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

从去年（2017年）底龙发堂爆发结核病等群聚感染开始，龙发堂存废再度被提上台面讨论。在堂众被陆续移出，以及司法单位陆续展开调查堂众「非自然死亡原因」之际，龙发堂突然于2018年1月3日宣布全面暂停精障照顾，希望政府加速安置332名堂众（虽然3天后堂方就反悔改口）。这样的「反扑」，也让卫生主管机关戒慎恐惧，地方中央已展开紧急应变。

「把你送去龙发堂」是笔者年幼时，有些长辈恐吓不听教训小孩的话语。而「从龙发堂跑出来的」，更是小学学童用来「互相霸凌」之语。

这个耳熟能详、充满着神秘色彩又令人畏惧的地方，到底为什么成为精神疾病患者收容机构的代名词？

从草寮到全台最大民间精神病患安置处

龙发堂官方版本的创立史，带着点乡野传奇的色彩。创堂住持释开丰俗名李焜泰，仅小学毕业，原在祖先留下路竹农地上务农养猪。但1971年，李焜泰40岁时，不知为何佛性顿开，便在农地上搭起草寮修行佛法。有位友人之子是精神病患，想拜他为师，但这位弟子连大小便都无法自理，这时，已是释开丰的住持，用草绳将两人绑在一起，「为他讲解道理，教他如何做人，并领他从事些简单的劳动工作。」根据官方说法，仅仅几天，这位弟子就变得非常配合，脱胎换骨。

自此以后，高雄地区口耳相传，他所创的小佛堂──龙发堂，不断有新病人家属将病人带来托付，堂史记载「出于同情和怜悯，大师又只好把他们收容下来照顾。」不久之后，龙发堂就发展成数百多人规模的病患收容所，还有养殖场、制衣场等，虽然堂方强调「自由活动、不强调药物、重视社会功能训练」。但最为人知的管理方式，恐怕还是释开丰发明的「感情炼」。堂方让功能好的病人和自我照顾能力差的病人腰际系在一起，互相照顾，但不仅引起争议，还曾经发生过暴力攻击事件，让堂众暴露在风险中。

1982年，大学毕业的释心贤拜释开丰为师出家，并主管龙发堂行政事务和对外发言，让龙发堂逐渐朝组织化发展，收容的病患曾逾千人，至近年也维持在六百人左右。

民间普遍传闻，不堪长期照顾患者负荷的家属，只要付出1~200万「功德金」，龙发堂就会照顾患者终生，但家属若中途要带走患者，堂方却以这是捐献为由拒绝返还。虽然堂方多次公开否认「买断」等说法，表示是采「随喜捐献」，但平日刻意管制不公开的「居住区」、独特的照顾模式、庞大的堂众群体，加上宗教神秘色彩，也让龙发堂争议越来越多。

存在是否就合理？

龙发堂出现时，台湾精神医疗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1970当时，省立高雄疗养院成立不到十年，仍是四合院的建筑，主治医师编制只有四人。台北市立疗养院才成立一年，刚开办60床的住院病床。台湾两大城市都如此，可见精神医疗设施仍相当贫乏。

和欧美相比，台湾精神医疗的起步相当慢，再加上社会的恐惧与污名化，对精神医学知识与制度的引进，也远逊于其他医学学科。台湾现代西方医学的引进始于传教士时代，但精神医学的引进则要回溯到日治时代，1918年台湾第一所精神病院台北仁济院成立，1934年第一所公立精神病院养神院在桃园成立，当时尚无抗精神病药物，也没有足够接受精神医学乃至各类心理治疗训练之医事人员，这些医院较多以「人道安置」为主。就算1936年殖民政府公布「精神病监法及精神病院法」，其中社会管束的意义都比较大。

这或许会让人想到法国哲学家傅柯所研究的《古典时代疯狂史》中的大禁锢时代；傅柯在书中提到，关禁闭是十七世纪才全新创造的制度，是作为一种经济和防范措施，将「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无法融入群体的人」隔离。

古典时代的人们从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选择了放逐，理智获得了胜利。

相对于傅柯笔下的法国，由国家主导的卫生服务在台湾要等日本殖民时期才出现。而从前现代时期一直到现代化开始，台湾人普遍仍以宗教解释疯癫之原因，现代国家治理的角色被家庭、社会互助和宗教团体所取代。许多患者被家属禁锢，或由庙宇等组织收容。

日本殖民政府未竟的现代化治理机器，战后，由中国殖民政权完成。在日治时期之末，台北帝大已经成立神经精神科，开始引进「理性的力量」，尝试将精神病「医学化」。然而，战后初期整体的公卫政策，「社会角度」仍重于「医学角度」。
1957年，第一家大型精神病院玉里荣民医院成立，而后西部许多找不到去处病患被送到玉里收容，除了一般熟知的慢性精神病患者，尚包含了「政治不正确的反动者」在内，人数多达5000人以上。这些病患除了不用缴纳费用，更可领有少许零用金，会由工作人员带领「购物大队」到镇上消费，接触社会。

当然，除了购物大队外，投票也是集体出动。据媒体报导，玉里医院中为了训练精神病患投票，曾在病房内贴出选举公报，并反复使用「行为制约」、「社会仿真」等模式训练患者。玉里荣民医院院内过去甚至曾经成立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支部，因而特定政党得票率，居然比眷村还要高。

二战后数十年间，在中央政府的卫生主管单位，竟也没有心理健康专责部门或预算。公卫学者陈瑞容和八里疗养院的彭英杰便提到：「1980年以前，精神医疗是完全归属于社会救助，其实只是救助病患、容病患、补助病患生活照顾，解决社会的问题而已，负责的单位是内政部、社会处、社会局等，在1980年以后才由卫生署主导，将精神医疗当作医疗来看。」

这样的情况，当时的精神医疗从业人员也更有深刻感受。1980年代初期，台北市立疗养院的叶英堃院长和陈永兴医师申请研考会经费进行了全国八十间精神医疗设施和人力调查，结果让陈永兴永难忘怀，他写道：

「这个研究做完后，对我产生很大的冲击，我觉得市疗简直像天堂一样，没有走出去根本不知人间和地狱的长相，我们在教学医院内每天穿得整洁亮丽，早上看门诊，中午就是读书会、讨论会，下午看住院病人，大家忙着准备写报告升等、升主任、做教授，差不多都是过着这种生活。几乎每家医学院的学生都走同样的路，根本不知道我们每天所看到的病人，是全台湾运气最好的病人，当时会将病患送到医学中心住院、看门诊的，不是家庭教育程度高，就是家庭经济很好的，那时候还没有健保，能送来这里的都是家庭经济能负担得起的人。我们绕了台湾一圈才知道，全台湾的天堂真的没几间，八十间精神科院所，真正好的才五、六间，剩下的都是长期收容的院所，不见天日、黑暗凄惨的地方很多。没实地见识过的人，完全不会知道世间有多黑暗。 」

当我们往回推到1970年代，一般精神病患的处境和家属的负担可想而知。在龙发堂病人家属的访谈纪录中，便可以见到，许多家属并非否认现代精神医学，也并不相信龙发堂的宗教神威，但在长期求医与进出各类机构的过程中，弄得精疲力尽，最后才找上龙发堂。

甚至连经过台湾一流精神医学训练的医师，也认为：对于无法取得现代医疗资源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属而言，龙发堂提供一个比起医疗机构更容易负担、更妥适的居住空间。写下这样话语的，正是第一位进入龙发堂调查的精神科医师。
现代社会与精神医学视角下的龙发堂

1982年，台大训练出身，刚到高医不久的文荣光医师，获得堂方同意带队进入龙发堂调查，并在国科会的支持下展开这个台湾特有的医疗行为与民间信仰，以及精神医疗体制的研究。文医师虽以现代医学的角度切入，但对于龙发堂的存在的社会功能，仍抱持开放心胸看待其角色。

他也认为，虽然龙发堂所采用的民俗疗法，疗效上当然比不上现代化的精神医疗院所。不过：「该堂却远胜部分私人收容性的机构。因为龙发堂不会把病人当作呆人摆在像仓库一样狭小的空间内置之不理，或以类似人间地狱、恶魔岛等不人道的待遇相待 」（联合报，1984.05.01）

此外，龙发堂采用的民俗疗法也并非完全无效：「在龙发堂，钟声就等于住持开丰，钟声的权威已凌驾一切，患者因而有『制约』行为。…在现代精神医疗中有职能治疗，即教一些手艺，让病人由工作中得到安宁及训练专心……养猪、养鸡、成衣加工完全符合职能治疗的原则」（联合报，1984.04.09）

虽然龙发堂做出一些努力，但文荣光医师也同时指出，有6成堂众皮肤有异状、4成内科理学检查异常、3成神经学检查异常，另有相当高比例堂众死于感染，这些都是在医学协助下可以避免的。换言之，堂方若没有让堂众接触到充分的医疗资源，当然有其责任。文荣光医师的研究引起了社会注意，而其他专业人员，例如东海大学社工系教授赵庸生也曾带领学生前往参观。

龙发堂以禁锢方式的管理也随着曝光率争加引发争议。尤其在1984年更发生一起备受注目事件：有病患戴手铐逃出，周边居民以为是逃犯报警，警方出动霹雳小组围捕，引起广泛关注和再次的舆论抨击。龙发堂争议，加上多起精神病患社会案件，也促使政府加速研拟「精神卫生法」。同时，也加速发展精神医疗体系以及扩建精神医疗设施，在制度方面，1986年推动精神医疗网、来年精神医学会与神经科分割、1989年开始精神专科医师考试认证制度化。硬件方面，推动大型疗养院新设和扩建，例如省立桃疗八里分院（现八里疗养院）、设立500床的嘉南疗养院、玉里荣民医院整建、省立玉里医院设精神科1200床（现卫福部玉里医院溪口复健园区）、北市疗（现北市联医松德院区）复健医疗大楼、凯旋医院综合大楼等，合计总经费达32亿元，并陆续于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完工启用。
「宣告非法」之下的政治角力

当然，对于精神卫生法的立法，龙发堂大力反对。1989年时，支持精神卫生法立法的高县立委黄河清，因反对龙发堂合法化，释开丰便率领病患组成的乐队，前往黄河清服务处吹奏「西所米」等出殡音乐。不料黄河清数周后居然后在沐浴时死亡，不但民间绘声绘影，释开丰还公开表示，黄河清的过世，是因为「连神明都看不过去。」。而另一位支持精神卫生法的医师立委洪奇昌，也曾被两百多名龙发堂家属包围服务处抗议。

相形之下，当时自封「民主战舰」，作风争议的朱高正，却在立法院发言相挺龙发堂。由于精神卫生法草案29条规定，精神医疗机构非为医疗、复健之目的或防范紧急暴力意外事件，不得拘禁病人。当时立委朱高正就表示：「是否于本条定一些客观标准，在施行细则中明定，在我们尚未有足够的精神病院、精神医师之前，对这些机构是否做一妥善处理，以免造成社会问题。」

而当时路竹本地出身的立委王金平则表示：「有许多龙发堂病患家属曾来本院请愿，…….大家听了家属的陈述后，认为很有道理，同时希望能再了解，类似龙发堂等精神收容机构后，再审本法。因为大家认为，龙发堂的存在有其功能……在政府没有能力照顾这些病人之前，对类似龙发堂的机构亦必需慎重妥善处理。」

但不论是龙发堂家属团体，或是反对立委，均未能影响立法内容，另一方面，康复之友协会等对立法持正面态度的团体和其他病友、家属，其意见以及复健需求等面向，也没有在立法过程中充分凸显。因此亦有学者批评为「国家官僚独大，缺乏市民参与」的精神卫生法。而从配套建设脉络来看，1980年代末的精神卫生改革，更多的是重视社会安全，而较少小区化复健医疗的投资。因而在欧美以去机构化与小区医疗为主流已积极发展多年时，台湾则仍持续进行医院急慢性床数扩增。

对现代精神医学持怀疑态度者，更援引龙发堂为例。如中时记者刘挥斌于1990年一篇名为<回首来时路，龙发堂为何能存在二十年>的文章中，便写道：「现实上，药物治疗对严重精神病患完全无效，这也是龙发堂能够受到病患家属支持及存在二十年的原因，但医界却拒绝省思，以事实成就来证明他们的理论，反而要借助赋予本身的权源，透过刑法的力量来肯定自我，这种胜利未必光荣。」

不过，朱高正协助龙发堂「走向国际」，帮助龙发堂大乐队、宋江阵到东南亚、中国等国演出，以及牵线让释开丰到中国推广龙发堂疗法等服务。也让龙发堂倍感窝心，甚至成为朱高正的超级助选员。而堂众与家属的票源，也成为各级选举的一大票仓。

在1990年底立法院三读通过「精神卫生法」后，龙发堂存废引发各界激烈争论，在家属说明会中，释心贤便指出：「精神卫生法草案经总统公布实施后，不但是龙发堂，连所有病患家属，一个都跑不掉，如果未依法送医治疗，都要罚款；因而致死，还要判徒刑，对家属而言，可说是没完没了。」

释开丰为抗议这项政策，竟使出「解散龙发堂」绝招，庞大堂众安置问题果然引发轩然大波，最后不了了之。而龙发堂也因此一直被卫生单位视为烫手山芋。
进入21世纪的龙发堂

之后，处于违法身份的龙发堂，争议丝毫未减。

2000年2月，有病患及家属向立委余政道陈情，指控释开丰自称是元光神佛下凡，制造合成分身照片夸显神力，还自塑金身供病患和家属膜拜，并强迫信徒购买30-50万元不等的金身等物件。同时病患指控释开丰和释心贤收容病患每人索价250万元，并长期凌虐病患，从事无偿劳役。余政道当时曾招开记者会批评龙发堂敛财及凌虐病患，但释开丰对指控一概否认。

2000年6月，监察委员至龙发堂视察，发现该堂确实有结核病患，因而指示高雄县府辅导合法化，让病患获得更好的照顾。卫生署及高县卫生局介入后，对龙发堂「堂众」完成身心评估，后续有部分病情严重的病人被移出照顾。而政府也规划将该堂改设康复之家及精神护理之家，辅导合法化。

2004年，住持释开丰病逝，但他晚年因糖尿病并发症、中风等原因，堂务早已委由释心贤与第二代住持释心善处理，营运并不受影响。

然而，虽然卫生署核准龙发堂筹设康复之家，高县府社会局也核准筹设康复之家附设身心障碍教养院，但因土地变更等问题，迟迟未合法立案。而虽嘉南疗养院的精神科医师每周三会到龙发堂进行巡回医疗，堂众也服用精神药物，但也有消息指出，龙发堂内给药完全不经管理，堂众难称有接受治疗。而龙发堂内大量病患，也没有像是合法的康复之家和精神护理之家有足够的专业人力、复健活动。

县市合并后，高市府也曾有意辅导龙发堂就地合法化，以「向日葵康复之家」提出申请，但2013年堂方向市府申办非都市计划土地变更作为宗教使用项目辅导合作案，但因「特定农业区之农牧用地原则不得变更使用」而被驳回。在龙发堂并未积极配合解决合法化相关作业下，卫生福利部已于2016年3月31日废止其康复之家150床许可。

而到了2017年，龙发堂更爆发严重疫情。从7月开始，阿米巴痢疾及肺结核发生群聚感染，累计确诊阿米巴痢疾个案32例，肺结核6例，在卫生局屡次稽查后，卫生与防疫措施并无显著改善。而卫生局预估龙发堂之潜伏结核感染阳性率(IGRA阳性率)将达40%，也就是多达200人必须移出。因而卫生局于2017年12月21日公告龙发堂为传染病疫情流行地点后，并要求堂方确实落实「移动管制 只出不进」措施，逐渐移出病人。
12月18日，龙发堂仍有503名堂众，在持续移出下，至1月已经降低到332人。而卫生局介入查核后，赫然发现近8年共死亡97人，对部分死因与病历记载有落差，移送检调调查。

然而，龙发堂移出的病人还是一大问题，这些移出的病患大多属于第五第六类病人，却有许多安置在综合医院或疗养院急性病床，不但可能占用急性医疗容量，也会对需要病床病人产生排挤效应。就算之后逐步安置，也仍需要庞大经费。经卫生局调查后，龙发堂收容许多患者领有补助，但这些补助金去向，或是之前所传家属支付堂方的安置费用，去向都不甚清楚，有待进一步厘清。

此外，在卫生局移出行动中，若遇到不符合精神卫生法定义之严重病人，或就算符合，但没有「自伤伤人之虞」，无法启动紧急安置的病人要如何处理？社政与其他资源如何转介连结？突然被改变安置地点的老病患，会不会出现迁移压力症候群（relocation stress syndrome）？这些都是大问题。

尽管龙发堂爆发疫情后，的确需要实时的动员处理，但龙发堂在台湾精神医学史上的角色是否就此「盖棺论定」，尚难定论。

以龙发堂在精神卫生治理下形象作为硕论主题的汤家硕便指出：「从龙发堂案例来反思今日我们对于精神疾病的认识与想象，可以发现精神疾病不仅仅是医疗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社会问题，因此也自然无法化约为一种从个人生理跳跃到社会的解决模式。」

当然，当今的精神医疗强调生物-心理-社会三元模式，已不再用单一的向度诠释疾病，而社会精神医学也更强调康复（Recovery）的概念，协助病人重建功能与积极生活，尊重病人自主的居住与职业选择，并以个案管理和团队服务概念，提供重返社会之协助资源。

但本次的事件，能否跳脱过去精神医学-龙发堂的对立或背后政治势力冲突的「二元对立」，而能真正以病患之福祉为本，并唤起大众对精神医疗小区照护资源的重视，才会是龙发堂半世纪纷扰下一个理想的结局！

（来源：高雄好过日 http://think.folklore.tw/posts/3206 2018-1-9）

龙发堂近来再现争议，卫福部表示将主导龙发堂内部病患转他处安置，可能代表龙发堂即将走入历史，这让我想起已故台湾心理学教授余德慧曾言：

“西方心理病理的语言制造了一个被拒斥的病位，并将之转轴到被检查、监督的客体，取消了病者的主体经验，使得『变态』的标签凿痕日深。 ”

上段话要说明的是，精神病症上的名称，是西方精神医学体系对人某个精神样态的定义。精神病症名称的出现，往往取代人对于自己感受的诠释，更可能让人被病态化标签给限制。

举例来说，我们会形容一个很爱自己的人是「自恋」，但在没有精神医学前，大概不会有人想这是种病。而如果这个人到了现代精神科医师面前，表现出「自大感」、「需要过度的赞美」、「缺乏同理心」等特征，也许他就会被诊断成「自恋型人格障碍」，而必须接受治疗。同样一个人有「自恋」特征，现代人们大概会选择相信精神医学的诊断，毕竟医学是具有科学精神的，而科学是正确的，所以医学对于人的心理及生理有权威性的诠释地位。但仔细看诊断准则中的「自大」、「过度」，可以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客观的标准，仍然仰赖诊断者主观的判断。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精神医学所定义的精神病，本质上是一种「对人活出来的样子所做的诠释」，如果我们仅接受这样的观点，往往会被迫否认自己的真实感受。而无庸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以自身经验，当自己的感受被别人否认、忽略时，内心会感到痛苦。再进一步说，许多自我精神痛苦的感受，精神医学病不是惟一的解释或解决途径，往往可能系诸于自身或者身处环境与文化。

在台湾社会对人的痛苦精神状态，也存有一些解释及解决系统，例如「中邪（台语：中煞）与收惊」──某人深信鬼神，一天他身心出了点状况，别人觉得他得了精神病，但他觉得他被鬼缠上或吓到了。他想收惊就好，家人斥责他迷信，他碍于家人压力，看了精神科，被诊断为XX症，但他吃了很多药都没好，反而更痛苦。有天他去收惊了，就这么一次，他觉得世界很美好，痛苦远去了。不可否认的，现实中有许多精神医学无法解决的现象，但透过各地本土信仰或民俗，却是一种解答。（注：晚近精神医学在定义精神疾病时，也会将地区文化或信仰因素加以考虑）

当我们一再强调「精神病」，精神受苦的人或许很容易就被认定成精神病的人，就像被贴了标签一样。这样的标签，会迫使的他们显得与一般人不一样，因此被推离社会，更加深痛苦。因此，虽然精神医学给人们一条理解精神状态的路径，然而过度强调的结果，却形成一种压迫，否定掉人自身生存样貌，人因此更痛苦。

“龙发堂的结束，可能象征着在台湾精神受苦的人，将丧失选择与精神受苦状态共处方式的权利，而仅有接受精神医学评论及诊治的局面。 ”

或许龙发堂体制在精神卫生医疗的观点下并不合格，但从陈信谕医师〈龙发堂：台湾精神医疗史上难以分类的一章〉文中引用相关研究考察资料来看，龙发堂比不少精神收容机构对院内成员更为人性化，其采用之作法以医学观点观之也有相当疗效。可以说，龙发堂的崛起，是因为他承接住社会体系，特别是由精神医学主导的公共卫生体下，无法接纳的那些精神受苦的人（或者精神病患者），提供一个安身立命处所。可以说，龙发堂是一种台湾本土所产出应对精神受苦者的模式，对部分精神受苦者来说，他是一个比精神病院更舒适的地方，或许也让一些不想进入精神卫生体系或被拒绝进入的家属得以卸下照顾重担。

我并不确定现在的龙发堂是不是变调，但我担忧的是，只因为龙发堂的体系不容于现代精神医学观点而被关闭，那将来任何精神上受苦的人，只有接受精神医学主控的局面，而丧失了自我选择生活样态的权利。因此有些人，可能被迫在精神病院中活得更痛苦。甚至有些人离开龙发堂，连接受精神医疗体系的照顾资格也没有，而被拒斥在这社会中漂泊，他／她可能是引人注目却无害的政大摇摇哥，有些则可能影响你我的生命安全。

精神医疗当然是现在解决精神痛苦最有系统、较有效果的选择，但不应该是「唯一」选择，并反客为主地取代人们对自己精神状况的自主权。　

（来源：关键评论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88707 2018/01/31）

这段时间，一直有人怀疑特朗普有精神问题。比如10多名美国国会议员，专门和耶鲁大学精神病专家斑迪·李会见，探讨特朗普是否还有“任职能力”。

斑迪·李的结论是：特朗普精神确实有点问题，而且很可能会最终崩溃。他说，“频繁发推特，就是特朗普压力之下即将崩溃的一种表征。”

那么，特朗普到底是精神有点问题，还是有了精神病的症状？概念不一样哦。手中挥舞着“科学”这尊大神的斑迪·李没有说，看来“精神病学”这么高大上的学问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也还是“主观判断”嘛。

精神病专家们好像挺关心总统的精神问题。早在2017年2月，35位精神病专家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封公开信，警告说特朗普“情绪极度不稳定”，这表现在他的讲话和行为中，这让他“不能安全地履行总统职责”。他们认为特朗普患有“自恋型人格障碍”（NDP），其主要症状如下：

沾沾自喜，缺乏对他人的关注，需要获得赞美；
相信自己至高无上，相信自己应该得到特殊对待；
追求极度的赞美和关注，对批评和失败无法应对。

按照这个标准，我发现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皇帝，其实都是精神疾病患者，具有“自恋型人格障碍”。现在的普通人中，也是一抓一大把。

对于斑迪·李和这35位专家的“诊断”，我想引用一位非著名人士的话：成功的精神病专家都是成功地用精神病学把自己弄成了精神病的人。

当然，在精神病专家的阵营里，也有人对这类“诊断”嗤之以鼻。比如一位叫弗朗西斯的专家就说，说特朗普“有病”，侮辱了真正的精神病患者；他也许是一个世界级的自恋者，可是和传说中的“自恋型人格障碍”完全是两回事。

熟谙美国权力斗争，以及精神病诊断杀伤力的人，当然都明白为什么这些精神病专家喜欢盯住特朗普的精神问题。法国哲学家福柯，就深入地揭露了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生产流程，那是知识和权力的合谋，本身就是一种病。

特朗普真有精神问题吗？我赞同弗朗西斯的意见，自恋的心理-行为，和变成了一种精神疾病，是猫和老虎，黄鳝和蛇的区别。把猫看成老虎，把黄鳝看成蛇的人，应该担心的是自己的心智问题。当然，我知道很多被精神病学的“知识”洗脑的人，第一反应肯定是把猫看成老虎，把黄鳝看成蛇的。

斑迪·李的那句话，本身就是自己低下心智的暴露。拜托，特朗普频繁发推特，不是压力之下即将崩溃的表征，而恰恰是通过表演，去释放蓄积的压力，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自我解压能力。

我问了很多人，没有几个人能明白精神病专家们的那些术语，比如“自恋型人格障碍”（更不用说“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了）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也不明白他们这里所说的“人格”（personality）到底指的是什么。他们自己知道吗？但我清楚，让“外行”的人不明白，确立一个“专业壁垒”，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德国马普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李峻石说，自然科学的研究，因为远离人们的经验，所以你不“科普”一下，大家是不懂的。可是跟人，跟社会有关的学科，并没有一个可以与周围非学术环境有所区别的研究对象，其话语并不排斥日常语言。从研究经济，到研究人的心理，还有“精神”，这些都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有关呀，为什么要弄得好像只有少数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懂？他们懂的只是那一套似乎跟知识联系在一起的语言，还是跟语言没多少关系的关于人和事物的真实？

著名哲学家赵汀阳的评论是：把自己搞得很“专业”，不过是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的分析是：这是确立知识话语权和利益分配权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造魅”。

（来源：南风窗 http://www.nfcmag.com/article/7815.html 2018-01-23）

德国据报有愈来愈多学校为改善患有「过度活跃症」学童的行为问题，要求这类被标签为难教的学生穿起重达6公斤的「沙背心」，以便收到安抚情绪的作用。但这种做法却引来外间批评，有人更怒指情况好比精神病院病人被迫穿起「约束衣」。

惹起争议的这种沙背心重量由1.2至6公斤 (2.7至13磅) 不等，每件售价可达170欧（约1620港元）。目前在德国有至少200间学校采用这种装沙的背心。

有支持者称，已经有不少实例证明，这种沙背心有助罹患过度活跃症的学童集中精神、稳定情绪，改善他们可能出现随意离座的问题。据一些有使用沙背心的学校称，沙背心是针对学童过度活跃问题的一个「直截了当」的方法，更胜过使用药物治疗。汉堡市一间较早期已开始使用沙背心的学校有关部门负责人沃尔则声称，学童从没有在被强迫情况下使用沙背心；有些学童甚至表现得喜欢穿着沙背心。

不过，也有家长和精神科医生对使用沙背心持保留态度，甚至表达忧虑。有批评者更指，要求学童穿沙背心上课，情况好比精神病院内有暴力倾向的病人被迫穿起「约束衣」。

（来源：星岛日报 https://goo.gl/NWmVuC 2018-01-20）

据报道，中国有近两千万的严重精神病患者，其中80%没有得到充分且必要的精神治疗，大多数因为家庭和经济原因仍生活在家中或是独居，他们是被忽视和被孤立的一群人。一名中国摄影师走进了一些有精神病患者的家庭，近距离的拍摄了他们的生活日常，记录那些没有得到护理留在家中的精神病患者，并以此探索他们与他们的家庭，以及社会的关系。图为患有精神病的15岁的小东站在路边，看着街边卖肉的大叔骑车走过。

小东因为7个月大的时候的一次发烧导致了现在的癫痫性精神障碍。15岁的小东正在帮助母亲生火。他已经在家中待了六七年时间了，几年前因为患病，学校认为他对其他学生有不好的影响，所以他没有再去上学。

图为患有精神病的两姐妹。18岁的小月站在房间的客厅里笑着，而12岁的妹妹小仪试图着去亲吻外婆林妹。林妹说，家中没有钱到医院去给两个孙女做检查，就连现在她们服用的药品也依靠当地慢性病站的免费发放，才能维持每个月的定时药物服用。

林妹正在求同样患有精神病的女儿龙小玲回家吃饭。龙小玲经常在外边闲逛，最多的时候好几天都在外未归。林妹对女儿的行为无可奈何，而街坊们路过，有的会上前劝说，有的也只是在一旁看看。

62岁的李秀云坐在家里的“客厅”中，她在49岁的时候跟丈夫肖增和生下了女儿，可是不幸的事女儿精神不正常，他家年收入大约是7000元左右，因此无力为女儿看病，只能把女儿圈养家中。

23岁的庞建文正在房间的角落里撒尿。他患上精神分裂症后，发病时经常被父亲用铁链锁在屋里。他最爱的事是写诗和对联。

9岁的小通把零食盒高高举起来，不让猪吃掉，他身边站着妹妹小灵。而他们那患有精神病的妈妈正在角落里正在吃饭，样子看起来很可怕，衣衫不整，面无表情。

62岁的患者李秀云与她73岁的丈夫正在“客厅”房间中清理衣服。她49岁时怀孕了，家里每人每天只能赚6块钱。

他们住在一个茂名农村的一个毛坯房中。赤裸的脚看起来触目惊心。

13岁的小萍正在她的房间中化妆。她是一个活泼的女孩子，今年读小学四年级她跟精神病患者母亲李秀云住在一起。

苏家贵，33岁，广东肇庆人。他正在回忆过去那些年里他的重度精神分裂症发作时候的事情，他说发病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没有头脑，想要到处去把自己的头寻找回来。2010年后，当地政府给他提供了免费治疗精神病药物，当他感觉正常一些之后，他靠采集桂树叶头谋生。现在他还想外出打工。

苏家贵坐在简陋的房子地上，回想当店备受工作压力，苏家贵被挣断患有精神分裂症，他在这里住了10年。

（来源：百度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1048035555246833 2018年1月31日）

·媒体一句「疑凶有精神病纪录」，一切推断变得理所当然。旁观者顺理成章以为罪魁祸首就是有精神病的他／她，其他因果与经过都被抹走不提。有时候伤口上的盐花来自语言，层层迭加，说话的人随时变成另一个凶手，却不自知。

·在欺凌中长大的思敏，未够廿岁患上思觉失调，再经历好友自杀，抑郁症来袭。她曾每天流着泪自责，哭着寻死；泪干了，就再吃药、再接受治疗。
·直至幻觉不再来，她走到外面，世界原来还有许多关于「黐线」的标签，盐花不断的洒，伤害深而痛。但有谁又能了解她经历什么在想什么。

相约到思敏家中访问，她说要泡烘焙咖啡款待我们。我们才见面但也没冷场，她很健谈，不像是内向或得情绪病的人。现在她平均每一至两个月覆诊一次，服药的剂量也比从前少，医生说她情况算是稳定，生活工作如常。只是，有些记忆和感觉依然不能删走。

因体型被欺凌 同学办「最样衰选举」老师不阻止
访问开首，提起肥姐的女儿郑欣宜。「最近睇到网上依然有人形容欣宜系梅菜扣肉，我都好嬲，点解要咁样评价肥嘅人，为佢套上呢啲标签。我会想起自己中学时的事。」她中学时，欣宜每次在电视亮相，翌日总有媒体给她C1头条大肆报道和取笑，而思敏也跟欣宜一样，几乎每天活在揶揄与嘲讽的C1头条中。

「我当时的身型中等偏肥。就算我是世上最丑陋最肥胖的人，是否就要被欺凌侮辱？」思敏问。她每天都被评头品足，有同学看着她掩嘴偷笑，也有人甫见她便弹开十丈远，或「啧」一声斥「妳唔好坐埋嚟」。在她的高中同学眼中，肥胖如麻疯病人，要隔离排斥走。

有日班会筹办「最样衰选举」，思敏求老师出手阻止，但最终还是得了个「众望所归」的选举结果。「老师是知道的，但他们袖手旁观，怎也不理。」妈妈不让她躲在家中不上学，叫她忍忍便过去了，亦不让她转校，想她专心备战会考。「我每天像赤裸裸被攻击，自尊一层层被撕破，觉得找不到东西掩着直面而来的伤害，或把自己藏起来逃过这一劫。」

·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去年4月发布有关学生幸福感的报告，显示香港校园的欺凌问题相当严重，差不多每三个学生，就有一个曾遭欺凌，比率为全球之冠。

·受访的5000名本港学生之中，有32.3%在过去一个月内曾经受到欺凌，包括遭到袭击、排斥、威吓及作弄等，这个比率为全球最高，远超澳门（27.3%）、新加坡（25.1%）、英国（23.9%）、日本（21.9%）、美国（18.9%）、韩国（11.9%）和台北（10.7%）。

戴上一个「快乐」的面具

会考失意后，她到夜校重读，一班旧校的欺凌者也在班上，她晚上依旧是被欺凌和排挤，但决定要让自己日间充实快乐。她誓要让欺凌她的人刮目相看，证明自己的能力不因样子或身型就被看低。

她朝7晚12上班又上学，全职在安老院当活动助理，放假就向外跑，去沙漠体验生活，往大西北山区当小老师，参加航空公司的交流活动，赴澳洲学揸小飞机，还与朋友办年宵卖物。日子精彩忙碌，每天时间排得满满，她满有成就感、觉得这就是快乐。

「妳表面好开心，但每日只在扮演怎样快乐。」有夜她的历奇导师对她说。思敏听毕泪流不止，发觉当年逃离地狱后，受欺凌的阴霾一直在她身上，她却从没处理那些不快的记忆。

 「我醒觉自己努力摆脱中学的影子，却戴上了一个面具，日子虚伪地过，追逐快乐原是为逃避还未消解的痛苦，原来一切只是自欺欺人。」那一夜，所有伤痛都一次过被唤醒。

出街「被监视」：觉得有人望住自己

之后的日子她开始迷失，每天思疑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世界与她发生了什么事。当时她已是副学士先修的学生。有天与要好的同学小争执，小休时同学指着她破口大骂，「她骂了很久，我那刻很惊慌，惊得跑出课室，抱着另一个要好的同学嚎哭，最后坐在后楼梯不停哭。我觉得自己很差，我影响了别人的情绪，令别人失控地骂我。中学毕业后努力建立和维系的的人和事，好像又回到了当年被欺凌的日子，没有好东西留得住。」

那天之后，她开始失眠，清醒的时候眼泪不自觉流下来，心里的痛苦也跟着渗出来。「痛苦如此实在，终于成为我生活的真实一部分。不能再逃避。」妈妈带她看家庭医生，吃过安眠药和镇静剂后，依然很多状况。例如她梦见被人监视乱过马路，然后被录像和拘捕，后来踏出家门往人多的地方，她总觉得周遭有人看着自己。她每天上学途中会莫名惊慌，一定要拿着电话与家人保持通话。有天妈妈电话打不通，她立即慌着下车跑回家。回到家里发现空无一人，她再次大哭起来，邻居闻见被吓坏，急忙替她找上家人。

因为多次情绪失控，她被家庭医生转介看私院精神科医生。首次诊症就问了她许多问题，例如：「你有没有被监视或看到一些奇怪或灵魂的东西？」医生问。「有。我更懂得灵魂出窍，睡觉时看到自己的灵魂从身体飘出来，再飞到高空看着自己的躯壳。」思敏答。

她确诊患上思觉失调。那年她19岁。

·思觉失调是一种脑部疾病，因脑内分泌过量多巴胺，不同区域的脑神经功能失调，并分为阳性及阴性病征：

·阳性病征：妄想（思想上错乱、坚信一些与事实不符、违反逻辑，又不能用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所解释的错误观念）；幻觉（一个人听到、看到、闻到或身体感觉到一些不存在的东西，是一种感官上的异常）；以及言行错乱。

·阴性病征：情感迟钝、缺乏积极性、思想异常贫乏及大脑认知能力受损，专注力、判断力及记忆力衰退，使患者社交及工作能力大为下降。

·港大精神医学系系主任陈友凯指，患思觉失调的成因包括先天数百种基因累积成为高风险的患者，并可能在婴儿时期已影响了患者的脑部发育；在医学上，心理与脑部结构关系密切，心理压力例如个人成长阶段所受的巨大压力，亦将影响脑部结构，因此并非单一因素令人患上思觉失调。

·根据流行病学及国际医学调查，本港现时的思觉失调患者逾20万人；每100人最少有2至3人有这个精神病，患者一般病发于20至30岁。

好友自杀：我觉得自己罪孽深重

好友宝妍在她罹患思觉失调期间自杀离去。这个与思敏一样患抑郁症的女孩，是她的邻居，小女生像孖公仔般每天出双入对，互相到对方家里作客玩耍，分享彼此苦乐。思敏口中的宝妍，性格与她很相似，都是大情大性、感情丰富的人。

那个自杀的晚上，宝妍在家中窗台一跃而下，了结所有病患痛苦。「我们童年至长大后的承诺──一齐病好返，一齐住一齐生活，所有也在一夜间烟消云散。我也想过跟着死去。」她不断责备是自己顾着去澳洲交流玩乐，来不及阻止好友轻生。自此她每天躲起来伤心，做什么也提不起劲，「我不值得拥有快乐和开心，我要一辈子记着自己罪孽深重。」

痛苦不断重迭，思敏说日子很难过。有段日子她专注力、记忆力和平衡力都很差，试过太记挂一些往事，呆坐办公室一个下午也完成不了工作；别人上一秒的说话，她下一秒就忘记得一乾二净；好端端一个人站着也很易跌倒。「我一度怀疑自己脑袋坏了，想去扫瞄照照个脑。」那是思觉失调病征作怪。

她以为吞下药物后，就能像伤风感冒般很快康复过来。但药到不一定完全病除。宝妍之死让她好几年也不能好过，还有治病期间遇上重重复覆的生活挫败，让她自觉人生是否已万劫不复，那么自己的不幸是从何而来？后来她找到答案，详看下集：【失控人间．二】怕被知患精神病：吃药是一秒的事，害怕是一辈子

（来源：香港01 https://goo.gl/6MV5w2 2018/1/11）

·治病初年，思敏求职遭歧视、上班被质问，生活和工作挫败不断。她以为吞下药物后，承受一连串副作用如呕吐肚泻、手震和全身瘀伤后，思觉失调和抑郁症就能好过来，很快回到未患病前安好的自己。

·但原来精神病像糖尿病像癌症，是康复后也要覆诊观察、以防复发的长期病患。当一生也将与精神病和它的副作用同行，思敏反问这样的人生是否已万劫不复，自己的不幸又从何而来？她害怕别人揭穿她患精神病的种种不幸——但为什么这些「不幸」会让她和别人觉得可怕？大概来自可怕本身。

上回提到，高中时被同学欺凌，加上好友自杀，思敏患上思觉失调和抑郁症，不断出现幻听和被监视等幻觉：【失控人间．一】中学被欺凌、好友自杀　她活在思觉失调的13年

思敏如今每天服极少剂量的思觉失调和抑郁症药便够。13年前确诊患精神病后，她先获处方镇静剂，转服血清素和思觉失调药后，她整个人不明因由地不停抖震，不久有天更突然晕倒送院，证实镇静剂上瘾，需要再服食少量镇静剂，然后递减份量戒瘾。

吃药之苦 副作用缠身

浑身颤抖属小事。确诊后大半年，她像许多精神病人一样，需要不断调药，直至试到一种适合自己病情的药物。医生对她说，每款精神科药物可以有过百种副作用，包括手震、食欲不振、作呕肚泻、眼压偏高、瘀伤等。这些思敏都尝过。即使在8个月后试到第三次药，终找到适合的药，部分副作用依然有。

例如她的手脚会因轻轻碰撞或抓痒而瘀伤，除了要忍受痛楚，更怕被人看见、误以为被毒打。又有一款药让她嗜糖暴肥，曾一个月内由130磅增至185磅。「我照镜望见自己的身型就难过，亦不敢见人或拍照，我想谁也不希望自己变成大肥婆吧。」

思敏开始明白，为何精神病患者如此抗拒服药、覆诊、入精神病房，或想尽办法从精神病院偷走出来，死也不愿回去。

入精神病房前脱光外衣检查：当刻尊严被夺去

在患病的年月里，她入过一次精神病房。她记得在医院更换病人衣服前，需要脱光外衣被护士检查，看哪里有伤口，及身上有否藏着伤害自己的物品。脱剩内衣内裤那刻，她自觉站在医护人员面前，尊严和私隐都被夺去。

住院期间她做手工、看书或最多偕病友打麻雀，亦几乎与外界断绝联系。每天只限三次15分钟打电话，拨号的数据也要登记。而且，为防病人吊颈或服食什么自杀，毛巾、沐浴用品全由医院提供和保管。

「很多病友形容精神病院如监狱——囚犯不被信任的感觉很差。我明白的。从医院角度，他们活捉病人是为留住宝贵生命和提供治疗，想他们康复重投社会。」她回想过去一幕幕情绪失控的自己，「我宁愿被人监管看护着」，长痛不如短痛，「我很想尽快好起来，过回正常的生活，所以一直以来都非常听医生和护士的话，一步步接受治疗。」

见工「歧」遇记：「我唔想呃咗份工返嚟」

当思敏按部就班完成治疗后，病情渐稳定，她想重投社会。但是见第一份工时，见工表格有一栏问道：「你有精神病纪录吗？」

这条问题的旁边还列出多项精神病供剔选。「我顿时尴尬不堪，为什么一间关怀弱势的慈善机构要这样问？他们怕我工作能力不如『正常人』？或是怕我在公司发狂乱袭击人？」

不堪的感觉延续到面试时。面试的上司特别「关心」她的病情，又问及康复进度。思敏如实回答，「我不想犯『诈骗罪』，令他们觉得我呃咗佢哋，呃咗份工返嚟。」

那个机构最终没有聘请她。「可能我落选不因自己的病，或是其他求职者比我更适合胜任。所以向平机会投诉无用的。」自此她不再告诉上司或同事自己有精神病。

「我像一个犯过案的更生人士」

后来她成功应聘一份玩具图书馆的工作。上班一周后，上司问她为何没有笑容。「我工作时忘记了笑容。」她只敢这样答。「我不敢告诉上司和同事，自己有病要食药，早上药力未散，通常会较呆滞；而且抑郁症的本质就是不快乐，其实很难挤出笑容。」之后的几份工，她都被问及何以不笑，「妳系咪扮酷？定妳惯咗寸寸贡咁嘅样？」又被质疑何以常请病假看医生，翌日上班看来又似无病无痛。

每次被这样问，她都百般难堪。「他们不知道我有病，所以总不明就里地问问问，但我要怎样开声讲？每次问及，我的心就慌起来，就像一个曾犯案的更生人士，改过自新后仍被揪着衣领问『妳系咪贼？妳系咪偷嘢？』。」

社会歧视康复者 康复者也歧视自己

盐花不断的洒在她伤口上。走到外面世界后，她原本好起来的情绪，再度崩塌，她再次为自己病患与经历伤心起来。

明明她极力想摆脱精神病人这身份。

有日她怨叹地问医生究竟何时才医好？医生反问：「怎为之医病？若食药代表医病，妳每天用一秒吞下药丸，一年才用365秒医病。」

这刻她才恍然大悟，「医病」是一秒钟的事，会否复发，却是一辈子的事。精神病将伴随她一生。「我们每天要承受副作用带来不适，害怕情绪又再次不由自主或一天经历『一年四季』的心情。」思敏说。

她问自己为什么如此害怕一辈子也在医病，为什么害怕别人知道她一辈子也在医病。

若精神病是一辈子的事，她要怎教自己接受是个精神病人、教人理解这个病？要怎样大大方方向别人承认自己就是「黐线」？请看下集：【失控人间．三】患思觉失调与抑郁 写自传面对过去：黐线又如何

（来源：香港01 https://goo.gl/96shW2 2018-01-12）

·好友宝妍自杀让思敏不断自责，若不是顾着去澳洲交流玩乐，她便能阻止好友轻生。她认定自己就是害死宝妍的凶手，自觉罪孽深重每天在家淌泪，下半生不值得拥有快乐。为治疗这个创伤，社工和心理学教授与她重演宝妍自杀的晚上：即使她睡在香港家里的床上，亦依然听不到宝妍攀窗的声音，没有人行前阻止她，最终她依旧一跃而下，由父母发现女儿自杀身亡。

·思敏开始明白，若历史过去后什么事也无法再扭转，怎样安然接受自己这些年来的痛苦。包括她高中三年遭受欺凌，致患上思觉失调与抑郁症。她说患病13年来炼成今天的这个她，但她不会谢谢曾伤害她的人。她仍拼命生活和工作证明自己能力不因病患而被看低。她想大大方方告知予世界有这样一个「黐线」病人。

注：黐线：粤语，指意为“神经兮兮”、言行举止有点不正常的意思。

思敏走到一个陌生的坟场，来到一个墓碑前，一边痛哭地用双手不停挖，一边说，「很对不起，是我错，都是我的错，很对不起，很对不起……」，她不停地喘着气痛哭，呼吸愈来愈困难。墓碑里大概是好友宝妍。

画面又一转，她站在课室的教师桌前，指着欺凌她的同学：「你们知道我有多难过？你们将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上，从没想过这对一个人有多大多深远的影响，你们知不知道我每日都带着这份没尊严的心情痛苦地过！」

面对中学创伤的勇气

这两个画面在她患病的首6年，几乎每晚都在噩梦中出现。医生、社工和心理学家说，她的感情被压抑在15、16岁，之后几年没好好处理过往创伤，于是情绪就在她患病初期失控地爆发。她很想忘记这些不快，但愈想忘记，却愈真实地反映在她的梦境里。

在思敏心底里中学是她人生的污点，自毕业那天，她再也不想踏入中学校门一步，或再见到任何老师旧同学。直至有天她在街上遇见当年的英文老师，问她何以近年很少出现在旧生聚会？思敏道来自己的近况与健康，老师再三追问她患病原因后，听毕答案就大叹了一口气，替她婉惜。「我没想过自己在毕业后有勇气面对中学老师。当时我说待完成手头工作再约她吃饭聚聚。」

13年来没有一句道歉

师生聚旧那天，老师第一句便问她：「其实你有否觉得学校对你有亏欠？」思敏心中一沉：「有！有一段时间我嬲学校和同学伤害我，令我失去13年自由的人生，我相信如我没患病会有另一段人生，我可能已结婚或有孩子了。」

如今已30来岁的她曾想象过自己的未来会如何美满。她曾归咎欺凌者毁掉她的人生，却等了13年也没得到一句道歉。「我曾经不停自问为何偏偏选中我，为何我没做错事却要受伤，承担他们欺凌我的后果和愧疚？但渐渐随着年月，我的愤怒和憎恨淡化。我知道无论多久后，我也得不到答案。」

思敏反问自己，难道旧同学今天承认过失和道歉，就可以挽回她这些年来失去的一切。

「一段伤痛不能用一句对不起就了结。」她开始对所有伤害与遗憾释怀，让自己好过。「我也要接纳那时的自己把多年委屈藏在心里，一直没处理，直到情绪爆发那天，什么都来了。」

当年「好真」的幻觉和幻听，在她持续吃药后渐消失，她开始能分辨不存在的东西。亦只要依靠少量药物，她便能自理生活、控制情绪。

病患康复后炼成的她

如今，纵使每晚仍会失眠睡不好，偶尔惊恐发作或突然忧郁低落，她已学懂与病患共存。半夜醒来睡不着，她就泡咖啡烘面包，或写西洋书法、画画送朋友。她自侃样貌、身型和才能都像卡通片《多啦A梦》中胖虎的妹妹「胖妹」，尤其当她戴上画家帽，拿起画笔画画的时候。

当年因为要令欺凌她的人刮目相看，证明自己的能力与样子或身型无关，她不断向外跑，四处参加活动、交流和义工服务。结果，她由被欺凌后性格内向怕事，渐变成外向健谈、善于组织活动和交际的人。亦正因为她一度迷失，不断思考自己究竟可以做什么、该做什么，不久后证实患病，让她懂得在病榻中找寻自己的路向。

记者说这全是成长必经阶段，才炼成今天的她。思敏点头。「参加活动、寻找自我没有对错，13年来走来，你见到的就是有精神病后这样的我。我也庆幸19岁就发现自己原来一直『扮开心』，情绪爆发患上思觉失调，才有意志力改变。若一个40岁的人患精神病，他／她要推翻自己过去40年的快乐，或许会更难受，更难过。」

曾经，她害怕上司和同事知道她有精神病，便看低和歧视她。「我的确会因为早上仍因药力发作而精神呆滞无法做事，但我仍要向人证明，精神病康复者的工作能力其实如你们无异。」所以她一到下午，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回来后，便会一口气完成一天的工作；亦自知每次覆诊总要请病假耗掉一日，故她会预先完成份内工作，让同事好办事。这样的她得到上司同事的赞同和信任。

以过来人出书鼓励病友

现在她于一间精神复康的小区中心当活动助理，想以自己的病患经历与病友同行。她知道并非每个精神病人都能如她般坚强，或拥有足以重返社会的工作能力，以致一直得不到认同和接纳。因此她写了自传《黐线》。「想人们知道校园欺凌的影响外，亦想他们明白一个精神病患者怎样走来，消除歧视后，其他病友或能好过一点，帮助他们在社会立足。」

新书出版后，思敏近日收到一个读者来信：「我刚60岁，最近才发现自己多年有抑郁倾向，开始回望过去。如果早些回首，整理自己，可不致浪费大段人生。」

思敏书中有一封信是写给十三年后的她，其中她写道：「19岁患病后令我重新审视人生、思考生命究竟追求什么。能够上班、吃饭、睡觉、与自己爱的亲友在一起，已是最快乐和平淡的幸福。」如今思觉先生和抑郁小姐很少再光临，但她仍会像你我一样有时疲惫或心情低落。她会走到屋企楼下的公园发呆，整理自己的情绪，细想自己的一天，细想日子该怎才可过得更好。

（来源：香港01 https://goo.gl/LsCVFN 2018-01-12）

嘉明，小心翼翼的将饭菜放入其他病友的碗中，避免不让饭菜掉落。来来回回地重复着相同的动作，直到所有的病友都能够在自己的座位上用餐。

嘉明是个慢性思觉失调症患者，回想起当初生病时，对环境充满着多疑、在路上三餐不济、到处游荡，对于家人和朋友的关心，却因自己的多疑，更容易发生冲突和争执，被警察和家人的强迫下，送至医院接受治疗，但因不规律的服药，造成病情无法稳定，在反复的症状发作后，家属无力照顾下，被送至本院接受照护。

刚开始的时候，嘉明对于环境充满陌生和抗拒，不谅解家人将自己送到本院的决定，常常与其他的病友和照护人员发生争执。随着医师将药物作适当调整、护理师与照服员之生理照护和协助、社工师邀请家属进行家属与患者之会谈、职能治疗师带领其进行职业复健的训练，加上临床心理师和嘉明的定期个别心理治疗和团体心理治疗之进行，慢慢地帮助嘉明能够接纳自己的病情外，更可以透过上述的专业团队协助下，让嘉明能够找回对自己的自信，也能够让嘉明有更多的准备回到小区，重新追寻自己的梦想。

延误就医的时机

对许多精神病患和其家属而言，被诊断为精神病患是很大的打击，也更担心是否因为诊断会造成标签化和污名化的结果，让患者和家属更担心自己不知道如何面对接下来的挑战和压力，也因对疾病之不了解和上述担心污名化的压力下，让家属会选择以民俗疗法作为治疗疾病之方式，因而造成无法及时就医，延误了治疗的时机。

药物治疗仍是治疗之第一线

事实上，根据世界生物精神医学会(the World Federation of Society of Biological Psychiatry: WFSBP)在2017年针对治疗思觉失调症患者，所提出的治疗建议，抗精神病药仍是治疗思觉失调症患者之第一线治疗方式，然后才会依据个案在服药后所产生的副作用，搭配其他药物与非药物之管理方式，以提高患者在治疗后之生活质量。

辅助性治疗更可帮助改善生活

此外，2017年《加拿大精神医学期刊》(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也提到除了在接受药物治疗外，同时也可以搭配不同的心理社会介入方案，以协助患者提高生活的满意和适应能力，包括：家族治疗、支持性就业训练、社交技巧、认知功能训练和生活功能训练等，而上述之心理社会介入方案均有良好的实证基础，能够证明有效地改善精神病患者之生活表现。

国内之精神医疗仍可具有效果

在国内，笔者目前所服务之机构也是属于慢性精神复健机构。本机构容纳了两千多位的慢性精神病患者，这些患者在本机构里接受来自不同专业的团队之服务，包括:精神科医师与护理师之医疗照顾外、药剂师提供良好的药物调剂、社工师提供和家人之间情感之修复和联系、职能治疗师之职业功能复健，以及临床心理师对精神病患提供个别与团体心理治疗之服务。

正念练习有助于改善患者之症状干扰

笔者在2015和2016年针对慢性思觉失调症患者进行维持八周的正念团体训练之疗效研究。所谓的正念练习是一种透过体验的方式，帮助慢性精神病患者学习和增进自我觉察的能力，当精神病患者可以对自己的感受有足够的感受和觉察力时，不仅可以帮助其管理和了解自己的症状严重度，更可以提高其与人际互动时的亲密感受，并且丰富和促进其情绪觉察和表达的能力。

在笔者的研究成果中，接受八周正念练习的精神病患者，相较于在进行练习前，他们在练习后对其情绪和感受之能力均有显著的提升外，同时也拉近了他们与家属、病房之病友相处之关系和和谐度，此外，他们也主观地感受到自己对生活的满意度有所提升，而这样的效果在治疗结束后三个月仍可以持续地维持。

面对疾病相信专业，幸福就能随之来

笔者可以体会家属和患者在面对疾病之无奈和担心，在近日诸多精神病患之相关报导中，笔者仍想藉此文章呼吁各位家属和患者，罹患精神疾病并非无法改变，只需要透过专业的医疗协助，并且保持信心和耐心，相信在接受专业团队之协助下，必定能够走出人生幽谷，重新迈向美好的人生旅途，为自己的理想继续打拼，实现人生的理想。

（来源：苹果日报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125/1285580/ 2018/01/25）

用罢学“威胁”父母，经常在家发脾气，仅仅半年时间，初中生变成网瘾少年，而这些情况并非个例。

晚上窝在沙发上，眼睛紧盯着手机屏幕，手指快速移动，赢一把就喜不自胜，输了就骂骂咧咧……这种场面是不少重度手机游戏玩家的写照。但要注意了，痴迷游戏无法自拔也是一种精神疾病！

2017年底，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在2018年首次把“游戏成瘾”归类为精神疾病。与此同时，在刚更新的《国际疾病分类》中，也专门为“游戏成瘾”设立条目，并明确“游戏成瘾”的多项诊断
标准，以帮助精神科医生确定患者是否对游戏产生依赖。

【现象】迷恋虚拟的成就感 小伙儿旷工玩游戏

2018年1月9日，郑州某网吧内，电脑屏幕上清一色显示着当下非常流行的一款名为《绝地求生》的网络游戏。这款游戏到底有多热？有一组数据恐怕能说明问题。在Steam平台最新一周的销售排名中，该款游戏已经连续四十三周夺得销售榜冠军。

今年26岁的小周就是这个游戏的忠实粉丝，他最喜欢最后胜利时屏幕上跳出的“大吉大利，今晚吃鸡”的字眼。在他的朋友圈儿里，有不少这样的截图，在小周看来，这是一种荣誉。

周二下午，是小周的工作时间，但做销售的他却利用外出跑客户的空当钻进了网吧。

小周说，他也知道今天是上班时间，只玩一会儿。但他面前的上机记录中显示，从下午1点半开始，已经连续玩了3个小时。

【案例】初中生变成网瘾少年 仅用了半年时间

“游戏成瘾的孩子，都是从刚开始接触到慢慢沉迷，到最后无法自拔。”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心理专家杨勇超说，这个时间可长可短，最短的孩子，半年时间就会发展到相当严重的阶段。今年刚上初中的小亮，就是游戏成瘾发展较快的一位。

小亮家里有一个上大学的哥哥，哥哥放假在家时，他就跟着学网游。等哥哥上学走了，他也学会了。

小亮再去学校时，满脑子想的也是游戏。于是，他想方设法跑进网吧，市区人流量大的网吧管理严格，他就跑到远郊管理不太严格的网吧上网。

发展到后来，他还“威胁”父母，不给去网吧的钱就不去上学。父母把家里的网络停了，甚至连手机上的网络也关了，但情况依然没有好转。小亮因为不能上网玩儿游戏，经常在家里发脾气，不愿见外人。

“如果发现有苗头，家长也不要一下子断绝，突然断绝后，会让孩子情绪和心理上没办法适应。”杨勇超说，主要还是跟孩子一起制订一些计划，比如学习计划，培养孩子的责任心和原则性。“我们不怕孩子玩儿，怕的是只玩不做其他的事儿。”

【链接】如何判断是否游戏成瘾？

“将游戏成瘾列为疾病，最主要的考量结果还是造成的后果。比如，是否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工作、人际关系等。”杨勇超解释说，去年11月份，我国首部《网络成瘾诊断标准》通过专家论证，游戏成瘾也被正式列入精神疾病范畴。

据悉，世卫组织关于游戏成瘾的相关标准将于今年5月份公布。杨勇超说，目前我国所沿用的还是接轨于美国精神病协会公布的DSM-5标准。

杨勇超解释说，现行标准中一共列出了9种症状，一般要满足其中5项，才可考虑后续判断。

1.完全专注游戏；

2.停止游戏时，出现难受、焦虑、易怒等症状；

3.玩游戏时间逐渐增多；

4.无法减少游戏时间，无法戒掉游戏；

5.放弃其他活动，对之前的其他爱好失去兴趣；

6.即使了解游戏对自己造成的影响，仍然专注游戏；

7.向家人或他人隐瞒自己玩游戏时间；

8.通过玩游戏缓解负面情绪，如罪恶感、绝望感等；

9.因为游戏而丧失或可能丧失工作和社交。

（来源：河南商报 http://www.xinhuanet.com/local/2018-01/10/c_1122238421.htm 2018-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