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前言
二、使用暴力手段强制“被精神病”人入院
三、剥夺“被精神病”者申诉、申请鉴定、与亲友律师联系的权利
四、将“被精神病者”反复关入精神病院的极端歧视
五、“被精神病”者在住院期间遭受凌虐、暴力、酷刑
六、“被精神病”者出院没有自主权，出院后没有人身自由，无法通过法律维权
七、中国“被精神病”问题是政府基于政治目的而制造
八、结论和建议
一、前言
2019年是中国历史上较特别的一年，不仅这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同时也是中美贸易战与香港反送中抗议如火如荼的一年，这一年给中国社会带来全局性冲击及对中国历史发展深远影响，必将随着时间推移而进一步显露出来。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告别野蛮人治专制的极权体制而转向现代人权民主宪政的文明体制已刻不容缓，否则中国将不为现代文明世界所容，也不能为信息时代的国民所容。这就预示中国进入深度内外交困危机深化时期，社会变革已迫在眉睫、
然而，中共极权统治集团面对如此历史潮流与世界大势，不仅不思改过自新，相反逆历史潮流而动，在人权法治民主上极速倒退，使中国社会出现全方位文革化。中共执法系统更显野蛮专横，完全将自己颁布的法制抛诸脑后。在对待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民众、信仰团体上，不仅继续滥施过往超越法律的任意羁押手段，而且依旧沿袭倍受诟病的“被精神病”方式，来达到所谓维护权力统治稳定的目的。
但是，在“被精神病”问题上，2020年中国面临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对落实《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的再次审查，中共当局为了应对审查，耍出一贯弄虚作假的伎俩，通过一些表面文章来予以敷衍。湖南株洲因涂墨习近平画像而“被精神病”的董瑶琼女士在遭关押一年多后，于2019年底被释放，就很经典注释出中共肆无忌惮地使用“被精神病”来镇压异议人士与虚情假意地应对国际审查的现实。
2019年11月19日，湖南省株洲市举世瞩目的“泼墨女”董瑶琼终于走出株洲市第三人民医院（株洲市精神病院），回到了攸县桃水镇母亲住处，直到2020年元月2日，才被允许与父亲董建彪相见。董父发现，女儿“在精神病院被喂药，现在比之前胖了很多，也完全不是从前活泼的模样，变得沉默寡言，神情紧张，甚至有痴呆状，（比被送入精神病院前）完全判若兩人，令人心痛不已!”
（泼墨女董瑶琼已获释出院 父女相见 神情紧张痴呆令人心痛
http://wqw2010.blogspot.com/2020/01/blog-post_2.html）
董瑶琼是2018年7月4日早上6点过，于上海市海航大厦对面，用手机视频直播泼墨习近平的宣传画像，声称反对习近平独裁暴政以及中共对其施加的脑控迫害，而于当天下午被警方带走，后被警方押送回湖南关入了株洲第三医院（株洲精神病医院）。
由于董瑶琼泼墨事件引起世界关注，有记者给医院打电话，医生说：“是政治犯”，不便谈什么情况。可见，医生们非常清楚董瑶琼完全是“被精神病”。然而，董瑶琼却在世人聚焦之下，公然被关在精神病院，直到2019年末才放回家。
之所以列举此案作为特别关注与研究，原因：一、这是在举世瞩目之下公然上演的“被精神病”。而不是通常外界不知情下悄悄制造；二、这是在残委会第一次审查中国执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在《精神卫生法》、《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颁布实施后出现的事件。因此此案经典注释出中国当下“被精神病”状况。三、董瑶琼离奇获得释放并非说明中国“被精神病”问题得到缓解，其回家后受到的严密监控与被隔绝与外界联系，正说明有关方面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联合国残疾人委员会审查而作出的表面姿态，因为在中国没什么能有效保证在残委会审查过后，董瑶琼不再被关入精神病院。
在“被精神病”问题上，2019年中共当局处于内外危机激化中强化对民间镇压时，一则沿用过往“被精神病”，一则又不得不应对联合国残委会即将到来的审查。在这种矛盾状态下，检视中国2019年中“被精神病”的诸种状况，从中可管窥中国人权的实质。
本报告所讲的“被精神病”就是指不该收治的个人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启动任何纠错机制，受害者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在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实践中，“强制收治”（被精神病）通常指的是被公安机关、地方党政负责人、维稳机构送往医院的收治。
由于从2014年以来，民生观察每年都出一份研究当年“被精神病”状况的报告，已将中国“被精神病”问题作过逐年相应分析，故在此就不赘述。本报告只针对2019年中国“被精神病”一些案例所反映出的问题予以评述。
二、使用暴力手段强制“被精神病”人入院
中共当局长期来打着维护稳定的旗号，对那些起来维护人权、追求民主法治，要求公平正义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宗教信仰团体采取严酷镇压，但常常又无法从法律上自圆其说以掩天下芸芸之口，故在穷尽心机之下索性抛开法律，以精神病为由而将人强行控制于医院之中。为把人送入医院，中共有关维稳机构成员普遍采取违法侵权的绑架、殴打等等暴力强制手段，完全无视人的尊严、权利与个人自主原则，严重伤害人的身心健康与安全，肆意剥夺人的自由。
2019年9月18日，湖南81岁的上访维权人士陈碧香突然被政府派来的街道办人员及协警等多人冲进家里绑架走，再一次关进了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科。强制关押后，郴州维稳当局派驻了12人日夜看守老妈妈，其中病房里驻守了六人、外厅里驻守了四人加两名协警，他们非法阻止陈碧香出门及会见亲友，声言是为了保国庆大典，防止陈碧香到北京上访。
陈碧香是为了16岁儿子段建军被冤判死刑一案到北京上访至今30年有余，期间多次遭到郴州市驻京办人员殴打、绑架、强制关精神病院整治。
陈碧香的儿子段建军生于1971年12月12，户籍地的湖南省耒阳市遥田镇灯塔村有证明。1987年，正在读初中二年级的段建军，因为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而偷窃了汽修厂的价值近百元的废铜，结果在“严打”中被重判2年。到1988年9月28日，一个名叫樊智仁的犯罪嫌疑人于深夜被送入看守所段建军所在的号间死亡，未成年的段建军被以牢头狱霸判处死刑、并执行。为此，陈碧香开始了长达30年的替儿上访伸冤。
2017年9月23日下午三点左右，陈碧香老太在北京杜家坎附近的458公交车上，被湖南郴州市下湄桥街道办书记罗晓金、庞勇及辖区派出所的十几人用中巴拦截，然而从公交车将陈碧香拖到中巴车内，其中庞勇再次殴打老人致伤。陈碧香老太被截押回郴州宜章后，关在四面环水的仙姑岛上10天。陈碧香的二女儿说：因为恰逢中秋节，参与截访的罗晓金、庞勇等购买了大量礼品回家，就把我母亲陈碧香送进郴州市北湖区看守所，因看守所的胡所长不同意，就送到一九八医院戒毒中心与精神病人关在一起
由于陈碧香被非法囚禁在精神病院，身有残疾的陈碧香的小女儿段春英于2017年10月14日去北京报案，回来后又被郴州市公安局与下湄桥街道办抓捕，关押看守所一个多月，强迫签下息访协议、并交二千元保证金后放出，人身自由受限制，不准随便离开郴州市。
2018年2月13日，已经80岁的陈碧香老太被郴州市北湖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一年，缓期执行一年，理由是陈碧香老太在途径北京天安门广场时，被查到口袋里一小瓶酒精。对这一小瓶酒精，陈碧香女儿说，妈妈因为在上访中经常被截访人员打伤，无钱到医院治疗，就在门诊配了酒精，是伤口上消毒所用。判决后，地方官员强迫陈碧香的大女儿和儿子签下息访协议，才放老人出看守所回家过春节。
春节刚过，地方官员为了“两会”维稳，又以给老人治病为由将其关押在位于下湄桥的第三人民医院，每天分三班、每班六人看守，家属不准探视。
2018年3月28日民生观察网曾采访过陈碧香老人，陈碧香向介绍说：“自我开始上访以后，我所在的郴州市下湄桥辖区政府、公安、社区维稳人员就三番两次的对我实施非法截访、绑架、暴力殴打、拘留、关精神病院等残酷虐待，我的身上至今还留有被他们暴打所形成的严重伤残和伤痕（脊柱骨后下端被打断、前胸遭殴打造成大面积破皮结痂、腿骨被踢打扭曲青紫伤等等）。2010年以后，这些维稳人员更是采取非法关黑监狱、关精神病囚禁的方式对我实施维稳迫害。如：2012年1月中旬，我就被维稳人员绑架到北京丰台区玉泉营记家庙黑监狱达40余天；2013年7月4日，我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口排队上访整整一晚，却被维稳人员找来一顿毒打，将我的腰椎骨等多处打残；2017年9月23日下午三点左右，我在北京杜家坎附近的458公交车上，被湖南郴州市下湄桥街道办书记罗晓金、庞勇及辖区派出所的十几人驾车拦截，而后从公交车上强行把我拖拽到中巴车内实施殴打，之后又把我押送回郴州关到一个四面环水的仙姑岛上10多天才释放；此后我又辗转来到北京上访投诉，但又被截访人员罗晓金、庞勇等人殴打绑架回郴州，并送往郴州市北湖区看守所准备关押，但因看守所的胡所长见我身受重伤就不同意接收，之后他们就我送到了郴州市一九八医院的戒毒、精神科与精神病人关在一起，时间长达4个多月；2018年春节刚过，地方官员为了“两会”维稳，又以我有精神类疾病为由，将我绑架到郴州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关押，直至两会结束后的3月24日才放我出来。”
2019年10月1日是中共夺权70周年纪念日，因举行大规模阅兵仪式，中共当局为了保庆典平安，而将各地异议人士、维权公民大量非法控制维稳。陈碧香老人因为坚持上访维权以致再度被强制关入精神病院，直到10月7日之后方释放。
（湖南陈碧香被关精神病院稳控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926/18979.html）
三、剥夺“被精神病”者申诉、申请鉴定、与亲友律师联系的权利
中共当局在暴力将“被精神病”人关入精神病院后，以精神病人为由剥夺当事人申诉权、申请精神病鉴定权、与亲友会见权、与外界的通讯权等等基本权利，以阻止“病人”获得司法救济与外界亲友的声援帮助，达到对“病人”的完全控制。
从2019年发生的“被精神病”案例可见，“病人”被送入院后，便完全被隔绝与外界的联系，其应享有的人格与平等权利也同时被剥夺。医院通常不会告知病人有要求鉴定、请求律师援助、会见亲友的权利，纵然病人了解自己这些权利，也是无法获得保障，因为“病人”一旦入院，便被认为是丧失了行为能力的人，就“当作不具备法律权利能力的人对待”。
2019年元月19日，重庆张吉林因宣讲民主、法制等普世价值而被警方拘押后送入精神病院。据悉，张吉林于1月18日下午去到重庆观音桥广场演讲，当时警方一早已在现场布置大量警力戒备，演讲途中张吉林被警方强行带走，延至19日，家属收到警方书面通知，张吉林被以“寻衅滋事”刑事拘留，羁押重庆北江区看守所。
据知情人透露，按照相关法律，张吉林的刑拘期限37天应该是在2月26前后届满，但期满后家属并未收到批捕消息，刑拘的张吉林一度去向不明。后家属从维稳人员口中得知，刑拘期满的张吉林已被政府送入重庆某精神病院强制接受治疗。
由于张吉林被捕后，家属一直遭到警方的恐吓和封口，因此家属比较排斥网友及陌生人，对于不熟悉的电话号码一概不理，特别是媒体的采访。
知情人表示，由于家属不敢与外界接触以及公开相关消息，因此外界至今未知张吉林的更多详细情况，包括何时被送入精神病院、具体哪家医院、张吉林目前“病况”以及家属有否探视等的相关信息，而张吉林需要在精神病院“治疗”多久时间则无从得知。
（重庆张吉林刑拘期满关精神病院：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309/18443.html）
四、将“被精神病者”反复关入精神病院的极端歧视
中国“被精神病”者一旦被政府关入一次精神病院，那么就随时面临被政府反复关入精神病院。从调查到大量因批评政府、上访维权而被关精神病院者，发现有的一年被关几次，有的十几年来被反复送入精神病院十几次，甚至二十几次。这种反复将“被精神病”者关入医院的行径是对“被精神病”者一种极端的歧视，是公然违反《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二条：“基于残疾的歧视”是指基于残疾而作出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目的或效果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领域，损害或取消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对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认可、享有或行使。基于残疾的歧视包括一切形式的歧视，包括拒绝提供合理便利。
如湖南上访维权者辜湘红近10年中，被当地政府关入精神病院到2016年3月达16次，至2019年底已过20次。
又如，2019年3月31日民生观察报道，重庆市荣昌区异议人士刘刚，因翻墙发推特网文，指责重庆警方滥用职权，侵犯公民权利，而多次被送进精神病院关押折磨。一个月前，刘刚第七次被荣昌警方送到精神病院关押了约一个月时间。今天下午，获释不久的刘刚用一位朋友的手机发出了上述消息。刘刚透露，他获释后手机仍被当局扣押，警方警告他不许再上网发贴，同时告诫其父母配合警方监管，否则会再把刘刚关精神病院整治，对此刘家人倍感恐惧，自发的配合警方禁止刘刚上网。
刘刚还反映，自己根本没有精神病，只因自己时常翻墙发表不同政见，以及批评重庆警方滥用职权，而被重庆荣昌警方多次关进精神病院维稳。在精神病院里，刘刚被强制捆绑，然后强行打针灌药，这些不明药物对他的身体伤害非常大，现在已经导致他肚子肿胀，经常性的腹痛腹泻。退一步说，即使是真正的精神病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对精神病人实行“自愿治疗”原则，除非该病患有暴力伤害他人或自伤的情况。很明显，刘刚根本就没有暴力伤害他人及自伤的情况，其完全不应被警方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
刘刚介绍，自己是重庆荣昌安富街道沙河村1组村民，出生于1985年，现因被关精神病院而失业。在他上高中时，开始有了独立思考能力，开始质疑中共的政治思想教育，后因收听“美国之音”广播而获得了对方邮寄来的宣传品，随后，他就被学校举报到了荣昌区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自此他就被国保警察列为稳控人员，并且多次将他送入精神病院关押整治。
在2008末2009年初的时候，刘刚因上网翻墙，向“自由亚洲”等网站陈述政见，后被辖区警方以他喜欢上网、不听话，且“反共、反党！”，把他送进了荣昌精神病院（永荣医院精神科）。刘刚反映，那个精神病院的条件非常的差，吃的伙食就跟猪狗食一样，而且医院还给他输液打针，如果不听话，就会给你配置不知名的针剂输液，输液完毕后，他整个人就很难受，第二天就会变得有气无力，并且医院还强迫他吃药，吃完“迪美”（音）药片以后副作用很大，他的肚子就会变的很大。这一次关了他1个多月时间才给予释放。
2010年11月，重庆市荣昌区多名国保警察，来到广州番禺石基（音）镇，再次抓捕了此打工的刘刚，并将他送到解放军324医院（音）精神科关押。警方说他近期又在网上发表了涉及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的言论，因为此前刘刚曾因涉王立军的言论被劳教两年，后通过保外就医的方式获释出来。此次，警方就以刘刚仍在保外就医期的名义，再次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关押整治。
2013年间，刘刚因在网吧上网时，说了一句关于王立军逃到美国领事馆的事情，并且发表一点自己的评论，就被广州市番禺警察抓住，并送去番禺区73（音）精神病院关押了10多天。
2017年7月15日，重庆市荣昌派出所警察郑国刚（音）、谢玉强（音）以及一名政府张姓人员等三人，来到广州市番禺区刘刚的居住地，强行把他绑架回荣昌区，送进了荣昌精神病院关押到2017年12月29日，约5个多月时间。此次关押，警方没有明确告知他涉嫌违法之处，只是含糊的说他在网上信访什么的才来抓他的，具体是为什么事情，警方没有确切的告知他。刘刚说，这一次，警方忽悠欺骗他家人签字同意，还找关系他给办了一个所谓的《残疾证》，精神残疾二级。这次被关精神病院的第一天刘刚就晕倒了，经过输氧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
2018年6月初，刘刚准备在“六四”学运29周年之际，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六四”，呼吁民主，但又担心警方禁止，就主动打电话给警方请示能否纪念。次日，重庆荣昌区警方就来到他家搜捕他，但因他外出不在家而没有抓到他，此后他就被辖区综治维稳办的维稳人员抓获，之后就被强制送到荣昌区精神病院关押了3个月。
（重庆刘刚再被关精神病院月余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8/1014/18041.html）
五、“被精神病”者在住院期间遭受凌虐、暴力、酷刑
中共当局将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法轮功成员等等不顺从权力者强制送入精神病院后，不仅剥夺他（她）司法救济、医学鉴定、通讯、会见亲友等等权利，还经常对这些“病人”实施围殴、捆绑、几天甚至十几天固定于床上、电击、灌药等等残酷迫害。根据联合国反酷刑有关规定，基于政治目的而未经当事人同意的此类“医疗”行为构成酷刑和虐待。这类强制“治疗”经常是惩罚性的，尤其是医生认为病人“不听话”时使用的电击，还有医生受公权力指使对“病人”实施的严重伤害身体与精神的惩罚。
如民生观察志愿者对四川被精神病人杨志祥访谈录：
杨志祥：第二次是2019年4月9日那天，我离开雅安准备到北京边打工边上访，当我乘车途径河北石家庄站的时候，被我们乡政府人员谭青才（音）和警察刘健（音）等多人在列车上拦截，他们要求我跟他们回家解决问题，我不同意，他们就拉拉扯扯准备绑架我下车，这时列车上的乘警赶来干预才没能得逞，一直到河北保定站后，雅安警察与列车乘警协商完毕，并且拍照留下证据后，乘警才答应雅安警察和政府人员押着我下车返回雅安市。结果，一回到雅安市他们强行把我扭送进精神病医院，进院后就被立刻绑住手脚。在此期间，医院的领导跑来问政府人员说“人家（指杨志祥）的亲人找来了怎么办？”政府人员说“一切后果我们负责。”我被捆绑在床上后，医护人员准备给我强行用药，我激烈的反抗，他们就暂时作罢。此后，我宣称我会绝食抗议这种非法维稳，没想到，医护人员就真的故意不给我饭吃，饿了我五六天时间。一段时间后，雅安市的几位访民朋友找到医院看我，我当时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被饿的快死了，经朋友们与医院交涉后才得以进食。
探望过程中，朋友们找到两名主治医生探讨我的问题。医生称：“4月11日7点左右，杨志祥被雅安沙坪镇政府6、7个人送来医院时，因镇政府手续不全，没公章，医院也曾拒绝收治杨志祥。但到了当晚24时许，镇政府人员补盖公章后，这才办完了入院手续收治了杨志祥”。朋友问两名医生“有没有给杨志祥用药？”医生称：“镇政府送来的，他们有他们的说法，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用药规矩和程序，杨志祥本来就没有神经病，主要是安抚情绪，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强行给他用药。杨志祥主要是上访被神经病的”。两名30来岁的医生说：“关在这里的访民很多，我们知道哪些该用药，哪些不能用药的”。朋友又问“有多少人？”，医生说“有10来个人“。之后，两名医生还当着众人的面劝说我称：“你就安心的在这里修养精神，反正是政府给你全额报销医药费”。医生最后还叮嘱我说“你上访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和共产党作对，特别是不要举报主要领导，否则就算你出了精神病院，也没有你的好果子吃的！”。
在我即将出院的时候，医院的院长助理张秉志（音）跑来对我说“你出去以后不要把医院里面的丑陋事情说出去”，我说我只实事求是的讲问题，我没有精神病，又不是自愿治疗，你们把我绑在精神病医院里，没有经过我和亲人同意，并且你们医护人员都说这是政府行为，所以我要揭露这种违法行为。
在我出院后我才得知，那几位来探望我的朋友都被警方集中处置了，其中雅安访民谭晓华、刘钰、陈德平三人还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了。现在，仅陈德平一人取保候审了，谭晓华、刘钰、还被批准逮捕了，这实在是太过分了，朋友来医院探望我就“寻衅滋事”了？就要刑事拘留、逮捕？还有，来看我的万春秀（音）、高永刚（音）等四人还被警察在医院楼下抢走了手机。
志愿者：这一次被关了多少天？
杨志祥：这一次被关了38天。
志愿者：在这38天里你都有那些遭遇？
杨志祥：在里面被医护人员长期捆绑在床上，大小便都不让去上厕所，直接在床上排泄，由于臀部长时间浸泡在大小便里，导致了部分皮肤溃烂。还有，长时间的捆绑造成我手脚受伤，至今我的腿上还有严重的伤痕。在里面，我还被强制打针，不知道他们给我注射的什么药水，致使我的手臂上至今还留有几处肿胀的包块，尤其是肘部下的一个包块现在都又疼又痒。
志愿者：医护人员没有告诉你注射的是什么药物吗？被注射者是有知情权的。
杨志祥：他们只说是给注射的是蛋白质、葡萄糖等营养药物，还说是一针都要几千元的进口营养药，医院是在挽救我的生命，不能让我绝食死在医院里面。但是，在我要查看药品名称时，他们就是不给我看。
志愿者：捆绑期间你吃饭怎么办？
杨志祥：捆绑的时候就没给吃饭。到了后来几天，我要上厕所的时候，才开始派人来给我在床上接着排便。在里面我受尽了折磨，刚进去的时候我体重八十多公斤，出院的时候还不到六十三公斤。我关进去以后还被政府人员没收了手机、上访材料等物品，导致我无法与家人和朋友通讯，我在里面非常思念亲友，精神上也备受折磨，最后我出院时强烈要求归还我的手机等物品，政府人员才驱车给我送来了手机，但是上访材料却没有归还。
（四川被精神病人杨志祥访谈录：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822/18879.html）
六、“被精神病”者出院没有自主权，出院后没有人身自由，无法通过法律维权
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病人，要想出院只有得到将人强制送院方的同意才能出来。而送院方通常都是地方政府维稳人员或警察，或者公权力操控的病人家属，公权力需要病人答应它们一系列要求，如不再上访，不发表对政府的异议，不再干公权力不高兴的事等等。否则，“被精神病”者就别想出院。如此，事实就是剥夺了“被精神病”者基本公民权利，使被精神病者在人格尊严与权利平等上严重受损害。且这些“被精神病”者出院后，也是在政府的严密监控下，不仅行动受到限制，而且随时面临被再次关入精神病院，这也就形成了“被精神病”反复被关医院的状况。
如前面已经提及的董瑶琼，因为泼墨习近平画像而被关精神病院一年多，期间董瑶琼的亲友们反复提出要求释放董瑶琼均无音讯，且亲人也受到控制，直到2019年11月19日才被政府授意株洲精神病院释放回家，显见，董瑶琼入院非自愿，出院也完全不由她自主。并且董瑶琼出院后仍然处在政府的严密监控下，不仅无法与外界联系，无法自由离开当地，甚至都不能如愿与父亲见面，只能等到出院40多天后，才得见到自己的父亲一次。当然，出院后的董瑶琼不仅无法通过司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也还面临随时被再次关入精神病院的危险，尤其等2020年联合国残委会对中国履行《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审查后，结果就更难预料。
再如，中国官方媒体上游新闻2020年元月4日报道——《浙江一民警两次被关精神病院 为证明“没病”将单位告上法庭》：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民警周洋在未做出任何危害他人和社会举动的情况下，“第一次是因为同事间有矛盾，第二次是因为我通过网上举报。”而先后被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强制去进行精神病鉴定并送至精神病院治疗，已导致其5年无法正常工作。2019年9月，周洋将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告上法庭，但浙江省杭州市经济开发区法院以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为由，未予受理。
周洋称因被构陷为精神病，其妻子最终与其离婚。受访者供图
（浙江一警察2次被关精神病院 为证明"没病"怒告单位http://mini.eastday.com/mobile/200104164319033.html#）
由此可见，身为警察的周洋也不能幸免被反复关入精神病院，并且出院后也无法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与权利。
七、中国“被精神病”问题是政府基于政治目的而制造
从多年来关注中国人权的“民生观察”、“维权网”等等机构追踪报道“被精神病”案例来看，那些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宗教信仰者等等，绝大多数“被精神病”者都是被政府基于政治目的而关入精神病院。这些被关精神病院者不仅直接原因就是他（她）们批评政府、揭露权力黑幕、宣扬普世价值、捍卫个人权利等等，而且他（她）们经常于中共当局所定的所谓敏感日（如每年三月的“两会”、六月的“六四”、十月的“国庆”等等）期间遭到反复关入精神病院。由此可见，中共当局已经将“被精神病”当作维护权力统治的政治稳定的常规手段，完全是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因此是种违反法制，侵犯人权的政治迫害手段。
如，民生观察报道，2019年8月12日，四川南充籍退伍老兵邓福全去北京探访战友，很快被跟踪而至的南充市蓬溪县三名国保抓捕回老家南充市，并被关押在看守所30天；关押期满后，为了继续限制邓福全的行动，南充市蓬溪县国保随即把邓福全押送至南充市第二精神病院关押，直到10月28日邓福权才从精神病院出来。
此前中国公民运动网报道，2019年8月12日邓福全去北京探访战友，8月16日中午，他在微信群里发布了一条短消息，大意是南充市国宝专程从南充赶到北京，要把他带回南充。他告知微友，这次他极有可能被拘捕。
得知此消息，8月16日下午三点左右，有友人拨通邓福全手机，他告知友人，他被三名南充国宝已经从北京带走，正在回南充途中。此后，许多朋友试图再拨打邓福全手机，发现其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
据邓去北京前向友人透露，他这次去北京并非去维权，确实是应战友邀请，去探访战友。看来由于邓特殊的履历和敏感身份，虽说是一次普通的战友之间的探访走动，然而在有关方面看来，依然极不放心，以至于8月16日从北京把邓带走。
9月17日下午3点15分钟左右，有四川网友通过多方努力，终于打通了邓福全弟弟的电话，随后让邓福全接听了电话。邓福全说，他刑拘期满了，因此当地国保又把他转到了南充市第二精神病院，可能要关到十一过后才能放出来。
10月8日邓福全家属又向外发出消息称，邓福全在被关精神病院期间，多次被强制灌药“治疗”，处境很不乐观。
据邓福全朋友透露，10月8日上午11时左右，邓福全通过其弟弟的手机告知友人，他目前仍被关押在南充市第二精神病医院，他说，迄今为止，没有国保来关心和过问过他的饮食起居以及何时出院等情况，只有医护人员每天对他进行强制喂药，他若拒绝服药，院方会采取强制手段灌药。万般无奈下，邓福全只有配合院方每天的喂药“治疗”。
（被关精神病院的邓福全获释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1029/19080.html）
再如，民生观察2019年6月12日报道：重庆异议人士曹继月因宣讲民主已被重庆当局关入精神病院20多天了，时至今日仍未获自由。
曹继月是重庆不同政见者，她被网友们称为“线上线下的女侠”。多年来，曹继月活跃在微信、推特等网络社交媒体，广泛宣讲宪政民主，批评共产党专政特权。在线下，曹继月还经常去重庆著名景点“观音桥自由广场”站台，向过往行人宣讲专政之恶，自由民主的重要性。由此，曹继月被地方当局的怀恨在心。
前一段时间，曹继月的家人、女儿、女媳在有关部门的授意下，带着一帮“身份不明”的人冲进曹继月的房间，把曹继月非法绑架，强制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医院地址被家人保密）。
知情人透露，2019年1月时，曹继月的好友，重庆异议人士张吉林（网名“岳家枪”）因在该市观音桥广场发表针对中国时局发展趋势的演讲，他在现场被多名公安带走。张吉林被抓并被关精神病医院后，曹继月告诉重庆其他异议人士说“哪天我有可能也要被送精神病医院呢！”。当时，重庆的几名异议人士还没有在意，没想到曹继月一语成谶，现在已经被当局唆使家人绑架到精神病院关押了。
在曹继月被关之前，她曾告诉一位同城异议人士说“有关部门说曹继月几乎每天都跑去观音桥宣传反党，这必须要严肃处理……”
近日，重庆多名异议人士了解到，曹继月的女儿一家已经身不由己，被政治警察所控制了。
据了解，重庆的政治警察，国保部门，经常会把一些“屡教不改”的不同政见者扭送到精神病院迫害。如：2019年3月，重庆不同政见者刘刚，第七次被重庆市荣昌区国保送进精神病院关押维稳。刘刚是重庆市荣昌区安富镇的一位80后小伙，他反对共产党垄断专政，追求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制度，所以常年翻墙浏览国际媒体，但是他却因此被重庆荣昌国保多次传唤及关进精神病院整肃。刘刚曾说“在重庆荣昌医院精神院期间，吃得很差，那饭菜就跟猪食差不多，天天都是白萝卜，而且还用绳子绑着我的身体，每天早晚都被强迫吃药，里面的医生护士还给我注射了很多破坏中枢神经的不明药物，害得我差点虚脱而死。”
在中国，由于共产党集权专政，对“屡教不改”的异议人士，除了抓捕判刑外，还常以关精神病院的方式进行迫害。一旦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当事人就将遭遇投诉难、申诉难、出院难的无助境地。并且，一旦被关进去，医院由于要接受党的领导，就接受政治警察的授意，对异议人士实施身心摧残。异议人士被扭送进精神病院后，往往会被特殊监控，对他们进行“戒备森严”盯防，虽然当事人会本能的解释自己没有精神病，但医生反而会以“病人”已失去理智，不配合治疗为由，像对待犯人一样，把他们的手脚捆绑到病床上强行灌药、打针、电击。不仅如此，异议人士稍有解释或不配合就会挨打，上厕所都被盯防，毫无人格尊严可言。
（重庆曹继月被关精神病院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612/18695.html ）
八、结论和建议
2013年5月1日中国《精神卫生法》实施及2018年2月1日最高检（高检发诉字[2018]1号）《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出台后，在中国每年仍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公权力以有精神病为由而强行关入精神病院中进行各种侵害权利的“治疗”，给人身心造成伤害。通过检视2019年中国“被精神病”状况，不难发现该年相较于过往岁月在“被精神病”问题上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
对人的非自愿收治和强制医疗严重违反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被关在医院的病人被剥夺了决定自己命运，包括住院、出院和治疗的权利。强制医疗、暴力对待和虐待接二连三地发生。医院限制或阻止病人与外界，包括家人、朋友和律师联系。病人也无权要求对收治的决定或者收治的期限进行独立的评估。甚至当他们设法起诉医院或者送治人的时候，法院也通常不愿受理他们的起诉或者承认他们作为合格原告的权利，或者判决医院或违法将他们送治的人败诉。这种收治情况与这些法规没有出台前及残委会第一次对中国执行公约审查前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可见，在中国无论联合国的《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而或中共当局自己颁布的法律，都不能约制“被精神病”泛滥，不能改变权大于法及法制作为统治工具的有法制无法治的现实。
之所以中国会出现“被精神病”泛滥，根本原因就在于在“ 党的事业至上”（http://tv.people.com.cn/GB/61600/6701546.html）与“政法姓党是政法机关永远不变的根和灵魂”（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301/c40531-30952391.html）的思想指导下，“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 （http://world.people.com.cn/GB/157578/14056988.html）成为权力的时尚，以致法律成为权力的奴婢，产生完全不受约制的权力及为了维护权力稳固（即稳定压倒一切）而不择手段的维稳体制，最终演化出完全抛开法制的肆意侵权的“被精神病”，而不健全的法律制度以及司法不独立则是权力至上的外化形式，是目前“被精神病”被滥用的助推器。
因此，要改变中国当下“被精神病”泛滥状况，就应：
1、 结束党凌驾于法之上的状况，使党真正回到法律的笼子里，成为法律之下的社团，结束以党的意志代替法律的历史，使中国步入现代文明。
2、切实落实司法独立，让法律真正成为公民权利保护的挡箭牌，而不是权力统治的工具。没有司法独立，那些“被精神病”者是摆脱不了随时被关入医院的命运，更讨回不了被精神病侵害的公道；
3、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结社自由的权利，让民间关注被精神病问题的公益组织、团体、社群产生成长，自由调查监督各医院“被精神病”状况，随时从人道、法律、经济、社会角度予以关怀救助“被精神病”者。解决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对落实《公约》过程中未包括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以外的残疾人组织”的关切。
4、消除新闻姓党，使新闻媒体回归中立客观反映真相的本原，以便及时揭露公权力与医院勾结制造“被精神病”的罪恶，形成舆论监督；敦促中共当局停止打压中国国内长期关注调查揭露“被精神病”的维权网、民生观察、六四天网等等人权报道媒体，释放一切人权捍卫者。
5、 清理有关精神病收治的法律法规，修改或废止一切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相抵触的条款。
6、借2020年联合国残委会对中国履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审查之际，清查全国所有精神病院，释放所有”被精神病“者，并向全国公布联合国残委会审查成员联系方式，以便全国公民投诉与咨询。
2020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