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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疫区居民出行要交钱

    【民生观察2020年3月21日消息】本网获悉,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全民齐心协力抗击疫情,然而有些地方的做法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诸如挖沟毁路、封堵湖北人家门、让湖北人高价隔离、返程缴费等违法手段不一而足。

    据悉,因为各地封城导致被滞留人员不计其数,近日随着各地疫情的好转,被滞留人员开始陆续返程复工,但是一些地方却以各种借口盘剥返程人员。

    3月19日,湖北孝感市朱先生一个三口因年前去河南探望亲戚被隔离了将近60天,期间身体良好。现在疫情得到了控制,然而当他们想回家时,却需要支付体检费用才能离开,只因他们来自湖北。当地副镇长表示,不是湖北的不用交钱,你们是湖北人,除非你付钱,否则你们拿不到健康证明,而拿不到健康证明就无法获取通行证。

    朱先生表示:“我们一家已经隔离50多天了,现在体温检查全部正常,这足以满足中央防控指挥部的要求,但是镇领导却要我们一家再去抽血检测,这与中央防疫政策不符。”朱先生不同意副镇长的说法。据朱先生一个从外地回孝感的老乡了解到,他们回孝感并不需要体检,也不需要支付额外的体检费用。

    事情传开以后,许多网民认为存在强制收费、巧立名目乱收费的嫌疑,因为办理健康证明是不用收费的,国家卫健委对此也有明确规定。疫情爆发后,全国深受影响,尤其是湖北人。虽然疫情首先是在湖北武汉爆发的,但不应以此来区别对待。这两个月以来全国人民都被病毒打乱了生活,更不应该带有色眼镜看待湖北人。我们应该隔离和消灭的是病毒,而不是人情味。近日,湖北确诊病例已首次出现0新增。当下全国各地都开始复工复产,各地采取的各种预防和控制措施应做出相应调整,为复工复产保驾护航,争取早日回归正常生活,而不是耍小聪明变相收费。

    无独有偶,近期,安徽一男子回到安徽后被要求前往定点酒店隔离,隔离点按照一天700元的标准向该男子收取9800元隔离费用。有防疫人员表示,不仅要收取隔离费,在此期间的各种体检费用也要收取,不交钱就不放人。除违规收取费用外,隔离点的条件也令当事男子表示“不敢想象”。该男子表示,宾馆内没有牙刷、毛巾等生活用品,也没有网络,洗手台上有未清理干净的头发和污迹,700元一天的收费完全是宰客。

    云南昆明官渡一社区下发通知,对湖北籍和重点疫区返回人员须至指定酒店集中隔离,费用自理。在操作中,防疫人员还要到隔离点对被隔离人员进行多次体检,包括抽血化验、呼吸系统检查等都要收取费用。被隔离人员即使隔离期满,身体正常,但不缴纳数额不菲的各种杂费就不被放行。

    在陕西靖边县,一对湖北男女在某酒店结束为期14天的隔离后,被告知要缴纳6000多元的食宿费,以及各种杂费才能放行,当事人认为价格过高,双方纠结多日,后事情曝光,当地政府才出面协商费用减半予以放行。

    还有,近日疫区居民出行被要求目的地开具接收证明,而各地防疫部门都不愿自找麻烦开具这种证明,为此有湖北居民不得不疏通关系,承诺给开证明人员好处费以换取通行证明。

    湖北网民“笑看红尘”反映:我是湖北黄冈的,问了这边的防疫人员,他们说出行要盖4个章和一个健康码:1、体检合格的章;2、本地社区的章;3、接收方防控指挥中心的章;4本地防控指挥中心的章;5、自我隔离14天的健康绿码。辖区嫌麻烦不愿出证明,就让你去县级医院体检,一等就是好多天,而接收方更是不愿担责不批准。有拿到证明的人告诉我说,不出钱根本就不可能开得到证明,哪个敢担这个责任,除非你能找到有熟人出钱特批,自己就是给熟人“好处”才拿到证明的。

    对此法律界人士吴律师表示,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已经发生甲类传染病病例的场所或者该场所内的特定区域的人员,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实施隔离措施;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对被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新冠肺炎是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和防控的乙类传染病,产生的相关隔离费用应由地方政府承担。”

    时事评论石先生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属于公共卫生事件,被隔离公民为防止疫情扩散做出了牺牲,属于被动牺牲权益一方,政府属于主动限制公民出行一方,政府要求公民牺牲时间和自由去隔离,期间的费用理应由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主动防疫不同于普通医疗服务,集中隔离是政府的强制行政行为,要求个人买单不合适,也没有法律依据支持,因此,防疫的费用理应由政府的公共财政来承担。

  • 火神山滞留工人集体抗议

    【民生观察2020年3月21日消息】本网获悉,湖北经过近两个月的封城防疫,“武汉肺炎”疫情已经好转,截至3月19日,武汉市已出现零新增,其他市县已连续10多天零新增,除武汉市外的其他市县已经开始复工复产。在形势好转之际,滞留在武汉市的“火神”“雷神山”医院的建设者们却被“过河拆桥”,遭当局冷落“抛弃”。他们在3月14日结束了隔离期,现如今他们既不能出城返乡,也不能在武汉谋生,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局。3月17日,377名工人在隔离点集体抗议,向政府提出了两点诉求:一是希望可以尽快返乡开工,或是明确能返乡的时间;二是继续发放隔离期以外的补贴,不能无限期的滞留在武汉而又没有收入。

    据武汉知情人士透露,2020年1月24日,武汉市火神山医院开工,1月26日,雷神山医院开工。为了响应国家应急的号召,大量工人不顾个人安危,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应召而来;为了完成“中国速度”,早日救治新冠病患,工人们不辞劳苦的加班加点抢工建设,终于在10余天后建成了两家应急医院。

    医院建成后,一些工人“卸甲归田”,他们有的返回老家接受隔离,有的服从安排留在了武汉市等待下一所医院的建设。在此过程中,“过河拆桥”式麻烦接踵而至。3月8日,湖北浠水县2名武汉火神山医院援建工作者返乡,被安排在当地一家宾馆集中隔离,镇政府按150元/天的标准收取了4200元集中隔离费。并且,由于两人是从疫情重灾区武汉返乡,浠水很多人都不让他们回家,说是回家后可能把病毒传播到家乡。最后,两人被要求在偏远的地方隔离,隔离期满后也不敢返回家中。

    建筑工人王先生反映,自己从武汉“火神山”返乡后,询问了湖北浠水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隔离要求,他们表示必须要自费隔离,收费标准本来是200元/天,经一番讨价还价后,变为150元/天。并且,隔离期结束后,还要视情况而定能否回家。王先生表示,当初应召去建设火神山医院,彼时我们被称为“英雄”受到褒扬,但是建设完成后我们就被人鄙视,甚至被一些地方政府和民众视为“瘟神”,处处为难,既要压榨我们的收入,还要抵制我们返乡。

    完工返乡后,按照防控举措隔离也是应该的,但是当地干部却非要让我们“远处隔离”、自费隔离,我们赚的钱都不够支付隔离费用的,而且隔离结束后还未必能返回家中,因为左邻右舍都把我们当作“武汉肺炎”的携带者看待,唯恐避之不及,太让人心寒了。

    与之对比的是:武汉江夏区乌龙泉街灵山村此前在安置雷神山医院建设者方面,做得就非常妥帖:有些建设者会被安置在酒店集中隔离,由医护人员定期检查;经专业检查没有感染症状者可根据个人意愿回家隔离;他们可以按300元/天的标准领取隔离补偿金;村委会还会安排专人给居家隔离的建设者家里送菜,并要求他们测量体温并上报。对比可以看出,差距不在于当地要花多少钱,而是让无症状的援建者居家隔离,这可是比强制在酒店集中隔离成本更低。主要差距,其实在于决策者的工作理念、工作方式,在于他们是否有“善待贡献者”的智慧与意识。

    3月17日,从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撤下来的377名工人,在武汉市洪山区的一座活动板房隔离点集体抗议,工人反映,他们最晚一批撤出的22名工人于2月28日开始隔离。到3月14日,所有377名工人都已经隔离满了14天。隔离期满,武汉当局既不让他们离开武汉市(封城未结束),也不给于经济补助,让他们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

    抗议过程中,工人们围住隔离点大门,不让工作人员进出,城建局、信访局的人也来了,但没能给出明确的结果,“只能再报到市政府,尽快出返乡方案,但是现在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离开武汉。”工人们向政府提出了两点诉求:一是希望可以尽快返乡开工,或是明确能返乡的时间;二是继续发放隔离期以外的补贴,不能无限期的滞留在武汉而又没有收入。

    抗议工人张师傅说,我们现在一天的住宿费加上伙食费、医药费,至少要花掉一两百元钱,他听说武汉对滞留人员有一天300的补助,工人们给市长热线打电话申请,对方告诉他要通过社区登记,他找到社区,社区说他并不属于滞留人员的范畴,“必须要封城前到武汉的才算滞留人员。”火神山工人现在想回家,工友已至少有9人确诊,疑似患者也不少,损失太大,而且滞留武汉无法工作,生计已经为继。

    有建设方领导指,工人们的不满情绪已经持续了好几天,甚至出现了有人负气损坏隔离点设施的现象。该领导称,已经给武汉政府各个部门沟通了,但现在还没有解决方案。目前,工人们最大的困难就是在隔离期满后没有收入,一些没有被集中隔离管理的工人选择在武汉寻找其他工作机会,武汉目前仍然在郊区建设方舱,但工人的需求量并不大,大部分人只能就无收入的等待。

    关于建设者的隔离问题,起初规定是无需在武汉市隔离,可以返乡隔离。但是到了2月13日,湖南援建武汉火神山医院的工人中有两人返乡后确诊新冠肺炎。随后,新的政策马上出台,所有撤离出两山的工人们,一律不准返乡,统一在武汉隔离观察。

    隔离期间,会给每个工人发放总额约5000元补贴,外地工人会增加几百块的返程交通补贴,直接打到工人提供的个人账户上,14天后,补贴停止。但是,3月14日,所有377名工人都已经隔离满了14天。隔离期满以后,武汉当局既不让他们离开武汉市(封城未结束),也不给于经济补助,让他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

    许多被困工友表示,在疫情突发之时,工人响应政府号召,召之即来,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部分工人甚至还感染了“武汉肺炎”。在疫情纾缓的今天,政府不能“过河拆桥”,不能陷入工人于进退两难之中,应给于被困城中的工人们续发补助,或者在体检健康的情况下予以放行,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了!

  • 湖北人出省遭歧视性隔离

    【民生观察2020年3月20日消息】本网获悉,“武汉肺炎”防控至今,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其他市县均已解封放行,众多被困人员纷纷返程复工,以期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工作。然而,当他们重返工作地时发现,各种针对湖北人的歧视政策层出不穷,强制隔离花样繁多,令他们苦不堪言。

    湖北萧先生反映:3月18日晚我刚到东莞虎门南栅社区,就被警务区贴封条封锁在家隔离14天。19日早上,我打电话咨询附近医院被告知可以自费核酸检测200元/人次,通过检测后医院会出具健康证明,凭健康证明就可以自由出行了,我随后打电话给警务区申请自费核酸检测,但警务区人员不耐烦的回绝了,说只要是湖北来的一律封门隔离14天。

    湖北施先生说:我18日下午到达广东南海市,防控人员说湖北籍人员要到酒店自费隔离14天。我稍稍想问一下工作人员“绿码有用吗?”,检查人员就说我不配合防疫,要带走拘留,吓的我赶紧认错,表示完全服从指挥,自愿隔离。这就是广东南海这边的现状,其他地方不知怎么样!

    抵达厦门的卫先生表示:厦门要求湖北人过去在指定的酒店隔离14天,一天200元,不包括早中晚餐,全部都要自费,租的房子也不让进,租金一分都不能少。湖北人已经在家隔离了2个月之久,基本可以认定安全了,每个出去打工的人都是为了养家糊口,谁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难道在厦门指定的酒店消费隔离14天,才能算健康的吗?能否体谅一下湖北人的处境!

    网民“陆北风”19日反映:我河南鹿邑的,年前回的湖北荆州洪湖,被困2个月,现在健康证明和绿码都开好了,准备回去。今天打电话回社区问,说还要河南那边开社区接收证明,回去还要集中定点隔离,费用自理,我和孩子三人一天费用就将近一千元,14天得一万多呢,无语呀!二个多月的隔离,回去再隔离,一年有多少天啊!这样还能活啊?

    “范玉田”说:我去贵州也是一样,哪怕持有健康码、健康证明都没用,只要是湖北人一律自费隔离,可怜湖北人。因为我是自驾车来的,现在被要求在铜仁大兴卡口等两天检测核酸,目前只能在车上呆两天等检测结果了,唉!谁受得了这百般刁难哦。

    “退休老余”说:网民一家被困湖北洪湖,今天打卡湖北“荆易行”通过了,打电话到上海那边,我们一家四口人,父亲80多了,小孩上海那边上学,14天费用4个人要22400元,想都不敢想,不知道国家出的政策是否考虑到打工者的困难!无语了!

    综合网民反映的情况如下:1、福建的是要求湖北人隔离,低风险城市的农村在家都隔离了50天还要隔离什么,学一下人家广州深圳取消隔离;2、江苏无锡3月17来了就隔离,我是湖北十堰的湖北证明一概不认,希望健康码互认;3、我是3月18号到西安,并且还是西安户口,就是因为过年回过湖北,小区还是需要隔离14天;4、珠海也是,对湖北低风险地区返工人员集中隔离,14天5000元自费;5、我们18日下午到河南许昌就被隔离了,要14天,从湖北十堰丹江口出发的。

    3月19日,湖北网民发起了《解除对湖北低风险地区返岗隔离的请愿书》,请愿书称:网民认为,提高对疫情的警惕是对的,但运动式甚至表演式的破坏道路、强制隔离、设置路障、“武装警戒”,只能说明,我们对病毒对疫情缺乏科学了解,内心恐慌,以致于盲目排外。

    一开始,被排斥的是“武汉人”,后来,被排斥的是“湖北人”,现在只要是外地人都要被排斥。如果有一天,许多国家因为新型肺炎开始排斥中国人,我们又该作何感想?如果,这次因为新型肺炎,被粗暴对待的是湖北人,下一次因为别的什么疫情,被粗暴对待的就可能是湖南人、广东人、河南人、山东人……这种情况下,无人能确保,自己一定有免于被歧视的机会。

    现在,湖北低风险地区居民目前是全国最安全的群体,因为他们已自我隔离快2个月了。湖北严格管控了两个月,有病毒的早就抓走隔离治疗去了,总不能还有人得了这病能扛过60天,就算扛过60天,你能躲过居委会挨家挨户的排查?所以说,现在全国最安全的群体,就是湖北低风险地区居民,请中央政府通令全国,解除对湖北低风险地区人员的错误隔离政策。

  • 卢思位突然遭解聘陈家鸿案代理

    【民生观察2020年3月20日消息】广西人权律师陈家鸿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最近出现新情况,一周前,由陈家鸿本人专门指定代理自己案件的四川卢思位律师收到法院电话通知,声称陈家鸿已将其解聘,同时收到法院邮寄的陈家鸿解聘决定书的复印本。由于事出突然,卢思位律师表示不日将前往广西核实情况。

    公开消息显示,陈家鸿在被捕前曾专门到四川,找到卢思位律师签署委托书,并表示万一自己有事(被捕)将委托卢律师为其作代理辩护。陈家鸿2019年4月末被捕至今已近十一个月,案件一直由卢思位律师跟进,陈被捕七个月后,辩护律师才得以获准会见,目前已有多次会见记录。

    3月12日,卢思位律师突然收到玉林市中院电话通知,对方指卢律师已遭当事人解聘,将不得再代理陈案,同时卢思位收到法院寄来的陈家鸿解聘决定书的复印本。卢思位表示,将尽快安排时间前往玉林市看守所会见当事人进行情况核实,暂时无法相信解聘是陈家鸿本人的真实意愿。

    据消息人士透露,玉林市当局曾派出相关部门人员与陈家鸿前妻约谈,其后安排陈前妻去到看守所与陈家鸿见面,意在劝喻陈配合,随后卢思位律师被解聘,并收到书面解聘材料的复印本。

    被捕近十一个月以来,陈家鸿案曾在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有一次退回补充侦查,其后再次被移送,检察院审查期间亦曾两次延长审限,案件的第二次审限将于5月上旬到期,若果顺利的话案件最快可能会在5-6月间开庭审理,不过暂时未有准确时间。

    卢思位律师表示,自己由陈家鸿专门委托代理此案,而多次的会见中并未听到陈家鸿提及(解聘一事),连半点解聘的意思都未有,事情突然的出现,怀疑陈可能受到严重压力,逼不得已之下作出决定。

    另外有分析人士认为,案件可能会在未来的两三个月左右开庭,如无意外当局此举是在逼迫陈解聘律师后,转而安排官方信任的律师参与辩护,顺利完成开庭,此手法在以往诸多政治迫害案件中屡见不鲜,当局处理手法早已轻车熟路。

  • “长沙富能案”家属就律师被解除作出声明

    【民生观察2020年3月19日消息】三日前,“长沙富能”案六名辩护律师突然收到办案单位通知称已被三名涉案当事人解除委托关系,并据称有仨当事人的书面材料以及视频证据。因事出突然且蹊跷,家属在提出质疑之余,更为担忧当事人在羁押之下的安全,由此发表声明,对解除事件作出表态。

    附家属声明原文:

    关于长沙富能案律师突然被集体解除的家属声明

    湖南长沙从事防艾滋病传染、残障人士权益保护工作的三义士程渊、刘大志、吴葛健雄自2019年7月22日被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刑事羁押,8月26日被长沙市人命检察院刑事逮捕。后经长沙国家安全局数次违法延长侦查期限,至2020年3月25日,为最近一次延长侦查期限即将到期。

    家属得知三义士被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刑事拘留的消息后,在第一时间,根据当事人本人的要求,为三人聘请了辩护律师,各辩护律师也在第一时间将办案的委托手续交给办案机关即长沙市国家安全局。

    但是,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内,假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律师会见当事人需经办案机关批准的规定,将会见“需要经办案机关批准”变成了“一律不允许会见”,而且非法剥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律师可以和自己当事人通信、电话的权利,致使三当事人的六位律师,在接受委托后,始终不能履行辩护职责。

    2020年3月16日,在长沙的各辩护律师突然接到长沙市司法局的约谈,声称三当事人已经解除与所有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的委托,另行委托律师。对此,我们全体家属深感惊诧!我们一致认为:三当事人所谓的解除家属所委托的律师,并不是三当事人自己的意思表示,而是办案机关肆意剥夺三当事人受辩护权的恶行。理由如下:

    1、三当事人的辩护律师,家属都是依据办案人员传达的当事人自己的要求或事前谈话明确的意思表达进行聘请的,在律师一直没有正式能够开展辩护工作之前,三当事人又突然一致解除原家属聘请的辩护律师,如果不是办案单位假传当事人的意思的话,显然是因为他们遭受到了某种巨大的威胁或者逼迫。

    2、所有的辩护律师完全没有机会开展辩护工作,连最基本的会见也从未能完成,三位当事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理由,来作出对辩护律师工作能力的判别,从而重新作出委托辩护律师的决定。

    3、纵然当事人认为需要解除原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也完全可以通过办案人员向当事人的家属传达,或直接向受委托的辩护律师传达,并出具当事人自己签署的解除委托说明,而非通过律师的律政主管部门即长沙市司法局以对辩护律师进行约谈甚至威胁的方式,要求原辩护律师不得再履行其与家属签订的辩护合同中所约定的义务。

    4、三位当事人在湖南省国家安全局看守所,是分别单独羁押的,完全不可能有机会会面,更无可能会一起商谈约定。但是,他们三人却都不约而同地在同一个时间解除自己要求家属所委托的辩护律师,这显然是三人在同一个时间段里都受到了同样的威胁和逼迫。

    鉴于以上理由,我们声明如下:

    1、我们绝不接受任何官方指派的辩护律师,即使当事人自己真的意愿需要变更辩护律师,也必须由我们家属自己来委托,而不需要任何官方的指派。

    2、我们也绝不接受任何所谓的法律援助律师,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并非无法支付辩护律师的律师费,根本不需要任何官方的“法律援助”。

    3、任何非经我们家属认可,只是根据官方的指派而参与三人案件辩护的任何律师,即使持有所谓三当事人自己签署的“委托书”,我们也只视为该委托是在被严重威胁和逼迫情形下签署的,而非当事人自己的意思表示。

    4、鉴于此,任何未经与家属沟通而秘密参与此案辩护的律师,我们全体家属将不惜以一切手段,暴露他们丑陋的恶行并使他们得到应有的惩处!

    特此声明!

    另外,当事人程渊辩护人之一的北京人权律师张磊律师继续向办案单位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发出要求会见函,同时指出,程渊等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为乙肝、艾滋病以及残障等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公益服务,以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而一群为弱者争取人权的公益人士怎么会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国家敌人”,希望可以获准律师会见当事人,将有助于消除一定的误解。

    附张磊律师的申请会见函原文:

    请安排律师会见程渊的函

    湖南省长沙市国家安全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设置的是“会见许可”程序,并非对侦查机关可以“一律不许可会见”的授权。因此,在程渊已经被羁押近六个月的情况下,相关证据应当已经固定,律师会见显然已经不可能影响侦查的进行。

    另据辩护律师了解,程渊多年以来一直在致力于乙肝、艾滋、残障等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等公益工作,其所涉案件也与此相关,其被羁押,亦系其从事前述公益工作所招致。辩护律师认为侦查机关一定是有人搞错了,一个从事保障弱势群体权益、为弱者争取人权的公益人士,怎么可能会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国家敌人”呢?许可辩护律师与程渊会见,将有助于消除这一错误或者误解。

    特此函,请依法予以安排。

    程渊的辩护律师:张磊
    二O二O年一月七日

  • 广西范汝珍自教子女案开庭

    【民生观察2020年3月19日消息】本网获悉,广西北海基督徒范汝珍女士,因不送孩子上公立学校接受无神论教育,后被北海市银滩镇政府起诉。2020年3月16日上午08:35,该案在北海市法院开庭,11:00庭审结束,法庭没有当庭宣判,但询问了双方是否愿意调解。

    范汝珍的律师郭海波介绍,范汝珍1981年出生北海市银海区咸田村,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她在2006年和2010年分别生下两名孩子。数年前,范汝珍认为自己的两名孩子不适合接受单单注重成绩的无神论教育,就开始在家为自己孩子进行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包括有多名基督徒担任教师。

    2019年9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银海区银滩镇政府向北海市银海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案情涉及到家长对子女监护权的纠纷。当局要求范汝珍将自己的孩子送入公立学校,接受官方教育。

    原告北海市银海区银滩镇政府认为,孩子有接受9年义务教育的“义务”。范汝珍作为法定监护人,没有履行义务,还以各种理由,放任本应接受义务教育的子女辍学,违反了法律规定。原告要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送孩子入学,以接受义务教育。

    被告范汝珍则辩称,自己已提供给孩子不低于国家最低标准的教育,且自己有在信仰下教育孩子的权利,这也在家长的监护权之内,而原告方只有教育孩子的义务没有权利。范汝珍称,孩子在家受教育:“同样受到完备的规范制度和优秀的师资、使孩子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得到良好的培养教育。”。

    2020年3月16日上午08:35分,该案在北海市法院开庭审理,郭海波律师为范汝珍做了辩护。郭海波律师称:今天的开庭,双方举证和质证较为简略。此次开庭重点在四位证人(学堂老师)的出庭作证,他们作了荣耀有力的见证,他们呈明了基督教教育是无条件无差别的爱的、全人教育,有做好在家教育的能力。

    他们注重培育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人格、自学和搜集资源能力、独立思考和表达能力、平等有爱的人际关系、处理人生困难的能力。并且因材施教,尊重和发展孩子的兴趣,学以致用。

    他们相信孩子今后不存在生存能力问题,不仅有一技之长,并且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会更富于创新,孩子们的诚信、正直、良善、勇敢、奉献、热爱生命和生活等建立于基督教信仰的人格品质,也会受到社会的认可。

    另外的重点是在辩论阶段,在法律法理上、在家教育的优越性和可行性上,与原告代理人有交锋,我和邓庆高律师发表了充分意见,陪审员频频点头。

    政府作为国家公权力的代表,对公民起诉,是对现行民事诉讼制度的破坏,也是无视《义务教育法》、《民法总则》、《宪法》、及中央政府签署生效的国际性公约赋予家长选择更优教育的自由,都是超越权力边界的违法行为。

    这些法律保护父母有正当理由不进公立学校的自由。原告作为政府对在家教育的公民起诉,必然经不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因为他无视、违背了孩子们基于良心自由和意志自由的选择,若恶意、强制地违反人性灌输无神论教育,必然严重影响孩子身心健康发展。

    疫情期间全国的孩子都在家教育,网络教育资源相当丰富,这也证实在家教育是可行的。何况已经有许多国人让孩子在家教育,或者读国际学校,或者出国读书,政府却没有干涉他们选择更优质的教育。

    我们认为,孩子是父母的孩子,教育权首先是父母的。父母要对孩子的身心健康、灵魂向上帝负责,也是对自己孩子负责。

    我相信,这样一位单亲母亲,这样一群不畏艰难,不被威逼利诱,坚持给孩子基督教教育,这种坚持做对的、善的、符合神心意的事情的精神,在这个时代是稀缺的,是珍贵的。我相信在全国各地也有很多这样的父母。

    我相信在信仰教育里成长的新一代孩子,有上帝恩典的保守和赐福,会吸收从上帝而来的智慧,行事为人,更有利于影响这个社会走向文明,而非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互害、恃强凌弱、没有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

    最后法庭询问是否调解,原告代理人说有待与政府商量。郭海波律师表示,祈求上帝赐原告谨守的心,不超越权力和法理法律的边界,撤回起诉!祈求上帝赐公正、勇敢的心给合议庭,作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判决!

    据了解,1998年10月5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在联合国总部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第18条第4款承认父母的教育主权。"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父母和法定监护人保证他们的孩子能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

    2001年,中国政府批准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3条也规定,“尊重父母和法定监护人的下列自由:为他们的孩子选择非公立的但系符合于国家所可能规定或批准的最低教育标准的学校,并保证他们的孩子能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

    在通常情况下,父母是最在乎子女利益的人。从儿童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说,相较于其他人,父母的决策往往最符合孩子的利益。只要家长有能力选择,即应有权利替孩子做出选择。

    在中国大陆,之所以有家长选择在家上学,主要是对学校教育不满、“不认同学校的教育理念”是首要原因;“不认同学校的教学方式”紧随其后。此外,一部分有着宗教教育需求的家庭(大多基督教或天主教),也青睐在家上学,因为中共公办学校是无神论教育,而宪法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无法落实,所以部分基督徒就选择不上公办学校,自行在家教育。



  • 黄琦母亲肺癌病重留口气看儿子一眼

    【民生观察2020年3月18日消息】去年7月“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被中共当局一审以“泄露国家秘密罪”重判12年,其八十多岁的母亲蒲文清坚持为儿奔走呼吁及申诉控告,长期遭到当地维稳部门打压软禁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近日,网友椿树与蒲文清老人通话后了解了老人近况。

    椿树:17日下午17:20,黄琦87岁的老母亲给我打电话通报她的近况。我连续接了三次都听不到声音。我拨打回去两次都听不到声音,第三次拨打终于听到声音了!

    老人家说她刚去温江华西医院看病回来,因为华西医科大病人太多,排队很久。所以,值守她的人只得送她去华西温江分院。

    老人家说她饮食困难,吃不下东西,蔬菜都要切得很碎,才能勉强咽下。今天检查下来,她肺癌上又多长了一些小肿瘤,医生说需要从背部穿刺切肺片检查。但医生告诉她做手术需要全麻醉,她年纪太大,血压又高,还有糖尿病等多种疾病,要家人签字,否则医生不敢做。如果家人签字了,医院就不需要负一丁点责任了!

    老人家问我,但我不是学医的啊!老人家说她不想做手术,万一过去了就见不到儿子了。她想就这么拖着等着,留着一口气,等疫情过去后,得到批准后,她能去监狱看儿子一眼……

    我听着听着泪水模糊了双眼……不知道说什么安慰她。我问她生活上还有哪些困难?她说,值守她的人有补助,她没有。原先她跟他们一起吃饭,后来她吃不下了,就在家里熬粥喝。我说想去看看她,她说楼上的看守撤了,楼下的看守还在,不知道他们允许不?

    黄琦于1963年出生于四川,毕业于四川大学无线电子系。1998年成立了“天网寻人事务所”,1999年设立“六四天网”网站。

    2000年6月3日即六四事件十一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黄琦被警察逮捕。在被捕近三年后,2003年5月9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黄琦有期徒刑5年。2005年6月4日,黄琦刑满获释。

    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后,黄琦积极参与救灾活动,同时为地震中死亡学生的家长提供帮助,而且在网上撰文揭露“豆腐渣”工程。6月10日晚,黄琦和天网人权事务中心两名工作人员吃饭时被几名身份不明的人强行塞进一辆汽车带走。7月,黄琦被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正式起诉。2009年11月23日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对黄琦案进行了宣判,法院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罪”,判处黄琦有期徒刑三年。2011年6月10日黄琦刑满出狱,再次投身中国人权事业。

    2016年11月28日,黄琦在家中被警方带走。12月16日黄琦母亲得到官方通知称黄琦因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而被正式逮捕,一直在被羁押两年多后,于2019年1月14日秘密开庭审理。2019年7月29日上午,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黄琦被以“泄露国家秘密罪”重判十二年,当事人不服提出上诉,当局在不通知家属及律师的情况下秘密宣判二审维持原判,并迅速在2019年的平安夜将黄琦转押巴中监狱服刑。

    黄琦被捕后三年间曾持续传出健康堪忧,其中肾衰竭病况严重,并有不断恶化的迹象。虽黄琦本人及家属一直不断申请救治及保外就医,但当局始终没有理会。

    在黄琦被羁押期间,其八十多岁的母亲蒲文清坚持为儿奔走呼吁及控告申诉,长时间被当地维稳部门打压软禁以及限制出行,曾多次被维稳人员推跌受伤,经常被辱骂恐吓。

  • 任性防疫 钢丝绳绞死农妇

    【民生观察2020年3月17日消息】3月12日,河北衡水市景县53岁农妇王志云不幸身亡,她倒在了村口防疫卡点的钢丝绳下。

    王志云是河北省衡水市景县龙华镇岳王庄村的一位农民,家里种着十多亩地。3月12日早上,她骑着电动三轮车先到龙华镇集市上卖菜,后又到隔壁青兰乡集市上卖。上午11时30分许,在离家三四里的青兰乡孙德厢村村口,横在路口的一根钢丝绳将她绊倒,并导致其被钢丝绳当场绞死。

    死者家属质疑村庄违法私设路障、无人值班,重大安全隐患不及时撤除。村支书称,1月26日接到上级通知后封村、设置卡点,“目前还未接到解除封闭式管理的通知”。

    3月15日,该村领导向死者家属表示愿意赔偿10余万元“私了”,但是家属表示,这不仅是钱的问题,这要追究违法设置路障的组织及个人,以警示各级组织要依法行政,科学防疫。

    村支书说,村委会在1月26日接到上级通知后封村、设置卡点没有明文规定用什么封村,也没有规定不能用钢丝绳。“国家并没有明文规定用什么封村,也没有规定不能用钢丝绳”。正月初二,村里接到上级要求防控疫情的通知后,他们便开始封村闭户,并设置了防控卡点,“钢丝绳一头拴在树上,另一头用锁锁住,离地一米多高,钢丝绳上系了一块绸子和一件毛衣,并挂了一块写着‘禁止外来人员入村’的警示牌”。

    “事发当时我们村值班人员骑着自行车巡查村里时,看到她(王志云)骑着三轮车过来,就朝她挥手让她停下,不知道没看见还是怎么的,她直接开过来了,紧接着就出事了”,事发后值班人员通知了自己和村主任,到现场发现王志云倒在了驾驶座上,于是赶紧拨打了110和120,“医护人员把人从驾驶座上抬下来一看,人已经没了”。

    事后,家属咨询了法律人士得知,随意任性或不规范设置路障,引发严重交通事故的,可能会触犯交通肇事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摆摊设点、堆放物品、倾倒垃圾、设置障碍、挖沟引水、利用公路边沟排放污物或者进行其他损坏、污染公路和影响公路畅通的活动。”该案中,村委会设置路障虽然是为了本村防疫,但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的行为,村委会作为本村公路的所有人及管理人,对其违法行为导致他人死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村委会有过错,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常人都能判断出,这种钢丝绳路障,极有可能给她人造成重大人身安全隐患。作为人流通行的唯一路口,这样的卡点设置是存在明显安全隐患的。无论是系的绸子毛衣,还是挂的警示牌,都不能完全消除钢丝绳所带来的安全隐患。领导在设置路障时首先就要想到路人的人身安全,而村委会里的那么多人都简单行事,不顾他人的安全,任性的采用这种方式设置路障。

    任意置路障还可能构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主要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1条,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第104条,未经批准,擅自挖掘道路、占用道路施工或从事其他影响道路交通安全活动的,……致使通行的人员、车辆及其他财产遭受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法律人士“木林”表示,在这场全民参与、全民齐动的防控保卫战中,各级各类的村委会、居委会等群众自治性组织,在防控蔓延上,为阻止外部人员进入本村本社区,阻止内部人员频繁外出流动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

    但是防疫首先要依法行政,依法防疫。任性防疫,“过度防疫”,本质上是对个体正当权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侵犯,与“以人民为中心”的追求相背离。非法防疫,只会是适得其反,破坏法治将人人都得不到安全。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还要看到,有些地方的做法并不科学,或者说是不完全恰当,甚至于是涉嫌违法犯罪。

    比如,在采取挖断道路、扯绳拦路、堆放石头或泥土拦路、设置其他非制式路障等时,因为没有交通安全管理部门的实地指导,没有提前设置规范明显的警示标志,没有给过往的车辆行人提供足够的预警时间和距离,没有设置分流或绕行措施,有容易引发重大交通事故的安全隐患。

    自疫情发生以来,各地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防疫措施。在一些农村地区,诸如此次涉事村庄设钢丝绳卡点、挖沟毁路等过度“拦路”手段不一而足。而今这起“防疫卡点致人死亡”事件,又将其合理性问题带到了公众面前。

    乍看起来,悲剧起因似乎是防疫卡点用错了阻拦物。该村支书表示:“国家并没有明文规定用什么封村,也没有规定不能用钢丝绳”,但即便封村手段没有明确规定,也该避免用拉钢丝绳这类危险系数较高的办法——若有人视力不好,开三轮车直接冲过去,后果不堪设想。相形之下,很多村庄用醒目的红色条幅,明显更为安全。

    涉事防疫卡点设置随意与混乱,只是乱象之一斑。在一些农村地区,由于缺乏统一安排,自主随意采取过度防疫手段的现象并非个例,在部分地区,防疫卡点导致的村民间摩擦与冲突不时爆出。

    不可否认,在疫情防控初期,考虑到村民走家串户习惯带来的疫情扩散风险,那些“广播喊话”之类的防疫“土办法”,的确在基层防疫中发挥过明显的作用。但这次事件也警醒各地,是时候审视一下一些农村地区防护手段的“混乱”与“随意”了。尤其是,对于违反“一断三不断”原则、存在明显安全隐患的防疫“土办法”,也是时候进行清理了。

    疫情防控,是基层的治理能力的试金石。此次“防疫卡点致人死亡”的事件,也检验出一些过度防控手段的危害。对此,其他地方也应该对镜自照,对一些不必要的手段迅速清理和纠偏。疫情防控的确需要慎终如始、不能松劲,但也要拿捏好分寸、注意好细节,不能人为制造安全隐患,这也该是基层治理的一条底线。

    目前,农妇王志云的家属正在联系律师,准备依法追究任性防疫的村委会及领导个人,依法维护村民的生命安全及财产权益。

  • “长沙富能案”六律师遭集体解除委托

    【民生观察2020年3月17日消息】由湖南省长沙市国家安全局经办的NGO“长沙富能”公益法律机构“长沙公益仨”案发生已近八个月,截至目前为止案件已经三次延长侦查期限,而此次期限为3月26日,至今不足十日,但案件突然传出惊人消息,三名当事人的六位辩护律师均被解除,而官方提供的理由是解除辩护律师的要求来自三名当事本人。

    据了解,日前,“长沙公益仨”案六名辩护律师同时收到当局口头通知,表示已因应当事本人的要求,各自解除与辩护律师的委托关系,不过当事众律师并未见到相关书面材料。

    而六位辩护律师之一的浙江吴有水律师系三当事人之一吴葛剑雄的亲生父亲,自小吴因涉案被捕以来自然成为辩护人,此次被自己儿子“解除委托”感到始料不及,表示担心仨当事人羁押下的状况。

    “公益仨”三名当事人程渊、刘永泽和吴葛剑雄于2019年7月22日分别在深圳及长沙两地被长沙国安抓捕,被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并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羁押地点为位于长沙开福区的湖南省国家安全厅看守所。不过三人被捕至今近八个月,尚未被获准会见律师,虽辩护律师们不间断进行交涉和申请,但始终被长沙国安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

    此次案件的六名辩护律师被集体解除一事引致外界一片哗然,特别是案件第三次延长侦查期限将至之际,解除一事令人费解。据称此次解除由多个部门包括司法局、国安局以及律所分别通知六位当事律师,声称由三名当事人主动要求解除,并接受由当局安排的律师进行代理,且提到当事人之一的程渊为此次解除录制有相关视频,但当局未向当事律师播放上述视频。

    作为涉案人家属及辩护律师之一的吴有水律师认为,集体解除一事并不寻常,自己作为当事人的父亲为儿子辩护天经地义,儿子亦不可能不信任父亲转而却去信任由当局安排的陌生律师,无法理解之下令人担心三名当事人在羁押下的状况。

    而当事人之一程渊的妻子施明磊女士则随即对此次表态,声明程家人绝对不会解除为程渊所聘请的辩护人张群林及张磊两位律师。

    网友刘先生认为,三名当事人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又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这种情况下被酷刑已经毋庸置疑,而一个人在失去自由之下有被任意逼迫的可能,区区的律师解除小事不足为奇。以往也出现过多起同样的案例,当事人在羁押期间被逼迫做出包括解除律师、电视认罪等的决定,甚至包括最近发生的原已为瑞典国籍的香港书商桂民海在羁押期间“申请恢复中国国籍”的离奇事件。

  • 疫区解封居民受办证刁难

    【民生观察2020年3月17日消息】本网获悉,近日随着湖北疫情趋缓,除武汉市外的湖北各地市普遍开始复工复产,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也发布通告称,全省将以县域为单位,“划分低、中、高风险区,实施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企业分类分时有条件复工复产”。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制定的出行规则前后矛盾、阻扰层层,给湖北籍出行人员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于损失。如:政府出台的一项规定要求,出行人员除需持有健康码,还需要所在地防疫部门出具准行证明,并且还要目的地防疫部门出具接收证明。由于各地政府部门都害怕担责,也不想多事,常常一推了之,让解封的疫区居民备受困扰。

    据湖北网民“李建华”反映:我在湖北的健康码已经是绿码了,在居住地已经办理了离鄂通行证,现在关键是要温州那边社区或者村委会开接收证明,而那边却一再拒绝。问了一下那边非鄂籍工友,他们说工厂和社区都怕出具接收证明,怕出现一名输入性疫情感染者,出证明的领导都要被问责处理,所以他们大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一推了之,接收地领导才不会管你会不会失业、你的企业会不会倒闭,他们只管保住他们的乌纱帽和奖金。

    湖北十堰务工者肖本新说:难办的是接收的社区不给开接收证明,形成了谁接收谁负责的梗阻,接收社区怕担责就不给开证明,而没有接收证明湖北防疫就不放行。我就纳闷了,我已经居家隔离两个多月了,这还不能证明我健康吗?最近一些湖北同胞去了浙江,被当地收费隔离,当地官媒一片叫好,这种叫好的机构能否舍身处地换位思考一下?你们良心何在?就会风凉话,如果滞留湖北的人是你,或是你亲友,你还会在这瞎叫唤?再说人家能上高速,必定也获得了当地有关部门的许可,身体检查是健康的。毕竟滞留湖北都快两个多月,难不难各位你们自己可以想像。请善待湖北人,毕竟付出最大的是千千万万无辜的湖北同胞,请不要一边喊湖北加油,一边把湖北人拒之城外,我们隔离的是病毒,不是隔离人,请保持基本的善良!

    湖北网民“笑看红尘”反映:我是湖北黄冈的,问了这边的防疫人员,他们说出行要盖4个章和一个健康码:1、体检合格的章;2、本地社区的章;3、接收方防控指挥中心的章;4本地防控指挥中心的章;5、自我隔离14天的健康绿码。辖区嫌麻烦不愿出证明,就让你去县级医院体检,一等就是好多天,而接收方更是不愿担责不批准。有咨询出来的人告诉我说,根本就不可能开得到接收证明,哪个敢担这个责任,除非你能找到有关系人的特批。

    滞留湖北人员“一人曲”反映,我是湖北的女婿,困在湖北十堰一个多月了,想走也走不了。昨天我去村委问了,他们是这样说的,要医院体检证明,然后再去政府拿证明,而且还要老家开个接收证明。我叫家里面人去我老家开证明,但是别人不敢开,怕出事了担责,就算湖北这边开了放行证也走不了,你说气不气人。

    更有甚者,即便近期没有回过湖北,只要身份证是湖北籍都受会困。3月2日,一位常住昆山的网友凭着“苏城码”绿码到达昆山准备返岗,却因为湖北籍身份,连小区门也没能进去;一位家住河北燕郊、在京工作的湖北籍网友,复工路被一刀截断:“本人半年以上未回湖北,也未离京,只因家住燕郊,上班就要受阻”;一名在郑州务工的湖北籍朋友反映,自己三年多没回过老家,今年携妻儿去三门峡过年,不料妻子单位复工在即,却硬生生被拦在市外;

    湖北籍网民“尚大禹”反映:我在上海,春节前后没回过湖北老家,单身没回老家也不行啊!疫情一发生,店里生意不好了,就把我这个湖北的辞退了,从2月一号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工作,我的工作群招人多的很,我一联系,听我说是湖北的,连连摆手不要。房东也打电话问我回老家了没?很多社区和企业,只要是湖北的来到上海,房子租不到,找工作没人要,旅馆不住湖北的人,那真是要流浪街头哦!

    网民曾贤冯说:我是贵州的,被困湖北四十多天了,真想出去,但是家人却高速我,回老家要集中自费隔离14天,一天最低要300元,而我打工的地方现在也不接收,真的想死的心都有了!

    除了出行受阻,身在外地的湖北人也备受歧视。3月15日,湖北“一叶浮萍”反映,我来深圳一个多月了,昨天去电信营业厅办卡登记,他们一看我是湖北身份证,那歧视的态度一眼就让人难受,最后他们说湖北是暂不予办理。我临走时,那女店员跟男的店员说了一句,“你不怕死,你就给他办理啥!”;3月17日,桂林永福服务区设“湖北籍厕位”,湖北司乘人员如厕都需要隔开绕行,服务区购物也不许入室购买。多名司乘人员与服务区领导交涉,但是领导却视湖北人为病毒携带者,虽然湖北司乘人出具了健康证明,服务区仍不肯一视同仁的接待湖北籍人员。

    对解封地区的居民困扰问题,时评人李女士认为:如今,全国各地正结合疫情防控形势,加紧复工复产,将受到疫情影响的损失尽快夺回,不让“短痛”成“长痛”。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也发布通告称,全省将以县域为单位,“划分低、中、高风险区,实施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企业分类分时有条件复工复产”。

    湖北是这次疫情防控的前线,因封城、封村、封路,经济遭受了不小的创伤。现在,随着复工复产的到来,湖北籍朋友们需要的不是特权,也不是特殊关照,而是平视——湖北胜则全国胜是战疫共识,现阶段如何保障湖北籍人员复工通道畅通,更应成为政府关注和关心的重点。

    一个理性的地方政府,不应将“湖北籍”与病毒绑在一起。理性科学的做法是,有没有病毒,科学检测说了算;能不能复工,精准防控才能定调。如果地方政府还是用懒办法、一刀切去设“专坑”之类的荒谬政策,不仅会让“英雄的人民”寒心,更免不了要减损全盘复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延搁许多人养家糊口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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