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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周莉，女，出生日期：1969年12月17日
户籍地：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南31楼

上访原因：因不满拆迁问题于2006年开始上访。

维权历程：
2009年8月12日被刑拘，
2010年5月4日被北京崇文区（今东城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曾因上访被拘留、非法拘禁、所外执行劳教1年。

北京市崇文区法院判决书中显示：周莉因对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就上访问题发表的言论不满，与他人故意在上访人员中传播孙的言论，并积极参与煽动上访人员在北京周边采取喊口号、撒传单、冲击校园等方式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企图制造影响，造成公共场所严重混乱，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应依法予以惩处。

【民生观察2020年3月9日】重庆长寿区冤民邹茂淑含冤入狱三年，2020年1月11日出狱后，却被重庆公安强制带走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至今，其房屋问题一直未得到合理解决。

2004年9月22日邹茂淑和家人因拆迁，与重庆市长寿区国土资源局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06年9月4日，政府在邹茂淑户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盖章处盖有签订同意何同清、戴勇各购经济适用房壹套的公章，政府明知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街道六期居委会夏伯会主任，现任书记不是征地拆迁户，故意同流合污，滥用职权，以权牟私，利用其职务便利，欺压百姓，故意使用夏伯会儿子戴勇的名义强抢邹茂淑户安置房，(房号:重庆市长寿区晏中路11号2幢2单元3一4)，之后夏伯会书记又将该房倒卖，从中牟取暴利价值数十万元，政府给邹茂淑父亲何同清签订的征地拆迁安置协议，是政府法人签订的合法契约，未受到法律的保护。

为此，邹茂淑和家人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未果，问题不但不解决，2010年邹茂淑反而还被打击报复判刑2年6个月。获释回家后，邹茂淑又层层上访，又多次被拘留和暴力毒打等。2017年邹茂淑和十几名重庆访民，又上北京公开反映问题，再次被打击报复判刑3年。2020年1月11日出狱后，却被重庆公安强行带走控制，至今问题一直未得到合理解决。

重庆维权人士认为，重庆长寿区腐败黑恶官员的作为，已与共产党的优良方针政策背道而弛，严重影响共产党的形象，他们是打着共产党旗帜的假共产党，是共产党肌体里的“毒瘤”，他们在破坏共产党的根基。为此，重庆长寿区政府地方官员的腐败问题，已严重违反党纪党政的规定。

家属强烈恳请有关部门领导依法追究，重庆市长寿区腐败官员以及夏伯会母子的责任。依法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并退还邹茂淑和家人的安置房，还老百姓一个公道！

姓名：李莉，女，出生日期：1965年7月6日
户籍地：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白家庄五四街1楼2单元20号
身份证号：140101196507064126

上访原因：因家庭经济纠纷，长期遭受丈夫的哥哥等人殴打，身体遭到严重伤害，颅骨开裂，颅脑积水，后并发脑萎缩。李莉向公检法机关控告，其以家庭纠纷为由迟迟不予立案。后来李莉以死相逼行凶者才被抓捕，但只获刑半年。
李莉认为如此轻判是贪赃枉法，此时，婆家迫使丈夫与她离婚，最终李莉被净身出门。1998年复审，法院维持原判。李莉不服，带着仍在哺乳期的女儿开始在省委、省政府、省人大上访求告。

维权历程：
2004年被非法拘禁48天，强迫她签息诉罢访协议书后获释。
2005年被行政拘留10天。
2007年5月被行政拘留5天。
2007年中共中央十七大党代会期间，山西政府将李莉和她上访时结识的访友并成婚的重庆丈夫周光福抓回山西非法拘禁40天。
2009年3月被行政拘留10天。
2009年5月27日被行政拘留10天。
2009年6月7日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被撤销行政拘留后刑事拘留，2009年7月7日被北京时劳动教养委员会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劳教1年。
2010年4月6日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逮捕，2010年8月23日被北京市崇文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2011年6月29日被北京市警方拘留15天。
2012年3月在无护照的情况下冒险经越南、柬埔寨，逃往泰国。

北京市人民政府劳教委员会劳教决定书称：2009年5月27日14时许，李莉与其他多名上访人员聚集到北京市东城区国务院新闻办门前，其身穿状衣，高喊口号进行上访活动，造成多人围观，新闻办大门被堵塞，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将李莉抓获；鉴于李莉“曾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行政拘留，不思悔改，又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将其劳动教养1年。

酷刑迫害：上访时经常被白眼、嘲笑、辱骂、殴打，曾在省委大院门口服安眠药自杀。2004年被劫访回地方后被蒙住头暴打，遍体鳞伤后用四只铁铐将手脚分开成大字形，铐在死刑床上，用臭袜子装进嘴里。五天不让解大小便，叫犯人用脏手抓菜装进她口中。因伤情严重，脚手多处感染，全身肿起才将她放开。
2009年拘留期间被戴重刑犯才戴的15公斤的脚镣和手铐，玩疲劳战术提审，用强光灯炮直射眼睛，让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强光灯长达5个小时，灯光又亮又热，晃得睁不开眼。一打盹就被踢打。当时全身都浮肿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浮肿。
整整提审了1个月。30多人轮流提审，偶尔中午或晚上让在审讯椅上睡一会儿觉。因为身体吃不消拒绝提审被4个牢头狱霸从监室里抬出去提审。目的是让她指出谁是组织者。
关押期间被多次戴上手铐和脚镣关小号。小号的地板上有1个铁环，手铐和脚镣一起铐在铁环上。只能弯着腰，跪伏在地板上。饭盆离得稍远一点拿不到，拿不到的时候只能饿着。吃喝拉撒全在小号里，大便了也没有手纸，来例假了也不给卫生纸、卫生巾，经血流的身上、地上都是，只能用上衣垫，裸着上身。给了卫生纸后不方便垫纸也不给开手铐，手上、身上都是经血也不给水洗，也不给被子盖。
吃的是窝窝头和白菜汤，汤里没有油，只有五六片白菜，盐放的很大，一点营养也没有。被捆绑灌食，被喷辣椒水。被囚禁500多天，其中有300多天不是遭受暴力殴打，就是戴着手铐和脚镣蹲小号。曾因不堪受辱两次上吊自杀。

被酷刑经历详见：http://biweeklyarchive.hrichina.org/article/2178.html

据民生观察报道，浙江省律师赵志强日前公开发出起诉武汉市人民政府的诉状，控告武汉市政府在本次武汉肺炎疫情灾难事件中“未依法履行（公共卫生事件预警）该法定职责”，要求：1.依法判决确认被告不及时履行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职责违法；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显然，这是一起典型的律师对社会公共事件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对事关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要求依法追责。此举不仅对分清当下武汉疫灾责任，追究过失罪错，以杜绝未来社会更大灾难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公民伸张个人权利与促进社会法治建设具有深远助益。

赵律师在诉讼中列举了武汉市政府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灾难中所没有履行的各项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下简称《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并向当地驻军和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者相关地区的人民政府通报”。该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发布三级、四级警报，宣布进入预警期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即将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采取下列措施：（一）启动应急预案；（二）责令有关部门、专业机构、监测网点和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向社会公布反映突发事件信息的渠道，加强对突发事件发生、发展情况的监测、预报和预警工作；（三）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有关专家学者，随时对突发事件信息进行分析评估，预测发生突发事件可能性的大小、影响范围和强度以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级别；（四）定时向社会发布与公众有关的突发事件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并对相关信息的报道工作进行管理；（五）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发布可能受到突发事件危害的警告，宣传避免、减轻危害的常识，公布咨询电话”。该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发布一级、二级警报，宣布进入预警期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除采取本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措施外，还应当针对即将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措施：（一）责令应急救援队伍、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并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准备；（二）调集应急救援所需物资、设备、工具，准备应急设施和避难场所，并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随时可以投入正常使用；（三）加强对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保卫，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四）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的安全和正常运行；（五）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采取特定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危害的建议、劝告；（六）转移、疏散或者撤离易受突发事件危害的人员并予以妥善安置，转移重要财产；（七）关闭或者限制使用易受突发事件危害的场所，控制或者限制容易导致危害扩大的公共场所的活动；（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必要的防范性、保护性措施”。上述规定表明：被告具有针对公共卫生事件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的法定职责。

事实上，根据已经公开的信息显示：2019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将4位病人的反常结果汇报给医院，医院上报至江汉区疾控部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收集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市疾控中心的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标本。2019年12月29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始向省、市、区疾控中心反映情况；湖北省和武汉市卫健委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武汉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始流行病学调查。2019年12月30日，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完成新型冠状病毒样本的收集和标准化入库；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卫生部门启动相关调查和病例搜索工作。2019年12月31日，武汉协和医院设立呼吸传染病隔离区；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大规模消毒；国家卫健委专家进入武汉。2020年1月1日，国家卫健委成立疫情领导小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关停。2020年1月2日，大批清洁工清洁华南海鲜市场；香港特区政府召开跨部门会议，检视针对武汉肺炎疫情的预防措施；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获得2019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2020年1月3日，湖北华新医院CT医生李云华发现3例CT异常；武汉市全市启动对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监测、病例调查、华南海鲜市场环境及动物调查和标本采集工作；中国开始向美国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向世卫组织和周边国家通报疫情；武汉市卫健委当日通报共发现44例“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2020年1月4日，国家疾控中心研制出对新型冠状病毒高特异性的PCR检测试剂。上述事实表明：在2019年12月29日至2020年元月4日期间，被告应当可以作出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这样的判断。但实际上，被告并未基于该判断依法及时履行预警职责。

同时还阐述了自己因武汉市政府在新型冠状病毒灾难事件中的失职而遭受的损害：由于被告未依法履行公共卫生事件预警职责，直接导致2019年12月份左右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快速扩散，进而导致原告老家的黄冈市乃至整个湖北省疫情扩散，2020年1月24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称，针对湖北省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根据《湖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决定启动湖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

原告作为湖北省省内居民，在传统节日春节于2020年1月18日从工作地浙江回乡探亲后，突然遇到湖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直接给原告的生活、工作造成重大影响。原告认为，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启动湖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是因为从武汉最先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进一步扩散造成的。被告没有及时依法履行突发公共卫生时间预警职责是本次疫情扩散导致湖北省启动I级响应的直接原因。因此，被告不履行突发事件预警职责与原告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

赵志强律师本次行政诉讼将当下危害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生命安全的武汉肺炎疫灾中武汉政府的责任从法律上予以厘清，使世人看到一个政府在公共卫生安全上所应承担的法宝责任及其与公民生命安全的重大关系。警示人们铭记监督公权力就是保护自己生命安全的常识。

赵志强律师的行政诉讼，是一个律师的公益性行为，也是一个现代公民的权利践行，因此是中国当下律师的义举与公民的典范。值得关注、鼓励与支持！

应该看到，近十几年来，随着中国律师队伍的壮大与公民意识的觉醒，涌现了一批批为了社会公益事务而奋起向各级公权力讨要说法与追究责任的行政诉讼。如多年来持续在多种公共事务诉讼上努力的山西郝劲松律师等等。他们的不懈努力，在一步步追补公权力履职上的过失，以向不受约束的权力不断发出警告。

从人类人权进步与法治建设的历史来看，大批致力于公益诉讼，对公权力失职提出依法追责的法律人士与公民的涌现，是现代文明社会到来的先决条件。只有不断涌现这些勤于监督政府履职且勇于追究政府失职的律师与公民，公权力才会不断忠于自己的职守，才会收敛自己的暴戾，权力才会被一步步关进法律的笼子中，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才能得到相应保障。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共当局一则高唱依法治国与保障公民人权，一则却不断将一批批监督政府的律师与公民投入大牢。尤其最近几年来，不仅一批批敢于起来起诉政府的人士纷纷被拘押，如709律师等，而且一切敢于监督政府的公民都被权力集团视为敌人，如本次武汉疫灾中报道真相的陈秋实、李泽华、方斌等等，均遭致强迫失踪。而这次赵志强律师挺身而出，依法追诉武汉政府的失职罪责，定然也会遭致打压。

面对武汉肺炎这种公权力失职而给公民生命安全造成极大危害的现实，每个公民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依法履行自己对公权力的监督责任，就显得必不可少。对此，赵志强律师对武汉市政府的行政诉讼，为公民作出了表率。值得每个现代公民学习效法。

民生观察 2020年3月8日

【民生观察2020年3月9日消息】2020年3月4日凌晨一时三十分，江苏常州维权人士姚宝华老先生病逝，享年八十一岁。

姚宝华生于1939年8月1日，退休前是常州市的小学教师。他1999年退休回家后，长期帮助村民土地维权，曾无偿为村民代理80多起土地行政官司，在当地村民中有很高的威望。因为土地维权，姚宝华6次被拘留，还被劳教一年零三个月。

2012年底，因为自家房屋遭逼迁，一家四口人先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

案件报捕时，警方以多年前姚宝华带领村民维权获得开发商给村民的补偿款是敲诈勒索为由，变更涉嫌罪名为敲诈勒索罪，经检察院批准后逮捕了姚宝华和他妻子及儿子，但释放了他的女儿姚钦。

在看守所羁押期间，姚宝华检查出患有胃癌被取保候审做手术治疗。

2013年12月1日，姚宝华、刘勤凤、姚纳新敲诈勒索一案在钟楼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前来旁听的村民很多。

在开庭之前，法院可能担心姚宝华拒绝出庭，2013年11月29日将还在医院治疗的姚宝华逮捕收押。开完庭后，没几天时间再将姚宝华取保候审。

当天的庭审没有走完全部程序，法院决定在2013年12月26日至30日恢复庭审。

在法庭辩论阶段，姚宝华、刘勤凤、姚纳新作无罪辩解，辩护律师为他们作了无罪辩护。

庭审结束后，在2014年1月10日，钟楼区法院决定变更刘勤凤强制措施，以取保候审的方式，让刘勤凤离开羁押近一年的看守所，回家治病。

2014年3月14日，钟楼区法院开庭作出一审判决。以敲诈勒索罪判处姚宝华有其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判处刘勤凤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判处姚纳新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姚宝华、刘勤凤、姚纳新不服有罪判决提起了上诉，并递交书面申请，要求二审开庭审理。常州市中级法院没有开庭，只做书面审理，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判决生效后，三人不服继续申诉。

2014年5月22日，姚纳新被送入江苏省粟阳监狱服刑，直到2015年12月21日刑满出狱，没有减一天刑期。

刘勤凤没有被送进监狱服刑，法院也没有说是暂予监外执行。如果是监外执行，她的三年零六个月刑期早已期满。由于没有法律上的说法，等于是在变相地服“无期徒刑”。

2014年6月23日，当时已经76周岁且身患胃（贲门）癌的姚宝华，在判决生效后，仍在向常州市中级法院申诉，又被收押进看守所，随后送到江苏省溧阳监狱服刑。

在服刑期间，姚宝华又查出患有前列腺癌、膀胱癌再被送进医院做手术治疗，出院后回到监狱继续服刑。

在家属一再申请之下，江苏省监狱管理局在2015年4月3日批准姚宝华暂予监外执行（保外就医），交由钟楼区司法局北港街道司法所进行社区矫正。

姚宝华被暂予监外执行回来后，他在看病治疗同时，又打了几场行政官司。

2019年4月17日，常州市钟楼区司法局北港街道司法所工作人员来到姚宝华家中，给姚宝华送达解除社区矫正证明书。

矫正证明书中称，社区服刑人员姚宝华，······因犯敲诈勒索罪于2014年3月14日被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依据江苏省监狱管理局（2015）苏狱刑执字第42号决定书，暂予监外执行，被依法实行社区矫正。于2019年4月17日矫正期满，依法解除社区矫正。

当天，江苏省溧阳监狱刑法科与狱政科人员也来到姚宝华家中，给姚宝华送达释放证明书。

至此，五年刑期届满，姚宝华恢复人身自由。

当年，刘晓原从案件刑事侦查阶段开始担任姚宝华的辩护律师，一直到案件二审终结止。

以下是案件二审辩护词（一审辩护词太长不再一并发出）

姚宝华敲诈勒索案（二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接受姚宝华委托，指派刘晓原担任姚宝华敲诈勒索案的二审辩护人。现针对一审判决，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在判案时充分考虑。

一、辩护人坚持认为，本案一审程序严重违法。

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称，经查本案的侦查、起诉、审判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

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将侦查、起诉、审判程序认定为合法，完全与事实不符，故意回避程序违法问题，这样的判决没有公正可言。

案件在一审时，本辩护人是姚宝华辩护律师，针对侦查、起诉、审判中的程序违法问题，在一审辩护词中一一指出并作了充分的阐述。

现辩护人坚持一审辩护观点，但鉴于谈程序违法方面的篇幅太长，在此不再重复列出。不过，辩护人认为，还有两个问题需要重复指出。

一个是没有证人出庭的问题。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本案涉及的几十个证人，没有不能出庭作证的情形。在一审开庭前，辩护人也递交申请要求证人出庭作证，但一审法院却不准证人出庭作证。被一审法院作为证据使用的证人证言，没有一人出庭作证。

另一个是审判长吴一东剥夺刘勤凤的律师辩护权问题。因为这是一起“共同犯罪”案件，辩护人在此有必要提醒合议庭注意。

辩护人恳请二审合议庭能重视一审时程序严重违法问题。

二、辩护人坚持认为，报案和立案材料是编造。

一审判决书称，关于姚宝华的辩护人刘晓原提出的，—–报案、立案材料是编造的辩护意见，经查，—–其所提的“本案报案、立案材料是编造，无事实依据”，故该辩护意见不予以采纳。

辩护人坚持认为，本案的报案、立案材料完全是编造的，且有案卷中的证据作为依据。

本案侦查卷宗（六）第三页是匿名举报信的信封复印件。信封正面贴的是80分邮票，这说明是一封普通信件。信件的收件人是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吕局长，这个吕局长就是钟楼分局吕勤俭副局长。

信封上盖有两个邮戳，一个盖在信封正面的邮票左下角上，另一个盖在信封正面上，邮戳时间都是2012年10月15日17时。说明邮局分发的时间是2012年10月15日17时。

但收信人吕勤俭竟然在当天就收到这封匿名举报信，并在举报信上作了“请刑大组织初查”批示，时间也是2012年10月15日。

收信人将匿名举报信批示给“刑大”，即刑事侦查大队初查。为何在钟楼公安分局北港派出所出具的《发、破案经过》（见刑事侦查卷宗二卷第一页）中，又称2012年10月15日，我单位接到钟楼公安分局转交的匿名群众举报信？

从本案《刑事侦查卷宗（一）》中的钟楼分局北港派出所《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来看，接警时间是2012年10月15日，派出所领导批示时间——即陈波的批示，时间也是2012年10月15日。

这是一封贴80分邮票的普通信件，邮局根本不可能在当天下午就投递给收信人。

按照邮局的工作时间，就是邮政特快专递信件，在下午三时后寄信人将信交给邮局，也是在第二天才会送给本地收信人。

这封匿名举报信，怎么可能在邮局收到信件的当天，就投递给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吕局长？这个吕局长怎么可能当天就在举报信上作批示？吕勤俭副局长写的批示，明明是把匿名信批给刑事侦查大队，怎么可能当天就转给北港派出所立案初查？

从以上案件证据材料上的时间记载作分析，这一封匿名举报信完全是伪造和编造出来的。

按照邮政投递交规定，当天下午五时盖邮戳的普通信件，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吕勤俭副局长是不可能在当天就能收到，更不可能当天就在举报信上签写批示。

一封没有附证据的匿名举报信，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吕勤俭副局长能穿越时空，在邮局没有投递举报信的情形下，就在举报信上作了批示，北港派出所又在当天就予以立案。

本案上诉人姚宝华的妻子，即本案的另一个上诉人刘勤凤和其他三个村民，在2011年11月8日，遭到“青枫公馆”开发商——常州市金廷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雇用的社会人员殴打致伤住院。当时，村民向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报了案。但是事至今天，两年多过去了，凶手没有被处理。

仅凭一个没有附证据的匿名举报信，公安机关就在当天予以立案。随后，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寻衅滋事罪，将姚宝华一家四人刑拘，然后再找当年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出具证明，将涉嫌罪名变更为敲诈勒索罪逮捕三人。

辩护人始终认为，这封所谓的匿名举报信，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侦查机关自己编造，另一种是侦查机关找外人编造，且都没有经过邮局的正常投递。否则，无法解释，为何这封普通信件会当天投递给收信人？匿名举报信中，没有附任何证据，怎么可能就在当天立案？

这起案件毕竟不是突发性的重大案件，这完全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程序规定》。

一起敲诈勒索案件，不是由被受害人报案，而是在长达二年后，由所谓的知情人匿名举报，辩护人还是第一次遇到过。

三、一审判决将开发商给村民土地经济补偿款，认定为姚宝华、刘勤凤、姚纳新敲诈勒索的款项，事实认定完全错误。

本案中的证据已充分证明，“金色领寓”工程和青枫公馆工程占用的土地，是姚宝华所在村——江墅村的集体土地，两个工程所占的土地，当年挂牌出让时，还是属于集体土地，没有合法的审批手续。

但两个工程所建的安置房是用于安排别村的村民，而江墅村村民被安置到边远地方，因而引起村民的不满，村民要求开发商停工。

村民在与开发商就土地合法性及安置的交涉过程中，并没有使用暴力手段，只是一些老年人在工地上静坐。但开发商却雇用社会人员将村民打伤住院，当时钟楼公安分局出了警。

为了平息事态，开发商找人主动联系村民选出的维权代表姚宝华，说要给村民进行土地方面的经济补偿。多个证人的证词显示，是开发商一方主动找人来商谈此事，并且还经过了中间人。

“金色领寓”工程的施工方，即开发商常州金石置业有限公司给付的十万元款项，不是给被告人姚宝华及其家人，而是给江墅村老年人的买米钱。

证人林宏伟（常州市金石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在2012年12月11日的询问笔录中称，村民以工地上种的菜和树木是他们的，要求给予青苗补偿费为由而不让施工。“我们公司董事长杨金国知道了这事，他找了社会上的人帮忙处理这事的，有一天他跟我讲了这个事谈好了，补偿哪些村民十万元钱，那些人就不会再来烦了，杨金国叫我在公司提十万元现金到嘉年华茶室去等对方，到时我跟一个独眼的人联系就可以了。——”。

林宏伟的证词证实，是公司主动找社会上的人帮忙处理村民要求给经济补偿的问题。十万元钱是给村民的补偿款。

收到开发商给的补偿款后，经过生产队长朱永刚同意，列了一份发放名单，将款发给了村里37个老人和一个残疾人。这份领取补偿款的名单，也在本案的案卷证据中，但一审法院就是视而不见。

“青枫公馆”工程的施工方，常州金廷房地产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给付的80万元，并不是给被告人姚宝华及其家人，而是给付江墅村村民。这笔款项虽然还没有分配，但改变不了款项是给村民经济补偿的性质。

侦查人员在2012年12月21日给徐志明做的笔录中问，你们有没有商量怎么分这笔钱？徐志明答“应该优先考虑村里的老年人，还有当时去工地上阻止施工的人家，去的人按照次数来分，但是还没有正式商量过，也没有分配的方案出来”。侦查人员又问“如果有分配方案，会如何分？”徐志明答“就是考虑去的人家分多少，没去的人家分多少，或者按照村民人家分不是按照村民的田来分”。侦查人员再问“姚宝华有没有说过这笔钱准备怎么用？”徐志明答“他原来跟我说过，准备把这笔钱分掉一部分，余下的钱找几家厂做投资，收益用来做一个基金，到时候给村里的老年人生活作保障；比如生病之类的事情，后来也一直没有实施下来，所以钱还在我这里。”

证人徐志明的证言，证明从开发商手中收取的八十万元，被告人姚宝华并不是个人想非法占有，而是准备将一部份钱给村民，另一部份钱，成立一个基金，为村里老年人作生活保障。

证人蒋燕霞（常州金廷房地产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在2013年3月1日的询问笔录中称，在（2011年）11月8日发生冲突之后没几天（当时该公司的人员打伤了几个村民），“我们公司的高层就一起商量怎么解决这件事情，我就提出由承建方负责解决这件事情，张留欣是承建方的总负责人，所以我提出由张留欣出面，找带头闹事的姚宝华解决这个事情，我们公司这边由唐洪负责和张留欣衔接。·····又过了一两天，张留欣又打电话给我说，补偿给村民的不够，还要增加10万元。我就说，好的。后来这90万元是张留欣先付给姚纳新的，虽然这90万元是张留欣垫付的，但是这个钱到最后我们公司肯定会出的，会把这笔钱付给张留欣的。”

蒋燕霞的证词，证明了两个事实，一是公司要张留欣出面找姚宝华家人联系，并且张留欣先垫付了90万元；二是给的90万元是给村民的补偿款。

但实际上收到的是80万元，起诉书中指控的也是80万元。

按照起诉书的指控，常州市金石置业有限公司被被告人姚宝华等人敲诈勒索10万元是发生在2010年4月至5月期间。从案卷材料来看，匿名者报案时间是在2012年10月15日，此时已经事过两年六个月。

常州金廷房地产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被本案被告人敲诈勒索80万元，发生在2011年11月份。而匿名者报案是在2012年10月15日，此时已经近一年时间。

不论是常州市金石置业有限公司给付的10万元，还是常州金廷房地产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给付的80万元，每一笔都不是小数目。

这两笔款项，如果不是两家开发商自愿给付，而是他们被敲诈勒索被迫给予，按照常理应会向公安机关报案，即便是因当时工程在建而不报案，在工程完工后也应该会报案。

在现实中，房地产开发商与政府和执法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搞房地产开发是得到政府大力支持，如果他们真是被村民敲诈勒索了，怎么可能会束手无策，忍声吞气而不报案？这符合常理吗？

从款项给付的形式来看，是开发商主动提出给付经济补偿，且是主动联系村民选出的维权代表姚宝华等人，钱也是先交给中间人，然后由中间人写收条，再转给村里另一个维权代表徐志明，钱也是存在徐志明的账上。

这两家公司在给付钱款过程中，公司人员并没有谁的生命、自由、名誉受到威胁。

当年开发商都不认为是被敲诈勒索，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凭什么来认定两笔钱是敲诈勒索款？难道仅凭匿名者的报案吗？

在此，辩护人要特别提醒合议庭要注意朱永刚的证言，他是村民小组长，他了解村民去工地找开发商交涉以及拿钱的全部过程。他的笔录在证据七。

四、敲诈勒索的犯罪对象应是自然人，单位不能成为被敲诈勒索犯罪的被受害人。

从一审判决书来看，本案的“被害人”是常州金石置业有限公司、常州金廷房地产建设有限公司。

常州金石置业有限公司在2013年2月5日出具的证明，常州金廷房地产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在2013年2月8日出具的证明（见《刑事侦查卷宗六》第1至第2页），都说是公司被迫无奈各给了十万元和八十万元。

这两份证明，说明被敲诈勒索对象是单位（即公司），而不是自然人。

但单位也能成为被敲诈勒索对象吗？

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公私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勒索公私财物的行为。

所谓威胁或要挟方法，是指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管理者给予精神上的强制，使被害人产生恐惧感和压迫感。

敲诈勒索罪的客体是一种复杂客体,即其在侵犯被害人财产权利的同时还会侵犯到被害人的人身权利，比如威胁到受害人及其亲属的生命、自由、名誉等。

如果被勒索者拒绝勒索者的要求只会损害财产权利而不会危及人身权利，则不足以构成敲诈勒索罪。

本罪在客观方面是以威胁、要挟的方法，造成被害人心理上的恐惧从而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

也就是说，敲诈勒索罪的被害人只能是自然人，因为任何组织或机构都不会有人身权利，也不会在精神上被强制从而产生恐惧感和压迫感。

具体到本案，不论是公诉机关的起诉书，还是一审法院的判决书中，并没有提到哪一个或哪几个自然人是本案被害人是本案被敲诈勒索对象。而本案涉案的钱款是两家单位给付。

在案卷材料中，这两家公司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在给侦查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没有一字提及到因为受到姚宝华和家人及村民的威胁或要挟，因而使自己在精神上被强制，心理上产生恐惧感和压迫感。

因此，一审判决书中以这两家公司受到威胁、要挟为由，指控被告人姚宝华构成敲诈勒索罪，不仅很荒唐，于法也无据。

五、辩护人坚持认为，上诉人姚宝华和他的妻子刘勤凤、儿子姚纳新没有实施敲诈勒索开发商行为，也没有非法占有之目的。

姚宝华是经过村民小组大会选出的八个维权代表之一，两个房地产开发商征用的土地中，有很大一部份是姚宝华所在村民小组集体土地。由于开发商没有合法手续，村民们因为得不到合理赔偿，姚宝华等维权代表以土地法律法规作为武器，与开发商们进行交涉，要求他们停止非法施工。

由于开发商没有合法审批手续，且在冲突中还把村民打伤住院，为了平息矛盾，开发商主动找第三方去联系姚宝华等维权代表，说要给村民经济方面的补偿。

常州金石置业有限公司给了十万元钱，除中间人潘洪兴拿了两万元外，余下款项分给村中38个老年人和残疾人及其他村民。

如果姚宝华一家三人有非法占有之目，他们为何还要把钱分给其他村民？

常州金廷房地产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给的八十万元，除了中间人承小兵拿了十万元外，余下的款项一直在村民徐志明账上。

在此，需要特别提醒二审法庭引起重视的是，第一笔款项的分配，在案卷证据中有村民的领款表，村民小组长朱永刚和维权代表姚锡华在询问笔录中也提到款项的分配情况。

这第一笔十万元的“敲诈勒索”款，一审判决认为，其中二万元是由潘洪兴实际取得，不应认定姚宝华、刘勤凤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也不应认定在姚宝华、刘勤凤的敲诈勒索数额中。

一审判决的认定，表面上看有一定道理。但只要认真分析，就会发现有问题。

这笔款项是开发商所给，如果是敲诈勒索所得，参与拿钱的潘洪兴也涉嫌了敲诈勒索犯罪。

既能潘洪兴拿走的二万元，不能算在姚宝华、刘勤凤的敲诈勒索数额中，为何余下的八万元款中，本村民小组38个老人和残疾人，以及其他村民领走的钱，还能认定是姚宝华、刘勤凤非法占有了？

当年阻挠开发商非法施工，很多村民都参加了。开发商给钱后，他们也领取了，为何这些人不会构成敲诈勒索共犯，而只有姚宝一家三人犯下了敲诈勒索罪？

再看一审判决书中认定的第二笔敲诈勒索款。这八十万元款是由常州金廷房地产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所给。

中间人承小兵从中拿了十万元，余下的钱存在徐志明的账上，徐志明也是村民小组维权代表。

一审判决认定，余下的款项698800元尚未由姚宝华、刘勤凤、姚纳新具体实际支配使用，一直保管在徐志明处，存在不确定因素，应认定为犯罪未遂。

按照一审判决对第二笔款项认定的逻辑，那么，第一笔余下的八万元款中，村民小组38个老年人和残疾人以及其他村民拿走的钱，就不能算进姚宝华、刘勤凤“敲诈勒索”数额内。

承小兵从八十万元中拿走了十万元，如果认定这八十万元是敲诈勒索而来，他应是一个共犯，为何他没有被公安立案侦查？

不论是本案的侦查机关，还是公诉机关，抑或是一审审判机关，明显是在选择性地执法，目的是为了逼迫姚宝华拆除自家的房屋。

否则，根本无法解释只抓姚宝华一家三口人，其他拿了钱的中间人和村民却没有事。

六、本案背后的真实原因，是上诉人姚宝华家不同意房屋拆迁。

前面已经提及，如果真是上诉人姚宝华及其家人敲诈勒索了开发商，被勒索巨款的两家开发商为何不会报案处理？

在侦查机关对姚宝华一家作刑事立案时，也正是姚宝华家房屋要被强拆而僵持不下之时。

从2012年起，姚宝华家的房屋周边土地都被地方政府征用搞开发，因为房屋赔偿和安置的问题，与开发商无法谈到一起，姚宝华一家多次遭到骚扰威胁。全村89户，只有姚宝一户还在坚持。

从案卷材料中可知，侦查机关先对姚宝华立案，先抓的却是他儿子，随后是他女儿。在他儿女被送进看守所后，公安机关和街道多次找姚宝华做工作，让他在拆迁协议上签字，说签了字就可以放你孩子。在遭到姚宝华的拒绝后，侦查机关才把姚宝华刑事拘留送进看守所。

由于没有证据，检察机关不批捕他女儿姚钦，在放出姚钦的当天，侦查机关把姚宝华妻子刘勤凤刑拘送进看守所。说她在外面聘请律师把事情搞大了。姚宝华在看守所期间，公安机关负责人仍在做他的工作，要他看清楚当前的形势，赶紧签了协议把房屋拆除。

上诉人姚宝华是江墅村村民选出的八个维权代表之一，他参与本村土地维权活动是基于村民的授权。开发商的施工人员在证言中也提到过，姚宝华是拿着法律来向他们作交涉，说施工没有合法手续是非法的。

本案证据显示，与这两家开发商谈判给钱的有多人，为何这些人会没有事情，不会被逮捕起诉，而唯独是姚宝华和家人？这是有原因的。

开发商常州金石置业有限公司找到潘志兴出面协调处理与村民的土地纠纷，潘志兴从开发商给村民的十万元土地补偿款中拿了两万元“好处费”，他没有被逮捕起诉；承小兵在开发商常州金廷房地产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给村民土地补偿款中拿了十五万元“中介费”，他也没有被逮捕起诉。

还有其他几个村民，姚锡华、徐志明等人也具体参与谈判拿钱，同样没有被逮捕起诉。如果收取这两家开发商的钱是敲诈勒索犯罪，这些人应是共犯了。那么，不追究这些人的涉罪行为，只选择性打击姚宝华一家人，到底是为何？

本村有37个老年人和1个残疾人，也领取到了从开发商手中拿到的钱，他们知道钱是开发商给的。如果被告人姚宝华的行为是敲诈勒索，这些人不是也成了共犯？

辩护人认为，收取这两家开发商给付的经济补偿款，是多数村民参与维权的结果，并不是什么敲诈勒索。姚宝华和家人也没有非法占有这些钱款。

2012年，他家房屋也要被强拆，他不同意政府和开发商的条件，以至又被公安机关刑拘，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竟然是两年多前之事。当时（2011年11月8日）村民在与开发商常州金廷房地产建设有限公司冲突之中，姚宝华妻子刘勤凤等几个村民还被开发商雇用的社会人员打伤，但公安机关至今也不给处理。

在去年一审受审时，姚宝华已经75岁，身患癌症；他的妻子刘勤凤已74岁，身体状况极差，她只能躺在担架上受审。他的儿子姚纳新46岁。

上诉人姚宝华和刘勤凤很可能是中国年龄最大的被判敲诈勒索开发商钱财的夫妇。

上诉人姚宝华一案是典型的打击报复案。

十多年来，他帮助村民土地维权，以公民身份无偿代理村民打过八十多起行政官司，因而得罪了地方政府，得罪了执法机关。去年受审时，他在法庭上说，自己曾六次被抓进看守所，还被劳动教养一年三个月。现已是75岁高龄了，又因自家房屋要强拆，与妻子和儿子一起，被执法机关罗织罪名送上法庭受审。

审判长、审判员：

据上诉人姚宝华告知辩护人，说案件提起上诉后，本案合议庭法官到了他家中。

当你们看到姚宝华家房屋上写满维权标语，房屋已经被在建的商品楼包围，相信你们心中会明白，为何只抓姚宝华一家三口，为何只治罪于姚宝华一家三口。

辩护人认为，姚宝华一家三人被判敲诈勒索罪案，应是一起典型的错案、冤案。

最后，恳请二审法院坚守公平与正义最后一道防线，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改判姚宝华一家三人无罪。

再也不能制造冤案了！

辩护人：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晓原
2014年4月30日

2018年12月25日之耻距今已有一年余，这一年来赋闲在家心里不免有些颓唐。本想出去寻昔日旧友聊聊天叙叙旧，然又身不由己。如今瘟疫肆虐非自我隔离于寓所不可，沉闷的空气压得心里发慌，不免忆起12·25之耻的场面，自然赖文的那张脸便油然的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与赖文的初识大概是在八年前的一个下午。因会见王炳章不得，便去市局投诉一无良律师收了王家5万元钱，只见了一次又不肯退费。如此欺侮一个家属在海外的义士，心中颇为愤懑。于是得其家属的授权启动民事索还程序，先是去司法局投诉。广州的衙门外人须经申请、许可、登记方可进入，应付访民有专门的对外窗口。来到广州市司法局，机关大楼自然是进不去的，在保安的指引下来到对外的接待厅。该厅沿街，对面是人民公园，斜对面是广州市政府，那是广州极繁华的地段。其格局是大厅后面是领导办公的地方，除非得到恩准外人是进不去的。大厅呈长方形，用柜台劈开成前后两半。柜台里终日坐着十几个年轻的职员在敲电脑，柜台外的左边是来访者休息的地方，右边一个用木板隔成的不足十平方米的会客室。那是大厅的职员应付不了或者不便由其接待的访客，由后面有一定地位的官员出来应付访客的地方。我最初几次就是在这里与市局官员见面的，后来渐渐熟了，或许是他们知道我没有危险，或许是不便在此谈的缘故罢了，便得到恩赐有几回能进里面谈。

那天我的心绪本来就不佳，来此原本是找负责律师工作的陈志华副处长投诉的。来到大厅，两眼的余光一瞥，只有铁制长椅静静地躺在那儿，竟无一访客。便径直走到柜台前，说明来意。或许是我的来头太小的缘故罢，或许是他们竟不知王炳章的缘故罢，跟我搭腔的职员抛出一句陈志华不在之后，便没人再理睬我了。惘然间，一访客来投诉称其被一冒充律师者骗了几千块钱，到派出所报案不但不受理，反要他到司法局投诉。该接待的职员解释说司法行政只能受理有律师身份的投诉案，对非律师冒充律师收费属于诈骗行为，归公安管。该访客一口咬定是派出所要其到此投诉，便不依不饶地吵起来了。这时便有中年妇女款款从里屋迈着轻盈步伐步入大厅，苗条的身材着一件洁白的衬衫衬托出那微黑的健康色的脸，端庄优雅又小鸟依人，骨子里透出一股书香世家名媛闺秀特有的气质，由不得你不臆想其年轻时的美。她隔着柜台与访客解释。然而任其如何解释，该访客就是一根筋的端出派出所的旨意要司法局解决。心想她既然是里面走出的人定然是有一定职位的人吧！也许我投诉之事她是能插得上嘴吧！我这样想着。便亮出我的律师证对该访客说：“我也是来投诉的，我本身就是律师，司法局确实是只能管律师违规的事，非律师冒充律师是诈骗行为，应由公安机关管辖，一般来讲敢冒充律师办案收费的人大多是有些来头，说不准是蛇鼠一窝，你就咬定有管辖权的派出所立案侦查。”该访客听了我的话，觉得有道理，迟疑片刻就走了。不等我自我介绍及来意，该女士便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你今天帮我解了一个大围，我还以为你是一个满身带刺的人，没想到你还是很理性。”转而又说：“但你千万不要接他的案件去告公安啊！”她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我不认识她，难道她认识我？哦，这些年来我已上了黑名单，成了敏感人士了。身为律管处的职员我不认识她，但她认识兼或听说过我这也是情理中的事了。我说明来意之后，她便显出无奈样子对我来说她转告陈志华。

一日，记不起是哪个案子了，突然接到市局的来电，一个女性的声音婉转轻柔，说是要请我吃饭谈案子。这些年来在办案的过程中碰了不少壁，受了不少气，也给当事人带来了一些报复性的后果。虽然这些当事人，特别是信仰群体者，反复声称：“我们只要抗争过程，不在乎结果，我就要你这样敢说话的律师。”然而心里还是惴惴不安，于是总想在不违反基本原则前提下，希求两害取轻尽量减少当事人的苦难。然而我们这些已经被定格化的律师无论我们意见是多么的人性和理性，均会被当局先入为主地视为动机不良。我们这些夹缝里求生存的律师，有此一个缝隙，何不将其作为一个沟通的渠道，将自己人性的、理性的声音传递给当局呢？为我自己，为当事人！于是就怠慢不得，准时应约赴会。轻轻的推门进去，哇，一望，餐桌上坐着的不就是之前我见过的那位小鸟依人的女士吗？我一坐定，她便自我介绍其名姓，并开玩笑的说：“陈志华这个老滑头把这份苦差事摔给了我，现在由我伺候你们这帮活宝贝了。”我会心一笑。她便接着谈起：她是如何的善待律师和理解律师。刘士辉向市局提起行政诉讼是她代表市局出庭应诉的，刘士辉怒斥过市局其他领导，但一直没有骂过她。——这是真的！我绝无疑心。刘士辉与我是诤友，私交颇深。刘士辉曾跟我谈起过市局某某是恶棍，某某是伪善，却从未提及过赖文；而且市局人事变动后，在一次律师聚餐时，一位老律师颇知市局的一些掌故，谈及赖文时，便说她父亲深受共产暴政戕害，曾打成“右派”，故深知共产之毒。89民运时别的学生上街，其父要她不要上街，她就不上街。很乖、很听话。犹如俗话“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所言的道理，一个童年时受过磨难，特别是政治磨难的人，虽不一定会对造成这个磨难的根源有政治上的反思，但比顺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会多几份精明和人情练达，少几份狂傲，处事也就圆融，懂得保护自己。心想其身处体制之中不求其与我们政治理念上的一致，能与一个处事圆融的人打交道也是一个最不坏的结果吧！这样想着，便对她有些好感。

随着工作的需要她请我吃饭和谈话的次数多了，人也熟了，自然就多了几份友谊。她便给我讲起她童年时被欺侮，哥哥站在一旁看着竟不敢帮忙的故事。我也有这样类似的故事，在《我的两个母亲》一文中曾有过披露。我不知道她是否看过我的这篇文章。但我相信这故事是真的，看得出来，讲到此她很悲伤，泪自然盈眶。她曾送过我三次茶叶，每次都要特别的强调是她自己的茶叶。她也似乎很害怕未来被清算。我在网上发表《最近二周办秦永敏案纪略与随感》披露在庭前会议上，我向办案检察官和法官喊话：“你们有你们的无奈，但只要你们中规中矩，严格依法办事，不主动作恶，我可给你们未来作证。”为此，她电话要我到其办公室谈话。一见面她装模作样地严肃批评我说：“你也写得太啰嗦、太详细了。”停了一会就和颜悦色地对我说：“省厅的梁厅长对你印象还可以，希望你也能为我未来作证。”

大概是其父亲因“右派”身份，深受线人告密之痛的原故吧，她对特务线人非常的敏感和有兴趣。如在武汉办秦永敏案时，我通过翻墙软件给她看宣传自由民主的视频，她不看；给她看原公安部专门培训特务线人的高光俊介绍特务线人的视频她就非常感兴趣。有时她也很想听听或者说也在乎我的意见和看法，比如说哪位受了处分，我没去围观声援，她就会故作不经意地试探性问我为什么不去围观。她也知道她不过是枚棋子，干脏活未来是要承担责任的，于是她就有些忐忑或者有些疑心，她就会借找我谈话的时候，故作不经意地讲起要检查某律师事务所或某律师的苦衷。我知道其意，于是就给她支招，教她如何消极应付能交得了差，逼幕后的真正的始作俑者、作恶者浮出水面。

在我交往的律师圈里，对她的负面评价的确不多。但在我吊证的前一个月，科云律师跟我讲起赖文是如何骗他到律师事务所拿《处罚决定书》之事，拿她与沈敏进行比较，说：“赖文很阴，沈敏要好些，还帮过一些非敏感律师的忙。”我不以为然地说：“赖文与沈敏不相伯仲，两个都是人精，只是分工不同罢了，在涉及政治问题对敏感律师的打压两个都不会手软，不要被她们的甜言蜜语所迷惑，该防就防。”此话不幸被我言中！

因我的U盘被线人盗走，恐生事端。2018年12月19日上午就给赖文打了个电话，告之其有事想向她报告。一到其办公室讲述U盘被盗的经过，她不予理睬，说司法局不想掺和此事，要我报警。这原本是一个预防性措施，让市局知道，我是被人暗算的，U盘不是我保管不慎丢失的。她不理睬也就算了，不料晚上突然接到一年轻职员的电话称领导要找我谈话。

一到市局方知，哪是什么领导找我谈话？是作《询问笔录》，该年轻职员坐在我旁边，赖文脸一沉，训斥该年轻职员道：“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份。”要其坐在她身边。微黑的脸转瞬变成了深黑，煞难看。这一动作引起我的反感，心想你平时求我解困时礼遇有加，怎么变脸就变得这么快？我怒斥后，深黑的脸又渐渐恢复了昔日的美丽。

22日晚上突然接到赖文电话，通话长达16分钟之久。那轻柔甜蜜的女低音，宛如“二战”前夕德国女播音对法国的“和平宣传”。令人余音绕梁，警惕全无。约定25日中午与领导谈话。我按约赴会，她在门口相迎，那灿烂的笑容令人赏心悦目。我一坐定寒暄几句，她的脸又忽的变成了暑天的乌云，突然立起身命令该年轻职员打开麦克风。话音一落，倏地冲进两条鹰犬向我宣布吊证处罚。

事毕，赖文从二楼一直送我出司法局大门，暑天的乌云又变成了初春的暖阳。她惘然若失地对我说：“我不知道是这回事。”当时我信了。事后细想，这不可能，但我理解一个童年时受过欺侮，长大后懂得如何自保和身不由己的无奈。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早已被外来的马列邪教践踏得支离破碎。“文革”时母子尚相残，况我等仅工作关系！我还能责怪她什么呢？责怪，于她有何损？她会为此而愧疚吗？除憎恶那张善变的脸外，我又能拿她做什么呢？一个人在阴阳之间讨生活，累不？她又何尝不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只不过是她在走她的路，我在走我的路罢了！

赋闲期间，她极不情愿地接了我一次电话，她不愿多说话，许是多虑吧！在谈到行政复议时，她又关心起结果来了。暑天的乌云似乎散了许多，一个小鸟依人的纯真女孩又出现在初阳的花丛中，我的心又软了。以后就再也打不通了。我知道她只是台面上的一枚棋子而已，但引发吊证的源头，她对我负有道义责任，我只是要她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别无所求。我曾给她发一短信，以马基雅维利之名言引申为须有狼一样的利齿才能令人畏惧而存活。然而，我除了能写点东西之外，我的利齿又在哪里呢？我终将归于尘土，淹没在荒草间，无人记起，此文靠我是传不下去的。然而，因《辩护词》而吊证可见证一个时代的荒谬，网友赞我这仅三百余字的《辩护词》为“言简意赅，直捣命门，必将后世流芳！”不谦虚的讲，我自信必将如此！如此看来，此文傍着二《辩护词》必传之后世！古语云“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故我只能以春秋笔法真实地记载这段历史罢了！

我早就有写此文的必要，然而我的心却挣扎着。每动笔，脑海里总浮现：在微云的苍穹下，西边邪挂着一轮金黄的太阳，一群小朋友在草地上打群架。我在一旁围观，一个被欺负的孩子父亲出来帮忙，将我揪住。该被欺侮的孩子本与我是朋友，告其父与我无关，然而其父仍对我不依不饶。赖文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吗？我实在不忍心伤害一个“右派”之后。然而赖文不是曾嘱我为其未来作证吗？可作证是有时效性的呀！是有前提条件啊！那就是尊重事实真相，此文就算是为赖文未来作证吧！一个政治家是不会睚眦必报的，政治家虽于我遥不可及，然而作为一个士人的明理我还是有的。你的变脸是小瑕、是无奈的软弱，不是大恶。请赖文坚强点，勇敢地面对事实。此文可能会给你带来现实的伤害，如挨批，降职。若如此，实为人生之大幸！我早在20年前就抛弃了这个体制，不也照样活下来了吗？同样是女性，全国优秀检察官杨斌比你小近十岁尚归隐田园，人的一生不就是追求这份怡然自乐的永恒吗？现实与未来就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牺牲一点现实的利益换取未来的平安，何足可惜。须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古训。你那健康色的脸，自然本真，美丽优雅，真诚的希望你看到我这篇文章后不要再变脸了。如有怨愤，要沉住气不要发作，静下心来，让令父过目。令父之经历胜过你读的一万本洗脑书。请你不要误会，我及妻家共出了四个“右派”，对有风骨的士人——“右派”我是心怀敬意！

刘正清
2020年3月8日

行政起诉状

原告：赵志强，男，汉族，系浙江XXXX律师事务所律师，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XXXXXXXXX，电话：XXXXXXXX
被告：武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188号，
法定代表人：周先旺，系武汉市人民政府市长

诉讼请求：
1.依法判决确认被告不及时履行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职责违法；
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理由：
一、被告具有法定的公共卫生事件预警职责，但实际上被告并未依法履行该法定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下简称《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并向当地驻军和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者相关地区的人民政府通报”。该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发布三级、四级警报，宣布进入预警期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即将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采取下列措施：

（一）启动应急预案；
（二）责令有关部门、专业机构、监测网点和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向社会公布反映突发事件信息的渠道，加强对突发事件发生、发展情况的监测、预报和预警工作；
（三）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有关专家学者，随时对突发事件信息进行分析评估，预测发生突发事件可能性的大小、影响范围和强度以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级别；
（四）定时向社会发布与公众有关的突发事件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并对相关信息的报道工作进行管理；
（五）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发布可能受到突发事件危害的警告，宣传避免、减轻危害的常识，公布咨询电话”。

该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发布一级、二级警报，宣布进入预警期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除采取本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措施外，还应当针对即将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措施：

（一）责令应急救援队伍、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并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准备；
（二）调集应急救援所需物资、设备、工具，准备应急设施和避难场所，并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随时可以投入正常使用；
（三）加强对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保卫，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四）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的安全和正常运行；
（五）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采取特定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危害的建议、劝告；
（六）转移、疏散或者撤离易受突发事件危害的人员并予以妥善安置，转移重要财产；
（七）关闭或者限制使用易受突发事件危害的场所，控制或者限制容易导致危害扩大的公共场所的活动；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必要的防范性、保护性措施”。

上述规定表明：被告具有针对公共卫生事件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的法定职责。

事实上，根据已经公开的信息显示：

2019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将4位病人的反常结果汇报给医院，医院上报至江汉区疾控部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收集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市疾控中心的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标本。

2019年12月29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始向省、市、区疾控中心反映情况；湖北省和武汉市卫健委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武汉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始流行病学调查。

2019年12月30日，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完成新型冠状病毒样本的收集和标准化入库；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卫生部门启动相关调查和病例搜索工作。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协和医院设立呼吸传染病隔离区；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大规模消毒；国家卫健委专家进入武汉。

2020年1月1日，国家卫健委成立疫情领导小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关停。

2020年1月2日，大批清洁工清洁华南海鲜市场；香港特区政府召开跨部门会议，检视针对武汉肺炎疫情的预防措施；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获得2019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2020年1月3日，湖北华新医院CT医生李云华发现3例CT异常；武汉市全市启动对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监测、病例调查、华南海鲜市场环境及动物调查和标本采集工作；中国开始向美国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向世卫组织和周边国家通报疫情；武汉市卫健委当日通报共发现44例“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

2020年1月4日，国家疾控中心研制出对新型冠状病毒高特异性的PCR检测试剂。

上述事实表明：在2019年12月29日至2020年元月4日期间，被告应当可以作出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这样的判断。但实际上，被告并未基于该判断依法及时履行预警职责。

二、被告不履行公共卫生事件预警职责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

由于被告未依法履行公共卫生事件预警职责，直接导致2019年12月份左右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快速扩散，进而导致原告老家的黄冈市乃至整个湖北省疫情扩散，2020年1月24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称，针对湖北省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根据《湖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决定启动湖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

原告作为湖北省省内居民，在传统节日春节于2020年1月18日从工作地浙江回乡探亲后，突然遇到湖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直接给原告的生活、工作造成重大影响。原告认为，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启动湖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是因为从武汉最先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进一步扩散造成的。被告没有及时依法履行突发公共卫生时间预警职责是本次疫情扩散导致湖北省启动I级响应的直接原因。因此，被告不履行突发事件预警职责与原告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

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为了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警示行政机关积极履行法定职责，原告特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等有关的规定提起诉讼，望判如诉请。

此致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赵志强
2020年3月 日

【民生观察2020年3月8日消息】周六（7日）晚七点许，福建泉州一间被当地政府征用用作疫情隔离点的六层楼高快捷酒店突然倒塌，正在酒店内接受疫情隔离的数十人被埋。根据官方公布的消息显示，截止当晚九点半，已有二十几人被救出，不过获救人士均有不同程度的伤情，个别伤者情况严重，随即被送往泉州各大医院。

据泉州某医院医护人员爆料，事故发生后，市民纷纷拨打120电话，医院则随即收到政府的紧急通知，各科室包括外科、骨科、脑科等医护被紧急召集，立即投入紧急救援工作。

据了解，发生倒塌事故的欣佳快捷酒店位于福建泉州市鲤城区，紧靠中俊四季康城1期楼盘，酒店共六层，一层为商铺，二至六层为酒店，总共大概有七八十间客房。疫情发生后酒店整体被鲤城区政府征用，用作疫情隔离点，事发时酒店大概住有被送来强制隔离的六七十人，均为2月18日后抵泉人员。

据附近居民潘女士讲，倒塌事故大概发生在7日晚七点一刻左右，当时她吃完饭正在厨房洗碗，突然听到一声巨响，抬头见到正对自家厨房的欣佳快捷酒店突然倒塌，现场立即扬起好大的尘土，附近一片灰蒙蒙。听到潘女士呼叫的家人立即跑到厨房查看，随后拨打110报警。
据泉州陈先生介绍，倒塌的酒店开业已有一段时间，房屋整体为钢结构建筑，一直未闻有出现建筑问题，突然倒塌是否与钢结构有关不敢妄下判断，不过这么大建筑能够突然倒塌，应该与工程质量有关，事故发生时泉州并未发生地震或者台风灾害，更不可能会有炸弹爆炸。

目前泉州市鲤城区政府并未发布更加详细的消息，包括具体被埋人数、伤亡情况以及倒塌事故原因等。另外倒塌现场继续有消防人员正在抢救被埋人员，周边由警察拉起警戒线维持秩序，而大量救护车仍然在场戒备。

姓名：尹旭安，男，出生日期：1974年8月27日
户籍地：湖北省大冶市保安镇金塘村尹四房湾38号
身份证号：420221197508271297

上访原因：尹旭安于2002年5月17日登记结婚，2003年因夫妻感情不和女方提出离婚并在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尹旭安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控告梁子湖区民政局就其夫妻离婚争议非法登记一案，被判决败诉，随被迫于2007年到北京上访。

维权历程：
2007年12月3日被大冶市警方行政拘留10天。
2008年7月17号被大冶市警方行政拘留10天。
2008年12月6日被大冶市警方行政拘留10天。
2009年1月16日被大冶市警方行政拘留5天。
2009年9月28日被大冶市警方行政拘留15天。
2009年11月11日因申请游行示威被大冶市政府非法拘禁。
2009年12月11日被大冶市警方以寻衅滋事行政拘留15天，同年12月25日撤销该处罚决定转为劳动教养2年，期限自2009年12月11日至2011年12月10日止。但被劳教所延期三个月后释放。
2012年7月—10月因举报和起诉湖北省当地政府非法征用土地、起诉湖北省劳教委非法延期及非法选举等问题被非法拘禁42天。
2014年2月27日被北京丰台警方传唤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同年3月29日被取保候审1年。
2015年3月8日因使用微信转发“湖北大冶市驻京维稳人员名单”被行政拘留15天，3月24日以涉嫌“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转刑拘，2015年4月30日释放。
2015年7月29日被大冶市警方行政拘留15天。同年8月20日因涉嫌寻衅滋事转刑事拘留，2017年5月27日被湖北省大冶市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2018年12月27日刑满释放。
2019年3月1日被大冶市国宝警察绑架并非法拘禁，同年3月4日被行政拘留，2019年3月19日释放。
2019年5月5日因在厦门拍摄有8964字样的车牌发布在推特上于2019年5月23日被大冶市警方行政拘留15天，同年6月5转刑事拘留，现羁押在大冶市看守所。

湖北省大冶市法院出具的判决书中显示：尹旭安利用社会热点等问题，无事生非，起哄闹事，在公共场所拉横幅、举标牌、拍照，制造虚假表现，并编造虚假图文信息上传至信息网络，引发众多不明真相的网民浏览、转发，造成公共场所混乱，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

酷刑迫害：被非法拘禁十余次，期间多次遭到殴打、辱骂、曾经三天三夜不允许睡觉，2008年母亲去世不许回家奔丧；被拘留期间，多次疲劳审讯，最长连续52个小时不让睡觉，第二次坐在审讯椅上，被上脚镣丶手镣，腿肿得很厉害，被侮辱、谩骂等等。左眼被打得出血不止，缝了四针及多次遭到围殴；高血压最高达到260/180时，及左眼间歇性失明近半小时，不让到医院治疗。审讯的时候被打骂，抓住手脚丶四脚朝天，把药强行塞到他嘴里，用脚踩头的刑罚；在监狱时，用手铐铐吊2个多小时，强迫值班，而且因为病重，多次申请外医不被允许。另外吃饭是算账的，但是算了账也不给饭吃，还遭狱警和牢头狱霸的殴打。
2012年妹妹遭受株莲，在患有红斑狼疮的情况下被刑拘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