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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打开精神医学的潘多拉盒子:导读《精神病大流行》

    我们想让你知道的是:
    虽然阅读这本书的过程,有如打开精神医学的潘多拉盒子,但对于台湾目前过度一面倒的精神医学信息,这本书的出版绝对可以产生重要的平衡效果。
    文:彭荣邦(任教于慈济大学人类发展与心理学系,专长是现象学心理学,拉冈式精神分析,以及批判心理学史)
    大概很少有一本书像这本一样,〈前言〉几乎就是一份清楚的「自我交代」。
    本书作者罗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是位杰出的医疗记者,他为《波士顿环球报》所写的系列医疗报导,曾经让他和共笔的同事一起获得1999年普立兹奖公共服务项目的提名殊荣。除此之外,他也是专门出版临床试验新知及媒合临床试验的全球性网络平台CenterWatch的合资老板。
    在《精神病大流行:历史、统计数字,用药与患者》之前,他曾经写过《疯狂美国》一书(2002年初版,并于2010年再版),深入检视了美国治疗精神病患的历史。照理来说,他应该相当有资格谈论精神疾病的相关议题,不需要进行这么多的「自我交代」,担心读者会误解他写这本书的意图。
    可就像惠特克在〈前言〉的一开始就明白指出的,精神医学及其治疗的历史在美国社会是个相当具有争议性的议题,或者说,是个很容易激化立场的「政治地雷区」。「自我交代」因此是他不得不穿上的防护衣。他必须告诉读者,他不是别有所图,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质疑精神医学的主流说法;甚至,以他身为出版社老板的立场,或许不淌这趟浑水才是明智之举。笔者自己也观察到,过去几年来在台湾精神医疗议题的公共讨论的确也渐趋火爆。或许在这篇导读的一开始,我们可以先简单地考察一下,至少在欧美的部分,这个政治地雷区是如何成形的。
    反精神医学运动的起落
    1960年代,对于长期受娱乐文化洗礼的读者来说,最直接的联想可能是「嬉皮」、「大麻」、「反战」或「摇滚乐」。这些浮面的印象没有太大的差池,它们共同指向一种存在于当时欧美社会的「反文化」(counter culture)现象──对旧有体制不满、甚至起身抵抗。在精神医学界,1960年代也一样动荡不安,因为后来风起云涌的所谓「反精神医学」运动,也正是在当时那种「反叛」的时代氛围之下成形。
    提到「反精神医学」运动,论者往往把它早期的发展和几位重量级的学者及著作勾连在一起,例如: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连恩(R. D. Laing)的《分裂的自我》(The Divided Self)、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精神病院》(Asylums),以及萨斯(Thomas Szasz)的《精神疾病的神话》(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不约而同地,这些学者都对「精神疾病」是否可以被当作如同「身体疾病」一般的疾病实体来认识和治疗,提出了来自不同思考方向的深刻质疑。
    连恩认为,精神病患者的行为不一定非得被视为某种「疾病症状的表现」,它也可以被视为患者「存在经验的表达」。这意味着,精神病患者看似不合理的行为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我们懂得如何聆听,我们就可以理解精神病患者的主体经验,接近他们的世界。
    傅柯在《精神疾病与心理学》(Maladie mentale et psychologie, 1962)时期的立场和连恩接近,也认为精神疾病和身体疾病有本质上的差异,不能以身体疾病的方式来认识,而必须从患者的存在经验来加以掌握。可是到了《疯癫与文明》,傅柯就远离了存在现象学的立场,而是把精神疾病视为当代社会在理性化过程中,对「疯狂」经验的排除与禁闭。因此,「精神疾病」并非如物体一般实际存在,而是由精神医学参与其中的、当代社会复杂权力知识关系所形构。
     
    相对于傅柯宏观的历史论述,高夫曼的《精神病院》则是具体而微地从绵密的人际互动中,考察「精神疾病」是如何在精神病院这类全控机构内被模塑成形。高夫曼的考察发现,「精神疾病」的实体性是病患在自身社会网络中被以特定方式标签化(污名)的结果。萨斯则在《精神疾病的神话》中明白地指陈,精神疾病不是发现,而是一种「发明」,它的圈围和界定其实仰赖的是一套诊断标准,是被制造出来的「神话」,和身体疾病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这几位重量级的学者,并不见得认同自己被归类在所谓的「反精神医学」的阵营(「反精神医学」是后来才由南非精神分析师戴维・古柏〔David Cooper〕给出的命名),傅柯及连恩即曾如此公开宣称。他们之中,有些人确实积极参与了精神医学体制的改造,例如高夫曼和萨斯,他们在废除非志愿性精神住院治疗联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萨斯的言论尤为辛辣,立场始终坚定,参与行动上也最积极,因此一直被视为美国「反精神医学」运动的旗手,虽然萨斯觉得自己不是「反精神医学」(anti-psychiatry),而是「反强制精神医学」(anti-coercive psychiatry)。
    在重量级学者的思想支持及反文化的时代氛围支撑下,反精神医学运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对于促进欧美国家重视精神病患的人道照顾,例如精神病患照顾的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及小区精神医疗体系的建立,有重要的贡献。然而,正因为反精神医学的重要支持火力来自于其他的反文化团体,例如同志团体、女性团体或黑人团体,这些同盟力量的消散自然也成了反精神医学运动的隐忧。
    在反文化健将被学院吸收为明星教授、政治保守势力重新盘点集结、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等因素下,反文化力量的形态由台面转入日常;反精神医学运动也失去了从旁襄助的力量,在1980年代初期急速退温。在英国,连恩及其同盟友爱兄弟协会在金斯利会所建立的实验性治疗小区难堪落幕,友爱兄弟协会也随之分崩离析,反精神医学运动几近瓦解;而在美国,反精神医学运动的发展则是随着萨斯与山达基教会的合作,一步一步踏进了政治地雷区。
    是合理批判,还是恶意毁谤?
    山达基教会(The Church of Scientology)是由罗恩・贺伯特(L. Ron Hubbard)于1950年代初期成立的新兴宗教组织。它的组织庞大、信徒众多,而且具有相当的政经实力,不过由于其行事上的争议,在美国和不少国家都被视为异端。不管是从历史恩怨(有些精神科医师认为贺伯特有严重精神疾病)或是从教义(山达基认为精神医学否定了人的灵性,提供错误的治疗)来看,山达基教会对当代精神医学的作为相当不认同,同时积极抵制。
    问题是,如果考虑到批判主流精神医学的论述空间,萨斯和山达基教会的合作,的确出现了削减论述能量和挤压论述空间的后果。萨斯及其他反精神医学运动倡议者的形象被极端化了,他们的著述因此失去应有的力道;批判精神医学的论述空间也被激化了,进到这个场域发言的人很容易被贴标签,也很容易用标签对待发言立场不同的人。姑且不论山达基教会的功过是非,但明白摆在眼前的是,这个宗教组织对许多人来说并不是正信宗教,如果需要取得公众认同,与这个教会扯上关系绝非明智之举。
    因此,萨斯和山达基教会的合作,对反精神医学运动来说,就出现了额外的政治变量。萨斯本人在2009年的访问中,提到他为什么和山达基教会一起成立了「公民人权委员会」(Citize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他指出,不管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山达基教会是唯一一个有钱、有权、够活跃,而且愿意为精神病患的不当监禁付出的组织;虽然他并不相信其教义,但是他并不后悔自己和山达基教会合作。
    重启反思精神医学的论述空间
    惠特克在本书中就指出,山达基教会与反精神医学运动的合流,表面上是主流精神医学出现了强大的对手,但实际上却是适得其反。山达基教会似乎在无意中成了主流精神医学的「队友」,让他们得以轻松对付批判的力量;因为主流精神医学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对手标签为「山达基同路人」,根本无须正视其提出的论据。
    从这个脉络来看,惠特克的著作因此有了特别的意义:他想藉由《疯狂美国》和《精神病大流行》,重新打开反思精神医学的论述空间。惠特克在2010年为《疯狂美国》再版所重写的序言,和《精神病大流行》的序言类似,都有清楚「自我交代」的意味。这样的自我交代,表面上看来像是自我保护,但从论述策略来看,却是一种必要的「切割」,因为他想重起炉灶,再次开启反思当代精神医学的可能性。
    在这个意义上,《疯狂美国》和《精神病大流行》是姊妹之作,都是惠特克针对以生物医学模式为主的当代精神医学所做的重要批判。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惠特克首先是以「历史」为其论述的主要武器。他在《疯狂美国》2010年版的序言里提到,这本书的副标题「糟糕的科学、糟糕的医疗,以及对精神病患的持续不当对待」(Bad Science, Bad Medicine, and the Enduring Mistreatment of the Mentally Ill)正是一个清楚的宣言,他想藉由这本书重述精神医学的历史,而且说的是一个跟精神医学主流叙事完全不同的故事。
    这个论述策略,对于已然被封闭的论述空间来说,有无比的重要性。任何一个体制的掌权者,都会对这个体制如何走到现在有一套官方说法,而这个官方版本的叙事往往是一种「成王败寇」的历史,凸显了某些历史事实(例如,为何是我当家作主),却也遮蔽了另一些(例如,某些关键事件的发生只是历史的偶然)。掌权者很在乎这个官方历史,也会不断地添加新事迹,小心地维护着这个历史,因为其权力的正当性就建立在这个历史叙事之上。
    当代精神医学的官方历史所说的,几乎就是一个生物精神医学的进步史,而我们所有人,都因为生物医学的进步受益。这个以生物医学为主的历史叙事,对精神医学中的其他治疗范式(例如精神分析),或其他文化的治疗范式(例如台湾的牵亡仪式),或者以边缘化或古董化的方式处理,或者根本就省略不提。
    官方历史本质上是一种维护体制的历史,如果我们接受了这样的历史视野,我们就很难跳出体制的意识形态框架,想象出其他的可能性,即使当前的体制已经陷入危机。幸运的是,真正的历史——事件因为各种可能性条件的因缘聚合而浮现或隐没——其实并不是这么「干净」地线性开展,而是充满着冲突、断裂和替代的动态过程。这意味着,只要有足够的历史材料,它总是蕴含着另一种叙说的可能性,一旦以不同的方式叙说,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就会随之变化,而改变体制的可能性就蕴含于其中。
    接续着《疯狂美国》对当代精神医学主流历史叙事的松动,惠特克在《精神病大流行》更使用了另一个或许让某些人恨得牙痒痒的论述策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当代精神医学强调实证研究的「让证据说话」,然而,不管在实证研究的方法或证据的解释上,却不时出现选择性强调或是有意无意的疏漏。因此,惠特克特别强调,他不仅愿意接受实证研究「让证据说话」的游戏规则,而且他用来左证论述的数据,几乎都出自精神医学的主流期刊。
    只不过,他问的可能是当前研究范式不常提出或试图回避的问题(例如,服用某种精神药物的长期成效),他所累积的论述证据和观察,可能来自目前的精神医学忽略、甚至视而不见的研究或个人经验。
    台湾:美国主流精神医学全球化的现场
    1950年代之后的「精神药理革命」影响的不只是美国,而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特别在1980年代之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和精神药物治疗模式,几乎是以肩并肩的方式,快速扩张到全球各地。虽然著名的精神科医师及医疗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早在1988年的著作《反思精神医学》(Rethinking Psychiatry)中就指出,我们必须正视为什么占了全世界80%人口的非西方社会,必须沿用一套深植于欧美文化的精神医疗模式,但是他与同事们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太大地撼动精神医学的生物医学模式。
    让我们暂且搁置对精神疾病生物性的争议,任何一种所谓的「精神疾病」,它都有疾病诊断道不尽、甚至忽略的主体经验,而且是由精神医学参与其中的复杂权力知识关系,和病人日常生活的绵密人际互动所形构。换句话说,「精神疾病」的实体性,其实是一种镶嵌于特定时空、社会文化的整体部署,牵一发而全身动,我们在惠特克的历史叙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笔者认为,这也是凯博文多年来提倡精神医学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biopsychosocial)的深刻意涵。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美国主流精神医学的全球化,就成了一件相当可疑的事情,因为它的整体部署,很难拆解输出而不改变本质。「精神疾病诊断」及「药物治疗」是最容易跨国输出的部分,但是构成「精神疾病」整体部署的其他向度,例如社会福利、特殊教育,以及其他接应精神病患的体制和人际网络,恐怕就很难跨越国界,或至少在速度上远远落后。更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只有「部分输出」的精神医学,很可能改变或遮蔽了某些正在酝酿中的历史过程。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的诊断及药物治疗在台湾所引起的激辩,我们或许可以试着这么理解。即使精神科医师怀着最大的善意给予治疗,但因为这个「精神疾病」的整体部署只有部分输出,原本对病人较为全面性的接应,到头来只剩下药物治疗。结果是,精神科医师越努力,整体偏斜越严重,可能引发的争议就越多。不仅如此,部分学童在课堂上的「注意力不集中」或「坐不住」,可能和台湾社会正在经历的快速变动有关。ADHD的质疑往往是由学校老师发动,而这其中有多少复杂问题是被单纯地「医疗化」,笔者心中一直存有疑问。
    ►谁得了「不专心」的病?注意力缺失症(ADD/ADHD)的社会学观察
    虽然阅读这本书的过程,有如打开精神医学的潘多拉盒子,但对于台湾目前过度一面倒的精神医学信息,这本书的出版绝对可以产生重要的平衡效果。
    (来源:关键评论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4885  2016/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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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家界市精神病院患者收到“温暖包裹”

    天气渐寒,当得知湖南省张家界市精神病院患者急需御寒衣物后,近日,张家界市慈利县冬泳协会一行来到张家界市精神病医院,为患者送上“温暖包裹”,帮助患者度过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寒冬。
    “我们协会才成立不到两年,这是我们一点点心意。”几句简单的话语,却能温暖人心。慈利县冬泳协会会长赵方君、秘书长杜斌、副会长候延军一行10人来到张家界市精神病院,为精神病患者送来了干净的被套,新的保暖鞋和衣裤。
    此前,张家界市精神病医院通过红网张家界分站发出“征集令”,发布了一篇题为《张家界市精神病医院:他们,期待您的爱心过“暖冬”》的稿件,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帮忙捐赠冬季衣服,帮助张家界市精神病院患者过“暖冬”。在获悉讯息后,先后有很多爱心志愿者、部分爱心商家为患者送去了过冬衣物。
    张家界市精神病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非常感谢爱心人士对精神病患者的关心和关爱,真诚邀请充满爱心的您,与大家一起携手,为该院的贫困患者送一份关注,赠一份真情,献一份温暖。
    (来源:红网http://news.163.com/16/1115/18/C5UBK1UB000187VG.html  2016-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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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关精神病院 乌独裁者千金:对待我比狗更差

    乌兹别克已故独裁总统卡力莫夫的千金古莉娜拉(Gulnara Karimova)据传遭毒杀、草草埋葬,但早在2014年,一间英国公关公司曾发照片,指古莉娜拉遭穿迷彩服的守卫粗暴对待,并指她「纯粹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软禁逾7个月,甚至传出是被关进精神病院。
    古莉娜拉遭守卫拉扯的照片,被认为是在首都塔什干拍摄,照片中古莉娜拉被多名守卫包围,她看来尝试反抗。同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取得的录音显示,古莉娜拉说:「与女儿受到的对待『比狗更差』,需要紧急医疗协助」,她当时表示:「如今房内外,基本上被数以百计的镜头及特别器材围绕,阻止任何方式的沟通。因此这对我及女儿施加了巨大压力。」
    古莉娜拉曾经是爸爸核心圈子的成员,被视为卡力莫夫的继承人,后来却失宠,并因涉嫌与犯罪组织有联系而被起诉。瑞士当局2012年曾调查古莉娜拉洗钱的指控,去年更在美国当局的要求下冻结怀疑与她有关的资产。
    一名曾参加她葬礼的国家保安厅消息人士表示,古莉娜拉的一对子女仍在乌兹别克,不过一名家庭成员则否认相关说法。
    (来源:苹果日报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1124/996143/   2016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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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神病华男 射钉枪击中母亲额头

    布碌仑8大道于7日发生伤人案,一名华裔男子因精神病发作,手持建筑用的射钉枪威胁姐姐与母亲,并失手将钢钉打中母亲脑门。警方接到报案后如临大敌,派出大批身穿防弹衣警员封锁现场,将该华男制伏后送医,受伤的母亲经急救后无生命危险。
    案件发生在8大道5617号的一栋民宅内,当日上午9时左右,居住在该处的一名华裔男子因精神疾病发作,开始在家中撒野,其姐姐与母亲试图对他进行控制,但遭到男子反抗,期间他拿出一把装修房子用的的射钉枪威胁吆喝姐姐与母亲,并射中年近七旬母亲的额头。由于持有武器,警方接到报案后派出三辆紧急任务警车赶至现场,从车上下来近十名身穿防弹衣的特警,进入室内后用电击枪将华男控制住,并成功将其母亲与姐姐救出。
    上午约10时30分,受伤的母亲先被救护人员带出室外,身穿蓝色裤子,红色毛线背心的她,额头上明显插着一根钢钉,并很快被送上救护车。约十分钟后,大批警员将一名身穿红色背心、黄色短裤,光着双脚的华男押出,捆上担架,送入救护车。许多全副武装的警员在一旁戒备,华男仍旧不断反抗,右手臂上还挂着几根银色的钢钉。
    据知情者透露,该伤人华男为广东人,患有精神疾病,但是平日有按时服药,因此之前情况一直良好。6日晚间其精神状况突然恶化,当时家人就准备报警将他送去医院,但是之后又因情况好转而作罢。哪知次日早上他突然再次发病,并做出威胁与伤人举动。好在过程中姐姐偷偷通知正好不在家中的华男妻子及时报警。
    布碌仑8大道近期频传精神疾患者伤人案件,约在一周前,华裔男子陈朱达(Zhuda Chen,音译)曾经莫名冲入他人住宅纵火,并用餐叉将屋主捅伤。被警方逮捕后,被控二级非法入室、纵火、攻击等12项罪名。
    (来源:世界新闻网http://www.worldjournal.com/4521579/article-%E7%B2%BE%E7%A5%9E%E7%97%85%E8%8F%AF%E7%94%B7-%E5%B0%84%E9%87%98%E6%A7%8D%E6%93%8A%E4%B8%AD%E6%AF%8D%E8%A6%AA%E9%A1%8D%E9%A0%AD-2/  20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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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些逃离苏联的异见分子:我的祖国是一座精神病院

    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压力,几经沉浮,但一直没有中断。
    苏联上世纪60年代中期形成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虽由不同派别和思潮构成,但其要求“在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建立法制秩序方面”是一致的。
    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瓦吉姆·弗拉基米罗维奇·别洛策尔科夫斯基在《自由、权力和所有权》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其父辈那一代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向往。“在我父亲储存的材料中我常常看到一张小传单,是当时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交给所有回俄国的人的传单。上面写道:‘如果你们回俄国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船只在海洋里沉没!’”而1972年瓦吉姆本人不得不离开祖国时,心里想着如果朋友要写什么嘱托的话,那一定是:如果你们到国外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民主,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飞机掉到海洋里去!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一贯宣称政治生活高度民主,言论自由,充分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积极性是苏维埃新社会的基本特征。然而,正是在追求这种目标的苏联出现了经久不息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尤其是在政治敏感度相对弱一些的自然科学界涌现出了大量持不同政见者。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俄罗斯知识分子固有的历史传统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激励其不断地去探索真理、公正、民主和自由,直面权势,批评和质疑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和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
    “持不同政见者”是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和“解冻”背景下出现的,不过,一开始“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一股社会思潮,并没有成为一场运动。到60年代中期,也就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持不同政见者”逐渐成形为运动,它几经起伏,成为勃列日涅夫任期内苏联政治和文化精神生活领域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主要由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萨哈罗夫为首的西方派、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以及其他一些思潮构成。各派主张既有区别,又有相似之处,但在反对复活“个人崇拜”,要求民主、自由和法制方面,要求“在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法律秩序是一致的”。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苏联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着大量的问题甚至是危机,然而,苏联党和政府却把这些来自社会的不同声音当作是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是帝国主义思想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先声,因此,采取各种措施压制和打击持不同政见者。
    1966年11月,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勃列日涅夫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克服的危害,应该加强意识形态的工作。”
    为了强化思想工作,苏共中央和政府的宣传部、科学和学校部、文化部等职能机构拟定了新时期强化宣传鼓动工作的具体措施,除了要求全社会不断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之外,在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后都要展开强大的宣传活动。一向受到特别重视的青年政治思想工作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时期,宣传部门和一切有关研究机构出版了大量的书籍,从各个角度不厌其烦地讨论如何在学生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甚至有人提议在大学生宿舍中开展政治教育。五年大学生活每一周开展什么活动,由谁组织,由谁监督,活动的具体内容都有详细明确的规定。
    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了向世人宣传和证明马列主义和苏联共产党方针的正确性,力图在全国营造一种欣欣向荣的社会气氛,政府不断新建各种纪念馆和纪念碑,勋章和奖状漫天飞,庆祝会和纪念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召开。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更把这种粉饰太平的举动推向高潮。
    但是到了196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呈报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通过监控发现青年政治思想工作状况不容乐观。许多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和党史课程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在他们眼中高校党的工作者就是一些不学无术,只会对学生进行监督的人。
    1976年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进一步谈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三年来监控高校学生的情况。“在青年学生中三年之内发生了324次不良表现,参加的人有4406人……发表诽谤性的、蛊惑性的、修正主义和其他政治上有害的意见,作为不良表现的一种形式,在数量上和参与的人数方面都是最普遍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团体行政化倾向非常严重,社团逐渐演化为党和政府控制知识分子的工具。由于社会团体和各种协会与党的机构一起控制着大多数出版、评奖、出国以及晋升的途径,它的权力很大。如果一个作家不能发表自己的作品,那他就无以为生。
    尽管政治局年年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次次都强调它的重要性,但对社会形势和人们价值观念趋向的变化,却一直拿不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政策和举措,即使是通过的决议和措施大多也没有得到执行。
    尽管勃列日涅夫明确宣布,苏联不禁止与众不同的观点,也不禁止对公共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批评。然而。从60年代中期,苏联政府和安全部门迫切需要利用法律措施来打击日益高涨的要求民主、言论自由与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俄联邦增补了刑法关于反社会秩序罪的第190条。
    新增加的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90条内容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模糊性,而且,判罪的依据更侧重于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方面,这样一来为执法机构随意解释法律条文,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留下很大的空间。
    1967年安德罗波夫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后,为了加强同所谓的思想颠覆活动进行斗争,经过苏共中央批准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其任务是组织反问谍工作和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第五局主要由负责文艺界知识分子问题、大学生和无组织青年、侦查匿名作者和恐怖行动策划者、以及专门负责同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等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打交道的处室构成。
    克格勃第五局初期大约有200多人,1967年克格勃强化了自己侦察机构的工作,在一年当中招募了24952个新的情报员,占全部情报员的15%,并超过当年揭露出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的二倍还多。为了监督人们的思想和情绪,苏联的领导愈来愈经常求助于用特殊手段进行这种调查工作的专门机关,这一方面造成了国家安全机构不正常的膨胀,另一方面又使缺乏民主的现象持续存在下去。
    政治上施加压力,分化瓦解是苏联政府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经常使用的办法。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利季娅公开表示反对政府审判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并在要求为两位作家减刑的公开信上签名,从此,她的作品出版遭到限制,甚至她的名字都很难在刊物上出现,最后被作协开除。尤为严重的是一些因为持不同政见而被开除公职的人,很难再找到工作,他们只能靠家庭和朋友资助,以及干私活为生。
    除了开除党籍、公职,收回住房,取消在莫斯科居住的权利之外,甚至还可以用“寄生虫”(不劳而获)的名义把持不同政见者遣送到边远地区管制劳动二到五年。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布罗茨基就曾以“寄生虫生活方式”的罪名,被列宁格勒法庭判处到边远地区强制改造劳动五年。
    对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的迫害就是政治上施加压力的最具代表的案例。1968年,当萨哈罗夫《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一文开始在私下出版物上刊发,并且在西方广为传播后,尤其是萨哈罗夫明确反对政府镇压支持“布拉格之春”的知识分子的游行后,他就被禁止参与原子能实验计划了。1970年萨哈罗夫等人建立苏联人权委员会后,政府加大了对萨哈罗夫的政治压力。
    1973年9月6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萨哈罗夫反社会的活动”的长篇通报,并很快传达到全国各地和各个行业,从此,苏联掀起大规模批判萨哈罗夫的高潮。在政府压力下,40位苏联科学院院士发表公开信批判萨哈罗夫,“萨哈罗夫近年来不再积极参与科学工作,并发表一系列关于苏联政府及内外政策的声明……萨哈罗夫的言论已经沦为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
    1975年10月初,当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后,苏联政府再一次掀起批判萨哈罗夫的浪潮。安德罗波夫亲自批准一份有关“揭露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政治背景的联合行动措施”的档案,要求克格勃在国外加紧散布西方授予萨哈罗夫和平奖是干涉苏联内政的言论。
    1980年初,由于萨哈罗夫公开反对苏联出兵阿富汗,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了萨哈罗夫的问题,决定将其流放到不向外国记者开放的高尔基市。直到1986年底,戈尔巴乔夫才允许他重回莫斯科。
    由于持不同政见者的许多活动从法理上讲并不违背苏联宪法的要求,这给执法机构处理持不同政见者增加了难度。1965年9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了在国外发表文章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12月5日莫斯科普希金广场发生了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要求公开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请尊重苏联宪法”的示威游行。
    1966年2月苏联政府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进行审判,分别判处两人7年和5年徒刑。1967年A.金兹伯格、加兰斯科夫、薇拉拉什科娃和多勃罗沃里斯基等人,因为编辑并在西方出版有关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案件诉讼材料《白皮书》,遭到逮捕,而后又逮捕并审判了发起声援支持A.金兹伯格等人的L.鲍戈拉兹和P.利瓦伊诺夫,这样每一次逮捕审判持不同政见者总会激起新的一轮抗议,引发更大的,更广泛的社会反响。
    一批哲学家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写道:“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作家因撰写和出版(在国内外)反苏维埃、反国家的文艺作品,被控从事反苏维埃、反国家的活动而遭到逮捕和公开审判的情况……此外,就我们所知,在沙皇俄国的历史上和欧、美、亚、非各洲的近现代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因在本国或国外撰写和出版反国家的文艺作品,被控从事反国家活动,而遭到逮捕和公开审讯的情况。”
    即使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最成功的一次审判,效果其实也并不像它所想象的那么好。1972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了雅基尔和克拉辛,雅基尔的父亲是著名的基辅军区司令,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当时持不同政见者对雅基尔的期望很大。然而,二人在克格勃种种压力下屈服了,他们不仅承认自己有罪,而且供出了近60名持不同政见者。
    1973年夏天,国家安全委员会终于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有西方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在这次招待会上,被告像斯大林时代那样承认自己有罪,并呼吁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放弃行动。为了这场表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亲自出马,威胁利诱雅基尔和克拉辛,让他们在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配合克格勃工作。据后来移居西方的克拉辛在其自白书《法庭》中透露:安德罗波夫要求他们“是否考虑一下在记者招待会上在外国记者面前讲讲话?他们写了多少关于你们案件的谎言。应该洗一洗他们的脑子。要让西方知道,你们在法庭上讲的话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只是不要以为,我是在收买你们。”
    尽管这场戏进展很顺利,克格勃的目的达到了,苏联的报刊杂志也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报道,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很少有人相信雅基尔和克拉辛的悔过是真诚的,大家都看到了他们两人和政府在道德与政治上的肮脏性,甚至有人怀疑他们二人本来就是克格勃的间谍。
    送进精神病院与驱逐出境
    利用精神病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历史上最为丑恶的一幕,通常的做法是把一些对政府不满或者对社会没有危害但是想法不切合实际的人,直接宣布为精神病患者,不顾本人和家属的反对强行关入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从而迫使受害者放弃自己的想法,保持沉默,不去进行所谓的反社会活动。
    或者是先把某些要迫害的人逮捕,宣布他们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刑法》第70条(反苏鼓动和宣传)或第190条的规定(诋毁苏维埃国家和制度,扰乱社会秩序,不服从国家管理人员),而后由法院起诉并立即进行精神病学鉴定。通过鉴定宣布该人为无责任能力的人,这样法庭就可以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不公开审理,判决将其送人精神病医院强行治疗,从而,避免以前多次在政治案件审判中所面临的被动局面。
    苏军退役少将格里戈连科案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格里戈连科曾在第18集团军服役,1964年因为组织“为恢复列宁主义而斗争联盟”被关入精神病医院。1965年出院后,格里戈连科以搬运工为生,拒绝领取战士养老金,并成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主要人物。他不仅积极支持克里米亚鞑靼人返回家园的斗争,而且,还筹划成立人权组织。正是为此,1969年5月7日格里戈连科在塔什干被捕,谢尔比茨基法医研究所对他进行了检查,并宣布其为精神错乱症,送往专门的神经病医院接受“治疗”。后经劝说到美国治病。
    若列士麦德维杰夫因为在国外出版了几本有关批判李森科的书,并对苏联生物学发展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1970年5月29日就被从家里强行抓到精神病院,准备对其进行强制治疗。主治医师利甫希茨认为若列斯·麦德维杰夫有二重人格,
    “他是个生物学家,可同时他又总是做许多和他的直接责任完全无关的事情。再说,他总是对某些事情感到不满,总想对某些事情进行斗争。”但由于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和文化界人士的强烈抗议,20天后若列士一麦德维杰夫被释放。
    驱逐出境乃是政府制裁持不同政见者的另一措施。70年代中期,尤其是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谈判期间,苏联开始迫使大量持不同政见者伴随着犹太人移民潮流亡西方。马克西莫夫、戈尔巴涅夫斯卡娅、阿马利里克、金兹伯格、西尼亚夫斯基、图尔钦、布科夫斯基、格里戈连科、若列士·麦德维杰夫等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都移居西方,以至于在西方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远远多于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对于一些不愿离开祖国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政府甚至不惜采取驱逐出境的办法,强行将其递解出国,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被赶出苏联的。
    1970年10月初,当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讯息公布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积极介入对索尔仁尼琴问题的处理,并准备在他出国领奖时将其驱逐出境。然而,索尔仁尼琴却决定不出国领奖,打乱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计划。
    1974年12月14日《真理报》和《讯息报》同时刊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和驱逐出境的命令”,随后,索尔仁尼琴被押解登上前往法兰克福的航班,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
    1956~1960年因政治原因被判罪的苏联公民共有4676人。1961~1965年被判罪的为i072人。1966年为48人,1967年为103人,1968年为129人,1969年为195人,1970年为204人。1976~1980年总共为347人。当然,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材料所公布的数字可能与实际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有很大的出入,因为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是按刑法一般条款审判的,而且,被判处送精神病院或驱逐出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远不都是经过法律手续的。此外,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是通过行政、党或别的渠道施加压制的形式处理的。但是,通过这一材料最起码能够说明70年代以后,政府尽量减少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公开审判,而采取其他各种方式了。
    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压力,几经沉浮,但一直没有中断,这说明它有深刻的社会基础,是苏联社会病态的自然产物,并不像苏联当局所说的那样是西方颠覆苏联社会主义的结果。
    (来源:阅读屋http://www.readhouse.net/articles/82651692/ 2016-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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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联合国人权专家对南非37名精神病患者因转院而死亡的事件深

    据报道,南非豪登省(Gauteng)卫生厅早些时候解除了与当地一家精神病院的合约。在对其中2300多名患有心理或智力残疾的病人进行转移安置过程中,由于计划存在严重缺陷,至少有37名需要不间断护理的病患不幸死亡。
    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的残疾人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阿吉拉尔(Catalina Devandas Aguilar)、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卡拉马德(Agnes Callamard)、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普拉斯(Dainius Pūras)以及适足生活水准权所含适足住房问题及在此方面不受歧视权问题的特别报告员法哈(Leilani Farha)12月2日发表联合声明,对此深表震惊,同时呼吁当局建立一个明确和可持续的“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政策和行动计划,以避免今后悲剧重演。
    四名联合国人权专家2日在共同声明中指出,南非豪登省卫生厅在与埃斯蒂梅尼(Esidimeni)医院解除合同后,计划将其中超过一半的精神病患者转移到省内其他多个非政府机构。然而,这些机构在能力和资源上存在严重不足,无法照顾需要高水平、专门和密集的不间断护理的患者。同时,相关行动在缺乏适当支持、而且没有与相关人员进行协商的情况下仓促执行,由此造成病患死亡的悲剧发生。
    声明称,在未经同意和充分支持的情况下,将残疾人转移到不适当的地点,可能会对其获得身心健康和福利、包括适足住房在内的适当生活水准的权利进一步造成严重侵犯,并使他们处于极端贫困、无家可归和丧失尊严的风险之中。声明就此提醒南非当局,国家有义务通过阻止和防止非国家行为者的侵权行为来保障残疾人的生命权。人权专家表示,尽管联合国鼓励为改善精神障碍者的生活而推进“去机构化”工作,但如果执行过程中缺乏以人权为基础的计划、充足的住房和财政资源以及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就可能导致和此次事件一样的致命后果。
    联合国人权专家对豪登省卫生厅截至目前所进行的“没有任何结论的调查”以及由此导致的医患僵局深表关切,敦促当局尽快提供相关司法和其他独立调查的结果,并就如何防止进一步的死伤和保护受影响者的权利而采取的措施进行明确解释。同时,声明呼吁南非尽快建立一个政策框架,以对“去机构化”进程进行指导,包括制定有时间表和基准的行动计划,明确将公共资金重新分配给社区服务的途径,并为残疾人提供适当的社区支助,例如住房援助、家庭支持以及短期暂替护理等。
    声明强调,《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明确规定,残疾人有权选择在何处、与何人一起生活,不被迫在特定的居住安排中生活。南非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必须尊重并遵守相关义务,为残疾人提供一系列社区支助服务,以防止其被社会孤立和隔绝。
    (来源:联合国新闻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27198  2016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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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川陈云飞案将于12月26日在成都开庭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6/12/24消息]民生观察日前从律师处获悉,著名民运人士陈云飞涉“寻衅滋事”一案,将于2016年12月26日上午10时30分,在成都市武侯区法院第三审判庭开庭。此案原本半年前开庭,但开庭当天,法院通知无理由延期。
     
    去年3月,陈云飞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寻衅滋事”为由刑事拘留,移送检察院时取消其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原定今年6月30日开庭审理,开庭当天早上,辩护律师刘正清和冉彤突然接到法院通知称,延迟开庭,时间待定。
     
    冉彤律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种开庭前无理由延期的情况十分罕见。据媒体报道,开庭当天有大量民众在法院门口声援陈云飞。另外,多个国家驻成都领事馆的人权官员要求旁听庭审。而陈云飞本人也向外界透露,他要在法庭上表演名为“打瞌睡”的行为艺术。
     
    现年49岁的陈云飞是四川人,九十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八九学运的参与者,著名民运人士,自称“驯兽师”,主张“快乐维权”“快乐民运”,长期帮助弱势群体维权,并以各种行为艺术批评当局,被誉为民运届的行为艺术家。
     
    他的行为艺术常常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发人深省。例如,2007年6月4日六四18周年当天,他在《成都晚报》上,成功刊登“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后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监视居住半年。他曾经营过一个农场,取名“陈氏劳改农场”,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写在招牌上,号码前7位写的很小,后四位则是大得夸张的8、9、6、4。
     
    2015年3月25日,陈云飞到四川新津县,为八九六四死难者肖杰、吴国峰扫墓时被警方带走,10天后才得知,他已经被刑事拘留。

  • 让我们免于恐惧——关于组建“709案庭审观察团”的声明

    自2015年7月9日始,中国维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突遭当局大规模抓捕,数十名律师和人权捍卫者被失踪,数百名律师和人权捍卫者被约谈、传唤、或短期限制人身自由,涉及省份多达23个,这就是震惊国内外的“709大抓捕”。
     
    “709大抓捕”是近几十年内出现的最严重的反法治、反人权事件,主要体现在:以律师为假想敌,将其作为主要打压对象、强迫失踪不通知家属、酷刑和虐待、株连家属、逼人认罪、媒体抹黑和审判、剥夺律师和当事人的辩护权、限制和恐吓辩护律师等等。这一打压模式至今仍然在持续,成都、苏州、深圳等地都遭到了类似的打压,社会恐惧蔓延,人人自危。前不久,维权律师江天勇因赴长沙探望709律师谢阳被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709大抓捕”迄今已近两年,李和平、谢阳、王全璋、谢燕益、李富春、吴淦等律师和人权捍卫者至今仍深陷牢狱。其中李和平和谢阳两位律师的案子已经被起诉到法院(2016的12月16日,谢阳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扰乱法庭秩序罪”被起诉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2月5日,李和平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起诉到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估计很快就将开庭。
     
    人人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有对安全、权利和尊严的渴求。如果大家都认同这一点,那就让我们一起加入李和平、谢阳等“709志士案庭审观察团”,在法庭内外、国内国外,共同见证709模式的非法和709志士的抗争和不屈。关注709案庭审,就是关注我们自身的安全、权利和自由。
     
    附件:李和平案、谢阳案情况介绍
     
    在这17个多月里,李和平律师先是被强迫失踪半年,律师家人四处寻找其下落而不得。这失踪的半年官方没有给家属任何的法律文书。在2016年1月8日之后,处于变相被剥夺辩护权利,其合法的辩护人不被官方认可。妻子因为起诉抹黑李和平律师的媒体,被公安部门撬门刑事传唤。被逼迁,但迁到新居又进不了家门;被限制出境,儿女护照都办不下来。女儿上学受阻碍,妻子被跟踪、被恐吓、被非法关押,辩护律师从未获得会见、阅卷权、通信权……
     
    在过去的17个多月里,谢阳律师备受酷刑折磨,只休息2小时的疲劳受审、伤腿被吊致肿胀严重、烟熏折磨、重病下遭殴打、被戴手铐、隐瞒艾滋病情犯人一起关押、被死刑犯殴打、被管教以抹布塞嘴里相威逼、被管教孤立以达到摧毁他意志的目的、会见前被管教殴打头部致伤……谢阳案中,办案机关长达16个月不许辩护律师会见与阅卷,律师蔺其磊一直不被承认辩护地位,妻儿被限制出境、被跟踪、被胁迫、被监听、被旅游,辩护律师被约谈、被警告、被限制出境,从未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第一次和第二次移送检察院检察官连续提审几十天而不让律师会见……
     
    ** 有意加入观察团的朋友,欢迎将姓名及地点发送至:+852-9240-7356 (whatsapp/telegram)或者709guanchatuan@gmail.com
     
    ** 观察团名单(国内/国外):
  • 王全璋妻子: 《国宝刘处长,向我发警告》

     
         今天下午四点多,石景山分局副支队长李谷到我家找我,说市局有关领导要找我谈话。我说没有必要,不见。李谷说谈谈你老公的事你不想听吗?
     
         我一听这句话,立刻动心了,答应见面。
     
          五点半,在我家楼下坐上李谷的车,开到了石景山八角游乐园旁边的提姆咖啡馆。
     
          在咖啡馆等了半个小时,我都等急了,要回家。这时,俩男一女进来了。
     
           一位国宝介绍,这是北京市局刘处长。刘处长说:看,我们多尊重你呀!还特意找了女警陪你。
     
           刘处长说:我们了解江天勇的事,你们熟不熟悉?交往多不多?
           我说:我以为你要说王全璋的事,你要是说江天勇,咱们就别说了。
     
          刘处长说:你是不是在外网上发表了起诉公安部的文章?
            我说:起诉公安部是我的权利,外网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刘处长说:你不懂法呀?
          我说:你还真说对了!我就是个家庭主妇,不懂法律。正好我请教刘处长,啥是颜色革命啊?
     
          刘处长不回答这个问题。他问我:谁给你写的起诉状?不要被人利用,不要炒作。
          我说:公安部微博抹黑我,给我和家人心理上造成了极大伤害,严重侵犯了我的合法权利,我是依法提起诉讼。如果公安机关认为我犯罪了,请立案调查。
     
          刘处长说:我告诉你 ,不要闹事、不要折腾!
          我说:我丈夫被非法抓捕17个月了,我就是做了一个正常人,一个妻子应该做的事情。我所做都是在法律框架内,是依法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你们认为一个妻子寻找丈夫的合法行为是闹事、是折腾,那我就折腾了!我往后还得努力折腾,王全璋一天没有无罪释放,我就一天都不会消停。
     
          刘处长停顿了一会儿,又问: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需要转达的?
          我说:虽然王全璋案件办案单位一直是违法办案,剥夺了所有的合法权利。但我还是希望办案单位能够回到法律轨道上来,无罪释放王全璋!
     
          刘处长说:我们还有下次谈话。
          我说:这种谈话没下次了,下次带传唤证来!
     
          7点,谈话结束,李谷送我回家,一路无语。
     
              709家属李文足
              2016年12月22日晚
  • 警方再次拒绝律师会见刘飞跃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6/12/23消息]湖南律师文东海12月20日申请会见刘飞跃,被湖北随州警方拒绝。此前,张科科律师要求会见也未能成功,并被迫退出代理。
     
    随州市公安局对文东海律师明确表示,刘飞跃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已经于11月18日被刑事拘留,目前羁押在随州市第一看守所。公安局拒绝了文律师的会见申请,但承诺会尽快安排。
     
    12月6日,湖北律师张科科也曾到随州公安局要求会见,同样没有如愿。此后,当地司法部门要求他不能再介入刘飞跃案,张律师不得不退出案件的代理。
     
    刘飞跃先生是著名人权捍卫者,1970年出生,湖北随州市人,多年来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转型。1998年,他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党湖北省筹委会,成为七名创始人之一。
     
    2006年创办民生观察工作室以来,刘飞跃不断遭到随州当局非法拘禁、殴打、威胁等不人道对待。2016年11月17日,刘飞跃被当地警方带走,直到11月24日,外界才从家属处得知,他已经被刑事拘留。至12月6日,张科科律师申请会见时,警方口头告知刘飞跃涉嫌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民生观察工作室于12月6日,发表《关于刘飞跃被秘密抓捕羁押的抗议声明》,要求当局停止迫害,立即无条件释放刘飞跃,并郑重重申,在负责人刘飞跃被非法羁押期间,民生观察工作室将继续坚持“关注民生,替民说话;依法维权,理性抗争”的宗旨,不会停止对人权的关注和报道。
     
    另外,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于今年11月30日发出紧急行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刘飞跃,“他仅仅是因为行使言论自由权而被拘留,同时确保刘飞跃在被拘留期间免受酷刑虐待,并允许他能够立即有效地接触他的家人、他所选择的律师,并且获得实质性的机会去质疑其拘留的合法性。”
     
     
    附:12月6日民生观察发表《关于刘飞跃被秘密抓捕羁押的抗议声明》,详情请见: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2/2016/1123/152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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