请人权律师,不能请709那批律师。请律师都要通过他们批准,他们不批准的就不能请,请了也不让见。就这样拖下去,没有什么办法吗!

    谢谢朋友的关心。我走了以后,就谢谢朋友们多关注,谢谢朋友们多关注。我现在简直就是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了。可望而不可及啊!

    当然我还是希望疫情早点解除,我的目的就是想见黄琦一面。了解他在狱中到底是什么情况?病例的情况如何?里头的待遇如何?我就想了解这些情况。想见他一下,给他做一个交代,说明我的病例情况。我看不到他出来,希望他在里头好好的,好好地度过这个时间。好好地度过这个时间。

    有些问题我都考虑过了,在网上说不恰当,要有人直接见面说。但是当局千方百计阻止,外面的人不准跟我见面。没有办法跟朋友进行交流,所以目前的困难是很大的。

    目前对我的监控是非常严的。到目前为止,连我去看病,去药店买药,到华西(医院)附近的医疗器戒(店铺)了解制氧机的情况都要监控。服务员很热情的给我介绍这一款那一款,带我到这里看那里看。结果带我到一个地方,是外面的人看不到的地方,很快他们的工作人员,另一个服务员就来告诉那个服务员,悄悄的说了几句话,服务员马上就从我的身边溜走了,马上都不跟我交谈啦,马上都回到他们的办公室去坐着。这就说明了,当局带我出去,就是我在商店购买东西,他们都在进行监视。他们都在进行这种无理的干涉。当然不是正面的,是跟对方打招呼。

    到底他们要玩到什么时候还不清楚。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他们对黄琦的案件是光明磊落的,是按政策办案的,他们就不怕我上访也好,接受采访也好,去见律师也好,见见朋友也好,就不应该受到干涉。正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虚的,不是真实的,黄琦是冤案是错案,所以他们才怕把这些暴露出去。把这些曝光出去,把他们的阴暗面,暗箱操作的情况曝出去后,他们的饭碗儿就没有了,他们就要受到纪律处分。所以他们怕到这个程度,连我外出都要禁止。

    黄琦的这个案是个冤案,我们中国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知道。公检法的人他们内部都知道这个是个冤案。不是什么红头文件,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上访诉求,就是(陈天茂)上访诉求。(陈天茂)出来后不是还告了嘛?!他们就是一个冤案。律师还看见了那个里边不是红头文件,没有红头文件几个字、没有签字、没有落款,也没有文标,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份一个人的普通档案,把它封起不让人看就说成是绝密级文件。这是骗人的,说假话的。他们是光明磊落的还这样说假话,还这样乱制造冤假错案。他们没有好下场,他们没有好下场。终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相信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相信公检法的政策、上面的政策是正确的。

    在四川只是少部分的,极其个别的贪官,黑指挥棒在指挥这些人。这些人无知,这些人可能是从社会上招聘的,没有法律知识,所有违纪违法的事情他们都做得出来,根本不讲法,他们是违法。所以老百姓都看清楚他们的面目,他们也没有什么脸见人,所以都在偷偷摸摸的做些事。只能监控人呐,不准律师来呀,不准朋友来,就怕到这个程度了。如果有理,他们怕什么?大家都到桌面上来说嘛!所以真是太多无理了,太无耻了。这些人太没有政策水平了,太低了,文化水平太低了!

    我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谢谢朋友们的关心,谢谢朋友们的关心。希望你们保重好自己,保重好自己。再见!

    蒲文清
    2020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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