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捷运又发生随机袭击事件!邻近港人游台热点士林夜市的捷运剑潭站,昨天中午一名男子路经售票机时,突然接连向两名女子挥拳攻击,打至两人倒地后骑电单车逃去。警方查出行凶男子姓林(31岁),疑患有精神病,当时被母亲带到医院接受相关治疗,去年他亦曾出手殴打无辜巿民。
患精神病 有打人前科
林姓男子的母亲事后表示,儿子患有精神疾病,案发时与药剂师友人带儿子从剑潭站搭乘捷运前往医院。警方查出,该男子去年7月份曾在台北一间中学门外,随机用棍殴打两名途人,其中一人被打至头破血流。林犯案后远赴美国接受精神治疗,当时其母代他在镜头前鞠躬向社会大众道歉。
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该男子跟母亲以及林母友人把车停在捷运站外,然后一行三人进入捷运站,男子原本看起来相当正常,但走到售票机前突然发作,出拳痛击一名18岁少女头部。
少女应声倒地后,男子继续不停踢她,其母及途人立即把他拉开后,想不到他又去冲向另一名38岁女子,再次拳打脚踢,在旁制止的母亲亦拉不住他,跌倒在地上。男子事后骑电单车逃去无踪,警方晚上9时在一公园公厕内找到他,当时他在马桶上沉思,自言自语,已被逮捕。
至于遇袭两名女子分别脸部及脚部受伤,送院检查后,虽无大碍,但受到极大惊吓,心情仍未平复。
(来源:苹果日报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61130/19849971 2016年11月30日)
博客
台男捷运随机狂殴两女
海口一患精神病男子凌晨大闹宾馆 老板出面头部被打
本报讯 接连两天,位于海口南海大道的春天宾馆遭遇怪事。11月28日凌晨,50岁的宾馆老板王先生被前一天来滋事的男子暴打致头破血流、牙齿掉落。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金宇派出所介入调查。经警方查明,打人者吴某有精神病史,目前已被警方及其家属送往海南省安宁医院接受治疗。
男子没带钱和身份证,要求入住宾馆遭拒
王先生告诉记者,自从他妻子11月23日回老家后,他经营的春天宾馆就发生了怪事。王先生称,或许平时他和妻子及前台服务员等人在宾馆,人多相对安全一些,一旦人少就会出事。
王先生称,11月27日凌晨,春天宾馆发生怪事。当天凌晨5时30分许,正在房间睡觉的他被前台女服务员叫醒,因为女服务员遭到两名男子的骚扰。王先生起身了解到,这两名男子要求入住宾馆,但那名主动提出要求的男子却没有带钱和身份证。对于这种情况,王先生当场表示拒绝,同时让这两名男子尽快离开宾馆,但两名男子呆在宾馆大厅里不肯离去。
王先生说,过了一会,两名穿警服的民警赶到现场。“民警和那两名男子讲的是海南话,我听不懂。后来民警解释称,其中一名男子声称‘关公’上身,还说我欠他的钱。”王先生说,为了息事宁人,他拿出50元给那名男子,但该男子没有接。
王先生说:“那名男子后来用了宾馆6瓶矿泉水,又是洗手又是洗脸,弄得宾馆大厅脏兮兮后才离开。”
第二天凌晨又来滋事,将宾馆老板暴打一顿
11月28日凌晨5时左右,春天宾馆的玻璃门遭到猛烈撞击。“我起身发现一名男子在砸门,手上拿着一根伸缩棍,对前台女服务员进行恐吓,声称如果报警就打死人。”王先生说,由于当时他没有穿外套,他在回房穿外套时拿着电话拨打110报警。
“那名男子在宾馆里砸东西,消防玻璃、茶几都被砸坏了,他砸了之后好像还不解气,拿着伸缩棍来回挥舞,声称要找老板。”王先生说,他看到那名男子后突然想起来,该男子前一天凌晨曾来宾馆滋事。该男子行为反常,当着王先生的面在宾馆吧台前拉了一泡尿,甚至要解开裤子在宾馆大厅里大便。“这太不像话了,我当时非常生气,拿着一根棍子喊了句‘你敢在这里拉屎我就敢打你’。”王先生说,该男子听后提着裤子就跑了出去。
“看他跑出去,我以为事情结束了,没想到他还会回来。”王先生说,在民警赶到现场前,该男子又返回宾馆,进门后就对他施暴,将他打得头破血流、牙齿掉落。王先生被打倒地后,该男子上来踢了两脚并说“你死了没死?”
警方:施暴男子有精神病史,已送医院治疗
据了解,警方11月28日凌晨赶到现场后将施暴男子控制住,然后带到海口金宇派出所接受调查。
昨日,金宇派出所民警介绍,经了解,施暴男子有精神病史。其父母称,11月27日晚上跟了他一整晚,结果没有跟住,被他跑出去了,没想到他在外将人打伤。民警称,他们前往海南省安宁医院调查发现,该男子之前曾两次入院治疗。目前该男子已被警方及其家属送往海南省安宁医院继续接受治疗。
海口的王律师介绍,《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其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王律师称,对精神病患者造成的损害,精神病患者及其监护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
(来源:海南特区报//www.hinews.cn/news/system/2016/12/01/030857527.shtml:2016-12-01)亲生儿子家中杀害9旬老母 被疑患有精神病
是否有精神疾病尚待进一步鉴定
11月24日晚间6时,高新区栾金中街一居民楼发生人伦惨剧:一名93岁的老人惨死家中。行凶者疑为其亲生儿子。小区居民们称,这名男子可能有精神类疾病。记者昨日从我市警方获悉,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是否有精神疾病尚待进一步鉴定。
惨剧:老太惨死家中凶手疑为儿子
昨日下午,在高新区栾金中街事发居民楼,居民们还在对24日发生的这幕惨剧议论纷纷。有居民告诉记者,24日晚,有民警将6楼住户张军(化名)从家中带走。“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张军全身上下遍布血迹,而且不时大喊大叫。”这位居民说,事后大家才得知,张军93岁的老母亲在家中惨死。“头部有明显外伤。据说嫌疑人就是张军本人!”亲子弑母,这幕人伦悲剧是如何发生的?采访中有居民告诉记者,张军可能有精神类疾病。“他和老母亲同住,平时不发病的时候一切都很正常,但是一旦发病就会情绪暴躁大喊大叫,有时连家里的摆设都砸烂了扔出来。”住户孙先生说。
警方:嫌疑人已被刑拘
孙先生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小区其他住户的证实。有住户称,社区和警方多次联系张军的母亲,希望将张军送医治疗。“但是老太太没有同意。”一位知情人称,张军的老母亲本来住在养老院,后来为了照顾儿子,又从养老院回家居住,不想此次遭遇惨祸。昨日记者从我市警方获悉,犯罪嫌疑人目前已被警方刑事拘留。其本人是否有精神疾病,还需要专业部门做进一步鉴定,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延伸:如何防范“武疯子”尚待探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暴力型、狂躁型精神病患者往往被民间俗称为“武疯子”。近年来,我市频繁发生精神病患伤人毁物等悲剧事件。数据显示:我市约有3万名重症精神病患者,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多数散落于民间,还缺乏必要管护和治疗。2013年在金州新区——精神病患者王飞(化名)在被送医的途中突然动手行凶,连续击打72岁的二叔头部,造成老人抢救无效身亡。而王飞的亲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43岁的王飞身强体壮,曾多次发病。但因家境所限,一直没能将他送医院。
2015年4月,红旗中路附近一患有精神病的女住户也突然在自家放火,殃及多户邻居。在此之前,这位女住户还曾经刀伤楼上一位老人。解放军215医院院长许鹏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重症精神病患者中,并非所有人都需住院,有些可通过社区进行接治和管理。而重症精神病患者的救治和监管仅靠亲属远远不够,需要政府把这一群体的救治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投资的视野,真正帮助精神病患者“病能有医,疯能有控”。
(来源:东北新闻网http://news.sina.com.cn/s/wh/2016-11-27/doc-ifxyawxa2847520.shtml 2016年11月27日)精神病人作案都不负刑事责任?NO!
“杨佳案”、“邓玉娇案”、南京宝马肇事案……近几年,随着精神病犯罪案件频繁被媒体曝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精神病司法鉴定。但在外行人看来,这一专业领域依旧有些神秘,信息也很少。昨天,“2016年度江苏省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人培训”在无锡举行,吸引了省内13家司法鉴定机构及湖南脑科医院、河北唐山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中心等8家省外机构共140余人参加。
精神病鉴定结果是怎么出来的?科学性何在?记者采访了无锡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以期揭开精神病司法鉴定的神秘面纱。
鉴定过程曲折鉴定并非简单“话聊”
一个案件平均耗时一个月
什么是精神病司法鉴定?无锡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所长袁国桢介绍,精神病司法鉴定,是介于精神病医学和法学之间的交叉学科,鉴定人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通过对被鉴定人的精神检查,并辅助以仪器设备手段,综合判定被鉴定人的精神状态、法定能力等,从而为相关法律的适用提供依据。
近年来,每当有恶性杀人案件发生,均能听到为犯罪嫌疑人进行精神鉴定的呼声,这其中既有来自当事人家属或辩护律师的申请,也有来自公检法机构或专家学者的需求。那么,精神病鉴定是如何得出结论的?袁国桢介绍,精神病司法鉴定特别是民事、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有一套科学、严谨的证据链条。每次精神病司法鉴定,必须由两名以上具有司法、卫生部门批准的执业司法鉴定人资质的专家参与。碰到重大、复杂的案件需要5个以上鉴定人共同鉴定。
每接受一起鉴定,首先都要审查申请鉴定的材料是否合法。通过阅读材料、谈话、观察、倾听正反两方意见等手段先确定被鉴定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在“案头工作”中,鉴定人需要仔细从问答笔录中观察被鉴定人的逻辑思维等情况。资料包括的内容很多,有病历、病史、笔录等,以此考察被鉴定人的认知、思维、智能、综合分析能力、自我控制能力等。鉴定过程中,还会利用仪器分析被鉴定人的脑电图等技术手段,再结合被鉴定人的心理测验,经专家综合考察结果得出鉴定意见。期间如有不同意见,还需再交给小组讨论。
“这么复杂的程序是为了确保司法鉴定准确、公正。”袁国桢说,一般一个案子鉴定下来需要一个月,有的甚至更久,光是案头资料就多达一本数百页厚的书。
鉴定常遭难题伪装成精神病患者怎么破?难逃鉴定人“火眼金睛”
不少人认为精神病患者杀人或伤人不犯法,于是一些案件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责任或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故意把自己伪装成精神病患者试图“钻空子”。如果遇到被鉴定人说谎、装病,鉴定人能否做出准确的判断?
“其实,这种伪装基本都逃不过鉴定专家的‘火眼金睛’”。袁国桢介绍,精神病共有十大类206种,每一种疾病都有一个症状群,而且有规律可循。“好比精神分裂症,有五大症状群,每个症状群中又包含6种元素,正常健全的大脑是表现不出来的。即使是伪装,虚构的大量症状堆积起来就模糊了任何一类精神病状的特点,最后搞得四不像露出马脚。”
多年前,在无锡戒毒所出现了一名神秘男子。这名男子平时不说话,在大家眼里他就是个“哑巴”。当时公安部门怀疑这名男子与一起重大杀人案件有关,并找到了无锡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希望为其申请精神病司法鉴定。袁国桢作为本次司法鉴定的“主考官”,同时有18个工作人员参与。见到男子的时候,他缄默不语,开展鉴定工作十分困难。他们利用高科技手段——麻醉分析,让男子处于潜意识的状态,不受自己控制,结果他开口说话了,一下就揭开了“装哑”的真相。
“你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经过3—4小时的谈话,男子说出了自己的身份、住址、买凶器、物品存放地等片段。办案部门到当地调查了解到,原来,这名男子竟然是辽宁营口一起命案的杀人疑犯,已经在逃三年。当司法部门将所有证据摆在男子面前时,他竟无言以对,只好投降招供。不过,整个谈话过程可不像电视剧里看到的那么简单顺利,被鉴定人往往只会说出只言片语,几个字,或者一个点头和摇头。最终,鉴定人要凭借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利用这些信息为司法部门提供线索,直到每个“推断”都找到了证据。
鉴定结果如何部分精神病人要负刑责,醉酒、吸毒肇事责任难逃
据了解,随着大家法律意识的提高和维护自身权益意识的增强,精神病司法鉴定数量也在逐年增多。近两年,无锡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每年接受公、检、法等单位司法鉴定委托近1000例,其中不乏徐州、镇江、扬州、南通、常州等地在国内造成广泛影响的重大、疑难案例。办案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常常发现当事人精神异常,或者作案动机不明、作案手段奇特、行为具有不可理解性等表现,就直接委托鉴定所鉴定。从案件的类型来看,主要以交通事故、危害公共安全、遗产遗嘱争议类等为主。
“并不是所有的精神病人作案后都可以不负刑事责任的。”袁国桢说,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问题既是司法精神医学问题,又是法学问题。好比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需要提醒的是,吸毒或醉酒后通常会产生幻觉或妄想,部分人认为这属于精神障碍所致。袁国桢还记得,几年前,有六七个年轻小伙子在一家饭店喝酒吃饭,结果都喝醉了。走出饭店的时候,有人开玩笑说,“你敢捅人吗?”结果,其中的一个小伙子把街上的一个路人捅死。事情发生后,杀人男子还喊冤,认为是饮酒过量而致神志不清,根本无法辨别和控制的自己行为,属于精神病发作的状态。“醉酒和精神病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醉酒前完全可以预见并可以得到控制。”袁国桢解释说,这种状态是由于主动醉酒导致的,是一种“自陷性”行为,最终杀人男子受到了应有的处罚。同样,吸毒后产生幻觉或妄想从而导致行为失控实施暴力犯罪,这种情况下,也要承担完全刑事责任。
(来源:江南晚报http://www.wxrb.com/news/mszx/201611/t20161119_1246155.shtml 2016-11-19 )不满县里降新农合报销比例,广西一精神病院宣布退出国家试点
位于广西北海市合浦县的精神病医院北海宏科康复医院,发公开信称退出全国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工作。
“(政府部门)一边要求我们尽一切努力创造条件去救治救助精神障碍患者,一边又中途出台与国家、自治区、试点工作精神不相符的专门针对精神病患的新农合不合理报销政策”, 广西北海宏科康复医院的公开信中这样写道。
全国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工作是国家卫计委、中央综治办、公安部、民政部、人社部、中国残联6个部门联合推出的“品牌工程”。
这项工作旨在对精神障碍患者提供救治和管理,减少肇事肇祸现象发生。2015年,广西省北海市成为全国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地之一。
11月24日,北海宏科康复医院院长李君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证实“抗议”一事的真实性。他说,由于近期合浦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突然下调“新农合”的报销比例,导致医院经营陷入困难,让这样的试点工作“徒有其名”,索性决定退出全国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工作。目前,他已经将相关材料转交给了上级主管部门。
北海市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称,“好像有这个事”,对于如何处理此事,他表示将由单位领导决定,自己无法回答。
北海市“新农合”管理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已知晓此事,但拒绝发表评论。
“新农合”报销费用下调
北海宏科医院是一家民营精神病专科医院,成立于2014年,是北海市四家精神病专科医院之一。
合浦“新农合”对精神病院采取“直报”方式,即患者住院结束后,由医院准备各项票据直接与“新农合”中心结算,这为患者省去了单独报销的麻烦。患者住院期间的费用,则需要医院先垫付一部分。
北海宏科康复医院医保科科长李艳华告诉澎湃新闻,该院收治的精神病患者多数来自农村,家庭经济条件困难,无力承担医疗费用,住院期间的费用除新农合报销70%外,另外30%的费用,一般都由北部湾精神心理救助中心等公益组织帮助解决。
李艳华说,2015年2月1日实施《合浦县新农合按床日付费工作实施方案(2015年修订)》后,北海宏科康复医院被纳入“新农合”报销范围。
她提供的材料显示,当时的办法为,依据患者住院时间分四个阶段报销,即1—2天每天330元;3—12天每天220元;13—28天每天210元;28天以上每天180元。医院实际获得的报销金额,为每一位患者的标准费用,乘以70%的报销比例,剩下30%则由患者承担。
但到了2016年,合浦县又对上述方案进行了修改。
李艳华提供的《合浦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合浦县新农合住院按次均费用及床日付费工作实施方案(2016年修订)的通知》显示,新方案将此前四个阶段变为了五个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的报销费用不变,第四个阶段为29-56天,每天160元,第五个阶段为57天以上,每天120元。
这份通知封面盖有合浦县人民政府的印章,出台日期为2016年9月2日。
李艳华说,新方案实际执行日期为9月21日,但对于在此日期前住院治疗、且尚未出院的患者,在报销费用时,9月份之前的报销比例也将参照新方案执行,她认为这样做有违政策实施精神。
她说,精神病属于慢性病,许多患者都在医院住院数月,这个阶段报销金额的调整,对医院影响最大,也加重了患者的负担。
前述公开信中写道,北海宏科康复医院到目前救治救助了三千多人次的贫困精神障碍患者,但“新农合”的报销制度和比例一直对医院不利,下调报销比例可能变相导致医院拒收精神病患者,给社会安全和稳定带来隐患。
医院称尚未收到是否获准其退出的答复
2015年9月17日,北海市印发《北海市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市、县区政府成立精神卫生综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由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联合综治办、公安局、卫计委等部门组成联动协调机制,加强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救治力度,畅通对肇事肇祸或危险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收治渠道。
北海市现有的4家精神病专科医院,成为试点工作的直接承担者。
上述通知要求精神病医院要“确保实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应管尽管’”。按照这份通知要求,2017年底前,按照广西自治区统一部署,将对试点地的效果展开评估,并上报给自治区卫计委。
李君告诉澎湃新闻,现在物价不断上涨,农民参保缴纳的费用都在上浮,但“新农合”报销比例却在下调,让他“想不明白”。
他说,由于该院收治的精神病患者多数来自贫困农村,本应该由患者支付的部分费用,很多时候只能依靠公益组织帮助,医院很难从患者身上获得收益,维系医院运转主要依靠“新农合”。
李君认为,报销费用下调后,可能将变相导致一些患者提前出院,得不到有效救治,医院迫于生计,也可能减少收治精神病患者数量,可能增加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情况的发生,对全国精神卫生综合管理示范区试点工作不利。
李君认为,政府出台了许多文件,但并没有真正搭建一套救助精神病人的平台,他认为这样的试点变得“徒有其名”,因此决定退出全国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工作。
11月21日,李君将一份名为《退出北海市精神卫生试点工作的报告》的材料转交给了北海市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目前尚未收到是否获准其退出的意见。对于医院接下来的发展,他表示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来源: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69071_1 2016-11-27)多点认知与关怀 精神病悲剧可避免
大马约有30%的人患有心理疾病,如忧郁症和焦虑症等,民众受促不应把精神疾病标签为负面词,应及时求医勿让病情持续恶化。
因精神疾病导致一宗接一宗的悲剧发生,人们的心理疾病已隨著社会发展隨之而来,但只要大家懂得正视问题、学会预防及调整身心,精神疾病就如普通生病般是可康復的,也可进一步避免悲剧再发生!
根据2015年国民健康和发病率调查(NHMS)报告显示,我国如今越来越多成人面对精神健康问题,患病率从2006年的11.2%增至2015年29.2%,在9年內共增加了超过2倍。
根据卫生部2015年统计显示,全国共有420万人面对精神问题,患者都是16岁以上,平均每3人就有一人有精神问题。
病患逐年增加
现代人生活步调紧凑,工作繁忙、经济负担、家庭和人际关係等都將城市人压得喘不过气,导致患上精神疾病的人数逐年增加,惟精神疾病却常被人以有色眼光看待,把患有疾病的家属关在家里,不与任何人接触,殊不知这样做,將导致患者情况越来越严重,甚至造成家庭悲剧的发生。
马来西亚精神健康协会副主席兼马大精神医学专科副教授黄章元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表示,社会大眾和政府对精神疾病的警觉性已渐渐开始提高,民眾已不再抗拒接受心理辅导,在疾病初期时已立即求助。
预防胜于治疗
「无疑这是健康的趋势,但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尚浅及警觉意识低,虽然政府已意识到重要性,而开始培育精神科医生及举办身心健康活动,但预防胜于治疗,希望可以先注重预防工作。」
他指出,现代社会的家庭结构小,家庭成员只有夫妇和小孩,当一方需要倾诉时,没有太多的对象;而现代人忙于工作,社交网络和朋友圈子狭窄,均是不健康的趋势,而教育方面也忽略了心理发展的重要性。
「根据最新调查显示,大马约有30%人患有精神疾病,除了精神分裂外,也涵盖『现代精神疾病』如焦虑症和忧鬱症。」
他强调,预防和初期治疗的效果会更好,病情不会突然出现且发作,必定会出现预兆,就如生病感冒般,大家自然会去就医,那为何不开心或失眠时却抗拒见医生?失眠和难过都不是羞耻的事情。
勿自行停药不复诊 病情復发后果严重
生命线协会资深讲师陈云娟表示,根据我国发生精神病患伤害或杀害亲友的悲剧案例,大部分涉及的是曾接受精神病治疗后康復的病患,但由于病友在没有医生的批准下自行停药或不再复诊,才导致病情一发不可收拾。
注意求救讯號
「病友或家属勿自当医师,治疗精神疾病需要时间、耐心和金钱,一旦病友自行停药,病情总有復发的一天,届时的病情將更加严重,因此必须根据医学方式去完成治疗过程。」
她指出,当一个人出现消极想法、没有食慾、不想出门、不想沟通和失眠等症状维持2週后,或已出现轻微精神障碍疾病,惟其自我意识还很强烈,他会向亲朋戚友诉说及发出求救讯號。
「惟上述过程很快,一旦错过这段期间,將进入中严重阶段,届时已不再发求救讯號,也没办法维持正常意识,或將作出伤害自己和別人的举动。」
病向浅中医 別为面子不顾身子
加影美华山庄第8区居民协会主席刘云汉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表示,精神疾病是社会常见问题,每个人都有患上精神疾病的可能,因此大家应该正视问题,才能够对症下药。
他说,精神疾病主要是因心理或生理因素导致,心理是压力问题,而生理则是因为身体和脑部有缺陷而导致,不同的问题需寻求各別方式解决。
「我曾协助居民解决类似的案件,有个10多岁的青少年与人发生爭执时亮刀,十分危险。我了解他的家庭背景,得知他生于单身家庭后,知道他是因为与人爭执,產生自我保护的意识,才会作出举刀的行为。我劝服其母亲后,她让孩子接受专业心理辅导,才把问题解决。」
勿歧视精神病友
「另外一宗案件是一名补习中心的女教师报案被院长非礼,经过了解和调查后,我们在闭路电视发现教师在黑板乱涂鸦的不寻常行为,再加上她是单亲的家庭背景,估计她有心理问题,因而把她送到辅导室治疗。」
他坦言,很多人为了面子的问题,不愿踏进精神科的大门,但这不是害羞的事情;而父母亲扮演的角色更是重要和直接,必须从小注意孩子的一举一动,尤其是在叛逆时期的行为,勿让孩子一直压抑情绪,到之后失去理智。
士拉央甲洞达雅花园居民协会前主席陈钟灵指出,大眾不应以负面的態度看待精神疾病,甚至避开和歧视精神病友,这样不但將加剧病友的心理压力,也会加剧社会对疾病的误解和歧视。
「家属必须坦然面对及接受,才能够让病友寻求专业辅导。每位患上精神疾病者的病情是从轻微开始,主要及早接受治疗,就可以用药物控制病情,才有康復的机会。」
(来源:东方网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central/zm8001463 2016年11月19日)精神病患者权益不容忽视 第二代针才是出路
据政府数据估计,现时全港约有100至170万人患有精神病患者,当中约20万人属于严重精神病。面对为数不少的精神科药物需求,政府医疗资源却未足够令每一位有需要的病患,得到最好的药物治疗。公共医疗机构往往以资源有限为由,要求精神病患者先服用副作用较多和较严重的第一代抗精神病针剂(俗称旧针),直至患者出现副作用,才转获外国已广泛使用、可减低病患复发风险的第二代抗精神病针剂(俗称新针)。服药的病患无权选择更好的药剂,医疗机制又受限于资源问题,故此,重新思考现时的精神病患服针指引,是减轻病患负担的重要一步。
香港心理社会康复协会认为,只有由政府增拨资源,以新针取缔旧针,才可减低病患因服药而有副作用的风险。协会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指出新针虽然成本较高,但效用更佳,病患康复较快,长远而言,可以每年节省港币3.9万元的医疗成本。当七成使用旧针的精神病患,需要承受肌肉抽搐、吐舌、视觉模糊等副作用的时候,新针却能将副作用机率减低至1%,为一时的成本考虑而放弃长远的优势,实在是得不偿失之举。外国如澳洲、美国、英国等地,均渐渐以新针代旧针,其中澳洲的新针使用率更高达82%,而香港却只有仅仅5%的病患可以接受新针注射。
在精神病患数字持续增加且未见回落的当下,病患的权益实在不容忽视,从长远的角度看来,医疗拨款的数量,以及资源分配的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改善,以提升患者的生活质素,免受不必要的痛苦。
(来源:独立媒体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46198a 2016-12-02)別再吸毒 吸毒者因精神病住院率是平常人的百倍
毒品不只残害心灵对身体的摧残也是全面性。卫福部食药署今天公布一份与台大公卫学院合作的「毒品防治数据库」毒品大数据的分析结果,比对吸毒者与正常民众在各种疾病的住院率,结果发现有吸毒纪录的毒品犯的住院率是一般民众的10倍以上,当中,40到49岁的吸毒者,因罹患药物性精神病的住院率,是同龄未吸毒者的102.12倍。
台大公卫学院院长陈为坚表示,这份数据是根据刑案纪录表处理系统、三、四级毒品行政裁罚系统与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案件管理系统所得到的毒品大数据与2010年到2013年的健保数据库进行比对所得到的结果,发现有吸毒纪录的毒品犯的住院率是一般民众的10倍以上。
陈为坚表示,从传染性疾病住院来看,40到49岁的吸毒者,因艾滋病住院的机率是同年龄未吸毒者的55.21倍、20到24岁的吸毒者,因罹患淋病、梅毒及其他性病的住院率,是同龄未吸毒者的19.83倍。精神疾病住院部分,40到49岁的吸毒者,因罹患药物性精神病的住院率,是同龄未吸毒者的102.12倍。研究也发现,各年龄层的吸毒者,急性及亚急性心膜炎的住院率,是各年龄未吸毒者的29倍到43倍。
此外20到24岁的吸毒者,因膀胱炎住院的机率是同龄未吸毒者的59倍、因睪丸炎及副睪丸炎的住院率是同龄未吸毒者的12.29倍。陈为坚推测,过去有研究指出,K他命会造成泌尿道表皮黏膜发炎、进而影响生殖系统,推测跟K他命的吸食有很大关系。
陈为坚表示,过去国家对毒品危害还没有一个能够全面掌握毒品危害的数据库,透过毒品大数据与疾病关联性研究发现,吸毒对人体造成的残害是全面性,当中传染性疾病、各种精神病、细菌性心内膜炎、膀胱癌、睪丸炎、精神转化剂所导致的疾病有明显增加的趋势。藉由研究数据所显示特定疾病与吸毒的高度相关性,也可供医师进一步研究相关机转。将来还会进一步做何种毒品会导致何种疾病的数据分析,协助毒品防治。
(来源:苹果日报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1123/995473/ 2016年11月23日)姐姐30年来不离不弃照顾患有精神病的妹妹
亮相人物:西工区黎明小区居民于桂珍
亮相缘由:30年来照顾患有精神病的妹妹不离不弃,甚至放弃了再婚
如果你的亲人患病需要照顾,你会用半生时间去守护她(他)吗?
家住西工区黎明小区的于桂珍就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为照顾比自己小两岁、患有精神病的妹妹,她离婚后也未再婚,30年来对妹妹不离不弃。
1 妹妹懂事又胆小,积郁在心患了精神病
天不冷的时候,几乎每天清晨,68岁的于桂珍都会牵着妹妹于桂芹的手,在小区里散步。66岁的于桂芹很瘦,体重不到40公斤,加上患有胆结石,脊背已挺不起来,每走十几米就要坐在姐姐准备的小凳子上歇一会儿。姐妹俩手牵手安静地走着,这温情的一幕30年来在于桂珍、于桂芹的生活里反复上演。
11月22日,洛城大雪纷飞,于桂芹蜷缩在卧室里的沙发上,望着窗外的雪花,若有所思。
“桂芹,该吃饭了,我给你炒了你爱吃的菜。”当天妹妹早饭吃得少,于桂珍10点多就为她做好了午饭。
看着妹妹埋头吃饭,于桂珍向《洛阳晚报》记者讲起她与妹妹的故事。于桂珍的老家在山东龙口,兄弟姊妹共9人,于桂芹是最小的妹妹。在于桂珍的记忆里,于桂芹小时候很懂事,但也很胆小,上小学及在生产队干活时总被人欺负,而她又总是把委屈藏在心里,渐渐地开始头疼,再后来神智出现异常,16岁那年被查出患了精神病。
从此,于桂芹成为于桂珍心中再也放不下的牵挂。
2 父亲一人照顾妹妹,让她放心不下
1968年,除了两个出嫁的姐姐,于桂珍和其他兄弟姊妹随父母到青海定居。两年后,她独自到湖北襄樊工作。
远离亲人,孤独的于桂珍时常与父亲通信,而在父亲的每一封回信里,于桂芹都会写下一句话——“姐姐,我挺好的,你不要惦记我”,妹妹的话让她感动,也让她更想家。
因为母亲积劳成疾,到青海后卧床不起,哥哥们结婚成家了,其他弟弟、妹妹还要上学,父亲一人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桂芹,让她放心不下。1972年,于桂珍放弃湖北的工作调回青海,开始了边工作边照顾妹妹的日子。
于桂珍在青海工作11年,其间父亲和同事多次给她介绍对象,可她一直拖到31岁才结婚。于桂珍说,主要是因为她的心思在妹妹身上。结婚没几年,因性格不合,于桂珍于1983年离婚了。同一年,她所在的黎明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计划迁到洛阳,她纠结了很久,最终在父亲的劝说下,才带着不舍来到洛阳。
3 心思几乎全在妹妹身上,没有再婚是怕她孤单
1985年,患糖尿病的父亲身体每况愈下,照顾于桂芹越来越力不从心。这年春天,79岁的父亲带着小女儿来到洛阳,一是想给于桂珍找对象,二是看看她的生活环境,为小女儿寻找合适的归宿。
“一年后,我随父亲、妹妹回青海,再回来时就把妹妹带来了。”于桂珍说,1986年,父亲病逝,临终前给她留下一句话:“要结婚,要照顾好桂芹……”此后,于桂珍就牵起妹妹的手,再没放开。
“照顾妹妹这些年,就没想过再给自己找个对象?”记者忍不住问。
“说不想是假的,这些年很多人给我介绍过对象,都被我婉拒了。”于桂珍说,“我没心思找,我怕男方嫌弃我妹妹,怕我结婚了,妹妹会觉得孤单……”于桂珍陷入沉默,两眼泛起了泪花。
4 最怕妹妹走丢,“妹妹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妹妹年轻时常常在床上、沙发上大小便,我天天得给她洗衣服和被褥。”于桂珍最怕阴雨天,一下雨衣服、被褥就很难干,出门看天的习惯她至今保持着。
相比在床上大小便,于桂珍最怕妹妹走丢。
2012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于桂珍去小区附近菜市场买豆腐脑,回家后发现妹妹不见了,便疯了一样出去寻找。她踩着积雪边喊边找,最终在小区西边两三公里远的小路上发现了妹妹。
“桂芹穿得很薄,脚上还穿着拖鞋,拿根笔蹲在地上乱画,身上都是雪,冻得直打哆嗦。”于桂珍快步跑到妹妹跟前,二话不说拽住她的手就往回走,一路训斥妹妹,一路止不住地流泪。
30年来,于桂珍记不清妹妹走丢了多少回,有人劝她不要再找,可她总是回答:“你别和我说这话,妹妹要是在我手上丢了,我不仅对不住逝去的父亲,自己也死不瞑目!”
于桂珍说:“他们不懂,这么多年,妹妹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她不见了,我也就不完整了。”
5 偷偷去过几次福利院,“不忍心让她一个人生活”
岁月不饶人,于桂珍的身体越来越差,感觉照顾妹妹越来越吃力。
今年4月,于桂珍生病了,觉得自己快当不了妹妹的“拐杖”了。在住院治疗期间,她想了很多事,最纠结的就是妹妹以后的生活。
近3年,小区里的居民、社区工作人员曾多次上门,劝于桂珍把妹妹送到福利院,但都遭到拒绝。
“我其实偷偷去过几次福利院,每次都是隔着大门看一会儿就扭头走了。妹妹就像我的孩子,我不忍心让她一个人生活。”如今,意识到身体随时可能垮掉的于桂珍似乎不再这么倔强。
说话间,妹妹起身去洗手间,于桂珍下意识地站起来护着妹妹,念叨着:“我把妹妹带到身边照顾整整30年了,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俺姐妹俩都老了……”
“妹妹啊,要是我先走了,你可咋办啊!”
“嗯!”
听到妹妹习惯性地应了一声,于桂珍叹了口气……
(来源:洛阳新闻网http://news.lyd.com.cn/system/2016/12/01/030064252.shtml 2016年12月1日)刘燕舞、魏程琳:一个乡村“精神病”的上访故事
朱莉叶,女,现年70岁,一位执着的上访者。从2004年第一次上访开始,一直持续至今。
在乡村场域的语境中,她是一位地道的“神经病人”。
朱莉叶作为“神经病人”的社会身份,在村落里至少是成立的,尽管到目前止,仍没有权威渠道确定她的“神经病人”的医学身份。
我们在村落中驻村调查近一月,在她所在的村以及附近两个村,我们接触到的人都表示,她是一个“神经病”。以致于我们提出要亲自面对面地与朱莉叶访谈一个上午时,包括村干部在内的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的眼神似乎在问我们,我们居然找一个“神经病人”访谈,我们的“神经”是否也出了问题?
在和朱的一次访谈中,朱对我们说,她丈夫以及她的三个儿子和儿媳们,也都认为她是个“神经病”,幺儿子和幺儿媳还以替她治风湿病为由将她带到神经医院检查,当她得知是检查神经病时,她笑着讥讽幺儿媳,平时不管她,此时却愿意花钱给她看病,才是真的有神经病。
一、报警及与警察纠纷
朱莉叶进入我们的视野,缘起于2013年7月我们到江南某省江洲乡派出所的一次调查。
所长介绍说,朱莉叶是该所近年来唯一一例涉警上访案例。
在当前的上访研究谱系中,大多均属于涉法涉诉部分的研究,对于涉警上访,关注者相对较少。
2012年4月8日,朱莉叶打电话到江洲乡派出所报警,说是自己的金耳环、金项链和玉手镯被盗。接电话的是警察小王,朱要求派出所所长亲自下来处理。所长说,他正在外面处理案子,实在脱不开身,问朱莉叶能否缓几天。
这并非朱第一次为家里失窃之事报警,从2004年起她就开始给江洲乡派出所不断报案。
因此,朱此前与所长有过多次照面,但对于所长的话,她无法判断出真假,只好作罢,但要求其他警察必须到场。
警察小王和村治保主任一起到朱莉叶家察看了现场,东头的门确实撬坏了,家里的场景似有失窃的可能。
一个星期后,朱莉叶来到派出所,她找到所长问东西是否找到了以及人抓到了没有。所长解释办案有个过程,并戏言,要不请朱把人抓来。
朱则反唇相讥,如果她能抓到人,她要找警察干什么?
半个月后,朱再次来到派出所询问,并十分气愤。她认为派出所办案拖拉,敷衍她。
没有得到理想结果,她就杵在门口不走。
派出所民警老曹问她又来干什么,她不接腔,装作没听见。
老曹就嘟囔了一句“滚”。
朱听了后非常气愤,并质问老曹凭什么要她滚。
她说,这派出所是共产党盖的,不是老曹私人的,她是到共产党的派出所来办事的,不是到老曹私人家里办事,老曹没有权力叫她滚。
朱的质问很有趣,其背后反映了普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要求党的干部为民办事的理直气壮。显然,即使是乡村场域中所“建构”抑或“真实”的一个“神经病人”,也能够善于运用国家的意识形态为自己说话。
因为朱莉叶此前长时间的上访和不断找派出所报案,老曹与派出所的同事其实心里都憋着一股火。朱的质问,让曹一时竟无言以对,便索性粗鲁起来大吼“你给老子滚,你滚不滚?”朱回应说“我硬是不滚”。
曹的粗鲁同样导因于他对朱作为一个“神经病人”的认定。
于是,他的粗鲁加码:“你妈的个X,一个神经病”。
这激怒了朱,她上前与之理论,被曹“推了一下”左肩。
这个在曹眼里的“推了一下”的动作,在朱的说法里是“打了一掌”。
究竟是“推了一下”还是“打了一掌”,定性是很模糊的,而这种模糊的空间为纠纷发生的双方提供了各自的解读理据。
一般来说,上访者之所以上访,大体上总还是“权利”多少受到侵害所致。但并非所有“权利”遭到侵害就会引起上访,两者没有必然关系。即使如朱莉叶这样一个在几乎所有人看来都是“神经病人”的上访者,她之所以发动针对警察的上访,也是在她的“权利”受到警察老曹的“侵害”后,在与整个派出所的互动中发生的。
老曹“推”的时候,所长刚好出来看到,朱莉叶对所长寄予了“厚望”,要求所长证实老曹“打”了她,并要替她“出气”。
让朱的“神经”受到强烈刺激的是,所长说没有看到。
在派出所,这一刻,朱近乎“绝望”。于是,她想到了上访。
二、涉警上访
朱首先到县城的法医鉴定中心做了鉴定,花了400元,但没有验出什么伤情。
朱将法医鉴定结果作为证据。先是带着这份“证据”返回派出所,要求派出所赔偿她到县城的路费和鉴定费。
派出所无人搭理她,于是,她找到乡里,先是找书记,书记要她找分管的副乡长,副乡长要她找主管的综治办主任,综治办主任不断跟她说好话,很亲热地姨妈长姨妈短跟她做工作以安抚她。但在朱看来,好话一箩筐,并没有什么实质作用,不过,她觉得综治办主任的“敷衍技术”让她舒服很多。
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朱莉叶开始了上访。
上访的诉求很简单,一共三条:一是,要求老曹赔偿她400元法医鉴定费和往返县城的100元路费;二是,要让有关方面都知道有个叫曹XX的警察打了她;三是,有关方面应该对曹进行教育,以帮她出气。
上访的第一站是县公安局。
第一道阻力便是门卫,将她拦在外面,不让她进。
这让她很恼火,她大声质问,这是你门卫个人的公安局吗?这是人民的公安局,你凭什么不让人民进去?她说,她又没有背炸药,她进去是办事,不是要炸公安局。
朱的意志和毅力以及她援引的宏大话语,让她进门成功,但上访仍然未果。
此后持续一个月,她天天往县城和市里跑。
她显然没有再计算她每天跑的路费和误工,甚至问题得不到解决所带来的身心疲惫的成本。因为,这一成本远高于她要的500元。这也说明,她不纯粹是为了钱。“出气”,似乎是挑拨她“神经”的更为重要的考量,而这种“执拗”,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她作为一个“神经病人”的界定,反过来说,“神经病人”的社会身份又更加无助于她的问题得到解决。她的任何真话,在没有铁的证据面前,都很容易被人们当成胡话和笑话。
法医鉴定的结果,让朱莉叶明白一个道理,即她的“维权”仅能从上访这一特殊的行政救济中得到满足,而解决的可能性又取决于她不断地重复上访的坚持程度。
除了县公安局外,朱莉叶陆续到过县信访局,县政府,县检察院,县法院。在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她又上访到了市检察院,市纪委,市信访局,市人大,市公安局。在市一级的上访,其结果基本上都是让她回县里找相关部门解决问题,而在县里的上访,则基本上都是让她回到乡里解决问题。
然而,正是因为乡里“无法”解决她的问题,她才会到县里和市里上访。
吊诡的是,导因于维稳的“神经”,县乡两级对此均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甚至将朱莉叶纳入“特护期”中的重点包保稳控对象之一。
三、家庭纠纷
应该说,涉警上访的发生,是朱莉叶的访中访,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朱莉叶说她是个苦命的孤儿。
八个月丧母,十岁丧父,十一岁丧祖母,此后,朱莉叶跟随一个出嫁了的姑妈生活。
或许,童年的缺乏安全感,为其花甲之年后迈向上访之路埋下了种子。
个人安全感的缺乏,有时与对社会安全感的缺乏可能是同步的,寻找一种确定性成为人们克服不安全感的日常生活实践。
朱莉叶在姑妈所在的村子长大,并与该村一民办教师恋爱结婚。刚结婚时,她十分勤劳本分,她丈夫的主要精力是教书,而她基本上承担了大部分家务与农活,并生育了三儿一女。
这些后来都构成朱莉叶针对丈夫上访的苦难诉说材料。
步入中年后,村民发现,朱莉叶精神开始间歇性地有问题。
有三个指标,基本反映了朱的不正常状态。一是,在与人争吵后,朱会缠上人家,陷入无休止的争吵中,直到别人见到她就躲起来;二是,她开始偷东西,而且是喜欢偷小东小西,如村民家里的瓜果,集市上的鱼;三是,生活作风上有不检点的嫌疑。
这三个指标,让朱的丈夫如芒刺在背。夫妻俩因此而陷入冷战与热战相结合的漫长过程中。
2003年,朱的丈夫退休,因为早期转成了公办教师,退休后,她丈夫有一笔不少的退休工资,到目前为止,每月约有3000元。
在朱看来,这是一笔不小的钱。
朱的三个儿子均在市区买有房子,且生活相当优越,女儿远嫁在广东,但生活条件同样很好,孙子亦已成家立业,且也有很好的条件。因此,她判断,丈夫的钱既然不给她,又不可能给子女,就有可能给别人,这个别人最有可能是外面的女人。
这个判断让她抓狂。
最早的时候,朱发现家里的一个垃圾桶不见了,她怀疑是丈夫偷了给情妇。
于是,夫妻俩大吵,她丈夫觉得莫名其妙,并对她大打出手。结果是,夫妻分家,在同一个屋檐下,各自生活。
但夫妻分家的结果更加让朱怀疑丈夫偷家里东西给别的女人,无论她丈夫如何解释,她都认为是狡辩,并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
朱让自己的生活作风更为“放荡”,但她以为是“秘密”,实际上,在邻近几个村都传为笑谈,她被远近村民讥讽为“每周一哥”,而这些“哥”们大多都是村里的老光棍,他们每次给朱支付数额不等的微薄费用。
2004年年初时,朱发现又丢了一个垃圾桶,她报警,并怀疑是她丈夫偷的。
后来,她又发现自己要做衣服的一块布不见了,这让她“千真万确”地“判定”是她丈夫偷了给了别的女人,她再次报警。
然而,警察不可能因为一个女人打电话报警说她丈夫偷了家里的垃圾桶或者一块布就出警,因为这在正常人听起来就觉得滑稽。可是,这在朱看来,她的垃圾桶和她的布是天大的事,她将自己等同于人民,认为人民的事,不管多小的事,人民警察就理应管管。
显然,朱对一个全能型政权乃至政党的期待,与现实无法完全吻合,这种张力,因为她的“神经”问题,而被放大到了极致。
四、涉夫上访
因为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朱的丈夫与她的儿子媳妇们对她都无法忍受,儿子媳妇们认为她给他们丢了脸,她丈夫最后搬到儿子那里住。
这一举动,让朱莉叶更加“坐实”了她丈夫在外面有女人的“想象”,而且,她坚定了丈夫和子女都不管她的判断。因而,她开始找丈夫要“工资”,她说她早年含辛茹苦帮他生养四个子女,且承担了几乎所有家务和农活,现在老了,丈夫有退休工资了,理当应该管她。但朱的丈夫认为自己的钱要养儿子和孙子,这让朱觉得很搞笑。
一个要,一个不给。
于是,朱莉叶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
她先给乡里派出所不断打电话报案,要求他们处理他丈夫,理由就是自己的东西被他丈夫偷了给别的女人了,这些东西,主要是垃圾桶,布以及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之类的。派出所开始还派警察下来察看,但通过从村民以及村干部那里了解,他们认为这个“神经病人”的话无法确信。
面对派出所的“消极态度”,朱开始到派出所上访。
派出所告诉她,上访要到乡里去找综治办。于是,朱便不断到综治办上访。
对于朱提出的很多啼笑皆非的诉求,综治办当然无法满足。
朱便开始找乡里的书记和乡长以及分管稳定的副乡长。刚开始时,他们都能耐心接待,并做她的思想工作,但渐渐地便无法忍受。
乡里亦曾派人会同村干部到朱莉叶家里进行调解,但是,朱的丈夫无法接受调解,他说,她就是个神经病,你们也信她的?
乡里建议,如果朱想找丈夫要钱的话,朱可以走法律诉讼渠道,他们告诉她,上访无法解决她的问题。
关键在于,她不仅要丈夫给她钱,而且还要求政府出面解决她丈夫在外面“有女人”的问题,她要求政府惩罚她丈夫,帮她出气。
所以,乡里的态度让朱莉叶很诧异,也很不满,她认为政府不可能解决不了她的问题,分明是被她丈夫收买了,不想帮她解决问题。
在乡里僵持不下后,她便开始到县里上访,在县信访局、县教育局、县公安局、县委、县政府、县妇联等跑了几圈后,县里找乡里了解情况,乡里如实进行汇报,开始时还为了让县里确信朱莉叶是一个“神经病人”,曾经带着朱的儿子一起到县里接访。
县里也开始逐渐对她“疲惫”了。
朱的丈夫和儿子们,更加忍无可忍,认为朱的作为,让他们在“全县”都颜面扫地。朱的丈夫要求和她离婚。乡里的领导亦建议朱可以与她丈夫离婚。
但朱表示,现在在还没有离婚的情况下,她丈夫都不管她,且在外面还有女人,她如果离婚了,她丈夫就更加彻底不会管她了,也就彻底会跟野花好上了。她认为她不干这种傻事,她说,只要她不和丈夫离婚,她丈夫就得管她,野花也就始终是野花,总有一天会被风吹走的。
在朱看来,县乡两级都“坏”透了,竟然不管她的问题。
她相信,往上走,总有个说理的地方。她相信,共产党一定能帮她出气。
于是,她便开始到市里上访。
从市信访局开始,她走遍了市政府、市教委、市法院、市公安局、市妇联等部门,市教委说她丈夫已经退休了,无法管他的事,她很纳闷,她认为退休了也是教育战线上的退休职工,作为主管单位怎么就管不了呢?其他部门基本上都是批转到县里,县里再批转到乡里。但市妇联的领导亲自到她家察看了情况,并叫来她丈夫调解,尽管问题没有解决,市妇联的领导给她送了100元慰问金和1个水杯。
市妇联的“善举”让她相信自己上访是对的,更加坚定了她往市里跑。
朱莉叶长期往市里上访,让市里很“疲惫”,市里不断批转到县里,让县里“压力”很大,县里不断批转到乡里,让乡里“愁死了”。
在不断上访后,经县法院调解,从2005年开始,朱的丈夫答应每月给她300元生活费。
到2009年时,朱认为丈夫兑现不及时且赖账,于是继续上访追加讨要,并提出要像粮食直补一样直接打在她卡上以留证据。后经县乡调解,朱的丈夫答应标准上浮且打卡,后来,标准上浮到400元每月,但打卡支付的承诺实际没有兑现。
因此,朱继续上访。
伴随着朱莉叶不断臆想着丈夫偷了她的东西,她的诉求亦不断追加。
她现在要求:一是,丈夫给她的生活费要上浮到500元每月且每半年结算一次,要求钱直接打卡;二是,她丈夫躲着不见她,她要求政府帮她把丈夫找回来;三是,要求她丈夫回来后写一个保证书,内容写“凡是朱莉叶家里的东西丢了,都保证是丈夫XXX偷的”,并要求乡村干部在保证书上签字公证。
与此同时,因为频繁臆想失窃,因而频繁报案,派出所不胜其烦,于是才有了本文开篇时与派出所警察老曹冲突的故事。
也因之,从2012年开始,朱莉叶增加了针对江洲乡派出所警察老曹的上访。
五、其他
目前来看,朱的诉求显然是公权力无法解决的。也因之,朱莉叶的上访仍会持续。
朱莉叶的上访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但恰恰如此,它才具有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的深度。因此,朱莉叶上访案例本身就具有理解当前农民上访的方法论意义。
我们很难说,朱莉叶的上访不是在维权,尤其是在她上访后期。但我们也分明能够看到,她的上访并非维权那么简单。而当前学界在上访问题研究上却主要且普遍地停留于对维权的想象。
不得不说的是,朱莉叶上访之初并没有任何针对公权力的意图。其初期上访的动力机制实质上是家庭内部纠纷的延伸,其真实含义是求援。如果我们硬要界以一种类型以名之,或许可以叫做求援型上访,其背后反映的实际上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纠纷问题。
然而,针对如何处理朱莉叶求援的事情上,有关各方显然缺乏有效手段,更谈不上解决机制。这种处理人民“小事”的乏力与无方最终在互动中逐步将公权力也绑架进来了。因此,被求援者最终却戏剧性地又有几分必然地成为了求援者的被告对象。
这样吊诡的局面出现其逻辑其实并不吊诡。要想解决这种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还非常艰巨。那就是,在公权力与普罗大众之间应该构建一个清晰的合理的边界。当务之急,也许可以做两件事,其一是,公权力本身需要受教育,它必须明白,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镶嵌在社会结构中的无数个体,它无法做到全知全能,其二是,公民或者说群众同样需要受教育,他们也必须明白,公权力还真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公民或者说群众自己也不是幼稚的小孩,他们自己应该去探索自己日常琐事的解决之道。
当然,朱莉叶因其特殊的“神经病人”的特质,恰好放大了边界不清晰所带来的巨大张力。但也正是因此,其上访故事才显得十分有趣和有意义。
(来源:观察网http://www.guancha.cn/LiuYanWu/2016_11_30_382312_2.shtml 2016-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