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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早些时候加州发现13名兄弟姐妹被囚家中一案令人震惊，但并非没有先例。这些年一直有儿童被关在储藏室或地下室的骇人案件遭到曝光，孩子们被深受毒品、极端宗教信仰、人格障碍或自身虐待历史影响而心理崩溃的父母囚禁。

但好消息是，精神创伤专家称康复是十分可能的。受害者可以重拾自己的生活。

“临床数据是乐观的，”美国国家儿童创伤应激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Child Traumatic Stress)联席主任约翰·A·费尔班克(John A. Fairbank)说。“对受到了严重虐待和创伤的儿童有很好的治疗方法。”

作为杜克大学精神病学和行为学教授的费尔班克说，尤其是相对短期的针对精神创伤病人的认知行为疗法表现出了良好成效，该疗法研发于90年代早期，但在最近的15年才得到普及。
但心理学家表示，对于加州的这些兄弟姐妹以及有着类似情况的儿童来说，康复过程的一个巨大障碍是，囚禁他们的并非陌生绑架者，而是父母。

“在进行康复工作时，要找出病人的支持系统是什么，”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精神病学系副教授、精神创伤心理学家普利西拉·达斯-布雷斯福德(Priscilla Dass-Brailsford)说。“父母和家庭是最重要的支持。但那些孩子们没有这些。他们的父母就是侵犯者。”

在撰写本文时采访的专家强调，自己对加利福尼亚一案并非直接知情，并表示，由于这些兄弟姐妹被剥夺了无条件的爱和安全这一首要保障，他们在与未来的支持对象建立信任和亲密关系时基本上肯定会遇到困难。

“知道这是父母的行为这一点增加了孩子的无助和绝望，”洛杉矶一名经常治疗精神创伤病人的心理学家诺拉·J·贝拉戴里安(Nora J. Baladerian)说道。

达斯-布雷斯福德拿这13个孩子的情况与被剥夺了食物、自由和足够照料的战俘做了比较。
“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他们并不是独自经受这一切的，”她说。“作为惩罚，战俘是被隔离的。而这些孩子们至少还有彼此。”

专家表示，在正式治疗开始之前，一定要先将这些孩子安置在一个安全并被悉心呵护的环境中，让温和的治疗成为一个他们可以依靠的正面常态。并补充说，让尽可能多的兄弟姐妹们待在一起对维系他们之间的纽带是很重要的。

一位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少年法庭治疗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司法心理学家丹尼尔·L·戴维斯(Daniel L. Davis)表示，没有哪一种行为模型可以完全概括出典型的父母施害者。

“当然，是有风险因素的，”他说。其中可能包括虐待或家庭暴力前科，还有比如反社会型人格、边缘型人格、自恋型人格等一系列的人格障碍历史。他说，这些人可能会过度情绪化、难以预测、控制欲或是剥削欲过强。

但和其他精神创伤专家一样，戴维斯强调儿童有着惊人的适应力。他曾治疗过一个被父母锁了很长时间以至于表现出严重的发育迟缓的学龄男孩。“但经过支持团队集中治疗并作了十足努力后，他的成长十分出色，”戴维斯说。“他的父母被送进了监狱。”

偶尔也出现过其他一些孩子被父母隔离在社会之外的案例。纪录片《狼群》(The Wolfpack)讲述了七个兄弟姐妹被父亲隔离在下东区一个公寓里的故事。2015年，在维吉尼亚州斯波特西瓦尼亚县发现了三个兄弟姐妹被父母锁在一间充满屎尿的房间里。同一年，在田纳西州默弗里斯博罗市发现了一个十多岁的女孩被父母锁在卧室里数月，她的父母允许她的三个兄弟姐妹随意出行。

戴维斯博士表示，虽然贫穷是很多案例中的一个因素，但它肯定不是标志性特征。事实上，在加州的这个案例中，这家人住在一个中产阶级社区，据说父亲戴维·艾伦·特平(David Allen Turpin)曾做过工程师。但是，戴维斯博士指出，贫困导致的情况可能更容易被发现，“因为犯罪者没有足够的资源来避免公众监督”。

孩子们先要被安置到一个安全的家中，评估与创伤相关的症状，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之后才开始正式治疗。他们可能不愿意或无法描述自己的经历。噩梦可能会困扰他们。最轻微的触动——例如，钥匙的响声——可能会让他们爆发歇斯底里症状。他们可能会极度亢奋或警觉，始终警惕而畏缩，随时准备逃跑或对抗。年幼的孩子可能在玩耍时都会表现出创伤；另一些孩子可能遭受了巨大的情感创伤，显得有些麻木。

“不过，大多数孩子都能恢复过来，”匹兹堡阿勒格尼医院(Allegheny General Hospital)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创伤中心(Center for Traumatic Stres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的主任安东尼·P·曼纳里诺(Anthony P. Mannarino)说，“我不是说他们会忘记，但他们能找到前进的道路。”

曼纳里诺博士是创伤性认知行为疗法(TF-CBT)的联合开发者。他说，治疗一般需要12至16个疗程。

首先，治疗师帮孩子控制关于那段经历的可怕想法和感受。接下来，治疗师引导孩子慢慢讨论创伤。

“那些记忆真的很可怕，”曼纳里诺博士说。“也许他们的父母说，‘这是你应受的惩罚，这是你的错’，羞耻感可能已经在孩子的心里扎根了。帮助他们谈论和处理这种扭曲的想法能让他们有机会明白，那不是他们的错。”

TF-CBT的最后一步需要孩子新看护人的参与。“我们帮看护人们明白，孩子的行为是他们遭遇的表现，不是他们的真实性情，”曼纳里诺博士说。

在治疗创伤患者的诸多疗法中，TF-CBT是最受关注的一种。在《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会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2004年发表的一项多地点随机研究中，203名8至14岁具有性虐待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孩子和他们的看护人被随机分配采用TF-CBT疗法或“以儿童为中心”的疗法——后者是强奸危机中心或性虐待治疗中心经常使用的一种谈话疗法。采用TF-CBT疗法的患者在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和行为等指标上的改善更为明显。

巴拉德里安博士不仅希望那个加州家庭能得到足够的服务，而且希望“人们的关注也能帮助那些没有得到如此密切关注的案例的受害者”。

（来源：纽约时报 https://cn.nytimes.com/health/20180118/california-13-kids-siblings/ 2018-1-18）

从美国千金名媛到银行抢劫犯，

天使坠入地狱，如此轻易。

人们问，然后呢？

纽约曼哈顿，直耸云端的建筑千千万。赫斯特大厦是其中的一座，这是美国传媒巨头，赫斯特国际集团的总部。

一个世纪前，集团创始人威廉·伦道尔夫·赫斯特，从这里开启了集团版图，15家日报，全球范围内300多个杂志刊物。直到去年，赫斯特集团，依然居福布斯全美大型媒体类企业第二，营业额达到了上百亿美元。

这个世界最大的传媒帝国之一，从来都是潮流、头条背后的推手与射灯。但其实，富有的赫斯特家族本身，也创造着无数离奇而曲折的故事和头条。

报姐今天想说的，就是赫斯特家族的千金，20世纪美国最为人所知也备受争议的名媛，帕蒂·赫斯特。

帕蒂·赫斯特，名副其实的家族千金。她的祖父是赫斯特集团的创始人，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电影《公民凯恩》的原型。

帕蒂出生在洛杉矶，和所有富人家的少女一样，生活无忧，家教良好。但赫斯特家族有许多孩子，帕蒂并不是最显眼的那个，因为她的父亲，并不是祖父心中的集团继承人选。而帕蒂自己，也一直都履行着乖巧听话的女儿角色。

她没有什么可供媒体讨论的噱头。帕蒂像一颗简单低调的钻石，偶尔闪现在众人眼中的光芒，也多是因为她背后家族的射灯。

1974年，帕蒂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大二。谁都没意料到，这一年，改变了她的一生。
这年帕蒂19岁，许多年以后，她在自己的回忆录写道，魔鬼总是在夜晚出现。一个午夜，帕蒂和未婚夫在伯克利的公寓里，被三个陌生人袭击，随后她被三人打晕带走。

帕蒂被绑架了。

传媒帝国的千金被绑架，一时间，所有媒体都沸腾了。

一个反政府恐怖组织 “共生解放军”（SLA）随后宣称，是他们绑架了帕蒂。

这个活跃在加州的极端激进组织“信念”，是搞革命，消灭剥削人民的资产阶级寄生虫。而他们绑架帕蒂的理由，是为了利用赫斯特家族的影响力威胁政府，交出他们两位刚被捕的组织成员。

帕蒂的父母怎么都没想到，自己低调的女儿竟会成为被绑架的对象。但事实已是如此，他们能做的只有救出女儿。但要求警方释放罪犯太不实际，在交涉之后，极端分子要求赫斯特家族付出几百万美金。

为了救帕蒂，赫斯特家族不得不照做。可是，即便做尽这一切，他们依然拒绝将帕蒂放出。甚至从那之后，帕蒂渐渐失去消息。

2个月之后，帕蒂的消息再次传来。那是一卷由共生解放军送来的录音带，但录音带的内容，让整个赫斯特家族的人都无法置信。

“我必须声明，我没有被强迫录下这些话，也没有被洗脑，被麻醉，被折磨，或者以其它任何方式被迷惑。爱对我来说的意义已完全不同。对现在的我来说，爱来自于这样的认知，那就是，每个人都是不自由的，除非所有人都自由。我会成为人民的战士。”

录音里，帕蒂的语气平静，了无生气。她宣布自己将改名为“Tania”，已加入到共生解放军的组织中，和“队友”一起为“人民”和“自由”而战。

伴随录音带寄来的，是帕蒂的照片，照片里她带着贝雷帽，手拿机关枪，站在共生解放军的横幅前。只是，从异常苍白的面颊，和无神的双眼中，似乎已看不到她的灵魂。

赫斯特家族完全无法接受，这竟然是帕蒂，他们家族最乖巧温和的公主。他们猜测帕蒂是因为害怕而妥协，也许是更荒谬的，她爱上了组织的某个成员。总之，帕蒂绝不可能自愿成为极端组织的支持者。

是啊，传媒大亨家族的名媛，怎么会转而去支持恐怖组织的极端分子？？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但很快，这一切侥幸与猜测被打破了。帕蒂出现在几天后的SLA银行抢劫案中，银行监控清晰的录下了她的身影，她和“同伴”一起，手持枪械，协助他们作案。

世界传媒巨头威廉·赫斯特的孙女，引无数人艳羡的千金名媛，就此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银行抢匪。

从美国千金名媛到银行抢劫犯，天使坠入地狱，如此轻易。人们问，然后呢？

FBI将帕蒂和共生解放军一起列为通缉要犯，在周密的抓捕计划下，帕蒂很快被捕了。而直至此时，关于她的漫长争议与审判才刚刚开始。

受害者还是抢劫犯？救赎还是惩罚？美国名媛帕蒂的遭遇让整个国家的人民都陷入争议和迷惑。

一些人对帕蒂的遭遇充满了同情。毕竟，在沦为人质期间，从小养尊处优的帕蒂，在身体上和心灵上，都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她后来的自传里，曾清晰的记录经历了一切。

整整两个月，她被蒙着眼睛，关在SLA的组织总部的衣橱里。组织中人有计划地对她进行洗脑，想让她成为他们所谓的“革命”和恐怖行动的帮凶。

多少个暗不见天日的日夜，她被迫重复听着成员的激进的信仰和死亡威胁，甚至，被不同的成员性侵。帕蒂说，她变得不相信会有人来救她。

帕蒂的辩护律师也表示，见到刚被逮捕的帕蒂时，他仿佛看到了活死人。经过心理学家测试，她所受的折磨，使她在短短两个月内智商下降了20，仅拥有孩子的身体机能，自尊心也已破碎不堪。

他们判断，帕蒂后来的行为，是受到了SLA成员一系列洗脑的影响。她完全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受害者。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

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的心理彻底崩溃，他们会把生命权托付给凶徒。这种依赖把恐怖分子偶尔的宽忍变为慈悲，感激，甚至崇拜，最后，屈服于暴虐。

但更多人无法相信这种说法，包括帕蒂案的陪审团。那个时代，人们无法理解“洗脑”，而斯德哥尔摩情结也仅仅被提出不到两年。

心理学家没有一套完整的标准去认证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症状，因为彼时它还不存在在精神病学手册上。

更也许，是人们不愿意相信所谓的洗脑理论，它听起来多么像一个脱罪的借口，而不是理由。最终，帕蒂被判了35年。

但也许随着时代演变，人们更加认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存在了，亦或许，帕蒂，毕竟来自赫斯特家族。家族的不忍，父母的努力，让帕蒂的牢狱生活没有再次成为她巨大的灾难。帕蒂在服刑两年后被放出。

走出牢狱，对帕蒂来说仿佛一场仪式，一场告别年少轻狂的仪式。但究竟花了多久，这位美国名媛才彻底从那段荒谬的遭遇中走出，人们不得而知。也或许，她终其一生，都活在那一场年少疯狂的阴影里。

帕蒂出狱后，她的父亲为她安排了12位保镖，守候在侧。后来，帕蒂嫁给了自己保镖之一伯纳德。

帕蒂也曾再次走入公共视线。这一次，她成了一名作家，发表了回忆录 Every Secret Thing （失踪秘闻），揭露一代名媛，疯狂的传奇过往。

但更多时候，帕蒂让自己归于平静的生活。她享受温馨的家庭生活，珍惜自己的丈夫和两位女儿。

她的小女儿莉迪亚·赫斯特，作为赫斯特家族的新一代名媛，是一位美艳个性的超模，也是《绯闻女孩》中Queen S的原型。

但赫斯特的家族姓氏，和帕蒂疯狂的过往，不会让她彻底隐没在人流。许多以帕蒂为原型，以她的故事为主题的纪录片、舞台剧在世界各个角落上演。

帕蒂手持枪械，站在共生解放军标志前的照片，竟然成了一代美国青少年反主流文化的标志。直至今日，她依然是20世纪美国最知名和最受争议的名媛。

但在今天，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她选择相信和谅解，大批的心理学家把她作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典型。

只是，帕蒂·赫斯特的故事，所引起的疯狂与荒谬，注定不会随时间而淡化和消逝了。

身份给帕蒂·赫斯特无限荣宠和目光，也让她经历了被绑架、性侵，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洗脑”的心理学案例。她的故事传奇又讽刺，天使堕入地狱，如此轻易，而走出来，或许要用尽一生。

（来源：搜狐 http://www.sohu.com/a/218493403_478426 2018-01-23）

美国精神康复专家Pratt和其团队（2007）指出，精神康复目标包括：鼓励康复、协助患者融入社会、独立生活和享受最佳的生活质量。由此可见，精神康复十分看重患者的社区参与。其实，Bachrach(1976)早就提出了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理论，同时也提出来3个去机构化的重要元素，就是：（1）把患者从居住的院舍安排到社区的居住设施中；（2）把有可能住院的患者转移到其他有护理功能的院舍；（3）为住院的患病群体设计服务。去机构化这个治疗模式源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此后不少国家相继使用。不少研究发现，患者在社区生活有一定的好处，比如Larson和Lakin(1989)的研究发现，精神发育迟滞人士在离开院舍、搬进社区后，行为问题有所改善。

国外重型精神疾病 精神康复干预方法

（一）日间计划

日间计划的概念源于一种名为环境疗法的治疗策略。对精神病精神康复的应用来说，它是一个以患者生活元素（如肢体、社会、文化）作为基础的治疗技术，康复师相信这些元素能有效帮助患者达到治疗康复目标。研究显示，一些以“此时此刻”为重点的日间计划比单独使用药物有效，而且也更符合成本效益。Gunderson（1978）提到，环境疗法的5个重要元素，包括：

1.抑制有一种被环境控制的感觉
2.支持拥有被环境支持和肯定的感觉
3.结构一个有秩序的环境，谁、什么、哪里都能预知
4.参与参与和属于社会环境
5.确认在环境中的个人的肯定

环境疗法不只对住院病人有效，对院外病人同样有帮助。另外，Washburn和Conrad(1979)加上了第6个重要的治疗元素，那便是协商，就是患者跟治疗师一起构建治疗目标和计划的过程。
由于环境治疗能有效地缓解焦虑、改善自我感、塑造和维持行为等，两种以环境疗法为概念的计划应运而生，分别是会所和部分住院项目。会所又叫泉水屋模式，19世纪40年代源自美国，是一个提供社会支持和休闲的聚集之地，也是一个提供社区生活和解决问题的场所。参与会所活动的个体通常被称为会员，他们也会参与会所的所有运作。部分住院项目的方法源自19世纪30年代的俄罗斯，1946年引进加拿大，以医药治疗模型为基础，干预方法包括药物监控、个别和小组治疗、休闲和社交活动等。

参与日间计划的患者一般都有比较长时期的病程和反复住院的历史，而且他们在没有得到协助的环境下不能独立生活。另外，他们对自己或别人的安全不构成危险，但需要积极参与在活动之中。日间计划的工作人员包括计划总监、管理人员、个案经理、精神康复师、计划辅助人员等。实施计划的环境，应该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地方，而且交通方便，禁闭式的病房便不是一个理想的环境。计划内容方面，性质一般包括康乐、社交、技巧训练（如社交能力、自理能力、职前技能等）、教育（包括症状和疾病管理等）、药物监控、个案管理、职业服务（如支持就业等）。另外，这些活动都需要定时的评估，以确保符合患者的需要。

（二）积极社区治疗计划和个案管理

早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精神病医院开始实行去机构化，也就是院外治疗的模式。可是，由于患者住院期缩短、患者的计划和社区的设施预备不足，他们的反复住院情况也十分严重。为了更全面照顾患者在社区里的需要，一个名为连续照顾的概念继而出现，这个概念提出持续地为重型精神病患者提供他们需要的服务和照顾。

个案管理指“一个保证患者得到系统、有效和高效率服务的过程或者方法”（Baker et al,1992）,个案管理的目的包括：

1.连续照顾保证患者在合理的时间内得到全面的服务。
2.无障碍确保患者可以使用他们所需要的服务。
3.可靠性为提供的服务承担责任。
4.有效益的服务是以经济效益角度出发的。

因此，一个良好的个案管理制度是非常重要的，根据Agranoff(1977)提到的5个基本个案管理功能，包括：评估、计划、联系服务、监测、考核等。美国国立精神卫生所于19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一个理想的社区支持系统概念，成分包括：患者的身份和社会角色、精神疾病的治疗、精神康复计划、危机干预服务、房屋、保健、保护、朋辈支持、家庭与社区支持、收入支持等。个案经理是个案管理的执行人，他们会分别为患者转介服务模式，提供精神康复治疗模式、强调强项模式、全面支持模式（积极社区治疗）等治疗方法。

积极社区治疗计划的目标在于降低患者住院率、提升居住稳定性、提高生活质量、患者对服务的满意度等。另外，计划的重要元素和概念包括：在社区提供服务、由不同专业人员组成治疗团队、没有时间限制、人手比例低、服务频率高、年终无休的全天候服务、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服务，筛查其他服务如住院的需要。

（三）支持就业

支持就业的方法始于19世纪80年代，由于当时提供给精神病患者的庇护工厂等效果和患者的就业情况不理想，而一些小规模的由大学实施的支持计划却显示重型精神病患者在得到恰当的训练和支持下能成功地在社区就业，这个方法在精神康复界得到了很大反响。另外，支持就业的重要人物Danley和Abthony认为（1987），精神病患者应该不是被安排到一个岗位，而是从挑选职业开始就按照自己的技能、兴趣、喜好等方面参与整个过程。研究发现，患者如能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职业，就业时间比其他患者长2倍。由此可见，选择和支持与重型精神病患者的就业情况是息息相关的。其中一个给予患者的就业支持是工作教练（job coach），这些教练需要明白企业的运作，同时需要与雇主洽商。另外，他们更需要帮助患者发展与就业相关的不同技能（如面试）。目前，常用的支持就业模式为个人化就业模式，其中包括早期的选择-获取-保持模式和最近的选择-获取-保持-离开模式和工作团队模式。

其实，不同的方法也可以预备患者进入工作，包括巡视工作、短时间工作经验、职业的影子预演练习、就业咨询、现场互动实习等。支持就业的目的包括提供就业竞争力、提供工作时数和增加收入，因此，支持就业服务应该选择一些具备竞争力的工作。另外，就业条件应该是非排他性的，并要注意患者的喜好，不设时间限制，提供个人化支持和咨询等。

（四）支持教育

精神分裂症多发病于青少年期，据美国一项研究显示，至少有400万人因为起病早而没办法完成本科学位，而因为患上精神疾病而无法继续学习的情况估计在中国更为严重。精神病患者在生活上往往属于低收入的一群，因为无法完成大学学业，不但让人感到失败、羞耻和失望，而且竞争力低、缺乏就业机会。在21世纪，拥有高学历代表拥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另外，校园不只是寻求学问的地方，更是提供社交网络和商业机会的平台。不幸的是精神病患者在求学的过程中遇到不少问题，比如他们的主要症状在药物治疗后消失，但他们还有残余症状。另外，药物也会带来包括反应迟缓和疲惫等副作用，影响学习。而功能性缺损如退缩行为，不但影响他们学习，更会影响他们的学校生活。当然，考试压力是每一个学生常有的情况，它不但会影响患者的心情，还会影响他们的病情。因此，精神病患者在求学的过程中需要得到专业的帮助。

其实，美国联邦政府在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期间提供不同的法案，希望能消除针对精神病患者在教育单位的歧视。19世纪80年代初期，首个支持教育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出现，患有精神病的青年人被安排到校园上课，接受教育和就业训练，最后在大学工作。这个成功的经验也成为支持教育的雏形。Unger在1990年制定出3个支持教育模式，它们分别是：

1.独立的教室集中一批精神病患者一起学习统一课程。
2.在校支持模式帮助在校患有精神病的学生使用资源。
3.流动支持模式由流动支持工作者提供个人化教育支持。

Mowbray等（2003）提到，美国现存超过100个不同类型的支持教育项目，它们可以归纳为全会所模式、部分会所模式、在校模式和独对模式。

其实，高等院校对重型精神病患者有非同一般的意义，Mowbray（1997）就提到支持教育对患者的5个优点：（1）新形象：从精神病患者角色变成社会重视的学生角色；（2）新的正常化环境：从精神病医院或者日间治疗计划到高校的教室；（3）结构：学习和其他校园活动让患者更有意义和更有效率地利用时间；（4）进修期：当患者工作面试的时候，可以诚实地告诉雇主他们希望换工作，所以腾出时间进修；（5）希望：迈向学位是实现梦想重要的一步。
可是，康复师在开展支持教育计划的时候需要注意几点，第一，患者有百分之百的主动权，包括教育目标、学习环境、需要等。第二，康复师所提供的支持与服务，必须符合个体需要。第三，强调正常化，也就是说康复师提供的支持与服务需要与患者的学习环境配合。第四，按照患者的改变去提供灵活和持续的支持。第五，经常保持一个信念，就是个体可以成长和达到学业和职业目标。

（五）支持居住

中国是一个崇尚集体主义的国家，看重家庭与人伦关系，因此只有建立新家庭的人才会脱离父母。相反，西方国家推举个人主义，大部分人成年后就会离开父母，过着独立的生活。正因如此，居住对国内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来说，并未构成一个问题，可对于国外的患者来说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早年，美国为精神病患者提供了一个名为连续统一管理方法的居住服务，这个方法的概念是为患者提供一系列的居住条件，如从医院到集体房屋、从集体房屋到全时间监管公寓、从全时间监管公寓到半监管公寓，并帮助他们转接。可是，这种服务模式一直受到强烈的批评，主要原因是患者要不断地适应环境，这形成了不少压力。另外，经常改变居住环境，会使患者无法把一个环境学习到的技巧应用到其他居住环境中。当然，最重要的是集体房屋等环境并不是患者喜好的居住环境，而且也没有给患者提供选择的机会，因此与精神康复的理念相抵触。为了提高患者的社区参与度，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为精神疾病患者提出一个新的居住模式，名为支持居住，强调社区融入和正常化，并同时得到持续和有弹性的专业支持。根据研究显示，这些支持包括：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有职员帮助处理危机、经济援助、金钱管理协助、购买家具等。

目前，美国精神病康复者的居住服务还处于过渡期，这个过渡得意义不只是服务的改变，而且还包括员工的态度、资源的分配、康复者对自己接受的服务有选择、生活质量提高等。除此之外，也有研究指出，支持居住降低患者的住院率，提高动机、增加希望、增强社会角色功能和加快正常化、提升生活质量等。虽然支持居住这个干预方法还未得到很多数据支持，可还是一项值得采用的方法。毕竟，良好的居住条件并不是一项治疗，而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六）自助与朋辈支持

Segal、Silverman和Temkin(1993)认为患者可以帮助一些面对相同问题的同路人去尝试掌控他们的生活环境，同时，同路人可以给与朋辈一些其他专业人士不能给与的帮助。因此，自助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关系，小组成员更可以从自助小组获得在传统治疗小组和团体咨询小组中得到的正面效果，其中包括归属感的建立、资源分享、发展社交机会、得到有建设性的反馈。另外，朋辈支持并不是以精神疾病模式或者诊断标准为出发点的方法，相反，它是一个以尊重和分担责任等为基础的系统。通过互相理解和共情等的经验分享，患者会感到被接纳和建立联系，另外更会发展出一种有别于传统医患关系的互信。有了这种互信，朋辈可以相互挑战、促进成长。其实，不少理论都可以解释朋辈支持能为患者带来的不少益处，比如说，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强调模仿理想行为，Festinger的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喜好跟自己有相似经历的人发展关系，Reissman和Skovholt的帮助者治疗原则相信帮助者可以通过帮助别人去获得自助，Sarason与团队的社会支持理论聚焦于人们依赖的不同支持类型（包括情感性、工具性、资料性、陪伴与肯定）。美国著名的自助项目“Wellness and Recovery Action Plan（WRAP）”（Copeland，1997）便是由一批精神疾病患者设计的针对性工具与策略，帮助患者应付在生活上的挑战。

其实，由精神病患者为朋辈提供服务的模式，在美国早就十分盛行，最先是应用在酒精和物质依赖咨询中使用。目前，常用的朋辈提供服务模式有3种（Solomon，2004），包括患者运营服务、朋辈合伙（患者与非患者）、患者就业。值得一提的是患者就业，他们通常会被聘任为朋辈咨询师、朋辈专家、患者个案经理等，由自己的经验加上专业知识帮助患者。而且，研究显示，他们提供的服务与其他非患者专业人员提供的服务，比如说个案管理，成效和效果一样，有时会更好。

（来源：搜狐 http://www.sohu.com/a/221528323_99931752 2018-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